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耶鲁大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出版了《血的土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一书，对1932—1945年间的苏联、波兰和乌克兰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把苏联等同于纳粹德国，把斯大林等同于希特勒。该书的核心概念是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是“蓄意为之的饥荒”，是苏联政府、斯大林授意下的蓄意“谋杀”，是用饥饿来摧毁乌克兰民族主义。
针对斯奈德的《血的土地》，美国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格雷弗·弗于2014年出版了《血的谎言》，运用文献批判的方法，对斯奈德书中所引证据和所用资料来源进行了正本清源，认为《血的土地》一书满纸谎言，斯奈德对苏联和斯大林所有的指控和相关陈述都是捏造的，完全是个骗局，从头至尾都是捏造。
“乌克兰大饥荒”神话
格雷弗·弗认为，凡是严谨地学习苏联历史的学生们都知道，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大饥荒”、蓄意造成饥荒的证据。它是西方主流的反共学者虚构出来的。斯奈德等人的学术动机不是出于客观性和发现真想的渴望，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党派之争：反对共产主义、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张目。政治偏见左右着对共产主义特别是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不纠偏，则对斯大林、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妖魔化就不会停止。
斯奈德的观点也不是他本人的独家发明。事实上，“乌克兰大饥荒”的神话由来已久，它是由前纳粹、反共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二战之后捏造出来的，自20世纪50年代后又经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鼓吹坐实，认定是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故意让乌克兰人民挨饿，意在惩罚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精神。1953年多伦多出版的《克里姆林宫的卑劣行径》一书对 “故意制造饥荒”有所涉及，而1987年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出版的《悲情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一书，更是让这个观点为西方世界所熟知。康奎斯特的著作引起当时许多重量级苏联问题专家的反对，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摩西·莱文（Moshe Lewin）、林妮·薇奥拉（Lynne Viola）、罗伯特·曼宁（Roberta Manning）等人纷纷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些专家大都持反共立场，但却无法忍受康奎斯特毫无底线的蓄意歪曲、捏造。尽管康奎斯特后来撤回了自己的主张，但却无法消除该观点所带来的无穷恶果。各色人等仍步其后尘，围绕 “人为制造的饥荒”的说法纠缠不已，要么像斯奈德那样作为一个尘埃落地的事实提出来，要么像其他人那样作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提出来。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这种说法更是被官方和学界无限抬高，禁止对其妄加非议。格雷弗·弗认为，“乌克兰大饥荒”的神话没有任何证据基础，政治动机乃其立论之基。俄罗斯政府的官方立场认为，乌克兰饥荒是由农业集体化所致，过分的征集粮食，造成了混乱、失控和农民叛乱，终致饥荒、饿死人。该说虽更加“主流”，但政治意味仍很浓厚，也缺乏实证来源。
在批驳了康奎斯特的观点后，西方学者对乌克兰的饥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W.戴维斯（R.W.Davies）和斯蒂芬·G.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G. Wheatcroft）于2004年出版了《饥馑岁月：1931-1933年的苏联农业》（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一书，认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错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饥荒，但这场饥荒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在苏联农业政策的塑造中，意识形态诚然起了作用，但俄国革命的过去、国内战争的经历、国际局势、严酷的地理环境和天气状况以及斯大林所建立的苏联体制的种种做法也起了作用。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无能以及残酷无情乃是造成大饥荒的主因。针对《饥馑岁月》一书的观点，马克·陶格尔（Mark Tauger）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肯定了该书的贡献，认为该书审慎使用文献资料，“依据新档案材料并审慎对待其他文献资料，揭示了以“种族灭绝”论或是“蓄意为之”论来解读乌克兰饥荒时所存在的缺陷并形成了另一种解读，乃此类修正性解读中最新之集大成者。与以前的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意图以及农业和农业危机的研究相比，该书提供了更加详实的证据”。但陶格尔对造成饥荒原因的解释方面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气候条件更为重要，“天气和植物病害乃是造成1932年粮食低产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造成1933年粮食低产的重要原因”。
集体化与1932-1933年饥荒
斯奈德把饥荒与集体化联系起来，认为集体化造成了饥荒。他把苏联政权和纳粹政权等量齐观，认为两个政权都把大规模屠杀和经济计划相结合，枪杀、驱逐最勤劳的农民。格雷弗·弗依托现有一手材料证据，以西弗吉尼亚大学马克·陶格尔教授的研究为基础，对1932-1933年苏联饥荒进行了概述。
过去1000年中，俄国蒙受了数百次饥荒的打击，其中有些饥荒也使乌克兰蒙受了打击。20世纪20年代，苏联发生了一系列饥荒，即1920-1923年的伏尔加、乌克兰饥荒加上1923年的西西伯利亚饥荒，1924-1925年的伏尔加和乌克兰再度发生的饥荒，1928-1929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一次较为严重的饥荒。格雷弗·弗认为，俄国千年饥荒频发史以及十几年中因三次重大的作物歉收而引发的饥荒历史，是我们理解1932-1933年大饥荒、理解苏联政府如何回应此次饥荒的一个基本背景。根据陶格尔教授的描述，三次饥荒中，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苏联中央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积极救荒。陶格尔于2001年发表《是粮食危机还是饥荒？》（Grain Crisis or Famine?）的文章，讨论了1924年和1928年的饥荒问题，该饥荒是由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造成的，并非是由苏联的税收政策或是粮食收购政策所引起的。而且苏联政府和各级机构积极组织救荒，并非见死不救。格雷弗·弗指出，反共学者对1924年和1927-1928年的饥荒采取漠视态度，无非是想掩人耳目，掩盖俄国饥荒频发的事实，给集体化栽赃，希望人们相信，在集体化运动之前，此类饥荒罕有发生。
农业集体化的初衷是为了结束周而复始、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数个世纪饱受折磨的饥荒。它是一场改革——一场使农民的安全和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进而使全体人民的安全和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的改革。它的目的不是向农民“征税”，也不是“剥削”农民，更不是从农村攫取价值。恰恰相反：在1929-1939年这10年间，苏联政府在农业方面的花费达数百亿卢布之多。按照陶格尔的说法：“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利用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最现代、最可靠的手段，不断增加粮食产量”。格雷弗·弗认为，虽说集体化是为工业化筹措资金的必要措施，但其目的远不止此，它也是结束周期性饥荒、避免民众大量死亡的必要措施。除了1946-1947年的战后饥荒之外，1932-1933年的饥荒也的确是最后一次饥荒。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把集体化视为迅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杜绝个人土地耕作方面的浪费现象和劳动消耗，把散碎的小块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唯一道路。他们没有把集体化当作一种剥削方式，当作一种“再造农奴制”的方式，当然也不会将其作为蓄意杀戮或者种族灭绝的手段。绝没有！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农民反对甚至反抗集体化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因此是集体化导致了“饥荒和歉收”。但陶格尔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一味抹黑集体化，而对苏联时期实际的收成数据、导致歉收的各种环境因素、从饥荒和作物歉收中的不断复苏、20世纪30年代的大丰收、苏联农场在这些年里的机械化、苏联人口的增长已经食品生产和消费长期增加的情况，不是轻描淡写，就是视而不见；集体化大大提高了苏联传统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也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相对较高的粮食生产和消费打下了基础。格雷弗·弗认为，对苏联农民和乌克兰农民以及整个苏联社会而言，集体化乃是一项成功之举。在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看来，只有实行集体化，才能避免未来发生的灾难性饥荒。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方案。1932年的方案也不例外。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要是根本不进行集体化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环境因素导致饥荒
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环境因素造成的粮食歉收，这些因素包括：旱灾、涝灾、作物病虫害等。人类活动与这些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饥荒发生的因素之一。人口外出导致的农村人口大量减员，劳动力短缺，土地不是无人耕种，就是无人收获；饥饿的农民吃掉了役畜饲料，导致农业动力短缺；不合理的土地种植理念，导致地力下降。而苏联领导层没有充分理解这些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而是相信有关报告，把问题归咎于人为因素。
面对饥荒，苏联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在大幅度缩减粮食出口的同时，向乌克兰和其他受灾地区运送粮食和种子。陶格尔尤其肯定了政治部在救荒工作中所起的积极作用。1933年初，苏联政府在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设立政治部，加强农场管理，严格劳动纪律，促进粮食生产。陶格尔认为，这些政治部在组织生产和战胜饥荒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央黑土区各州1933年的粮食产量要比1932年多出大约24%，之所以能取得这些佳绩，除天气状况起了一定作用外，在1933年饥荒高峰期，农民在劳作方面明显更加努力，政治部在管理方面也贡献良多。陶格尔引用证据证明，许多原先憎恨或是根本不喜欢集体农庄的农民也在农庄中努力工作，还有许多农民“自始至终都全心全意为农庄工作……支持这个体系”。这并不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饥荒年代，一些农民曾反对集体农庄制度和苏联政府，问题在于就农民的整个而言，这些证据有多大的代表性？对这些抵抗的分析不能忽略自然灾害因素，不能忽略农民反应的多样性，不能忽略农民工作的总体结果，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些研究发现，集体农庄庄员实际上要比20年代非集体化农民的工作更加努力。因此，格雷弗·弗认为，总的来说，农民是接受了集体化。
粮食出口与政府救灾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了出口粮食而不给乌克兰农民粮食，为镇压乌克兰人争取民族独立而蓄意饿死乌克兰农民。针对这种观点，格雷弗·弗援引陶格尔的数据进行了批驳。
饥荒的确使苏联政府在出口粮食方面处于二难境地。陶格尔认为，1931年的粮食歉收、向饥荒地区调拨赈灾粮，迫使苏联政府缩减了粮食出口量，从1931年的520万吨减至1932的173万吨，1933年再减至168万吨。或许有人会问，1932年和1933年出口的粮食会养活很多人，能最大程度的减轻饥荒，为何不中止出口？对此，陶格尔指出，进一步缩减或者中止粮食出口会引起严重的后果，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市场粮价下跌，使得苏联处于不利的贸易形势之下，造成苏联债台高筑，还债潜能下降，致使西方银行家和官员纷纷考虑要没收苏联的海外财产，拒绝为其提供未来的贷款，以防苏联拖欠不还。无法出口粮食会危及苏联工业化计划的贯彻落实，按一些观察家的说法，也会危及政权的稳定。
饥荒期间，苏联政府调拨出大量的粮食留作种子和救荒之用。陶格尔列出如下数据：1933年 2月份，中央委员会向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地区调拨了50多万吨粮食，到1933年4月份，单单向乌克兰一地调拨的粮食就超过了50万吨。苏联政府在此期间还储备了大约300万吨粮食，并随后从中拨出200万吨用于赈济灾荒。苏联的档案资料表明，在1933年上半年，苏联政府把收购来的粮食中的500万吨返还给了全国的各个村庄。所有这些加起来的总量大大超过了这个时期内的粮食出口量。
苏联政府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即便大幅缩减甚至中止粮食出口，粮食还是不够吃。陶格尔认为，饥荒程度之深，范围之广，1932-33年粮食出口的骤减，种子奇缺以及这些年来苏联的混乱局面，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这一结论，即便是完全中止粮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饥荒的发生。此种情形使人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即饥荒是1932年粮食征购的结果，是有意识的种族灭绝行为的结果。从本质上讲，1932年的收成情况使得饥荒不可避免。
为使集体农民和个体农民能够分享稀缺的粮食，苏联政府曾多次大幅削减粮食交付目标。一部分收购上来的粮食也返还给了各个村庄。正是这些常常以非常严苛的方式实行的粮食收集工作，被那些“蓄意论”鼓吹者所强调，作为苏联政府漠视农民生命，甚至是故意惩罚农民、置农民于死地的证据。
陶格尔指出，1931-32年的低收成造成食品短缺，直接影响了举国上下，苏联当局也没有国内资源来缓解危机…不管有多么糟糕，苏联当局毕竟在饥荒期间通过定量配给制养活了包括大量农民在内的5000多万人，尽管农民对当局怀有敌意，但面对饥荒时，至少有一部分农民以更高的强度进行劳作，这表明所有相关人等都认识到了这一悲惨事件的独特性。
斯奈德采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蓄意说”，即“乌克兰大饥荒”神话，不过他选择不使用这个词。他努力给人造成这个印象，即苏联政府彻底切断了乌克兰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全力救荒。斯奈德无视造成饥荒的环境原因——事实上这是主要原因——也没有提及正是苏联政府大规模的救济运动，加上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辛勤劳作，才使得农民能获得1933年大丰收。在陶格尔看来，饥荒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苏联政府帮助农民获得来年的大丰收并结束了饥荒。
这与斯奈德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主张截然相反。所谓的“乌克兰大饥荒”或是“蓄意为之”、“人为制造”的饥荒的解释不仅仅是错在一些要点上，它的支持者还对会有损其解释的证据故意抹杀，以此对历史进行歪曲。格雷弗·弗认为，这不是历史，只是伪装成历史的政治宣传。
陶格尔的观点也与R.W.戴维斯和斯蒂芬·G.惠特克罗夫特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别，此二人将饥荒归咎于多种原因，集体化也是其中之一， 认为环境因素只起次要作用。戴维斯和惠特克罗夫特认为，如果没有进行集体化，苏联政府是能够拯救很多人、可能是上百万人的生命，如果苏联政府没有以“残忍的”方式来处理饥荒的话，那么饥荒的情况是会有所缓解的。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与学术界是一致的：过火的粮食征集和集体化导致饥荒。
格雷弗·弗指出，该假设是错误的。实际上正是集体化结束了苏联的饥荒，1946-47年的严重饥荒除外。惠特克罗夫特最近对这场饥荒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它也是各种环境因素所致。
鼓吹“乌克兰大饥荒”神话的学术大家们，他们的学术动机不是出于客观性和发现真相的渴望，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党派之争：反对共产主义、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张目。
1932-1933年“蓄意认为”饥荒的“七点”证据
在宣扬“乌克兰大饥荒”神话的基础上，斯奈德还提出了“七个至关重要的政策”来加以证实。斯奈德本人也很清楚，空口无凭，难以服众。但在格雷弗·弗的细致比对分析之下，这七个证据统统是无稽之谈。
在“乌克兰农民需要上缴预留的粮食”问题上，斯奈德说到，1932年11月8日，“乌克兰的农民需要上交预留的粮食”，乌共（布）（CP（b）U）领导人对此政策进行了抗议，但未能奏效。在本段的注解中，斯奈德引用了以下学者的资料：格拉齐奥西《苏联1931—1933年饥荒可能有新的解释吗？》、库什涅什《集体化时期的乌克兰与大饥荒》、马克苏多夫《对农民的胜利》、戴维斯《饥馑岁月》。格拉齐奥西、库什涅什的确提出这些指控，但根本就没引用任何证据；马克苏多夫的文章本身也不包含任何证据；戴维斯的书里第175页中既没有关于上交预留粮食的内容，也没有关于种子粮的一丁点儿内容。在第151-152页中，戴维斯的确是记录了莫斯科与乌克兰之间，主要是斯大林、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与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Stanislav Wikentjewitsch Kosior）之间的斗争情况。11月18日和11月29日的两个法令都部分涉及种子粮问题，而批准征集种子粮的是乌共中央政治局，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征集种子粮只限于极端情况之下。恰恰是斯大林和莫斯科的政治局取消了这一决定！结果，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为签署了这份有争议的文件而做出道歉。因此，格雷弗·弗得出结论，斯奈德在该问题上不仅大错特错，而且颠倒黑白。
在“‘肉类税’是否造成了饥饿”问题上，斯奈德声称，在1932年11月20日，对“那些没能完成粮食定额”的农民强制实行“肉类惩罚”（Meat Penalty），造成了“农民忍饥挨饿”。他所参考的文献有：关于肉类惩罚，尤里·沙波瓦尔，《饥荒悲剧的序幕》（Yuri Shapoval，Proloh trahedii holodu），第162页； 以及马克苏多夫的《对农民的胜利》，第188页。关于“粮食定额”，兹翁科夫斯基，《饥荒》（Dzwonkowski，Glód），第71页. “文中所述实例”来自该书的第160页、第219页。格雷弗·弗对斯奈德的引用进行分析后认为，沙波瓦尔与马克苏多夫引用的法令内容乃是同一份文件，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法令》，该文件在多卷本集体化文献汇编《苏联农村的悲剧》可以找到，但两位学者在材料使用方面断章取义，向读者隐瞒重要细节，单凭主观臆断得出肉类惩罚造成饥饿的结论，实有误导之嫌。而斯奈德本人要么没有找到原文，要么找到了原文却没有认真对待，肆意篡改原文内容，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黑名单”有没有造成“死亡之区”问题上，斯奈德认为，1932年11月底实行的“黑名单”措施，要求那些没有完成粮食收集目标的集体农庄交出15倍的月税粮。斯奈德认为，其结果就是这些集体农庄“变成了死亡之区”。他引用了沙波瓦尔《饥荒悲剧的序幕》、马克苏多夫《对农民的胜利》、马洛奇科《大饥荒》、尼古拉·沃斯《恐怖政治》中的相关内容作为自己的证据。而对于斯奈德臆想的重要指控，即“要求立即交出15倍的粮食”，这些资料都只字未提。沙波瓦尔提到了1932年12月6日，乌共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将故意破坏粮食采购的村庄列入‘黑名单’”的法令，并且说该决定使得大饥荒的受害者数量大增。但究竟有没有人因为村子上了“黑名单”而死亡，沙波瓦尔没有引用证据来证明。马克苏多夫没提“黑名单”的事、马洛奇科和沃斯都提了，但没有“15倍粮食”罚款的事，而沃斯虽然断言是集体化造成了饥荒，但坚决反对饥荒是故意制造的观点。格雷弗·弗认为，斯奈德所宣称的“要求”“立即”交出15倍正常月份应缴粮食量，在这份决议中是不存在的。该决议是把六个村子列入了“故意破坏粮食采购的黑名单”，但也仅限于这六个村子，没有任何关于“死亡之区”的证据，更不要说是由这一规定所造成的了。斯奈德本人肯定从未看到过这份决议。
在“弗谢沃洛德·巴里茨基有没有恐吓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问题上，按照斯奈德的说法，由斯大林精心挑选出来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弗谢沃洛德·巴里茨基（Vsevolod Balitskii），在该处任职时使用“恐吓”手段对待乌克兰共产党的干部，叫嚣谁“完不成”粮食收集计划，谁就是“国家的叛徒”。他注明资料来自沙波瓦尔的《大饥荒》一文。格雷弗·弗在核对原文后发现，该文并没有斯奈德所说的“恐吓”、“国家叛徒”的内容。按照斯奈德的说法，巴里茨基宣称他在1933年1月发现了1000多个非法组织，在2月发现了波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推翻乌克兰苏维埃统治的计划，发现了7000个藏粮洞和“黑谷仓”，起获了700万普特粮食。斯奈德注明资料来自戴维斯《饥馑岁月》、马洛奇科《大饥荒》，但这些内容都与“谁完不成粮食征集任务谁就是国家的叛徒”的说法无关。尽管斯奈德说沙波瓦尔已经在文章中对这种说法进行了资料证明，但格雷弗·弗指出，这样的文献资料根本就不存在，即便巴里茨基说过这样的话，但还是没有“故意制造饥饿”的证据，有的只是国家在努力获取粮食，并将现有的一点点粮食分配给尽可能多的人的证据。
在“卡冈诺维奇是否谴责过数百万人饿死”问题上，斯奈德说到，1932年12月21日，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敲定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粮食收集定额，卡冈诺维奇抵达乌克兰，强迫乌克兰政治局完成定额，这无异于宣判了大约300万人的死刑。斯奈德总结到：暂缓执行粮食征集三个月不会对苏联经济造成伤害，却会拯救这300万人中大多数人的声明。然而，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却一意孤行，并表示会进行“激烈的”战斗来履行计划。斯奈德所用资料来源有四，即戴维斯的《饥馑岁月》、瓦西里耶夫的《荒粮价》、格拉齐奥西的《苏联1931-1933年饥荒可能有新的解释吗？》、库什涅什的《集体化时期的乌克兰与大饥荒》。格拉齐奥西所引的资料其实说得很清楚：优先在那些没有履行国家义务的集体农庄进行粮食收集，意味着这些集体农庄所有的库存粮食，包括所谓的种子储备，必须纳入粮食收集计划之内，优先征收。而格拉齐奥西望文生义，曲解为乌政治局宣布履行计划的前提条件是夺取种子储备。但事实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种子粮只从那些没完成粮食收集定额的集体农庄中征收。库什涅什在《集体化时期的乌克兰与大饥荒》中只是对1934年11月底到12月底的几个事件和决议进行了简单概述。戴维斯的确讨论了卡冈诺维奇的乌克兰之旅，但只是巡视粮食收集情况，反对要求把集体农庄庄员预支的工作日报酬粮交还，卡冈诺维奇也从未打算保留种子粮，只是将它作为保证粮食上缴的抵押，然后再行归还。因此，格雷弗·弗指出，没有证据证明斯奈德的说法，即“征集目标必须实现”的要求意味着“宣判了大约300万人的死刑”。斯奈德根本也没引用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说法，即“暂缓执行粮食征集三个月不会对苏联经济造成伤害，却会拯救这300万人中大多数人的生命。”这些说法都是斯奈德的主观臆断，乃“想当然”这一逻辑错误的绝佳例子——“认定尚未证实之事”。按照戴维斯和惠特克罗夫特的说法，在种子粮被征集的地方，春播时还会还给原主。由于种子的首要功能不是用来食用，因此没人因为种子粮的征集、归还而挨饿。
关于“斯大林禁止粮食转运是想饿死农民”的问题，斯奈德认为，正是关闭了乌克兰的边界导致了饥饿，大批饥民被视为间谍，农民被抓获并遣返回村，听任他们在村里忍饥挨饿。他的证据来自沙波瓦尔《大饥荒》、格拉齐奥西《苏联1931-1933年饥荒可能有新的解释吗？》以及马洛奇科的《大饥荒》。但沙波瓦尔的文章中并没有“把饥民视为间谍的解释”。格拉齐奥西的《苏联1931-1933年饥荒可能有新的解释吗？》中提到著名的1933年1月22日决议，该决议禁止所有农民而不只是乌克兰农民，向外地流动。格拉齐奥西在没有引用任何原始资料的情况下写道，根据该法令，有关当局逮捕了22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寻找食物的饥饿农民，其中19万人被遣返回乡，任其忍饥挨饿。斯奈德不加查考，逐字逐句重复了该结论和数字。格雷弗·弗指出，被禁止流动的人中有多少人是“饥饿的农民”值得商榷，斯奈德的说法不能被他的文献资料所支持。没有证据表明那些乘火车旅行的人是“外出乞讨”还是“饥肠辘辘”，当然，这些人中间如果有乞讨者或是饥民，那也是极少数。况且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农民是从北高加索和库班地区以及周边的其他通道进入乌克兰的，这与那些倒卖粮食的人的行动轨迹是契合的，与那些挨饿的人的行动轨迹是不契合的。而斯奈德只提乌克兰，有可能是为了讨好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关于“斯大林1932年12月时有没有抢夺种子粮”问题，斯奈德认为，1932年12月，斯大林决定，为了完成粮食定额，也应该征集种子粮，而此时苏联仍有300万吨的粮食储备且仍继续出口粮食。斯奈德进一步指出，据说在该月被逮捕的37392人中有“许多人”“有可能是想拯救自己的家人免收饥饿之苦”。他的证据来自马洛奇科《大饥荒》、戴维斯《饥馑岁月》。马洛奇科在《大饥荒》中罗列了一份1933年1月间逮捕和处置案件的数据，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与斯奈德所说的“想要拯救自己的家人免受饥饿之苦”有关联迹象，无怪乎斯奈德本人也要加上“可能”一词，这等于是承认他自己发明了这个说法。戴维斯在自己的书中相关部分所涉及的完全是粮食的非法贸易以及苏联对它进行打压的努力。至于苏联当时有300万吨储备粮的问题，戴维斯和惠特克罗夫特没有直言1932年11月时到底有多少储备，斯奈德是如何找到300万吨这个数据的，不得而知。斯奈德言之凿凿，称1932年12月底，斯大林批准了卡冈诺维奇的提议，为完成年度指标，也应把留备春播的种子粮一并征集，这就使得集体农庄在来年秋天无粮可种。格雷弗·弗认为，这种说法暴露了斯奈德的不诚实，此类事件并没有发生过。
在批驳了斯奈德的“七点证据”之后，格雷弗·弗指出，斯奈德之所有要炮制“故意制造饥荒”这一主题，目的是在“大屠杀”问题上把苏联与纳粹、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七点证据”本该能描绘出斯奈德的观点，即苏联领导人想故意使乌克兰遭受饥饿。但读者们应该明白，在经过我们的仔细推敲之后，在这“七点证据”中，斯奈德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没有一条能为其故意制造饥饿的说法提供证据。
格雷弗·弗认为，斯奈德在资料引用方面极不诚实，表现有三：一是“虚张声势”，让读者以为耶鲁大学的全职教授在资料引用方面不会有问题。二是他所选择的引用对象的可信度也值得商榷。格雷弗·弗指出，库什涅什的书是斯奈德唯一频繁引用的关于饥荒的二手资料，但该书是一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研究总结，并非一本独立的学术著作，而且，库什涅什关于饥荒的学术总结也有不端之嫌。库什涅什与斯奈德都是看起来在做客观研究，但实际上却是在支持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又找不到坚实可信的证据支撑。三是“省略型偏见”。斯奈德不告诉读者他所参考的著述文献的关键信息。举例而言，戴维斯和惠特克罗夫特所做的长篇详尽的研究乃是斯奈德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该研究的结论是苏联政府没有犯下故意制造饥饿的错误，但斯奈德却没有把这一结论告诉他的读者。
许多宣称“斯大林”蓄意饿死乌克兰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反共学者，都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说法。斯奈德当然也不例外，他不是该领域的专家，只是单纯依赖于其他反共学者所做的工作，因此他也拿不出任何此类的证据。
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共学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孜孜以求，寻找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故意制造饥饿”的先入之见。他们从未找到任何此类证据，也许就是证明此故意制造饥饿不存在的最好证据。
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乌克兰大饥荒”——不存在故意或是“人为制造”的饥饿。只是一场饥荒，一场多少世纪以来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的饥荒。幸亏有了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1932-33年的饥荒才得以成为俄国历史中最后的饥荒（1946-47年的战后饥荒除外，这次饥荒也不是“人为制造的”）。
斯奈德频频引用尤里·沙波瓦尔的著述。沙波瓦尔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极端反共人士，学者，但在精确引用资料方面，沙波瓦尔叫人信不过。格雷弗·弗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菲利克斯·丘耶夫（Felix Chuev）曾与莫洛托夫谈过1933年饥荒问题，并详细记录在《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One Hundred Forty Talkes with Viacheslav Molotov）这本书中。莫洛托夫既没有否认发生过饥荒，也没有否认饿死过人，只是认为“1933年饿死了1200万人”是夸大其词。但这段对话经沙波瓦尔精心删减后，就变成了莫洛托夫在饥荒问题上保持沉默，不承认“1933年饿死了1200万人”。格雷弗·弗指出，在1932年8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正是莫洛托夫说过：“我们目前的确是面临饥荒的幽灵，尤其是在富庶的产粮区”。沙波瓦尔偷换概念，让读者以为莫洛托夫不承认饿死1200万人就是不承认饿死过人，而莫洛托夫要是承认饿死过人就必须承认饿死了1200万人，否则就是撒谎。沙波瓦尔的这种造假手法实在是粗劣之极、荒谬之至，无异于毁掉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价值。
斯奈德在书中提到了拉斐尔·拉姆金（Raphael Lemkin）企图重新定义种族灭绝的概念，以便把乌克兰事件称为“苏联种族灭绝的经典范例”。而事实上，拉姆金的观点四处碰壁，最终只得到了右翼东欧移民的支持，“种族灭绝”只是拉姆金强烈反共的一种表达方式，拉姆金本人也明确指出，“苏联种族灭绝”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个承载着最高道德谴责的概念。但斯奈德只顾宣扬“苏联种族灭绝”，却向读者隐瞒了拉姆金本人的“自我批评”。
斯奈德本人也哀叹道，大饥荒“从未以一个无可争议的清晰面目出现过，几乎没人说过斯大林打算饿死乌克兰人。”的确，当时并没有“故意制造饥荒”的报道，这是因为“故意制造饥荒”的神话还没被捏造出来。斯奈德引用了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1933年关于乌克兰饥荒的报道，盛赞琼斯乃是“能够记录”饥荒的“极少数局外人”之一。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撰文指出：“琼斯曾告诉过我，他所造访过的村子根本就没有面包了，成年人皆是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灰心丧气，但他没见到过死掉或是垂死待毙的动物和人。”也就是说，琼斯本人承认没见到“真正的饥饿”。而斯奈德却认为杜兰蒂是在“竭尽所能地败坏琼斯的准确报道”，“杜兰蒂明知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了，却还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坚称饥饿是为更高的目的服务的。”格雷弗·弗认为，杜兰蒂的确同意琼斯的说法，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待受害者的态度比较“冷漠”。但态度“冷漠”与把饥饿作为“为更高的目的服务”的手段之间为何会被斯奈德画了等号呢？格雷弗·弗认为，不画等号，斯奈德就无法找到支持“故意制造饥荒”神话的“现场证据”，而没有“现场证据”，神话终究只是虚无缥缈的神话，既定不了案，也无法向他的赞助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