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改革者和女性主义者阿梅莉亚·布卢默(Amelia Bloomer)在自述中曾说，1853年2月她们受邀在纽约市公开发表演说，有幸成为第一批面向纽约听众公开发表演说的女性。她回忆道:“那是妇女运动的初期，在贵格会礼拜堂外，女性公开演说还是一件新鲜事。”然而，她忘记了19世纪30年代在新英格兰为废奴事业从事巡回演说的格里姆克姐妹。内战前，美国女性废奴社团深知公共演说的效用。“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Boston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在第八次年度报告中提出:“自由演说是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后世历史学家也指出，由女性演说者向男女混合观众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说，是女性废奴主义者最重要的策略创新。在废奴运动中，美国女性开始充分利用公共演说来影响公众意见，既推动废奴事业的发展，也深化了女性的公共参与。
美国学界关于女性废奴社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已有研究经历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从妇女史向性别史的转变，并且逐渐摆脱从女性废奴社团的历史寻找妇女权利运动根源的叙事模式。不过，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废奴社团如何帮助女性获取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聚焦于选举权和请愿，忽视了女性的其他权益与活动，因而未能给予女性废奴主义者的公共演说以足够的关注。也有学者关注到这些女性废奴演说者，但其着眼点在于她们的宗教信仰，所以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国内学界较少关注这一问题。
女性废奴社团为美国女性提供了哪些公共演说的渠道?女性废奴主义者的公共演说为何引发社会争议?公共演说对女性来说具有哪些特殊意义?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兴起较早且较为成熟的美国东部地区女性废奴社团为例，分析女性废奴演说者的经历与影响，探讨女性公共演说对美国废奴运动及女性公共参与的意义。
一 格里姆克姐妹与女性公共演说的实践
出身于南卡罗来纳州奴隶主家庭的萨拉·M.格里姆克(Sarah M. Grimke)和安杰利娜·埃米莉·格里姆克(Angelina EmilyGrimke)，是女性废奴演说者的代表与典范。考察她们发表废奴公共演说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女性废奴社团在推动女性发表公共演说中发挥的作用和女性发表公共演说面临的阻碍。
格里姆克姐妹后来常常把1835年3月3日在费城一座教堂中聆听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的演说，视为她们参与反奴隶制事业的开端。可以说，她们的废奴生涯从一开始便与公共演说联系在一起。1835年年初，安杰利娜加入“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Philadelphia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同时也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女性附属奴隶解放协会”(Glasgow Ladies’Auxiliary Emancipation Society)的通讯成员;与此同时，姐妹俩都是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终身成员。她们的公共演说事业推动了美国东北部各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建，她们也得到这些女性废奴社团的帮助和鼓励。
1836年12月，格里姆克姐妹在纽约首次尝试向公众发表演说。一位浸礼会牧师提议，姐妹俩使用他的会议室举办一场集会。“纽约女性反奴隶制协会”(Ladies’ New York City Anti-Slavery Society)也打算以这场演说开启她们的季度会议。但是，在演说公告发布后，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却十分担忧。她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坦陈道:“我们对这场会议几乎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知道这儿有些人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向我们的姐妹发表演说，这将被称为贵格派讲道；并且，这里的人们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反对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发言，一旦他们持有那样的观点，我们宝贵的事业将受到损害。”她们的朋友、纽约慈善家、废奴主义者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则担心，她们的举动会被视为“范妮·赖特(Fanny Wright)集会”，因而建议她们只在客厅里发表演说。最终，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面对300名女性听众发表了40分钟演说，之后姐妹俩一起给听众朗读一些文献和书信，并回答了几个提问。姐妹俩对第一次公开演说的经历有着不同的感受与体会:安杰利娜感到既痛苦又欣喜，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能够像男性一样外出、演说而兴奋不已;萨拉则表示自己还未适应这项工作。随后不久，她们便前往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和纽瓦克(Newark)发表演说，并与当地女性交谈，见证她们成立起女性反奴隶制协会。
事实证明，格里姆克姐妹特别是妹妹安杰利娜在公共演说方面颇有天赋才能，加上她们南部奴隶主的身份，她们的演说注定不会只限于女性听众。自1837年6月到1838年4月，姐妹俩在新英格兰地区开展巡回演说。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率先邀请她们发表演说，在演说结束后成功吸引了35名女性加入协会。为此，该协会称赞姐妹俩是奴隶制“雄辩的无可怀疑的见证人”，向所有新英格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发出呼吁，推介格里姆克姐妹的同时，恳请这些协会为两位女性的活动提供方便与协助。在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呼吁下，安多弗(Andover)、波塔基特(Pawtucket)等其他地方的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纷纷邀请格里姆克姐妹前去演说，并给予她们热忱欢迎。
在为期10个月的时间里，姐妹俩不断挑战自我与传统，成就了一番对女性而言前所未有的公共演说事业。她们的演说大多以奴隶制和废奴为主题。她们作为南部人尤其是奴隶主的身份，帮助她们吸引北部人的关注、取得听众的信任。姐妹俩的演说会场每次都是人满为患，听众人数从七十多人到一千五百多人不等;听众涵盖社会各个群体:从成年人到儿童，从女性到男性，从普通民众到一州立法者。1837年6月21日在林恩(Lynn)反奴隶制协会的周年活动上，姐妹俩首次面对大批男性听众发表演说。当时现场约有1000位听众，其中近乎一半是男性。1838年2月，安杰利娜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坦然自若、滔滔不绝地面对立法委员会发表了两场精彩的演说。至此，她们已经能够自信地面对听众，连续不断地讲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截至1837年10月，姐妹俩已在波士顿、布鲁克莱恩(Brookline)、林恩、塞勒姆(Salem)、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南丹弗斯(South Danvers)、布拉德福德(Bradford)、黑弗里尔(Haverhill)、安多弗、洛厄尔(Lowell)、伍斯特(Worcester)等52个城镇发表过演说，有些地方还不止一场。不过，她们所到之处并非都是掌声与鼓励，也遇到过挫折与反对:有些牧师不愿出借教堂甚至不愿发布演说通知，有些地方则支持奴隶制或主张黑人殖民。
格里姆克姐妹以她们的滔滔雄辩和得体举止，更重要的是她们奴隶主的出身，赢得了赞美，也招致了批评。废奴主义者赞赏姐妹俩发挥了她们的价值，宣称“无论她们去到哪里，她们都能唤起人们对不幸的奴隶的深切而强烈的兴趣”。另一篇报道则评论道:“高贵的仪态真诚自然、姿势和举止得体、安排巧妙、论证明确、吐字发音优美悦耳，简直无可挑剔。这是我们听过最为完美无缺、值得赞赏的表演了。”在他们看来，格里姆克姐妹是南部奴隶制的亲历者，是体面的南部仕女，她们以自身经历为基础的演说，既传播了有关奴隶制与奴隶境遇的真实信息，也极易唤起北部人的同情。废奴主义者关注的是她们与奴隶制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废奴事业的意义，而不是她们的女性身份。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的牧师等反对者强调格里姆克姐妹身为女性，应当遵从女性的行为规范。他们捍卫已有性别秩序，反对废奴主义，其动机是复杂多元的。1837年6月27日，就在格里姆克姐妹刚刚开启她们在新英格兰的演说之旅不久，“马萨诸塞公理会牧师联合会”(Massachusetts General Associationof Congregational Ministers)发表一封公开信，严厉谴责她们的行为。之后，一些牧师也在自己的布道中响应这封公开信的观点，反对格里姆克姐妹发表公开演说。这封“牧师信”强调牧师的权威，以《新约》为依据阐述女性的职责，指出女性的影响力来自她的依附地位。据此，该信谴责格里姆克姐妹“以公共演说者和教师的身份巡回传教而忘乎所以”“在改革措施中承担了扎眼和招摇的角色”。
此后，报纸上经常出现类似的观点，即以女性行为规范为着眼点，批评女性发表以废奴为主题的公共演说，进而反对北部的废奴事业。有报纸撰文宣称，奴隶制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女性应当关注的问题。女性应该专注于“缝纫、编织、弹钢琴、做馅饼、养儿育女”。像格里姆克姐妹这样向男女听众发表公共演说的行为，是篡夺男性的职权。只有两性各司其职，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还有报道指出，观众人数众多只是因为人们对来自南部州的女性发表演说感到好奇，而非真心想要理解废奴主义原则;此外，作者还质疑女性公共演说的适当性，认为此举已经越界，有违女性的温柔和得体。更有报纸讽刺她们雄辩的演说终将事与愿违:“比起解放奴隶，她将使更多人沦为奴隶。”批评的声音既来自反对废奴的人，也来自废奴主义者群体内部。有人质疑女性发表公共演说的合理性，有人反对女性面向男女混合观众发表公共演说的适当性。可见，反对者的动机与观点难以一概而论。
在当时公众心目中，范妮·赖特代表了所有公开发表演说的女性。出生于苏格兰的赖特是“美国首位就世俗和政治议题向大量男女听众发表公开演说的女性”。1836年，凯瑟琳·E.比彻(CatharineE. Beecher)出版了她与友人探讨宗教问题的书信，其中包含一段对赖特的评论，反映出当时美国公众对赖特的看法。比彻按照她自己对女性气质的定义，认为赖特“非常男性化，嗓门大，打扮毫无品味，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四处走动，觉得没有必要接受保护，和男性一起参与唇枪舌剑的辩论，厚颜无耻地向公众发表演说”;并表示自己“无法想象还有其他女性比她还要无礼、还要令人厌恶”。这段评论被一家报纸特意摘录并刊登出来，说明有人认可比彻对赖特的负面评价。因此，身为美国首位就政治话题发表公共演说的女性，赖特代表的是一种负面形象。
如前文所述，格里姆克姐妹首次发表公共演说时，她们的朋友格里特·史密斯就担心人们把这当作“范妮·赖特集会”。1837年8月20日，安杰利娜写信给废奴主义者朋友，抱怨人们将自己与范妮·赖特相提并论:“要是我们敢于挺身而出，按照我们自己的良知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什么要把我们和范妮·赖特相比。”她认为，这是牧师群体反对她们发表公共演说而进行的“处心积虑的阴谋”。纽约《黎明先驱报》刊登了格里姆克姐妹即将抵达并发表演说的通知，特别指出她们与范妮·赖特之间的不同:“这些女士的一些观点与范妮·赖特相同，但她们富有诗意、极为虔诚，这是范妮假装不了的。此外，我们还获悉，她们相当漂亮，外貌和行动都引人注目，举止端庄娴雅。”这一支持性言论意图通过强调格里姆克姐妹不失女性行为规范的女性气质，去除人们因为赖特而产生的对女性公共演说者的刻板印象。赖特开创了女性就政治问题公开发表演说的先河，步其后尘的美国女性却极力想要撇清与她的联系，来巩固她们公共演说的权利。这一悖论恰恰说明当时女性发表公共演说的艰难与不易。
二 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与女性公共演说引发的分歧
1837年8月18日，《解放者》报转载《奴隶解放者》报(Emancipator)上的一篇文章，与公众探讨格里姆克姐妹向男女听众发表公共演说的行为是否得体。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要求发布“牧师信”的马萨诸塞牧师进一步解释“适当的举措”的含义:“如果她们必须远离神圣的讲道坛，那么在格里姆克小姐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她们在私人客厅向男士发表演说适当吗?在公共马车、蒸汽船上适当吗?在租用的礼堂呢?在地区学校的教室呢?”随后不到一年，1838年5月16日晚上，第二届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Anti-Slavery Convention of American Women)部分与会者与费城民众以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代替新英格兰牧师作出了回答:即便在租用的礼堂，女性同样不应面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公共演说。
召集跨地域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是女性废奴社团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女性慈善与改革社团的重要特征，是女性废奴社团创造的“改革的新方法”。内战前，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三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主导下，美国各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通力协作，先后在纽约(1837年5月9—12日)和费城(1838年5月15—18日、1839年5月1—3日)举办了三届全国范围的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各个女性反奴隶制协会自行推选代表，自费前往集会地点。代表们在会议上提案、表决、自由讨论、交流，并在会议结束后，通过报刊和小册子向社会公众发布会议成果，传播立即废奴的观点。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的召开，为女性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在家庭之外就奴隶制问题畅所欲言的机会。
在与会代表看来，集会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废奴事业、让女性有机会发声。1837年5月，在首届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上，萨拉·M.格里姆克这样阐释召集会议的目标:“为了使女性对反奴隶制问题感兴趣，为了在自由州的每一个村镇建立能对废除美国奴隶制产生有力影响的运作体系。”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在年度报告中更为详尽地解释道:“为不同的协会提供机会，一起商议活动方式、制定联合行动的方案;同时，那些为天底下的压迫而感到愤怒的美国女性，也能有机会代表她们遭受奴役的兄弟姐妹、代表永恒的公正原则，一起高声抗议和恳求。”然而，与会者就女性应该如何发声未能达成共识。
从一开始，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就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批评，批评者的着眼点在于女性的家庭职责。1837年5月18日，《纽约观察者》报发表文章讽刺上周刚刚在当地举办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及其代表，开篇引用1675年英国下议院议长的问话:“这些女士效力于哪个自治市镇?”作者称这场会议是“亚马逊女战士的闹剧”，“主持的女神【我们还能用其他什么词?一那里没有主席一女主席(presidentesses)和副女主席(vice-presidentesses)又过于冗长，不便发出悦耳的声音】——家庭女【是的，这就对了】这些家庭女教师努力想要模仿男性公共集会的程序”。作者居高临下地嘲讽这些会议代表:“老姑娘把纺纱杆扔到一旁，妙龄女子把她的六弦琴扔到一旁，主妇把她的织补针扔到一旁，讨人喜欢的小说家把她的羽毛笔扔到一旁，年轻的母亲把婴儿独自留在摇篮中，厨房女仆把她的锅碗瓢盆扔到一旁，来讨论国家大事，决定国际政治的复杂问题，用精确的重量体系来权衡均势”。对作者来说，当女性在公共礼堂自由讨论奴隶制问题时，她们便抛却了自己的家庭职责。
1838年费城集会期间，公众的态度变得更加明朗，而与会者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根据1838年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年度报告，5月16日晚上，宾夕法尼亚礼堂举办了一场集会，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Maria Weston Chapman)、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阿比·凯利(Abby Kelley)、埃丝特·穆尔(Esther Moore)、柳克丽霞·科芬·莫特(Lucretia CoffinMott)等人都作了发言。然而，同年出版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的会议记录，并无任何关于这场集会的说明。会议记录显示，5月16日当天，会议议程仅涉及上午的安排。同样，派遣众多代表出席会议的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在年度报告中谈论1838年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时，也没有提到16日晚上的这场集会。其间的出入该如何解释?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意的选择?宾夕法尼亚礼堂协会出版的小册子《宾夕法尼亚礼堂的历史》，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原委。5月16日白天，有人向该协会理事提出申请，想要在晚上使用礼堂，举办一场公共集会，届时安杰利娜·格里姆克与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等人将发表演说。当时，协会了解到这场会议属于正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的一部分。不过，后来他们才得知，由于很多与会者不同意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晚上的这场会议并不是以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的名义召集的。因此，正式出版的会议记录中对这场集会只字不提，这种处理方式可以看作是对与会代表意见分歧的妥协。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在其年度报告中的沉默，表明该协会总体上也反对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
不仅部分与会女性废奴主义者反对女性发表公共演说，在整个集会期间，费城公众制造的骚乱也表明了公众意见的方向。会议期间，会场外的人群不停地用石头砸礼堂的窗户，会场里也有捣乱者反复恐吓听众。第一位演说者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Garrison)，当他讲完落座后，会场内的捣乱者想要掀起混乱。这时，来自波士顿的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起身，向听众挥手，示意他们安静下来，并介绍下一位演说者，也就是当时已经与废奴主义者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结为连理的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韦尔德。尽管会场被暴民包围，伴随着呼喊声和不时砸进来的石头，安杰利娜沉着冷静又不失雄辩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反复质问“北部与奴隶制有什么关系?”“北部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她呼吁费城和全国的女性采取行动，投身请愿活动。在她之后，马萨诸塞州林恩县的阿比·凯利和费城的柳克丽霞·科芬·莫特都发表了讲话。莫特特别谈到，目前的状况并非一些人所想象的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她们的会议之所以限制在女性群体中，是因为很多与会代表认为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有失体统。对此，她表示，“希望这种有关女性温柔得体的错误观点在美国这个开明的国家不再流行”。公众的愤怒并未因这场集会的结束而消散。第二天(17日)，美国女性反奴隶制协会整个白天都在使用宾夕法尼亚礼堂开会。大量民众聚集在建筑物周围，高喊“终止会议”。下午集会时，会场外的喧嚣甚至盖过了演说者的声音。人们向离开会场的与会代表扔了“石头、泥巴、土豆、洋葱等任何随手拿到的东西”。当天晚上，民众放火烧毁了这座礼堂。
当然，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并非导致费城民众暴乱的唯一因素，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接受黑人女性代表这一事实也是促成暴乱的原因之一。此外，在美国女性废奴主义者发表公共演说的场合，黑人男性、女性与白人男性、女性夹杂在一起，同样触动了费城白人民众的神经。1839年召集会议前夕，费城市长曾登门拜访柳克丽霞·科芬·莫特，询问会议召集的地点、是否只有女性出席、是否有黑人女性参与、是否只在白天进行、会议要举办多久等问题。为了避免暴乱再次发生，市长建议莫特，在白天他安排人看守的地点集会，并尽早结束会议;而且，应避免与黑人并肩行走。费城市长关切询问的种种细节，实际上就反映出引起民众暴乱的多种因素。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幅题为“废奴礼堂”的讽刺画，将1838年第二届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期间的宾夕法尼亚礼堂描绘成“种族混合的妓院”。因此，这就变成了一个性别与种族相互交织的复杂问题。
1835年4月11日下午，受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邀请，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森发表演说，听众多达千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信心满满地写道:“对我来说，这场集会证明了奴隶制即将终结。一个城市中一千名女性在家庭之外聚集起来，一起聆听一个使人激动不安、不得人心的问题的讨论!就让参议员轻视反奴隶制事业，让密谋的政治家忙着树立和推倒偶像，让牧师沉默不语;就让奴隶主胡说八道;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女性行动起来了，对此我坚信不疑。”如果单单是美国女性集会聆听废奴演说，就让汤普森对废奴事业信心满怀，那么美国女性废奴主义者却另有打算，她们不满足于听众的角色，想要自己集会、发声。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既为美国女性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空间，也进一步暴露了社会公众(包括女性废奴主义者)在女性公共演说问题上的分歧。尽管面临重重阻力，一旦成为公共演说者，美国女性便不愿意放弃这一身份了。
三 性别视野下的女性公共演说及其意义
公共演说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罗马，其强烈的政治性质导致这种表达方式带有明显的性别界限。相较于女性在新兴印刷文化中的活跃表现，女性发表公共演说面临更广泛、更强劲的阻碍。为了争取并维护公共演说的权利，美国女性付出了很多努力。女性废奴社团在这一过程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为女性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公共演说的机会与支持，推动了废奴事业的发展，拓宽了女性公共参与的维度。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发表公共演说的自由。一方面，美国早期女性布道的宗教传统为之后女性改革者发表公共演说奠定了基础。根据美国学者迈克尔·W.凯西的研究，当19世纪初第一批女性世俗演说者开始出现的时候，女性演说已经积累了200年的传统。女性布道者以四种方式构筑起这一传统:第一，以先知的身份确立自己的权威;第二，依据《圣经》来捍卫自己演说的权利;第三，抨击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打压;第四，帮助建立地方布道，强调口头表达。凯西指出，这些女性布道者开创的传统为19世纪初期的女性公共演说者提供了策略资源。但在殖民地时期，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布道者常常面临骚扰和惩罚;时人认为，这些女性“越界”了，威胁到家庭和社会的秩序与安宁。
另一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精英家庭出身的女孩能够得到演说方面的教育和训练。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专门的女子学园，都为女学生开设了传授演说技巧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与男性接受的教育几乎是一样的。女学生能够在学校展示或毕业典礼上致辞，施展习得的演说技能，向家长和公众展现她们教育上的进步。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初，一些由女学生撰写和发表的优秀演说，还刊登在书籍、杂志和报纸上，从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教育者虽然为部分女性提供演说技巧的训练，但又对此施加重重束缚。父母和教科书编辑常常告诫男孩尤其是女孩，不受控制的演说是有害的;教科书有时会给女性演说划定界限，警告女性读者，追求掌声会危及女性气质。因此，19世纪最初十年，当有关女性公共角色的话语发生改变、社会强调女性言语应谦卑时，出版女学生毕业典礼演说的做法逐渐消失;女学生也很少在学校展示演出和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即使公立学校和女子学园继续开设演说与修辞方面的课程，但是女学生只能够在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等学校内部的团体活动上运用这一技能。与此同时，在女子学园之外，有些地方也允许普通女性在独立日庆典上发表公共演说。在这样的场合，发言的女性通常以美国独立为主题，有时也会就女性的爱国权利、角色和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由此可见，美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习俗并非自始便反对女性发表公共演说;在划定的界限内，社会公众和教育者也曾支持女性公开演说。
尽管女性公共演说具有宗教传统，社会习俗也有限度地鼓励女性公开演说，然而，公共演说的悠久历史与政治性质都蕴含了排斥女性的因素。美国建国初期的公共演说受到古典修辞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影响。古典修辞学者提出了三种演说类型:说明性质、协商性质和法庭性质。说明性演说，即公共庆典上的演说，“旨在庆贺特殊场合，以赞扬或谴责的演说来重申公共价值，建立和推进对公共人物的集体记忆”;协商性演说，即政治会议上的演说，演说者通过辩论“决定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帮助建立国家个性”;法庭演说则涉及“以起诉或辩护演说来处理公正和不公正的事务”。这三种类型也体现了美国早期演说的状况。这些演说发生的空间分别是公共场合、立法机构和法庭。根据当时的性别规范，这些空间理论上排斥女性。
公共演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也是女性发表公共演说遭到批评的重要因素。美国革命以前，唯一面向公众的世俗演说仅有法庭上的法律辩论。革命期间，演说成为主要的政治手段，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革命领袖打破演说的传统模式，尝试向公众发表演说。激情澎湃的公共演说能够激发公众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支持北美的独立事业。建国后，公共演说依旧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180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哈佛大学首位博伊尔斯顿修辞和讲演讲席教授。他在就职演说中侃侃而谈演说对于公民与共和国的重要意义:“在纯粹的共和政府之下，每个公民都对国家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公共集会或其他场合，有办法和机会表达他的观点，以演说的方式传递他的看法;政府本身除了劝说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偏见还未占据主流地位，党派斗争仍维持和睦的氛围;雄辩的声音发出之后不会毫无结果。”他相信，演说是公民就公共事务表达自己观点、塑造公众意见的渠道，与政治民主密切相关。
考虑到公共演说的性别界限，女性想要就政治议题发表公共演说，显然比参与正在兴起的印刷文化困难得多。白人男性深知，谁能在公共场合发声，谁就更有可能掌握影响他人与公共政策的权力。为了维护这项特权，白人男性不仅严格控制女性发表公共演说，还限制印第安人、黑人发表公共演说。因此，社会公众即便能够接受女性以作者的身份撰写、发表文章，却难以容忍女性以演说者的身份公开发表演说。这种态度与看法清楚地体现在凯瑟琳.E.比彻批判范妮·赖特的言论中。比彻本人是一位著作颇丰、名声在外的作家，撰写并出版了若干小册子，公开探讨奴隶制、宗教、女性角色等政治与社会问题。但是，她仍然强烈谴责赖特抛头露面发表公共演说，认为女性应当“避免哗众取宠和公众的注视”。在她看来，写作与发表符合女性气质，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的公共演说则完全有悖顺从、谦卑的女性气质。她的看法体现出女性群体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也部分表露出社会公众对待女性公共演说的矛盾心态。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不在于构成女性气质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谁拥有权力定义女性气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饱受争议的女性公共演说正是女性有可能掌握权力、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的重要手段。
在奴隶制的衬托下，女性废奴主义者对自由与权利特别是发表演说的权利有着深切的认识与感知。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在年度报告中把反奴隶制运动视为“自由和奴隶制争取民众倾听的斗争”。她们指出:“民众有权了解并自行作出判断，而牧师却想要以他们自己的判断作为最终的决断。”在这一基础上，她们进而强调，她们有权利让公众知晓她们集会的通知，因为这是“我们自由讨论权利的一部分”。数年后，该协会在年度报告中宣称，废奴主义者能够借助自由演说传达她们的“诚挚认真与全心全意”:“那些无视我们观点力量的人，必须感受我们的热情;每个人心中都承认，受到好事情的影响本身就是好事情。”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在首届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上提出决议，主张女性有责任投身废奴事业，有权利采用演说、写作、捐款等各种方式来支持废奴运动。这一主张得到莫特的附议，经过激烈争论后最终被会议采纳。
基于这种认识，公共演说成为各个女性废奴社团日常开展的重要活动之一。这些社团不仅邀请男性废奴主义者为社团成员发表演说，雇用男性作为废奴代理人，组织反奴隶制讲座，还委托女性担任公共演说者甚至代理人。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就曾以1000美元雇用阿莫斯·A.费尔普斯(AmosA.Phelps)作为废奴代理人，在波士顿周边发表巡回演说。费尔普斯是正统派公理会牧师，他的妻子夏洛特·费尔普斯(Charlotte Phelps)正是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首任主席和终身成员。除了邀请知名废奴主义者演说、雇用代理人之外，举办讲座也是女性废奴社团运用公共演说的重要方式。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借助举办讲座，来提高成员对废奴事业的兴趣、吸引新成员。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也在1842年的年会上通过决议，以奴隶制的各个方面为主题，举办12场系列讲座。
最重要的是，女性废奴社团为女性公共演说者提供了机会与支持。除了前文提及的赖特，在格里姆克姐妹之前，自由黑人女性玛丽亚·斯图尔特(Maria Stewart)被称为首位面向公众发表公共演说的美国女性。1832—1833年，斯图尔特在波士顿发表了4场公共演说，从宗教立场主张种族和性别平等。由于没能在黑人和白人群体中得到支持，斯图尔特在1833年年末失望地离开波士顿，移居纽约，此后很少发表公开演说。赖特和斯图尔特公共演说生涯的坎坷，凸显了女性废奴社团对女性公共演说者的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最早邀请格里姆克姐妹发表演说，同时也致信新英格兰各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恳请她们尽力帮助格里姆克姐妹在当地举办演说。在新英格兰牧师发布“牧师信”后，协会成员更是公开声援格里姆克姐妹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说:‘只要你们高贵的名字、财产和声誉受到威胁，我乐意把自己的名字、财产和声誉置于同样境地。’”纽约州“尤蒂卡女性反奴隶制协会”(Utica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还再三向当时已经结婚的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发出邀请，殷切希望她能够前去发表演说:“要是你在奴隶事业的女性同道，再次坚持请求你同意发表演说，谈论她们对可怜的奴隶的责任，你可别认为她们唐突无礼、不切实际。”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则在第三次年度报告中颇感自豪地披露，她们的一位成员有幸成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的代理人，负责“通过社交圈子、炉边交谈，或者通过更为公开的教导，致力于让北部女性相信，她们与奴隶制有关，劝说她们即刻采取行动”。不过，协会成员也预感到，这将是一项备受争议的重任:有人会感到惊讶，不少人更是会公然抨击，因为这种做法“有违女性的身份”。
在女性废奴社团支持下的女性公共演说，推动了废奴运动的进展。美国废奴运动研究的翘楚马尼沙·辛哈如此评价女性在废奴运动中的角色:“女性是废奴运动中担当重任的普通工作者，更引人争议的是，她们还是领袖和演说者。”公共演说无疑成为女性废奴主义者投身废奴事业的主要方式。格里姆克姐妹的演说在新英格兰公众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女性废奴社团因之成立，很多人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转变为废奴事业的支持者，还有一些听众为南部奴隶流下同情的泪水。19世纪30年代末，格里姆克姐妹在安杰利娜结婚生子后退出了公共演说的舞台。但阿比·凯利以其在1838年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上的出色表现，让西奥多·韦尔德印象深刻，被指定为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的继任者。1843—1844年凯利成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代理人，1854年成为该协会的总代理，并一直工作到1860年。凯利、露西·斯通(Lucy Stone)、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等其他女性废奴主义者继续以代理人的身份开展公共演说事业，在美国北部大大小小的城镇发表公共演说，传播立即废奴理念。
在格里姆克姐妹发表公共演说引起轩然大波的时候，有读者致信加里森，支持女性公开发表演说。该读者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宪法规定:‘国会不应立法损害言论或出版自由。’我们承认女性的出版自由。那为什么我们剥夺她们的言论自由?”与新兴的印刷文化相比，历史悠久的公共演说承载了更为深厚的政治与性别内涵。因此，尽管女性有着宗教布道的传统与学校教育的训练，她们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很少能够就世俗事务发表公共演说。得益于女性废奴社团提供的空间和机会，女性能够以公共演说者甚至专业代理人的身份发表公共演说，用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影响公众意见，推动废奴事业的发展，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
女性废奴主义者以公共演说为手段，塑造公众意见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女性的公共角色。女性废奴社团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波士顿、费城、纽约三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带领下，女性废奴社团不仅促成格里姆克姐妹巡回演说取得成功，还突破地域界限组织全国范围的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女性废奴社团鼓励与支持下的女性废奴演说，动摇了公共演说的性别界限。到19世纪50年代，公共演说也成为女性禁酒改革者的重要手段。美国内战前，女性公共演说已经不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从现身到发声，从书面表达到口头表达，女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都得到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