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对非援助成果的不断扩大，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援非的污蔑逐渐增多。一些反华势力颠倒是非，诋毁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意图控制非洲的能源矿产，并使非洲陷入“债务陷阱”。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携手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帮助受压迫国家和地区争取独立、解放，是真心实意地支援非洲实现繁荣和发展。
支持非洲民族解放
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殖民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与此同时，亚非拉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增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非洲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断发展，翻开了非洲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对非援助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20世纪50年代初，非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中非交流较为有限。但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中国始终不忘关心和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自1948年起，面对南非施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作为南非境内重要的非白人政治团体，南非印度人大会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一道展开了反抗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定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1950年9月，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梅尔，表示完全支持其反对南非种族歧视与压迫。中国对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声援，使非洲人民感受到来自遥远东方的正义与善意。
1955年，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建交，推动了中国对非援助。周恩来在会议中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是亚非拉国家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大家“应该求同而存异”，为维护和平、开展合作寻求共同基础。周恩来的发言充分彰显中国秉持“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干涉和意识形态输出有着云泥之别，使中国进一步打开了外交局面。
在这一时期，中国大力援助正在追求独立的非洲国家。1956年，英法为抢夺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发动第二次中东战争。为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中国向其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现金以及大量物资援助。1954年，阿尔及利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殖民战争，中国向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军事援助。阿尔及利亚前总统布迈丁回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士所用的枪炮、毛毯、衣服等都是中国支援的。1958年，阿尔及利亚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是第一个承认其合法地位的非阿拉伯国家，并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和现汇援助。
援助非洲经济建设
在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后，新生非洲国家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原殖民国家趁机采取经济援助或封锁等手段，企图软硬兼施继续控制非洲。法国就曾以断绝经济援助威胁几内亚、马里等新生非洲国家，图谋维持原来的不平等关系。美国也使用经济手段，扶植亲美政权，与苏联在非洲争夺势力，维护其在非洲的军事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通过帮助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推动非洲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强调“必须按照这些国家（受援国—引者注）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由此，中国对非洲展开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建设初级生产部门。
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激活了非洲的生产能力。为了帮助缺少资金的非洲国家拥有自主生产能力，中国提供无息贷款推进其基础设施建设。1965年，中国和乌干达政府签订协议，5年内向乌提供43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用于建设水稻农场、茶园、纺织厂、轮胎厂、造纸厂、钢铁厂等。坦赞铁路的建设，更彰显了中国对基础设施援助的重视。1967年，中国向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提供近10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用于修建坦赞铁路。该铁路是连接两国的经济动脉，有力推动了非洲的自强自主，被非洲人民称为“友谊之路”。进入70年代，中国加大了对非洲援建成套项目的力度，如援建索马里公路和马里第二糖厂等，继续大力提升非洲的生产能力。
中国因地制宜进行技术援助，改善了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1960年，马里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但仍面临生活物资短缺等困难。当时，茶和糖是马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马里每年需要投入大量外汇从西方购买，仅在1961年就从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口多达250.8万美元的糖品，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因此，马里政府向法国请求技术援助来自主生产茶和糖，但法国以当地自然条件不适合种植茶叶、甘蔗为由拒绝。于是，马里领导人转向中国请求援助。1962年中国农业专家到达马里，头顶烈日不断在田间培育甘蔗，经过一年的努力，成功帮助马里种植甘蔗。中国专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马里的土壤和气候完全可以种植甘蔗，戳穿了法国所谓“马里不能种植甘蔗”的谎言。
甘蔗的大规模种植为马里生产糖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966年援助马里建成日处理甘蔗400吨的糖厂，极大满足了马里人民的生活需求，增强了马里人民自力更生、建立民族经济的信心。中国援助的实际成果充分彰显，中国是真心实意援助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主权高度尊重，在与非洲国家交往时尤其强调不干涉内政，不灌输意识形态。1957年，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中国将力所能及地为亚非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支持，“不附带任何条件”。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应邀访问加纳、马里等非洲10国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遵循。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谈时，首次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一基本准则，始终贯穿中国对非援助的历程之中。
中国充分尊重非洲人民的政治选择，绝不搞意识形态输出。1968年6 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时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坦桑尼亚的政治选择，周恩来指出，非洲国家如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能够提供一些原则，但如何把它同非洲情况结合起来，变成非洲经验，要非洲人民自己去解决。周恩来的回应既表达了中国对非洲国家主权的尊重，也显示出中国乐于与非洲国家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帮助其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中国真诚地支持非洲独立事业，坚持道义原则，决不背信弃义出卖非洲国家利益。中国在自己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1958年，几内亚成为第一个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的非洲国家，为迫使几内亚重回控制，法国断绝了与几内亚的一切经济联系和财政援助。此时，中国虽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但面对几内亚的迫切求援，仍无偿捐赠一万吨大米。1961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派特使密特朗前来中国传达其意愿，表示法国考虑与中国建交，条件是中国必须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毛泽东断然拒绝。最终在中国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于1962 年正式宣告独立。
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方式，进一步密切了中非关系。出于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担忧，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援助是“共产主义扩张”。但中国真诚务实地同非洲国家交流和展开援助，冲破了西方反华势力对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干预和对中国的外交封锁。1959年，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此后中国在非洲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赢得受援国真心认可
中国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始终尊重非洲人民，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赐予。中国不仅提供了优质的物资和设备，援助人员也不搞特殊化。
中国提供的援助都是自主生产的质量最好的物资和设备，如果援助物不符合商定的规格或质量则保证退换。此外，中国为确保如期进行援助活动，更提出了“优先安排援外设备生产，优先保证援外产品所需协作配套产品、原材料和燃料、包装物料的供应，优先安排运输力量”的“五优先”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当遇到援助物资和设备的生产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为保证高质量、高标准援外产品送达受援国，中国甚至从国内项目中调剂生产材料。
中国援非人员在生活待遇上，决不搞特殊化。中国政府派往受援国的援助建设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国专家住进工棚、参加劳动；中国工人克服当地恶劣的条件支援建设，许多援非工人甚至将生命留在了那里。1973年，乌干达总统阿明在中国援建的奇奔巴农场的工地召集驻乌外交使节开会，并对参会使节说：“你们看中国专家住的是工棚，亲自参加劳动，你们的专家住的是城市高楼大厦，工作上是指手画脚，实际上你们是拿我们的多，给我们的少，你们看中国人是怎么干的。”
基于对中国援助的认可，非洲国家纷纷声援中国，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发起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提案的23个国家中有11个是非洲国家，表决时的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随后，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1971年至1978年底，共有5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近一半是非洲国家。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非洲深受西方殖民者剥削和压迫。从奴隶贸易、殖民统治再到资源掠夺，西方的发展饱含非洲人民的血泪。更有甚者，西方不断改写和扭曲非洲历史，污蔑非洲人民为低劣种族，剥夺其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在非洲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后，西方国家又企图利用政治、经济优势继续控制非洲，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立在独立自主和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援助模式，无疑给予了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非洲国家莫大的支持与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