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初至15世纪，东非沿海一带出现许多城邦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矗立在东非沿海地区500余年的基尔瓦城邦。它在鼎盛时期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众多的港口城市，成为印度洋上最重要的古城邦之一，而印度洋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商业动脉之一。基尔瓦城邦的辉煌成就与希腊罗马世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东非沿海一带城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代表，也是东非沿海一带城邦发展史的缩影。基尔瓦港口城市是成就基尔瓦城邦的重要“功臣”。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基尔瓦港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基尔瓦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古籍记载，探讨这个位于今坦桑尼亚的港口城市在经济、政治与宗教文化方面对基尔瓦城邦建立的影响，进而折射东非沿海城邦国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基尔瓦港口城市 基尔瓦城邦 东非沿海城邦
引 言
旨在打造“21世纪丝绸之路”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了欧亚海陆，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连接起来。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特别是在东非沿海的港口建设、开发及远洋运输等，更是成为此倡议主要推动的项目之一。这种关注不仅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拥有积极的影响，还逐渐提高了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然而，非洲早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就开通了对罗马帝国、阿拉伯、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建立了相对复杂的海上贸易体系，也因此促进了许多城邦国的崛起，其中有矗立在东非沿海地区500余年的基尔瓦城邦（Kilwa Sultanate，10世纪至1505年）。
15世纪前，基尔瓦城邦通过其港口城市基尔瓦（Kilwa）在印度洋的贸易活动，逐渐巩固了其在东非沿海地区经济强国的地位，鼎盛时期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众多的港口城市，如蒙巴萨（Mombasa）和桑给巴尔（Zanzibar）等，统治了北起拉穆岛（Lamu）、南至科摩罗群岛（Comoros）的东非沿海地区，成为古代世界的商业动脉中心，是印度洋上不容忽视的古城邦。
基尔瓦城邦以其辉煌成就与希腊罗马世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下文会说明），是东非沿海地区城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代表，也是东非沿海地区城邦发展史的缩影。而基尔瓦港口城市是成就基尔瓦城邦的重要“功臣”。
遗憾的是，针对东非沿海一带港口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其对古代东非沿岸城邦影响力的研究，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忽视或只是简要介绍。例如在古文献中，最早记录东非沿海港口城市的《红海回航记》（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又译为《厄立特里亚海航海记》），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公元初在东非贸易区的港口以及所交易的商品，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和理解东非沿海一带的社会生活。现在虽然有不少考古专家在基尔瓦遗址进行实地挖掘，但其研究大多仍局限于对港口的概括性介绍，尤其是它的兴衰历程及贸易体系。而关于基尔瓦港口城市所体现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现象，以及对后来建立基尔瓦城邦的影响力等，几乎没人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主要以基尔瓦港口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15世纪前的发展对基尔瓦城邦建立的影响力，进而折射整个东非沿海城邦国的发展历程。本文所提及的东非沿海，涵盖的区域大致从今坦桑尼亚南部，即与莫桑比克的边界，到索马里南部的巴琼群岛（Bajun Island），包括桑给巴尔和马菲亚（Mafia）等近海岛屿。
一 基尔瓦港口城市与基尔瓦城邦的概述
1.东非沿海城邦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定义的争论此起彼伏，但有两点基本达成共识。首先，学者们基本认同城邦是一个奴隶制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体。其次，城邦的特征主要以政治发展为内在本质，而外部特征为小国寡民，是由一个主要城市及周边乡村构成的自治社区。
然而，东非沿海城邦与古希腊罗马的城邦似乎有所不同。虽然与后者一样，东非沿海城邦也强调精神生活和政治独立，且政权具有阶级社会中国家应有的内外职能，但它更多是以经济生活为发展中心，且具有区域视角的小型商业港口。另外，东非沿海城邦的政治定义中也没有中央集权的含义，只具有商业城市港口联盟的含义，即每个城邦或城市拥有各自的精英阶层、商业社区和贸易系统。以基尔瓦港口城市为中心发展的基尔瓦城邦就是典型的例子。
2.基尔瓦港口城市
基尔瓦港口城市位于今坦桑尼亚南部近海的印度洋岛上。该岛西侧、面向内陆地区的基尔瓦处于隐蔽的海湾内，而东海岸拥有石灰岩峭壁，南面有布满礁石的礁湖，其中海湾（Msangamla）、岛屿（Mvinje）和海流交汇处（Kipakoni）形成了一个带有沙质梯田的保护区。基尔瓦因此具备了特殊的地理优势：既具有帮助当地居民抵御外来势力入侵的天然防御功能，又为后来基尔瓦城邦的政治扩张提供了保护伞。
基尔瓦港口城市由三个小城市组成，即基尔瓦-基温杰（Kilwa Kivinje，意为“有木麻黄树的基尔瓦”）、基尔瓦-马索科（Kilwa Masoko，意为“有交易市场的基尔瓦”）以及基尔瓦-基西瓦尼（Kilwa Kisiwani，意为“岛上的基尔瓦”），也是大家较为熟悉的基尔瓦。基尔瓦-马索科，顾名思义，在三者中最发达且是基尔瓦城邦的商业枢纽；其他两个则更多承载着政治与宗教的色彩，其中的基温杰是现今东非基尔瓦的城市中心。
公元初期的基尔瓦港口城市是依靠渔业为生的小村子。根据《基尔瓦》的记载，9世纪的基尔瓦由非洲内陆班图人（Bantu）——阿尔穆利国王（Almuli）所统治。因此，这一时期基尔瓦港口城市的居民多数是来自东非内陆的班图人，即阿拉伯作家笔下的“僧祇”（Zanj）。
根据考古发现，基尔瓦虽是一个小渔村，但在8世纪前后，已发展成一个相对发达、稳定的社区。考古出土的长方形住宅区、各种贝壳钱币、铁制品及进口陶制品等，都证明了基尔瓦港口城市在公元初期便已拥有区域性和国际性的贸易往来。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相关。
基尔瓦港口的地理优势促使后来的基尔瓦城邦建立了内陆与海上贸易体系，为商人们提供了安全且便利的贸易场所。这也间接促成了基尔瓦城邦在12世纪初开始的繁荣及兴盛。
3.基尔瓦城邦的由来
基尔瓦港口城市是基尔瓦城邦的首都，是城邦的发源地和主要的贸易港口。由于基尔瓦城邦建立的具体时间不详，关于该城邦崛起的民间传说非常多，其中广泛流传的是阿拉伯语版《编年史》。据它记载，波斯设拉子王子阿里·本·哈桑（Ali ibn al-Hassan）为躲避本国的战乱，于9世纪末带着六个儿子逃离至东非沿海地区。
而根据葡萄牙历史学家德巴洛斯所撰写的《编年史》，阿里王子选择东非海岸为避难所是因为其母亲曾是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奴隶。他和随从们原计划定居在当时东非沿岸主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摩加迪沙港口城市（Mogadishu），但因与当地贵族发生冲突，只好改变计划迁移至基尔瓦-基西瓦尼。史书还记载，阿里王子以绕岛一周的彩色布匹买下这座岛，并抢先一步毁掉了连接基尔瓦岛屿与非洲内陆的桥梁，彻底获得基尔瓦岛屿。这反映了基尔瓦城邦乃至东非沿海城邦的建立，大致是和平的。同时，这个传说也透露了阿里王子作为商人的本性，为基尔瓦城邦后来发展成东非沿海一带的贸易中心奠定了基础。
在12世纪末马赫达里王朝统治时期，基尔瓦城邦的政治、经济权力达到了巅峰，取代摩加迪沙，成为东非沿海一带最大的贸易中心。在控制东非沿海贸易的同时，基尔瓦城邦的领土也逐渐扩张至整个斯瓦西里海岸（Swahili Coast），不仅控制着东非内陆沿海地区，而且拥有一些近海岛屿的主导权。此外，其影响力还延展至东南非的科伦特角（Cape Correntes）及马达加斯加沿海的数个小型港口城市。
基尔瓦城邦在15世纪初期开始衰落。学者们一般认为其衰弱是环境、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牵制的结果，其中包括影响国际贸易的黑死病、基尔瓦城邦内部的权力斗争及后来葡萄牙人的强势入侵，这些都加速了基尔瓦城邦的衰落。尽管基尔瓦城邦后来有复兴的迹象，但都恢复不了其鼎盛时期的样貌。
基尔瓦城邦的发展历程是整个东非沿海城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由于见证了东非沿海中世纪最繁荣城邦的兴衰，承载了东非沿海一带文明发展的记忆，基尔瓦-基西瓦尼遗址于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重点保护的遗产。因此，通过基尔瓦港口城市遗址来探讨其对基尔瓦城邦经济、政治和宗教文化的影响，并折射东非港口城市对其沿海城邦的影响力，是很合适的。
二 基尔瓦港口的进出口贸易
基尔瓦港口的进出口贸易是反映基尔瓦城邦，乃至东非沿海城邦作为贸易强国的因素之一。贸易在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互惠互利的网络，促进贸易国的发展。这也是基尔瓦城邦能够在12世纪获取权力和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基尔瓦港口则是促进其经济活跃的最大“功臣”。
自公元初期至15世纪末，东非沿海港口城市一直都是印度洋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其中的基尔瓦港口也不例外，其贸易活动状况也反映在史籍中。例如，写于公元初期的《红海回航记》将东非沿海地区统称为阿扎尼亚（Azania），并记载道：
……许多阿拉伯船长或代理人都会到当时作为东非沿海市镇终点的拉普塔（Rhapta）进行贸易活动。
基尔瓦港口的贸易活动可分为两个部分，即进口与出口贸易。除了古籍，如《红海回航记》《郑和航海图》等，由英国考古学家奇蒂克主持的基尔瓦遗址考察报告也可以佐证基尔瓦的进出口贸易活动。
1.进口贸易
根据《红海回航记》的记载，作为东非沿海港口城市之一的基尔瓦不只引进了南阿拉伯穆扎（Muza）的长矛、战斧、匕首、锥子和各类玻璃器皿，还引进了大量酒类和小麦。此外，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列举了中国瓷器行销的范围，其中包括了东非部分地区，今天坦桑尼亚诸多港口城市之一的基尔瓦也在其中。
古籍记载的贸易商品也体现在奇蒂克的考古发掘中。1958年至1965年的基尔瓦遗址考古报告记录了基尔瓦主要的进口货物，包括瓷器、印度布匹、玻璃器皿、丝绸、珠子、阿拉伯铁器等。这透露了基尔瓦港口城市在公元初至15世纪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即北至阿拉伯半岛、东至印度和中国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凸显了其在促进基尔瓦城邦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在众多进口商品中，瓷器是出土数量最多且保存最完整的遗物。奇蒂克的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基尔瓦遗址不只出土了来自中国、伊斯兰国家、东南亚的瓷器，也发现了基尔瓦本土的陶器。在外来瓷器中，中国瓷器碎片数量居多。这再次证明了基尔瓦港口对外贸易的范围之广，这为后来基尔瓦城邦繁荣的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出土的中国碎瓷主要集中于基尔瓦-基西瓦尼的北端，即“大清真寺”遗址、“大房子”遗址（Great House）、马库丹尼宫遗址（Makutani Palace）、杰瑞札城堡遗址（Gereza）、蒋丸瓦清真寺遗址等。出土的瓷器种类众多，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南方青白瓷、定窑白瓷、磁州窑瓷、德化窑白瓷、安溪福昌窑青花瓷以及清代素三彩瓷。时间则可追溯至9世纪至15世纪末，以元至明代初期的瓷器居多。
关于中国瓷器在基尔瓦港口城市的用途，伊本·白图泰记载道：
……基尔瓦上层社会……所使用的餐具都是中国进口的瓷器。
这表明了中国瓷器的主要用途为精英阶层的日常餐具，与奇蒂克的发掘报告一致。奇蒂克发现，“大清真寺”遗址与“大房子”遗址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如莲瓣纹小碗、盘、罐和器盖。其中包括元代典型的青瓷器，如瓷器外壁刻有莲叶纹、内壁印有纹饰的束颈钵残片，又如外壁刻有双勾莲瓣纹、圈足的小莲瓣纹小碗。此外，胡逊尼库布瓦宫殿遗址出土的景德镇青瓷——元代青白瓷玉壶春瓶，是基尔瓦遗址出土瓷器中最完整的一件瓷器。作为基尔瓦上层社会的日常餐具，中国瓷器似乎是基尔瓦精英阶层用来凸显高雅身份与财富的一个象征。
此外，中国瓷器与基尔瓦本地陶器总数相比，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且较集中分布于基尔瓦富有的区域。这揭示了中国瓷器在基尔瓦所属的消费层次较高，即只有少数的贵族能够拥有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在当地除了日常用途之外，还有建筑装饰和室内陈设的用途，如在“大房子”遗址出土的南方青白瓷花瓶残片、在马库丹尼E房遗址出土的晚明海马纹瓷片以及在基尔瓦素丹墓地出土的德化窑珠云龙纹青花瓷。这些瓷器被发掘时除了粘有灰泥，有些还有孔洞，证明它们原是镶嵌在墙上做陈列品或是贴身的装饰品。这凸显了中国瓷器在当时基尔瓦社会与经济中的崇高地位，既是艺术品，也是权力的象征。由此看来，中国瓷器是基尔瓦自公元初期以来物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商品之一，揭示了基尔瓦与中国之间相互交织的物质利益和贸易关系。
除了中国瓷器，基尔瓦遗址也发现了很多东非本地陶器，即“塔纳传统”（Tana Tradition）陶器。这些陶器的功能繁多，一般被视为基尔瓦社会底层人士的厨具和基尔瓦商人的储存罐或水罐。然而，有一部分“塔纳传统”的陶器与中国瓷器风格的相似度极高，如基尔瓦第20型红彩陶圈足碗。尽管所展示的特征与基尔瓦当地的斯瓦西里雕刻风格相符，其形制却与中国明代青花碗雷同。学者们认为，这些本地陶器主要是因为基尔瓦社会底层人士向往上层社会的生活而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格。这既反映了基尔瓦当地制陶业的演变——不仅工艺风格上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工匠们也在技术上受益——又间接揭示了基尔瓦与中国之间互惠互益的贸易模式。
除此之外，模仿中国风格的基尔瓦本土陶器也反映了中国瓷器在基尔瓦社会的渗透力，即不只流传于基尔瓦精英阶层，也流传到居住在基尔瓦内陆地区的平民百姓和工匠们。这反映了基尔瓦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即基尔瓦港口城市的商人将进口商品运至东非沿海内陆其他地区如索法拉（Sofala），凸显其作为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中间人”的身份。这个身份为后来基尔瓦城邦的领土扩张提供了经济上和权力上的支持，间接成就了基尔瓦城邦后来的盛况。
2.出口贸易
除了进口商品外，基尔瓦港口城市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如北非、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和中国出口商品，反映了基尔瓦港口城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体现了基尔瓦的贸易网络日益庞大。
据《红海回航记》记载，基尔瓦的出口商品以稀有产品居多，如象牙、犀角、龟板等。此外，基尔瓦遗址还出口金属（黄金）、木材（红木）及内陆地区的奴隶。这些出口商品基本上是以原材料的形式进行交易。
在众多出口原材料中，象牙和黄金贸易较为突出。奇蒂克评论说：
基尔瓦盛况时期的财富，除了因为象牙的贸易……也主要因为它对索法拉黄金贸易的垄断……
这证明了黄金和象牙的出口对基尔瓦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它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庞大的出口量上。在10世纪访问基尔瓦时，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迪（Masudi）观察到每根出口的象牙都达到50磅（22.7公斤）。即便在贸易衰落时期，基尔瓦每年出口的象牙依然高达51万磅（23.1万公斤）。至于黄金的出口量，每年出口到国外如阿巴斯哈里发辖区（Abbasid caliphate）的黄金可达到5000公斤，超过100万密斯卡尔（Mithqal，重量单位，1密斯卡尔约等于4.25克）。这些黄金主要是用来制作首饰和硬币。黄金和象牙作为出口商品，是吸引各国商人前往基尔瓦进行贸易的条件之一。
由于基尔瓦出口的黄金和象牙基本上是原材料，基尔瓦遗址考古出土的只是少量黄金和象牙制成品，更多制成品是在阿拉伯、印度、葡萄牙帝国和中国被发掘出来。其中包括著名的贝勒姆圣杯（Custódia de Belém），它被誉为葡萄牙帝国最珍贵的宝藏之一，由1500密斯卡尔黄金制成。
贝勒姆圣杯是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King D.Manuel I）为纪念位于贝勒姆的杰罗尼莫斯修道院（Jerónimos Monastery）而制作的。根据古籍记载，制作圣杯的黄金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5世纪初期第二次印度之行所带回的战利品之一。据说这批黄金由当时基尔瓦的统治者作为和平的贡品送给葡萄牙国王，以此承认基尔瓦和葡萄牙之间经济和政治往来的协议（vassalage）。圣杯底部的葡萄牙语铭文呼应了这个记载，它刻着“至高无上和强大的曼努埃尔国王一世命令利用出产于贱民之地基尔瓦的黄金来制作圣杯。1506年完成”的文字。这证实了基尔瓦黄金出口贸易的繁盛，也反映了中世纪基尔瓦与葡萄牙之间在贸易和政治上的往来。
基尔瓦大多数的出口原材料，如黄金和象牙，都是从东非内陆地区直接输入的。根据考古发掘，公元初期至15世纪基尔瓦所出口的黄金主要出产于今津巴布韦高原，象牙则来自今坦桑尼亚内陆地区。作为交易的回报，这些内陆地区会从基尔瓦运入中国陶瓷器、印度布匹等贵重商品，反映了基尔瓦与内陆地区相互交织的物质利益和贸易关系。
至于它们的运输方式，以黄金为例，则是利用连接内陆地区和海岸的河道，将商品送到东非沿海城市索法拉，然后再集中运输到基尔瓦。在贸易过程中，由于距离上的优势，基尔瓦趁机垄断了索法拉黄金交易的市场。《基尔瓦》曾记载：
虽然基尔瓦在12世纪时已经取代原本控制索法拉黄金交易的摩加迪沙，但其实是在13世纪才真正全面垄断了索法拉的贸易市场。
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各类史籍中，其内容描述了基尔瓦派总督到索法拉监督，且强制性地控制市场上黄金贸易的代理商，更尝试对那些没有运输到基尔瓦进行交易的黄金征税。这种蛮横的贸易手段反映了基尔瓦当时逐渐强大的权力，间接揭露了基尔瓦扩张领土的政治意图。
从黄金的运输系统上也能断定基尔瓦出口贸易模式是由区域性转向国际性，即从东非内陆地区运输到基尔瓦，再从基尔瓦出口到今阿曼、印度和中国。这反映了公元初期至15世纪基尔瓦港口城市与其他东非内陆地区的贸易体系网络，体现了基尔瓦港口城市作为东非沿海内陆地区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桥梁”的角色，它为商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而基尔瓦贸易“中间人”的身份，在后来更刺激了基尔瓦素丹追求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东非内陆地区的经济动脉，限制它们的贸易网，从而进一步控制并占领它们。由此可见，基尔瓦港口城市经济贸易的成就是其城邦建立和扩张的催化剂，折射出东非港口城市在其沿海城邦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影响力。
三 基尔瓦城邦的政治制度
在经济基础逐渐稳定后，基尔瓦港口城市开始构筑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东非沿海一带曾经最伟大的城邦之一，基尔瓦城邦以硬币和建筑物的形式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录。因此，通过分析基尔瓦遗址出土的建筑文物和硬币上的铭文，再结合相关的史籍，可以揭示基尔瓦城邦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特征和政治意图。
1.基尔瓦城邦制度与其政治结构
基尔瓦早在公元初期已出现某种社会组织。根据《红海回航记》的记载，东非沿海各贸易“市镇”由独立的“酋长”管辖，但当时的政治仍处于未成熟时期。9世纪，随着设拉子王子的到来，基尔瓦才逐渐形成一个城邦社会。根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记载，当时基尔瓦城邦的政治形式更倾向于“14世纪意大利模式”，即由不同世系组成的“君主制度”，而并非“中东地区中央集权的帝王制度”。
至于基尔瓦素丹制度的结构，可以根据阿拉伯语版《编年史》的记载进行了解，它提供的世系表揭示了基尔瓦素丹父子或兄弟承袭的制度。在基尔瓦遗址发掘到的2000余枚硬币证实了其世系表的真实性。这些硬币上分别刻有基尔瓦城邦设拉子王朝时期的素丹名字和部分首领的在位日期，如阿里·伊本·哈桑和达乌德·伊本·哈桑（Daud ibn al-Hasan）；又如后来马赫达里王朝的素丹名字，包括哈桑·伊本·塔鲁（al-Hasan ibn Talut）、苏莱曼·伊本·哈桑（Sulaiman ibn al-Hasan）、哈桑·伊本·苏莱曼（al-Hasan ibn Sulaiman）、达乌德·伊本·苏莱曼（Daud ibn Sulaiman）和苏莱曼·伊本·哈桑（Sulaiman ibn al-Hasan）。这既从考古材料上证实了基尔瓦素丹的王权结构，填补了古籍记载缺失的部分，也从实物上表明基尔瓦的素丹们为了维护其统治合法性、扩大其在城邦内外的影响力而努力打造一个官方宣传平台。
与此同时，《编年史》的记载揭示了基尔瓦城邦的管理阶层：除了素丹之外，还设有相当于宰相和将军的两个职位，即“瓦济尔”（wazir）和“埃米尔”（amir）。他们不仅能辅助素丹管理城邦，还有拥立未来新素丹的大权。随着基尔瓦城市港口经济贸易更加繁盛，城邦管理阶层还设有“穆塔西布”（muhtasib，军队首领）和“卡迪”（kadhi，大法官）。这不仅揭示了基尔瓦城邦管理阶层的组织，也反映了基尔瓦旨在打造一个有法律保护的贸易市场并维护港口秩序的政治理念，显示其政治结构与其经济发展相互挂钩的政治特色。
2.基尔瓦城邦的政治文化特征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邦政治制度不同，东非沿海城邦的政治结构与其经济贸易文化紧密相关，尤其是拥有东非沿海一带最繁忙港口城市的基尔瓦城邦。伊本·白图泰游记曾记载：
基尔瓦建城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建立一个沿海帝国……
由此可见，基尔瓦城邦乃至东非沿海地区城邦的政治结构似乎都带有强烈的商业主义色彩。基尔瓦遗址发掘的钱币也反映了此一政治特征。
在东非沿海一带的流通货币中，使用最广的是11世纪铸造的基尔瓦钱币。这体现在基尔瓦钱币的发掘数量之多和发掘地点之广。迄今为止，东非沿海地区发掘了13000多枚基尔瓦钱币，其中以金币和铜币居多。除了在基尔瓦遗址发现这类钱币，今坦桑尼亚附近的松戈·姆纳拉岛（Songo Mnara）、桑给巴尔北部的图姆巴图（Tumbatu）和肯尼亚北部海岸附近的尚加（Shanga），以及海外国家如澳大利亚的马钦巴岛（Marchinbar Island）等地，均有基尔瓦钱币出土。这证实了基尔瓦货币在11～15世纪流通的范围之广。
有别于比之更早的阿克苏姆王国钱币印制的双语——吉兹文和希腊文，基尔瓦遗址发掘出来的硬币都只刻着阿拉伯文，并没有当时当地通用的斯瓦西里文。以阿里·伊本·哈桑素丹在11世纪发行的第一批基尔瓦铜币为例，上面刻有阿里素丹的名字和伊斯兰教真主“安拉”的阿拉伯铭文。这一特征表明基尔瓦硬币的起源似乎受到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同时，这也间接体现了基尔瓦城邦与阿拉伯国家有经济贸易往来，以及通过基尔瓦港口与外部世界的文明尤其是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建立联系的政治意图。一国的币制毕竟是其政权的反映，所以，基尔瓦的钱币揭示了基尔瓦重商主义的政治制度。
然而，即便在11世纪末旧波斯湾贸易轴心逐渐减弱的时期，基尔瓦城邦的币制依旧保持其伊斯兰文化的元素。从经济角度来看，基尔瓦素丹们的决策似乎是不理智的。但若深入探讨，便会发现这似乎是基尔瓦素丹们强调自己作为波斯设拉子王族后裔的身份，从而巩固其政权的一个政治手段。
再者，自10世纪起，在基尔瓦及整个东非沿海地区形成与发展的斯瓦西里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这一文化兼具伊斯兰色彩和商业特性，而斯瓦西里语的形成最能代表该地区政治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随着基尔瓦城邦领土的扩张、贸易往来的频繁，以及阿拉伯商人的不断涌入，在基尔瓦港口城市的阿拉伯移民也更为常见。这促使基尔瓦当地的通用语言发生变化，即阿拉伯语和当地语言先是互相碰撞，后是互相吸收词汇和表达方式，进而形成了全新的斯瓦西里语。虽然斯瓦西里语主要的结构是班图语型，但其中30%的词汇量是阿拉伯词汇的沿用，主要集中在贸易、宗教、教育方面。可见，斯瓦西里文化的发展并非以阿拉伯文化为主导，更多的是基尔瓦当地文化吸收与接纳外来伊斯兰文化的精华，这不但体现了斯瓦西里文化的历史价值，而且纠正了西方学者认为非洲文明处于弱势的一贯偏见。同时，词汇的变化也凸显了阿拉伯人在基尔瓦的政治与贸易活动，证实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传播与经济贸易及政治活动是相互挂钩的。由此可见，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商业贸易和政权扩张是互为因果的。
3.基尔瓦城邦的政治意图
除了币制，基尔瓦遗址的古建筑物也承载了其城邦的政治意图。在基尔瓦遗址发掘的、面积最大的胡逊尼库布瓦宫殿，其建筑年代可追溯至1315～1325年，总面积可达1.1万平方米。宫殿除了100多间房屋、大型庭院、游泳池，还拥有大量的储藏室及规模庞大的行政楼。因此，胡逊尼库布瓦宫殿被学者们称赞为自公元初期至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最为宏伟的建筑群。
首先，此宫殿建筑群不仅凸显了基尔瓦城邦当时雄厚的财富，反映了基尔瓦港口贸易的辉煌，还成为当时基尔瓦素丹即马赫达里王朝哈桑·伊本·苏莱曼展示自身权力的一个见证物。在这座宫殿的庭院北端，墙上刻有赞颂当时领导基尔瓦城邦的哈桑·伊本·苏莱曼素丹的阿拉伯铭文，铭文将他描述为“忠诚的指挥官”（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和“征服之王”（The Conquering King）。这也反映出胡逊尼库布瓦宫殿在性质上属于基尔瓦素丹巩固自身政权与合法性的一个政治宣传平台。
其次，宫墙铭文中的“征服”一词，为我们揭示了基尔瓦素丹进行军事活动的线索。这与胡逊尼库布瓦宫殿名称所示的线索吻合，即“胡逊尼”（Husini）是阿拉伯语“堡垒”的意思，暗示着胡逊尼库布瓦宫殿是一座拥有防御性的宫殿。而伊本·白图泰访问基尔瓦港口城市时曾记载：
……（基尔瓦）时刻戒备中，因为他们连接着异教徒黑人……当地素丹经常讨伐黑人地区，夺取战利品……
这证实了基尔瓦城邦承担的军事任务，反映了基尔瓦港口城市可以充当城邦的军事基地，以实现其扩张领土的政治意图。
胡逊尼库布瓦宫殿偏离基尔瓦港口城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则从反面反映了13世纪基尔瓦城邦政治的不稳定性。可能是因突然篡夺素丹之位而成为新统治者的马赫达里王朝依旧认为自己是外来人，且还未得到多数基尔瓦居民的接纳。这正是基尔瓦城邦乃至东非沿海地区城邦政治结构脆弱的一面，即大多数城市港口的统治阶层并非东非当地的土著，而是外来的阿拉伯人及波斯人。这是东非沿海地区城邦政治的又一特色。
最后，根据考古研究，胡逊尼库布瓦宫殿的功能，除了是当时基尔瓦素丹与其家人的住处，还充当了基尔瓦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哈桑·伊本·苏莱曼素丹不仅将宫殿开放给前来基尔瓦港口城市进行贸易活动的富商们，还邀请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酋长和学者们到宫殿里参观。由此可见胡逊尼库布瓦宫殿的功能多样化，其中将政治与经济贸易场所一体化的功能特征，间接反映了基尔瓦充满商业色彩的政治制度。
综上所述，基尔瓦遗址发现的宫殿建筑和币制的流通证实了基尔瓦城邦雄心勃勃的政治意图，即通过基尔瓦城市港口来征服邻近的东非沿海地区，扩张城邦的领土。同时，这也体现了基尔瓦在东非沿海一带的中心地位和强大影响力。毕竟，只有实力雄厚的城邦才能建造各种宫殿来记录自己的辉煌，以及发行自己的钱币并广泛流通于东非沿海地区和国际市场。
此外，基尔瓦遗址揭示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与当地黑人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体现了斯瓦西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间接反映了东非沿海一带的发展过程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激进方式，而是和平渐进的。这构成其政治文化的特性之一，表明15世纪前的基尔瓦港口城市是基尔瓦城邦政治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者，折射出东非沿海城市港口对其城邦的影响力。
结 语
首先，自公元初形成至15世纪，基尔瓦港口城市日益发展成为东非沿海地区文化创新、经济交流的平台。对其进出口贸易网络的分析，不仅反映了基尔瓦港口城市与其贸易伙伴，即东非沿海内陆地区以及比邻地区和国家，如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中国与印度等，拥有频繁且密切的贸易往来，还揭示了基尔瓦港口在这些贸易往来中所起的枢纽作用。这表明了基尔瓦港口城市区域性与国际性贸易系统在公元初期便已有所发展，为后来基尔瓦城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因此，将基尔瓦港口城市描述为一个“国际化”的港口也不为过。
其次，不能否认的是，基尔瓦港口城市在公元初期便已经拥有外来移民长期居住或是定居的线索。它在该时期也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政治和宗教文化交融之地的身份与价值。通过分析基尔瓦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可以断定基尔瓦港口是其城邦乃至整个东非沿海地区政治、宗教文化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既见证了基尔瓦从一个原始社会发展成一个拥有完善的管理组织与防御功能的城邦，又见证它的发展为伊斯兰教传播、东非沿岸斯瓦西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再次，在探讨基尔瓦城市港口对其城邦的影响力的过程中，我们也揭示了东非沿海地区城邦发展进程中独有的商业城邦特色。东非沿海城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港口城市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拥有“中介人”的身份，以致其政治与宗教文化的发展进程脱离不了商贸活动。这种现象反而体现了东非沿海城邦独有的特色：在政治军事方面，因为经济活动的牵绊以及军事实力的缺乏，它们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而是形成一个相互牵制、共同依存的素丹君主制社会；在宗教文化方面，外来移民所引进文化与当地黑人文化因贸易活动而相互融合与适应，摄取彼此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了迥异于世界其他地区或民族、带有兼容并蓄海洋特性的斯瓦西里文化。
东非沿海城邦的兴起与发展是层层递进的，即通过港口发展贸易经济，并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建立管理组织，发展政治权力。在城邦逐渐成形和政权巩固的过程中，外来移民与东非沿海城邦当地居民正常交往，促使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与当地黑人文化逐渐融合而形成新的斯瓦西里文化。由此可见，东非沿海城邦的经济、政治与宗教文化的发展及成就相互交织、联系在一起，这也体现了掌控经济贸易的港口城市在东非沿海城邦发展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又次，东非沿海城邦的发展和成就打破了“古代希腊、罗马特有”城邦的观点，也颠覆了许多学者对东非沿海城邦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看法。这进而暴露了许多学者在研究非洲历史过程中的盲点，同时也是笔者在此研究中的一个缺憾，即极少拥有从非洲人角度探讨非洲问题的资料。事实上，现今大多数针对非洲的研究较少考虑到非洲本土人的想法与意愿，更多是从西方文明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非洲历史进程。虽然理解其背后的缘由，但笔者认为非洲当地人的想法与感受才是我们研究非洲历史、了解非洲文化最为重要的材料。因此，在研究非洲问题时，参考并重视非洲当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尊重非洲人民自己的观点，这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应当强调的。
最后，我们也要承认，从现有的史料和考古发掘来认识基尔瓦港口城市的作用，并以此认识东非沿海城邦的发展历程，这项研究工作目前还不够充分。因此，在基尔瓦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潜力依然巨大，而这个昔日曾控制半个东非沿岸的港口城市依旧等着我们去深入发掘。目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正当其时，这为揭开基尔瓦曾作为东非沿岸港口城市的神秘面纱，以及为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