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生指南》是加洛林贵族女性多达所撰写的一篇训子家书。因其作者性别、身份之独特和内容之丰富，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学界对这篇文献给予了持续的密切关注，从宗教、世俗、忠诚、处世、家族等不同维度对其内涵进行梳理、辨析和开掘。近20年以来，“性别史”研究在西方学界勃兴，更令这篇文献的相关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
《人生指南》（Liber Manualis）是加洛林女性贵族多达（Dhuoda）为其长子威廉（William）撰写的一部家书，有关道德和为人行事的指南。因其作者性别、身份之独特及其文本内容之丰富，长久以来，国际学界对这篇文献给予持续且密切的关注，从不同维度对其内涵进行梳理、辨析和开掘。近年来，英美学界性别史研究（gender history）逐渐升温，在针对多达及其著述的研究领域中，性别史研究也取得进展，其中梅格·莱亚（Meg Leja）的《塑造男人，而非塑造主宰者：多达和尼特哈德书中的合理秩序与世俗男性气质》就是直接从男性史的角度对《人生指南》加以探讨。而雷切尔·斯通（Rachel Stone）《加洛林帝国的道德和男性精神》和安德鲁·罗米格（Andrew J. Romig）《成为完美男人：基督教男性气质与加洛林贵族》虽以加洛林时期男性的总体探究为主要内容，但均将《人生指南》作为其论说的重要史料来源，不过几部著述也存在诸多值得思考和深入探究之处。
在探究中笔者力争做到以下几点：明晰“男性史研究”与《人生指南》文本之间的关系。对多达的“男性气质”观念进行梳理、辨析，并置于9世纪加洛林时代历史背景和多达本人的内心诉求整体框架之中。若有不到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男性史研究与《人生指南》
20世纪下半叶，从女性史角度对《人生指南》的研究一度称盛。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量更多、更为成熟的男性史（Men’s History）著述陆续涌现，构成了性别史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男性史新领域的开辟也使得大量男性学者进入到性别史研究领域，改变了性别史领域的学术生态。男性史或男性气质史（History of Masculinity）逐渐成为研究《人生指南》的新路径。
在传统史学之中，男性是作为人群、集团、阶层、阶级、国家或人类的普遍代表出现的，而不是将其视为性别化存在（gendered beings）的男性，即历史叙事中的历史行为者被理解为无性别的（genderless）以及没有形体的（disembodied）。在现代历史学中，男性气质史的研究重点是将男性作为性别化的社会行动者时，如何去理解“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准则或规范，男性的性别经历如何影响男性的身份特征和他们的行动，以及这些特征和行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权力体制、不同文化中又存在何种差异。
本文将充分借鉴性别史学中男性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人生指南》中，多达所表达的男性所应具备的品性与思想进行考察。加洛林时代镜鉴书存世颇多，但多为男性臣子敬献给君王，《人生指南》则是母亲写给儿子的家书，二者自然呈现出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和张力。因而这种从“她”的视角来对“他”的气质予以审视，正是性别史研究的新路径，而《人生指南》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文本。
多达，加洛林女性贵族，夫君为巴塞罗那伯爵和塞普提曼尼亚公爵伯纳德(Bernard of Septimania， 795-844)。该家族是“当时有详细史料记载且为数甚少的几个非王室贵族家族之一，其脉络可从9世纪一直延伸到10世纪末，因而被作为西法兰克社会中家族之典型。”伯纳德824年与多达在亚琛（Aachen）皇宫成婚。皇帝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对伯纳德格外宠爱，将其收为教子。829年伯纳德被擢拔为宫廷总管，并被赋予辅佐皇幼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的重任。身兼皇帝教子、宫廷总管、皇子监护人等身份的伯纳德势高权重。840年虔诚者路易驾崩。一场更为炽热的兄弟之间刀兵相向的大规模战乱随即展开。在如此乱象之中，加洛林王朝的朝臣、权贵也都纷纷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841年5月，伯纳德便向秃头查理表示归顺效忠，将长子威廉送入查理大营作为人质。
从时间上看，多达起笔的时间为841年11月30日，威廉刚刚年满15岁。依照法兰克人的习俗，年满15岁的男孩即可步入成年人的行列。
从角色上看，多达作为母亲，自然会对这些变故要做出反应。而如何使威廉面对远离亲人寄人篱下的境况？如何面对父亲与君主？以及如何在王庭险恶环境之中从容应对？都成为这位母亲思考的问题和担忧。作为本书直接读者的威廉，豪门家族中的长子，又在政治博弈格局中承负着“质子”身份。因而他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男子，其身上肩负着众多期盼、使命与担当。
从内容上看，这篇家书涉及诸多道理和言说。但由于多达的拉丁语水平有限，因此其说理不够通透、逻辑不够清晰、叙事有欠流畅、文辞书写略欠典雅。但《人生指南》的主旨却极为鲜明，即“我希望你(威廉)，做一个完美的男人(vir perfectus)。”
二、加洛林时期的基本价值观与贵族男性气质
康奈尔（Raewyn Connell）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都存在一种社会进程，即一种特定形式的男性气质被确立为对其他从属男性气质的支配，这种支配性的男性气质被视为“自然的”，也即“男人应该的样子”。而这种主导性或支配性的男性气质也会不断受到挑战，尤其是在政治动荡时期。那么在加洛林时代，所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又该是何种样态？换言之，加洛林时代一位合格男性所应必备的品质要素是什么？
在历史上，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并非先天形成的，其必是随着社会演进而逐渐建构出来的。因而无论是对社会基本价值观还是对男性必备品质的探究，都须与那个时代社会演进的基本特征相结合。9世纪初，加洛林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制度逐步建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群体、阶层的分化逐步展开，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凸显，权势争斗不断加剧。与此同时，社会的精神文化也处在一种演进变革的状态之中。在此基础上，加洛林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不断展开。9世纪30年代，政治时局、世道人心发生诸多变故，加洛林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建构过程愈发活跃。笔者将加洛林时代男性基本价值观念的主体内容大体分作以下四个方面：
1. 信仰坚定
公元496年克洛维一世（Clovis I，466-511）皈依基督教，开启了法兰克社会的信仰时代。至7世纪中叶，加洛林家族创建王朝之际，基督教信仰在法兰克社会中的地位更趋巩固，基督教信仰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成为拱卫王权的重要精神文化力量之一。基督教信仰完成了向占据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转变，成为加洛林王朝统摄人心，整合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具有强制性的精神文化规范，逐步具有了对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功用，就连史家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也是以基督教崇拜不断升华为主要标志。因此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自然是此时法兰克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主体，也是成为一位合格男性的必备品质。
2. 为人忠诚
翻检各类史料文献，加洛林时代公共观念世界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就是“忠诚”，其内涵关涉到社会关系构成、政治运作方式和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这一现象既是加洛林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又是法兰克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加洛林历代君王都要求所有臣民必须对君王和朝廷统治秉持忠诚之立场和态度。例如查理大帝（Charlemagne， 742-814）在位时期就曾多次颁布诏令，令凡15岁以上男子必须向朝廷行效忠礼，并遣派世俗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前往各地监督执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记载，一位封臣将自己双手置于国王手中之后便成为了国王的属臣，同时还要手抚圣徒遗骸对国王宣誓效忠。
忠诚观念使日耳曼传统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基督教使其具有了精神上的合理性，加洛林政权使其具有了现实中的合法性。在满足各种功能性需求的过程中，在此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上，忠诚也逐步上升为一种道德伦理上的美德，成为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之一。因此在塑造、衡量合格男性品质时，忠诚是一条不可或缺的标准。
3. 勇敢尚武
自古以来，日耳曼人就是一个英勇善战、崇尚武力的族群，塔西佗（Tacitus）在《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中就对日耳曼族群的特性有过描述。作为日耳曼族群一支的法兰克人，同样秉持尚武传统。9世纪的一位文人曾说：法兰克人（Francus）之名就源自于他们在作战时的彪悍凶猛的作风。从一定程度上讲，中世纪早期整个欧洲社会形态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军事化”。传统的浸染与现实的需求，必然使得尚武精神在加洛林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必然使得其成为衡量是否具备合格男子品性的重要指标。
查理大帝要求皇子们成年后，就应按照法兰克之习俗，尽快地操习骑射，使用各种武器，学会弋猎之术。有学者指出许多法兰克文献在描述男人在战争中的行为时，就常常使用了“viriliter”（男子汉、具有男子气概的）之类的词汇。美国学者托马斯·诺贝尔（Thomas F. X. Noble）曾对作为法兰克男子中坚和楷模的男性贵族的“世俗神圣性”以及颇受尊奉的男性的“价值和行为准则”做过详尽分析，而在辨析何为“男性等级的主要徽章”时，他明确地将“宝剑”这一代表着男性崇尚武德、阳刚气概的符号排列在第一位。甚至在服饰、装束的风尚中，加洛林社会也体现出对尚武精神的推崇。那种专门用于佩挂刀剑的“戎带”（cingulum militare）在区分男性高尚身份方面具有特殊的标识作用，这也证明了尚武品质在男性贵族身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4. 文化学识
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加洛林时代一个突出特征，而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便是其主要表征。在对一代雄主查理大帝的讴歌中，艾因哈德（Einhard）不仅对其传主在追求知识学问上的细心努力和极大的热情予以赞美，而且还特别指出，他要求：“自己的孩子们——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应接受教育，而首先他们应当接受博雅七艺（the liberal arts）的教育。”为此，他还在宫中开设特定机构“宫廷学苑”，来教育皇家子嗣与贵族子弟。同样，诺特克（Notker）也对查理大帝重视教育的形象给予生动的描述。他鼓励、欣赏那些刻苦学习的孩子，而对那些“无视学问探究，沉溺于奢侈、嬉戏、游手好闲和各种无益的消遣”贵族子弟予以痛斥，并训诫说：“你们除非勤奋学习以弥补以往的过失，否则休想从我——查理——这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后世将这位帝王誉为“学校的主保圣人”和“学校世俗化的守护者”。在推动探求知识学问、创建学校教育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教会。阿尔昆（Alcuin）、提奥杜尔夫（Theodulf）、保利努斯（Paulinus）、约纳斯（Jonas）、拉班乌斯·毛努斯（Hrabanus Maurus）、瓦拉弗莱德·斯特拉博（Walahfrid Strabo）等诸多饱学之士纷纷扮演“帝王师”的角色，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对贵族及其子嗣施以教化。这意味着在该时代基本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中，在合格男性品格的塑造中，文化学识也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三、多达的教诲与特征
Marie Anne Mayeski，Dhuoda，Ninth Century Mother and Theologian，Scranton: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1995
笔者将从男性的必备品性、修身、生活三个维度对《人生指南》进行剖析。从多达“望子成龙”的期冀中，分析其本人内心的价值取向，进而明晰其理想的价值模式；从多达对威廉追求完美的教诲中，寻觅其所奉行的修身与齐家之道。笔者认为这些出自于一位母亲笔下的话语，既映现出身为母亲的女性对其子应当成为堂堂正正的“完美”男子的期盼与祈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加洛林社会和贵族阶层对一位男性所应具备合格品质的要求。
1. 忠诚与爱：男性的必备品性
男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形象是男性气质的主要内容，男性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男性的言谈举止、尊重和服从的社会秩序都应该是男性气质的一系列规范性内涵。正如梅耶斯基（Marie Anne Mayeski）所述：“9世纪的道德观是不言而喻的，即基督教骑士的适当和首要义务是尊重和服从社会秩序等级，并对上帝、国王和所有其他权威人士持有恰当地效忠。但在虔诚者路易去世后分裂法兰克王国的战争中，贵族们面对这一核心道德义务时却表现出了模糊性。”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多达首先讲述了男人应该在世俗社会中要秉持的忠诚原则，应当以恰当的身份顺序来承担为人、为人子、为人臣的责任。
根据多达提出的义务等级秩序，一个男人首先也必须对上帝完全忠诚，其次是对他的父亲，第三是对主公保持忠诚：“我最爱的孩子(威廉)，你首先要爱上帝，就如我前文所说的那样。其次，要爱、敬畏和尊重你的父亲”。基于这一次序，《人生指南》第1、2卷以讨论“上帝的爱”（De diligendo Deum）和“三位一体”（De Trinitate）开始，强调一切都要归功于上帝，必须“要尽所能地寻求他（上帝），在知识和理解力范围内不停地请求他（上帝）的帮助。因为这在任何方面都是必要的。”
在这之后，多达告诉威廉要“终身对你的父亲表示敬意”，且“在所有方面你都应当对你的父亲（伯纳德），保持敬畏、敬爱和忠诚，无论你们父子是同处一地还是天各一方……在每一件事上都要顺从你父亲的利益，听从他的判断”。威廉对父亲忠诚，就可以继承父系家族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并助威廉进入权力体系之中，因为“若不是一个人继承父亲的血统与地位，那么他也不可能接触到其他拥有更高权力的人。”而继承权是要争取的权利，威廉必须证明自己值得继承，只有“那些顺从（obedientes）了父亲，遵守了他训诫的人，才能继承父亲的土地。”多达的人生经历过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父子成仇及其去世后兄弟阋墙等动乱，也许那时的她便意识到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对父亲忠诚，并将其作为理想男性气质的一个组成部分。里奇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反抗父亲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尽管多达未直接言明，但实际上是对虔诚者路易诸子反抗父皇罪行的影射”。同时代的拉班乌斯·毛努斯呈送给虔诚者路易的信中有过类似论述。
其后，多达告诉威廉必须对他的主公忠诚。“查理作为你的主公……我相信，上帝和你的父亲为你选择了他。”以及“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君主……这样做对你和所有在他王权下作战的人来说都是合适的，我希望你能为他们服务，忠于职守、全力以赴”。这句话似乎暗示即使是无能或不公正的统治者，威廉也有责任服从，因为上帝选择这样的君主仍有他的理由。多达认为：“王室/皇室的外表和权力似乎是最重要的，人们的习惯是把这些人的行为和他们的名字放在其他人的前面，好像这些东西是值得尊敬的，好像世俗的权力是最高的荣誉。”她在此用了“quanquam”、“secundum”等弱化性词语，似乎表达的是世俗权力较为次要的意思。《人生指南》中并不提倡男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反叛，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君主。“愿你永远不会背叛，一次也不会。那些让你羞耻的愤怒，愿它永远不会在你心中产生不忠的想法……这是可耻的行为。”此后，多达还讲述了大卫王（King David）的故事。也许对多达来说，大卫和后来的以色列王所面临的叛乱，与她写作的那几年里困扰虔诚者路易的叛乱是一样的，她认为对正确忠诚秩序的理解已经沦为帝国利益竞争所产生的野心的牺牲品，如果她所描述的明确的忠诚秩序得到维持，就不会出现罗泰尔和秃头查理等人之间的战争。
而后，多达提出了要“爱所有的人，以便你能被所有的人爱，珍惜他们，以便你能被珍惜……对大人物和小人物都要有兄弟般的爱。”因当时加洛林王室的战争，多达希望以“兄弟般的爱（compassio dilectionis fraterna）”来改变法兰克混乱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关系中，所有人都被共同的爱和相互支持联系在一起，她在此使用了“dilectio”、“compassio”“fraternitas”等词语，这是一种强调情感纽带的社会秩序，也是多达心目中理想化的秩序。同时她认为“兄弟般的爱”不只限在于贵族男性，普通大众也应如此，即她所说的大人物（maioribus）和小人物（minoribus），彼此相互学习。“珍惜你希望尊重的任何一个人。尊重所有的人，这样你就会发现在世界变化的时候可以获得荣誉回报。”多达希望用“爱”将所有人联系起来，她又讲述了雄鹿的故事：当雄鹿们成群结队穿越溪流时，它们把头和角靠在前人的背上，当前面的鹿累了，位置就会互换，这样它们可以更容易地穿越湍急的水流，以此得出了明确的教训：“在雄鹿们的相互支持中，在这种方式和位置的改变中，表明了人们也必须以各种方式和在各种情况下，对大人物和小人物都要有兄弟之爱。”多达以雄鹿渡水的故事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只有“强者为弱者，有能力者为无能力者。弱者可以与强者一起攀登，参与他们的力量”才能“达到我们祖先应许的高度。”
有学者认为，多达论述的是“对父亲、主公和上帝等各种忠诚纽带连接一起”的人际关系。但是，多达为何表达了上帝、父亲、主公这一看似与时代较为相异的忠诚次序？笔者认为，这与多达作为母亲与妻子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与动荡不安的时代更是分不开的。信仰时代对上帝忠诚自不必言说。同时多达又深爱着丈夫和儿子，她自然希望家庭和睦、父慈子孝，所以要忠于父亲，但当时的王室家庭却并非如此，虔诚者路易时期各王子纷纷结成党派，屡屡反叛其父君。而当父王驾崩之后，兄弟间的战争变得更加频繁，也正是由于党派林立，使多达母子分离，所以她更希望自己的儿子忠于父亲。“忠诚与爱”是一位身为母亲的女性贵族内心世界的祈求。这不仅是险恶时局中的安身立命之道，更是男性的必备品性。
2. 身体与心灵：男性的自我塑造
多达说：“我是你心灵和身体的母亲”，即身体的降生和通过《人生指南》一书对威廉心灵的教育，这是由生育的生理性到教育的精神性，所以虽然母子分离，但却以《人生指南》一书与儿子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心灵的母亲。此后她又讲述了在加洛林时期流传的两则故事，塞尔苏斯（Celsus）和赛福里安（Symphorian）的母亲，称这两位母亲是自己的榜样。
多达之后敦促威廉同时关注身体和心灵，不要厚此薄彼：“每个人都有两次诞生，一次是肉体的诞生，另一次是心灵的诞生。”相对地，死亡也分为身体的死亡和心灵的死亡。“但一个男人可以逃脱心灵的死亡，如果他愿意。”而这就要为此奋斗：“经常阅读和祈祷。”祈祷自不用说，乃信仰所必备。而阅读，一直是多达心中对威廉精神追求的要求：“不要为尘世的琐事而分心，要多读书。”就像“鸽子在喝最清澈的水时专注地看着周围。”而精神上的追求还“应该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裸体的人提供衣服，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并为所有需要的人而祈祷。”等一系列善行。同时不要犯罪，即使犯了罪也要振作起来，在上帝的帮助下去改变。
中世纪早期思想认为男性的身体是一个“问题”，需要被掌控。多达在书中多次提到奥古斯丁的理论：“人是既有身体，也有灵魂的，即使如此。灵魂并不是整个人，而是人的较高部分；身体也不是整个人，而是人的较低部分。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人之名。”同时，奥古斯丁还认为人生来即有“原罪”，这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罪过，表现为身体的堕落。在堕落的状态下，身体永远无法与灵魂达到完全和谐，身体被认为是情欲和世俗的象征，因此必须受到约束。与多达同时代的阿尔多（Ardo）认为，人的身体越是被忽视，就越能获得功德。他在《阿尼亚内院长的本尼迪克特传》（Vita Benedicti abbatis Anianensis）中称赞本尼迪克特“把自己的肉体当作嗜血的野兽来危害……他的脸因禁食而变得憔悴，他的肉体匮乏而疲惫不堪，他干瘪的皮肤像牛的眼珠一样挂在骨头上。”阿尔多赞美本尼迪克特通过对身体的极端折磨，即苦修来获得精神上的超越，生理上的憔悴在宗教观上却象征着精神上的圣洁。
虽然多达也认为“身体与心灵是相争的。”但她并未将男性的身体视作一种“罪恶”，她认为完美男人的身体应该是完整健康的：“我的孩子，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被不公正所腐蚀，堕落到腐烂，那么高贵的血统又有什么用呢？”但男人更要去控制情欲：“如果因为魔鬼的劝说，私通或其他肉体的刺激使你的心狂热起来，那就用贞洁来对抗它”。通过保持身体的贞洁与她人成婚，就可以避免情欲的罪恶并保持心灵的纯净。多达将婚姻视为获得贞洁的条件：“有学问的人并不拒绝神圣的婚姻与身体的结合，这有助于避免淫乱和私通。”基于自己的世俗身份，她认为建立婚姻是世俗贵族男性获得救赎的途径，身体是男人追求完美的重要参与者：“学习每天在心灵和身体上背负基督的枷锁与负担，然后再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你将获得安全和平静。”
在关于数字的讨论中，多达将数字“5”与身体的五种感官联系起来，“数字5让人想起身体的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将数字“4”与身体的四种感受联系起来：“热、冷、湿、干”，这就是将身体与心灵上的感受联系起来，多达对数字的论述在《人生指南》中有多处，集中在第1、6、9卷，中世纪就有这一传统，源于《所罗门智训》（Wisdom of Solomon）中“按度量、数字和重量来安排万物”（11.20）。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在他的《词源》（Etymologiae）“四术”（quadrivium）一章中说过“数字系统不应被忽视，因为在圣经的许多段落中，它们有诸多奥秘。”（3.4.1）。
多达在《人生指南》的整个文本中经常使用“灵魂和身体”（anima et corpus）或“心灵和身体”（mens et corpus）短语，她将两者视为互动的关系，身体和心灵不是冲突的，这是思想与行动、灵魂与肉体、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多达希望威廉能够修身养性，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婚姻来保持身体的圣洁。与加洛林时期的教会倡导奉行一夫一妻制相符。史料记载，伯纳德在宫中与虔诚者路易的皇后朱迪斯（Judith）有染，虽然整部《人生指南》从未提及丈夫与皇后的私情，但从其劝诫威廉克制情欲，保持贞洁等话语中不难想出背后的缘由，这极可能是为人妻子的一种隐晦的情感释放和表达。“天文学家”（Astronomer）的《虔诚者路易传》（The Life of Emperor Louis）记载：“出于可能会因欲望之故而做出一些出轨事情的担忧以及为正常身心生理所驱使，在臣子们的建议下，路易遴选艾尔敏佳（Irmingard）为其未来的王后。”表明了加洛林贵族倾向于将婚姻看做是保持贞洁的方法之一。但是，多达对威廉的要求又未完全与当时的基督教教义保持一致，这可能是受到母亲身份的影响，虽然她的信仰虔诚，但她更加爱护自己的孩子，所以绝不希望威廉进行苦修而伤害体魄，也不希望儿子成为离群索居、独善其身的苦行僧，她希望儿子能够在世俗军政领域成就一番事业。
3. 积极与沉思：男性的双重生活
多达对威廉作为男人在生活中的要求是要有“纯洁的思想、神圣的语言以及完美的行动”，即是“两种生活，积极的（activa）和沉思的（contemplativa）”的生活态度。“积极的生活”是世俗之人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基督教徒的生活。而在中世纪的社会观念中，“沉思的生活”优于“积极的生活”，这源于《路加福音》（10:41-10:42）中的内容。多达的这一论述很可能参考了一篇成书于5世纪末或6世纪初名为《论沉思的生活》（De Vita Contemplativa）基督教文本中的内容，此文本表达了沉思和积极生活的理想，并辅以对恶习和美德的讨论。
“沉思的”生活要求威廉遵循基督教一天的七个祈祷时间“守住教规的时间，履行你的职责，正如圣经所写，我一天七次赞美你。”这种祈祷方式也反映了《圣本尼迪克特院规》（The Rule of St. Benedict）中的章节。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下令用《圣本尼迪克特院规》来规范修道院，这也有助于解释多达的几次引用。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塑造多达世界观的一个关键因素。多达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虔诚者路易改革的影响，她才建议威廉采取“沉思的生活”。
同时，“沉思的生活”还要求男人与自身的恶习进行斗争，“必须把解药用于对付各种各样的罪恶。”要“在身心上忍耐……伟大的美德归于有耐心的人”，不要急于发怒，“如果怒气找到你，你就要控制它，以免它胜过你，把你的思想撕成碎片。”同时要检查自己是否有骄傲、愤怒或嫉妒的行为，克制自己的思想，不犯这种错误，更是要在内心培养自己的谦卑和忍耐。此外，要“检查自己的精神内室”，只有战胜自己，贵族才能从事合理的，也是“男人”的斗争行为。
“积极的生活”，她要求威廉做到“谦卑、慈善、贞洁、耐心、温柔、谦虚、清醒、谨慎和善良。”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威廉需要“向那些理解能力强大的长者学习你能做的一切好事。”具体做法是“把伟人看成是高高在上的，把你的同辈看成是你的上级，把像你一样的人看成是你的前辈。”多达认为威廉应该积极地为他人提供帮助，这是男人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还要“迅速伸出手帮助那些你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而且“不仅在语言上，也要在行动上”，用他的知识和能力来帮助他人信仰上帝。并通过“说教、恳求、训斥”来“纠正那些经常犯错的人”。如果威廉在看到犯错的人不去纠正他，便会危及自己的灵魂。
“积极的生活”是世俗的，“沉思的生活”是基督教的，这在加洛林时期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但多达对此的理解却与时代相悖，她认为男性应拥有积极且沉思的双重生活，两者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因为威廉长于世俗之家，却当作“质子”寄人篱下，作为母亲的多达希望他能够在宫廷一切顺利，避免政治陷阱。另一方面，多达希望威廉拥有沉思的生活，使其能够在动荡的时局中得到上帝庇佑，以成就一番事业。这仍是身为母亲的谆谆教诲，多达希望威廉过上虔诚的生活，又要在世俗世界中建功立业，所以她在书中给威廉提出了积极和沉思的生活这种看似矛盾却又实际相辅相成的互补性建议。
四、余论
性别史研究者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可以通过彼此相互定义。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对的性别角色，无论是基于自身的差异性，还是两性分工的互补性，自然会对异性的性别角色拥有一种理想化的审视和评判。多达的身份是多重的，她是贵族、母亲、妻子、也是丈夫在外时照管家族地产之人。多重的身份与时局的动荡，怀着对儿子的担忧与思念，对时代的不满等多重情感，促使多达重新思考贵族男性的行为意识。多达认为帝国的动乱、社会的颓势与当时男性统治者和贵族所表现的不合理的男性气质相关，她试图通过《人生指南》来教育身为男性贵族的威廉应该具备怎样的理想气质。
经过细致研读《人生指南》的全文，笔者发现多达心中的理想男性气质观念有其独到之处：第一，独特的忠诚序列。多达认为先忠于父亲，其次才是忠于主公，这与加洛林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并不符合。第二，对崇尚武力的弱化。加洛林时代男性大多都是尚武的，但通读全文后笔者发现，全文几乎没有提到对武力的使用，这极可能是多达有意回避，因她更强调的是忠诚与爱。第三，追求心灵和身体的统一。同时代的教会人士不同，多达并没有将男性身体作为一种威胁性的力量来呈现，相反，她认为心灵和身体应该和平地互动，身体在男人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帮助灵魂。第四，追求世俗与基督生活的统一，多达并未将“积极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相对立，而是同时接受这两种生活。多达在书中曾流露出希望其他人也能阅读这本书的愿望，所以《人生指南》不仅是一部谆谆教诲的家书，也是由“女性”对“男性”的审视，更是一位女性对时代的呐喊，这在中世纪早期加洛林社会里显得颇为不易。如格伦·奥尔森(Glenn W. Olsen)所说“多达是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中为和谐与融合努力着。”多达痛恨加洛林统治集团的混乱与暴力，正是因为战争和帝国分裂才导致了自己骨肉分离，而女性的良善以及身为母亲的爱子之情都促使多达不希望威廉像那些颟顸暴力的加洛林统治者那样，她更推崇的是看似谦卑但内心却无比坚定的男性气质。
《人生指南》一书中承载着多达这位贵族女性的多重美好愿景和期冀。然这些期冀、愿景之美好却与现实生活的残酷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844年，多达的夫君伯纳德被秃头查理以判国罪处死。这对威廉，那位尚在秃头查理宫中为质子的儿子产生了极大刺激，于是他背弃主公，举兵反抗。威廉这一举动，可能就是遵循了其母为子当先忠于父亲的教诲。然850年，威廉在西班牙边区被杀。据说此刻威廉身边仍保存着其母为其书写的那部《人生指南》。丈夫与儿子先后死于非命，令多达这位饱受苦难的妻子、疼爱儿子的母亲的所有努力和期望统统化作齑粉，付诸东流。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是一位女性、一位母亲、一个家庭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悲剧更为确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