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的汉四郡时代，朝鲜半岛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已数百年，因而奠定其文化基石。从统一新罗开始，朝鲜半岛上的王朝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宗藩关系，并持续上千年。诚如朱云影所言，古代朝鲜文化自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分支，史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与中国史学具有十分相似的特点。朝鲜古代史学萌发于中国史学，不仅表现在古代朝鲜长期使用汉字为官方文字、以官方史学为主导，及史书体裁沿袭中国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史学观念也像中国一样，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强调正统论、春秋笔法等。中国史学作为一个被效仿的他者，不断被朝鲜史家学习、模仿、评论，朝鲜史学在中国史学这个巨大的他者影响下，不断成长、发展、演变。古代朝鲜借助中国史学，以建构其自我的历史认知，形式虽然来自中国这个“他者”，认知则是朝鲜“自我”的主体呈现，或许这正是当下讨论“自我”与“他者”关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案例。因为古代朝鲜史书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复杂，本文以纪传体为中心，就本问题略加探讨。但愿有一得之见，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古代朝鲜对于史书体裁的认识
从汉四郡时代开始，中国文化不断输往朝鲜半岛且生根发芽，中国史书也随之大量输入，直接催生了朝鲜半岛史学。三国时期，朝鲜开始了国史编纂。《三国史记》载: 新罗真兴王六年（545年） ，伊飡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国王深以为然，遂令修撰国史。高句丽婴阳王十一年（600年）正月，“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百济也编有史书。这些古代史书开启了朝鲜编史的历程。
朝鲜是在学习中国史书基础上开展史书编修的，对于史书体裁有丰富的认识。进入朝鲜王朝后，官私史学都相当发达，编纂了很多史书，也有相当丰富的史评。综合而论，他们对于史书体裁的认识有如下特点:
第一，几乎每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入了朝鲜半岛，成为朝鲜君臣、儒林研读的对象，也是朝鲜确立自我认知主体而模仿的目标。朝鲜历朝君臣对于中国史书与中国历史都相当熟悉，甚至超过朝鲜半岛本土的史书与历史，故有“东人耻不知中国事，不耻不知自家国事”的说法。
682年，统一新罗设立国学，具体做法为：“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所读书籍，全是中国典籍。高丽、朝鲜王朝亦类似，中国经史也成为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
高丽仁宗年间，任命金富轼（1075-1151年）编修《三国史记》。金富轼在《三国史记》撰著缘起中说：“伏惟圣上陛下……宵旰余闲，博览前古，以谓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这明确说明仁宗深感高丽儒生只知中国历史而对于朝鲜半岛历史却茫然无知，故希望编一部三国史，以使后世知之。遂指令金富轼主编一史，以载三国“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以为后世鉴戒。可见，其撰著三国历史的主要宗旨，是建构高丽对于三国史的历史叙述体系，确立其认知的主体性。遂编成纪传体《三国史记》，系朝鲜半岛留存至今最早的纪传体官修正史。此后，朝鲜半岛官方史书的编纂，大体都有类似的宗旨。
第二，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分类众多，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最重要，朝鲜接受并认同这样的看法，且多有评论。朝鲜王朝后期思想家李宜显（1669-1745年）说：“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19世纪前期史家李学逵亦说: “史例有三：编年一也，立传二也，纪事三也。”进而指出三种体裁的创始著作：“编年始于夫子作《春秋》，后之司马氏《资治通鉴》及紫阳《纲目》之类，皆祖述麟经者也。立传，始于司马子长，而后之班固《汉书》及范晔《后汉书》之类，皆规橅腐史者也。纪事之法，始见于《皇明纪事本末》，而《三藩纪事》，又继而作。乃使一时事实首尾毕见，了如指掌，信可跻之史宬，与夫编年、立传并行而不悖者也。”不仅说明朝鲜王朝具有这三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并指出其创始之人与代表性著作。当然所谓纪事本末体创始于《皇明纪事本末》并不准确，应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三者构成了朝鲜王朝最重要的史书体裁，这既是中国的史书体裁，也是朝鲜最重要的史书体裁。而讨论三种体裁时，都是以中国史书为例，这也成为朝鲜评论史书体裁的一个习惯做法。
朝鲜前期史家徐居正（1420－1488年）主编了《东国通鉴》等史书，他讨论了三种史书体裁之间的关系，颇有见地。其曰：“吾夫子因唐虞三代旧史，删定为书；又因鲁史，作《春秋》，此史家编年之权舆也。”孔子作《春秋》，开启编年体体裁，是史书编纂的起源。“司马迁始变古作《史记》，立纪、传、表、志，《春秋》之法始坏，班、范因之作《汉书》。历代撰史者，谓迁有良史之才，踵而不废，《春秋》之法再坏矣。”随后编年体、纪传体、纲目体并行发展，“自此以后，李焘之《长编》，温公之《资治》也; 陈桱之《续编》，朱子之《纲目》也；脱脱之《金史》，班固之《汉书》也”。三种体裁的史书，呈现一种齐头并进之势。如果从春秋笔法来讲，“马氏变古之体，不得辞其责”，指出司马迁改变了《春秋》笔法，应负其责。总体而言，“以后世论之，《金史》之作，小大不损，本末该备，诚史家之要领也。然则有《金史》，而无《长编》《纲目》，不可也；有《长编》《纲目》，而无《金史》，亦不可也。要皆三者并行而不悖矣”。徐居正以《金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资治通鉴纲目》为例，论述编年体、纪传体、纲目体三者的关系。孔子《春秋》开创编年体，司马迁变之为纪传体编《史记》，司马光再回到编年体成《通鉴》，朱子变之为纲目。此三体遂成后世遵行之基本体裁，三者应并行不悖，不得偏废。
可见，朝鲜历史上讨论史书体裁，最具代表性的无非就是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与中国史家的议论并无二致。
第三，讨论史书之时，常常先介绍中国史书，再介绍朝鲜史书，以说明朝鲜史书系效仿中国而编成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书的衍生品。诚如前面提到的李宜显，讲编年体史书时，先提《左传》《资治通鉴》《皇明通纪》，然后提朝鲜徐居正的《东国通鉴》。接着顺带介绍纲目体史书: “而朱夫子用孔子春秋笔法作《纲目》，此则编年之中，立纲分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则有东人金宇颙《宋元纲目》，明则有李玄锡《明（史） 纲目》，高丽则有俞市南棨《丽史提纲》，而罗、句、济三国见阙，近者林象德著《东史会纲》俱载焉，皆用《纲目》义例也。玄锡、象德所修，不入刻，余未及寓目。”不仅明确交代各种史书，他也坦承两种朝鲜人所编史书“未及寓目”。随后提到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莫不如此。他同时也看到，有些在朝鲜流传甚广的史书，在中国却几乎失传，“江贽《通鉴》、曾先之《十九史略》、陈栎《古文真宝》，中原则绝稀，而我东几乎家诵户读。”随之又讲赵孟頫的书法、庾信的文章，当时在中国明朝都不大受重视，但朝鲜却极为推崇。他最后批评说: “凡此皆由偏邦见闻狭陋而然也”。这种史书流传的不同，也充分说明中朝学风的差别。
安鼎福（1712－1791年）对朝鲜史书大致评述曰：“东方史亦备矣。纪传则有金文烈、郑文成之《三国》《高丽史》，编年则徐四佳、崔锦南奉敎撰《通鉴》，因是而俞氏《提纲》、林氏《会纲》作焉。抄节则有权氏《史略》、吴氏《撰要》等书，彬彬然盛矣。然而《三国史》踈略而爽实，《高丽史》繁冗而寡要。《通鉴》义例多舛，《提纲》《会纲》笔法或乖。至于因谬袭误，以讹传讹，诸书等尔。”安鼎福对朝鲜诸史都采取批评态度，言其“因谬袭误，以讹传讹”，这种说法虽较为偏颇，其言因袭，则似难否认。因此，从朝鲜半岛对史书体裁的认知中，充分说明朝鲜半岛正是学习和模仿中国史书体裁而来的。朝鲜王朝后期已发现有些中国史书在朝鲜流传甚广，在中国却几乎失传，这既是学风不同所致，也是中朝两国对史书选择各有偏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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