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主义”成为一股颇具声势的学术研究思潮，取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占据了历史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叙事主义”的理论热潮逐渐消退，现已不再是学界争相讨论的焦点问题，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探寻新的研究议题。乔尼-马蒂·库卡宁明确提出历史哲学应走出“叙事主义”的研究路径，迈向一个再度创新的阶段，即“后叙事主义”阶段。“后叙事主义”的“后”，并不表示对“叙事主义”的全然摒弃，它对“叙事主义”的某些理念有所继承，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建立和阐发新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叙事主义；后叙事主义；历史书写；评判标准
一般来说，在20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大体可归之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其探究对象是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致力于探求其中的模式、规律和意义。20世纪后，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路径逐渐从思辨的走向批判的、分析的，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历史进程本身，而是历史认识的特性。“批判的历史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流派热衷探究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其探讨着重在历史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出现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主要工作是运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手段，对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等问题进行探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向史学理论领域的渗透，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再度发生转向，从此前的批判的、分析的时代步入到“后现代主义”亦或说“叙事主义”阶段。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1983年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叙事的逻辑》的出版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出现和兴起的标志，该流派将研究重点指向史家的历史叙事行为，着重分析历史文本与话语。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自出现以来，一度成为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经过几十年的集中研究和热烈争论，其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审视，似乎再难以取得突破性的理论进展。加之“叙事主义”自身所存在的诸多理论缺陷，学者们开始试图走出这一研究路数，转而思索新的问题。从21世纪初开始，安克斯密特这一叙事主义的领军人物便不再将关注重点放在“叙事”“语言”等议题上，而是精心构筑一套“历史经验”理论，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和埃尔克·鲁尼亚则提出“在场”（presence）这一范畴。其理论诉求都是试图逃离“叙事主义”设下的“语言的牢笼”，去触碰历史实在。不过，即便以“历史经验”“在场”为核心范畴的史学理论新思路，也还是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其本质是在反省“叙事主义”的基础之上，尝试探寻新的研究主题。随着学界对“叙事主义”反思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尝试开辟新领域的愿望也愈发强烈。更有学者明确提出历史哲学研究应走出“叙事主义”路径，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即“后叙事主义”阶段。
2015年，芬兰奥卢大学哲学系教授、历史哲学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乔尼-马蒂·库卡宁出版《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一书，提出一套旨在超越“叙事主义”研究路数的全新理论，即“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同年，他又与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佐尔坦·西蒙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组织了题为“叙事主义之后”（After Narrativism）的一组笔谈专栏，对“后叙事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本文以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一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之以他在“叙事主义之后”笔谈中提出的相关见解，来探究其“后叙事主义”理论，希望借此追踪当前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
一、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到“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
“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其前半部分“后叙事主义”，由其名便可推知它与“叙事主义”密切相关，然而，对其后半部分“史学哲学”的理解，则要从“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说起。“历史哲学”，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来讲，其含义相对复杂。首先，单就“历史”一词而言，它就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它指的是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和描写，即历史知识。据此，“历史哲学”大体也可划分为两类，一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考察，试图从历史事件背后寻找历史演进的模式、规律及意义，其研究范畴属于历史的本体论层面；另一种则是对历史知识问题的探究，其研究范畴属于历史的认识论层面。威廉·沃尔什将这两种类型的历史哲学分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阿瑟·丹托称之为“实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沃尔什和丹托的划分方式为学界普遍认可和采用。但近几年，艾维泽·塔克尔主张采用一种更为清晰和直观的称呼方式，将两者分别称为“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和“史学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塔克尔认为，从“思辨的”和“分析的”这一哲学探究方式的角度来划分历史哲学流派的做法不甚妥当，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历史探究所采用的哲学方法众多，不是诸如“思辨的”“分析的”这类笼统的称谓所能简单概括的。塔克尔主张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划分历史哲学流派，他采用“历史”（history）与“史学”（historiography）两个术语，对研究对象作出明确的概念区分，前者指代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后者指代对这些事件的书写，据此，“历史哲学”与“史学哲学”也区分开来。
提出“史学哲学”这一术语，用以区别于“历史哲学”，是塔克尔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库卡宁则是首位践行这种划分方式的学者，他的《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明确采用“史学哲学”这一称谓，专门探讨“史学哲学”层面的问题，即有关历史书写的哲学问题。库卡宁表示，历史哲学领域对其探究的对象作出区分（“历史”与“史学”之分）是十分必要的，而对其探究方式的区分（诸如“思辨的”与“分析的”之分），相较而言则显得没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历史”还是“史学”，“思辨的”和“分析的”哲学探究方法皆可被采用。而且，“思辨的”与“分析的”二者之间的界定标准比较模糊，易受主观价值的影响。此外，库卡宁认为就其本人所探讨的“叙事主义”“后叙事主义”的相关议题而言，就不适合采用传统“思辨的”或“分析的”的划分方式，相较而言，“史学哲学”这一术语更为精准妥当，因为这两种流派所探讨的正是历史书写的相关问题。
对历史书写的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关注，是“叙事主义”在文本认识与分析方面的主调。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出版《元史学》一书，开启了对史家历史叙事行为的研究。怀特主要从情节建构、论证模式、修辞手法、意识形态等层面对19世纪若干历史学和历史哲学文本进行考察，指明了历史文本的本质无非是一种“言辞结构”、一种“文学制品”。由此，怀特揭示出历史叙事话语的“诗性”本质，史家在凭借史料书写历史时，会不可避免地采用与文学写作相通的手法，并将想象、创造等因素融入其中。也就是说，史家讲述的故事，虽然有从史料中“发现”的成分，但也存在着史家“发明”的成分，正是这些成分将史料编排为有机的整体。正如怀特所说：“叙事性描述并非仅仅包含事实陈述［单称存在命题（singular existential proposition）］和论证；还包含着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将舍此便不过是一张事实清单的东西变成了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克斯密特是历史叙事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的著作《叙事的逻辑》试图通过对叙事形式的探究来考察历史书写的本质。安克斯密特认为，过去是没有定型的混沌一片，正是叙事才赋予其结构和意义。他将历史叙事的本质称为“叙事实体”，借以区别于历史实在。例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概念作为“叙事实体”，并不“指涉”过去的某个部分，因为过去并不存在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实在，它们是史家为叙述历史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总括性概念”，这类概念可将分散的史料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在一个标签之下，从而使过去得到合理性说明，为人所理解。同怀特一样，安克斯密特的“叙事实体”概念，也强调历史叙事的“诗性”特质。他说：“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隐喻性的观点”，“就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要远远超出其单个陈述的（字面）意义”。也就是说，历史叙事作为史家的建构产物，并非是对过去的如实陈述，而是提出某种关于过去的叙事性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过去的视角和方式。
按照怀特、安克斯密特等叙事主义者的观点，历史文本并非是对过去的如实陈述，而是史家建构的一种叙事。史家在历史书写过程中，会对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和加工，相同的历史数据完全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它们可能会因史家的认知模式、价值判断、审美偏好、政治倾向等因素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叙事主义”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其揭示了史家的历史书写远比只是写下事实的陈述复杂得多，它对“幼稚的”历史实在论或纯粹的经验主义的叙事提出了质疑，令史家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进而对历史学的主观性问题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但“叙事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对历史与文学、真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重新界定，动摇了历史学这门以求真为自身使命的学科的合法性根基。此外，“叙事主义”对历史文本之“诗性”本质的强调，使其不再将真实性视作衡量历史书写的重要标准。在叙事主义者看来，有关事实的陈述与过去实在具有指涉关系，我们的确可以通过考察它与指涉的对象是否相一致来判断其真假；但诸多事实的陈述组合而形成“故事”或“叙事实体”时，由于诗性因素的介入，后者就并非是对过去的如实呈现，因此，我们无法将适用于单个陈述的真假的判断，简单地运用于叙事整体。根据这种主张，衡量历史书写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这就使得历史学与认识论脱离联系，陷入到“虚无主义”的境地当中。“叙事主义”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立场，使其自出现之日起，便不断遭到学界的广泛批判，同时也是引发库卡宁“后叙事主义”出现的关键因素。
库卡宁一方面承认“叙事主义”的贡献，将其主要成就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叙事主义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对过去的碎片化的陈述或文本的片段上，而是关注文本整体特征；第二，叙事主义提出历史文本是有关过去的一个综合性表述，并将这些综合性表述赋予多种名称，如“叙事”“叙事实体”“再现”（representation）等；第三，叙事主义指出文本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完整性、意义等特质，都是史家的主观创造和假设。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叙事主义已发展至顶峰，历史哲学应迈向一个广义上的后叙事主义阶段，即一个再度创新的阶段。”
二、“后叙事主义”视角下的历史书写
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希望跳出“叙事主义”的思维模式，探究有关历史书写的哲学问题。史学家经常指责历史哲学家没有将他们的观点与实际的历史实践联系起来。在《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一书中，库卡宁则力求在哲学的思辨与经验的例证之间取得平衡，将哲学式的分析与具体的历史著作实例相结合。他通过分析历史著作是如何被史家书写出来的，以探究和指明历史书写的实质。该书被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会评选为2016年度史学哲学最佳著作。
《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共11章，前三章重点分析“叙事主义”的优点和不足，后面几章则是在继承“叙事主义”某些观念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批判，建立并阐发其“后叙事主义”的理论观点。库卡宁将“叙事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概括为建构主义、再现主义和整体主义三个方面。所谓“建构主义”，是指历史书写并非如实直书，而是史家建构的一种叙事，从而将杂乱的历史数据整合成一个融贯、可理解并富有意义的历史文本。所谓“再现主义”，是指历史文本并非是对过去“原本面目”的复原，而是史家通过叙事的形式将过去再现给读者的一种产品。从这一角度理解，“再现主义”实际上与“建构主义”的内涵相符，是对“建构主义”的补充，后者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如实直书”的立场提出质疑，前者则以“再现”这一形式来与过去建立联系。所谓“整体主义”，是指叙事或再现作为各项事实性陈述的集合体，具有某种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质，而对历史著述也应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
库卡宁指出，他概括的“叙事主义”的三个特征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书写的实质。不过，他还是充分肯定了“叙事主义”的“建构主义”观念，并称其是“叙事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库卡宁指出：“历史书写不可能只是众多单一的描述性事件的集合，没有任何历史著述只是随意罗列史实的清单。”他特别强调，史家面对杂乱的历史信息，必然会对其进行整理，将无组织的历史数据统合在一个“总括性概念”之下，从而使过去变得可理解，并赋予过去以意义。库卡宁以“解冻”（thaw）概念为例加以阐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期间，发起“去斯大林化”运动，这一运动使得苏联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有所放松，因而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为“解冻”期。“解冻”期囊括了诸多史实，比如，废除出版业中的审查制度、释放古拉格劳教所的囚犯、实行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改善与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建立与以前的敌对国家的文化联系等。“解冻”便是史家提炼、概括史实之后建构而成的一个“总括性概念”，它将看似复杂多样的现象整合在一个标签之下，提供一种理解过去的方式。除此之外，“总括性概念”还是史学语言的趣味性和表现力的核心所在。正如库卡宁所言：“如果史学将总括性的表述消除掉，将会变得贫乏、缺乏表现力。它将类似于按时间顺序进行低级的观察性的陈述，这是不符合我们正确的历史写作观念的。”在库卡宁看来，史学充满了富有趣味性和感染力的“总括性概念”，它们对于历史书写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和有价值的。
库卡宁虽然对“建构主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认为“叙事主义”的“再现主义”和“整体主义”立场，有悖于历史书写的实际。就“再现主义”而言，库卡宁认为历史书写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再现”，而是“非再现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文本与其说是对过去的一种叙事性的再现，倒不如说是史家的一种理性的（rational）“论辩”，即史家运用理性的思维对过去提出论点（thesis），并对其进行论证。对此，库卡宁说：“对于叙事主义者而言，史家是一位描述主义的说故事者。但在我看来，史家是一个运用理性思维批判的说理者。”库卡宁之所以将史家的书写实践性质定义为理性的，是因为在他看来，史家在历史书写时主要运用的是“说理”（reasoning），即推理、论证的能力。根据库卡宁所引证的《美国传统英文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说理”指的是，运用理性（reason）而形成结论、推论和判断。库卡宁认为这正是史家在历史书写时所做的事情：他们运用理性的思维，针对过去提出论点，并为其论点提供论证的支持。在库卡宁看来，史家所提出的论点类似于安克斯密特所言的“叙事实体”，是一个高度综合、抽象的表述。如上文提到的“解冻”这一“总括性概念”便是史家经过理性思考，抽象、概括史实而提出的一个论点。论点提出之后，史家还需通过证据加以合理的论证和辩护，以便令读者信服。而史家的“论辩”行为之所以又是批判的，则在于史家旨在批判学界既有的观点，并说服读者接受其所提出的新观点。库卡宁将史家的这种批判性的“论辩”行为视作对历史话语所进行的一种“介入”亦或说是“干预”，也就是说，史家的“论辩”不仅仅是提出一种观点，而且还力求参与到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中，使其被读者接受。要言之，库卡宁的“非再现主义”将历史书写视作史家围绕其著作论题所进行的一种论证。
将历史书写视为史家的一种“论辩”实践，也意味着对“叙事主义”的“整体主义”的一种拒斥。在库卡宁看来，“历史著述所包含的有关过去的综合性观点（comprehensive views）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将其拆分为两部分：一是观点的‘含义’部分，二是观点的‘证据’部分。”前者可简单理解为论点本身是什么，后者是史家为论点所提供的证据支持。库卡宁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例指出，这本长达958页的著作的核心论点是：英国工人阶级诞生于1780至1832年，它的诞生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即英国工人阶级是由工人阶级自身创造形成的。库卡宁认为，汤普森这本书的内容丰富且深奥，但正是这一核心论点为读者指明了该书的主旨和分析视角，这是书中其他任何细节信息所无法做到的。书中的所有细节材料的作用是为核心论点提供证明和支持，它们并不能定义论点的自身含义。也就是说，历史著述中的细节信息，即库卡宁所言的证据成分，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是令读者坚信作者的论点是可靠的、合理的，这些成分并不对论点的含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界限，并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基于以上考虑，库卡宁反对“叙事主义”的“整体主义”立场，主张应将历史文本拆解为论点和对论点的证明两部分。
通过对历史著述文本结构的分析，库卡宁得出结论：历史书写的主要成分并非是叙事性的“再现”，而是非叙事的“论辩”。这种“论辩”的结构与历史“再现”不同，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而是由可分割的陈述，即论点和对论点的证明两部分组成。论点的提出，需要史家运用理性的思维来组织和概括史料，进而形成综合性的观点；对论点的论证，亦需要史家的理性思考，使其观点具有说服力。至于论证的形式和方法，则包含多种，库卡宁这里提到：从前提进行推理，对事态进行（叙事性的）描述、举例、数据统计等。可见，在库卡宁看来，历史书写并没有完全排除叙事的成分，叙事性的描述成分依然存在，只不过它附属于“论辩”，是一种论证的形式和方法。
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将历史书写的性质定义为是史家运用理性的思维，针对过去提出论点，并对其论点进行论证的工作。虽然库卡宁对“叙事主义”的“建构主义”观念有所继承，将史家的论点视作其建构而来的综合性表述，但他特别强调这一建构行为的理性特质，并坚信史学观点的提出是有历史证据作为支撑的。可见，库卡宁的“建构主义”是受理性思维主导和史料约束的“建构”，体现了历史研究和书写是主观与客观的交融，这与“叙事主义”的立场显然是不同的。
三、历史书写的三重评判标准
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与“叙事主义”的主要区别还体现在，它试图纠正“叙事主义”在认识论上对历史书写的疏忽对待，为历史书写设立一套严格的评判标准。库卡宁一方面肯定叙事主义者对传统“真理符合论”的质疑。在他看来，史家提出的论点亦或说是“总括性概念”，是一种高度概括和抽象性的表述，是史家运用理性思维建构的产物。因此，这类“总括性概念”与过去实在不存在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也不存在某一客观实在可以证明某一“总括性概念”是真或假。另一方面，他认为“叙事主义”缺乏合理的替代性方案，无法评判不同历史叙事、论点或“总括性概念”的优劣。正如他所言：“叙事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它不能为这种高级的（总括性的）历史知识提供认识论上的或具有认知意义的评估框架。”这很容易让史学滑向“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泥潭。因此，库卡宁主张制定一种既非“真理符合论”但又具有认知意义的评判理论，来为历史书写提供一种评判标准。这正是其“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所致力于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其对“叙事主义”的超越所在。
既然库卡宁将历史书写视为一种理性的“论辩”实践，那么，他评判历史著述优劣的标准，则自然在于其是否有理性的保证。对此，库卡宁提出历史书写的三重评判标准，分别为认识的（epistemic）、修辞的（rhetorical）和话语的（discursive）三个维度。
“认识的”维度，主要是指史家如何认识过去，如何选择、概括史料形成论点。这一维度强调的是论点与历史证据及过去实在之间的关联。用库卡宁的话说便是：“认识的维度是关于历史表现与过去及证据之间相一致的关系。”这一维度共包含五个方面，分别为例证性（exemplification）、一致性（coherence）、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广泛性（scope）和原创性（originality）。1.所谓“例证性”，是指对史家所提出的“总括性概念”的评估，应考虑历史证据是如何例证“总括性概念”的。譬如，使用“解冻”这一概念的史家自然就需要运用体现“解冻”意味的历史数据，如上文提到的废除出版业中的审查制度、释放古拉格劳教所的囚犯等。2.所谓“一致性”，指史家应尽可能创建出融贯的“总括性概念”。也就是说，史家对“总括性概念”所包含的史料必须有所选择，使其形成最大程度的连贯和一致。这就需要避免使用与“总括性概念”的含义相矛盾的史料，各项史料之间应存在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统一性的整体。3.“全面性”，即“总括性概念”所适用的史料数量应尽可能做到最大化。例如，若史家建议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称为“冷冻”（Big Chill）期，而且也能够提供一些支撑性的史料，但与使用“解冻”相比，他所面对的则是大量与“冷冻”这一概念相矛盾的史料，那么，将“冷冻”作为描述该时期的“总括性概念”便是不恰当的。4.“广泛性”，是指“总括性概念”应尽可能包揽最大范围的历史现象。一种对历史现象有较大适用范围的“总括性概念”比适用范围相对有限的更为可取。例如，“启蒙运动”这一概念就可适用于广泛的历史现象，使得众多历史事件和对象被统合成一个融贯的整体。这一标准与上述几个标准的区别在于，它所论及的是本体论层面的历史现象而非史料，强调的是历史书写与过去实在之间的联系。5.“原创性”，是指史家应尽可能提出新颖、具有创新性的“总括性概念”。库卡宁指出：“任何旨在说明类似于某人拥有某物、某人出生于某年的琐碎事件的史书，都不太会令读者兴奋，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太让人感兴趣。尽管这类史著可能是比较可靠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但它们同时也是琐碎且无趣的。”库卡宁认为这样的历史书写便是缺乏创新性的表现。
“认识的”维度可能看起来十分繁琐，但其核心思想并不复杂。简单说，如果史家在对过去的某些事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使用某一“总括性概念”，例如“冷战”，我们则应考虑是否存在大量具有“冷战”意味的历史数据同这一概念相契合，该概念是否能够涵盖较大范围的历史现象，以及概念本身是否新颖有趣。
“修辞的”维度，主要指史家运用有力的言辞表达或有效的论辩手法，说服读者接受其著作中的核心观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服”并不是凭借情感、诉诸恐惧或偏见等方式，而是依靠论辩、说理等手段。因此，第二个评判维度也可称作“论辩的”。“论辩”的核心是要为读者提供接受某一论点的理由和根据，其形式有多种：从前提进行推理，对事态进行（叙事性的）描述、举例、数据统计等，无论采用哪一种修辞的（论辩的）方式，其目的都是使其观点具有说服力。库卡宁以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是如何走向战争的》一书为例指出，该书的核心观点已体现在书名当中：欧洲决策者就像梦游者一样，他们所做的决策一步一步地将欧洲推向战争，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决策所带来的后果。书中包含了叙事性成分，比如，对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和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特尔德会晤之类事件的描述。作者之所以会选择叙述这类事件，其目的并不是单纯想要报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或“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想阐明战前欧洲尤其是奥地利决策的危险性以及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这样一种“梦游”状态。这便是史家运用对事态进行（叙事性的）描述的“论辩”形式对其论点作出有效辩护的一个实例。
库卡宁表示，上面所言的“认识的”和“修辞的”维度都是历史书写的“内在”特征，也就是说，它们是文本自身之理性的认知和论辩的品质。第三个维度，“话语的”维度则是“外在的”，它超出了文本自身，指向史家“论辩的语境”。对此，库卡宁解释道：“任何历史作品都不会凭空产生，而是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存历史知识和史学论辩的影响。”史家的“论辩”必须与学界现有的观点和解释相联系，提出的观点能对学界已有的观点有所修正或补充。例如，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是如何走向战争的》就存在于由《凡尔赛条约》所引发的一场史学“论辩”的语境当中，克拉克观点的提出源于《凡尔赛条约》将德国视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国，这一为学界所默认的史学解释导致几乎所有的战争赔偿金均由德国承担。而克拉克的“梦游者”这一观点则表示，一战是由欧洲多国决策者的无意识决定引发的，并非由于某一势力集团的某项有意识的决策。另外，库卡宁指出，史家“论辩的语境”是被多种因素塑造的，如知识分子、政治背景及其他利益因素等。在由《凡尔赛条约》所引发的这场“论辩”中，史家的书写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其史学观点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和操控。因此，史家必须将其置于由各种外在因素所塑造的语境当中，并结合学界现有的观点来捍卫自己的主张。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史家的“论辩”行为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但其“论辩”仍需要以理性为根据。只有当一个“论辩”合理回应了现有的观点，表明它们不充分、不准确、过于狭隘、存在偏见等，那么这个“论辩”才算是成功的。简而言之，史学“论辩”虽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其评判标准仍是基于理性的。
以上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库卡宁“后叙事主义”评判历史书写的依据。对这三个评判标准的考察，是基于库卡宁对历史书写实践之理性本质的判断。在他看来，历史著述是一种受史料制约且具有内在论证逻辑的理性产品，而不是叙事主义者所认为的高度发挥史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叙事性建构。“叙事主义”将真实性摒弃在衡量历史书写的标准之外，代之以具有逃脱学术监管意蕴的“诗性”审美的衡量尺度，为库卡宁“后叙事主义”的“合理的评判”标准所取代。库卡宁认为，这一评判标准既可以使历史书写保留“建构主义”观念，又可以使之避免走向“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极端。
仔细分析，库卡宁评判历史书写的三重评判标准不无道理。“认识的”维度强调“总括性概念”要包含丰富的史料，且要与之高度契合，这既是对历史书写中历史证据的强调，也是对史家熟稔史料和选材得当的要求；对“总括性概念”原创性的强调，既是对史家创意和洞察力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史学趣味性和吸引力的追求。“修辞的”维度强调有力的言辞表达，是对史家精妙文笔的要求。以上两个维度的核心理念与中国历稽载籍的良史必有“三长”，即才、学、识不谋而合。“话语的”维度强调史家历史书写要与学界现有的观点和解释相联系，提出的观点应对学界已有的观点有所修正或补充。这实际上是对闭门造车式研究的反对，号召史家积极参与到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中，彼此交流互动、碰撞观点，不断为历史学领域提出新的知识和有价值的见解。这三重评判标准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学术规则，使得历史研究与书写受到学术共同体规则的严格约束，并就其研究成果的高下优劣达成一种共识。
结语
如果说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将史学定义为一门“科学”，其任务是“如实直书”，“叙事主义”史家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其主要工作是创造一种有关过去的“文学制品”；那么，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则是将史学视作一种“论辩”，即史家运用理性思维围绕其史著论题开展论证的活动。在库卡宁看来，“叙事主义”过于强调历史书写的描述性，而忽视了其作为“研究活动”的一面，史学不仅仅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特质的描述，更是一种理性的研究和论证。
尽管“后叙事主义”旨在走出“叙事主义”的路径，并对“叙事主义”的很多主张提出批判，但它仍继承了“叙事主义”的“建构主义”观念，认为历史著述论点的提出是史家建构的一种“总括性概念”。“后叙事主义”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历史书写是一种高度自由的创造和想象，而是史家运用理性思维，组织、提炼、概括史料的研究性活动，体现了主观与客观之交融。此外，“后叙事主义”试图为史学设立一套系统的评判标准，力求从传统绝对的客观主义和“叙事主义”极端的相对主义中摆脱出来，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这既是对“叙事主义”所做出的反思性批判，也是对其进行的一种继承性超越，同时又是对传统“幼稚实在论”的否定之否定。
的确，“叙事主义”通过对文本特性的深入研究，使其理论创获颇丰。但它同时也将历史学高度文本化了，忽视了作为实在之物的过去本身，从而导致其“语言唯心论”或“文本主义”的本体论立场，极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倾向，缺乏认识论依托的方法论原则，这些都使之难以成为史学研究的可靠指南。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辩证的批判或“扬弃”，从而帮助历史学从“幼稚实在论”和“虚无主义”的两难困境中摆脱出来。由此看来，历史哲学迈向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确有其必要。不过，库卡宁所谓的“后叙事主义”能否成为一种取代“叙事主义”、引领学界对其进行集中探讨的全新理论范式，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和学界的深入考察。
当然，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将历史书写的性质归为史家的一种“论辩”实践是否过于单一和绝对？对“叙事主义”主要特征的定义方式：将其贴上“建构主义”“再现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标签是否恰当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库卡宁对“叙事主义”强调过分的地方做出了纠正，对其理论疏漏之处给予了补充，并以其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书写的全新方式。其敢于批判、尝试突破、追求创新的理论品质，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正是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不断反思的学术精神，保证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活力。
纵观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史，每一种理论流派都为史家审视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提供了新思路，并为历史研究与书写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审视整个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令史家笃信，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实证性的学问，史学研究实践也以“求真”和追求“客观性”为第一准则；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全然中立、排除个体因素、摒弃价值判断、通往绝对真理的客观性概念在史学领域似乎已难以站稳脚跟，史家们对于“真”的认识论标准和达成条件也意见不一。而库卡宁所主张的“后叙事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形成并致力探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因而，面对更新迅速、新观点不断涌现的西方史学理论，我们应予以密切关注，充分吸纳其合理的成分，批判和反思其不合理之处，从而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持续为史学研究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