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莫米利阿诺（Momigliano）提出“谁是古典史家当时的受众”这一讨论，对于历史语境的分析逐渐开始为希罗多德（Herodotus）的研究者们所关注。其中，既有如芬利（Finley）、拉特内尔（Lateiner）等将希罗多德历史书写时的语境解读作为工具，用以解释希罗多德的写作特点的学者；[2]也有直接将希罗多德历史书写时的语境作为研究的关键、对希罗多德所处时代的情形加以专门讨论的学者。而在后者之中，罗萨林·托马斯（Rosalind Thomas）的《语境中的希罗多德：人种志、科学与说服的技艺》的意义则颇为特殊。作为一部在学界引发了一定关注的著作，托马斯对希罗多德的语境解读拓宽了相关的研究视角，为历史语境视野下的希罗多德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面向。
托马斯讨论究竟何以具有上述意义？她的论述又是在何种背景下形成？本文尝试以托马斯关于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问题的讨论为中心，从语境研究的角度出发，说明托马斯的讨论在学界相关的希罗多德研究中的价值。
01 跳出“自我”与“他者”对立的考察
“语境”（context）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contexere，原意为“编织在一起”。最早将“语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术语提出的是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而首先提倡将语境应用于史学研究的学者是思想史家斯金纳（Skinner）。斯金纳认为，写作者在进行写作时所面对情况具有当时代的特定性，因而，在对历史文本加以解读时，“需要将自己所要研究的文本纳入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体系之中，以便于我们去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的意图与思想……尽可能地以作者自己的方式对他们加以理解。”换言之，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语境加以考察，意味着要对文本写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追溯历史文本产生时的情境。在斯金纳之后，这一研究方法并没有被局限在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中，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研究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学诸多领域的考察上，其中也包括希罗多德研究。
在托马斯的同辈学者中，对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的讨论其实并不少见。在这些学者的讨论中，被关注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自我”与“他者”的考察，即当时的希腊人怎样看待希腊以外的“他者”，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间的关系。
“自我”与“他者”的观念萌生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通过与当代西方哲学的结合，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讨论成为了学术界无法避开的讨论内容之一，拓展至包括希罗多德研究在内的众多领域。而在希罗多德的研究中，关于“自我”与“他者”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种观点展开。
一种观点认为，希罗多德在进行《历史》的书写时存在“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取向。阿尔托格（Hartog）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建构了希腊人进行自身定位时，作为希腊人之外的“他者”的参照标准，从而映衬出希腊人内在的形象与身份。卡特里奇（Cartledge）也表示，希罗多德利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对“他者”的异域加以叙述，并贯穿于《历史》的始终。维苏尼亚（Vasunia）的观点则更进一步，主张从希罗多德时期以来，直到亚历山大时期，希腊人的表述中便一直存在作为“他者”的异域——埃及。将埃及视为“他者”的观念，推动了亚历山大对埃及的征服，甚至影响了1789年拿破仑（Napoléon）的远征。乔纳森·霍尔（Jonathan M. Hall）与伊迪斯·霍尔（Edith Hall）同样相信，希腊人观念中“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始终存在，前者认为希腊人一方面通过对自身的关注来建立相关的谱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作为对立面的“他者”来认识自己的特点；后者则强调，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通过逐步建立作为蛮族的“他者”形象，建构了自己的对立面。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并不存在。伯纳尔（Bernal）认为，希罗多德进行异域叙述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找寻希腊文明的埃及源头，而这意味着所谓的希腊人观念中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只是被后人建构出来的。穆森（Muson）也表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不是要强调希腊人与异邦人的不同之处，而是要找寻两者的相同点，这也就意味着，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本身便是在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二元对立的。
不过，无论上述是哪一种观点，学者们考察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的视角都是基于外部的，讨论的重点是希罗多德及其同时代的希腊人如何“向外看”，并以此为依据来理解希腊以外的世界，对于当时的希腊人如何理解和讨论他们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关注较为有限。相关学者的论述对于希罗多德当时所处的希腊内部的思想语境的讨论实际上是相对缺乏的。不仅如此，无论参与“自我”与“他者”讨论的学者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切入讨论，其背后已经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对于“自我”与“他者”理论加以建构或解构的倾向，是在一个单一而宏大的模式下对希罗多德《历史》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由此，这种考察便可能面临脱离希罗多德《历史》文本本身的危险，同语境分析立足文本、尽可能摆脱基于现代立场下的个人预设的初衷背道而驰。更何况，“自我”与“他者”等概念，原本便是现代学界的发明，存在难以规避的“以今论古”的缺陷。
而托马斯对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的关注，则跳出了“自我”与“他者”的框架，尝试立足文本，将关注的焦点回归到希罗多德进行写作时的希腊世界，由此来考察希腊人内部的思想语境。
严格说来，对希腊人内部思想语境的考察也并非托马斯的创见。伯里（Bury）、莫米利阿诺等学者曾经回顾、梳理并分析过可能对于包括希罗多德《历史》在内的希腊史学编纂产生影响的诸多要素，诸如大殖民运动与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知识革命、希腊人对东方历史与地理的兴趣，以及波斯文化对希腊人的吸引力；梅耶（Myers）与施林普顿（Shrimpton）也曾关注到希波战争对于希罗多德书写《历史》的刺激；纳吉（Nagy）则认为，从文学渊源与写作风格来看，希罗多德的叙述与荷马（Homer）、品达（Pindar）的作品一脉相承。上述学者的观点多是将希罗多德同其前代的历史背景与先辈作家相关联，认为希罗多德是一位受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或公元前5世纪早期希腊文化熏陶的作家。
而托马斯则尝试对希罗多德所处的当代赋予更多的关注，她希望“将希罗多德的《历史》视作公元前5世纪中晚期思想发展的一部分加以考察”，由此，希罗多德与其同辈的智者及医药学家在托马斯的讨论中建立了关联。而那些位于希腊与波斯交接地带的爱琴海东部的城市，也被她看作是影响了希罗多德写作的“东部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加以分析与考察。托马斯对学界传统的雅典中心主义的取向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观点低估了东部希腊的重要性，同时还落入了“将雅典视为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智力活动唯一的兴盛之地”的误区。在她看来，公元前5世纪中晚期的思想发展所辐射的范围，应该从雅典拓展至更广阔的希腊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相比于其前辈与同辈的学者，托马斯对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问题的关注，在时间范围上将着眼点从希罗多德的先代与前辈拉回到了希罗多德的同辈；而在空间范围上，托马斯利用“希腊本土”与“东部希腊世界”的概念，在摈弃了“自我”与“他者”的思维模式的同时，也并没有将研究的视野局限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区域，而是以“希腊思想的发展进程”为线索，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希腊地区。就此而言，无论是在讨论的立足点还是在其着眼的时空范围方面，托马斯的考察都有所突破，为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托马斯的这一思路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肯定。鲁宾康（Rubincam）认为，相比于发源于近现代、将“自我”与“他者”相对立的考察视角，托马斯对于希罗多德关注更为贴合后者写作时代的逻辑与眼光；库文斯（Couvenhes）亦认同，若是像托马斯一样将希罗多德置于“自我”与“他者”的理论框架之外，便能够发现，希罗多德是一位充分了解并把握了自身所生活的公元5世纪末时代动向的思想者；还有学者在托马斯的启发下对过度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学术取向进行了反思，比希勒（Bichler）指出，单纯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或许并不适用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只是后世学界从自身角度出发的一种强行代入。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希腊人与蛮族或许并非全然对立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相对区别，存在相互影响渗透，乃至彼此转化的可能；拉特内尔同样不支持强行为希罗多德的写作设置“自我”与“他者”之别，认为当时的希腊人的关注点可能更加集中在人类共同的外在属性与特征方面，其相同性应多于族群差异。
02 摆脱实证主义的“另辟蹊径”
在《语境中的希罗多德：人种志、科学与说服的技艺》中，托马斯表示，会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对于论证类型、方法、语言，以及特定情况下的知识或理论的解读上，尝试通过（将希罗多德《历史》）同其他领域著作的参照比较，找寻作品之间在思想方面的联系性。”她在对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语境进行分析时，希望关注到的重点是不同作品间思想上的关联。至于托马斯建立不同作品间思想关联的方式，则是选择不同文本的叙述内容相互对照参考，并以此为基础，考察文本之间在语言方面，特别是一些特定的词语、概念上的异同，从而解读这些文本在思维方式上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例如，在第二章中，托马斯选取了四则个案以解释希罗多德对公元前5世纪所流行的医药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分别是希罗多德对冈比西斯疯狂行为的讨论、对利比亚人保健方式的介绍、对埃及人医疗观念的考察，以及有关当时普遍意义上的日常饮食与健康的叙述。在分析这四则案例时，托马斯关联了大量的文本材料，通过辨析专业术语的使用，以及特定理论间的细节关联，呈现出了希罗多德《历史》所体现的“探究”（histroies）的当时代基础：“这些例子提供了希罗多德（的写作）与其所处时代的医药学之间的联系——他所知晓的一些特定理论，既出现在希罗多德自己的人种学观念之中，也在早期的医药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这些文本在讨论中所体现的微妙的复杂性也表明，希罗多德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参与当时的流行议题，并（与时人）分享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利用这种方式，托马斯将希罗多德《历史》与当时的希波克拉底派（Hippocrates），即医药学家的作品，以及智者（sophists）的作品之间进行了对照。她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涉及到的部分人种学的观念，与同时代的医药学家的作品中的认识非常相似，而这很可能意味着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当时的希腊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尽管希罗多德所记叙的内容属于遥远的过去，但是其主张已被赋予希罗多德所生活的“当下”的背景。
而在论及希罗多德的《历史》与智者作品的关联时，托马斯强调，两者的关联不仅在于对当时所流行的话题的共同关注，在讨论方式及论述的语言风格上也极为相似。由此，托马斯进一步地认为，在自己的写作中使用了与智者相似的论证与说服方式的希罗多德，在思维方式上也与智者一致：他们在作品中所进行的考察在本质上都可以被定位为个人的“求智”活动，是从一种更为主观的角度出发，对个人认识进行的表达，而不只是对当时所流行的话题进行经验主义式的复述。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希罗多德是一位智者。”
托马斯没有遵循西方学界传统的希罗多德研究路径，将希罗多德视为“历史之父”，而是将他的身份定位为智者。而她之所以会对希罗多德的史家身份提出质疑，认为希罗多德是一位智者，其根源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一部分学者希望将希罗多德从西方史学史的传统脉络之中剔除出去，从而为史学赋予更为规范的“现代学科”框架。托马斯也是其中之一。
在托马斯之前，质疑希罗多德史家身份的学者多从传统的实证主义角度出发，关注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叙述是否真实。阿尔马约（Armayor）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所记载的内容，只是对当时的文学与传说中的内容进行的改编，希罗多德没有进行过任何旅行，他既没有到达过他宣称自己前往过的地方，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他说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韦斯特（West）也认为，希罗多德在引用铭文时所表现出的叙述方式与他所宣称的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并不一致。而费林（Fehling）在考察了希罗多德所有可能追溯到来源的材料后，认为希罗多德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材料，他对材料来源的说明不过是希腊人的一种文学习惯。也就是说，希罗多德的材料全部是自己编造出来的，他所进行的写作，不过是在希腊文学传统影响下的一种文学创作。
随着费林论著英译本的面世，他的观点在希罗多德研究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费林对希罗多德《历史》作为西方世界第一部史学作品的地位发起了挑战，无论学者们对他的观点认同与否，都必须对他的看法加以回应。由此，学界对希罗多德的《历史》的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纠缠在希罗多德的写作是否真实可信上，而由于缺乏能够作为直接证据与希罗多德《历史》相互印证的文本材料，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注定难以说服彼此。
而托马斯在这方面的讨论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她在立足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文本的同时，在考察中涉及到了语言学方面的内容，也体现出了将修辞学与古典学研究相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意识在于，从关注希罗多德的叙述是否真实，转而关注希罗多德为何以这种方式进行叙述。相比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托马斯这一角度的考察无疑在方法论上具有积极意义。德蒙特（Demont）高度评价了托马斯的研究，认为她不仅首创了将希罗多德《历史》与希波克拉底派的作品进行比较对照的研究方法，还摆脱了“希罗多德的写作是否为杜撰”这一几乎无解的争论，为学界的讨论开辟出了新道路；巴布勒（Bäbler）则认为，托马斯的观点的价值在于，通过精细的语言学分析明确构建起了希罗多德的进行写作时的思想环境，因此，托马斯虽然放弃了希罗多德作为“历史之父”的身份，却没有如费林等学者一般，将希罗多德简单地矮化为一个脱离其时代的“故事创作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在古典世界的传统之中，修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划分在“技艺”的范畴中，此处的“技艺”在古希腊语中称为ἄρτος，与后世所演化出的更为偏重内涵意蕴的“艺术”（art）一词相比，更加强调其所具备的功能性，即偏向“技能”（skill）的意味，所有掌握这种技艺的写作者都可以将之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而这无法成为定位作家身份的依据。
同时，在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之下，“求智”乃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所普遍进行的活动，无论是希罗多德、智者，还是医药学家，他们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其个人探究成果的表达，因而其思维方式存在趋同的情况也并不奇怪。在当时尚未出现不同学科领域划分的“前学科”的背景之下，知识精英们在写作时的风格存在混合与杂糅的趋势亦再正常不过。仅仅因为在作品中使用了相同的技巧、体现了相同的思维方式，乃至存在相同的行文风格，并不能够形成他们是同一类作家的判断。因此，托马斯仅仅基于语言学与修辞学方面的考察，就将希罗多德视为智者的观点，无疑还缺乏更进一步的支持。故而，瑞尔（Rihll）虽肯定托马斯展开论述的出发点具有合理性，承认当时希腊社会的知识精英可能普遍熟悉其时代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且在自己的后续研究中论证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但也曾批评托马斯的部分论述太过拘泥于细节，使得其说服力与价值都有所欠缺。
不可否认，希罗多德的《历史》并不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下的历史著作。但是，需要认清的一点是，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其他古典作家，都没有作为现代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写作的自觉。而希罗多德在《历史》之中所表达的“保存人类的功业”与记录希腊人与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的写作目标，和他所使用的“探究”的方法，以及在《历史》的行文中所表达出的不自觉、原始而朴素的历史学批判精神，已经体现出了他的书写具有历史学的基础要素。希罗多德进行历史书写的时期乃是历史的发轫期，在这一学科萌芽的过渡阶段，没有成型的规范能够为希罗多德所遵循，因此，希罗多德的写作自然会既具有前时代的特点，又具有他将要开创的新时代的特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单纯地纠结于现代学科的概念，仅仅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不符合现代历史学的规范而否定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身份，实际上是再次走入了“以今论古”的歧途，出现了利用今人的视角与思维去框架古人的误解。诚如莫米利阿诺所言，“如果我们不对希罗多德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就应该承认他已经做得很完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以现代的学科定义与职业眼光去审视希罗多德，不如从希罗多德的写作本身出发，来增进对于希罗多德的理解。这或许才是对希罗多德历史写作时的语境加以研究时应当保持的初衷。
03 “学术语境”影响下的历史语境研究
在将托马斯所讨论的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视为考察对象时，在希罗多德研究得以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学术语境”，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希罗多德研究界既有的思想观点与研究范式所形成的学术环境，如何能够影响托马斯的讨论，并体现在她的著作之中，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历史语境主要在研究中强调，将文本写作时的情境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纳入历史考察的视野之下，尝试回归到文本写作的“当时”来理解文本；而与之相区别的“学术语境”的内涵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术语境”来源于整个学界多年来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而形成的学术史的关照；另一方面，“学术语境”也受影响于学者在参与学术讨论、经历学术思考的同时所形成的学术研究背景与立场，也就是当下现实的学术关注。
具体到托马斯的研究背景来看，如前文所述，托马斯对于“希罗多德是一位智者”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希罗多德研究界关于希罗多德身份的讨论的影响。托马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所尝试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是为同辈学者在后现代思潮下所热烈探讨的，“希罗多德是否堪称史家”的问题。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托马斯虽然提出要回归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来考察问题，但她所讨论的问题本身其实依旧扎根于现代学界研究土壤。不仅如此，托马斯在她的著作中所使用的关注修辞与语言学的研究方式，既具有古典学研究中重视修辞的传统的痕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学术界历史语境研究的发展、体现出了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而这无疑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希罗多德研究界的学术发展历程对于托马斯的影响。拉特内尔在评价托马斯的研究时便表示，“罗萨林·托马斯的书对希罗多德、他的同代人，以及现代学者的心态有着健康的尊重”，是在整合现代学界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研究。
而从问题意识来看，无论是托马斯对于“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讨论模式的跨越，还是避开“雅典中心论”的误区，将研究视野放宽的尝试，抑或是放弃实证主义的传统框架，选择另一种方式对希罗多德的身份所进行的再解释，其实都是她对于学界当下讨论的参与和回应，是她在其他同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思考。托马斯本人在其著作的序言中曾明确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讨论，尝试回答莫米利阿诺所提出的“谁是古典史家当时的受众”的问题。换句话说，尽管托马斯研究的关注点在希罗多德《历史》的文本和其他古代希腊的材料上，但是在尝试探索希罗多德进行历史写作时的语境的同时，她的问题意识的来源也仍然属于现代，实际上是在当下现实的学术关怀之下，对来自久远过去的材料所进行的讨论。
在“学术语境”的影响之下，托马斯对于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的考察，一方面因循了希罗多德研究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她所参与讨论的当下现实的学术环境。而这一点，也造就了托马斯所使用的语境研究这一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无论托马斯所倚重的“学术语境”的背景是来自学术史的发展还是当下现实的讨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来源于现当代人的认识与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现代“学术语境”所影响的学者们无论在语境的考察中怎样注意去规避基于个人立场的预设，他们所使用的方式与看待问题的眼光，实际上都无法摆脱现代学界的标准与痕迹。想要完全地回归到古人进行历史书写时的语境之中，几乎是绝无可能的。同时，学者们所参与的学界的所有讨论与对话，实际上也都是在现代的规范与标准的框架下所展开的。
倘若仍然回到托马斯的著作的内容之中来看，便能发现，无论是出现在她讨论中所谓的“医药学家”群体还是被称为“智者”的哲人群体，乃至其对这些群体进一步加以概括的“知识精英”等概念，其实都来自于后世或现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通过对希罗多德书写《历史》时语境的考察，将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古人，划分、定位在后世派生出的类别之下，实际上本身便带有一定自相矛盾的意味。即便托马斯认为自己所提出的“希罗多德是一位智者”的结论来自于对希罗多德历史写作时语境的考察，符合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背景，但她对于希罗多德的史家身份加以质疑的这一问题取向，实际上仍然被涵盖在现代学界中希罗多德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史的脉络之下，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需要被贴上“现代”的标签。而就其在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来看，虽然历史语境的考察在学界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常用的研究手段，将语言学与修辞学与史学相结合的讨论也并不少见，甚至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内就以传统的形式延续，但托马斯利用这些方法进行考察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希罗多德的叙事提供一种能够为现代学界所认同的解释，希望加以回应的，仍然是希罗多德研究的“学术语境”下现代学者们的关切。
换言之，在托马斯对希罗多德的历史语境加以追溯时，她自己其实也正处在现代的“学术语境”的裹挟之中。无论是在现当代史学发展的传统中所主张的希罗多德是一位史家的认识，还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提出的希罗多德是一位“智者”的主张，都是来自后世的所谓“后见之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今学界所进行的种种考察并无意义。今人固然无法为古人代言，能够确切定位希罗多德当然的只有希罗多德自己。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包括托马斯在内的后世的研究者所能做的，更多地其实是通过考察希罗多德的作品，透视并发掘其身份的诸多可能性，赋予这个古老而久远的人物以新的生机和活力。而后者正是托马斯的研究为学界所肯定的价值所在。如罗姆（Romm）所言，“全书成功地探索了一个广阔的、鲜有人涉足的文化领域，并给出了希罗多德参与其中、并将之运用为《历史》创作的关键元素的可能性。……这使得学界能够在富有启示性的新背景下重新审视希罗多德。”
总体而言，托马斯对于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语境的考察，在跳出了“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讨论模式的同时，也摆脱了学界传统的实证主义的框架，从语言与修辞的角度入手，试图对希罗多德的《历史》的文本叙述方式加以解释，她的著作无论是在问题意识方面，还是在方法论的选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为希罗多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在肯定这一研究重要性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托马斯对于历史语境的考察与讨论，实际上是在无法摆脱的现代“学术语境”的影响下，对于希罗多德研究中一部分既有讨论的参与和回应。同样也存在考察角度与方法论层面的局限性。
实际上，不只是托马斯及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希罗多德，所有的现代学者在对属于过去语境下的作品与作者加以重新讨论时，几乎都无法摆脱始终存在的现代“学术语境”与古代“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的存在，在一方面固然是语境研究自身理论困境的体现，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经典研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关键。因此，在应用语境研究这一方法参与相关的学术讨论的过程中，如何在充分认识到“学术语境”对历史语境研究存在影响的情况下，平衡并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以一种更为审慎务实的眼光去理解相关的讨论，使得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能够进一步深入，更新并丰富既有研究的内涵，保证相关的经典研究常有常新，或许是所有的历史学者需要加以认真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