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前2世纪中期，地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人与罗马多次交战。缕析波利比乌斯等古典史家的记述，交战历程依次为：伊利里亚人劫掠和扩张、罗马商人和伊萨向元老院控诉和求援、罗马遣使交涉、伊利里亚人蛮横回应、罗马出兵讨伐。着眼于史实层面，罗马遣使交涉，基本是其对外扩张中先礼后兵的惯常策略，也是其强化宣战理由的重要环节。而就历史叙事而论，波氏的伊利里亚战争文本，一方面将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征服呈现为奉辞伐罪、解救他邦的功业；另一方面是论证罗马优良政体及其在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中所发挥的有力作用，在此叙事逻辑指引下，伊利里亚成为罗马需要匡谬正俗的对象。
关键词：罗马；伊利里亚战争；波利比乌斯
公元前3世纪晚期，伊利里亚人频频在亚得里亚海域劫掠和扩张，当地许多城邦被征服或受到威胁，罗马商人也遭到劫掠、俘虏甚至杀害。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元老院应罗马商人请求，遣使前往伊利里亚交涉，伊利里亚摄政者特乌塔(Teuta)表示：“伊利里亚国王阻止其臣民的海上获利行为，有违惯例”，罗马使者则回应：“罗马人一直有项优良习俗，即公开惩罚那些犯下私人层面罪行之人，并援助那些受害者。借神明之助，我们将尽己所能，尽快地迫使你改变伊利里亚国王对待子民的惯例。”罗马使者所言似可概括为“奉辞伐罪”。在其后数十年间，罗马依凭消弭伊利里亚人的劫掠和扩张、维护当地希腊城邦安全之严正之辞，多次讨伐伊利里亚人，史称“伊利里亚战争”(Illyrian Wars)。
关于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前罗马遣使交涉的原因，学者巴迪昂(E.Badian)和埃林顿(R.M.Errington)皆认为罗马遣使调查是为了确认伊利里亚人对亚得里亚海域的威胁，以便决定是否发动战争。但据波氏和阿庇安记载，伊利里亚人的劫掠和扩张消息早已经由罗马商人和伊萨(Issa)城邦的控诉传至元老院，再结合罗马在其他战争中的遣使交涉及波氏等人的相关评论，有理由判断，罗马遣使交涉很大程度上是其先礼后兵和强化宣战理由的常见行为。此外，一些学者围绕第一次战争后的和约是否适用于德莫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ros)展开争论，笔者认为，该条约对德氏是否有效，取决于罗马对此的解释和利用。罗马认为德氏违反条约，所以予以打击，而斯凯尔狄莱达斯(Scerdilaidas)虽率舰队与德氏一并前往利苏斯(Lissus)以南海域，并曾与腓力五世结盟，但未见罗马对其采取行动。另外，很多研究成果对波氏伊利里亚战争文本的来源予以分析，大多认为该文本受到费边·匹克托的深刻影响，而后者的著述旨在向希腊人论证罗马统治和扩张的正当性，所以研究者们对于波氏文本中罗马遣使的缘由、过程及特乌塔和德莫特里乌斯的负面形象等内容的批评，是颇有说服力的。然而，就波氏对伊利里亚人基本形象、当地希腊城邦地位及罗马伐罪功业的描述而言，尚有进一步缕析的空间。
笔者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史实脉络和文本叙事两方面考察波利比乌斯等古典作家的伊利里亚战争文本。在史实层面，以伊利里亚战争为主要案例，并结合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及塞琉古等诸势力政治交涉的相关内容，论述罗马遣使交涉在其对外扩张中的地位，尤其是增强宣战理由、合法化战争行动方面的作用。在文本叙事层面，一方面缕析波氏等史家如何将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征服呈现为奉辞伐罪、解救他邦的功绩，进而尽可能公允地认识和评价罗马伐罪之举的结果和实质、伊利里亚统治者的形象和政策以及当地希腊城邦的地位；另一方面结合波氏著述的重要内容，即罗马优良政体及其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中的作用，分析波氏伊利里亚战争文本的叙事逻辑和旨趣，把握该文本在波氏整体著述中的特定地位。
一、“先礼后兵”：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前罗马遣使交涉
古代伊利里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大致包括亚得里亚海东岸和内陆部分地区，东与马其顿接壤，南部临近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伊庇鲁斯(Epirus)等邦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伊利里亚王国积极向外扩张，先后占领科西拉(Corcyra)、法罗斯等地。国王阿格龙(Agron)死后，其妻特乌塔成为年幼国王皮涅斯的监护人和王国实际统治者。波利比乌斯和阿庇安的著述是我们回溯伊利里亚历史的主要史料，前者相对后者记述更为详细，二者对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的描述既有一致和互补的地方，也不乏看似抵牾之处，如罗马遣使调查的背景和缘由，波氏记载是因为罗马商人遭到袭扰、抢劫甚至杀害，“越来越多的人向元老院反映这个问题”，未提及伊萨的求援。而依阿庇安记述，伊萨的求援才是罗马遣使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波氏和阿庇安的记述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互补充。由此，伊利里亚人的劫掠和扩张、罗马商人的控诉及伊萨的求援，为罗马介入伊利里亚事务提供了合理借口。据波氏记载，元老院派遣两位元老盖尤斯·科伦卡纽斯(Gaius Coruncanius)和卢修斯·科伦卡纽斯(Lucius Coruncanius)前往调查，要求特乌塔约束其臣民的劫掠行为，而特乌塔受近来胜利的鼓舞，甚为傲慢，以轻蔑的态度回复：伊利里亚王国会尽量保证罗马人不受伊利里亚官方层面的伤害，但伊利里亚国王阻止其臣民的海上获利行为，则有违惯例。罗马使者声言，罗马会尽其所能使她就范，特乌塔因此被激怒，罗马一位使者在归国途中遇害。
波氏上述记载耐人寻味。其一，依特乌塔的回复，可见其无意否认臣民的劫掠行为，只是宣称因“不合惯例”而“不便阻止”。这表明，劫掠行为不过是伊利里亚人一种惯常的谋生方式而已，即特乌塔所言的“海上获利行为”。换言之，作为统治者，她也无权阻止臣民求生和逐利。其二，在罗马使者武力威胁之前，特乌塔的回应，似乎并非波氏所言的那般傲慢，而是表露出愿意和解的姿态。反观罗马使者针锋相对的回应，不仅仅是武力恐吓，更像是最后通牒，特乌塔被激怒也在情理之中。如此来看，全盘接受波氏对特乌塔“傲慢无知”“鼠目寸光”等负面形象的描述，值得斟酌。
关于罗马遣使交涉的目的，巴迪昂和埃林顿认为，元老院此举是为了确认伊利里亚人的威胁程度，以便决定是否出兵，但此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伊利里亚人劫掠和扩张的消息早已频繁经由罗马商人和伊萨的控诉传至元老院，所以与其说遣使调查是为了确认伊利里亚人的扩张活动，毋宁说是其发兵前近乎常规化但对后续局势影响甚微的步骤。罗马使者的宣战式态度亦可援为佐证。揣情度理，作为元老院的一员，罗马使者之所以敢于如此回应特乌塔，大抵并非一时意气用事，而更可能是出使前便领会到元老院基本的政策倾向，甚至已得到元老院授予的谈判底牌，否则一位使者即使再“直言不讳”，也不会置国家安危大局于不顾，以强硬态度挑起两国间的战端。正如沃尔班克指出，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罗马对外战争中的外交程序发生变化，使者在事先得到元老院和人民授予的宣战权限后方才出使，如果对方拒绝罗马的要求，使者可立即宣战。另外，罗马先前一直不理睬针对伊利里亚人的控诉，这或许是因为之前伊利里亚人劫掠规模尚小，对其威胁较弱，但据时间线索推算，更可能是因罗马困于旷日持久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亟需恢复实力而无暇东顾。元老院此次积极予以回应，遣使交涉且态度坚决，更印证了如下判断：在遣使交涉前，罗马已做好发兵准备，而“遣使交涉”只是开启“特乌塔态度粗暴”和“罗马出兵讨伐”后续两步以完成整套行动的必要环节。
波氏对布匿战争中罗马遣使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可供类比和分析的案例，或可增强上文就伊利里亚战争中罗马遣使所下论断的说服力。譬如公元前218年汉尼拔攻陷罗马盟邦萨贡托(Saguntum)，罗马遣使出使迦太基，要求对方交出汉尼拔及其核心成员，否则将宣布开战，迦太基对罗马的要求甚为愤怒。诚如波氏所指，罗马已将萨贡托陷落视为迦太基人的开战行动，所以断不会如某些作家记载的那样，此时还在讨论是否要开战的问题。再如第三次布匿战争前，努米底亚屡屡遣使前往罗马控告迦太基，声言后者招募军队、背弃和约。公元前151年元老院遣使调查，使者报告迦太基拥有一支陆军和海军，元老院遂向对方发出最后通牒：解散军队抑或与罗马交战，而当迦太基使者来到罗马予以答复时，发现罗马不仅早已决定开战，而且已派军队开赴前线。这进一步说明罗马此次遣使仍是其发兵前的惯常行为。迦太基试图以屈服换其退兵，对罗马的严苛要求一再让步，但仍难逃灭顶之灾，这有力地证明了努米底亚的控诉无非为罗马出兵提供了正当理由，而遣使调查也不过是向外界呈现其遵守战争礼仪的姿态，完成战前的铺垫环节。无怪乎波氏对此坦言：“他们(按：罗马人)很早就决定如此行事，但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借口，以向世界证明自己如此行事的正当性。因为罗马人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波氏还借他人之口论及开战理由的重要性：“如果战争理由是正当的，便可增加胜利的把握，减少失败的风险；如果开战理由是可耻和错误的，就会引起相反的效果。”考虑到波氏久居罗马十余年，与诸多元老贵族尤其是西庇阿家族交往密切，并随西庇阿远征迦太基且亲历了后者的覆亡，所以波氏这些论点无疑是其对罗马外交政策长期亲身观察后的洞见。因其有关罗马征服马其顿、塞琉古等诸势力的内容严重佚失，无从得知这期间罗马的政治交涉与波氏的评论，但据阿庇安的记述不难发现，罗马在东扩过程中，亦不乏类似的遣使行为。但需要指出，仅据现存文献，并不能断言罗马在所有战争前都会遣使，如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出兵西西里之前，并未见其遣使行为，但墨西拿的求援事实上已为罗马出兵提供了正当理由。
如此来看，罗马在向地中海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常常借助他国之间的争端，在其中一方(多为罗马盟友或友邦)的申诉和邀请下遣使交涉，其在伊利里亚战争中的政治交涉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一般而言，罗马的遣使交涉，不仅有利于彰显其先礼后兵的大国风范，使其出兵行动呈现为被迫还击的无奈之举，更强化了其锄强扶弱的负责任形象，使其在与诸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仅就伊利里亚战争案例而论，特乌塔的回复显得无足轻重，所起的作用仅是“配合”罗马完成战前交涉流程，因为除了屈服或投降，她都难以避免被胜利者及某些知识精英塑造为“傲慢无知”“鼠目寸光”以致挑起战端的罪魁祸首。
二、“伐罪吊民”：波利比乌斯与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叙事
以打击罪魁祸首、安抚罗马商人以及解救他邦于水火为旗号，罗马出兵显得顺理成章。公元前229年，罗马海陆大军进入伊利里亚，法罗斯统治者德莫特里乌斯向罗马倒戈，科西拉、法罗斯、伊萨、埃皮丹努斯以及伊利里亚阿丁坦尼部落(Atintanes)等纷纷接受罗马庇护。公元前228年，特乌塔求和，接受罗马苛刻的条件：向罗马缴纳规定贡赋；放弃伊利里亚大片土地；严禁两艘以上船只在利苏斯以南海域航行。此为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此战无疑使伊利里亚王国遭到沉重打击。其一，罗马与对方的条约意在彻底阻止其海上势力的复兴，对惯于以海上劫掠为生的伊利里亚人而言是严苛的桎梏。不管罗马是否有意为之，此条款实际上为罗马再度干预伊利里亚事务埋下伏笔。如若局势需要，罗马便可以对方背约为由，出兵讨伐，而之后的情势发展正是如此。其二，伊利里亚国王皮涅斯虽被冠以“罗马人民之友”之名，但维持此名号和地位的前提是严格遵守条约、丧失大片土地、缴纳定额贡赋，在政治、经济双重层面受到罗马的压制和剥削。可见，“罗马人民之友”既是伊利里亚统治者维持其每况愈下的王国之政治身份，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被罗马裹挟以至成为罗马属国的证明和体现。
德莫特里乌斯是不是此战最大赢家？从表面上看，其不仅获得伊利里亚很多土地，更成为罗马的朋友。但事实上，他不但因背叛自己的国王和人民而受到罗马对其“背信弃义”人格的担忧，而且行动范围似乎也受到上述条约的限制。所以，对德氏而言，所获土地既是罗马的赏赐，也意味着罗马对其施加的束缚与其独立地位的丧失。稍有不慎，便会遭到罗马的责难甚至打击。双方政治关系的不对等和固有的相互猜疑，决定了二者友好关系的脆弱和短暂。笼罩在罗马势力阴影之下的德氏，似乎唯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谨小慎微，遵从罗马指令，以获得罗马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和支持；二是冒着触怒罗马的风险，图谋伊利里亚国势的复兴。
再看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希腊城邦，我们能否依据波氏所言“此条约解除了希腊人的心腹大患”，便认为这些城邦因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诚然，此战及之后的条约极大地削弱了伊利里亚人的势力，抑制了其东山再起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当地希腊城邦的燃眉之急和旁侧之危。正如在波氏和阿庇安笔下，罗马军队名正言顺成为一众希腊城邦恳切拥戴和衷心归附的解放之师，这些城邦纷纷献出自己的土地和子民，请求罗马人的庇护。不过，仅凭波氏和阿庇安概要式的记述，难以确认这些城邦在此战中政策抉择背后的考量，但不难理解，伊萨等蕞尔小邦吁请罗马介入亚得里亚海事务，必定是在自身安危遭到严重威胁之下的无奈之举，它们或无暇顾及或不曾料到，征服伊利里亚人之后，罗马将对其处境以及当地的政治态势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战后它们理应清楚，身为罗马属国，不可能只享有庇护而无需履行义务。拂去波氏等史家有意或无意为罗马扩张所做的话语粉饰，对当地多数国弱民寡但战略地位重要的希腊城邦而言，在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前后，其政治地位若有什么变化可言，那便是控制它们的大国由之前的伊利里亚变成了给予其庇护的罗马。
因此，此战事实上解除的是罗马人的潜在大患和东扩障碍。罗马不仅将当地众多希腊城邦和部分伊利里亚地区纳为属国(或属地)，更造成了德莫特里乌斯、特乌塔、皮涅斯和众多希腊城邦等多股势力彼此牵制的政治局面，这使罗马获得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政治优势。着眼于波氏在其伊利里亚文本开篇对罗马首次踏入伊利里亚的评论：“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那些希望掌握我写作之目的和理解罗马帝国形成及成长之人进行详细研究”，不难发现，极具历史洞察力的波氏显然对此战之于罗马霸权发展的重要意义了然于胸，但对此语焉不详。无论他是否有意为之，其叙事方式在客观上使读者沉浸于罗马对当地希腊城邦的解救和庇护、对伊利里亚妥善处置及各方沐浴罗马恩泽的表象，而忽略了罗马对当地征服的事实。而这正是罗马奉辞伐罪的真实意义和给予希腊城邦庇护的真正内涵。波氏在伊利里亚文本结尾之处强调伊利里亚人是亚得里亚海域“希腊人的心腹大患”，直至宣称其为其他民族之“公敌”，是其完成前述铺垫之后的提纲概要之笔，其叙事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将罗马向亚得里亚海东岸扩张之事实呈现为顺应小邦吁请、打击扩张行为的“伐罪吊民”之举。
三、再度“伐罪”：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后续征服
波氏的叙事方式在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中亦有所体现。据其记载，公元前222年，德莫特里乌斯未能遵守条约，劫掠和攻击伊利里亚地区那些臣服于罗马的城市，并与马其顿日益亲善。虽然波氏和阿庇安并未交代德氏这些“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如何传至罗马的，但据此时亚得里亚海东岸多股势力相互牵制的政治局势有理由推测，罗马获得的消息应该来自其在此地属国的报告，尤其是被劫城市的控诉和求援。公元前219年，罗马再度出兵“伐罪”，打败德氏，许多城市无条件同意罗马庇护。此为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德氏违反条约、从事劫掠、与马其顿亲善等行为，成为波氏等史家塑造其负面形象的重要素材。但事实上，一方面，对以海上劫掠为生的伊利里亚人而言，公元前228年的和约本身就是严苛的束缚，此时适时成为罗马可资利用并打击德氏的话语工具；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迦太基、罗马和马其顿三足并立，而身处两强之间、腹背受敌的罗马，所处局势似乎更为不利，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后罗马便对德氏疑虑颇深。反观马其顿，在公元前222年对斯巴达人的塞拉西亚(Sellasia)之战中，德氏曾助安提柯三世(Antigonus Ⅲ Doson)夺取胜利，马其顿由此在伯罗奔尼撒建立了自继业者之战以来最为强大的霸权。公元前220/219年，腓力五世即位为王，数年间进一步扩张了马其顿的势力范围。可见，罗马对德氏的疑虑和芥蒂、马其顿的崛起及其与德氏建立的信任，使德氏发现在依附罗马并受其制约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这应该是合乎理性的选择，而非波氏描述的“背信弃义”“鲁莽冲动”。因为对德氏而言，摆脱罗马束缚、谋求国力复兴，是作为伊利里亚统治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至于从事海盗行为及与马其顿亲善，无非是其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由此，波氏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德氏的做法有失公允。关于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后罗马的善后和部署，史料记载语焉不详。但毋庸置疑的是，罗马对伊利里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巩固了其在意大利以东的地位。
之后三十余年，限于史料匮乏，关于罗马与伊利里亚的关系脉络，我们所知甚少，似乎因伊利里亚国王斯凯尔狄莱达斯和普莱乌拉图斯(Pleuratus Ⅲ)对罗马的忠诚态度，双方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普莱乌拉图斯死后，根提乌斯(Genthius)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其时伊利里亚周边局势日趋紧张。这表现在，从公元前180年至前172年，随着马其顿国王帕尔修斯(Perseus)向外扩张，罗马与马其顿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伊利里亚地处两大国之间，既是两者角逐的主战场，又是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这决定了罗马和马其顿对根氏的态度呈现出相类似的两面性：既疑虑又拉拢、既威胁又示好。罗马对伊利里亚的疑虑有着复杂的现实背景。据李维记载，根氏被指控应对亚得里亚海域的海盗行为负责，因为许多海盗船只出自其王国，且不少罗马公民在其王国遭到拘押。公元前172年，伊萨遣使向罗马控诉，声言根氏劫掠其领土，并与帕尔修斯联络，欲对抗罗马。但从之后形势发展来看，直到公元前168年，根氏并未投靠帕尔修斯，而是摇摆于罗马与马其顿之间，日渐受到罗马人猜忌。罗马也曾试图拉拢根氏。公元前172年，元老院派遣德西米乌斯(Lucius Decimius)至伊利里亚，授命其试探对方的态度，尽力将对方拉拢为盟友。相较于罗马，帕尔修斯对根氏的笼络态度更为积极、拉拢手段更为多样。他一面多次遣使积极游说，以重金相许；另一面率大军攻占伊利里亚一些城池，以武力相逼。根氏逐渐投向帕尔修斯。
鉴于此，波氏贬损根氏为帕尔修斯控制下“目光短浅”“年少无知”的傀儡，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在公元前168年罗马向伊利里亚发兵之前，根氏一直斡旋于罗马和马其顿之间，试图在双方冲突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这虽属无奈但也不失为一项理智的选择。但局势的发展注定这一政策难以为继，其时马其顿在帕尔修斯的经营下实力日盛，在希腊大陆、色雷斯、爱琴海乃至小亚细亚都声势渐隆，甚至连一贯支持罗马的罗德岛和帕伽玛都摇摆于罗马和马其顿之间，因此根氏逐渐受到罗马的猜忌。帕尔修斯近在眉睫的威逼利诱显然给根氏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投靠马其顿似乎是他权衡利弊后的选择。
据记载，公元前168年，罗马遣使至伊利里亚展开调查，根提乌斯将罗马使者囚禁，声言他们是间谍。由此，根提乌斯对罗马属邦的威胁、与帕尔修斯交好及拘禁罗马使者的多宗罪状，成为罗马再度出兵“伐罪”的合理借口。同年，罗马大军开进伊利里亚，对方被迫投降。罗马此次遣使，与其说是为了展开调查，毋宁说仍是近乎常规化的流程，且对方的答复对局势发展的影响似可忽略不计，因为除了屈服，其他回复皆难免成为胜利者及站在胜者立场的史家刻画其负面形象的素材。而与其截然对立的罗马，顺理成章成为富有“仁慈”(clementia)和“公正”(iustitia)之心的“伐罪吊民”者。阿庇安对根氏战败投降过程的描述，尤其体现了该主旨。据他记载，根氏在投降之前请求罗马将军阿尼西乌斯(Anicius)予其三天时间考虑，期满之时，其属民已倒向罗马一边。另外，在李维和阿庇安笔下，前往罗马军营投降的根氏被描写为因多行不义而众叛亲离、惨遭失败以致卑躬屈膝的负面形象，而阿尼西乌斯则心胸宽广，在将根氏囚禁之前，不仅将战战兢兢的对手亲手扶起，还特设晚宴予以款待。如此一来，罗马奉辞伐罪而民心所向、在获胜后慷慨友善的形象跃然纸上。
公元前167年，阿尼西乌斯宣布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给予伊利里亚人“自由”，从所有城市和要塞撤军；根氏的王位被剥夺，其之前控制的地区被一分为三，除战时主动背弃他的部落可获得免税外，其余部落需缴纳相当于根氏统治时期的半数税款；马获得大量财物，缴获200余艘战舰并转送给科西拉、阿波罗尼亚和埃皮丹努斯等城邦。与之前给予当地希腊城邦庇护、授予伊利里亚人“罗马人民之友”相似，此次罗马授予伊利里亚人的“自由”，是其奉辞伐罪宣传话语的再度呈现。简言之，罗马从政治和经济双重层面对伊利里亚的处置，是对后者进一步征服的毋庸置疑的体现。
通过三次伊利里亚战争，罗马重建了下亚得里亚海域(Lower Adriatic)的秩序，但在亚得里亚海北部，罗马又面临伊利里亚达尔马提亚部落(Dalmatian)的劫掠问题。据记载，根氏统治初期，达尔马提亚人就已反叛，之后频频劫掠伊萨等地。伊萨等城邦多次遣使向罗马控诉他们的劫掠行为，公元前158年(或前157年)，作为对当地控诉的回应，罗马遣使前往交涉。据阿庇安记述，对方拒绝接待罗马使者，而依波氏所言，对方显然更加蛮横，不仅未给罗马使者提供食宿，且抢夺他们的马匹，若非使者偷偷离去，对方甚至准备动武。罗马以此为由出兵讨伐，几乎毁灭了达尔马提亚人的主要城市德尔米尼乌姆(Delminium)，达尔马提亚人的势力受到压制。此次事件的发展脉络与之前事件走向大抵相似：达尔马提亚人劫掠、伊萨向罗马控诉和求援、罗马遣使调查、对方态度粗暴、罗马出兵讨伐。我们并不否认达尔马提亚人劫掠行为的真实性，因为这本身即是包括其在内众多伊利里亚人惯常的谋生方式，我们也无意怀疑罗马遣使调查的真实性，因为这是罗马先礼后兵的惯常行为。而值得斟酌的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先前主要的劲敌迦太基和马其顿相继被打垮，罗马成为整个地中海名副其实的霸主，而区区伊利里亚一个部落竟遗忘数十年来罗马对伊利里亚多次征服的记忆，敢于冒灭顶之灾而粗暴对待霸主的使者，这是不合常理的。波氏的记述似可佐证这一看法，他认为，罗马此次出兵，是为了再度降服伊利里亚、重振罗马军队雄风，而对外宣称是因为达尔马提亚人冒犯了他们的使者。因此，上述环节中的“对方态度粗暴”不排除是罗马建构宣传话语和后世史家因循记述的产物，旨在表明罗马出兵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余 论
缕析波利比乌斯等史家的伊利里亚战争叙事可以发现，数次战争基本都历经了如下阶段：伊利里亚人劫掠和扩张、伊萨和罗马商人向元老院控诉和求援、罗马遣使交涉、伊利里亚人态度粗暴、罗马出兵讨伐，这样的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俨然一套常规化流程的呈现。诚然，波利比乌斯等史家的著述被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可信度较高，但具体到伊利里亚战争文本，不乏值得推敲、考辨之处。基于现代研究成果和上文对伊利里亚战争相关文本的分析，本文从史实和波氏叙事两个方面得出一些粗浅认识。
就史实层面而言，伊利里亚战争中罗马的遣使交涉，是其对外扩张中先礼后兵的惯常策略，在强化宣战理由、使战争行动合法化方面作用明显。当然，仅据上文有限案例，并不可轻易断言罗马所有的遣使交涉皆是其先礼后兵且对后续局势影响甚微的一贯行为。因为某些政治交涉确有缓和纠纷、避免战争之意，所以罗马遣使究竟是流于形式的常见行为，抑或是意图解决纠纷、缓和矛盾的外交努力，尚须结合具体案例予以分析。但作为遵守战争礼仪和强化开战理由的必要环节，遣使交涉在罗马对外扩张中无疑甚为常见，这样的判断应该是符合史实的。应该指出，遣使行为无论表面宣称出于何种理由，实质上无不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恰如波氏对罗马遣使干预托勒密兄弟权力之争的灼见：“这种举措在罗马人中间司空见惯：通过别人所犯错误，他们得以有效扩张和强化自身权力”。
就历史叙事而论，在波氏伊利里亚战争文本中，罗马征服伊利里亚的行动被书写为奉辞伐罪、解救他邦的功业，伊利里亚人则成为其他民族之“公敌”，而当地希腊城邦纷纷得到解救并沐浴罗马恩泽。可以说，该文本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修辞意味，很大程度上是胜利者建构宣传话语和后世知识精英沿袭记述的产物，旨在呈现罗马东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另外，如果仅仅聚焦波氏伊利里亚战争文本，而不关照其《通史》的著述主旨，势必将囿于孤立文本的狭隘视野，难以较为全面把握该文本在整体著述中的特定地位。《通史》旨在论述“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当中(按：公元前220年—前168年)，罗马人通过何种方法和政体，成功地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显然，罗马政体及其在罗马扩张中的效用是波氏著述的重要内容，所以他除了在其他多卷予以论及外，在第六卷集中考察了罗马政体及其与雅典、迦太基、克里特及斯巴达等政体的差异。他认为，罗马的混合政体使其“足以应对所有的紧急情况”，是罗马战胜诸多对手的根本原因，甚至直言“我们不可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政体”。波氏的这一判断，是其考察罗马征服伊利里亚、迦太基及马其顿等诸势力之后的经验总结。换言之，其笔下包括伊利里亚文本在内的整体著述，很大程度上是论证这个判断，以罗马的优良政体及其在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中的作用为要旨。在此种叙事逻辑中，伊利里亚战争不仅体现了军事层面罗马对后者的征服，更暗含了良善政体对腐朽政体的胜利和改造。
虽然因第六卷仅剩残篇，无从得知波氏是否对伊利里亚的政体有过专门考察，但依据波氏政体观的内涵，再结合他对克里特政体和社会的评价，大抵可推断他对伊利里亚政体和社会的看法。他认为习俗和法律是决定一国政体优良与否的根本要素，优良的政体使公民的私人生活正直且节制，国家的公共生活文明且公正，而腐朽的政体则会导致私人生活的贪婪和公共生活的不公。而克里特的政体正属于后者，他认为克里特的法律助长了人们的利欲和贪婪，以至于人们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频繁卷入各种纷争，甚至断言克里特的私人行为最为狡诈、公共政策最为不公。而波氏笔下的伊利里亚，无论私人层面视劫掠为正常生计的习俗，抑或公共方面放任劫掠行为的政策，再或特乌塔、德莫特里乌斯及根提乌斯等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显然皆与波氏理想的优良政体和良善社会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与同样以海盗行为闻名的克里特颇为类似。概言之，在波氏的叙事逻辑中，伊利里亚无疑是需要罗马奉辞伐罪、匡谬正俗的反面对象，恰如本文开篇其笔下罗马使者义正词严的讨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