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肯尼思·翁伍卡·迪凯是非洲著名历史学家。他对非洲史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凭借对口述史料的创新运用以及对非洲本土居民历史主体作用的重视，他开创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有力反击了西方学界“非洲没有历史”的偏见。第二，通过在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以及尼日利亚历史学会卓有成效的领导工作，迪凯极大地促进了非洲第一批本土历史学家的培养，并开创了伊巴丹历史学派。第三，迪凯在尼日利亚地区史研究中提出很多重要学术观点，主要涉及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居民的来源、本土社会的政治形态、与西方的奴隶贸易以及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等问题。同时，迪凯还在保护尼日利亚地方史料上作出重大贡献。总体而言，迪凯的研究有着鲜明时代性，同时其学术立场中立，极为注重对非洲史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关键词：肯尼思·翁伍卡·迪凯；非洲史；民族主义史学；伊巴丹学派；地方史
非洲史学是全球史学研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分支。它是在非洲各殖民地即将实现独立的背景下，为反抗西方史学界对非洲历史的长期偏见而建立的，在创立之初就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内学界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目前已积累了一定成果。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非洲史学发展脉络的总体分析、对非洲学界在专门史领域成绩的梳理，以及对非洲史学学派或著名历史学家的介绍。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非洲著名史学家肯尼思·翁伍卡·迪凯（Kenneth Onwuka Dike，1917—1983）虽然经常被提及，但目前为止国内学界还没有对他的专题研究。迪凯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与伊巴丹学派的创立者。1979年，密歇根大学在授予迪凯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更是将他称作“非洲史研究中的哥白尼”，认为与哥白尼推翻了地心说一样，迪凯在非洲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彻底改变了学界对非洲历史的看法。本文旨在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在对肯尼思·翁伍卡·迪凯生平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他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和伊巴丹学派发展上的贡献，并对其学术成就进行评价。
一、早期生涯与学术背景
肯尼斯·翁伍卡·迪凯是伊博人，1917年12月17日出生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奥卡（Awka）。其父恩泽克·迪凯（Nzekwe Dike）是当地的一名医生，祖父恩万乔·迪凯（Nwancho Dike）是奥尼查（Onitsha）的一名交易员。不过，在1922—1923年，他的父亲与母亲恩乌杜·迪凯（Nwudu Dike）相继去世。因此，肯尼斯·翁伍卡·迪凯实际上是在其哥哥乔治·迪凯（George Dike）的帮助下，由他的祖父恩万乔抚养长大。1923年，迪凯在一名药剂师那里当学徒。在学徒工作中，他跟随这名药剂师参观了许多祠堂和市场，并跟随祖父参加了大量集会，聆听长者讨论对社区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生活阅历。
迪凯在阿瓦卡政府学校开始接受小学教育，并先后前往位于奥波博（Opobo）的圣乔治小学和位于卡拉巴尔（Calabar）的霍普瓦德尔学校就读。随后，迪凯又在阿瓦卡政府学院接受中学教育。1933年，他转入著名的奥尼查丹尼斯纪念文法学校（Dennis Memorial Grammar School）学习。期间，他凭借出色的领导能力获得了学生干部职位。他还积极参与宗教活动，成为唱诗班成员。1936年12月毕业后，迪凯成为圣公会圣米迦勒堂（St. Michael's Anglican Church）的一名传教士。
迪凯在传教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使他获得了尼日尔三角洲牧师传教团（Niger Delta Pastorate Mission）的奖学金，并在1938年前往黄金海岸（即现在的加纳）的阿奇莫塔学院（Achimota College）学习了一年数学，后转入位于塞拉利昂弗里敦（Freetown）的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学习英语、地理与拉丁语等课程。1944年，迪凯顺利从福拉湾学院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迪凯曾短暂返回尼日利亚。因在学术研究上展现出巨大潜力，他又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前往位于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47年6月，迪凯以一等荣誉毕业生的身份毕业，并在四个月后进入伦敦的国王学院攻读博士。最终在文森特·哈洛（Vincent Harlow）和杰拉尔德·S.格雷厄姆（Gerald S. Graham）的指导下，迪凯于1950年7月28日顺利毕业，同时也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首位在历史学领域接受完整学术训练的学者。随后，迪凯谢绝了阿伯丁大学的邀请，于同年回国进入当时仍隶属于伦敦大学的伊巴丹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Ibadan）。他在非洲史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也由此开始。
二、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学界对非洲史的论述和研究充满严重偏见，其本质是为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的扩张活动提供合法性。例如，黑格尔认为，非洲大陆从来都是“黑暗的大陆”，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他们甚至认为，“除了像新石器时代的人那样在岩石上粗略地画了一些图画之外，非洲的居民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由此发展出的“含米特假说”（the Hermitie Hypothesis）一度占据学界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来自北方的含米特人向非洲本土居民传授了从钢铁冶炼、国家治理、粮食种植和如何生火等一切知识。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在1930年出版的《非洲的种族》（Races of Africa）一书中，将非洲历史总结为“含米特各族（Hamites）以及他们与两个较原始的非洲人群，即尼格罗人（Negroes）和布须曼人（Bushmen），相互影响的记录”。在此情况下，西方大学的历史课程只有在讲授殖民史时会涉及非洲地区。迪凯以学术研究为武器，对这种偏见给予有力反击，最终成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面对西方学界对非洲史的漠视，迪凯在博士学习期间就表达过不满。他曾向系主任布莱克（J. B. Black）抗议，在其写过的13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是关于黑人历史的，并要求将原定的学位论文主题由苏格兰史改为尼日利亚史。最后，在布莱克的帮助下，迪凯参加了由欧洲大学组织的首次以非洲史为主题的毕业考核。
1951年，玛杰里·佩勒姆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英国在非洲的问题》一文。佩勒姆声称：“直到欧洲入侵前，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轮子、犁和用于运输的动物，几乎没有石头房子和衣服，没有文字，也没有历史。”虽然这种说法在当时很流行，但迪凯认为有必要做出正面回应。一方面，佩勒姆是当时英国非洲问题的重要顾问，这一带有严重偏见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官方对非洲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佩勒姆的主张是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尤其是黄金海岸即将独立时提出的，若不加以驳斥势必会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作为回应，迪凯于1953年2月和3月在《西非》杂志上连载了《非洲的历史与自治政府》一文。此文成为他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领域最早获得国际关注的作品。迪凯表示“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将一种文化的进步与另一种文化进行比较”，因为每种文化“都是其环境的产物，必须根据它所服务的社区来判断”。同时，他还表示“任何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很多对于非洲的负面言论不是基于历史的证据或事实，而是基于先入为主的观念”。
在这篇论文里，迪凯还讨论了历史研究与争取独立的相关性。他坚持认为，“人不能光靠面包生存。要使人完整，文化与物质保障同样重要”；“正如欧洲的现代始于文艺复兴那样，当我们理解过去时，现在面临的问题就会得到阐明”，相反“如果非洲人没有历史，则只能从各方面以欧洲人认为安全的速度模仿欧洲，那么黄金海岸注定要失败”。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重拾非洲的历史？迪凯很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意识到当时学界将书面记录作为历史重建的唯一资料源。非洲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历史。在此情况下，大量利用口述史料是非洲史研究中的必然选择。迪凯深知这一做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颠覆性意义，因此，他在大量运用口述史料的同时，还广泛查阅前殖民时代阿拉伯与欧洲的文献、政府档案、私人日记与文物，尽可能对口述史料与书面史料进行交叉核对。博士毕业后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于1956年出版了著名的《1830—1885年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尼日利亚经济政治史导论》（以下简称《贸易与政治》）一书。
除了对口述史料的广泛运用，迪凯在该书中着力突出非洲本土居民与西方殖民者互动中的主体性。他将尼日尔三角洲居民如何应对与适应欧洲的存在作为全书的写作重点。有学者认为这不仅颠覆了殖民意识形态，而且颠覆了殖民关系本身。其中，非洲人民对英国侵犯主权行为的抵抗是迪凯探索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根据1839年英国强加给邦尼（Bonny）的禁奴条约，英国应通过向邦尼支付经济补偿的方式换取后者停止奴隶贸易，但英国人多次拒绝履行赔偿义务。最终在1844年，佩普尔国王（King Pepple）决定扣留并缴械英国船只，将其船员投入监狱。此外，三角洲居民还在与英国人的贸易中发展出“集体惩罚制度”。由于难以对违反合同的英国商人进行审判，在严重违约事件发生时，当地社区会全面停止与英国的贸易活动，迫使其他英国商人向违约者施压并使之履行合同。最终，为避免因集体惩罚导致的巨大经济损失，英国被迫在邦尼设置了一座法院以规制本国商人的贸易行为。
《贸易与政治》一经出版就在学界引起巨大关注，成为非洲历史学发展的里程碑。一方面，虽然口述史料的运用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迪凯是首位将其用于学术著作并使之被学界接受的人。通过该书，他证明了口述史料可在历史研究中占据关键位置。另一方面，本书的出版使得其他非洲人意识到他们能够有效地挑战西方学界建立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霸权，使重拾非洲历史成为可能。由此，非洲研究成为一个被广泛承认并“值得严肃的智力关注”的领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点燃了尼日利亚人的民族主义精神。
在凭借《贸易与政治》获得巨大学术影响后，迪凯继续号召本土学者加强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为阿德·阿贾伊（J. F. Ade Ajayi）和伊恩·埃斯皮（Ian Espie）主编的《西非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 History）所作的序言中，迪凯指出非洲历史的复兴应基于两个主线。第一个是反对把历史等同于只研究书面文献，而应致力于用科学的方法恢复口述资料；第二个是坚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坚持认为非洲历史必须是非洲人民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入侵者的活动。非洲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替代殖民史学。非洲历史并非始于欧洲人的到来，殖民时期更不是非洲的黄金时代。
在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迪凯再次敦促非洲历史学家不要放松对非洲历史的探索与去殖民化努力，表示“对非洲历史的无知仍然存在，旧的偏见很难消失”。他强调非洲历史学家应坚决反对非洲发展主要源于外部推动的观点。同时，他还指出学界不应只关注非洲本土的大型国家，也应通过综合运用文献、语言、艺术、口述史料、音乐、田野调查等媒介，研究无文字的小型传统社会。同时，在向非洲史移植来自其他地区的理论成果时应保持足够的谨慎。
三、伊巴丹学派的创立者
迪凯不仅专注学术研究，还很早就意识到需要通过实践促使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实现思想上的独立，摆脱殖民主义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学科平台、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手段促进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迪凯在该领域的不断努力，最终造就了非洲史学研究中著名的伊巴丹学派。
1950年在伊巴丹学院历史系工作后，迪凯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培养新一代非洲史学家。然而，他发现此时的教学大纲中只有英国史、欧洲史和“外来民族对非洲的殖民史”。迪凯认为必须大幅提升教学中对非洲史的关注。不过，因认为在没有必要教科书的情况下引入非洲史课程过于激进，迪凯的请求未被批准。在此情况下，迪凯于1952年辞职加入西非社会和经济研究所（West African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期间致力修改博士论文以便出版。
1955年，迪凯以高级讲师的身份回到伊巴丹学院。凭借《贸易与政治》一书的巨大成功，他很快晋升教授并成为伊巴丹学院历史系首位本土系主任。随后，迪凯立即着手进行课程改革，伊巴丹学派的创建工作也由此正式开始。面对非洲史教学材料的匮乏，他召集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专家，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探索非洲历史。同时，他还计划编写一本涵盖19—20世纪非洲史的教科书，这一设想最终演变为著名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迪凯成为伊巴丹学院第一任本土院长。在其领导下，伊巴丹学院于1962年获得独立地位，升格为伊巴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badan），迪凯任校长与行政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伊巴丹大学成立了包括社会科学学院、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语言和语言学系、戏剧系、生物化学系、林业和兽医系等新部门。具体到史学领域，其对殖民时期的教学大纲进行了彻底改革，将非洲史作为教学核心，并成立了非洲研究所和阿拉伯文献中心；同时建立新的学位体系，设立了硕士与博士学位点。迪凯还依托伊巴丹大学历史系，在萨布利·比奥巴库（Saburi Biobaku）等学者的帮助下，先后设立贝宁历史研究计划、约鲁巴研究计划、北方研究计划、东方研究计划等历史研究项目，资助并引导学界的相关研究。
在积极建设学科平台的同时，迪凯也大量招募有发展潜力的本土学者，致力于实现大学的本土化。1960年，尼日利亚人占伊巴丹大学全体教职员工的28%，比1958年增加了近50%。与此同时，迪凯还极为重视伊巴丹大学的教学工作。即使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教授课程，因为他认为，这是“与学生保持联系并发现他们的才能”的唯一途径。他还说服联邦政府为贫困学生设立奖学金。在迪凯的管理下，伊巴丹大学的在校学生数量增加了两倍。
在迪凯的不懈努力下，伊巴丹大学的学术水平与声誉迅速提升，其“历史系的研讨会与哈佛、牛津或剑桥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吸引了许多西方学者前来交流学习。伊巴丹大学历史系还凭借自身坚实的学科基础，积极为其他大学输送教学人员，成为非洲新史学的摇篮。伊巴丹大学历史系由此获得广泛的学术影响力，进而完成由学院向学派的升级。其中，曾在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任职的阿卜杜拉希·史密斯（Abullahi Smith）一手建立了阿玛杜·贝罗大学（Ahmadu Bello University）历史系。伊费大学（University of Ife）和拉各斯大学（University of Lagos）的大多数历史教师也来自伊巴丹大学。这些由伊巴丹大学培养的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迪凯主义”，也不像达累斯萨拉姆学派那样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他们都专注于以严谨方法论为指导的非洲历史研究。这也成为伊巴丹学派的鲜明特点。
除了在伊巴丹大学卓有成效的工作外，推动建立尼日利亚历史学会同样是迪凯在促进伊巴丹学派发展上的重要成就。该学会于1955年12月成立，是尼日利亚第一个专业学术协会，迪凯任首届主席。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出版、举办会议和培训等方式促进非洲历史研究，并培养公民的历史意识、理性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依托这一平台，迪凯向中学教育推广伊巴丹学派的基本思想。在1956年12月的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加强中学的非洲史教学。这最终导致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大幅修改，以及《西非千年史》《19和20世纪的非洲》两本重要教科书的出版。尼日利亚历史学会还与伊巴丹大学合作，编写了一套“非洲文明的发展”教科书，并在1965年创立了《历史》（Tarikh）杂志，旨在以简明的语言向中小学教师介绍非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该学会的学术刊物《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一经出版也很快成为非洲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载体。
四、在地方史上的成就
除了在开创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与伊巴丹学派上的重要工作外，迪凯还凭借严谨的学术论证，在尼日利亚南部地区史研究上提出很多重要学术观点。他结合口述史料，对三角洲地区的居民来源进行分析，认为三波移民潮构成了该地区居民的主体。其中，最早到达这一地区的是伊乔人（Ijaws）。据称中世纪时期西非地区主要在贝宁王国的控制之下。因奥卢阿（Olua）国王在任时期实施残暴统治，以奥格布（Ogbue）为首的贵族拒绝奥卢阿的儿子吉努瓦（Ginuwa）继承王位。吉努瓦被迫与其支持者离开贝宁，在三角洲的瓦里（Warri）附近建立了伊塞克里王国（Itshekiri）。第二波移民潮始于1450年。随着奴隶贸易的兴起，大量内陆居民涌入三角洲地区，并在海岸上适合欧洲帆船停靠的地方修建港口，原有的小渔村也发展成为城镇，邦尼、老卡拉巴尔（Old Calabar）等重要城市相继建立。第三波移民潮始于17世纪。在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吸引下，贝宁地区居民沿尼日尔河河谷再次迁入三角洲地区，并在河谷地区建立一系列据点，进而控制了内陆与沿海港口间的交通要道。移民过程中，在第二波移民潮中进入三角洲的伊博人占据了人口优势，并将自己的语言与传统传授给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在这种特殊的民族融合下，三角洲居民可被视为一个独立于伊乔人或伊博人的族群，部分伊博部落将之称为“咸水之民”。
迪凯还深入探讨三角洲本土社会的政治形态。他认为，由于各定居点彼此相距甚远，它们均发展出独立的统治者与行政体系。与此同时，贸易在联系各地区间的作用要远高于血统传承。因此，迪凯认为这一时期三角洲地区的政治形态与西方的城邦更为类似，而不是通常所说的部落国家。他按照政体将这些城邦分为两类，其中邦尼、新卡拉巴尔（New Calabar）和瓦里（Warri）属于较为典型的君主制，而老卡拉巴尔、布拉斯（Brass）为典型的共和制。元老院是这类共和制城邦的最高政治机构，下辖的各城镇则设有自己的议会。
三角洲社会的基层核心是一种“家族系统”。该制度随着移民的民族融合以及与欧洲人的接触而逐渐建立。“家族”可看成一种经济单位，通常由商人家庭和他们的自用奴隶组成，规模由300至数千人不等。商人利用这些奴隶广泛从事贸易与农业种植活动。同时，“家族”也是一种政治单位，负责维持三角洲基层的法律与秩序，其首领对下属拥有生杀大权。国家领导人是全国最大的“家族”首领，对各“家族”通常没有直接领导权，但可以通过介入“家族”纠纷、确立“家族”首领等手段保持对基层的掌握。
迪凯在地方史上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从经济视角重新审视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奴隶贸易。他大胆地在奴隶贸易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之间构建了一种直接因果关系。迪凯指出，利物浦等英国城市最初凭借奴隶贸易积累了大量资本。在18世纪末，英国开始将这些资本转用于与美国的棉花贸易，导致与棉花工业有关的发明开始不断出现，并最终将英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
在奴隶制的废除上，迪凯也反对将人道主义的发展看成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认为经济需求的改变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根据迪凯的说法，英国在18世纪末开始由商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奴隶贸易虽然符合重商主义时代下的经济利益，但在工业时代中已经过时。英国开始将非洲视为潜在的原料来源，并敦促西非的劳动力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被用于开发西印度群岛和美洲。人道主义者在废奴层面上的不断努力只是这种经济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同时，他还认为奴隶贸易废除后，三角洲地区爆发的政治危机导致英国最终对尼日利亚实施直接殖民统治。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部分重获自由的奴隶逐渐在商界、军界等领域取得成功，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然而，贵族与原自由民对他们的歧视依然存在。在这些人看来，奴隶们的所谓“解放”，只是来自国王与自由民的礼物。他们不仅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利，享有的自由也可能被随时收回。最终随着自由人与被解放奴隶间矛盾的不断激化，三角洲各城邦在1850—1875年爆发了大规模内乱。英国只能在该地区设立殖民政府维持秩序，保障自身经济利益。
除了上述研究，迪凯还结合自身早期在教会的生活经历，对西方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活动史有一定涉猎。他认为，西方对尼日利亚的传教活动可追溯至15世纪，但大规模传教活动直至18世纪末才正式展开。伴随着废奴运动的兴起，英国试图以此阻止非洲继续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巴西等国进行奴隶贸易，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将势力深入非洲内陆。总体而言，迪凯对基督教传教团在建立现代尼日利亚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其中尤为看重传教团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他认为，教会学校提供的西式教育是促使尼日利亚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渠道。
此外，迪凯还在保护尼日利亚地方史料上作出巨大贡献。为了方便尼日利亚史料的保存与整理，迪凯在1951年向殖民政府提交报告，指出有必要建立国家档案馆以保存尼日利亚的文献古籍。该报告在1954年被批准并成立了尼日利亚档案办公室，迪凯任首任政府公共档案监督员。同年，尼日利亚文物委员会（Nigerian Antiquities Commission）宣告成立，迪凯任首届主席。在任期间，迪凯积极致力于调查、恢复、记录和保存各类重要史料。有学者认为，迪凯在史料保护领域的工作成就同样可被认为是重大的学术贡献。
五、争议与评价
虽然迪凯在非洲史学的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尼日利亚内战中颇受争议的政治立场导致其在该国学界被一度边缘化。迪凯是伊博人，但其管理的伊巴丹大学以约鲁巴人（Yorubas）为主体。随着尼日利亚族群矛盾日益严重，迪凯与身为约鲁巴人的教务长冲突不断，致使学校几乎无法正常运转。在1966年发生了针对伊博人的大屠杀后，迪凯对建立统一的尼日利亚丧失信心，选择离开伊巴丹大学，并在1967年内战爆发后加入伊博人的分离主义运动。战争期间，迪凯曾担任“比夫拉共和国”巡回大使与内阁成员，为“比夫拉共和国”争取国际承认而积极奔走。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迪凯还在位于科特迪瓦的停火谈判中担任“比夫拉共和国”代表。
内战在1970年以联邦政府的胜利而告终，随后迪凯只能离开尼日利亚，并在前同事约翰·帕里（John Parry）的邀请下于1971年前往哈佛任教，成为该校第一位非洲史教授。1980年，迪凯返回尼日利亚并出任阿南布拉州立技术大学（Anambra Stat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首任校长，直至1983年去世。
除了对分离主义的支持，迪凯对部分历史细节的还原也在日后被证明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在解释1851年英国对拉各斯的占领时，迪凯将当时的拉各斯国王科索科（Kosoko）描述为一个反英且不愿停止奴隶贸易的篡位者。这导致英国人最终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扶持更加符合其利益的合法继承人阿基托耶（Akitoye）重归王位。不过，后来的研究表明，英国对科索科的不满可能主要源于其拒绝向西方人开放拉各斯与尼日利亚腹地间的贸易。
迪凯对三角洲居民主要来自于三波移民潮的解释也遭到学界质疑。其中，凯·威廉姆森（Kay Williamson）和埃比贝里·阿拉戈阿（Ebiegberi J. Alagoa）通过语言学与口述史料研究，认为早在15世纪之前三角洲地区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社区。也有研究表明，与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并不是三角洲地区经济繁荣的直接诱因。早在与欧洲人开展奴隶贸易前，该地区已经与内陆建立起完善的贸易网络。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开始较为中立地看待围绕着迪凯的各种争议。对于尼日利亚内战中迪凯对分离主义的支持，格洛丽亚·楚库指出，随着伊巴丹大学愈发严重地卷入族群纷争，迪凯不仅无法实现对学校的有效管理，他与家人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证。在此情况下，迪凯选择回到家乡避难，并为伊博人争取权益是十分自然的选择。对于部分学者对迪凯学术观点的批评，阿迪勒·阿菲格博认为，迪凯的永恒成就更多的在于其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创新，而不是详细的事实叙述或解释的准确性。
总体而言，学界对迪凯在史学上的成就做出了积极评价。在他的葬礼上，代表尼日利亚历史学会的切卡·伊夫梅西亚（Chieka Ifemesia）称赞迪凯是“历史之王、学术超人、伟大的老师和世界闻名的前辈”。在伊巴丹大学举行的纪念演讲中，阿德·阿贾伊将迪凯称为“现代非洲史学的先驱”。在墓志铭上，迪凯被描述为“一位杰出的学者、一个正直的人、一个高度有原则的教育家、一个成功的行政官员和一个有远见的先驱”。此外，伊巴丹大学建有一座以迪凯命名的图书馆，在他的家乡奥卡建有一座肯尼思·迪凯纪念中心。
迪凯的非洲史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他的研究不仅紧跟时代潮流，而且开创了非洲史研究的新阶段。非洲的历史研究长期与该地区的政治现实紧密相关。准确来说，迪凯并不是严肃看待非洲历史的第一人。学界普遍认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921年出版的《约鲁巴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Yoruba）代表了非洲史研究的早期阶段。然而，作为殖民时代非洲最初的知识分子，塞缪尔·约翰逊基本全盘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在他们眼中，殖民统治是一种社会革命，推翻了非洲原有的腐败、邪恶、迷信的贵族统治制度。殖民统治自然也成为解决各类非洲问题的出路。
至迪凯步入非洲史研究时，非洲的反殖民运动已经开始，但前途依然未知。仅以西非为例，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进程相对顺利，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出现大量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本土政党，英国政府也在原则上同意让殖民地逐步自治。不过，本土政治力量间的显著矛盾阻碍了尼日利亚与塞拉利昂的独立进程。法国虽然允许各殖民地成立本土政党，但仍试图维持殖民统治，并对科特迪瓦的民族解放力量进行大肆镇压。葡萄牙则决心消灭任何反殖民运动，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此时仍未出现本土政党。在这关键时期，迪凯的研究为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去殖民化创造了可能，并点明了历史研究与争取独立的相关性，为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更为可贵的是，迪凯为非洲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工具，使得学者们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开拓成为可能。作为该领域的先行者，迪凯凭借自身在西方留学期间接受的严格学术训练，成功为日后的非洲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可供遵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他的努力下，历史学在尼日利亚成为一门有吸引力的学科，吸引了大量优秀学者。在《贸易与政治》一书出版后，国际学界先后出版了《尼日利亚东南部的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outh Eastern Nigeria）、《老卡拉巴尔1600—1891：国际经济对传统社会的影响》（Old Calabar 1600-1891: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upon a Traditional Society）等十余部与尼日尔三角洲有关的历史著作。迪凯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也引起了阿德·阿贾伊等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兴趣。
第二，迪凯的学术立场较为中立。一方面，作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人，迪凯在研究中致力于突出非洲人的历史主体性，迥异于之前的殖民主义史学。在《贸易与政治》一书中，迪凯对三角洲本土商人与西方殖民者互动中展现出的智慧大加赞扬。另一方面，迪凯也探讨了英国殖民者在尼日利亚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例如，他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停止了各族群间的相互争斗，为建立统一的尼日利亚创造了条件。此外，他也肯定了西方传教团在向当地社区普及现代教育、医疗上的积极作用。这与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甚至一度将非洲史等同为非洲民族主义史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存在着根本不同。
然而，这种中立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迪凯的研究视野。为了突出非洲人的历史主体性，迪凯与其他民族主义史学家一样对非洲历史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弊端，试图营造一种“没有问题的过去”。在奴隶贸易中未能充分重视本土商人对三角洲社会造成的破坏；而在对殖民统治的评价上，迪凯也忽视了其对非洲本土文化的侵蚀，以及分而治之政策对尼日利亚社会的割裂。
第三，迪凯极为注重对非洲史学人才的培养工作，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学术发展为代价。作为第一批在史学领域接受严格学术训练的非洲人，迪凯深知在《贸易与政治》一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个人研究对发展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非洲培养第一批本土历史学者，以便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发展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分支。为此，他需要将大量精力放在伊巴丹大学以及尼日利亚历史学会等机构的管理工作上。此外，他还曾担任国际非洲学家大会与英联邦大学协会主席、伦敦国际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他还领导建立了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伊巴丹国际中学等机构。即使在尼日利亚内战后被迫旅居美国的十年中，迪凯依旧通过在哈佛大学开设相关课程的方式，为非裔美国人建立起与非洲历史的联系。
大量的行政与教学事务使得迪凯几乎没有时间从事个人研究。他的学术作品虽然质量值得称赞，但数量相对较少。除了《贸易与政治》和几篇论文外，迪凯的著作只有《英国在尼日利亚的百年统治，1851—1951年》和《尼日尔传教团的起源，1841—1891年》等少数作品。值得欣慰的是，在迪凯的努力下非洲史学得以迅速发展，仅伊巴丹大学就在他的领导下培养出了阿迪勒·阿菲格博、奥巴罗·伊基米（Obaro Ikime）、埃比贝里·阿拉戈阿、奥康·乌亚（Okon Uya）等优秀学子。萨布利·比奥巴库、阿德·阿贾伊、特克纳·塔穆诺（Tekena Tamuno）等学者也在伊巴丹大学的任职过程中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迪凯为代表的非洲第一代本土历史学家为现代非洲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非洲各国被迫减少在史学领域的拨款，导致该领域的学术出版与国际学术交流几近停滞。同时，作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镇之一的尼日利亚还进行了课程改革，将历史学从中小学教育中剔除，代之以社会学与公民学。这些都对非洲史学的发展造成致命影响。随着尼日利亚历史学会等机构的衰落，历史学也逐渐失去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部分高校的历史系被迫试图通过开设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等课程的方法保证生源。21世纪以来，非洲史学研究逐渐复苏。在世界史学发展潮流的影响下，包括医疗史、妇女史、环境史在内的史学分支都在非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不过，非洲史在全球史学中的相对地位却持续降低，再未能回到20世纪70年代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迪凯早已指出，非洲的发展需要以对自身历史的深刻了解为前提。在此情况下，如何在新时代实现非洲史学的复兴已成为非洲各界都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迪凯用他的亲身经历证明非洲不仅需要民族主义史学，同时也需要某种“国家主义史学”。非洲各国的发展不仅需要实现思想上的去殖民化，同时也需要实现“去族群化”来帮助国家建构。时至今日，非洲史学界在该领域的努力仍远远不够。2013年，格洛丽亚·楚库等史学家出版了《伊博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书，对迪凯等11名伊博学者的成就进行详细介绍。虽然该书涉及这些学者在尼日利亚国家建构中的努力，但这种对单一族群成就的宣传仍然有失妥当。对于非洲史学家来说，通过历史研究探索各族群的融合之路仍是一个拥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