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露易丝·蒂利是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社会史家。20世纪70年代，她与琼·斯科特一道开展欧洲家庭史研究，挑战社会史学派的男性视角，开创了以“家庭策略”分析为特色的家庭史研究路径。其研究成果围绕着欧洲妇女在工业革命前后的经济角色转变来展开，揭示了妇女在家庭经济与社会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增添了女性主义视角。此后，斯科特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性别史研究，蒂利则继续深耕和完善家庭史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蒂利越来越频繁地扮演社会史的“守护者”角色，批判历史学界新兴的认识论激进化倾向，努力捍卫历史学的实证根基。
关键词：露易丝·蒂利；女性主义；家庭史；社会史危机
1973年，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有关工业革命与女性生育率的文章，称19世纪欧洲工业城市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表明进城务工的妇女实现了“性解放”。肖特运用数据统计方法，绘制出欧洲女性生育率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曲线图。曲线图中出现两条平行的抛物线，一条表示欧洲女性的非婚生育率，另一条表示婚内生育率。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欧洲女性的婚生率和非婚生率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又以20—24岁年龄段的女性表现最为明显。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欧洲国家各年龄段的女性在婚生率和非婚生率方面均显著下降了。肖特因而得出结论：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年轻女性进入雇佣劳动市场，推动了女性的性解放。他继而解释：雇佣劳动让她们得以从父权的桎梏和丈夫的权威之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个人意识，视自己为自身情绪和身体的主人，享受浪漫的爱情，在性生活方面变得活跃。在缺乏有效避孕措施的条件下，年轻的大众阶级女性在性生活上的活跃导致了非婚生率的上升，而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举办婚礼之前已经怀孕，进一步提高了婚内生育率。
然而，上述看似完美的解释，却遭到几位女性主义社会史家的坚决反对。当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妇女史家露易丝·蒂利（1930—2018年）说：“我实在是不理解，他如何能够想象得出工人阶级妇女跑去纵情声色，是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更何况还要受困于私生子？”忆及当年那场热烈的争论，琼·斯科特仍然表示，肖特的结论“激怒”了她与露易丝·蒂利。
本文以美国史家露易丝·蒂利为中心，考察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参与和塑造了美国社会史，并随社会史的相对衰落而产生新的变化。第一部分考察以露易丝·蒂利和琼·斯科特为代表的女性史家如何挑战美国社会史学派之中的男性观点，突出女性主义的史学意识。第二部分介绍露易丝·蒂利以“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ies）为中心的家庭史研究，分析其得失。第三、四部分将女性主义社会史对接到20世纪60—90年代美国史学发展的主要潮流中，以“社会史危机”为线索，聚焦露易丝·蒂利如何捍卫妇女史研究的社会史方法，梳理女性主义社会史在度过“危机”之后的新变化与新发展。
一、非婚生率的提高是否意味着“性解放”？
从女性视角看，肖特文章的结论令人难以接受。即使在现代社会，未婚生子对很多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举动。在缺乏原生家庭、婚姻或社会制度保障的条件下，怀孕生子往往会让年轻女性变得脆弱，有些妇女甚至会因此陷入困境。更何况，肖特所讨论的对象是比现代女性更加缺乏社会保障的19世纪大众阶级妇女。因此，纵使存在非婚生育率的提高，也不可能是一种个体的理性抉择。“性解放”这一概念，与其说是19世纪大众阶级妇女的自主追求，不如说是当代美国的社会价值在历史研究对象身上的投射。蒂利和斯科特坚持认为：“雇佣劳动对20世纪的一部分妇女来说，是解放的同义词，但并非对所有妇女均是如此。”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肖特所用的材料也不足为证。他的确在文章里声明他所提出的观点主要来源于推理，而非硬核的证据。他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学者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蒂利和斯科特各自完成了研究意大利和法国工人阶级的博士论文。作为女性主义者，她们此时年轻气盛，正准备在史学领域一展身手，以“她史”（her-story）来替换男性中心的“他史”（history）。作为专业的劳工史家，她们“对妇女参加工作的漫长历史是熟悉的”。为了反驳肖特，蒂利与斯科特合作出版专著《妇女、劳动与家庭》，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论述。该书系统考察了1700—1950年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史，把妇女放回到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综合考虑劳动妇女在工业革命前后经济角色的变化后，蒂利和斯科特得出了截然有别于肖特的结论，她们认为：导致19世纪工业城市非婚生率增长的并不是所谓的“性解放”，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女孩失去原生家庭社会关系的保护，被迫暴露在性剥削的风险之下。
在传统社会关系中（例如在乡村社区和都市工匠群体中），家庭能够向那些对自己选择的配偶表现出反悔倾向以及对成婚犹豫不决的青年男子施加巨大的压力，而失去双亲或者远离家门的年轻女性，则失去了这一保障。生养非婚生子女的，往往正是那些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失去联系的女性。例如，“都市中的年轻女佣公开受到雇主和她们相遇的男子的性剥削，已属家常便饭……在家庭佣工中，非婚生子和弃儿的比例达到了最高点……这些女子无法呼吁双亲、宗教团体乃至社会权威机构协助她们迫使诱奸者履行诺言。”换言之，工业化是造成妇女失去原生家庭社会关系保护的因素之一，薪资劳动并非对所有女性都意味着解放。
细究肖特与蒂利、斯科特的争论，可以发现显而易见的性别视角差异。肖特更多地是从女性解放的理想主义出发来解读欧洲历史上工业城市的非婚生现象，而蒂利和斯科特则立足于女性的日常经验，设身处地体察女性的处境。对她们来说，传统父权对女性既是一种束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解放”和“保护”，历来都是美国女性主义的两难。反映在妇女史的书写之上，则成为南希·科特和伊丽莎白·普拉克所概括的“抬高”（boosting）和“放低”（knocking）。此二者均为女性主义的基本方向，前者强调女性的力量和成就，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女性被父权制剥削和束缚的一面。如果女性是强大的，那么她们必定能够巧妙地借助天时地利，来改善自身的处境；但女性同时也是被约束和剥削的对象，由于父权制的长期存在，致使大量女性无法获得全面发展，被迫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男性，寻求父权制的保护。
因此，无论是强调妇女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强调妇女脆弱的一面，都符合女性主义的逻辑。但无论强调哪一面，都需要综合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肖特认为工业革命给妇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雇佣机会，从经济上解放了她们，也顺理成章地导向了人身的解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性解放。这一解释逻辑可能受到了贝蒂·弗里丹的影响。弗里丹是20世纪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她于1963年出版呼吁妇女解放的专著《女性的奥秘》，引发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热潮。该书表达了居住在美国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不满和无奈：囿于社会观念，她们被迫困守在家、相夫教子，而无法通过就业来实现个人价值。弗里丹借此呼吁社会关注女性的精神追求，打破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格局，解放女性，实现性别平等。
对美国郊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只能屈于家中的“绝望主妇”来说，雇佣劳动的确意味着解放，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单纯凭借从事雇佣劳动来获得解放。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提醒人们注意，在弗里丹撰写《女性的奥秘》的时候，至少有1/3的美国妇女处于就业状态。她们并没有因此而实现所谓的“解放”。弗里丹的女权主义观念逐渐被认为缺乏阶级和种族视角，她的表述只能代表20世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情况。
作为代表底层视角的社会史家，蒂利和斯科特显然也不会赞同肖特把弗里丹的观念套用到19世纪工人阶级妇女身上的做法。她们认为，“工业革命和薪资劳动给妇女带来解放”这一立论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参加工作对妇女来说并不是一种现代体验。大众阶层的劳动妇女向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在欧洲前现代的家庭经济中，所有的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通过分工与协作，完成家庭的生产任务，努力维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而丈夫和妻子，往往是家庭经济的两个轴心。通常来说，丈夫可能更多地从事农业劳作，妻子则负责家庭消费品的生产，例如制造奶酪、织布、制衣、烹饪等，同时也负责打理院子里一方小小的菜地，照顾家禽或家畜等。概言之，在工业大生产来临以前，家庭便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单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态，缺少丈夫或者妻子任何一方，都可能会造成一家生计的难以为继。因此，劳动给传统社会的家庭妇女带来了一定的尊严和权力，“妇女在‘传统’家庭中并不是毫无权力的。”
进入工业社会后，妇女并没有一开始就进入工厂，在工业革命早期，妇女更多地是从事那些与自己的传统职责相类似的职业，比如纺织、制衣或家庭仆佣。肖特认为年轻女性进城务工和“性解放”的行为，体现了个人主义对传统父权的反抗，但蒂利和斯科特却发现，绝大部分女孩是被父母送进城去务工的，她们的工作，代表了一种家庭经济传统的延续。在传统家庭经济中，当资源有限、家庭成员太多时，父母往往会把孩子送到外面去谋生，以节省家庭开支。例如，送女孩到其他需要人手的家庭当仆佣，或者送男孩去手艺人的作坊当学徒，等等。因此，送孩子去城市谋生，反映了一种久已存在的家庭策略。年轻女性进城务工，本身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家庭增加收入，是履行作为成年子女家庭责任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特意为了与原生家庭决裂，因此，很难称得上是一种主动寻求“解放”的行为。就此而言，宣称“工业革命给妇女带来解放”显得过于简单粗暴。
这里我们注意到，蒂利和斯科特在强调妇女的经济贡献的时候，采用的是“抬高”策略，而只有当她们涉及非婚生子问题的时候，才转向“放低”态度。她们既不片面强调女性受压迫和剥削，也不一味吹嘘妇女的非凡和卓越，而是辩证地看待“解放”和“保护”之间的矛盾，灵活巧妙地处理经济和社会结构给妇女造成的制约同妇女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肖特在论文中批评以往的人口学家只关心总体的生育率，而不在乎大众生活的细节。他有志将人口学方法与妇女史书写进行一番结合，通过数据统计与分析来推断女性的性行为模式，发掘更多历史的生动细节。但由于他没有从社会经济形态和家庭结构的角度来思考妇女的性行为和生育模式，仅仅基于数据来进行推断与想象，便难以令人信服。
由此可见，若对欧洲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家庭结构不够熟悉，便无法准确地定位妇女的经济角色，而若是对妇女在家庭经济和社会生产中扮演何种角色毫不关心，也无法写出一部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的社会经济史。蒂利和斯科特既有扎实的社会史功底，同时又能站在女性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妇女的处境。这也是为什么兰克一面强调史料批判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为主观和“移情”留出一定空间。从“移情”的角度讲，蒂利和斯科特的性别身份为她们提供了一定的优势。
在《妇女、劳动与家庭》出版之后，斯科特转向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于1986年发表著名的文章《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掀起了妇女史领域的性别革命。而蒂利则一直驻守社会史的大本营——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和美国社会科学协会创始地安娜堡（Ann Arbor），继续深耕女性主义社会史，进一步巩固和夯实家庭经济史范式。
二、露易丝·蒂利与家庭史研究的深化
蒂利和斯科特在回应肖特观点的过程中，开创出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史研究方法，考察家庭为了维持生产与消费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聚焦于女性的家庭经济角色。由于斯科特已转向性别史，家庭史研究的深化便主要落到蒂利头上。在1979年的《法国无产阶级的个人生活与家庭策略》一文中，露易丝·蒂利以“家庭策略”分析为中心，考察了法国北部两个地区阿韦讷莱索贝尔村（Avesnes-les-Aubert，以下简称阿韦讷）与工业城市鲁贝（Roubaix）从1870年到1914年间的无产阶级生活。“家庭策略”通常包括迁徙、生育、教育、参加工作、是否与孩子同住、结婚年龄等范畴。以“家庭策略”为中心的研究聚焦于大众阶层的劳动者在面临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变动之时，如何以家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考量，做出理性的抉择。结合个人传记和集体史料，蒂利考察对比了两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家庭策略的异同，分析人与社会经济的动态关系。
阿韦讷的居民主要靠家庭纺织业为生，鲁贝则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城市。随着规模化的纺织工业的兴起，阿韦讷的传统家庭纺织业开始受到冲击，当村民发觉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之时，便开始了季节性的劳动迁徙——前往几百英里外的诺曼底或巴黎地区从事甜菜种植，领取薪资报酬以补贴家用。以桑泰尔奶奶（Mémé Santerre）一家为例，他们每年从5月到11月在诺曼底的农田劳动，其他时间则在自家的小屋里纺织。当地人的家庭经济生活大多如此，由家庭纺织和田园劳动两部分构成，全年无休。
在这种经济模式下，阿韦讷人多维持较大的家庭规模，养育更多的子女，通过增加劳动人口的方式增加收入。当然，在孩子成长到可以帮忙干活之前，父母往往还需要等上数年。因此，这类家庭往往是贫困而脆弱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为了维持既有的生活方式而勉力做出的调整延缓了家庭手工业的最终崩溃，使得当地的家庭纺织业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鲁贝早在19世纪20年代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棉纺织中心。到60年代，城市因羊毛纺织而繁荣起来，吸引了周边村庄的移民前来谋生。187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一半以上的纺织工人为女性，其中81%是未婚女性，只有17%已婚。在鲁贝的无产阶级之中，已婚女性通常在家从事家务劳动，为挣工资的丈夫和孩子提供家庭服务。儿童依旧是薪资劳动队伍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较少接受教育。到了1906年，鲁贝的家庭策略开始对变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做出反应：强制性的儿童教育和童工法的实施，把很多儿童从工厂转移到学校；成年男性的工资提高了，不再需求大量的儿童劳动；随着生育率下降，更多的已婚妇女走出家门，参加薪资劳动。
不同的经济形态往往催生出不同的家庭策略。以结婚年龄为例，阿韦讷的结婚年龄相对较低，人们迫不及待地组建新的家庭并生儿育女，为家庭增加新的劳动人口，以此对抗贫困。而在鲁贝，组建新家庭并非生产的必须，因此结婚年龄一般比前者更晚一些。再加上工业城市住房紧张，组建新家庭需要置办婚房，成年子女婚前可与父母同住，推迟结婚年龄因而成为一个更普遍的选择。
在不同的家庭策略当中，妇女扮演的角色往往是不同的。在阿韦讷地区，妇女和所有家庭成员一道，参与家庭纺织业的生产。而在鲁贝地区，一开始进入工厂参加劳动的多为年轻女性，女性婚后则回归家庭，从事家庭服务；随着时间推移，已婚女性参加劳动的概率显著增加。
露易丝·蒂利的“家庭策略”分析包含三个基本要点：1.大量考察和批判集体史料；2.以个别传记史料补足集体史料的缺失；3.向妇女的经济和社会角色投去特别的关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以家庭为单位的考察，如何能够反映妇女的个人处境？来自妇女学界的批评者指出，妇女个人的利益，往往并不与家庭的利益完全一致；家庭经济史研究如何反映家庭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呢？1981年，马克思主义女性史家海蒂·哈特曼发表了回顾和反思家庭史研究的文章，清晰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
蒂利和她的学生米莉安姆·柯文为此辩护道：首先，多数女性主义历史学家都愿意把妇女放在阶级、年龄和族群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标志着群体共同利益的存在；为什么家庭就不能是一个女性与其他人拥有共同利益的标志呢？其次，她们还提醒人们注意，“冲突”不等于“利益冲突”，研究家庭的矛盾与不和，对于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家庭史研究能够为理解女性的生活提供一个基础，但是具体到女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冲突，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有什么史料可用，以及应该如何评估它们？”
蒂利和柯文在此也隐晦地承认了史料的限制。社会史家一般使用人口普查、出生、婚姻、死亡登记、医疗档案、犯罪记录等群体史料，通过比对这些史料，再结合少量的工人阶级自传，便能勾勒出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具有典型性的家庭策略选择。妇女是塑造家庭生活的重要力量，家庭决策的出台，往往也缺少不了女性的参与。因此，社会史取径的家庭史研究，能够间接地反映妇女的意志，却往往无法用来说明妇女“个人有意识的思考”。
由于缺乏妇女个体的视角，家庭史范式便容易招致这样的批评——家庭史研究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展现妇女的主体性。这里便涉及一个问题，即妇女的主体性应该如何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重视个体经验为特色的文化史和微观史悄然兴起，文化史取径的家庭史研究常常以资产阶级妇女为中心，考察女性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因此，上述对蒂利的批评，也显得顺理成章。然而，露易丝·蒂利并不认为劳动妇女存在资产阶级妇女那样对“个人自主”的追求。她说，来自农民家庭和手工业者家庭的妇女，乃是“为家庭单位的利益而行动，而不是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那样，视自身为有自主需求的个体”。在她看来，妇女个体为了家庭整体利益而积极、勇敢、灵活地应对种种困难与挑战，便能够体现出劳动妇女之为人的主体性。人性的伟大与刚健，也恰恰是在结构性的制约之中才能凸显出来，换言之，蒂利把妇女的主体性理解为“主观能动性”（agency）。据柯文反映，蒂利经常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格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蒂利并没有放弃“家庭策略”分析，但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妇女的意志，她开始把“家庭策略”分析运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比如工人阶级的集体运动研究。妇女史一旦与社会史结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是如何看待女性劳工在工人阶级斗争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男性史家的笔下，女性劳工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常常是无足轻重的。这给人造成了一种女性天生便柔弱、驯服的刻板印象。
蒂利认为，妇女参与社会运动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通往无产阶级的道路》一文中，蒂利考察了不同职业劳动者的家庭结构，通过对比妇女在不同职业家庭结构中的不同处境，分析她们在工运之中参与度不尽相同的原因。她发现，在家庭手工业中从事生产的女性，一般很少参与社会运动。并非只有产业工人参与罢工，家庭手工业者也会进行罢工，但通常是男性参与，在游行示威中，男人往往会带着自己的儿子，但不会带上妻子和女儿。这主要是因为家庭手工业尚未形成生产与家庭的分离，从事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并未脱离传统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中，成年男性往往是一家之长，是家庭利益的总代言人，罢工这种行动，一般不会派女性去参加。
法国里昂郊区有一类寄宿制丝织作坊，年轻的未婚女子在修女的监管下劳动。严厉的监管、高强度的劳作，使得女工丧失了与其他工人形成串联的机会，社会联系也因此被切断。所以，寄宿制作坊的女工，也不倾向参与罢工。
在煤矿和冶金区，妇女较少涉足生产领域，而主要在家司职“再生产”，为那些需要去挣工资的家庭成员（通常是丈夫与儿子）提供支持。但令人意外的是，她们参与罢工的机率反而更高。露易丝·蒂利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法国昂赞（Anzin）采矿公司采用一种父权制的管理结构，不但壮年男性受雇于煤矿公司，他家中的年轻男孩和年长男性，也一并受雇于该单位；公司还为员工提供住房等福利。如此一来，一旦男工出现在罢工队伍中，那么他的家庭可能会同时失去好几份薪资。因此，在男性不好直接与雇主对峙的时候，女性便挺身而出。
总体而言，女性参与罢工的几率无法与男性相提并论，而未婚女性由于原生家庭和传统父权的束缚，其参与度也不如已婚女性。另外，工业化早期，女工参与工人运动的几率也比工业化成熟时期小。蒂利推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加入薪资雇佣队伍的已婚妇女人数会越来越多，她们能够与其他女工结成牢固的联盟。因此，女性参与罢工的几率，也会相应地增加。
除此以外，身处不同的职业家庭，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不同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同，女性身处其中所受限制也就不尽相同。露易丝·蒂利研究发现，妇女是否参与集体运动往往取决于家庭利益，而不单纯是个人利益。妇女参与罢工的频率较少，并非因为她们天生软弱，而是她们所处的位置往往并不鼓励她们出来“抛头露面”。但是，一旦家庭需要她们挺身而出，她们从来都不假思索。
总体而言，“家庭策略”分析运用于历史研究，主要是有利于我们理解妇女的社会关系。在蒂利那里，妇女总是被放在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中理解，的确无法凸显妇女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关注妇女的利益，并不一定要采取个体视角。20世纪80年代，吸纳了父权制理论视角的社会史研究，便能够在群体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妇女与男性的利益冲突。例如，在《父权制的稳定：19世纪英国男性养家人薪资规范的构建》一文中，沃利·塞科姆考察和分析了19世纪英国男性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塑造出来的男性“养家人”（breadwinner）神话：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人运动，以“男性为一家之长，需养家糊口”为由，向雇主索要合理报酬；资本家则以削减女工工资、收紧女性雇佣市场来应对，造成妇女更加依附于丈夫的工资，奠定了工资制度的父权制结构。
尽管对露易丝·蒂利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妇女的利益同盟”和“妇女的利益冲突”作为看待问题的两个视角，缺一不可。
三、“社会史危机”中的露易丝·蒂利
进入职业生涯的中后期，露易丝·蒂利越来越频繁地扮演“守护者”的角色。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露易丝·蒂利为代表的社会史家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新文化史的冲击。60年代兴起的西方社会史肩负着书写底层劳动者生活史的使命，挑战了此前由精英阶层的“绅士史家”所写的传统政治史和军事史，改变了历史书写的面貌。但是到了80年代，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保守主义的回潮。
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执掌英美两国政府，在他们的领导下，西方社会进入一个经济与社会政策、文化价值与政治实践趋于保守的时期。静坐运动、游行示威、街头政治等激进形式逐渐消失。包括女性主义学者等带有激进主张的学者，也纷纷开始退入学院体制内，一部分人开始尝试以认识论的激进化来取代社会活动的激进，这就是后来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露易丝·蒂利为代表的社会史家，一方面开始感受到保守主义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氛围的凝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激进主义认识论流派和新兴历史学派的冲击。一部分史家，如劳伦斯·斯通，厌倦了社会史冗长而琐碎的结构分析，呼吁“叙事史”的回归；激进主义认识论者则希望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来重拾历史学的批判锋芒，并回应新的时代议题。
蒂利一方面从左派意识形态出发，致力于维护女性主义社会史所代表的女性主义和平民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着手，为社会史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辩护。
当露易丝·蒂利遭遇“社会史危机”的时候，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正好进入她的视野。斯通是“社会史危机”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1979年发表的《叙事史的回归》之中，他代表叙事流派对社会史的计量和分析流派发起攻势。而在露易丝·蒂利眼里，斯通的贵族史和文化家庭史研究明显流露出一种精英主义倾向，遂将其视为精英史学的代表，试图通过批判他的作品和观念来捍卫美国社会史的平民主义价值观。斯通的家庭史研究描绘出以温和的父权、温情脉脉的情感氛围，以及对私密性的渴望为特征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化；这种家庭价值自上而下地传播和普及，最终成为英国现代家庭的标杆。斯通的作品透露这样一种历史解释逻辑：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乃由精英阶级来开创，随后才自上而下地传播、普及到平民阶层中间。实际上，E.P.汤普森的研究早已表明，劳动人民有着自己所创造的一套文化体系，精英与平民各自属于不同的文化层。因此，斯通那种自上而下的历史解释尤其令露易丝·蒂利不满。她和查尔斯·蒂利认为，斯通家庭史研究的前提假设“与20世纪6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平民主义、追求科学的家庭史相违背”，而斯通的书“属于近期对社会史全体的科学和平民主义所做出的反动”。
此时进入蒂利视野的，还有另一位文化史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拉什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一名历史学教授，擅长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现代家庭史。他把现代家庭冲突不断、婚姻变得脆弱、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等问题归因于父母角色的缺位。他控诉资本主义的社会机构（医生、心理咨询师、教师、儿童指导专家、少年法庭等）对传统家庭职能的侵蚀。在现代美国，社会养育机制部分地取代了家庭的传统职能，造成儿童和青少年对权威的漠视。拉什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的模型来诊断现代家庭的痼疾，宣称现代的社会养育机构剥夺了孩子经受俄狄浦斯情结的机会，才导致了种种家庭问题。按照精神分析理论，孩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只有经受俄狄浦斯阶段，才能褪去婴儿的全能幻想，获得正确的性别心理和社会角色认同。按照拉什的解释，由于现代的孩童缺失了这一部分，因此，他们只会永远停留在婴儿全能自恋的阶段，这便是造成家庭和社会问题泛滥的根源。
然而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正是越来越成熟的社会养育机制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庭责任中部分地解放出来，使得她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各行各业，从而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尽管拉什本身不一定是绝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他对现代家庭的贬斥和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维护，的确受到许多保守主义者的褒扬和赞同，因此，也就受到不少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此时，露易丝·蒂利的家庭史范式已基本定型，拒绝再吸收新兴的文化史元素。因此，她只能把文化史理解为“保守势力的反扑”，对文化史方法充满了不信任，一再地试图揭露文化史与保守倾向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在与激进主义流派的论战中，露易丝·蒂利遇到了她早年最重要的合作者琼·斯科特。
斯科特在《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提出“性别史”（gender history）的理论和方法论构想，同时也宣布了自己与社会史的“决裂”。斯科特与蒂利的矛盾主要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妇女史研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与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保持距离？斯科特在文章中回顾了妇女史与父权制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结合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指出妇女史家对既有理论的运用，妨碍了她们进一步开拓女性主义的事业。斯科特希望女性主义史家能够拥有自己的理论，因此才提出“性别”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
斯科特把女性主义社会史归为“描述史”，认为它仅仅停留在对妇女经验的描述上，而无法在理论上进行统筹，形成足够的批判力量。社会史倚重结构分析，把人变为经济的一种“副产品”，而无法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斯科特还把女性主义社会史家戏称为“结合主义者”（integrationist），意指女性主义社会史无法突破男性社会史家搭建的理论框架，脱离不了男性定义的问题意识，失去了妇女的主体性。
蒂利针锋相对地指出，斯科特理论先行、轻视经验的取向，才是实实在在地消灭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后结构主义在内的解构主义理论试图消灭历史的经验和实证根基，这是蒂利坚决无法接受的一点。蒂利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妇女史研究一定要回应那些历史学界业已存在的“大问题”，例如，阶级的形成、原工业（proto-industry）的兴起和衰落、劳动的性别分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变化的背景、形式和服务对象，等等，唯有如此，才能够让妇女史逐渐进入主流史家的视野。
除了蒂利之外，对斯科特的后结构倾向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妇女史家还有很多，这里试举几例。琼·霍夫开宗明义地表示，后结构主义并不适合妇女史，甚至发出了后结构主义会造成妇女史“瘫痪”的警告。琳达·戈登在为斯科特的文集所写的书评中，对斯科特主张的语言学分析方法提出质疑。戈登认为，语言学分析不会自动地导向性别问题，历史学家应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这些问题意识需要从经验史的研究中来，而非来源于理论。换言之，戈登同样坚持历史学的经验主义根基。她认为，历史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理论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史学的发展，但理论本身并不能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可以发现，很多妇女史家都担心妇女史本身遭遇解构的命运，她们相信女性主义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妇女过往的经历之上，这便是她们选择维护历史学的经验主义根基的根本原因。
从美国当代史学发展的广角看，斯科特所主导的“性别转向”构成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之间范式转变的一部分。尽管蒂利与斯科特在争论之中相持不下，但最终她们谁也没有获得绝对的胜利。蒂利所代表的女性主义社会史依然是妇女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斯科特所主导的性别史则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了长足发展，延续至今。二者合称“妇女与性别史”。尽管妇女史和性别史背后各有一套不同的治史方法论，但这两者仍然共享着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
四、“危机”之后的女性主义社会史
蒂利对社会史的忠诚守护未能阻止社会史等结构主义史学在美国史学界主导性地位的丧失。1995年，帕特里克·乔伊斯提出“社会史的终结？”的命题。不过，蒂利对社会史的忠实与捍卫，并不仅仅是出于社会史家守成的目的，她对后现代流派的拒绝和批评，实际上包含着向历史虚无主义宣战的意味。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界解构主义风行，但是，历史学始终存在一个经验主义的根基，不可能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底。80年代末，社会史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往日作为学界主导范式的地位，但蒂利还是于1993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发表捍卫社会史的主题演讲《联结》。
1994年，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发表《历史的真相》，梳理了美国史学发展的始末，表达了对历史学实证根基的支持。众所周知，林·亨特是美国新文化史的旗手，但亨特却能够在历史的经验和实证根基方面与露易丝·蒂利达成共识。林·亨特所代表的美国新文化史诞生于文化保守主义与认识论激进主义的张力之间。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两本著作中显示了一针见血的微观权力分析功力，透露出其与福柯学说的密切联系，但林·亨特不是一名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在吸收后结构流派的分析手法的同时，她力图捍卫历史学的实证基础，反对历史认识论无限制的激进化，保持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
美国史学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形成了一定的相对主义基础。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以后，黑人、有色人种、移民、同性恋、妇女等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被塑造起来，争相书写服务于自身意识形态的历史文本，以便对抗白人男性的文化霸权，这就为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即便是代表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和妇女的史学流派，也不可能全盘接受解构主义。因为，解构主义在八九十年代美国思想界的火热，主要是出于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霸权的需要，但若过度滥用，就会引火自焚，瓦解自身的立场和身份认同。在美国当代身份政治的框架下，强调身份认同，便是对过往和当下的被压迫经历的强调。但是，身份认同同时也是反抗的立足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实证基础，基于经验、立场和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团结，也不可能维持。换言之，有限度的解构，能够为历史研究带来新鲜血液；而无限制的激进主义，则会破坏政治团结的基础。
如此看来，1993年的露易丝·蒂利刚好站立在历史学界主流的政治和学术共识之上。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社会史也许会逐渐变得不那么盛行，不再占据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但社会史所代表的实证理念，却无法轻易为历史学家所摒弃。
社会史并没有终结。事实上，露易丝·蒂利的学生、社会史家玛丽·乔·梅恩斯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史于20世纪80年代与文化史逐渐走到了一起。梅恩斯本人仍旧以女性主义社会史家自居，但她的研究相较于露易丝·蒂利，无疑吸收了更多文化史的元素。例如，在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面，蒂利的“家庭策略”分析仍以集体史料为基础，个人传记的作用仅限于补充集体史料的不足，而梅恩斯则加大了对工人阶级传记的使用力度。她从80年代开始做工人阶级传记研究，1995年出版专著《坎坷之途：工业化时期法国和德国工人的生命历程》，该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于93本法德工人自传。
此外，叙事风格的差异也能体现出两者的区别。梅恩斯受到20世纪80年代“叙事史”回归的影响，其书分章节讲述法德工人一生的故事，每个章节都包含工人阶级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如童年、上学时期、离开学校参加工作、成年生活等。这些并不是一个人的经验，而是从群体经验之中概括出来的一个普遍模式。因此，梅恩斯既突出了人作为经验主体的角色，又保留了社会史家重视群体经验的特色。梅恩斯开玩笑地表示自己是一个“精神分裂主义者”，意指她一面继承了露易丝·蒂利的衣钵；一面也顺应了学术大潮的基本走向，吸收了文化史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梅恩斯在妇女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研究“女孩”，即步入婚姻生活之前的青少年女性。无论从家庭角色还是法律地位上讲，女孩都有别于成年已婚女性。“妇女”不过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妇女的一生实际上可以细分出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年龄和性别之间的交织，造就了新的历史主体。斯科特提倡的“性别史”包含着重要的“差异”概念。它尤其强调，“妇女”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诸多内部差异，例如可细分为女孩、已婚妇女、老年妇女、少数族裔妇女、女同性恋、第三世界妇女等多个范畴。梅恩斯的女孩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斯科特对妇女与性别史的某些期待，推动了妇女与性别史的发展。
当然，社会史家和后结构主义者始终存在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差异”（阶级、种族、族群、宗教、国别、年龄等）的关注的确是妇女与性别史学界的总体特征，但社会史家可能会问：“这类差异如何参与塑造了妇女的一生？”后结构女性主义史家则会问：“这些差异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体现出怎样的权力关系？”出于不同的认识论逻辑，她们的考察方式也会不同。不过，也有部分史家能够巧妙地糅合两种史学范式，例如波尼·史密斯在《历史的性别》一书中对19世纪男性史家成长历程的考察，便综合了经验研究和权力分析两种方法，体现出社会史与后结构主义的双重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史学家把两种方法论都内化到她们的研究之中，只是更偏向哪一方，则视个人偏好和研究所需。
2014年，露易丝·蒂利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汇聚一处，纪念和表彰她为女性主义社会史所作的贡献。这组题为《代际视角中的露易丝·蒂利》的稿件发表在《社会科学史》杂志上，稿件作者多为社会史家，但斯科特也应邀撰文，写下当年她与露易丝·蒂利合作《妇女、劳动与家庭》的经历。此外，蒂利与斯科特当年主要通过通信交流合作细节，如今，这批信件连同蒂利的手稿已被作为档案保留在布朗大学的彭布鲁克女性教学与研究中心（Pembrok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Women）。该中心由一批文学理论家和斯科特创立于1981年，至今仍秉持性别研究的理论取向，但它能把一位社会史家的档案收入其中，表明露易丝·蒂利在女性主义史学上的贡献已得到广泛认可。
结语
露易丝·蒂利最初受训成为一名社会—劳工史家，之后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社会浪潮感召，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投入妇女史领域，开创了妇女史领域的社会史流派。她与斯科特一起向男性主导的主流史学发起挑战，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女性主义学术体系——以“家庭策略”分析为特色的女性主义家庭史研究。尽管她的学说并不完美，但仍然为妇女史书写和妇女史的主流化贡献了重要力量。80年代中后期，琼·斯科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发起“性别史”研究，露易丝·蒂利则坚守社会史阵地，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史忠实的捍卫者。她所捍卫的不只是社会史本身，更是社会史所代表的一种历史经验和实证主义根基。
妇女史学界的“性别转向”对应着美国历史学界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的范式转变。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小范围转变，可视为大范式转变的一个部分。但是，新的范式并没完全取代旧范式，在妇女史学界，“妇女史”与“性别史”合并称为“妇女与性别史”，而女性主义社会史，依然是妇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社会史今天已不再是历史学界的主导范式，但它仍通过与新文化史相结合等方式占有一定的地位，为后续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提供坚实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