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下旬，因为参加亚洲研究学会（AAS）年会，时隔多年我再次造访华盛顿特区，会前后也抽空到此前并未太重视的美国国家博物馆晃荡，本来想找下建国史或美国革命的“神话”版块观摩其手法（以及会心一笑），然而大概水涨船高、美国史学者已早着手改进，博物馆员和专业布展者对我们这类批判者已有预防，不仅完全不是传统美国史学叙事模式，更直接消解掉了这部分爱国情操满满的篇章，只在军事史专展中对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有所涉及。展厅对面的另一个低调展厅更让人猝不及防、深感震撼。这是一个描绘大西洋水域海洋历史的篇章，除了远洋捕捞的船只、工具、人员、炊事、船上娱乐用品等细密生动的内容，还有多首19世纪老渔人和捕鲸人吟诵的海上之歌供观众选择聆听。配合着幽暗的灯光和船员罗伯特·韦尔（Robert Weir）在1855年颇为沉重的名言“我们必须像马一样劳作、猪一样生活”（We have to work like horses and live like pigs），艰辛的海上生活若隐若现。在悠扬而深沉的歌声中，我仿佛置身于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迷雾之中。
印度洋的声音能否被寻觅？困难肯定是存在一些的，毕竟周边沿岸国家里没有什么发达国家，后来跻身其间的新加坡迟至20世纪60年代也还很穷，顾不上发展什么文化事业，因此大概采集19世纪的老曲调有些困难；澳洲西海岸则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开发也较晚，19世纪以前渔业并不显著。不过，由于存在丰富的殖民档案，稍加检视，我们便发现渔民之外，至少军人、囚犯、劳工、商人都留下了他们各自的“声音”。有鉴于此，汇聚挑选相关的研究，检视印度洋史的进路，似乎是当务之急。
印度洋不仅是连接亚非欧的重要水域，也是把控南亚与东南亚的枢纽、海上丝绸之路西向的必经之路。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关于印度洋史的研究几乎付之阙如，仅有西域南海史地传统下对海上交通线路和若干港口的少数考证文章，既无法匹配这片广袤水域的重要性，也无法匹配我国的大国地位、长远利益和战略需求。21世纪以来，国际印度洋史研究掀起了一轮新热潮，这种现象既与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也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关，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加快吸纳更新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资源，以便更好迎接新的挑战。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印度洋史的研究日新月异，相应的知识图景也不断拓展和更新。通过不断深化对印度洋的研究，我们能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理解多样化的世界、多元性的文明、和谐共存的社会，以亚非丰富的社会发展模式和路径为参照，在西方历史的发展模式之外寻找更多的可能性，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此背景下，推出这期“印度洋史专辑”不仅十分必要，也适逢其时。
一种作为建构性的印度洋史
印度洋史的研究，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也产生了不少成果的话，最大的问题大概是包括谟区查（C.R. Boxer）在内的名家在战后展开的印度洋史研究均为“欧洲扩张”模式，而不是印度洋世界本身。乔杜里（Kirti N. Chaudhuri）的版本是印度和伊斯兰中心的印度洋史；帕特里夏·里索（Patricia Risso）则是中东训练背景凸显的穆斯林印度洋史。如果以迈克尔·皮尔逊（Michael N. Pearson）这位将印度洋史真正变为独特研究单元的学者开始算起的话，菲利浦·布亚（Philippe Beaujard）可以算第二代代表人物。布亚在对印度洋世界体系展开多年研究后指出，该区在公元1世纪时经由频繁的交流已变为一个嵌入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统一空间。布亚的视角和方法也得到一些非洲研究学者的回应，包括堪称印度洋史研究第三代代表的爱德华·阿尔珀斯（Edward A. Alpers）。这三代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均把东非海岸纳入印度洋史的整体研究之中，印度洋脱离了“印度”“波斯”和“阿拉伯”。
印度洋史的这种转向当然也不是天然正确，对于区域应当如何划分，向来见仁见智。好的区域史研究，必然既能体现全球史的联结，又能衔接地方史的“地气”。区域是存在的，联系是存在的，人群的联系也是“自古以来”的，但不意味着区域的历史是自在的整体、特定人群的联系都“连续”可循，或者说，不意味着印度洋区域史必然是整体性的。稍加检视，印度洋三个区域均有着印度洋史的“破碎”与“整体”特征。
东北部印度洋的历史，或者说孟加拉湾的历史，在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笔下已得到了进一步呈现。这片过去见证了人类现代史上最大迁徙规模之一的海域，由于隶属于多个不同的政治体和种群，向来不被视为一个整体。即便是19世纪开始在大英帝国几乎将其变成“内海”的一百多年里，由于帝国内部不同殖民地辖区的利害考量和不同区间民众的活动惯性，“区域”亦未被整合。然而，由于香料、矿产资源、种植园经济、鸦片贸易、造船业、帝国基础设施建设等看似无关但又互相联系的方方面面的需求，商人、奴隶、军人、劳工穿行其间，建立了广泛的血缘、商业、宗教和文化的联结。不过，在苏尼尔之前，鲜少有学者将这一地区视为如此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就连学科内的方向设置，该区都被既有的知识框架分割为“南亚”和“东南亚”，毫无“整体”可言。以审视文化变迁和人类迁徙的视角切入，这一文化和经济区域当然更有弹性。
关于西北印度洋，近来学者也指出其早在古典时代便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所显示的地中海世界活跃的人群经由红海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活跃状态一样。在这种基本的社会经济交往中，埃及与印度之间形成了物质和文化的双向流动。希腊化时代对红海沿岸及以外“食鱼”部落的描述，亦是对西北部印度洋人群珍贵的“他者”审视。中世纪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更是先后通过海路穿越印度洋，远涉东南亚和中国。技术的进步当然是这一交流的重要基础，但亚洲区间的季风和洋流更使该期的这种兴盛成为可能。贾志扬（John W. Chaffee）便指出，帆船（Arab Dhow）、亚洲季风、贸易是决定唐朝和阿拔斯王朝贸易繁荣的三个因素。从巴士拉到广州6000英里的海上航线见证了跨印度洋贸易的兴盛。其后，由于马木留克王朝著名的奴隶贩卖活动以及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鏖战，西北印度洋相关的研究一直很丰富。
至于南印度洋，莽甘（Pierre-Yves Manguin）、布亚等人经由航线复原和马来-马达加斯加语汇研究呈现出了早期先民就已发展出环形的交流圈。莽甘分析早期南岛语族活动范围时，将南印度洋马尔代夫以东与马来-印尼群岛的航线确定为次级航线，同时构拟了该线西段至马达加斯加岛和东非海岸的假设航线。布亚的研究则从他熟悉的马达加斯加研究出发，分析马尔加什语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体现很早时期先民即已依靠南印度洋环流进行经济、语言和文化交流。由于布亚的视角是从东非海岛和海岸出发，对于以往从南亚次大陆、波斯-阿拉伯东向或马六甲西望视角出发的研究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南印度洋的洋流随着荷兰人绕过好望角、夺取马六甲和如吉礁（随后在此处建城，改名巴达维亚），拉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殖民时代的南印度洋叙述并不丰富，大量的研究是围绕荷属东印度和印度次大陆东南的锡兰展开的。
可见，印度洋的不同区域区块，或多或少都曾引起关注，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成果。然而，就认识论层面而言，把不同区块、不同时间段的印度洋历史拼在一起，就是印度洋史吗？其“破碎”和“整体”又应在何种层面予以理解？王晴佳先生指出当代史学同时发生着“越做越小”和“越做越大”两种趋势，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观察到受年鉴学派影响的“整体史”框架下的“碎片化”趋势，也出现了西方文明史的扩大版“世界史”，“海洋史”和“全球史”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印度洋区域展现的多元性，反而可以成为加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场域。
一种去建构化的印度洋史
在印度洋各区域精彩研究纷呈的背景下，“印度洋世界”展示的限制当然也是很明显的。首先的挑战来自对“印度中心”（India centric）的疑虑。长期以来，作为南亚的霸主，印度的影响力已深刻表现为涵盖印度洋历史叙事的话语，尽管这套话语在其他南亚国家并不见得受欢迎，其强势性和涵盖面无可否认。作为对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一环，几位声名卓著的印度史名家虽然极力排除英帝国史叙述的影响，其作品客观上又无一不是为以印度为中心的“大印度”增加影响力的，是故包括苏尼尔在内的印度裔学者采取的办法，其实是转换“印度斯坦”中心为“泰米尔中心”或者“南亚-东南亚”一体联动的方法，以淡化旧的范式和经典的影响。
其次的挑战是作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现实世界的影响。由美国国务院以官方形式大力推行的“印太世界”（Indo-Pacific World）本来可能是一个更好摆脱殖民体系划分和纠缠、更好地重新联结南亚和东南亚的词汇。然而由于该词并非学术界提出并推广使用，一开始便被作为战略用词，政治性意味过强，无法被众多亚洲学者所接受，也对欧美学界有一定困扰——毕竟受过较好训练的历史学者都知道对着“印太”一词倒放电影，以今套古是历史研究的大忌。从在这个领域有成熟研究的学者诸如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等人依然坚持用“印度洋世界/海域”（Indian Ocean world / L'océan Indien）和“亚太”（Asia-Pacific）世界等词汇即可看出历史学界对当代政治话语的抵制，尽管在实际研究理念上，这些学者也致力于对“太平洋-印度洋”世界的打通。2019年11月，中国学者发起“大航海时代珠江口湾区与太平洋-印度洋海域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体现了在全球史、区域史相结合视野下试图打通中国海洋史与太平洋-印度洋史研究的努力。萧婷、廉亚明（Ralph Kauz）参与了此次国际会议，大作亦收入本辑之中。
如此，作为去建构化的印度洋史，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印度洋视为一个天然的文化圈层空间，也不宜随意赋予大洋空间之间过多的文化和价值联系，而是应当对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展开说明、分析各区域圈层不同层次的内涵和意义，由此研究差异性、建立其联系性、探讨整体性。
一种以海洋史（oceanic history）呈现的印度洋史
一衣带水，无论是建构化的还是去建构化的印度洋史，以海洋为媒介，串起不同区间或时间的印度洋并呈现其历史，都是很自然的选择。海洋史的视角主要以海权、文明、殖民和移民几个重要的主题为学界内外人士所熟知。其中，“海权”是以和“陆权”相对的概念和姿态进入该研究领域的。由于早期西欧强权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消费体系是以海权扩张的形式完成的，其引领和裹挟世界潮流发展的客观结果包括话语权的获取，因此“海权”便与“文明”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海洋与文明》成为畅销全球的作品也不难想象了。在“文明”的观念下，“殖民”的主题紧随而来，基本被作为后殖民批判的样态。移民则是在殖民的面向上，一种更温和也更长期的人类活动交往方式的呈现。
从对地理或者通道、通路的研究，到研究贸易、贸易时代，再到世界体系、区域史，以海洋史方式呈现的历史精彩纷呈，最终在21世纪演化到更强调国家和区域之间相互影响甚至缠结的“全球史”。在这种观念、视角和方法论的指引下，印度洋史的研究当然便不再只是关于其历史演化“进程”的研究，而是印度洋世界与其他区域关系的研究、印度洋世界内部关系的研究、印度洋世界内外多层次的影响，而且其研究本身也带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正如有学者已指出的，“乔杜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的启发，写成了《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一书。此书后来被公认为早期近代印度洋研究的权威作品。乔杜里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公元八世纪至十八世纪印度洋各区域间不同的贸易网络。这些区域网络在不同时期存在着重叠、竞争、互补的关系，在伊斯兰教的粘合作用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印度洋贸易体系。”除了这种基本的联结和贸易网络，在这篇以《在孟加拉湾埋葬区域研究》“标题党”揭示的宣言中，作者尤其强调新的研究对于去精英化和殖民者叙事风格的重要性，也提出在超越这种观念和叙事的基础上对于打破原有区域畛域的要求。其中，“去精英化”的提法并不新鲜，但摆脱殖民观念、话语和叙事风格，确是值得年轻一代学者重视的后“东方学”时代的要义。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固化的设定或认知屏障呢？把南亚和东南亚放在一起研究的口号很美好，其实践却非常艰难。以海洋史的视角贯通两者、重新揭示印度洋世界的联结，无疑是其中一个不错的路径和方法。比如，印度裔移民在孟加拉、马来半岛的活动，虽然已有勾勒，尤其是在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然而，区域之间流动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却远未得到展现。苏尼尔已指出缅甸劳工大多来自泰卢固（Telugu）地区，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最南部的人更多去锡兰，而坦贾武尔（Thanjavur）、蒂鲁内尔维利（Tirunelveli）和马德拉斯周边则与马来亚联系最紧密。然而，这三条线路展示的劳工轨迹、背后的交叉、二次三次移民的问题、不同产业的关联均未明晰。事实上，印度前往缅甸的移民，尤其是英国殖民时期经过孟加拉地区前往吉大港、若开、仰光的劳工，许多都会往返或进行二次三次移民；许多涌入毛淡棉（Mawlamyine）的锡克人，本身也会进一步南下马来半岛从事矿业、农牧业和医疗；马德拉斯前往马来半岛的劳工，与到马来亚从事矿业挖掘的华工产生的缠结联系也超过我们的想象——印度北部比哈尔邦（Bihar）种植鸦片的穆斯林，又会被运到马来亚压制鸦片砖满足矿工的需求；缅甸的木材在印度资本的运作下，也会在马来半岛或毛淡棉经由客家华工打造、运回印度西海岸造船中心苏拉特。凡此种种，均展示了印度洋区间更深的相互依赖和缠结。深入揭示分析这些人群缠结和产业联系的演化形态和动因，是海洋史研究从一种看似散漫的“碎片”演变为更有方法论意义研究的转折步骤。
在海洋世界流动的基础上思考个体、家庭和人群的历史
对印度洋世界史的研究，“流动性”作为海洋世界的特质，自然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视角。然而，我们的研究终究还是要看到活生生的个体。因此，在流动性的基础上去思考个体、家庭和人群的历史变得不可回避。
首先，人如何流动？依靠什么方式体现流动性？人的流动造成了哪些变化、又产生了何种意义？这些基本的问题与学术话语体系里所谓的世界体系描述是不同的，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才能谈由人的依附关系产生的资源分配和流动的不平等，以及随后可以被描述和分析的“世界体系”。其次，印度洋世界不同地区交互的影响如何？这是全球史的议题，当然也是缠结史理路所热衷于揭示的表现形态。海洋史具有的流动性特质恰恰帮助着建立这种联系和共生的缠结演化。再次，印度洋的“破碎”和整体如何呈现？并非所有破碎或整体都是“全球微观史”，只有构成真正联结意义的整体和局部，才会在历史书写中表现出活力，否则，马达加斯加海边晒渔网的渔民的日常活动还是“碎片”，印度洋世界体系也只是宏大叙事，而一旦其与南印度洋的环流结合起来，与马来词汇的交融结合起来，与有关中国瓷器联系的叙事结合起来，印度洋世界的“整体”便具有了新的样貌。
当然，史无定法，基于时代和潮流变化所产生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并不一定要体现在印度洋史的研究之中，只是我们需要明了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或思考值得运用的内容。从概念、地理、贸易、世界体系到区域史和全球史，从海洋史的方法落实到“人”，印度洋史的研究无疑丰满了许多。这些关注重点和历史解释的变化，与其说具有某种继承性或优劣，不如说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是当代史映射下的“真历史”。
印度洋史专辑构思、内容和意义
本专辑为国内推出的第一个同时包含印度洋东西两岸内容又有整体理论和研究框架的专题，既涵盖欧美澳三代印度洋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又包含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和新观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想资源转化和本土化的目的。专辑借助于全球史的新视野和新方法，为海洋史和区域史、跨国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专辑中的许多文章，不仅体现出了跨区域研究的思想和倾向，还强调了“网络联结”的面相，代替了传统上东西二元对立的认知、波斯-阿拉伯与中国海上交通的套路，或是郑和下西洋及沿岸地点传统的地名考释；第三，专辑还体现了对以往研究所极大忽视的医疗和生态环境历史的重视，亦可算当前研究的前沿内容。专辑连同导论共收录学术史、专题论文和学术述评20篇，包括自由来稿、会议审核用稿、编辑约稿和组织翻译稿件，经过若干次审核重组打磨，前后历时两年多。文章作者从资深教授到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一应俱全，体现了几代学者共同推进这一事业的意志。
在专题论文第一组5篇文章中，朱明讨论了印度洋史的全球史转向。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研究影响，印度洋史研究开始兴起，在21世纪初陆续涌现重要成果。其中，全球南方地缘政治的变动、印度洋周边成为不同“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全球史编纂对去国家霸权和殖民帝国叙事的追求等几个主要因素共同促成了这种兴盛，也出现了几种新的趋势：深化研究商品和经济活动主体、更重视劳工和移民、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注重东西方联动、关注环境史。印度洋史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亚洲内部多元文化共存的特征。爱德华·阿尔珀斯的演讲稿《印度洋研究：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我们要往哪里去》经过整理翻译，很幸运能迅速与中文世界的读者们见面。讲稿旁及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印度洋世界相关的广泛文献研究，并对印度洋研究的未来予以展望。阿尔珀斯指出早期的印度洋研究并未将区域本身视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区域作为其他历史研究的背景因素。在《从“沿海地区”到“一股清风”》里，阿尔珀斯又深情回顾了迈克尔·皮尔逊对理解印度洋史做出的两大杰出贡献：提出沿海地区的概念以及强调对航海者的讨论。与前两位对印度洋史学术史研究和发展方向进行全面提炼概述的作者不同，罗萨妮·马伽丽迪（Roxani Margariti）探讨的是印度洋世界这一由地理岛屿和地缘政治岛屿组成的“岛屿之海”如何以这些地理实体为基础形成独立、自治或半自治的社群。作者强调，印度洋世界中这样的“岛屿性”塑造了其主要的连接模式：远距离贸易、移民流动、知识网络以及朝圣实践。最后，廉亚明利用《郑和航海图》和波斯、阿拉伯史料探讨了史籍里对南阿拉伯海岸港口的众多记载，包括位置的落实、港口名称的辨析等问题。该文也很好体现了德国学术传统中对古典东方语言研究的扎实基础和路数。在这5篇专论中，前3篇一定程度上是关于印度洋史的学术史论述，后2篇则显示了印度洋上离散的岛屿和港口的诸多特点，包括其背后的知识网络联结和时人对岛屿和口岸的认知方式。
第二组6篇专题论文，包括了1篇古典学研究、1篇考古学研究和4篇商业贸易为主题的专论。庞纬的文章以希腊罗马世界的记载切入，探究了古典时代活跃于红海两岸、阿拉伯半岛南岸、阿曼湾南部、今伊朗和巴基斯坦沿岸南部等北印度洋沿岸的“以鱼为生”的族群如何被描述和想象。由北而南到东非海岸，唐·瓦耶特（Don J. Wyatt）探析了中古时期中国在东非贸易的最早时间、开展形式、交易内容、贸易对象以及从最初的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的缘由。该文很好地厘清了既有研究里中非贸易不太清晰的部分，又为印度洋非洲海岸的贸易增添了色彩。秦大树和李凯的文章则直接回应补充了瓦耶特提出的三个大问题，指出根据考古学的新发现，中国与非洲的联系可以往前推到9世纪，而11世纪后一段时期的缩减可能跟室利佛逝与注辇和马打兰争霸导致马六甲海峡的封闭有关，中国与西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在随后两百年间进入低谷。塞巴斯蒂安·普朗格（Sebastian R. Prange）揭示了活跃于西印度洋的马拉巴尔海盗如何得以遍地开花的机制。这些专门从事季节性海上暴力的社区群体遵循半定居半掠夺性的生存模式，寇盗活动更多是社会结构的体现。迈克尔·皮尔逊研究了印度西海岸为了保障商业而发展出精密复杂结构的众多港口城市。这些港口有高度的专业功能分工，为外国商人服务的掮客更是在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中，卡里卡特（Calicut）、第乌（Diu）、康贝（Cambay）等城市相当引人注目。徐靖捷对近代顺德乐从沙滘陈氏“远枝堂”家庭海外活动的研究再次将我们拉回遥远的东非地区。留尼旺、马达加斯加等地华人社会网络在合伙经营、资金借贷等方面提供支持力量，“远枝堂”在移居地拓展了其社会网络。作者很犀利地指出，华人在印度洋西岸的商业网络“能够在行业、资金、语言、经营模式上为移民提供有力的支持，也带来了路径依赖的盲目性等问题”。文章也进一步显示华人侨居地流动性之大，从东非海岸到马来半岛，其流动不受地理位置的制约，反而为社会网络所主导，一旦诸如毛里求斯等地移民政策发生变化，受到排挤的离散群体随即向马达加斯加等国转移。上述论文从古代到近代、从东非海岸、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到印度西海岸，展示了整个西印度洋斑驳的地理和贸易生态。
第三组3篇论文，为相当专门的医药主题的研究作品。萧婷、马修·托克（Mathieu Torck）和闻·温特（Wim De Winter）三人对外科医生和医师的研究显示了这一被多数人忽略领域的重要性。海上航行的风险包括天气、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在船上传播疾病的病毒、细菌和动物”，作者指出预防和救济措施是海上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敏锐指出这是欧洲扩张时代以利润为导向和殖民帝国模式激发出的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动力。保罗·布尔（Paul D. Buell）详尽探讨了阿拉伯医学体系的源流和《回回医方》来源的诸多问题，他聚焦于阿拉伯医学如何传播到东亚又为何无法扎根而衰落（东亚贸易联系中断、药材内容被替代），并探析了可能供应药材的印度洋上的各方的各种联系。奥姆·普拉卡什（Om Prakash）探讨了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中的鸦片。英国公司垄断鸦片，产出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农民受到胁迫的结果。鸦片种植面积仍在增加的原因系政府向实际和潜在的鸦片种植者提供预付款方面采取了宽松政策以及收购时不以产量大小而改变价格的结果。这3篇医药研究的专论横跨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地区，在空间和内容上均是对前5篇专论的有力补充。
学术述评部分为4篇书评和1篇综论。何爱民评述了沈丹森（Tansen Sen）的新作《印度、中国与世界：一段联系的历史》，展示了欧洲势力进入前后印中知识和商品交流的网络及其变化。李雅欣通过《纺织品贸易、消费文化和印度洋布料世界》这本论文集评述印度洋史研究的新进展，该书对东西部印度洋均有涉及。通过对东非海岸的“马斯喀特织物”贸易的聚焦，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香料和白银以外日常生活的织物对区域的影响。这两篇文章所评述的书目，均跨越印度洋两岸，又展示其全球性的联结，可以视为带有全球史意义的议题。李伟华以《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印度学的建立和演变为例研究英国东方学的形成和发展。林旭鸣评述了约翰·麦卡利尔的名著《印度档案——东印度公司的兴亡及其绘画中的印度》，展示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赞助下画家通过风物和图像对殖民地的呈现及其不足。这两篇以印度为中心的文章均充满了对东方学的反思。谢侃侃以评述克里斯亚历桑德森的名著《翻覆之海》为切入口，以印度洋作为反殖民场域探析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形成特点和组织模式，彰显了跨洋网络在超越荷属东印度政府管治地理空间上的意义。这些带有后殖民批判和反思视角的作品，为印度洋研究超越“西方中心”论述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这20篇文章除12篇原创外还有8篇译文，10位来自国内外不同机构的学者不辞辛苦完成了这项复杂的翻译工程，对于印度洋知识的本土转化和传播居功至伟。在感谢他们的贡献之余，我们更看到人类不同的知识传播、引介和交流的动力和希望。仰赖于广东社科院海洋史中心团队同仁的精心编校和往复返稿讨论，专辑文章才能以如此高的质量呈现出来。总体而言，印度洋史或者说印度洋世界的研究，由于涵盖面极广、内容庞杂、层次丰富，没有人可以覆盖所有知识点。只有群策群力，搭建优秀的对话平台，不同学者和团队一起努力，共享新知旧识、互相启发激荡，方能不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也正因其复杂性，该领域在我国仍处于上升摸索阶段，具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限于本人有限的能力和认识，谨择录所知较好的研究40种附录于后，期待我们能对前人的优秀成果有所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