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关键词：《高丽史》；元东征日本；忽必烈；忠烈王；洪茶丘；金方庆；《叛逆传》；历史书写
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大军征讨日本，乃近世东亚史上一件大事，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而高丽王朝是东征日本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元朝的藩国，高丽王朝被迫为东征建造战舰、准备物资，高丽军队也随元军征讨。检视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既可以获取考察高丽王朝在这次征讨中地位的重要史料，也可以察知朝鲜王朝对这场战争的认识。《高丽史》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散见于《元宗世家》、《忠烈王世家》、《兵志》、《金方庆传》等相关篇章中。尽管零散，若仔细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战争，且通过分析战争中高丽如何巧妙地与元朝周旋，可以具体而微地解剖元丽宗藩关系的特质。本文从历史书写的视角，以《高丽史》为中心，探讨朝鲜王朝官方对于这件历史的认识，并对影响这种历史书写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的意图与历程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幼主，自立为王。为了尽快树立王朝的正统性，一方面，李成桂当即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韩尚质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积极谋求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李成桂君臣欣然接受。同时，立国之初，李成桂就把编修高丽王朝史作为要务，试图从本国历史中寻找新朝的合法性。诚如有韩国学者指出：“通过对高丽时期的整理，指出高丽王朝存在的问题，以此不仅可以体现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建国的朝鲜的正当性，还可以确定新统治理念的方向。”在这种政诉求下，朝鲜王朝开始了高丽史的编纂。
太祖四年（1395年），李成桂令郑道传等人以高丽实录等史料为据，纂成编年体《高丽国史》，全书37卷。此书现已失传，有曾校雠者论之曰：
恭惟我太祖开国之初，即命奉化伯臣郑道传、西原君臣郑摠修高丽国史。于是，采摭各朝实录，及检校侍中文仁公闵渍《纲目》、侍中文忠公李齐贤《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穑《金镜录》，汇而辑之。仿左氏编年之体，三年而成，为卷三十有七。顾其书，颇有舛误。至于凡例，以元宗以上，事多僭拟，往往有所追改者。
此书成书虽快，但史料搜集有限，且当时以为此书对李成桂史实记载不真，“事多僭拟”，因而受到批评。不过，该书史论大多被《高丽史节要》采用，因而得以留存，也为随后高丽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
太宗十四年（1414年），太宗命春秋馆事河仑、卞季良等重修《高丽国史》。两年后，河仑去世，重修停止。世宗元年（1419年），再令重修，三年（1421年），书成，世宗仍不满意。五年（1423年），令卞季良、柳观、尹淮等继续改撰，次年成《校雠高丽史》，因意见分歧，未能颁行。世宗十三年（1431年），世宗令监春秋馆事申概、权踶等编纂高丽史长篇，广泛采纳高丽史料。世宗二十四年（1442年）八月，书成，名为《高丽史全文》。此书初印于世宗三十年（1448年），史料相当丰富，但以编纂主旨不明，后亦停止颁行。不过，此书为以后《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的编纂，准备了丰富资料。
最初几十年，朝鲜王朝官方为编高丽史不遗余力，却并未编成一部满意的史书。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金宗瑞、郑麟趾等奉旨再次纂修《高丽史》，变编年体为纪传体。《进〈高丽史〉笺》载：
我太祖康献大王⋯⋯顾丽社虽已丘墟，其史策不可芜没。命史氏而秉笔，仿《通鉴》之编年；及太宗之继承，委辅臣以雠校。作者非一，书竟未成。世宗庄献大王遹追先猷，载宣文化，谓修史要须该备，复开局再令编摩。尚纪载之非精，且脱漏者亦伙。况编年有异于纪、传、表、志，而叙事未悉其本末始终，更命庸愚，俾任纂述。凡例皆法于迁史，大义悉禀于圣裁。避本纪为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降伪辛于列传，所以严僭窃之诛。忠佞邪正之汇分，制度文为之类聚，统纪不紊，年代可稽。事迹务尽其详明，阙谬期就于补正。
尽管朝鲜王朝从太祖开始，历经数代，陆续编过几部史书，但因编年体并不利于王朝正统性的塑造，只得采用纪传体重编。文宗元年（1451年）八月，《高丽史》终于完稿。全书139卷，其中目录2卷、世家46卷、志39卷、年表2卷、列传50卷。接着，金宗瑞在纪传体《高丽史》基础上用编年体改撰，次年二月，编成35卷本《高丽史节要》。这两部书都得以流传，终于实现了编纂《高丽史》以塑造王朝正统性的意图。
《高丽史》虽然用“世家”载国王史实，以示名分，然而全书并没有用宋、元等中国皇帝的纪年，而是用高丽国王在位年为全书纪年方式，表明高丽王朝的相对独立性。其实，高丽立国以后，先后采纳过五代、宋、辽、金年号。高丽元宗开始，行蒙古年号；忠烈王开始，行元朝年号，一直到被李成桂推翻。尽管在文化上，高丽与朝鲜王朝都有强烈的慕华之风，但高丽与宋朝的宗藩关系持续并不长。高丽开国，太祖王建即教导：“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因而确立慕华之道，展开与宋朝的交往。对于辽、金虽有交往，但视之为“禽兽之国”，不得效仿其制度。对于元朝，“今元氏之主中国，未闻用夏变夷，脱落菱甲，涤去腥膻。徒能窃据疆土，肆然以令于衣冠之族，则是乃阴反统阳，天地古今之变逆，岂复有大于此哉！”亦视同夷狄。
可见，在高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岁月里，从文化上，高丽只臣服宋朝，但与宋朝宗藩关系持续时间最短，后来就先后被辽、金和元取代。对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高丽王朝尽管政治和军事上不得不臣服，但文化心态上始终有着高昂的心态，并不臣服。朝鲜王朝官方修纂的《高丽史》，尽管国王用世家体裁，不用本纪，以显示藩王的本色，但是全书不用中国皇帝的纪年，而是用高丽国王的在位年作为纪年方式。这种折中办法，显示朝鲜王朝的一种基本认识：既承认高丽藩国的地位，又不完全臣服，且保持一种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这两种意识的结合，构成了《高丽史》历史书写的基调。朝鲜王朝秉承强烈的华夷思想，将元朝视作蛮夷，即便高丽王朝是元朝藩国，在朝鲜王朝所编高丽史书中，亦不采用蒙古与元朝皇帝的年号。事实上，官修纪传体断代史本身，即凸显王朝的自主性和正统诉求，这也是朝鲜王朝君臣经过几十年摸索后，最终采纳纪传体的原因。
高丽王朝与蒙古帝国的接触从1218年开始，与元朝的交往，则从高丽元宗开始。高宗五年（1218年），蒙古军队追击契丹遗民进入高丽境内，其后开始正式与高丽政权接触。不久，双方缔结兄弟盟约，正式交往。但蒙古屡向高丽索取财物，引起高丽不满，并曾发生蒙古使臣归国途中被杀事件，终于引发战争。从1231到1258年，蒙古出兵攻打高丽竟有7次之多。高宗四十六年（1259年），高宗王皞派太子王倎前往蒙古，双方议和。恰在此时，蒙古大汗崩逝，王倎亲迎忽必烈，忽必烈继位，建立元朝。不久，高丽高宗去世，忽必烈遣使将王倎送回高丽继位，是为元宗。正是从元宗时期开始，忽必烈在高丽帮助下，开始了征讨日本的准备。以高丽为中心进行历史书写的意识，贯穿于整部《高丽史》，其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也就呈现出一个朝鲜王朝版本的“蒙古袭来”故事。
二、《高丽史·世家》对元东征日本战争之书写原则与史实选择
元东征日本之前，忽必烈派使臣前往日本，希望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个过程相当长。从一开始，高丽王朝几乎就被绑在元朝东征的马车上，成为马前卒。对于这个过程，《高丽史》不遗余力，尽力记述，字里行间，饱含着无奈却又不甘的意识，显示高丽王朝在元朝高压下，试图寻求一种独立性。以高丽王朝为中心，凸显本国意识与本国立场，成为《高丽史》书写的最基本原则。对于元东征高丽的史实，《高丽史》是选择性地书写，而支配其选择的原则，就是以高丽为中心，以高丽的利益为中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战争准备阶段，面对元朝的无端要求，高丽被动应付，全面地予以叙述。
元宗七年（1266年），在征讨日本之前，忽必烈派遣使臣，途经高丽，出使日本。《高丽史》曰：
癸丑，蒙古遣黑的、殷弘等来诏曰：“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其道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为托，卿之忠诚，于斯可见！卿其勉之。”
因为高丽人赵彝告密，忽必烈知悉高丽与日本常通往来，于是派遣使臣黑的、殷弘带诏书前来，令高丽必须派使臣陪同前往，威胁说若不听令，即其忠诚可疑。高丽无法，只得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等与黑的等前往日本。但这次使行并未到达日本，元宗八年（1267年）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节至巨济松边浦，畏“风涛之险，遂还”。元宗只得令宋君斐随黑的去元朝复命，奏曰：
诏旨所谕，道达使臣通好日本事，谨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是以与俱而还。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圣恩天大，誓欲报効，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
这篇奏疏文，表达着几层意思：第一，先对此次使行未能如期抵达日本，加以解释。认为风涛骇浪，极度危险，担心使臣安全；加上日本人“顽犷无礼义”，对于蒙古使臣的安全，难以保证，故而只能半途而废。第二，对于蒙古听信赵彝之言，以为高丽常与日本通好，予以辨白。特别强调“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只是偶尔与对马岛人稍有贸易，对于其他日本人，则根本没有往来，故而赵彝之言不确。第三，自从元世祖即位以来，高丽就深受隆恩，并铭记于心，只期望能报之于万一。这是一篇表决心的奏疏，也是一篇为高丽开脱罪责自我辩白的奏疏，充满了外交辞令。蒙古第一次通使日本，就这样落空了。可见，高丽当时对于此事，实在没兴趣，只是应付而已。
蒙古对高丽这种刻意推脱，非常清楚。八月初一，黑的、殷弘及宋君斐等再次来到高丽，并携来忽必烈的问罪谕旨。忽必烈在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丽的推脱诡计，严词指责高丽敷衍塞责与不诚实，“天命难谌，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对高丽给予严重警告。进一步强烈表达他通使日本的决心，“以必得要领为期”，一定要有结果，否则不会善罢甘休。最后追问高丽“誓欲报効”的说法，明确点出当时正是报效之时！软硬兼施，高丽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派使臣前往日本，充当东征日本的马前卒。
过了十数天，高丽元宗遣起居舍人潘阜赍元国书及高丽国王书去日本。元国书有曰：“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忽必烈向日本表达一种通使往来的愿望，希望日本能够上表通好，“以相亲睦”。若置之不理，就要兴兵问候，以示威胁。同时，高丽亦给日本奉上国书，现身说法，将其对蒙古的看法，向日本表露，规劝日本向元帝国遣使称臣。高丽王国尽管并不大愿意充当媒介，但在蒙古帝国的高压之下，只能将忽必烈帝诏书送达日本，同时附上高丽国书，表达通使愿望，但日本对此并不理睬。
可见，《高丽史》在《元宗世家》中，将高丽在蒙古的威吓下被迫遣使前往日本的史实，细致陈述出来。在史实陈述的背后，有种无奈与被动的感觉，字里行间，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威力，尽管并无评论，但元朝的威吓，相当明显。这是朝鲜王朝史官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所流露出来的厌恶情感。其实，通过高丽使节传话，只是先声，忽必烈对日本的遐想远不只是通使往来就能满足的。
元宗十二年（1271年）正月，“蒙古遣日本国信使秘书监赵良弼及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四十人来”，并带来忽必烈诏书，诏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又与卿国地相密迩，故尝诏卿道达去使，讲信修睦，为渠疆吏所梗，不获明谕朕意。后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辑尔家，复遣赵良弼充国信使，期于必达。仍以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住，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逐近供给，鸠集船舰，待于金州，无致稽缓匮乏。”王迎诏于郊，茶丘见王不拜。又出示中书省牒曰：据洪茶丘告说，父洪福源，钦奉累朝圣旨，王国有父母兄弟亲属曾教取发，今有叔父洪百寿等五户尚未曾得，今钦奉圣旨：洪百寿等并取发来。
这段史料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蒙古帝国通过高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使团。使团实际上分两批：第一批，以赵良弼为国信使，并以高丽“幸臣”康允绍偕同前往；第二批忽林赤、王国昌和洪茶丘，将兵送到海上，作为后备使臣。洪茶丘原本是高丽人，因为其父投靠蒙古人，他也就成了蒙古将领。第二，史料中特别提及，洪茶丘见到郊迎的高丽国王元宗“不拜”，也就是不再向国王称臣。书中特别提及这个细节，显示洪茶丘的傲慢，也映衬出高丽君臣与朝鲜史官的不满。第三，中书省牒文称，因洪茶丘之父洪福源为蒙古功臣，故召其叔父洪百寿等五人一并去蒙古帝国定居。可见此次洪茶丘来时，是公私兼顾。
因为日本对蒙古之通使要求不予理睬，蒙古开始用兵准备。军队未动，粮草先行。为了准备粮草，蒙古派忻都率兵前往高丽屯田，并要求高丽予以配合，准备三千头牛，并农器、种子之类备用。随之，高丽遣殿中监郭汝弼前往蒙古上陈情表，对于蒙古所需之物，表示颇有困难，尽量回绝：
承中书省牒，凤州屯田，农牛、农器、种子、军粮等事。若乃农牛，如前表奏，小邦京中鲜有畜使者，外方农民虽产之，饶者畜养亦不过一二头，贫者多以耒耕，或相赁牛而使之。今外方牛畜，悉因全罗道粮饷转输，以至饥困，损失者大半。农器，则小邦人民元来未有赡庀者，此皆虽不得如数，并当随力供办。种子，则百姓趂年畊作，以修贡赋用，其余以为粮料，稍存若干斗斛，以备明年耕种。以故虽或户敛，殆是不多硕耳。军粮，则大军之后，小邦元来蓄积，除逆贼攘夺外，悉因供亿留屯军马及追讨军马，罄竭无余。中外臣民征敛者累度，犹不连续，且又泛计种子、蒭秣，接秋军粮凡几万硕，此则何从而致之耶！况今逆贼日益蔓衍，侵及庆尚道金州、密城，加又掠取南海彰善、巨济、合浦、珍岛等处，至于滨海部落悉皆侵夺，以故凡所征敛，难于应副。而庆尚、全罗贡赋，皆未得陆输，必以水运。今逆贼据于珍岛，兹乃水程之咽喉，使往来船楫，不得过行。其军粮牛料种子虽欲征敛，致之无路。然不敢违命，当以力尽为限。但念所谓农器、农牛、谷种、粮料，则斯皆百姓之资生，如尽夺而供给，乃此三韩之遗噍，实荐饥以耗沦！愚情悯望之在兹，睿鉴裁量之何似。
高丽所上陈情表，可谓百般推诿，通篇都在讲其困难。《高丽史》对于这类陈情表，以及高丽如何应付蒙古需索的情况，作为重点叙说内容。尽管没有评论的言辞，但其立场相当明显，充满对于高丽的同情与理解。朝鲜王朝史官在编此书之时，寄托着对宗主国明朝同样的情感。尽管明朝对朝鲜王朝并没有与元朝对高丽同样的索取，但是明初连年的处女与火者需索，宦官的来使，也使得当时朝鲜王朝疲于奔命，不堪重负。所以《高丽史》对于这类史实的叙述，既表达着藩国的无奈，也显示着藩国并非逆来顺受的自主和抗争意识。
陈情表不够，高丽接着派断事官沈浑上表，继续请命，力图使忽必烈汗解除这种需索。其曰：
经略使史枢与忽林赤、赵良弼、王国昌、洪茶丘等议农牛、农器、种子，必定其成数，多般诘责。兹用约以农牛一千一十头、农器一千三百事、种子一千五百硕，寻委中外，当及农时。又于今年内续后须索，仅可得农牛九百九十头，以定其数。使臣沈浑继至，复谕之以农牛等事。窃念向件元约数外，农牛农器之今未足办者，渐次当依元数。其军马接秋粮饷，限以力尽，不令受饥。噫！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乃此农牛、农器、种子一皆收夺，使失其业，则恐百姓决定饥死。其又在此者役烦力竭，不堪困苦，而从逆贼者，靡有歉艰，则焉知愚民有所贰于彼哉！圣鉴若知如此，必曰何不揆力陈实，早达宸所，使我百姓至于此极？然则谁当任其责？兹用昧死，庶几一晓于哀悰！
此表中，尽管高丽表示尽力置办，但更重要的是在为百姓申诉苦楚，申说一旦农牛、农器、种子都被收走，百姓将无以为生，只能干坐等死，或许因此而走向叛逆，而“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相信皇帝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是表达对需索的抗争，表示无论高丽君臣还是百姓，都不堪其扰，无法承受此重负。
元宗十三年（1272年）正月，赵良弼从日本回到高丽，并带来日本使臣12人。元宗马上派使臣前往大都报告，上表祝贺。同年十二月，元复遣赵良弼前往日本招谕，这次却不如第一次顺利。元宗十四年（1273年）三月，赵良弼抵达日本大宰府，不得入国都，只得再次回到高丽。赵良弼的两次出使日本都经高丽前往，高丽国王给予了很大方便和帮助。在蒙古派使臣前往日本之同时，蒙古大军在忻都、洪茶丘的指挥下，截止元宗十四年（1273年）四月，攻占了三别抄所占领的朝鲜半岛东南沿海诸岛，珍岛、耽罗先后平定，扫清了朝鲜半岛东南诸岛的障碍，为征讨日本作了准备。对于征讨经过，《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予以叙述，但相当简略。
有鉴于第一次征讨日本前，高丽只是被动应对元朝的需索，在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主动出击，试图参与其决策过程，以尽可能地限制蒙古将领的权限及其对高丽的侵扰。第二次征讨日本决策之际，高丽忠烈王正在大都，亲受谕旨。《高丽史》对决策过程作如下记述：
王至上都时，帝在阇干那兀，王遂如行在。乙未，谒帝。帝宴王，仍命从臣赴宴。先是，王使朴义奏曰：“东征之事，臣请入朝禀旨。”帝许之。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茶丘曰：“臣若不举日本，何面目复见陛下！”于是约束曰：“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虎率蛮军十万发江南，俱会日本一歧岛。两军毕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王以七事请：“一，以我军镇戍耽罗者，补东征之师；二，减丽、汉军，使阇里帖木儿益发蒙军以进；三，勿加洪茶丘职任，待其成功赏之，且令阇里帖木儿与臣管征东省事；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五，汉地滨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阅送军马。”帝曰：“已领所奏。”
从中看出几点：第一，高丽国王对参与东征之事，非常重视，他先让大臣上奏，要入朝亲受东征之旨，不想由其他朝臣传旨，以争取主动。第二，对于排兵布局，忠烈王提出他的七点见解，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这是高丽国王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努力。从他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看，一则希望少用汉军和高丽军，多用蒙古军队，于水手也希望多用汉地之人，不要专门依靠高丽水手，以减少高丽王朝的负担；二则削弱洪茶丘的职位，因为洪茶丘是其死敌。与此同时，忠烈王希望由阇里帖木儿与他共同掌管征东事项。忠烈王这么做，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不希望在东征过程中受制于人，更不希望因为这次出征让政敌得以再次掌权从而影响高丽的国政。《高丽史》也对此过程做了详细叙述。尽管忽必烈并未采纳忠烈王之建议，但对他的意见还是给予了重视。九月丙辰，征东元帅府镇抚也速达赍二份文书来，乃是专为约束蒙古征东军队，严禁蒙军中作奸犯科者：
其一，奉圣旨：委忻都、茶丘、范右丞、李左丞征收日本行中书省事，即目军马调度，据本国见管粮储船只梢工水手，一切军须，请照验行下合属如法准备，听候区用，勿值临时失误。其一，经行去处，窃恐不畏公法之人，放火烧草，事系利害，请照验行下合属出牓禁约。如违，罪有所归。
这两条约束，可以说是对忠烈王所提七条建议的回应，免得征东将领胡作非为，伤害高丽。尽管《高丽史》对蒙古东征军之危害并没有详述，但从忠烈王在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积极努力可以看出，为了避免东征军的危害，忠烈王的主动努力，受到忽必烈重视，获得了回报。
可见，《高丽史》对在战争准备阶段，高丽王朝如何从被动应对，巧妙周旋，极陈困难，到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争取主动，做了系统的书写，凸显了高丽王朝对于宗主国元朝的敷衍、抗争，与其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
第二，《高丽史》对高丽于战争前后所耗费的人工、粮食、马料及遭遇的困难予以详述。
《高丽史》对于高丽为元征日本耗费物资、人工，造成对百姓的妨碍等情况，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充分显示高丽为元征日本付出了巨大代价。如：元宗“十五年春正月，元遣总管察忽监造战舰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对象，全委本国应副……兴役催督甚严……于交州道各为部夫，使征集工匠役徒三万五百余名，起赴造船所。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元宗十五年（1274年）二月甲子，高丽国王派遣别将李仁前往元朝汇报准备情况，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所耗粮饷，无分巨细，一一上奏，特别表明高丽面临巨大困难，百姓因之更加穷困，“乞皆蠲免，以惠远人”。督造船只者是洪茶丘，他虽出身高丽，但任元将领，只为元朝办事，对于高丽所提要求，并不予以重视，高丽对他深恶痛绝。
高丽常常跟元朝算经济账，对于他们所提供的粮草数目，时时向元朝禀报，一笔一笔地算清。忠烈王三年（1277年），高丽遣使上书中书省，其中有言：“小邦自至元七年以来，征讨珍岛、耽罗、日本大军粮饷，悉于百姓科收，尔后见在合浦镇边军、耽罗防护军、盐白州归附军并阔端赤，一年都支人粮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马牛料三万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皆以汉斗计，亦于百姓科收。今者所遣屯田军三千二百并阔端赤等粮料，更于何处索之？”特别提及是以汉斗记，可见，高丽是多么在乎这些粮草。这是在第一东次征时，高丽所筹集的粮草。《高丽史·兵志》更详细叙述了高丽如何为第二次东征筹集军粮而费尽心机。
忠烈王三年二月，令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有差，以充洪茶丘军粮。四年正月，以西海道丁丑年转米给元帅茶丘军。五年四月，遣使诸道审检兵粮。七年三月，分给官绢二万匹于两班及京外民户籴兵粮。十月，发龙门仓兵粮给领府。八年四月，东征所支兵粮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余石。九年二月，命各道禄转未输京者悉充军粮。三月，令诸王、百官及工商、奴隶、僧徒出军粮有差。诸王、宰枢、仆射、承旨，米二十石；致仕宰枢、显官三品十五石；致仕三品显官、文武四五品十石；文武六品、侍卫护军八石；文武七八品参上解官六石；东班九品参外副使校尉南班九品四石；正杂权务队正三石；东西散职业中僧一石；白丁抄奴所由丁吏诸司下典独女官寺奴婢十斗；贾人大户七石；中户五石；小户三石。唯年七十以上男女勿敛。
这段史料记录高丽王朝为筹集军粮，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其中可见几点：第一，东征日本期间，为了筹集军粮，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贩夫走卒，都必须筹集定量的军粮，以保证前线军需。第二，充分说明，征讨日本给高丽社会带来的损害是全方位的，几乎无人可逃。第一次征讨之前，蒙古军队来高丽军屯，生产粮食，可以给高丽减轻军粮的负担；第二次出征之前，似乎并没有再行军屯之事，故而高丽王朝只得全民动员，人人出力。第三，《高丽史》在《兵志》中将筹集军粮的问题予以陈述，可印证《世家》部分对于军粮等物资供应的细致叙述，充分说明关注这部分史实之必要性。
《高丽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六年（1280年）十月戊戌条，特地收录一份元东征军事牒文书，主要涉及士卒逃亡事故及其处置办法。较之叙述征讨日本的战事经过，此牒文书篇幅长出数倍。这一方面说明这是当时一件大事，同时也反映朝鲜王朝修史官一种特别的心态，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同年十一月，高丽再次上书中书省，汇报准备情况，曰：“小国已备兵船九百艘，梢工水手一万五千名，正军一万名。兵粮以汉石计者十一万，什物、机械不可缕数，庶几尽力，以报圣德。”这也是一篇极长的表文。同一卷中收录这两个极长的表文，显示高丽为征讨日本做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在朝鲜王朝修史官看来，元征高丽，如果没有高丽的准备与付出，大概也是不可行的，此举对高丽社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第三，《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两次元东征日本经过叙述简略，且所记史实以高丽将领为中心。
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月，元丽联军第一次征讨日本，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叙述此次战争，只有数行：
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征日本。至一歧岛，击杀千余级，分道以进，倭却走，伏尸如麻，及暮乃解。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溺死。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称之为“弘安之役”。对于此次征讨日本的经过，《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也只有寥寥数行字，其曰：
七年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庆、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师征日本。
癸亥，行省总把报：是月二十六日，诸军向一歧岛，忽鲁勿塔船军一百十三人、梢手三十六人，遭风失其所之。遣郞将柳庇告于元。
六月壬申，金方庆等与日本战，斩首三百余级；翼日复战，茶丘军败绩，范文虎亦以战舰三千五百艘、蛮军十余万来会，值大风，蛮军皆溺死。
八月己卯，别将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宫，告东征军败，元帅等还至合浦。
……
是月，忻都、茶丘、范文虎等还，元官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
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启：东征军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一万七千二十九名，其生还者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名。
综合这两段史料，可知几点：第一，叙述相当简略，说明《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于这次征讨日本的战争，并不重视；或者说，叙述战争经过，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历史事件。第二，在如此简单的叙述中，其内容选择值得关注，重点介绍高丽军队的将领以及建制情况。首次东征，高丽军队尽管只有八千人，但是分左、中、右三路，各有将领指挥，对于元军将领，一笔带过。尽管从人数上看，高丽军队是绝对的少数，但是在《高丽史》的叙述中，却是主要关注的对象。第二次东征的叙述，依然是以高丽将领优先，既点出了随军征讨高丽将领的名字，书中所记录唯一一场胜仗，还是高丽将领金方庆所指挥的高丽军队，斩首三百级。对于元军战事情况，未提一场胜仗，只述其败仗。第三，具体战事情况，叙述极其简略，两次战败，都提及了“大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征失败的直接原因。第四，两次战争的叙述，都提及了具体的损失。首段史料中，除提及战舰败没外，特别提及左军使“金侁溺死”，这是高丽溺死的最高指挥官。而在随后的《年表》中，则曰：“十月，金方庆与元元帅忽敦、洪茶丘等征日本，至一歧战败，军不还者万三千五百余人。”第二段史料对于元军伤亡情况，有多个数据，十分清晰地呈现出东征伤亡之惨重。在下文《年表》中则曰：“元至元十八年，忠烈王七年五月，金方庆与忻笃（都）、茶丘征日本，至覇家台战败，军不还者十万有奇。”这与第一次征讨的叙述类似，字数不多，叙述简略，但是丝毫不掩饰其漠视的态度。
可见，在《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这场战争的叙述中，高丽军队是主角，蒙古军队只是配角，日本海战则作为背景而已，这显示《高丽史》并未全面叙述这场战争，而是重在揭示高丽军队在其中的作用，做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书写。
《高丽史节要》继承和发挥了《高丽史》的这种叙述原则。以首次东征的叙述为例，其曰：
冬十月，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使，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亭，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发合浦。越十一日，船至一歧岛，倭兵阵于岸上。朴之亮、赵抃逐之，倭请降而复战。茶丘与之亮、抃，击杀千余级。舍舟三郞浦，分道以进，所杀过当。倭兵突至冲中军，方庆拔一嗃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禄、申奕等殊死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忽敦曰：虽蒙人习战，何以加此！诸军终日战，及暮乃解。方庆谓忽敦、茶丘曰：我兵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者也，请复决战。忽敦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战大敌，非完计也。而刘复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堕水死。
此处叙述，主要有几点内容和特点：第一，高丽军队的作战表现为主要关注的对象，从高丽军队的将官以及部队的安排、分布，再到死伤，所记全部是高丽军队的情况，元朝军队的情况只是简单提及。从这段历史书写看，这场大战似乎高丽军队是主力。第二，在全面介绍高丽军队的情况下，重点突出了金方庆的战功。当日军攻击中军时，中军主将金方庆厉声大叫，率领士卒英勇奋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且得到元军主帅忽敦（忻都）的称赞“虽蒙人习战，何以加此”。金方庆且进言希望速战速决，但未被采纳，以至于夜晚大风雨，战舰触岩而败。这实际上是吸收了《高丽史·金方庆传》中的内容，后文会加以讨论。第三，故由此看来，战事失败，应该由元军主帅负责。随后提到人员损失惨重，“东征军师还合浦，遣同知枢密院张镒劳之，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余人。”这段叙述乃是综合了《高丽史》的叙述而来，二者在叙述原则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之事的历史书写中，关于战争前后高丽如何应对元朝的需索与压力、高丽为此次战争耗费过多少物资与人工，都极尽其详，而对战争的经过，叙述相当简单，即便提及战事，也主要是写高丽将领的战功。呈现高丽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和主要表现，是其书写的最主要动因。
三、《高丽史》对高丽参与元东征将领之书写
纪传体史书，人物是中心；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也都贯彻到人物传记的书写之中。高丽参与这场战争的将领，《高丽史》中有专传的人不多，主要有《金方庆传》、《金忻付传》、《朴球附传》、《金周鼎传》、《罗裕传》，及《金文庇传》附《李贞传》。另外，一些相关人物如李藏用、洪福源、赵彝也有传。在这些传中，比较详细讨论这次战争的是《金方庆传》，其他人物的传，对这场战争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根本未曾提及。根据人物的生前表现，有正面叙述的，如《金方庆传》；有反面典型的，如《叛逆传》中的《赵彝传》和《洪福源传》。可见，《高丽史》对这些人物的选择与书写，都是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
《高丽史》中《叛逆传》占很大篇幅，共有6卷。序曰：“孔子作《春秋》，尤严于乱臣贼子及据地以叛者，其诛死者而不贷，所以戒生者于后也。夫人臣忠顺，则荣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于后；叛逆者未有不脂润鼎镬，赤其族而覆其祀者，可不戒哉！作《叛逆传》。”《高丽史》中，对于那些投靠元朝、危害高丽之人，大多列入《叛逆传》中，如东征将领中以《洪福源传》与《赵彝传》为代表。赵彝“中进士，后反，入元称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他并未率兵前来高丽征讨，《高丽史》中所记，只是他向忽必烈进言：“高丽与日本邻好，元遣使日本，令本国乡（向）导。”这才导致高丽派使臣宋君斐陪同元使前往。后来又有几次进“谗言”，故而《高丽史》曰：“彝常以谗毁为事，竟不得志而死。”他以言辞加害高丽，《高丽史》编纂者对之深恶痛绝，予以贬斥。另有“金裕、李枢者，亦反人也。”《高丽史》也将之列于《叛逆传》，称为“反人”。
洪福源，乃洪茶丘之父，亦被列入《叛逆传》中。《高丽史》中无洪茶丘传，乃是将洪茶丘看成元朝人，但在《洪福源传》中，对洪茶丘所做事情多有记述。洪福源原本为高丽西京郎将，高宗二十年（1233年）起兵反宣谕使郑毅，失败后，逃到蒙古。“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谗构本国，随兵往来⋯⋯然自是元兵岁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导之也。”后洪福源得罪高丽人质永宁公王綧之蒙古妃子，被处死。“籍没家产，械其妻及子茶丘、君祥等以归。福源诸子憾父之死，谋陷本国，无所不至。”元宗二年（1261年），忽必烈即位后，才为洪福源雪冤，并令洪茶丘袭其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此后洪茶丘一直担任元朝官职。因其来自高丽，凡涉及高丽事务，元朝大多委托洪茶丘办理。洪茶丘对高丽从不顾恤，处处与高丽为难，高丽君臣恨之入骨。
高丽国王忠烈王对于洪茶丘相当忌惮，他曾亲自向忽必烈进言，希望将洪茶丘召回元朝，不能留置高丽。“然茶丘在焉，臣之为国，不亦难哉？如茶丘者，只宜理会军事，至于国家之事，皆欲擅断。其置达鲁花赤于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国必欲置军于小邦，宁以鞑靼汉儿军，无论多小（少）而遣之。如茶丘之军，惟望召还。”这数言已将他们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忽必烈问忠烈王以忻都替换茶丘如何，忠烈王曰：“忻都，鞑靼人也，可则可矣。使茶丘在，则与高丽军妄构是非，虽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与高丽军皆还于朝，以鞑鞑汉儿军代之。”可见，忠烈王宁可让鞑靼人忻都取代洪茶丘，也不让他在高丽搬弄是非，致使他难以为政。其时，洪茶丘镇守耽罗，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忻都与洪茶丘等皆召回，免生事端。高丽趁此机会，接管耽罗镇守任务，也进而将耽罗置于控制之下。
关于洪茶丘在东征时期的表现，《高丽史》还作如下书写：
十五年，帝将征日本，以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茶丘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征集工匠，诸道骚然。帝又命茶丘提点高丽农事，又命为东征副元帅。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将军崔沔以大府卿朴晖代之。茶丘与忽敦、金方庆等征日本。忠烈三年，帝欲复征日本，以茶丘为征东都元帅，时韦得儒等诬构方庆大狱起，茶丘在东京闻之，奏帝来问，欲令方庆诬服，嫁祸于国，栲讯极惨酷。未几，帝召还，语在《方庆传》。
这段记载虽涉及元征高丽之事，但主要是讲洪茶丘借战事而危害高丽的种种恶行。《高丽史》虽然没有给洪茶丘单独立传，但在洪福源传中清楚交代了洪茶丘的所作所为。该传所述元征高丽事，只是作为说明洪茶丘作为的背景而已。《高丽史》将洪茶丘之父列入《叛逆传》，视作叛逆，也充分显示着鄙视与痛斥。这与前面所提到的赵彝被归入《叛逆传》一样，反映朝鲜王朝史官为高丽王朝抒发对于投靠元蒙帝国高丽人的一种批判性评价。
与把洪福源、赵彝列入《叛逆传》相对照，金方庆则是作为肯定的对象被记述的。金方庆，字本然，安东人，新罗敬顺王之远孙。父孝印，性严毅，少志学，善书登第，官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在两次东征日本过程中，金方庆都任高丽军队的最高统帅，因此在其传中，对两场战争都做了篇幅较长的描述。关于第一次东征，《金方庆传》述曰：
（元宗）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罗，遣人咨受省檄，用本国船样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位，方庆与茶丘单骑来陈慰，还到合浦，与都元帅忽敦及副元帅茶丘、刘复亨阅战舰。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佑、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忻即绶也。
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入对马岛，击杀甚众。至一歧岛，倭兵陈于岸上，之亮及方庆壻赵抃逐之，倭请降，复来战。茶丘与之亮、抃击杀千余级，舍舟三郞浦，分道而进，所杀过当。倭兵突至，冲中军，长剑交左右。方庆如植，不少却，拔一嗃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禄、申奕等力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忽敦曰：蒙人虽习战，何以加此！诸军与战，及暮乃解。方庆谓忽敦、茶丘曰：“兵法：千里县军，其锋不可当。我师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船、淮阴背水也，请复战。”忽敦曰：“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乏之兵，敌日滋之众，非完计也，不若回军。”复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侁堕水死。到合浦，以俘获器仗献帝及王，王遣枢密副使张镒慰谕，命方庆先还，加上柱国判御史台事。
关于第二次征讨情况，《金方庆传》如斯写道：
七年三月，出师东征。方庆先到义安军阅兵仗，王至合浦，大阅诸军。方庆与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等发，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贮檄谕之。周鼎先与倭交锋，诸军皆下与战，郞将康彦（康师子）等死之。六月，方庆、周鼎、球、朴之亮、荆万户等与日本兵合战，斩三百余级。日本兵突进，官军溃，茶丘弃马走，王万户复横击之，斩五十余级，日本兵乃退，茶丘仅免。翼日复战，败绩。军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余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战不利，且范文虎过期不至，议回军，曰：“圣旨令江南军与东路军必及，是月望会一歧岛。今南军不至，我军先到数战，船腐粮尽，其将奈何？”方庆默然。旬余，又议如初。方庆曰：“奉圣旨，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俟南军来合攻，必灭之。”诸将不敢复言。既而，文虎以蛮军十余万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遂还军。
这两段书写，清晰呈现了东征战场的另一个版本，有几个特点：第一，这是《高丽史》有关元东征作战情节叙述的最详细版本，较之《忠烈王世家》的叙述更为详细，也更为形象。这段书写以金方庆为中心，意在凸显金方庆的战功及其英勇事迹。诚如前面所提到的，金方庆是高丽名将，出身名门，战功赫赫，也是与忻都、洪茶丘一道剿灭三别抄的高丽主将，在击败耽罗三别抄后，得高丽王专门下谕褒奖。金方庆在这两次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他是位英勇善战的栋梁之才，值得倚重。第二，从这段史料看，金方庆似乎是战争的主宰，第一次战斗正酣之际，金方庆“拔一嗃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倭兵大败，伏尸如麻”，甚至蒙古主帅也称赞他比骁勇善战的蒙古人更为勇武。在战事有利之时，他建议乘胜追击，可惜不被采纳，以至于遭遇风暴，战舰损坏，因而大败。第二次征伐之时，也是金方庆指挥高丽军队，“斩三百余级”，取得一场胜仗。蒙古军队则屡打败仗，洪茶丘仅以身免，最终遭遇大风，军士多溺死。这种强烈对比的书写，凸显了金方庆的战功。第三，这段描述与《高丽史》其他记载一样，呈现的主要是高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果只看《高丽史》，读者并不能全面掌握战事情况，只能了解朝鲜王朝官方所塑造的高丽军队的表现而已。事实上，抛开这些史料的片面书写，而从战事的角度来考虑，这场战争是元朝发动的，高丽被迫跟随，高丽军队只能是辅助而已，不可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因此，《高丽史》将某些情节夸大，甚至有可能杜撰一些情节。如金方庆与主帅的对话，就很难说是真实存在的。朝鲜王朝的编纂者固然不可能听到这些对话，即便高丽王朝留下的相关档案资料，也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对话记录。
综上所述，《高丽史》以是否忠于高丽作为判定人物的标准。凡是背叛高丽，投身元朝者，都会被视作“反人”而打入《叛逆传》中，赵彝、洪福源就是典型代表。金方庆是东征日本时高丽级别最高的将领，也是高丽东征的代表人物，被塑造成英雄典范。他的传记通过对话等方式，在塑造蒙古东征的一个更为生动版本同时，也把金方庆塑造成为东征战事的主宰，蒙古将领则是失败的化身，对东征失败要负最主要责任。
四、结语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于元东征日本史事，在《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呈现出两个相似而又有细微差别的版本，但二者的主旨相同，都是凸显高丽王朝在这场战争中的贡献，宣扬高丽将领的战功。这种叙事呈现给读者的是，高丽是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只因元朝统帅一意孤行，不听高丽将领的忠言，东征军才遭遇大风雨而败。诚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指出的那样，官方的历史书写，是由国家理性来完成的，“它要依据一些现成的材料，通过专门手法，来‘处理’某个‘环境’下的各种因素，以构建缜密的叙述。”《高丽史》的相关叙述，正是朝鲜王朝官方史家所构建出来的。如果将《高丽史》与《元史》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即如所谓洪茶丘诬陷金方庆案，《高丽史》载：金方庆有功得赏，随之受到朝中党人排挤，被诬告欲谋反。“茶丘与本国有宿憾，欲伺衅嫁祸，闻方庆事，请中书省来鞫。”洪茶丘百般迫害，试图置之于死地，金方庆受尽折磨，忽必烈过问后，才将金方庆莫须有的罪名去除。《元史·高丽传》则曰：“十四年正月，金方庆等为乱，命王愖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饬兵御备。”《元史》将金方庆视作叛乱者，而《高丽史》将金方庆之事说成是遭洪茶丘诬陷，二者看法绝然相反。《高丽史》与《元史》，许多事情的记述相左，金方庆案件仅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金方庆在《高丽史》中作为重臣而有传，《元史》则站在洪茶丘一边，将其视作叛乱嫌疑者。而洪福源在《元史》中被视作功臣，《高丽史》则将他列入《叛逆传》中。无论是《高丽史》，还是《元史》，都没有洪茶丘的传，尽管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元史》中甚至见不到茶丘多少事迹，而《高丽史》则将他的事迹放入《洪福源传》，相当于被置于《叛逆传》中了。
如此巨大的差别，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在处理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时避免类似的问题，或者在使用史书记载时避免受一些刻意构建的影响，就不能只从一国立场和视角来思考问题。史料上，既要如陈寅恪所说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更重要的是，要跳出国族的窠臼，摆脱一国史的羁绊，采取“东亚史”的视角，方有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