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埃及，瘟疫广泛存在且种类较多。尼罗河既是古代埃及人的主要水源也是其交通命脉，因此也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一方面，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埃及人往往把瘟疫的发生理解为神明的惩罚，因此通常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并念动咒语的方式来驱逐瘟疫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埃及人也能理性地面对瘟疫的发生，并积极运用医学知识治疗瘟疫，采取措施有效地阻止瘟疫的蔓延。瘟疫的传播不仅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埃及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同时，瘟疫的传播也是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密切交往的结果。
关键词：古代埃及；瘟疫；塞赫迈特；古代东地中海世界
瘟疫始终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古代埃及文明，自然也难以避免瘟疫的发生。早在各类医学纸草中，古代埃及人就留下了符合某些传染病症状的病例记录。同时，飞速发展的现代考古技术和生物学知识在木乃伊检测上的应用，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埃及瘟疫提供了帮助。然而在20世纪初，由于对瘟疫的记述多出现在诸如埃伯斯纸草和埃德温·史密斯纸草等医学纸草的咒语中，一些学者就此认为瘟疫在古代埃及只是人们实施巫术的一个理由而已，并不常见于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另一部分学者则从与瘟疫相关的神明入手，试图论证瘟疫确实存在于古代埃及社会，讨论最为深入的问题是古代近东瘟疫之神拉舍弗及其对埃及的影响，其中以《迦南神拉舍弗》和《拉舍弗神在古代近东》为代表性论著。前一部著作开列了与拉舍弗相关的古埃及文献，后一部著作则对这位神明在古代近东地区的形象和职能进行了讨论，明确了该神在埃及作为瘟疫之神的职能。除此之外，学者们通过对《出埃及记》中关于“十灾”真实性的讨论，尝试对埃及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瘟疫做进一步勘定。格雷塔·霍尔特(Greta Hort)在1957年发文对十灾进行了科学且符合逻辑的讨论后认为，十灾的发生源于尼罗河水位上涨异常导致水源污染。尽管自20世纪中叶起学者们趋向于认为瘟疫确实存在于古代埃及社会，但是由于未深入解读相关文献以及囿于知识技术水平，难以展开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解构，无法深化对瘟疫类型和传播途径等相关问题的讨论，直到20世纪末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迅猛发展才使对瘟疫进行全面研究成为可能。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古生物和古病理学出发，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埃及的木乃伊等考古标本进行科学探测和勘察，进而明确古代埃及瘟疫的类型和传染源，但却无法对瘟疫的传播和影响做出必要的解读。
基于此，本文拟在详细梳理古代埃及医学纸草的基础上，讨论古埃及人对瘟疫的认识及相关应对措施，并充分利用学界在古生物学、古病理学和考古学上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厘清古代埃及的瘟疫类型等问题。同时在埃及与近东地区交往活动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古代埃及瘟疫的传播途径及其对埃及和近东地区社会的影响等问题，继而为研究古代埃及与近东地区的关系寻求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埃及人对瘟疫的认知
与有着成熟医疗体系的现代社会不同，古埃及人由于医学知识的局限，并未详细地划分疾病的种类，因此在他们眼中瘟疫和普通疾病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由此导致古代埃及文献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瘟疫的相关记载。另外，埃及人为了获得来世，在诸如王室文献、自传体铭文、教谕文献和丧葬文献等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极尽夸赞之能事，而鲜有对瘟疫这类事件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从文献中得到一些隐晦的提示，这在《伊普味陈辞》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的心是残忍的，国家瘟疫肆虐，到处都在流血。”
此处的“瘟疫”从iAdt(图片)一词而来，其基本含义是“痛苦”“困境”“灾难”，揭示了瘟疫给人和社会带来的破坏性。根据这一单词出现的具体语境，学者们将其进一步引申为“瘟疫”，由此，这一词汇就成为判定埃及瘟疫是否存在的一个依据，而该词汇出现次数较多的医学纸草成为研究古代埃及瘟疫的最佳文献资料。在埃德温·史密斯医学纸草中出现了iAdt(“瘟疫”)这一词汇，该纸草的前三栏半(65行)记录了埃及人对瘟疫的治疗措施，而前八句借助塞赫迈特(Sekhmet)力量驱逐瘟疫的咒语则与“害虫之年”有关。将瘟疫称为“害虫之年”，表明这种瘟疫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或许每年都发生也未可知。
上述医学纸草的记载揭示出古代埃及人对瘟疫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由于认识水平有限，他们对于瘟疫的记录多以描述病症为主，并往往将瘟疫的病症记录到普通病症中，也未形成包括预防和治疗在内的关于瘟疫的专门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古代埃及的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埃及人常常将瘟疫的发生与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往往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疾病。
相较于历史文献中的隐晦表达以及医学纸草中寥寥的记录，在神明崇拜盛行的古代埃及社会，人们更倾向于把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视为神明操纵的结果。就像拉神掌握着日升日落和昼夜交替，地神盖伯(Geb)和天神努特(Nut)支撑着天地，疾病也由神明一手把控着。因此，古埃及人认为“瘟疫是由邪恶的神、恶魔、幽灵和风引起的”，而塞赫迈特就是这些恶神的代表。在埃及人看来，这位女神“既能带来瘟疫，又能防控瘟疫”。他们认为塞赫迈特作为瘟疫的化身，阻止瘟疫的蔓延就在她的一念之间，她在防控瘟疫时也无须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换言之，人们借用她的威名就可达到治疗瘟疫并遏制瘟疫扩散的目的。
由此在治疗疾病时，埃及人想方设法地与这位他们又恨又爱的女神建立某些联系，而作为神在现实世界的代言人，埃及国王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传达神之旨意的最佳媒介。他将自己与塞赫迈特类比，承担了女神平息瘟疫的职责：“显赫的名声，他(国王)比塞赫迈特更强大，像火一样——因为他(像塞赫迈特那样)为向他祈祷的人念动咒语；当人们向他祈祷时，他能治愈瘟疫。”对此，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辛努西的故事》也有类似的描述：“国家怎能没有他(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全能的神，(人们)对他的担忧无处不在，遍布各国，就像塞赫迈特身处凶年(所表现的那样)。”瘟疫在此被视为神对人类的惩罚，因此，人们试图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以及祈祷的方式来获得庇护。
除了埃及本土的塞赫迈特女神外，还有一位在整个近东地区广为流传的神明拉舍弗(Resheph)，因其“常手持武器与疾病恶魔对抗而被认为是瘟疫之神”。他“在乌加里特咒语文献中能对抗蛇毒，而在埃及文献中能治愈瘟疫”。于是在传入埃及后，拉舍弗因为“既能带来瘟疫又可治愈瘟疫，也被认为是对抗瘟疫之神”。
由此，囿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程度，古代埃及人无法对传染性强且破坏性大的瘟疫有清醒的认识。在医疗手段不能有效医治这类棘手的传染病时，对于生活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的古代埃及人来说，向塞赫迈特等瘟疫之神祈祷无疑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
正因古代埃及人对瘟疫的记载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对瘟疫种类的讨论多基于文献记录的病例特征以及对木乃伊等考古证据的病理分析。得益于古生物学和古病理学的发展以及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习惯，在埃及既能“在细菌作用于软组织之前，通过把尸体埋在炎热、干燥的沙子里，使其软组织脱水，从而形成一个天然的木乃伊，同时还有人工制成的木乃伊”。于是，这些木乃伊因留存了古埃及瘟疫病原体而成为探究古代埃及瘟疫类型的最好材料。
根据1910年拉夫尔(Ruffer)对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前945年)一位名叫纳斯帕汉(Nesperehan)的大祭司木乃伊的检查报告，这位大祭司死于肺结核，这表明作为一种传染病，肺结核存在于古代埃及社会。1905年，通过将一种灵敏的免疫沉淀试验应用到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埃利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确定天花是导致这位国王面部、颈部、胸部和下腹部出现皮肤疱疹的原因。此外，罗萨莉·大卫(Rosalie David)的团队还在一具编号为1770的年轻女性木乃伊身体中发现了一种麦地那龙线虫(Dracunculus medinensis)，从而证明了疟疾存在于古代埃及社会。波兰研究人员特·齐兹尔克莱－罗加利斯克(T. Dzierzkray-Rogaliski)于1980年采用骨骼考古调查的方法，在位于达克莱(Dakhleh)绿洲入口东部的一个小定居点巴拉特地区(Balat)的一座坟墓中发现了4例麻风病。了通过检测木乃伊和骨骼来考察埃及的瘟疫，1979年兹莫尔曼(Zimmerman)还在埃及的考古文物中发现了抗酸杆菌，这是一种导致结核病的病菌。
同时，上文提及的医学纸草记录的一些病症，根据现代医学知识也被勘定为传染病的症状。如埃伯斯纸草在治疗皮肤病的病例中就提及麻风病：“为了祛除因麻风病而在脸上出现的疱疹，一个人用海盐和尿液的混合物煮了一些洋葱，然后涂在斑点上。”而且埃伯斯纸草还专门提到了ÃÃÃ病、尤克杜病(uxedudisease)和尤哈病(uhadisease)。其中的ÃÃÃ病被证实是血吸虫病，这在古代埃及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因为“针对ÃÃÃ疾病提出了众多治疗措施，而无论是这种疾病本身，还是因同时并发尤哈病或尤克杜病而使这种疾病变得复杂，都将是最严重的灾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瘟疫因古埃及人对疾病的病症和病理认识不足，而被错误地划归到其他普通疾病中，如黑死病(bubonic plague)在古代埃及就常被认为是肿瘤的一种。罗萨莉·大卫便认为《埃伯斯纸草》中提到的“宏苏之瘤(tumor of Khonsu)”，可能是指淋巴结发炎和肿大(buboes)，这是黑死病的特征。而赫斯特医学纸莎草和伦敦医学纸莎草描述的包括煤黑色的斑点和血尿症等症状，很可能是由黑死病引起的。此外，以“迦南病”为典型的一类在近东地区广泛传播的瘟疫在埃及文献中也有记载，“迦南”是埃及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称谓，“迦南病”则揭示出这种瘟疫的首发地是巴勒斯坦地区，后传播到埃及。对于这种从境外传入埃及的瘟疫，不仅埃德温·史密斯纸草留有对抗它的咒语，而且在第十八王朝晚期的伦敦医学纸草中还保留了几条来自国外的咒语，其中一条用克里特语书写，表明这种瘟疫不仅在埃及和近东地区广泛传播，而且还传播到了地中海的克里特岛。
除了上述肺结核、天花、疟疾、麻风病、血吸虫病等人传人的瘟疫在埃及确有存在外，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在家畜间流传的结核分枝杆菌的存在。
二、瘟疫的传播途径和应对措施
瘟疫往往沿着交通路线传播。由于尼罗河河运是埃及的主要交通运输线，因此成为埃及境内传染病扩散的主要途径。作为埃及境内唯一的水源，尼罗河与埃及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这便导致尼罗河河水的涨落及其稳定与否都深刻影响着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埃及人的健康。对此，埃伯斯纸草有过明确的记载：“当你检查一个人的腹部时，你发现他在游过尼罗河后，其身体的两侧都生病了，他的身体是肿胀的，当他进食时，他的胃感到不舒服，那么这就是贝克图病(bexetuillness)。”《出埃及记》关于十灾的记述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出埃及记》关于十灾的记述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在探究十灾可能对应的相关传染病时我们却发现，十灾的发生皆自“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即尼罗河水变成红色)开始，继而一系列传染病得以爆发，即“第一次瘟疫是由于蕈类、纤毛虫类、藻类和信风区的灰尘污染了尼罗河水而导致的”，从而引发了之后的蛙灾、蚊灾和一系列瘟疫。
由于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埃及的东北部通过西奈半岛与西亚陆路相连，因此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古代近东地区乃至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瘟疫传播中的一环。由于瘟疫的传播不受地区和国别的限制，随着东地中海世界各文明、各地区交往互动的深入，古代埃及文献所记载的“迦南病”或“亚洲病”势必在东地中海世界广为传播。事实上，自公元前3000年埃及文明开启以来，埃及始终与其周边的其他文明和地区保持密切的交往，通过战争、外交、贸易和文化等途径而不断加深了彼此间的羁绊。在各文明互通有无的过程中，瘟疫也随着人类交往路线而传播开来。
首先，战争无疑是瘟疫传播的最快途径。一方面，有战争就必然有伤亡，大量的尸体堆积，又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必然导致病菌的滋生；另一方面，古代世界的战争都是敌对双方面对面的肉搏，交战双方人员身体的接触以及俘获对方的战俘都有可能成为瘟疫传播的途径。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二世(Mursili Ⅱ)的瘟疫祷文便生动地反映了瘟疫随着埃及战俘进入赫梯境内这一事实：“赫梯的风暴神，我的神，他决定让我父亲得胜；他征服并打败了埃及的步兵和战车兵，他将被掳的埃及人带回赫梯。出乎意料的是，瘟疫在(埃及)的战俘中传播开，(并导致大批战俘)死亡。当(埃及)俘虏被带回赫梯时，瘟疫也便随之被带到了赫梯。从那天起，在赫梯的土地上，就不断有人(因为瘟疫)而死去。”而就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的埃及而言，无论是第十八王朝的国王图特摩斯三世的17次亚洲战争，还是第十九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之间的卡代什战争，战争结束后都有大量亚洲人以战俘身份进入埃及，而被称作“迦南病”的瘟疫也随之在埃及传播。此外，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海上民族对埃及的入侵则使来自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几个部族大批移民到埃及，他们的到来也为瘟疫在埃及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其次，商业贸易也是瘟疫传播的一个途径。黑死病在中世纪西欧的传播及其对西欧诸国的影响有目共睹，而在古代世界，它也同样被广泛传播。目前，对黑死病的传播途径存在这样一种假设：“这种瘟疫的传播载体尼罗河鼠(Nile rat)身上的跳蚤会跳到新的宿主——黑鼠(black rat)身上，而黑鼠则可能是偶然从印度经由海上贸易或可能经由两河流域而进入埃及。”这种假设以黑鼠为黑死病的宿主，黑鼠又将病毒传染给人类，最终通过各地区间的贸易，在人群中广为传播。随着商人及其贸易团体在各国之间的活动，传染病也以其为载体被带至各个地区。
与此同时，埃及对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瘟疫之神拉舍弗以及来自两河流域的“疾病恶魔”(Sāmānu)的接纳都进一步证实了瘟疫在埃及和近东之间的传播，后者是一种在古代近东地区传播甚广的瘟疫。另外，在前文中多次被提及的“迦南病”和“亚洲病”，无疑是瘟疫从巴勒斯坦地区传播至埃及的重要证据。《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埃及国王将希伯来人驱逐出埃及的真实原因，很有可能也是因为当时“迦南病”在埃及的流行，于是埃及国王便将责任推给来自迦南的希伯来人。
相较于其他文明而言，古代埃及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为他们隔离瘟疫提供了保障：南部传统疆域是尼罗河第一瀑布，北部则濒临地中海，东西两面与沙漠和丘陵相邻，只有东北部通过西奈半岛与西亚陆路相连。由此，沙漠和海洋不仅是埃及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隔瘟疫向埃及境内传播的有效屏障。但即便是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仍然无法阻止文明交往的脚步，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的传播。面对瘟疫的传播，埃及人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以求自保。
以侍神为生的古代埃及人，首先能想到的治疗和防止瘟疫传播的方法就是向神明寻求帮助。基于埃及人对瘟疫的认识，他们常借助塞赫迈特女神的力量来治疗瘟疫。身为瘟疫之神的塞赫迈特在埃及人看来是十分强大的，所以人们认为依靠她来对抗瘟疫时只需念动咒语就能驱赶附在人身体中的疾病或瘟疫。于是我们便在埃伯斯纸草中看到塞赫迈特出现在对抗瘟疫的咒语中：“另一种(咒语)用来驱除携带着瘟疫的风，(是)疾病的恶魔，邪恶的灵魂，塞赫迈特的信使。”她同样也出现在埃德温·史密斯纸草的咒语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可能的邪恶，脱离一切邪恶、恶劣、邪淫的事，脱离一切恶魔般的、致命的热病。”不仅仅是咒语，每当周期性的瘟疫发生时，埃及各地都会为塞赫迈特女神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古代埃及人相信定期的献祭活动能够安抚这位暴躁的女神，以此来阻止瘟疫的发生及传播。
在祈祷神明帮助的同时，埃及人也尝试治疗传染病。在前文提及的治疗麻风病措施的基础上，埃伯斯医学纸草继续记述道：“面部疱疹的治疗是通过将蓖麻油和红丹混合后敷到脸上。……第一天，他的头涂上一层用高粱粉和棕榈果制成的‘润肤露’，用软脂肪加热，然后包扎起来。第二天，头上抹了鱼油，第三天用河马油，第四天涂亚伯拉罕油。经过这一疗程的强化治疗后，如果疱疹仍然存在，则每天涂抹面包粉，并涂上腐烂的谷物。”而治疗血吸虫病的方式，则是用在油里加热过的乔弗莱贡的酸木(Jochauflegung of the sau-wood)进行治疗。
考古资料向我们揭示了古代埃及人不仅曾对传染病有过积极的治疗，而且还具有防疫隔离的意识，对因瘟疫死亡的病人尸体进行处理，以防止瘟疫的再次扩散和蔓延。从底比斯墓葬地的哈瓦坟墓考古资料汇总中我们看到，在坟墓中的柱廊大厅北侧的过道上铺有一层厚厚的石灰(厚15～20厘米)，而这些石灰的功用是覆盖尸体。意大利考古队在哈瓦(TT 37)和阿克希门鲁(TT 37)坟墓围墙东面发现了一座坟墓附属建筑，而这座建筑的功能就是用来处理感染了瘟疫的尸体。
与此同时，埃及人还设立特定的隔离区用以隔离感染瘟疫的人群，从而有效地防止瘟疫的扩散蔓延。根据曼涅托(Manetho)的记载：“(埃及)国王阿蒙诺菲斯(Amenophis，即阿蒙霍特普)希望能见到神。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听从了与他同名的帕皮斯(Paapis)之子阿蒙诺菲斯的劝告，试图清除这个国家的麻风病人和其他被感染的人。于是他从他们中间清点出近8万人，让他们在尼罗河沿岸开凿岩石。随后他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把希克索斯人的旧都阿瓦里斯(Avaris)分配给他们作为定居点。”而通常情况下，埃及人会选择远离埃及腹地的绿洲作为隔离区，于是在埃及的7个主要绿洲中位于沙漠最深处的达克莱绿洲便成为埃及人的最佳隔离区。根据考古发掘，这一绿洲曾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收留了很多因感染麻风病而被驱逐的贵族。
尽管古代埃及人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所感染的疾病是传染病，但他们还是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积极进行应对，并初步形成了从治疗、处理死者到隔离的一套相对完整的瘟疫处理体系。
三、瘟疫对埃及和东地中海世界的影响
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瘟疫给疫情发生地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医疗条件欠佳的古代埃及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瘟疫肆行导致的人口锐减和经济衰退无疑破坏了古代埃及社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瘟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导致埃及人产生了对瘟疫的畏惧心理，从而促进了与之相关的宗教观念的发展。古埃及人创造出了瘟疫之神，并通过向神明献祭以希冀得到他们的护佑而避免受到瘟疫的侵害。与此同时，面对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埃及人也没有坐以待毙。通过对医学纸草的文本解读我们看到，即使他们对瘟疫的科学认识因为时代局限而存在偏差，但其仍发展出了一套应对瘟疫病症的医疗措施。而考古资料则反映了古埃及人初具隔离防疫等现代人对待瘟疫的科学态度，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关于瘟疫治疗和防治处理的医学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他们的医疗知识。
瘟疫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埃及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上。由于古代埃及位于西亚和北非交汇处，埃及不仅要应对境内瘟疫的流行，更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瘟疫传播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埃及与其周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系。阿玛纳书信中曾这样记载：“随函奉上500德本的铜。我把它作为我哥哥送给你的贺礼。我的兄弟，不要介意铜的数量少。尼伽尔(Nergal)的手如今在我国境内，他把我的国人都杀光了，一个铜匠也没有幸免。所以，我的兄弟，不要介意。”这里的“尼伽尔”是两河流域的瘟疫神，“尼伽尔的手如今在我国境内”则揭示出这个国家暴发了瘟疫。由于瘟疫的暴发使国内的铜匠数量锐减，从而使国家间贺礼中铜的分量不如往常，继而导致两国交恶。而一篇题目为“被拉布阿尤包围(Besieged by Lab'ayu)”的书信也曾写道：“愿(埃及)国王拯救他的城市，以免拉布阿尤占领它。看，这座城市正在遭受着瘟疫的损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埃及国王并没有派军前往这座城市将其从战乱和瘟疫中解救出来，最后导致埃及丧失了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由此，即便埃及境内并没有暴发瘟疫，但却被动地承受了他国瘟疫的流行而带来的不利影响。亦如当下的全球化世界，由于当时的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存共荣，一个国家的瘟疫暴发，绝不仅仅只危害到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波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而成为埃及与其周边国家乃至于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交往体系解体的诱因之一。
瘟疫的传播在诱发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交往体系走向解体的同时，也给埃及与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往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古往今来，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政治和社会环境都是影响贸易正常进行的主要因素，只有在国家内部较为稳定和国际关系融洽的情况下，贸易才得以正常开展。前文列举的阿玛纳书信就揭示出，当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联盟溃散后，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将无从谈起。
瘟疫不仅考验着当时的医学治疗能力，更对瘟疫发生国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如果瘟疫发生国政府组织涣散，无法组织起有效的人力和物力，那么势必加剧瘟疫的流行。同时瘟疫的传播也进一步加剧了时局的动荡。当一个国家无暇顾及国内事务时，何谈与他国开展国际贸易。
综上，埃及的帝国时代——新王国的衰落，不仅仅是以移民为目的的海上民族的入侵、埃及国家内部斗争及统治秩序的崩溃、铜和黄金等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的枯竭、稳定的埃及对外交往体系的解体、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同时也是流行性瘟疫作用的结果。同时，相较于旱涝和蝗虫等自然灾害，瘟疫对社会经济的毁坏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自然灾害通常发生在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它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是区域性的、可控的，那么瘟疫因具有极强的传播性而对社会经济造成整体性的危害，是难以控制的。因此，一场瘟疫在埃及的发生，不仅是埃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灾难，而是包括埃及在内的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的灾难。它使整个东地中海世界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继而导致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国家或地区间交往体系崩溃，贸易衰退和停顿，并最终成为东地中海世界青铜时代终结的诱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