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加里·纳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博采新社会史和“新左派”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之长，从“阶级”和“种族”两个维度对美国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并树立了激进主义史学对美国革命史的整体性解释框架。纳什以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提升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研究水平，帮助激进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学术界主流地位。纳什还领导美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扩大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史学界、教育界及社会的影响力。纳什的史学理念和实践反映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有助于我们透视美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演变，以及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现代社会思潮的变迁。
关键词：加里·纳什；激进主义史学；美国革命史
美国革命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长期受到美国历史学家的关注。美国革命史的研究和书写也经历了多次范式转变，而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辉格主义范式”，在“辉格主义”史家笔下，美国革命被书写为一段“建国之父”带领殖民地人民团结一心，推翻英国专制统治、维护人民自由与权利、创建共和制国家、书写人类历史新纪元、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辉煌历史。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史学”“旧左派”史学渐次登场，不断挑战和质疑“辉格主义”的革命史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新左派”史家与“新史学”联手开启的激进主义史学潮流历经艰难，多次调整，最终重塑了美国革命史的面貌。加里·纳什（Gary B.Nash,1933—2021年）一生致力于美国革命史研究，他积极投身激进主义史学潮流，挑战旧史学，开“新美国革命史”研究风气之先，是激进主义史学在美国革命史领域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纳什的学术经历，反映了激进主义史学艰难的发展历程，在一定意义上映照了美国现代史学和美国社会思潮的流变。
一、史学范式转变中的加里·纳什
在纳什进入史学领域前，美国革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范式迭代。一次是20世纪初进步主义史学对“辉格史学”的挑战。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其核心观念是“经济和政治冲突”。在进步主义史家笔下，美国历史是一部文明成长、民主进步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和不同政治主张之间激烈斗争的历史。卡尔·贝克尔的“双重革命”论、查尔斯·比尔德对革命的“经济解释”、富兰克林·詹姆森将美国革命视为“社会运动”以及随后“詹森学派”提出的“内部革命”，都是进步主义史学对美国革命的经典阐释。进步主义史学一段时间内在学术界获得支配性地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界掀起一股清算进步主义史学的潮流。“共识学派”迅速取代进步主义史学，成为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共识学派”关注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为“美国例外论”张目。“共识学派”的丹尼尔·布尔斯廷和罗伯特·布朗等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不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和利益冲突；美国历史上各种斗争，包括美国革命，都是在美国人共有的价值基础和宪法框架之内进行的，美国从来没有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论辉格史学、进步主义史学，还是“共识学派”，都更加关注国家、制度和政治精英。普通人、黑人、印第安人、妇女则很少成为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埃德蒙·摩根笔下的普通民众更是被称为“暴民”，认为他们对美国革命没有任何影响。“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更是让学者对城市暴乱、农民抗议、奴隶叛乱、福音派大觉醒运动、千禧年主义等18世纪的激进主义感到厌恶，更谈不上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激荡的社会运动和激进思想潮流引发史学界的强烈反响，逐渐形成挑战“共识”史学的史学潮流。当时，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尤其是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边缘群体对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感到厌恶，对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深感不满。他们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催生的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等激进思潮，很快在史学界激起强烈回响，越来越多“想要改变社会的人进入史学研究领域”。这些思想激进的史家不满“共识学派”抹杀美国历史在利益、种族、性别及地域上的多元性和冲突，刻意突出美国历史的合一性和连续性。在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激进思潮的引领下，他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美国历史上的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逐渐形成一股激进主义史学潮流。
激进主义史学的写作传统在美国史学界其来有自。早期的激进主义史学可以追溯到以赫伯特·阿普特克和菲利普·方纳为代表的“老左派”史家。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美国革命，注重革命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斗争，也关注底层民众、印第安人、妇女和黑人在革命中的经历。这些研究虽然存在时代倒错、误用概念等教条主义以及缺乏分析和证据等缺陷，但他们发掘了大量与民众相关的史料，在解释路径上也与后来的激进主义史家有所呼应。“老左派”史家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共识学派”，但他们的后人却接过了激进主义史学的大旗。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史家中，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杰西·莱米什（Jesse Lemisch）等人均来自左派家庭。“新左派”的先锋林德和莱米什本身就是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们受激进思潮启发，抨击和质疑精英主义史观，进一步强调普通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为“无权无势”“话都说不清的人”以及“穷人”书写历史。莱米什提出的“自下而上看美国革命”深刻地影响了阿尔弗雷德·扬和纳什等激进主义史家的研究。
激进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还得到了不同学术流派的滋养。与“新左派”史学同时兴起的新社会史也十分关注普通人、少数族裔以及女性等边缘群体的历史，他们借鉴社会科学尤其是计量方法，探讨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分化和冲突等问题。新社会史的兴起还重新激活了被“共识学派”推翻的进步主义史学，激进主义史家以新的材料和方法重新审视进步主义史家提出的“社会革命”等议题。纳什对进步主义史学领军人物梅里尔·詹森（Merrill Jensen）尤为尊崇，他声称读过詹森的所有著作。此外，激进主义史家还取法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乔治·鲁德（George Rudé）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史学方法，为那些被“共识学派”丑化为易受操纵、非理性的“暴民”的普通民众正名，揭示革命时期普通民众独立于精英的政治行动与意识形态的意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左派”史学和新社会史吸引越来越多的激进主义史家，他们关注普通民众、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将“阶级”“种族”和“性别”作为考察美国革命的基本分析范畴，推动“新美国史”的发展潮流。纳什正是在这股激进主义史学潮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
纳什之所以坚定地站在激进主义史学一边，还与他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并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但和很多左派青年学子一样，热衷批评罗伯特·布朗。毕业后，纳什去美国海军服役三年。期间，纳什第一次“接触到来自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种族冲突在“酒精和女人的催化下”浮出水面。军队中的阶级对立和种族冲突促使他开始“思考美国的种族问题”。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纳什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真正改变纳什研究取向的，还是纳什任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对民权运动的深度参与和对美国社会的观察。1965年，洛杉矶瓦茨地区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瓦茨暴乱”（the Watts Riots）。该事件导致瓦茨社区的黑人与洛杉矶警察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造成多人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纳什来到洛杉矶后，积极参与修复种族关系和消除种族隔离的工作。他还发现，加州大学和东部的精英高校非常不一样，这里的学生来自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和文化背景。这些社会现实状况使纳什意识到，以往研究忽略了美国历史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方面与当下美国社会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息息相关。纳什说：“20世纪60年代是塑造我的时期，我投入到民权运动中，改变了我对生活的决定。世界正在改变，我被时代的改革热情所吸引，增加了我追溯历史的欲望。”强烈的现实关怀让纳什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激进主义史学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在纳什刚刚投身历史研究之时，激进主义史学的整体力量还非常薄弱，其研究还没有得到学界公认。一方面，激进主义史家要挑战的旧史学势力依旧强劲，他们把持学术界，大部分激进主义史家只能游离于主流学术圈外；另一方面，初期的激进主义史家深陷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漩涡，常常被政府、大学和史学界排斥和打压，一度举步维艰。许多激进主义史家遭到大学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他们的著作很少被“认证”为“历史研究”，要么难以出版，要么出版后受到恶意抨击。可见，当时激进主义史家力量之薄弱，激进主义史学前景之黯淡。纳什的第一本著作尝试用“新社会史”的方法探讨殖民地社会的阶层分化和权力斗争，但因为重提进步主义史学的经济解释路径而遭到主流学界批评。刚刚博士毕业的纳什为了在普林斯顿大学谋求教职，因此，出版的博士论文只能接受建议，删除标题中的“经济”两字。纳什早年间的际遇，也可窥见激进主义史学创立之初的艰难。这一切与日后激进主义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如日中天的景象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之，做出经得起考验的研究，摆脱史学界的偏见和排斥，为激进主义史学正名，甚至让激进主义史学步入学术舞台中心，是纳什这一代激进主义史家所要做的努力。
二、激进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
20世纪6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激进主义史家关注美国革命时期的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从“阶级”“性别”和“种族”三个维度书写新的美国革命史。当时，林德、莱米什和扬专注研究革命时期的佃农、技工、海员和工匠的经历；埃里克·方纳主要研究内战和重建，也探讨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玛丽·诺顿和琳达·科伯尔各自研究美国革命时期的妇女，二者在材料和观点上相互补充，共同探讨妇女在革命中的角色和影响。纳什前期主要探讨美国革命时期的普通民众和黑人，他的著作视野开阔，立论新颖，富于启发性和引领作用；后期的作品则长于归纳总结，高屋建瓴地构建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美国革命史解释框架。
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史家最关心的问题是革命时期普通民众的角色、意识形态以及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由于缺乏史料，只用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难以考察普通民众的行动和思想观念，这就需要研究者运用新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1979年，纳什推出的《城市熔炉》就是一本运用新社会史的方法，考察普通民众抗争行动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纳什在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的档案馆搜集资料，找到大量革命前夕的税单、济贫记录、遗嘱、财产清单、契约文书、抵押贷款文书、法庭记录和工资记录等新史料。通过计量方法处理这些史料后，纳什摸清了殖民地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变动，找到了社会混乱和阶级冲突的证据，奠定了《城市熔炉》的立论基础。纳什在新材料发掘和占有上大大超越了之前的激进主义学者，对计量方法和定量分析的运用更是开风气之先,得到学者的称道。
《城市熔炉》想要回答的是一个经典问题：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纳什想要挑战的是当时广受赞誉的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提出的“意识形态”解释路径。纳什认为，贝林忽视了普通民众行动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得益于新材料和新方法的运用，纳什将目光转向殖民地城市的普通人在革命前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认识和反应，由此分析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他指出，18世纪北美殖民地社会剧烈变化，普通人丧失财产和地位，变得越来越贫困，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冲突日趋严重。城市工匠、小商贩、海员和学徒等普通人感受到周围世界的变化，他们虽然无法像精英阶层一样直接表达想法，但能够以行动给出回应。普通人走上街头游行的抗议活动包含着挑战殖民地政府权威和法律，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激进意识形态。普通人的抗争活动不但孕育了阶级意识，还成为革命激进主义的温床，并最终导致革命爆发。纳什还进一步指出，普通大众与精英不一样，他们信奉福音派思想意识，坚持“道德经济学”的传统理念和“平等主义、共享主义的精神”；并且，普通人的意识形态才是革命激进主义的真正起源。
《城市熔炉》刚出版时，一些学者并未注意到它在解释方法和视角上的更新，而是老调重弹，批评它有很强的“经济决定论”论调，对“阶级”概念的运用有时代错置的嫌疑。实际上，《城市熔炉》已经最大程度摆脱了此前激进主义史学的缺陷，更加语境化了。纳什所说的“阶级”是汤普森式的“群体意识和感觉”，它产生于殖民地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引发的社会分层和对抗，并且始终处于灵活变化中。社会经济的变化与意识形态是互相作用的，并非单向的“经济决定论”。与此前激进主义史家的作品相比，《城市熔炉》还具有以下优点。首先，莱米什等“新左派”指出普通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意识，但未指明具体内容，也未能辨析自由和权利在革命时期的具体含义。纳什则回到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揭示普通民众独立于精英且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内容。他提出的福音派思想意识、“道德经济学”等议题，得到了一些史家进一步的佐证与阐发。其次，由于受到材料限制，林德只考察了纽约的技工和佃农，莱米什只考察了海员，扬则考察了波士顿的工匠。这些研究考察范围有限，无法有效地论证普通民众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一宏大议题。《城市熔炉》视野开阔，纵横于三个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城市，涵盖了工匠、学徒、船员、小商人等主要的普通民众，甚至还包括黑人群体。因此，《城市熔炉》在普通人的意识形态对美国革命影响的分析也更具说服力。扬就非常准确地指出，纳什是第一个考察革命之前以及革命期间社会重组与政治转型关系的学者，他提供了解释革命激进主义仍然缺失的一个维度。
正因如此，1980年《城市熔炉》获得普利策提名奖。这对于激进主义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比当年林德和莱米什的博士论文都因遭到抵制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出版，纳什的论著如今可以角逐重量级的历史学奖项，标志着激进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已经逐渐得到史学界的承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城市熔炉》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来激进主义史学的最高水准。不仅如此，在2009年的一次圆桌论坛上，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城市熔炉》资料丰富、体大思精、构思精妙，无疑是过去30年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最好的著作之一。它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设定了标准”，是理解美国早期政治和社会变迁最好的参考书。由于集中探讨殖民地三个主要城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城市熔炉》还无意间成为城市史的经典之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纳什将研究重心转向美国革命时期的黑人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统的美国革命史叙事往往集中探讨白人男性精英的经历。至于黑人奴隶在革命期间的经历，乃至于参加英军的黑人，历史学家鲜有提及，即便提及也未能充分阐发其意义。纳什对此予以尖锐批评。在纳什之前，赫伯特·阿普特克和本杰明·夸尔斯两位“老左派”史家对投奔英军的黑人在革命中的意义有过一番独特的解释。他们指出，黑人奴隶投奔英军目的是“获取自由”，这与美国革命的题旨暗合。尽管缺乏资料，方法也陈旧，但他们对黑人与美国革命关系的阐释角度，刺激了纳什进一步思考革命中黑人的经历。
纳什进一步提升了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意义。他在《锻造自由》中提出了“黑人革命”（the Black Revolution）的概念。纳什认为，在革命期间，获得自由的黑人在费城建立家庭，掌握职业技能，建立教堂、社区和社会网络，培育文化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当时北美最大的自由黑人社区。“在革命战争年代各种事件的复杂交互作用中，费城的黑人发起自己的美国革命，为新国家最大、最活跃的自由黑人社区奠定了基础。”纳什还指出，“黑人革命”的核心主题和革命动力是“争取解放，获得自由”。黑人在革命期间的活动可以视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权运动”。后来学者将革命和共和国初期的一些黑人活动家称为“革命的黑人建国者”，显然是在“黑人革命”基础上进一步阐发的。纳什还分析了美国革命时期废奴失败的原因。在纳什之前，有学者曾指出美国革命时期存在废除奴隶制的机会。纳什进一步指出，革命时期存在各种废除奴隶制的有利条件却未能最终解放奴隶，是美国“最悲剧性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建国者背叛追求自由的革命理想。北部废奴主义者没有尽心尽力，他们面对废奴问题时，利己主义尤其是经济利益往往比人道主义更具决定性作用。纳什这一结论直接挑战了传统史学对美国革命的评价，成为激进主义史学的经典论断，也引发了很多学者探讨美国革命与废奴运动的关系。
纳什提出的“黑人革命”，凸显了黑人活动对于美国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更挑战了传统的美国革命史书写。纳什所谓黑人的“美国革命”在悄然间改变了美国革命的主角，也改变了革命的内容和性质，更改变了对革命意义的评价。在黑人的“美国革命”中，黑人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则是黑人推翻白人奴役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从黑人的“美国革命”角度而言，革命显然不再是自由神话了，而是自由的“悖论”。正如专门研究黑人史的艾拉·伯林后来所说，美国革命一方面标志着“自由的新生”，另一方面又“启动了奴隶制的大扩张”。
纳什对美国革命内涵、性质以及评价的改写，实际上是激进主义史学重新改造美国革命史的一部分。激进主义史家对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时期的经历以及他们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视为革命的中心内容，逐渐改变了史学界对美国革命内涵和性质的理解。激进主义史家认为，美国革命是由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策动的社会与政治变革，他们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和他们在革命中的积极行动，推动了革命进程，并赋予革命广泛且深刻的内涵和意义。不过，激进主义史家虽然展现了色彩驳杂的革命图景，但他们的研究通常只会涉及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群体，呈现零散、模糊和碎片化的普遍缺陷。这些研究固然新见迭出，冲击了传统的革命史书写，却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和瓦解传统的美国革命史书写范式，并彻底改写美国革命史。只有一部融合“阶级”“种族”“性别”三个议题，以普通民众、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妇女为主角的新美国革命史，才能彻底颠覆传统的革命史书写，并树立激进主义史学对美国革命的解释框架。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呼吁对“自下而上”的革命史研究进行综合。此后，激进主义史家伍迪·霍尔顿和雷·拉斐尔先后尝试写作以普通人和边缘群体为主角的美国革命史。霍尔顿和拉斐尔都强调普通人和边缘群体并非精英的提线木偶，而是有独立的意识形态；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有着不容替代的作用，是他们塑造了革命。其中，拉斐尔的贡献在于重新定义了美国革命中的“人民”。在传统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人民”主要指参加独立革命的殖民地白人男性居民。但在拉斐尔笔下的“人民”包括了革命时期从公民转化来的士兵、女性、非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遭受无情迫害的效忠派、中立派、城市居民（面包师、补鞋匠、木匠、劳工、水手）、小农场主、律师和商人、奴隶主、施害者和受害者、真正有爱国信仰的人和没有爱国信仰的人。可见，与此前的美国革命史书写相比，拉斐尔对“人民”的定义已经大大不同，具有非常鲜明的激进主义史学特点。不过，拉斐尔所谓的“美国革命”还是指北美13个殖民地抵抗英国、追求独立的革命。纳什继承了拉斐尔对“人民”的定义，但他却想要重新定义美国革命，构建激进主义史学的美国革命史叙事框架。他在2005年出版的《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吸收了激进主义史家的主要成果，构建了一个囊括北美13个殖民地,以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为中心的新美国革命史。这部极具颠覆性的美国革命史著作称得上是激进主义史学的集大成之作。
纳什严厉地批评以往的美国革命史忽视了偏远山区的农民、城市工匠、水手、女性、印第安部落的勇士和黑人奴隶，甚至效忠派的经历。他认为，这些被忽视群体的想法和行动，才是美国革命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起源、行动、特征和结果不可或缺的”。他们在革命中做出“最多的抗议、斗争和牺牲”，是美国革命被忽视的“生命和灵魂”。普通人和边缘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对他们也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影响。一部真正的美国革命史应该将这些群体都包括在内，也只有将这些群体纳入考察范畴，美国革命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革命”。
将如此众多的群体纳入“人民”范畴，意味着美国革命的性质和内涵变得更为复杂。纳什认为，美国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独立战争，还是一场重塑美国的多方斗争，一场内战和争取国家解放的军事斗争”；美国革命同时存在四条不同的主线，分别是争取独立、黑人反叛、印第安人反抗殖民者扩张以及革命阵营内部的冲突。也就是说，美国革命不再是单数的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而是包含了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多种议程表”，是复数的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s）。正如李剑鸣所说，纳什笔下的美国革命涵盖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种族革命，是一场普通民众的革命，也是一场奴隶起义，还是印第安人的独立革命和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革命，更是淡化和消解“建国之父”痕迹的革命。可见，《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已经从性质、内涵和意义等方面重新界定和书写美国革命。
纳什将激进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编排，构建了以普通民众、黑人、印第安人、妇女为主角的新美国革命史。在纳什笔下，普通民众在殖民地争取独立和政治民主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是推动革命进程的动力源泉；黑人奴隶、印第安人、妇女以及反对殖民地独立的效忠派各自有自己的“革命诉求”。具体而言，摆脱奴隶制、获得自由是黑人奴隶的革命目标；保护土地和政治自主性是印第安人的“革命诉求”；妇女发出了对政治权利的呼吁；甚至效忠派也有对平等和自由的“革命理想”。但是，革命的承诺“并未实现，许多激进的理想被稀释，延期和虚掷”,主要原因是“不情愿的革命者”——建国精英的踌躇不前和百般阻挠，导致普通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妇女对政治权利的诉求被男性忽视；黑人奴隶失去宝贵的解放机会；印第安人争取自主权的革命则以悲剧收场。
对于激进主义史家来说，《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不啻为一部令人欢欣鼓舞的作品。激进主义史家伍迪·霍尔顿指出，在探讨“争取内部自治”上，没有人比纳什做得更好。《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是纳什自己学术的一次总结和整合，更是过去几十年激进主义史家的学术结晶。这一点从书中使用的参考文献也可以看出。该书不仅包含了纳什前期论著的主要观点，更参考了40年来美国革命史领域激进主义史学的主要成果。因此，有学者说，《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是四十多年来“自下而上看美国革命的高潮”。摩根不认可纳什的观点，但也认为“作为新左派的领袖”，纳什带领“左派”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纳什摆脱了“旧左派”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改写了历史，为他们研究的人“赢得了尊重和理解”，并塑造了一整套“激进主义的历史先例”。
1994—1995年，纳什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表明其学术成就已经获得公认。伴随着纳什获得认可的是，激进主义史学也在众多史家的努力下从被排挤和敌视的边缘逐渐获得认可。激进主义史学取得的成绩固非纳什一人所能包揽，但他的贡献也非大多数学者可比拟。纳什在激进主义史学刚刚起步时就拿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打破了学术界对激进主义史学的抵制和排挤，为激进主义史学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也引领了一批学者的研究。后来的学者正是站在纳什的肩膀上取得了超越纳什的学术成就。在其生涯后期，纳什又在更高层次对激进主义史学进行总结和升华，撰写《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这样的集大成之作，完成了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推出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美国革命史。这样看来，说纳什是激进史学在美国革命史领域的领军人物似乎不为过。
三、为激进主义史学辩护
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进主义史学在美国史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取得了支配性地位。激进主义史家倡导的新美国革命史在学术界取得了强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性优势。如今，大多数学者讨论美国革命都会用相当的篇幅来叙述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倘没有这些内容，必然遭到学术界诟病和批评。研究美国革命史的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S.Wood）对此深有体会。伍德与纳什年龄相当，两人几乎同时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伍德却坚持以传统的政治史路径探讨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伍德的书中既没有海员、学徒、契约仆、无地农民或贫困退伍军人的身影，也没有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等边缘群体的声音。这遭到很多激进主义史家的批评。扬就曾说，伍德写的激进主义历史中“找不到熟悉的激进分子”。
除了在史学界取得优势地位，激进主义史学还浩浩荡荡地向历史教育领域开进，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教育领域发挥影响力。纳什刚进入加州大学任职时，就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指导编写课程教材《红种人、白人与黑人：美国早期的人们》。他呼吁学者重新考察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历史，摒弃文化有高下之分、民族有文明与野蛮之别的观念，从不同种族、文化的互动和斗争角度重新思考美国史。这本书对学术界和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纳什又联合其他激进主义史家编纂《美国人民》作为大学历史参考书。与之前大学历史教科书相比，这本教科书涵盖不同地区、阶层、种族和族裔以及文化背景的美国人的生活与经历，探讨塑造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宗教等因素；不但包括主要的重大政治、外交事件和精英人物，还包括诸多历史上不知名的普通人和边缘群体。
20世纪90年代，激进主义史学的影响力进一步下沉到中小学历史教育领域。1992—1994年，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和国家人文基金资助下，众多教育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组成历史教学标准委员会为美国中小学生制定《全国历史教育标准》（下面简称《标准》）。纳什正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充分反映了纳什在当时美国史学界的崇高声誉。与以往刻板教条的填鸭式教学、向学生强行漫灌“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课程相比，《标准》强调美国在种族和族裔方面的多元性以及美国历史的多元文化起源；在内容上，《标准》大幅增加了与底层民众、印第安人、黑人、妇女以及少数族裔相关的内容，突出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在历史中的作用；《标准》还增加对美国的种族冲突、奴隶制以及麦卡锡主义等重要议题的探讨；在学习美国革命、杰克逊民主、工业革命以及美国扩张等传统美国史内容时，《标准》试图引导学生以批判与省思的态度思考这些历史事件给不同种族、阶层和不同性别的美国人带来的后果，让学生认识到“美国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总的说来，《标准》充分吸收了过去几十年美国史学发展的新成果，尤其倾注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和史学理念，充分证明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社会影响力。
但是，在保守主义思潮回流的背景下，激进主义史学的强势最终引起学术界和美国社会的反弹。《标准》对少数族裔、印第安人、女性以及普通美国白人历史的强调，引发了维护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史家及政治家的强烈不满。《标准》在发布之后，很快引发美国学术界、政界和新闻界乃至整个社会长达四年之久的激烈辩论，纳什将其称为“文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纳什等激进主义史家与保守派激烈的辩论，对美国史学界和社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保守派严厉地批评《标准》颠覆以白人为中心、宣扬崇美的传统美国史观，将矛头直指纳什。刚刚卸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的林恩·切尼抨击《标准》为了迎合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不惜牺牲美国历史的精华，无视美国历史的优秀传统，刻意引导学生去学习那些被现实政治认为是“正确的”历史。《标准》对以往饱受尊崇的华盛顿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李、爱因斯坦、托马斯·爱迪生等对美国历史有重要贡献的人绝少甚至不提，却大书特书名不见经传的黑人、普通人。尤其令切尼无法忍受的是，《标准》过度谈论美国历史上的阴暗面，19次谈论麦卡锡主义、17次提及三K党，却竟然没有专辟一章来讨论美国立宪。切尼的观点得到保守派作家和政治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讥讽《标准》是一部靠砸大学校长办公室起家的激进分子炮制的“PC经典之作”。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直接点名批评纳什，指责《标准》带有纳什狭隘的政治标准，美化边缘群体和“低等阶层”，否定美国的历史精华和传统英雄，也剥夺了美国人的“希望和历史本身”。当时，美国正在进行国会中期选举，一些共和党议员也毫不客气地攻击《标准》是“披着历史的伪装的意识形态”，并极力鼓动议会阻止“极具破坏性的”《标准》进入学校。还有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对《标准》提出抗议，声称要限制PC政策泛滥，阻止对《标准》的批准和认可。“
激进主义史学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指责，也不是最后一次。不过与激进主义史学刚刚起步时处处碰壁的尴尬不同，纳什在这次的辩论中不再孤立无援，而是得到美国史学界、社会和政界力量的鼎力支持。当保守派声称要阻止批准和认可《标准》时，许多历史学家和中小学教师立刻通过报刊发出抗议，动员国会议员阻止参议院的决议。面对保守派的指责，纳什及其支持者也进行激烈的回应。纳什积极奔走，每天准时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为《标准》辩护。他指出，《标准》无意贬低或抬高某一种文明，也无意否认领袖人物的作用。《标准》只是要纠正以往被歪曲和无视的历史，让学生了解美国历史由三种文明交汇塑造这一历史事实，同时也鼓励学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了解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而不是只关注领袖人物。激进主义史学的另一位领袖方纳也指出，应该观察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对美国社会中心价值思想的运用，启发学生领悟美国史的精神，学会以公正和勇敢的态度去面对美国历史中那些令人尴尬的地方。
为了平息保守派的指责，纳什做出妥协对《标准》进行修改。新的《标准》适当增加了对欧洲文明、美国主流价值观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讨论。但是，修改后的《标准》大体还是保留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理念和研究成果。同时，原版《标准》仍然得到美国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认可和赞扬。以后各州在制定历史教学标准时，也大多参考或直接照搬《标准》。这也表明，激进主义史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这不啻为一种胜利。
这场关于中学历史教育标准的辩论，实际上反映出民权运动以来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的斗争，表现为激进主义史家和保守派史家对“历史话语权”的争夺。纳什等激进主义史家的学术思想形成于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年代，他们参与到各种为少数族裔和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中。激进主义史家接受了民权运动的激进意识形态，这些思潮和意识形态激发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也滋养了他们的历史研究。一些激进主义史家甚至从不避讳自己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理直气壮地承认他们是历史上的普通人、少数族裔和女性的代言人，就是要为历史上被忽视的群体仗义执言，争夺“历史话语权”是历史研究中的“激进派”。所以，激进主义史家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纳什自己也承认，《标准》诞生于左右派思想交锋的年代，带有时代色彩，并且主要是为不受传统史学重视的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说话。《标准》“的确倾向于将那些以前被诋毁的人浪漫化，重视以前被忽视的族裔的阴暗面，同时将大部分批评留给了欧洲殖民者”。
因此，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赋予激进主义史家学术创造力的同时，也导致他们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纳什等激进主义史家常常挣脱史学伦理和学理的束缚，用现代的观念去改造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而非历史地分析和评价美国革命中的诸多议题。这的确是激进主义史学最受非议的地方。伍德指出，纳什总是试图“把他的政治观点融入到历史写作中”，他的论著充斥着现代“多元文化政治”。摩根也认为，纳什的史学是“现时主义”的，是左派“反对历史和当下不公正”的产物。他指出，这场“不为人知的革命值得铭记，它揭示了更大革命的先兆，却不能替代已知的革命”。历史学家彼得·奥努夫进一步指出，“黑人革命”“印第安人革命”“妇女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纳什为解构“建国者神话”而“建构”的新神话。换言之，纳什过分拔高甚至神化了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在革命中的经历及其意义，并且是以过分矮化“建国之父”的革命贡献为代价。从学理上来说，这些历史学家的批评似乎也不无道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激进主义史学研究不仅仅是美国现代政治变迁的产物，还与美国史学本身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因此，对纳什的研究乃至于对激进主义史学的评价，也应超越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
结语
整体来看，纳什和其他激进主义史家始终都在关注美国历史上的“失语者”。这些“失语者”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和生活痕迹，长期以来都被历史学家遗忘。激进主义史家孜孜不倦地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使普通人和边缘群体生活中遭遇的苦难和恐惧跃然纸上，他们怀揣的希望和诉求得以重见天日。由此，激进主义史家揭示了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内容，构建了一幅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美国革命史画卷，加深了我们对美国革命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理解。虽然激进主义史家笔下的美国革命不再振奋人心，反而显得苦涩和阴郁，暴露了许多黑暗面，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快，但纳什仍然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挖掘被隐藏的历史事实，揭示美国历史上被人遗忘的伤痛和失败，做“历史健忘症的解毒剂”。纳什希望美国人可以正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时刻饱含的背叛、失望和痛苦的污点，因为它们是一剂令人清醒的“苦口良药”。尽管激进主义史家的研究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但纳什从不认为他们的研究绝对正确。相反，纳什鼓励争论和意见分歧，希望美国的年轻一代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并学会表达自己，参与争论，努力思考。
激进主义史家不但重塑了美国革命，他们倡导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现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激进主义史学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研究中，丰富了研究者的概念、分析工具和理论方法；激进主义史学将以往遭到忽视的社会群体，被边缘化的种族和妇女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大大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黑人史、族裔史、印第安人史、妇女史等领域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激进主义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产生了很强的辐射效应，激进主义史家倡导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成为史学基本的分析范畴，被史家广泛运用到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劳工史等领域，使传统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气象和新局面。总而言之，激进主义史学在研究取向、方法题材以及解释框架等方面给美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就了如今包容和多元的美国现代史学。就此而言，纳什和他代表的激进主义史学在现代美国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