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巴黎公社纪念经历了由个体自主参与至党团实施动员的过程。建党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施存统、刘仁静、周恩来、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以撰文的方式积极推进巴黎公社译名及其无产阶级专政语义的传播，为纪念活动奠定了学理和组织基础。在国民革命兴起的背景下，随着对政权建设探索的深入，中共与青年团携手发起巴黎公社纪念，呈现出由国民革命初期对内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意涵为主，到中后期动员民众反帝反军阀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态势演进。中共早期的巴黎公社纪念，使巴黎公社所具有的革命意涵得以充分彰显，既推动了中共对革命政权理论的认知与实践，也强化了其组织动员能力，展现出党的建设早期探索的复杂艰辛。
关键词：巴黎公社纪念 中国共产党 国民革命 民众动员
1871年3月18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宣告诞生。尽管仅存在72天，但其革命精神与革命实践足以彪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并“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翌年3月，在国际总委员会发起的巴黎公社周年纪念会上，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更是强调，“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不仅点明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向，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政权理论的探索。
目前学界相关探讨，或注重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或记述中国首次巴黎公社纪念活动，这对研究中共早期巴黎公社纪念不无裨益，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其一，对“巴黎公社”译名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史实叙述大同小异，多沿袭陈叔平的说法，而对中国共产党人发挥的作用语焉不详；其二，认为1926年3月广州举行中国首次巴黎公社纪念活动有以讹传讹之嫌，对其纪念发端的地位有所忽略；其三，甚少将巴黎公社纪念活动与中共组织建设、政党转型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本文拟在深入发掘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至国民革命时期纪念巴黎公社的史实，揭示国民革命背景下纪念演进的阶段性特征，通过这份颇具典型性的分析样本，探讨中共早期政权理论的认知及政党建设的探索。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巴黎公社认知与宣传
追溯中国共产党纪念巴黎公社的缘起，需从“巴黎公社”这个词语传入中国时所引发的认知差异说起。巴黎公社成立及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后，一些官僚、知识分子对它的最初印象是“叛乱”。1871年陪同崇厚赴巴黎交涉天津教案的张德彝在《随使法国记》中，将巴黎公社定性为“红头作乱”、“红头民政”、“叛勇作乱”。1873年8月，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与张宗良合作的《普法战纪》亦以“乱民”、“乱党”、“乱徒”、“贼众”、“贼党”等称谓描述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认为其是“致乱之由，则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这种将巴黎公社“致乱”根源归咎为“自主”即实行民主的看法，与作者维护君主制的改良保守政治立场正相吻合。巴黎公社是“叛乱”的形象一直延续至清末。1903年5月，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法兰西史》论述巴黎公社为“民乱蜂起，布满府厅”，“后反乱败，法乃渐兴”，即是显例。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时人对巴黎公社的认知逐渐由“叛乱”向“革命”转变。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1906年6月，宋教仁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文章，以饱含革命意蕴的“巴黎暴动”指称巴黎公社。1907年6月，自诩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宣讲师的张静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该报以革命、民权为宗旨，故其创刊号所发《新世纪之革命》注重凸显巴黎公社的“平民社会革命”意义，强调它是由于社会主义鼓吹所致，“虽其事未成，然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记念，亦足以为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至民国时期，尤其五四运动前后，巴黎公社的革命语义逐渐得到时人认可。向持改良立场的梁启超在1919年所写《欧游心影录》中，称巴黎公社为“巴黎革命”，但同时不免有批判之声，认为“巴黎平民政府，残暴不可共事”。
当然，真正推动巴黎公社革命语义广泛传播的，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莫属。这种推动，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译介与论争。1920年5月23日，《星期评论》登载李汉俊《劳动者与“国际运动”》，该文在宣扬反资本主义的“万国同盟”（The International）时，以“巴里共产革命”指称巴黎公社。然而，当时更多使用的则是“巴黎自治”、“巴黎自治团”和“巴黎共产团”等译名。11月7日，《共产党》创刊号刊发袁振英翻译的法国学者乔治·索列尔为列宁辩护的译文，把巴黎公社翻译为“巴黎自治”（Paris Commune）。12月7日，李达在《共产党》发文，强调社会革命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他的这一主张即比照“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1921年6月7日，李汉俊在《共产党》发文介绍列宁的劳农制度学说，凡涉及巴黎公社概念便译为“巴黎自治团”，如“巴黎自治团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踏进了历史的第一步；劳农制度，踏进了第二步”。8月1日，施存统在《新青年》发文，亦使用“巴黎自治团”这一译名，他认为马克思主张“劳动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团失败之后”才明确的。
施存统的看法引发了徐六几与刘仁静的争论。8月15日，徐六几在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评论中指出：“列宁所施行的无产阶级独裁完全私淑马克思，可是马克思自己对于这个观念，在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区（Paris Commune）失败以后，已经完全抛弃去了。”徐六几的这一说法并非原创，而是沿袭斯巴戈的观点。徐六几不仅与施存统在观点上针锋相对，而且以“巴黎自治区”的译名替代“巴黎自治团”。对此，1922年1月刘仁静在《先驱》创刊号上发文批驳徐六几时用的是“巴黎自治团”而非“巴黎自治区”，但在阐释自己观点时用的是“巴黎共产团”。不难发现，针对徐六几原文“巴黎自治区”的表述，刘仁静在引述中误作“巴黎自治团”，不论这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反映了“巴黎自治团”在当时的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4月15日的《先驱》上，刘仁静回应徐六几和张东荪的文章，依然使用“巴黎共产团”译名。5月5日，他在《晨报附刊》发文，仍将“巴黎空闵”（Paris Commune）译为“巴黎共产团”，并认为它是“由普法战争的压迫和第一工人国际的分子的思想”鼓荡所致。很明显，这场发生在徐六几与刘仁静之间的争论，引起时人对“巴黎共产团”的关注，也传播了马克思“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学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刘仁静功不可没。
“巴黎共产团”译名并不是刘仁静独创。1922年1月15日，邓中夏在《先驱》创刊号上发表有关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评论，其中也取“巴黎共产团”译称。此外，7月1日《新青年》刊发周佛海、李达的文章，在反思巴黎公社教训的部分亦用“巴黎共产团”的译法。不唯如此，李达还在1923年4月10日和5月15日的《新时代》上发文，译介马克思学说，凡涉及巴黎公社皆译作“巴黎共产团”，以表明其含有“无产阶级开始执政”之意。可以看出，李达的巴黎公社译名经历了从1920年“巴黎自治团”至1922年、1923年“巴黎共产团”的转变，这既是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对巴黎公社的认知由“自治”转向“共产革命”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深化的真实反映。
除“巴黎共产团”外，由一些中国共产党人首创的“巴黎共治团”译名同样值得注意。如1922年12月1日，周恩来在《少年》发文纪念俄国十月革命，指出“只有一八七一年巴里（黎）共治团”能与之相比，同时认为“巴里共治团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该文不仅赋予巴黎公社以“共治团”的新译名，而且指明了其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先驱地位。
准确体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巴黎公社认知的是李大钊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该文是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而作，李大钊并未完全接受申报馆提出的有关世界劳工运动的命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与《申报》几乎同龄的巴黎公社，并代之以“巴黎康妙恩”的音译。在6300余字的宏文中，李大钊着意于突出“巴黎康妙恩”的“社会革命的先声”地位，认为“巴黎的人民，在‘巴黎康妙恩’（The Commune of Paris）名义之下开始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而作为“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的“康妙恩”（Commune），对于巴黎多数民众有着“民主政治”和“自治”的意味。李大钊指出，“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在阐明“康妙恩”内涵、性质的同时，李大钊还对“巴黎康妙恩”从诞生到灭亡的历史脉络，包括其成立背景、过程、执政措施、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等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剖析。在文末，他特别强调“巴黎康妙恩”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将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相结合的看法，与上述周恩来的主张如出一辙，展示了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向往与憧憬。
上述李大钊所撰是目前所见中国共产党第一篇专题论述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巴黎公社的文本表述由以前单一指称转向专题言说，摆脱了依托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涉及巴黎公社译名的做法。李大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弥补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不够重视巴黎公社的不足，开创了时人对巴黎公社专题阐释与纪念的先河。需要补充的是，李大钊撰写文章本身就属对巴黎公社的纪念。早在1922年2月12日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中，李大钊即已萌生纪念巴黎公社的想法。他在建议新闻记者如何“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时，曾以巴黎公社为例。而一年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的发表，应是此次建议的落实与体现。就此而言，李大钊堪称中国倡导巴黎公社纪念的先行者。
“巴黎公社”译名首创自瞿秋白。1921年3月11日，正在莫斯科游历的瞿秋白为《赤都心史》撰写“公社”一节时，第一次使用“巴黎公社”的译名：“欧洲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要算一八七〇（应为1871——引者注）年巴黎的公社革命（La Commune de Paris），马克思亲与其事。公社大概的组织就是城市工人共同组织一消费社，分配一切需要品。”尽管这段介绍不长，但“巴黎公社”这一言简意赅的中译名却随着1924年6月《赤都心史》的出版而流传开来。1924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新闻报道中采用了“巴黎公社”译名。“巴黎公社”译名的诞生，为纪念文本的表述与传播提供了便利。
如上所述，“巴黎公社”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过程，经历了“红头作乱”、“暴动”、“共产革命”、“自治团”、“共产团”、“康妙恩”、“公社”等译称的改变，其语义也发生了由“叛乱”至“无产阶级革命”的演进，体现了不同政治势力的趋时观察与认知。李大钊、李汉俊、袁振英、李达、施存统、刘仁静、邓中夏、周恩来、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奏响了纪念巴黎公社的序曲。纵观宣传巴黎公社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群体构成上清一色都是知识分子，且多以个人名义在报刊上阐发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革命认同，是他们赋予了巴黎公社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意涵，并指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二、国民革命前期中共党团的纪念发起
随着“巴黎公社”一词及其语义的传播与流行，中共党团的纪念活动也逐渐展开。如所周知，中共脱胎于共产主义小组，这决定了自其诞生就带有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印记。而这样的印记，与中共一大纲领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管理制度”的革命政党理念存在一定张力。对此，1922年7月中共二大秉持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不要做“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而要“到群众中去”，做革命运动的“群众党”。正是这样的定位，构成其后中共巴黎公社纪念发端的内在驱动力。
目标虽已提出，实现却绝非易事。事实上，至少在国民革命初期，中共仍未扭转知识分子在党内占据较大比重的状况。据邓中夏记述，1924年春标榜无政府主义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就以“穿长衫的，快滚出去”的口号抵制共产党涉足工会，而军阀吴佩孚则告诫铁路工人“不要为学生政党利用”。“穿长衫的”、“学生政党”的称谓虽出自敌对势力之口，但却真实反映了此时中共的状况。这一时期，不仅帝国主义在租界严禁共产党活动，北洋军阀政府也频繁颁布严酷的党禁政策，这些都令中共难以正常开展群众运动。
国民革命兴起后，中共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宣传动员工农群众聚焦，这点可以从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中得到印证。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反思组织上所存在的“关闭主义”，明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要“纯粹由智识阶级份子组织”，而要发挥群众运动的重要性，指出中共的责任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为此，中央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要求地方委员会强化宣传、组织、工农三部的职能，组织部要设立“交通”职务以便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制定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策，更加突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有多年历史，但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命运。帝国主义争相勾结中国易于妥协的上层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要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广泛参与，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获得胜利。这种批判资产阶级反帝妥协性与强化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诉求，不但展示了中共的革命决心，而且凸显出发动民众的必要性。192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工作计划中指示：“对外应利用各种机会使我们的思想能切实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尤其对于各种带有全国性的运动及各种普通的纪念日，都须预定一计划，令各地方斟酌进行之。”中共巴黎公社纪念活动紧随其后发动，体现出巴黎公社所蕴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意义与中共加紧发动民众的倾向高度契合，纪念活动的开展为中共动员民众提供了契机。
1925年3月7日，青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推出两篇署名分别为“天声”和“大学”的纪念巴黎公社的特刊文章。经笔者初步考证，作者“天声”很可能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编辑人员的笔名或化名，而“大学”或为中共中央的代称。当然，不论作者署名能否得到进一步确证，这两篇文章系目前所见中共党团首次纪念巴黎公社的文本是毋庸置疑的——其主旨与中共四大所提无产阶级必须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的决议精神相通，且注重发掘巴黎公社的意义与教训。
“天声”《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一文立足于史实基础，指出公社值得纪念不仅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更在于其失败教训具有警醒意义。关于前者，文章认为它证明了无产阶级有执政能力，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唯一领导阶级；其建立的公社政权，既是法国劳动者的保护人，也是国际劳动解放的中枢，并为世界无产阶级“贡献”了政治组织形式——如俄国苏维埃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大纲与巴黎公社完全相同，是其“更完密的形式”。关于后者，则指出它没有统一强固的党，政府权力不集中，“对待反革命势力太宽恕，不没收银行，不掌管交通机关”，这些都可以作为后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车之鉴，“俄国革命的胜利”便是这样“得着的”。文章最后还对比了巴黎无产阶级反帝的革命彻底性和以台尔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事卖国”的妥协性，以此观照中国无产阶级应当负有的民族革命使命。
与之相应，“大学”在《为甚么纪念巴黎公社》一文中强调，纪念巴黎公社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揭示公社的历史意义，包括四个方面：（1）无产阶级首次夺取政权；（2）法国对外战争转为国内战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一切战争的精义；（3）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雏形；（4）证明了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并能创造新的政治生活。二是吸取公社失败的教训，体现在两个方面：（1）公社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指挥；（2）公社领导者不懂得夺取政权。作者将巴黎公社与俄国十月革命作比较，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必得效法俄国革命，但同时亦须记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
除《中国青年》以外，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还有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3月15日刊出的《巴黎公社五十四周纪念》。经笔者核查，该文与上述“大学”的纪念文章相比，除附有巴黎公社略史及失败原因分析这点稍显不同，其余内容如出一辙，甚至有不少文字完全雷同（如对公社历史意义的表述）。可以说，该文是以“大学”的纪念文章为蓝本充实而成的，从另一侧面佐证了笔者前述关于“大学”可能是中共中央代称的推断，暗示中共中央或已介入巴黎公社纪念。事实确实如此。1925年4月，中共中央在第二十二号通告中明令：“本党宣传工作亟须切实整顿，以后凡遇各种纪念日及大的宣传运动，各地于遵照中央宣传大纲实行之后，当迅速将宣传之经过，报告于中央。最近之‘三八’纪念，巴黎公社纪念，孙中山死后之宣传，望即报告。”这份通告表明，中共中央至迟在3月18日以前就已着手部署并规范巴黎公社纪念了。
与此同时，青年团中央也开展行动，发布通告要求纪念巴黎公社，各地方团组织积极响应并落实。3月18日，团绍兴支部在自办报纸《琴心》推出纪念巴黎公社特刊，团九江特别支部刊发纪念社评。绍兴、九江的活动属于文本纪念，此外还有报告、演讲等纪念活动。如团青岛地委在四方机厂召开纪念会，与会三四百人聆听有关巴黎公社历史、意义、教训的报告，会上还举行主题演讲，宣传巴黎工人夺取政权及其失败在于缺少共产党的指挥。有些纪念会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合开，如团长沙、唐山地委等。
在各地党团合作的纪念活动中，广州的活动可谓典型案例。3月18日晚，团广州地委依照中央通令，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140余人的纪念会。为体现纪念主题，会场悬挂马克思像，贴有“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要在共产党指挥之下”、“无产阶级须执行严厉的手段才能推倒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等标语。在郭瘦真主持下，阮啸仙、谭平山分别作报告和演说，演说大意有两方面：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共产党指挥之下；二是资产阶级革命最缺憾的就是易于妥协，而无产阶级须对此有所“预备”。最后，与会人员齐唱《国际歌》，高呼“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解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很明显，这些标语、演说、口号，与中共四大的决议案精神及《中国青年》的巴黎公社纪念文本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除举办纪念会，团广州地委还在《新学生》半月刊及《青年农工》周报上组织刊发巴黎公社纪念文章。文本纪念与纪念会相结合的形式，构成了广州巴黎公社纪念的基本特征。类似特征，还在宁波、香港的纪念活动中得到体现。如团宁波地委在刊物上发文宣传巴黎公社以外，还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举行纪念演讲；团香港地委派人在海员、木匠、泥水等工会中组织演讲，在香港《劳动周刊》发文宣传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纪念活动有成功举行的，也有部分党团虽接到通知，却因筹组乏力未能很好贯彻落实的。如团涪陵支部在3月18日下午才接到通知，根本来不及组织，只得与纪念擦肩而过。重庆团组织因“过期许久才接到通告”而错过纪念时机。团平江地委曾讨论过执行中央纪念通告，但不知为何却“做不通”。团徐州地委虽已获悉通告，却因为对纪念“知之不详”，又时值“同学们忙临时考”，也未能开展活动。保定的纪念筹备过程更是曲折。据团保定地委报告，地委虽知中央通告，但未及时收到纪念材料，寻找材料又“异常困难”，只好从《马克思纪念册》及《新青年》第3号所载《马克思主义》《俄国共产党》两文里“很勉强的录了一个内部的传单，每同志一份，并通告各支部在开会时，把这些事作讲演式的报告”，最后活动因“开会事多，都没作到”。后来，尽管收到中央寄来的第69期《中国青年》纪念材料，不过也早已错过纪念日期。
除组织问题以外，中共党团纪念巴黎公社还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使其民众动员的初衷大打折扣。团北京地委的纪念宣传运动因“别的影响”没能举行，改在支部报告巴黎公社略史；团广州地委在筹组纪念巴黎公社活动时，恰逢孙中山丧事，不宜公开活动，只好在晚上“开一半公开的纪念会”，与会人员仅限于中共党团员及“情谊相好者”。不仅政治，经济也是制约因素。团青岛地委本想翻印济南地委发来的传单在纪念会上散发，但由于经济困难只好作罢。究其原因，组织者筹备不力是主要因素。3月30日，团长沙地委在致团中央信中直言“没有方法向同志外作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并反思“这或是我们宣传不得力的缘故，然而客观的阻碍，也是一时无法打破的”。团香港地委在5月15日的报告中坦承：“巴黎公社这个纪念日子，在工人方面，多数不明了，且竟然不知有此事者甚多，因前时对于这个纪念日欠缺在工人方面宣传。”相关筹组不力的事例，还可从5月31日团九江特别支部给团中央书记恽代英的报告中得到印证。另外，对纪念巴黎公社宣传工作失策的反思，主要是来自那些已经落实团中央通告的地方组织。
中共党团巴黎公社纪念活动的初始形态，主要以对内为主，纪念会报告、演讲等口头宣传也多限于党团组织内部，甚少向工农群众扩展，游行示威等公开活动更为罕见。因而，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对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尚乏影响力。尽管群众动员不甚理想，但毕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这一成功，既有中共党团中央层级的规范部署，也有北京、绍兴、九江、青岛、长沙、唐山、广州、香港等地方组织的落实与践行，中央与地方协调配合，共同开创了中共纪念巴黎公社的先例。同时需要看到，中共党团携手纪念巴黎公社的主体与动员对象多限于内部青年学生，且碍于前述诸多因素制约，效果有限，未能对工农群众产生较大影响力。中共党团之间的互动及组织层面的反思，推动了巴黎公社纪念在中国的发端及常态化，为国民革命中后期大规模纪念活动的展开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经验教训。
三、国民革命中期中共对纪念活动的公开动员
1926年以后，在国民革命大潮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党团内部隐秘纪念宣传巴黎公社，向广泛动员民众的公开纪念转变。这在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表现尤为突出。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及国民革命的推进，尤其东征、南征的胜利，广东革命政权愈趋稳固，为巴黎公社纪念奠定了可靠的政治保障。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客观上有利于中共为纪念巴黎公社营造舆论（如借《广州民国日报》等国民党中央报刊进行纪念宣传），但也面临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隐忧。基于以上情况，中共借国共合作契机，发起大规模巴黎公社纪念活动，试图通过宣传其经验教训，更好地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
1926年3月1日，中共党团议决组织巴黎公社纪念筹备会。随后，联络国民党中央党部、广东省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广州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统一广东各界代表会等12家机构，共同发起广州各界团体代表大会，于3月11日发布函告，计划在14日召开巴黎公社纪念筹备会。至14日，筹备会开幕，有26个团体到会，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祖棠、青年团代表黄居仁被选为主席和书记。经讨论，广东各界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正式宣告成立。筹备会下设总务、宣传、布置、纠察四部，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学生联合会、省港罢工委员会负责部务。筹备会决定于3月18日在广东大学举行纪念会。
在特发的纪念通函上，不仅言明巴黎公社“推翻资产阶级的卖国政府，建立工人政府，解放被压迫阶级”是法国革命新纪元，而且提到其世界革命意义——它曾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现在它也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借鉴与推进作用。易言之，通过对巴黎公社的热烈纪念和宣传，希望达到唤起一般劳苦大众共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政府，建立统一国民政府的革命目标。通函要求各团体在3月18日当晚“自行召集该地民众，开会纪念”，这无疑极大拓展了纪念活动的空间。筹备会还公布了“巴黎工（公）社是第一个工人政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续”、“巴黎公社是苏维埃政府的模形（型）”、“工人阶级有执政的能力”、“无产阶级真能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无产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力军”、“革命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党来指挥”、“革命政府必须严厉的镇压反革命派”、“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参加乃能成功”、“中国工人阶级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等各式主题鲜明的标语，标志着巴黎公社纪念已形成一定的话语体系。
以上纪念通函，除在3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登载外，还刊发于同日中共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表明国共两党都对筹备巴黎公社纪念格外重视，自然有助于拓展纪念舆论宣传空间，也有助于更广泛地动员民众。事实上，筹备会的召开虽有国民党积极配合，但掌握主导权和策动权的是中共党团。据团粤区委报告，此次纪念筹备会“结果完全按照我们内部所决定的政策实现。这个实现就是名义被（给)民校中央（即国民党中央党部——引者注），实际宣传工作则在我们手上”。
为更好推进宣传动员，中共党团以筹备会名义在3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工人之路特号》刊布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意在通过发掘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和失败教训，阐明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执政能力，强调无产阶级不仅能够掌握政权，而且可以改造社会与促进人类进步。文章同时指出，巴黎公社有两大策略失误：一是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党做指挥；二是没有使公社成为一个“专政机关”，对于反革命势力未加以毫无顾惜的处置，并最终得出“俄国革命的成功，全靠强固的共产党”、“没有巴黎公社，不会有俄国革命的成功”的结论。就这样，通过将巴黎公社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进行对比，中共党团号召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以实现民族解放、取得世界革命成功。
纪念筹备活动得到了中共所领导团体的积极响应。3月15日，以联络各民族“共同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宗旨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在广州福兴街印缅革命同志俱乐部开会。会议主席、中国共产党人许甦魂报告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主持并通过三项纪念决议：（1）通电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要他们继续巴黎公社精神，共同奋斗；（2）筹备红额，悬于通衢大道；（3）派林啸松、罗享参加纪念大会演说。翌日，该会在《广州民国日报》发布纪念文告，呼吁民众要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共御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府。在称颂巴黎公社大无畏精神及良善制度的同时，文告还归纳了三点失败原因，即“没有独裁机关来做指挥”、“过于宽容反革命势力”、“孤军独战没有外援”。文告指出，吸取以上三点教训是后来苏俄成为巴黎公社继承者并取得胜利的前提，并以此晓喻中国民众“一齐动手，推翻压迫阶级，建设我们的政府，管理我们的政权，使巴黎公社的光焰，遍普全世界”。最后，文告还发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阶级武装起来，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的号召。
在中共党团精心筹备下，尽管当日天降暴雨，广东各界纪念巴黎公社万人大会还是如期在广东大学举行。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在报告中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高度赞扬其所推行的没有智识、教育、财产、地域、性别、国籍等限制的普选制，总结了公社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三大特点：（1）立法权、执行权合一；（2）官吏、工人工资相同；（3）司法官由工人选出。他指出，俄国革命成功后政治组织大都模仿巴黎公社，“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同时，他也检讨了公社对反革命派太仁慈、缺乏统一政党指挥等失败教训，突出申明了它对列宁的建设苏维埃等革命政权理论形成的影响。有鉴于此，张太雷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应认识到资产阶级有妥协卖国的可能，而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袖，不仅有自信掌握政权，并且是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阶级。随后，林伯渠、刘少奇、邓中夏、区梦觉、摩宁、狄克博以及青年团、广州学生联合会、黄埔军校、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等团体代表依次发表演说。与会民众备受鼓舞而高呼“继续巴黎公社革命精神奋斗”、“巴黎公社万岁”等口号，并高唱《国际歌》。此次纪念大会取得了极好的动员效果。国民党人曾献声深受感染，发出了“狠（很）惊讶广州民众敏锐的认识”、“更欣喜革命空气的澎涨”等感言。陈克文更是盛赞此纪念会既“证明广州革命空气之浓厚”，又乃“训练民众的绝大机会”。
3月18日，组织广州巴黎公社纪念的中共党团以筹备会名义发布纪念宣言，指出巴黎公社是“世界革命主力军第一次的操练”，“证明无产阶级有起来执政之必要和可能”，强调纪念不能“只在空谈”，要追求巴黎公社的教训及其所指明的“世界革命的途径”，即要广大民众明白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而大资产阶级有妥协和反动的倾向。宣言表明，纪念目的不仅是“在联合战线上巩固（无产阶级——引者注）这个主力军的力量”，更要“将（广东——引者注）这个革命的焦点散布到全中国去，以促进世界革命的成功”。同日，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发出《告工农革命群众书》，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应由“一个统一的党”领导、“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等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呼吁中国劳动群众要为“继续巴黎工人的精神与使命而奋斗”，要在民族运动中“认定我们的领导地位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从而“完成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看出，这些文告意在通过巴黎公社纪念，动员工农群众、推进民族革命。
毛泽东同样重视巴黎公社纪念，他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指出，巴黎公社有四点重要意义值得借鉴：（1）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第一次革命运动是在欧洲各国“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点明了工人阶级的反帝革命性；（2）俄国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后者是“开的光明的花”，前者是“结的幸福的果”，二者都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这不仅明示革命道路与前途，而且表明工人阶级完全有执政能力；（3）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观点的反映；（4）巴黎公社的失败主要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所致。据此，毛泽东主张要学得革命的方法，“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并要求牢记“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纳巴黎公社得失，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启迪。
中共党团还组发专文纪念巴黎公社，其载体多见于有国共背景的报刊。3月13日，刘仁静在《中国青年》发文详述巴黎公社的历史及其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政策，得出资产阶级是怯懦、卖国的，工人阶级比之更高明、勇敢，且富于创造力和建设力，是文明建设者和传播者等结论。他提出，巴黎公社存在“对压迫阶级仁慈”、“没有统一集中的党指挥一切”两大缺点，苏俄正是借鉴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改正了它的缺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打击反革命派，所以才有今日的成功。刘仁静反思巴黎公社，当然是为探索“中国幼稚的工人阶级”走向“革命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3月18日，在共青团广东区委运筹下，《工人之路特号》《广州民国日报》推出系列纪念专文。其中，《工人之路特号》的纪念特刊发挥了重要宣传作用。值得关注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指出，巴黎公社开俄国十月革命之先河，给予全世界工农阶级及一切平民的教训非常深刻，认为其失败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来指挥、对待反革命派太仁慈所致，并以此劝喻世界工农阶级“要有坚固的工农政党”，“用严厉手段对待反革命派”，方能建设工农平民的政权，而作为国民革命主力军的中国工人阶级更要深切地纪念，汲取一切失败教训，以利今后革命的开展。
童炳荣的文章同样着眼于归纳巴黎公社的两大失败教训，通过揭示“要有一个坚固而权力集中的党做指挥”和“对于反革命派应严厉加以镇压”，结合“没有巴黎公社不会有俄国革命之成功”的宣传，激励中国工人阶级负起国民革命“领导者”与“急先锋”的职责。马英专门撰文，阐明巴黎公社“没有严厉镇压反革命派”和“没有统一的革命政党指挥”的失败教训，且声言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俄就是承继此教训而得以建立巩固的。在马英看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定要记取革命的同志苏俄（对）巴黎公社的教训，才可以求中国革命的成功，亦才可以求世界革命的成功”。罗伯良的文章更是直言，巴黎公社之所以值得纪念尤在于其深刻的教训：“（1）一定要有严密的自己的政党为工农之头脑，指导一切行动；（2）革命时应与劳苦的农民联成一条战线，才能制胜敌人；（3）对于反革命派，应毫不优容，以待对我者对彼，以免养痈成祸。”罗伯良宣称：“苏俄工农已由这个教训中谋得自己的解放。中国工农也应该从这个教训中谋自己的解放”，因而，“悲痛的巴黎公社纪念的，就是成功的十月革命的先兆，也就是我们中国求解放的灯塔”。上述各篇文章都透露出同一个意向，即中国革命应效法苏俄十月革命，武装推翻军阀政府。
《广州民国日报》的纪念专文展现出注重反思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服务于中国革命主题的特征。苍水撰写的社论认为，巴黎公社“对待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太温和”，以此警醒中国无产阶级应在平时即有组织和训练，做好镇压反革命势力的准备。同刊“巴黎公社纪念特号”的文章也有类似理念。如中国共产党人叶浩秀在《卷首语》中提出，巴黎公社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和裨益是无穷的，“惟有巴黎公社才能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文章在凸显无产阶级处于民族运动主导地位的同时，还明示有必要通过纪念巴黎公社动员民众推进中国革命：“在此东方民族革命运动急亟进展当中，我们纪念巴黎公社是要从这一天向民众普遍地宣传，使他们成为有力量有组织的群众，建设一个统一独裁的革命机关，继承巴黎公社革命的世业。”
纪念特号的其余两篇文章是对《卷首语》的具体展开。萧警的文章侧重于世界革命角度，指出巴黎公社给无产阶级以重大经验教训，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其典范。文章指出，“巴黎公社为无产者夺取政权的先导，俄国革命为无产者专政的实际”，点明十月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成功实践具有首创意义。署名维岳的文章注重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突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任务与目标，认为巴黎公社“已经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不少的勇气和教训”，而巴黎公社对资产阶级“过于温和”及“党派过于纷歧”。文章以此失败教训告诫无产阶级“政权夺取后，应当即毫无迟疑的执行阶级独裁制，以严酷的手段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行动”，同时强调“有铁般的纪律的，有严密的组织和训练”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集中力量向资产阶级进攻。
纪念专文的作者通常为中共党团所属成员，也有一些赞同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如曾仲鸣、余鸣銮、曾献声都在国民党主办的《广州民国日报》《国民新闻》上发有纪念社论。社论的主旨，不外乎通过赞颂巴黎公社的世界革命意义，彰显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革命彻底性及“组织政府的能力”，强调要汲取巴黎公社缺乏“组织完密的党来居中指挥”、“对于敌党太多妥协”的失败教训，从而为中国革命提供镜鉴。由此可见，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观点与前述中共党团所组专文的纪念意涵大体一致。
事实上，以上3篇社论的发表，与中共党团的积极推动与组织不无关系。1926年3月，由中共发起的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编印的《巴黎公社纪念册》载有这3篇社论，该纪念册的编辑与发行是由团广东区委负责的。可谓国共合作纪念巴黎公社的缩影和写照。此时中共已意识到，在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唯有借助国民党力量，方能更好拓展纪念巴黎公社的渠道与空间。为此，中共党团不仅在《广州民国日报》发文纪念，还推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出面领衔召集纪念会。他们将集会设在孙中山创设的广东大学举行，届时安排“恭读总理遗嘱”等仪式。这一系列国民党取“名”、中共主“实”的纪念模式，反映出中共党团维系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考量，体现出其纪念策略的灵活性。如此，不但能减少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抵制阻力，也有助于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等马列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实现其纪念宣传与民众动员的目的。
3月18日，中国共产党人莫萃华主持的东莞纪念会便彰显了“唤起民众”的主旨。尽管当日大雨不息，但赴会民众“极形踊跃”，涉及学、工、商、军、政、警各界2000余人。值得注意的是，集会颇具国共合作色彩，如纪念仪式有向国民党党旗、国旗及孙中山遗像致礼，宣读总理遗嘱，唱《国民革命歌》等环节，尤其各界代表“演讲之肯（恳）挚，可谓极一时之盛”，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民众已了解中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大有关联”，更反映出“东莞民众对于促进世界革命成功之热烈”。不可否认，广州、东莞纪念会之所以民众动员效果显著，固然与浓郁的国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氛围所带来的民众觉悟密不可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共党团的精心运筹。
然而，并非所有中共党团组织的巴黎公社纪念活动都像广州、东莞那样进展顺利，也有因为地方政局恶化而不能公开进行的案例。3月14日，中共山东地委、团济南地委在给各支部信中指示，“尽可能的号召工人群众大会公开讲演，在严重压迫之下或采取‘飞行集会’的办法”来纪念巴黎公社。但事与愿违，由于济南军阀当局“严拿共产党”，团济南地委只好在工人中散发传单及举行较少数人参加的纪念会，甚或“连飞行集会都难召集”。团长沙地委原定3月18日在湖南省教育会召开纪念会，但因唐生智派军严禁，“遂未果”。汉口巴黎公社纪念会亦因政治势力的敌视而“不能有所举动”，只能“散发传单，作文章”及“作报告而已”。由中共党团纪念巴黎公社所面临的困境不难想见，其阻力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当局的打压，无疑影响着国民革命中期巴黎公社纪念的规模与民众动员的实效。
不仅如此，即便在民众动员效果最好的广州，巴黎公社纪念也未能得到国民党高层的有力支持。3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印发有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到会演讲的消息，但至3月18日，并未见有汪、蒋二人出席广东大学纪念会的报道。事实上，纪念会当日蒋介石“因公在省”，若无要事，是完全可以与会的。据蒋本人记述，3月18日的活动除了下午4时开会议决准备北伐事宜外，其余多是与邓演达、陈璧君、李济深等人会客聊天。况且，纪念会召开的时间是正午12时，蒋若真想参会完全来得及，但他并未出席，表明蒋并不支持巴黎公社纪念。就在广州举行巴黎公社纪念会隔天，蒋介石悍然发动中山舰事件，中共在国民革命策源地的政治际遇日趋恶化。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旨在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进一步加剧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阵营的党争与分化。
尽管面临反革命势力的严重挑衅，中共党团仍设法开展动员，推动广州巴黎公社纪念继续进行，展现出中共维护国民革命的坚定决心。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向“群众党”的转变亦得以不断深化。4月15日，中共中央在《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工作》一文中明确说明，“我们的党，已经渐渐由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进步到一个群众的行动的政党”。5月，中共中央的工作检讨同样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行动左稚，并且还未脱研究的小团体的习惯，不能称为政党，只可以说是一个学会。”换而言之，此时中共与群众的联系较此前更为紧密，阶级基础进一步扩大。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更是宣称：“从各地群众运动的实质看来，在许多方面，本党确已渐渐的站在领导地位。”借助巴黎公社纪念的组织和开展，中共积累了动员民众的经验，更加深入群众，为下一步革命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民革命后期中共纪念动员的深入及建政实践
面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攻势，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着力扭转分裂造成的不利局面，有力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程。随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至武汉，国民革命的影响与辐射力亦由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为1927年3月中共巴黎公社纪念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较为稳固的政治环境和更为广大的民众基础。
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后，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指示，“急应开始编译”巴黎公社等纪念日宣传大纲，体现了其对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工作的重视。随后，中共进一步推进巴黎公社纪念工作。12月，卓恺泽在《中国青年》发文，将巴黎公社纪念日列为“革命青年应注意的日子”，以此突出巴黎公社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提供的经验借鉴，以及为十月革命道路的开辟作出的贡献。1927年2月，刘昌群在《中国青年》撰文，呼吁革命青年尽量设法将巴黎公社等纪念日的历史意义和革命意义“向群众作普遍、深入的宣传”，使其“增加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兴奋”。为此，他还阐发了巴黎公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意义，认为它“不但开工人阶级独裁政权之先声，而且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最好的标本”，更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与执政能力，以及“马克斯共产主义议论之绝对的正确”。当然，刘昌群也对公社“没有巩固健强的工人政党（共产党）以指挥革命”等失败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我们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一方面是纪念在地球上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伟大的争斗，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纪念这一次革命所给与我们的一切得失的教训。”尤其值得注意，刘昌群在文章中指出，“三一八——巴黎公社纪念日”同时也是段祺瑞屠杀北京学生的一周年纪念。这一提法，将具有世界革命标本意义的巴黎公社与北京“三一八”惨案相联结。中共此后之所以多将中西两个“三一八”事件合并纪念，不仅在于两者时间上的重合，更在于两者所呈现的反帝主题与国民革命斗争目标是融通的。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共较为重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积极深入开展宣传动员，以实现其“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的目标。1927年中共得以顺利开展武汉巴黎公社纪念，便与当时比较稳固的国共合作情势紧密相关。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恽代英、夏曦、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江浩、许甦魂等都是共产党员，其中谭平山、吴玉章还被选为常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的要职也大都由中国共产党人担当，《汉口民国日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这些因素成为中共发起武汉巴黎公社纪念高潮的客观条件。
3月10日，中共领导的湖北省学联会率先在《汉口民国日报》发布通告，提议召开两个“三一八”纪念筹备会，以抗议英国和奉系军阀对上海民众的白色恐怖统治。学联会的提议得到各团体大力支持。3月14日，武汉各界纪念“三一八”联席筹备会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湖北省党部、武昌县党部、武昌公安局、全省学联会、省妇女协会、汉阳学联会等团体，就纪念组织、宣传等问题展开磋商，制定了“巴黎公社是世界革命的先声”、“接受巴黎公社的教训”、“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经济基础”、“打倒屠杀上海工人的英帝国主义”、“打倒奉鲁军阀”等18条口号。汉口商民协会等团体通令会员于3月18日举行纪念活动，旨在说明三一八惨案与巴黎公社的意义。3月17日，国民党汉口市执委会在《汉口民国日报》刊发文告，表明其借纪念两个“三一八”动员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文告同时呼吁各界民众“继续‘三一八’的革命精神”、“接受‘三一八’的革命经验”，以此“反对摧残巴黎公社的帝国主义”、“反对上海的白色恐怖”、“继续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18日，中共领导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民国日报》发出纪念宣言，指出巴黎公社与北京惨案令人更深切认识到军阀和资产阶级的真面孔，而“只有无产阶级是站在真正革命的地位，是忠实勇敢的，是为民众的解放而奋斗的”，凸显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及其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性。宣言最后还提出“继续巴黎公社革命精神，接受巴黎公社经验革命，反对摧残巴黎公社的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殃民的军阀政府，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无产阶级解放万岁”等口号。
除了刊布通告、文告、宣言，《汉口民国日报》另于3月18日推出代论和专文纪念“三一八”。代论采用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拟定的“三一八”纪念宣传大纲，强调纪念巴黎公社要牢记五点成败教训：（1）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安宁，比资产阶级统治时要好得多；（2）资产阶级为了阶级利益不惜卖国卖人民，而要救国救人民，只有无产阶级革命；（3）严防反革命分子，或和军阀妥协，不可对其过于宽恕；（4）革命带有阶级性，巴黎公社成立和苏俄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5）认清革命的意义，凡是反俄、反共、反农工就是“反革命”。毫无疑问，这是对国民党右派抵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企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警告。由于该宣传大纲系《汉口民国日报》代论，具有社论功能，自然反映出此时中共倡导的用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及精神服务中国革命现实的纪念诉求。中国共产党人曹讽非《巴黎公社与“三一八”惨案》一文亦指出，不要凭空纪念，而应联系当前中国革命的军事发展、民众势力及危机来纪念“三一八”，即要认清巴黎公社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声、无产阶级的勇敢和坚决意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凶残以及党的危机的出发点。
在中共大力推动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下，两个“三一八”纪念会如期在武汉三镇隆重举行，近80万民众到会。汉口会场设于血花世界，有30余万人参加，主席团由向忠发、何世昌、龚中白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10余人组成，李立三任总指挥。总主席詹大悲首先报告纪念的意义，认为“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第一声，若是没有巴黎公社革命，就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随后，总工会代表刘少奇报告巴黎公社历史，主张要吸取经验，继续巴黎公社烈士精神。最后大会通过提案，包括致电第三国际表示同情巴黎公社，通电反对孙传芳、张宗昌和英国在上海制造“白色恐怖”等内容。武昌会场设于阅马场，参会者亦有30余万，总主席邓初民在报告中阐明了巴黎公社在世界革命史上“产生国际劳工大联合”的光荣意义，指出“我们今天之纪念，是追念先烈及继续其革命精神”。与会中国共产党人，如全国学联会唐鉴、省党部周延墉、省农协陆沉、省学联陈德森、中共湖北区委蔡以忱等相继发表演讲。此外，在汉阳县党部举行的10余万群众大会，通过了惩办党内外一切反革命派、“援助政府继续北伐，以谋全中国之解放”等临时提案。据悉，参加武汉纪念会的民众“极为踊跃，尤以工人学生为多，情形极为热烈”。
由于深受国民革命政治中心的熏染，湖北一些县城举办的纪念会同样可圈可点。罗田县党部举行“三一八”纪念，由于时逢民间传统节日“花朝”，参会者除县党部、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工会、行政公署、司法公署、公安局、烟酒局、典狱署等团体职员以外，还有乡民万余人。会上，中国共产党人李济棠（又名李梯云——引者注）作了“巴黎公社的组合”及“应接受其经验”的报告，各团体代表亦有演讲，会后还整队游行，沿途散发宣言稿并高呼口号，其“精神整肃，秩序井然，夜晚举灯会，更极热烈”。
不仅湖北如此，深受国民革命影响的广东、四川、湖南等地也有突出表现。在广州，尽管军政大权落入国民党右派之手，但中共仍不失时机地发起两个“三一八”纪念。3月17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东园训育亭召开数百人纪念会，胡荫等人报告巴黎公社历史意义及北京惨案经过，委员长何耀全等多人登台演说，“均悲壮热烈，痛快淋漓”，随后与会人员高呼口号并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翌日，罢工委员会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省农民协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市商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参加了在中山大学操场举行的纪念会。该纪念会由省党部民众运动会发起，其宗旨是“唤起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庶足收宣传普遍之效”。据报载，吕汉泉、罗懋其、王克欧等共产党人演说时突降大雨，而20余万参会民众仍凝神静听，其“鼓掌之声不绝，情形极为热烈”。大会通过议案，认为巴黎公社失败是未能与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形成了“认识革命运动最要的手段，是在联合战线”的主张。会后，各界民众高呼“巴黎公社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冒雨巡行。
广州纪念宣传效果显著，多是倚赖其国民革命策源地固有的民众基础。而对封建军阀纵横盘踞的四川来说，若要充分实现动员效果，组织者的运筹能力格外重要。3月18日，中共领导的成都市工会与国民党市党部发起两个“三一八”纪念会，议定在中山公园举行。至上午10时，有妇女协会、各级学校等30余团体到会，而市党部却将地点临时变更至少城公园宜风茶楼，最后又移至中法大学。开会地点一再变更，可能事出有因，虽未见言明，但毕竟令参会民众一时无所适从，其动员效果难称理想。另外，有些纪念活动表面上筹备充分，但限于民众觉悟及未能联系现实而导致宣传不尽如人意。如中共泸县特支领导的，以工农商学兵联合会筹备处、总指挥部、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共同发起的“三一八”纪念会，即属此类。3月18日，纪念会在文庙开幕，有数千民众到会。会场布置极为周密，主席台上挂有国民党党旗、国旗，张贴各种标语，起义总指挥刘伯承发表演说，要大家发扬巴黎公社的战斗精神，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川南师范学校讲演队还沿街开展宣传。按常理推断，此次纪念会动员效果应该不错，但实际上并不理想。对此，中共党员梁佐华曾有回忆：“事后，群众反映，啥叫‘巴黎公社’，隔泸州多远？和我们泸州起义有啥关系？我向曾润百（中共泸县特支书记——引者注）反映，宣传巴黎公社，群众不懂，不能联系实际，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只有两个月就失败了嘛，难道我们泸州起义，先就讲要失败吗？此时此地宣传巴黎公社的作用，效果不好。”
相对于成都、泸县，重庆的纪念效果要好得多。3月18日，重庆各界10万余民众举行“三一八”纪念会。其中，有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会议筹组工作，如钟梦侠担任指挥，杨闇公、李华海作为会议主席在报告北京惨案、巴黎公社由来及纪念意义后，还提议通过电请国民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派、驱逐在华英军等11项提案。随后，与会民众合唱《工农兵大联合歌》，高呼口号并游行，他们“多系赤足，尤以工友为多”。当时大雨倾盆，道路泥泞，街衢污秽，这为游行带来不小困难，所幸事前筹备充分，各团体热烈拥护，加之各职员善于指挥，因而游行秩序井然，其参加者“均无倦容”，“口号频呼，声震屋瓦，洵令人惊叹不置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反英大同盟总务部主任肖华清在游行中报告了大量英国油烟被查获的情形，并当众烧毁油烟。继后，各界彻查仇货，民众“无不称快拍掌”。重庆纪念会动员效果之所以令人称道，原因是杨闇公等共产党人的得力筹备起到了主导作用。
与广州、重庆相比，长沙的“三一八”纪念虽在人数规模上相形见绌，但纪念活动别具一格。活动分为两部分：一是在3月18日上午10—11时举行总罢工一小时，以鸣炮为号。9时50分第一次鸣炮，预备罢工。10时第二次鸣炮，罢工开始，商店一概停业，挑夫、萝脚、人力车夫等皆站立街心，大呼“反对英兵来华”、“打倒孙传芳”、“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奉系军阀”、“肃清北洋军阀余孽”及“工人阶级有勇敢的创造力”、“资产阶级是怯懦卖国的”、“巴黎公社是十月革命的先声”等口号。至11时第三次鸣炮，一律复工。此种以“三声炮响”作为罢工信号，不但能吸引更多人关注，还有助于增强纪念仪式的隆重感，提升宣传动员效果。二是召开纪念会及游街。同日上午8时，长沙300余团体2万余人在湖南省教育会前坪集会，主席首先报告两个“三一八”事件原委，陈述巴黎公社为“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之先声”等主张，其后湖南省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省党部执行委员谢觉哉等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发表演说，使会后游街的民众动员效果相当显著。
中共主办的报刊也有纪念“三一八”活动。3月18日，《人民周刊》刊文强调，要重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及优越利益，呼吁民众应本着两个“三一八”内打妥协反动、外抗侵略压迫的精神，抵制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刊发的“三一八”纪念专文，将巴黎公社的教训引申到中国革命，指出国民革命营垒中已产生“妥协派”，且此“妥协派”不认定工农群众为革命基础，他们唯恐工农群众有组织、有力量，甚至甘愿和帝国主义军阀讲和。文章最后以“莫忘记两个三一八的教训”警醒民众，呼吁要肃清革命营垒中的反动派，要排除一切妥协的倾向。显然，这是对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有力回应。
此外，还有报刊专门发表文章纪念巴黎公社。《向导周报》于3月18日刊文，点明了巴黎公社作为“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模型”的历史意义，以此证明无产阶级是“能够独立做政治斗争，能够领导其他民众进行革命，能够夺取政权并能够建设新的国家”。据此，文章呼吁，基于它对中国革命——尤其对上海无产阶级已准备好武装暴动参加政权斗争的现实意义，无产者和革命党人应深切纪念巴黎公社，汲取其教训，继续其事业，将它作为“我们目前行动的殷鉴”，凸显出巴黎公社的世界革命样本意义。3月19日，《中国青年》的纪念专文反思了巴黎公社对资产阶级太宽宥，以及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指导的失败教训，指出俄国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无产阶级独裁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即是巴黎公社的遗物和第一个结晶品。此种倡导以巴黎公社教训开展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纪念主旨，在同日《现代青年》所刊黄健生的文章中也有体现。该文认为，巴黎公社在世界革命史上实为开宗明义第一页，其失败是组织幼稚、党派复杂、意志纷歧，以及对反革命派过于姑息妥协等因素造成。在他看来，既然国民革命是目前救中国的唯一出路，那么对于巴黎公社纪念就不可作为形式纪念，而要作为精神纪念，“猛省接受其教训”。为此，革命党人应严守铁的纪律，要深入民众中，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组织变得坚固，以巩固革命势力的基础。他希望借助纪念巴黎公社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
得益于中共精心运作，巴黎公社纪念活动取得超出预期的结果。中共对于民众动员的效力不仅体现在纪念活动，而且体现在其产生的辐射效应。在巴黎公社纪念日过后第三天——3月21日，周恩来、赵世炎等共产党人指挥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成立了特别市政府，标志着“准备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的暴动设想变成现实，这是中共将巴黎公社经验样本付诸中国革命实践的开端。
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共在面临反革命袭击时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戮。针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共以巴黎公社为典范，走向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尤其在1927年12月11日，中共领导广州工农兵暴动，宣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建立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洲也是第一次”的苏维埃政权。对于广州暴动，中共六大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也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的著作”，且“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12月1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发文，将广州暴动成立的“东亚第一次的苏维埃政府”称为“广州公社”。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一具有巴黎公社意涵的无产阶级政权仅存在了三天，但它昭示着幼年期的中共对中国革命建政的探索由理论走向实践的新阶段。
结语：巴黎公社纪念对中共组织建设的影响
中共早期巴黎公社纪念，其经历了由个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引介与宣传，至国民革命初期党团发动，再至国民革命中后期国共合作纪念的过程。建党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施存统、刘仁静、周恩来、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在《星期评论》《共产党》《新青年》《先驱》《新时代》《少年》《晨报副镌》等报刊发文，推进了巴黎公社的译名传播及其文本由单一指称向专题言说的演化，并赋予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新语义，从而为纪念发端奠定了学理和组织基础。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开展，尤其是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决策的制定，中共的建政诉求愈益增强，遂将巴黎公社纪念常态化，开启了有组织、有规划的党团“宣传动员”模式，这既是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以及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的“布尔什维克化”建党指示在中国实践的产物，更是中共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不断强化自身建设的结果。
就中共自身建设而言，中共四大的召开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被蔡和森誉为“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不仅纠正了自中共三大以来“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到劳动群众中去”的右倾做法，而且还通过议决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五大的决定，接受“布尔什维克化”的组织建设任务。所谓“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实质上是要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勇往直前的党”，必须具备“真正群众性”、“善于机动灵活”、“集中”等基本特点。其中，“真正群众性”即“群众化”，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中共组织建设的当务之急，而1925年3月巴黎公社纪念动员的发起便是其走向“群众化”的体现。
随后，五卅运动的开展又推动了“共产党成为真正群众革命的党”的进程。中共期望推动党组织“群众化”的急迫心态，反映在1925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的议决案中，《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共仍处于“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时期，强调“这种过渡时期应当在极短期间终了”；《宣传问题议决案》则指明，“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路径在于“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1926年3月中共在广州策动的大规模巴黎公社纪念动员，即是其进化为“真正群众政党”的缩影与写照。
中共“群众化”的实现，标志着向“布尔什维克化”迈出重要一步，但与建设无产阶级大党的目标尚有不小差距。对此，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有深刻反思，“本党在组织上仍是非常幼稚”，尤其在“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的组织工作方面缺少重视。在中央看来，组织工作是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一个幼稚的党要能做到布尔塞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么（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这指明了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路向。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巴黎公社纪念高潮所体现的组织动员能力即可说明，此时中共已具备立足革命实际，向“真正群众的党”迈进的行动自觉。
揆诸以上史实可以发现，巴黎公社纪念与中共早期党组织建设历程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一方面，巴黎公社因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本意义，为中共早期探索革命政权建设提供了依凭。另一方面，在中共推进巴黎公社纪念的过程中，“到群众中去”、做革命运动的“群众党”的政党建设目标，为中共强化民众宣传动员提供了内驱动力；通过纪念活动的运作组织，中共与民众的联系日益紧密，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知不断深化，群众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从这一层面看，巴黎公社纪念的示范意义与中共对于政权建设、政党建设的探索是高度合辙的。
在理论层面，通过纪念活动的组织运作，巴黎公社的革命蓝本意义被不断强化，中共关于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的理论也因之不断深化。从历次巴黎公社的纪念主题和内容来看，均蕴含着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党建设的意旨。表现为：每逢纪念活动开始后，通常先回顾巴黎公社史实经过，主要关注巴黎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公社直至最终被国内外敌人合力剿杀的历程，由此揭示法国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卖国，对内压制工人抵御外侮的反革命本性，表露出在民族运动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保卫国家、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定性力量，从而明确其在民族革命中主力军的作用和领导地位。然后，阐述公社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施政措施，如实行立法、行政两权合一；成立国民军，废除常备军和警察；一切军政民政管理采用选举制；明令政教分离，没收教堂财产；减少私营生产，组织工团委员会，管理封闭的工厂；颁布保护工人条例，禁止雇主对工人减薪、罚俸及夜工，提倡八小时工作；规定官吏与普通工人工资平等，建立廉洁政府；人民得以自由学习，各级教育机关对人民免费等。这些举措在于彰显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执政能力和对世界革命政权建设的示范意义，通过对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全方位改善的细致呈现，激励民众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最后，纪念活动注重阐析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特别突出两点原因：一是缺乏集中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指挥，以此凸显建立统一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的重要性；二是对资产阶级“太宽宥”，未能严厉执行“独裁制”，镇压反革命行为，以此明确实行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纪念活动展现巴黎公社的过程、经验、教训，目的在于为中国革命提供鉴戒。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 Halbwachs）所言，“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中共组织巴黎公社纪念，既有其恒定的内涵观照，也会设置趋时性的纪念主题。例如，国民革命初期纪念活动侧重宣传无产阶级执政能力和资产阶级妥协性，以此阐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国民革命中期，则凸显巴黎公社世界革命的样本意义，以明示中国革命应效仿俄国十月革命，推翻军阀政府，流露出对“公社”、“苏维埃制度”的向往和憧憬。至国民革命后期，纪念主题调整为深入民众开展彻底反帝反军阀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强烈愿景。纪念主题和话语，展现了中共对中国革命政权理论的认知、探索及其实践转向，表明有关革命道路、对象、领导权与政权建设等关涉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已初步成型，尤其是提出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更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另外，纪念文本和口号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具有执政能力、需要集中统一的强力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论断，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思想借鉴。
在实践层面，随着纪念参与者由国民革命初期党团内部知识分子为主，向中后期各阶层民众踊跃参加演进，鲜明体现出中共动员能力的强化和阶级基础的充实。从中共开展纪念的宣传动员方式来看，尤以文本纪念最常见，也最具代表性。它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个人署名的报刊纪念专文。其载体，既有中共党团所办《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琴心》《新学生》《青年农工》《劳动周刊》《工人之路特号》《人民周刊》《向导周报》《战士》，也有国民党所属《国民新闻》《广州民国日报》及其副刊《现代青年》，还有名为国民党所办实由中共掌控的《汉口民国日报》，可谓种类纷呈。此类专文通常刊登在特刊上，多具鲜明的政论特色，加之载体形式多样，在知识界、学界、政界拥有大量读者，无疑有助于巴黎公社纪念话语的传播与普及。另一种是由中共党团所发布的通告、通函、宣传大纲、文告、通电、宣言、告群众书、纪念册、传单、标语等纪念文本。文本纪念具有成本低、传播迅速且范围广泛的优点，是中共宣传巴黎公社纪念活动的基本方式。
国民革命掀起后，中共根据形势演变调整了纪念活动的方式，使之更易接近大众。纪念组织者考虑到，纪念文本的传播取决于受众的文化程度，只有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才能阅读，那些识字能力低下的工、农、商阶层则难以企及。有鉴于此，中共党团决定举办以口头宣传为特色的纪念会，以弥补文本纪念的不足。据不完全统计，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团筹组的巴黎公社纪念会，除在广州、青岛、长沙、香港、武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召开外，还于唐山、宁波、东莞、三原、泸州等中小城市举行。会议场所以工厂、讲习所、国民党党部、研究会、俱乐部、公园、阅马场、文庙、教育会、学校操场等可容纳更多民众的公共空间为首选，这自然利于实施民众动员。当然，最能反映纪念会动员民众的还是其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纪念会常伴有宣言、通电、传单、标语等纪念文本，这种宣传性文本一旦在纪念会上被宣读出来，就具有口头宣传的效用，其受众范围便由知识阶层扩至普通民众；二是以报告、演讲、口号、游行示威为主体的口头宣传往往穿插于纪念会始终，如参与报告演讲的多为政要贤达，他们凭个人声望与魅力，慷慨陈词，再辅以生动形象的肢体语言，较易激起民众共鸣，而口号与游行示威相伴，无疑进一步拓展了口头宣传的地理空间；三是通过诵读孙中山遗嘱及向其遗像致礼，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大联合歌》，提灯会、鸣炮罢工等仪式来渲染活动气氛，增强动员效果。
纪念文本与纪念会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中共早期巴黎公社纪念活动迈向高潮。国民革命后期两个“三一八”纪念活动，仅武汉、广州、重庆三地的参与人数就达110万之多。不仅有力助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共的民众动员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为将巴黎公社精神付诸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上海暴动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尝试，“广州暴动是开始了中国的巴黎公社”，尽管两大暴动最终“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但却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的奠基，为其后中共革命道路及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宣告了“中国的巴黎公社”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这是中共政权建设理论落地的显著标志。由此可见，中共早期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动员影响深远，在实践层面推动了组织建设进程。
综上，中共早期巴黎公社的纪念演进，与其组织建设活动具有高度关联，本文对这一互动关系作了尝试性探讨。事实上，这一议题牵涉面甚广，既要关注中共中央层面对早期革命政党理论的认知与实践，也要重视地方党团组织的落实和动员。况且，中共所要动员的对象极为广泛，涉及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乃至军政人员等群体，这些群体社会经济背景迥异，政治立场不一，理念多有歧变，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要继续拓展与深化这一议题，唯有深入挖掘档案史料，进一步放宽视野，引入跨学科方法，展开系统分析，方能有新的创获，这有赖于学界同人的共同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