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帕勒莫石碑是古代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年鉴。它还有其他6个版本。它们来自于两块不同的石碑。帕勒莫石碑的书写年代是古王国时期,是埃及人为神庙而刻写的,是他们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石碑关于埃及前5个王朝的记述不能被用来重建埃及早期历史,它只是揭示了埃及早期王权思想,即国王的行政职能和宗教职能。
关键词：古代埃及；帕勒莫石碑；王室年鉴；学术价值
帕勒莫石碑因其被收藏于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帕勒莫博物馆而得名。作为古代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年鉴，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古代埃及早期历史，特别是第五王朝以前的埃及历史的首选文献资料。由于流传下来的古代埃及早期文献资料数量甚少，帕勒莫石碑在埃及早期历史的构建上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一、帕勒莫石碑的版本
帕勒莫石碑并不是孤本，它还有其他6个版本，即5个开罗版本（开罗1号至5号残片）和1个伦敦版本。与帕勒莫石碑的知名度相比，这6个版本鲜有人知。帕勒莫石碑与其他6个版本都是残片，且规格各不相同。根据现有的残片我们能够推断出，所有残片最初都有正反两面，现存的开罗2号至5号残片的正面铭文还依稀可辨，但其反面铭文却早已荡然无存。因此，就铭文可辨度而言，帕勒莫石碑是最为清晰的，其次则是伦敦残片和开罗5号残片，但是这两个版本存留下来的铭文篇幅都很短。
帕勒莫石碑正面的第一行和开罗1号残片正面的第一行相同，都被分成若干个隔断，每一个隔断都刻有国王的名字，名字的下面则雕刻一位坐着的国王。其他行也被分成若干个隔断，但是却是由表示“年”的象形文字符号隔成。同一行的隔断宽度相等，不同行的隔断宽度略有不同，属于第四和第五王朝的隔断宽度较之于前三个王朝的隔断宽度要大一些。石碑不是用国王的统治年来纪年，也就是说，它的一系列隔断并不是从国王的登基日期算起，而是以埃及历法上的泛滥季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为起点，即它的每一个隔断都是埃及历法上的一整年，而不是国王登基称王的一整年。事实上，埃及人用国王的统治来纪年开始于第一中间期。
有的行与行之间刻有国王的名衔，表明以下各隔断皆归属于他，而国王与其下一任国王的统治则是通过一个上面贯通的竖线分割开。每一个隔断又被分成两个部分，上一个部分所占面积较大，主要记载了这一年的大事，下面狭长的部分则记载着当年的尼罗河水位。
关于帕勒莫石碑和开罗1号残片的材质，学者们从未有过准确地勘定。布里斯特德把它们的材质勘定为一种黑色合成石头，克拉盖特则把它们勘定为黑色闪长岩，还有一些学者却认为它们与伦敦残片相同，都是黑色石英石。
帕勒莫石碑以及其他6个残片是否同属于一块石碑是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开罗1号到3号残片来自埃及中部地区，而4号残片则来自靠近三角洲地区的孟菲斯，据此，早期学者认为这些残片至少源自两块不同的石碑。同一时期的皮特里进一步指出，开罗1号残片和帕勒莫石碑的作者应该是两个人，因为1号残片的文字比较粗糙，且不成规范。同时，他又指出，这些差别似乎并不能说明它们源自两块不同的石碑，一块如此重要的石碑由几个书吏来刻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7块石碑残片的不同厚度是它们源自不同石碑的另一重要证据。根据开罗4号残片明显厚于其他残片，学者们指出它应该与其他几块有着不同的来源，其中帕勒莫石碑和开罗1号残片同属一个石碑，开罗4号残片属于另一块石碑，而2号和3号残片则源自第三块石碑。接着，学者们明确指出，七块石碑残片的不同的厚度、不同的隔断形式和高度，以及不同的象形文字书写风格，都揭示出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为此，他们把它们分成4组，即帕勒莫石碑、开罗1号至3号残片、开罗4号残片和伦敦残片。
1931年，布里斯特德对七个残片进行测量后指出，尽管帕勒莫石碑和开罗1号残片的厚度不同，但是它们却来自同一块石碑。至于隔断的风格和高度，即使是帕勒莫石碑本身的隔断都存在着差距。而对于象形文字风格的差异，他认为，这不足以证明它们源于两块不同的石碑。由于4号残片的厚度与其他残片差别很大，克鲁斯认为，它应该属于另一块石碑。但是其他学者则认为，由于年鉴并不是艺术品，因此一块石碑的厚度不均是在所难免的。
除了厚度和金石学的因素外，隔断和行的排列也是勘定石碑残片来源的一个重要因素。达瑞斯首先指出3号残片与1号残片可以吻合在一起，表明它们来自于同一块石碑。3号残片保留下来的两行涵盖了胡夫和宅德弗拉的统治，应该是原始版本正面的第七行和第八行。2号残片也保留了两行铭文，其顶端的铭文记录的应该是胡夫的统治。但是2号残片中的两行铭文没有隔断，而3号残片却有。为此，我们可以推断，3号残片和1号残片同属于一块石碑。由于2号残片与其他残片的来源不同，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残片的来源至少有两个。4号残片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一残片保留了三行，但却没有任何隔断。残片的顶端记录了斯尼弗鲁的统治，由于文献提到了第二次牲畜清查，因此这段铭文记录的是他的早期统治，与帕勒莫石碑正面第六行相对应。
总之，根据隔断和行的排列，我们断定，开罗2号和4号残片与帕勒莫石碑/开罗1号残片/开罗3号残片有着不同的来源，至于2号和4号残片是否属于同一石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勘定。据此，我们得出，现存7块石碑残片至少来自于两个石碑。
二、帕勒莫石碑的编写日期
帕勒莫石碑编辑刻写的日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石碑所刻写的年鉴结束于第五王朝的早期，这似乎揭示了它们被撰写的日期。根据帕勒莫石碑正反两面撰写风格的不同，一些学者猜测其正面刻写于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4年)，反面刻写于第五王朝第三位国王奈菲尔卡拉统治时期。伽丁内尔认为年鉴撰写于第五王朝的第六位国王尼乌色拉统治时期。而奥玛拉则勘定帕勒莫石碑至少出自6个书吏之手，他认为石碑的正面刻写于第四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晒普塞斯卡夫统治时期，反面的刻写开始于第五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乌瑟卡夫统治时期，经过萨胡拉，完成于第七位国王蒙考霍尔统治时期。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石碑刻写于托勒密时代（约公元前305年—前30年），是这一时期埃及人对古王国时期的追忆。另一些学者则把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747年—前656年)勘定为石碑的编写日期，认为古王国时期，像石碑这样的材质只被用作神庙的地板，而二十五王朝时期才被用于刻写纪念性铭文。与沙巴卡石碑相对比后，他们进一步认为，该石碑是复制品，其祖本应该是古王国时期的纸草文书。而第二十五王朝书吏对古王国原始版本的错误理解和复制是造成年鉴的某些词语令人费解的原因。
事实上，有一个证据可以揭示出石碑的写作时间是古王国时期，或者至少是对古王国作品的复制，这就是年鉴中国王名字书写的正确性极高，特别是第二王朝的国王尼奈宅尔和哈塞赫姆威的名字书写非常准确，这表明年鉴的撰写者掌握了同一时代的文献资料，并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对其进行了记录。而阿拜多斯王表和都灵王表中的早期国王名字就没有这么精准，这是因为这些王表的撰写时间与王表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去甚远，撰写者因无法接触到真实准确的文献资料而使他们对早期历史的追记失真。
三、帕勒莫石碑的编写目的
帕勒莫石碑所用编写资料源自王室或神庙中的档案文件，并以年签为主要来源。但是石碑中的第一和第二王朝的记述过于简略却告诉我们，它们只是其祖本的节选。据此，塞特指出，年鉴作者无意于对早王朝进行完整的记录，它们只是一个被简化了的年代表，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年鉴应该具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
鉴于石碑中尼罗河泛滥高度记录得详细而且较多，一些学者认为，记录尼罗河水位就是石碑的真正目的。的确，由于经济目的，埃及政府官员们十分关注尼罗河水位的记录，并通过这些记录计算出农业税收。然而，尼罗河水位的记录不可能首先被记录在石板上，它的原始版本应该是纸草。因此，石碑中的尼罗河水位应该只是对某一专门记录水位的纸草文献的复制。另外，在一个隔断中，尼罗河水位的记录空间十分有限，据此，我们断定，石碑的书写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尼罗河水位。
在解释和重建帕勒莫石碑时，其他王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王表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纪念性石刻文献，如卡尔纳克王表、阿拜多斯王表和撒哈拉王表。这些王表通常被发现在神庙或坟墓中，这表明它们的刻写目的是为了永久保存的，从而使王权，特别是那些具有合法统治权的王权得以长存。另一类是为了历史的目的而编写的文献性王表，这类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都灵王表。这类王表的书写材料便于携带且易于储存，这表明它们与石刻王表的书写目的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确，都灵王表展现了埃及人在对过去所有国王统治进行有意识地编写，这其中便包括了“不合法”的希克索斯王朝(约公元前1650年—前1550年)的国王。此外，公元前三世纪的僧侣学者曼涅托编写的埃及王表也是一个具有文献性质的王表。同样，它也是一个包括诸如希克索斯王朝等“不合法”王朝的完整的王表。
石碑的原始所在地我们无处知晓，它的原始所在地是我们判定它的编写目的的重要证据之一。当我们检查石碑残片的时候，它们的书写材料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线索。用相似材质书写的卡尔纳克王表和阿拜多斯王表的所在地是神庙，那么，石碑的原始所在地很有可能也是神庙。在第十九王朝的都灵王表出现之前，我们少有埃及人关于客观历史的记录。王表的编写目的是为了宗教和政治的原因:或宣扬祖先的神圣，或强调国王的统治源远流长和其统治的合法性。石碑上方第一王朝之前的那些埃及神王时代的国王们，正好契合了王表的这一编写目的。神王时代的国王们出现在石碑顶端，揭示出石碑并不是真实历史的记录，而是对先辈国王功绩的展示。因此，石碑是埃及人为神庙而刻写的，是他们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帕勒莫石碑的学术价值
自石碑被发现之日起，它就一直被作为重建埃及早期历史的文献资料。然而，当我们认真考察石碑时，我们会发现，尽管石碑是以王室年鉴的形式进行编写的，但是它们对政治事件的记述却非常有限，其中的大量篇幅是在记录国王主持参加的宗教仪式和庆典，如“荷鲁斯的追随者”仪式、新的仪式雕像的建造和捐献、神庙的奠基等。事实上，这些活动充分反映了王权的思想:王室希望通过石刻的形式对他们的活动进行宣扬和铭记。
石碑中的第一王朝年鉴是用历史事件来命名年份的，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却是王室官员们杜撰出来的，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在正规的纪年系统出现之前(如隔年牲畜清查年)，古代埃及人通常以重大事件来命名年份，并且要在年初就把这一年的年名确定下来。因此，这个被选中的事件必然是已经被计划好的，并将在未来的一年里得以实施的事情，如一个新的神庙的建造或国王的一个巡察活动；或者是一个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象征性事件，如一个绞杀敌人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国王扮演了埃及守卫者和秩序重建者的角色。这些事件反映了王权的思想，而非客观的历史事实。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石碑中关于第一王朝的记述不能被用来重建埃及早期历史，它们只是揭示了埃及早期王权思想。
第二王朝时期，用以命名年份的事件被固定在国家财富清查上，并以隔年一次的频率进行，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规范的纪年体系。在石碑中，从第二王朝到第五王朝，国家财富的清查包括矿物、农产品和牲畜。在古代埃及，对国家财产进行定期的清查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清查，中央政府可以及时准确地制定出税收政策，规划国库储量，并使政府能够牢牢地控制国家的农业生产状况。从清查年开始，石碑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具有了历史文献的性质，但是，由于石碑的编写目的是为王权服务的，因此，记录在石碑中的事件是在强调国王的责任，他们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秩序的维护。石碑对第四和第五王朝的记述趋于细化，但是，所述事件仍然是在揭示王权的内涵。对神庙和建筑工程的捐赠和埃及对外战争的胜利是石碑关于古王国记述的主题，然而它们的客观性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研究。古代埃及人通常给真正的历史史实披上神话的外衣，例如，埃及文明之初的纳尔迈权标头展示了埃及获得的大量战利品。就战争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历史史实，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小规模的边境冲突能够使埃及人获得如此巨大的战利品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同样，第二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哈塞海姆两座雕像底座上的铭文所记录的俘虏数量也不是真实的历史。
研究以帕勒莫石碑为代表的埃及王室年鉴，如何理解它们，特别是那些纪念性石刻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年鉴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把年鉴中记载的事件当作真实的历史去理解，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埃及石刻文献编写的目的在意识形态上。因此，石碑不是客观的历史记录，作为文献资料，它们的学术价值在神圣王权的阐释上。
埃及早期的国王们对王权不遗余力地进行神圣化并将其确定下来。为此，国王具有多重身份:在世俗的层面上，他是埃及这个地域的统治者、国家首脑、最高司法裁决者和政府首脑。在宗教的层面上，他是人和神之间的媒介，是理论上的最高祭司，是神在尘世的代表，是活着的荷鲁斯神。保持国家稳定和政府正常运转是国王的主要职责，同时，他也要维护埃及的多神崇拜并使埃及远离混乱。为此，国王参与的所有活动和仪式都是为了完成上述种种任务。
石碑记录的王室活动反映了王权的多重职能。首先，行政职能。出现频率最多的是两年一次的“荷鲁斯巡游”。国王在大臣们的陪同下巡游全国，以此加强王权对地方的控制，并对重要案件进行判决，而控制国家税收的一个最为直接的途径就是每两年一次的牲畜清查活动。王室巡游有助于政府掌握国家的农业、矿业和人力资源。
第二，仪式活动。这些仪式活动一方面可以向他的臣民显示他的威严，另一方面也可以象征性地勘定叛乱势力，而国王登基庆典则是对王权概念最为直接的表达。由于这些仪式的主旨意在展示只有国王才能统一埃及的两土地，因此，象征着两土地统一的仪式遂成为国王登基庆典的主要活动。在这一仪式中，国王要绕行都城城墙，以此向世人宣称他的政治权利。通过把国王展示成埃及和秩序的维护者，王权赢得了支持和尊重。由于混乱通常被埃及人想象成野兽，如河马，因此，第一王朝时期的一种王室仪式就是国王射杀河马，以此象征着国王战胜无序和混乱。
此外，异邦也象征着混乱与无序。早期埃及国王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划分疆域，以此来把埃及和其他国家分割开来，并进一步强化异邦是埃及以及埃及人生活的威胁。因此，纪念性文物，如纳尔迈调色板，明确了国王是异邦征服者，而石碑把对外战争作为年名则揭示了这样的战争或者是预先计划的，或者仅仅是一种仪式。由于战争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因而石碑中的战争多半都是仪式性的，当然也不乏有真实战争的存在，如第四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斯尼夫鲁对努比亚的征服。而第五王朝第二位国王萨胡拉年鉴中的来自蓬特的“贡赋”则是平等贸易的结果，但是由于对埃及王权宣扬的需要，来自异域的一切物品都被描述成贡品，即埃及国王征服的结果。
第三，宗教职能。石碑记载了国王的四个宗教活动:捐赠神像，并通过开口仪式让它们获得生命；捐赠土地以及其他物质财富；建造或修缮神庙；拜谒重要神庙。石碑中，捐赠神像活动出现的频率最多，它强化了国王是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同时国王本身也是被崇拜的对象，许多王室雕像就是为崇拜活动而建造的。石碑记载了第二和第五王朝时期王室雕像的建造活动。
通过对诸如拉、哈托尔和荷鲁斯等与王权有着密切联系的神明的捐赠，国王强化了他与众神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众神应给予他的恩泽。国王和神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就是王权思想的核心。
此外，石碑还记述了一些神明崇拜，以及一些重要的宗教建筑，如派尔威尔（per-wer）神龛，派尔努（per-nu）和塞努特（senut）神龛等。尽管我们无法勘定这些神龛的真正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晰的，这就是建筑已经成为埃及早期宗教的重要标志。
除此之外，一些宗教节日也出现在石碑中。索卡节（Sokar-festival）出现在第一王朝时期，而宅特（Djet）、戴舍（Desher）和杜阿霍尔派特（Dua-Hor-pet）等节日的具体内容和象征意义我们不得而知，它们应该是埃及人早期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