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女性史的叙事相继出现了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范式。这些叙事范式的思想渊源皆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晚期人们有关女性问题的争论与实践。女性解放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土耳其女性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在土耳其女性史的不同叙事范式中，却对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运动有着迥然相异的评价。女性史叙事范式的演变及其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不同评价，本质上是土耳其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它们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与父权制、国家主义之间的问题，同时也呈现出土耳其激进的西方化和世俗化改革与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土耳其；女性解放；凯末尔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
当人们论及凯末尔改革时，女性解放自然是无法避开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政府相继颁布宪法和《民法典》《统一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在承认女性同男性平等的各项公民权利之同时，鼓励女性摘下面纱和罩袍、走向公共领域。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延续数百年的性别关系和性别隔离制度被打破。土耳其的这场女性解放运动不仅走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前列，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大非西方国家推行女性解放的样板。与此同时，作为凯末尔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凯末尔时代的女性解放也深刻地影响着此后的一代代土耳其女性，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凯末尔政府开启西化改革至今的将近一个世纪里，人们不断地回望、审视和评价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并对它做出了全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时至今日，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具体举措已经为人们熟知，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价值立场的人们如何评价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或许是一个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各种评价，实际上反映了评价者特定的历史观和女性观。本文拟以近百年来土耳其几代学者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厘清土耳其女性史叙事范式演变的线索，以及不同叙事范式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评价，试图在探明这些叙事范式隐含的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对这些评价做出再评价。最后，本文将尝试探究经历了叙事范式转变之后，土耳其学界关于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研究的新趋势。
一、土耳其女性史的三种叙事范式
自1962年托马斯·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一书出版后，其范式理论的影响便很快超出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范畴，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析方法。根据库恩的观点，每一个研究范式都有着特定的研究传统，以及从事研究和实践的规则和标准。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土耳其的女性史叙事主要有三种范式，即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式、女性主义范式和伊斯兰主义范式。这三种女性史书写范式的思想渊源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年代。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几种范式的主次地位有所变化。
（一）土耳其女性史叙事的思想渊源
在广大非西方世界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甚至殖民侵略的情况下，非西方世界的精英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探寻本国落后的根源并找出救亡的良方。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主张各异，但他们都希望将“先进的”西方作为“文明”的榜样和效仿对象，革除自身社会中与西方文明和西方社会不相称的“弊病”，进而不断发展自身。随着近代西方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开始广泛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她们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外出工作，能够较为自由地出入公共场所。在婚姻制度方面，西方普遍的一夫一妻制也与东方社会存在的一夫多妻制、妻妾制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近代西方人眼中，东方社会中女性的处境是悲惨的和受压迫的，这种观念也影响到非西方知识分子。他们深受西方价值理念的影响，当看到西方社会中的女性风貌和社会地位与本国女性迥异、西方女性比本国女性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之时，他们便自然无法再容忍旧社会对女性的“野蛮的”压迫，并进一步将国家的落后与本国女性遭受压迫和束缚联系起来。在这种逻辑下，以西方为标准的“解放”女性便成为追赶西方列强、实现民族和国家独立发展的必然要求。
奥斯曼—土耳其的女性解放是近现代非西方国家女性解放的典型案例之一。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19世纪中期全面西化改革的开启，帝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关注本国女性（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处境。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伊斯兰帝国，伊斯兰教信仰及其规范构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深刻地融入了帝国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改革年代的知识分子想要以西方女性为标准“解放”穆斯林女性时，首先要面对的是伊斯兰传统对女性的规范。对于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女性遭受压迫之间的联系，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看法，进而在改善女性处境的限度和具体主张方面也呈现明显的差异。根据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大致可以将其分为温和派、激进派和保守派。
温和派立足伊斯兰教提倡女性权利，注重从伊斯兰教的角度阐释提升女性地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们主张提高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女性接受教育。他们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并没有否定伊斯兰教，也没有将女性的不利处境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他们甚至认为，相较于西方，伊斯兰教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温和派有关女性的改革主张可以说是折中的、温和的，他们希望能够调和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传统和西方化之间的关系，寻找一条既不背离和否定伊斯兰传统、又能根据现实需要推行西化改革的“中庸之道”。早期温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纳末克·凯末尔（Namık Kemal）、阿赫麦特·米德哈特（Ahmet Midhat）、谢姆塞丁·萨米（Şemseddin Sami）和法特玛·阿里耶（Fatma Aliye）等人。到了二次立宪时期，主张女性解放的温和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杰拉勒·努里（Celâl Nuri）、里扎·陶菲克（Rıza Tevfik）等人。二次立宪时期温和派比早期温和派的思想更进一步，例如在婚姻制度方面，他们明确反对男性单方面提出离婚，支持一夫一妻制。
随着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深入，尤其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恢复宪法之后，社会环境更加宽松，萨拉赫丁·阿色姆（Salâheddin Asım）、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等人在女性问题上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主张。他们将矛头直指伊斯兰教，认为伊斯兰教是导致土耳其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并且明确反对女性戴面纱。此外，激进派也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男性在离婚问题上的特权，主张女性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和接受教育。
然而，奥斯曼社会中的保守派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仍然有不少人对有关女性的改革持保守态度。保守派虽然迫于时局和形势意识到女性接受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只允许女性在伊斯兰教的标准下接受教育。此外，保守派还反对女性从事家庭生活之外的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例如，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谢赫伊斯兰（Şeyhülislâm）穆萨·卡泽姆·艾芬迪（Musa Kâzım Efendi）虽然认可女性同男性一样有权处置其财产、在保护名节的同时可以游玩和娱乐、接受小学至高中水平的教育，甚至能够加入女性协会以及召开和聆听会议，但他强烈反对女性不戴头巾同男性一起上街，并且主张出台法律强制女性戴头巾。他还认为一夫多妻制符合（人口）繁衍和贞洁的原则，女性没有离婚权是因为她们“反复无常”和“不可信任”，如果女性能够提出离婚，就会将家庭推向深渊。同时，他强调，男性不应无故提出离婚。
奥斯曼帝国的二次立宪时期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空前发展的时期，女性问题同样构成当时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重要关切。与以上三个派别围绕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和改善女性处境的限度等问题产生分野不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绕过了”伊斯兰教，他们将古代的突厥游牧民族视为自己的祖先，并从他们构建的古代突厥游牧社会中寻找土耳其女性解放的历史依据。在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构建的突厥民族历史中，女性扮演着重要角色，古代突厥人的女性地位和性别关系也被理想化。他提出，古代突厥民族本身就是女性主义的和民主的，突厥社会中的女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地位，因此土耳其民族主义自觉地呈现出女性主义的特点。齐亚·格卡尔普还指出，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女性和男性在订婚、离婚、遗产继承、就业和政治权利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并且女性也应该接受教育。这与他所谓的突厥民族的女性主义传统不谋而合。至于伊斯兰教与女性处境的关系，齐亚·格卡尔普与上述温和派的观点类似，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并没有否定女性的权利，是阿拉伯、波斯、拜占庭等文明的影响导致了穆斯林女性地位的降低。
尽管上述派别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些思考与探索都是知识分子在求索帝国救亡之道的过程中，在自觉地意识到本国女性与西方女性处境的巨大差异之后的一种本能的反思。他们倡导提高女性地位的最终导向是实现帝国的救亡图存，而非女性解放本身，因而这在本质上都属于父权制（或称男权制）视角下的女性解放观。在这一点上，与这些派别有着根本区别的是少数女性的女性主义立场。在现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末期兴起了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尤其是进入二次立宪时期以后，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女性逐渐觉醒，她们建立了诸多女性协会、召开会议，并以报刊、杂志为主要媒介表达自身观点，激烈地批判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物化，提出“我们不想成为男人花枝招展的玩具”“我们想要成为强壮、坚毅、有担当的女人”。哈莉黛·艾迪布（Halide Edib）、奈兹赫·穆希丁（Nezihe Muhittin）等人还积极撰写小说塑造进步女性的形象。这些深受当时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女性，堪称土耳其历史上的女性主义先驱。
奥斯曼帝国晚期诸多有关女性问题的论争，深刻地体现本国传统的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与现代西方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些论争不仅对此后的土耳其女性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共和国时代土耳其女性史书写与研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构成土耳其女性史不同叙事范式的重要思想源头。
（二）土耳其女性史叙事的三种范式
一战后不久爆发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成为影响土耳其女性命运的重要事件。无论是协约国占领下的伊斯坦布尔女性，还是处在战火硝烟中的安纳托利亚女性，都以各种形式被广泛动员起来反抗侵略者，女性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战争期间空前提高。然而，在此期间，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女性问题成为次要矛盾被搁置一旁，女性解放服从于民族解放。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民族独立转向现代化建设，女性解放作为土耳其“达到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条件，被纳入现代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下。这也决定了土耳其的女性解放有着鲜明的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在凯末尔改革和女性解放推进的过程中，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从前文所述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实际上，这也是土耳其革命史学范式影响的结果。“总的来说，土耳其的革命史学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革命的合法性、必然性和神圣性辩护；二是为革命后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撑。”随着土耳其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史学范式长期支配着土耳其的学术研究与历史叙事，土耳其女性史的书写也不例外。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首先继承了齐亚·格卡尔普的思想。例如，凯末尔的养女、土耳其革命史学的代表人物阿菲特·伊楠在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过程中，同样强调女性在突厥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将此作为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历史依据。她也同样认为，由于阿拉伯、波斯和拜占庭等民族的传统逐渐融入伊斯兰社会，才导致了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其女性地位的逐渐降低。此外，伊楠还进一步将赫梯和苏美尔社会的女性纳入土耳其女性的历史。
为树立自身合法性，新成立的共和国竭力与奥斯曼帝国撇清关系，通过批判奥斯曼王朝来衬托凯末尔政权及其改革的功绩和进步性。因此，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也构建起奥斯曼帝国女性和共和国女性鲜明的二元对立特征：前者是传统的、受压迫的、被隔离在罩袍和闺房之中的“奴隶”；后者则是现代的、享有与男性平等之地位的、能够自由进入公共领域的共和国公民和新女性。与此同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还十分强调女性对民族、国家、家庭的责任，在提倡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同时，也鼓励女性首先履行好在家庭中的职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在土耳其女性史叙事中长期占据主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逐渐被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叙事取代。
土耳其长期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的现代化路径导致该国在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的西化程度十分之高，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对西方的各种思潮和社会动向有着敏感且清晰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左派政治团体的影响下，土耳其出现了许多青年组织，有相当数量的土耳其女性活跃在这些左派组织中。虽然土耳其左派人士普遍支持平等、自由、团结和变革等理念，但是他们对女性问题的态度却十分保守和传统，认为女性对女性主义的任何倾向都是“资产阶级背叛”。左派组织中的女性一方面深受左派运动平等、民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逐渐感受到其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便开始寻求自主运动。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新的独立的土耳其女性运动首先萌生于左派运动中。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左翼组织及其他所有政党被取缔，女性主义的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正在席卷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土耳其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一些提倡自由经济、公民社会、大众文化、女性主义的以及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发起了对旧的共和国精英以及传统左派的官方意识形态、文化规范和精神习惯的反叛。从文学、音乐到建筑和电影，各种文化表达方式都对官方现代主义的僵化与家长作风发起了挑战。”在二战后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了有力提升，土耳其女性主义成为这种“反叛”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剧烈的变革中，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和作家开始自觉地组织起来，她们推动了土耳其女性研究的蓬勃发展，土耳其女性史的女性主义叙事范式也随之产生。
这一时期土耳其女性主义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但其中不免涉及对土耳其女性历史的讨论。在土耳其的女性主义史学叙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反对父权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少数土耳其女性的女性主义思想。女性主义批判土耳其国家主义女性解放中的父权制压迫，认为这种女性解放只是现代化的手段，从属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女性在其中不过是“工具”而已。此外，女性主义者还意识到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实际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能够真正取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她们将目光投向女性解放过程中被忽视的私人领域（或称家庭领域），反对家庭领域的父权制和家庭暴力。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激进的西方化和世俗化政策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伊斯兰教曾长期被认为是导致女性遭受压迫和性别隔离的“洪水猛兽”，是需要被摒弃的、落后的、前现代的因素。多党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斯兰教释放了空间。1980年军事政变后，为避免冷战背景下土耳其左派与右派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长期以来政治暴力的重演，土耳其军政府提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Türk Islam Sentezi）政策。该政策重新解释了土耳其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将民族主义信条纳入伊斯兰教，旨在创造一种“伊斯兰民族”的集体意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土耳其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动摇。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全面批判土耳其的现代化和国家主义之时，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一些伊斯兰主义女性开始提出她们对土耳其女性史的看法，形成了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女性史叙事范式。
伊斯兰主义女性以伊斯兰教而非西方启蒙理性为依据倡导女性解放，例如，她们对男性和女性角色互补之合理性的强调，就对世俗的平等观念构成了挑战。伊斯兰主义女性还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没有束缚女性，还从中生发了尊重女性的价值源头，她们并不认为伊斯兰教传统是需要被打破和超越的。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女性史叙事，与奥斯曼帝国晚期温和派主张女性解放的观点有着很强的共通性，她们都希望探寻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共融性。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区别，即伊斯兰主义女性史叙事更关注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并且伊斯兰主义女性史叙事是在土耳其经历了长期的世俗主义与现代化实践之后形成的。这种寻求伊斯兰价值理念和现代价值理念相协调的努力，本身也彰显了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文化传统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有关土耳其女性史的叙事中，尽管世俗的女性主义范式与伊斯兰主义范式之间存在根本上的差异和对立，但二者在反对父权制、反对压迫女性等问题上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进行理论性的批判和探索的同时，具有强烈的行动主义特征，即通过建立协会、发起反抗运动等多种形式，共同推动了土耳其女性运动的发展，为争取女性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女性史叙事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构成了强烈冲击，破除了后者在土耳其长期的主导性地位，使得土耳其的女性史叙事呈现多元化特征，土耳其的女性史和女性问题研究也因此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二、不同女性史叙事范式下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解放女性、塑造现代的共和国新女性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目标。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政府在法律、教育、社会风俗、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不仅明确了女性同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还使土耳其女性广泛地参与公共生活。当时，凯末尔政府主导下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为中东地区国家树立了典范，在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方面甚至早于许多西方国家。193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埃及代表希提·沙拉维（Sitti Şaravi）说道，“我要对你们伟大的领袖阿塔图克说，我们称他为‘东方之父’。因为在全体东方女性觉醒的问题上，他是我们所有人的领袖。这足见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重大影响。然而，在有关土耳其女性史的不同叙事范式中，对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一）土耳其民族主义女性史叙事中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从事土耳其女性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叶什穆·阿拉特曾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社会中都存在一种共识，即认为凯末尔改革解放了女性，并且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不仅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赞成这种观点，受过教育的或不识字的家庭主妇也对此表示认同，后者知道她们的女儿将会受益于改革所提供的机会。土耳其的这种“社会共识”也体现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书写中。例如，伊菲特·哈利姆·奥卢兹在其1933年出版的《新土耳其女性》一书中就描述了共和国建立以来女性地位与形象的变化，将隐藏在面纱和闺房之中的奥斯曼女性与戴着西式帽子并能够从事医生、法官或公务员工作的“新女性”并列起来，从而以奥斯曼时期女性遭受压迫和束缚来衬托共和国新女性地位的提升。
阿菲特·伊楠于1964年出版的《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权利的获取：历史上的土耳其女性》是土耳其女性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作为凯末尔的忠实追随者，她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本书在讨论女性的权利与责任时践行了阿塔图克的原则与思想。在该书中，伊楠延续了土耳其革命史学的叙事，她不仅将赫梯和苏美尔社会中的女性纳入古代土耳其女性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女性在突厥民族的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她指出，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女性地位开始逐渐降低，尤其在奥斯曼的城市中，女性被严格地封闭在罩袍和闺房之中。尽管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为女性生活带来了新气象，但是不足以真正改变土耳其女性的处境。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女性权利成为“阿塔图克原则”（Atatürk İlkeleri）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凯末尔改革的推动下，土耳其女性在法律、政治、教育等方面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衣着方面也摆脱了罩袍、面纱的束缚，能够穿着新式（西式）的服装。伊楠在书中毫不掩饰对阿塔图克的赞美之情，赞颂他对土耳其女性获得一系列权利作出的功绩，她写道，“土耳其女性将永远怀着感激之情铭记阿塔图克”。
《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权利的获取：历史上的土耳其女性》一书是凯末尔主义女性史观（或称土耳其民族主义女性史观）的经典之作，在土耳其女性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书在土耳其多次再版，足见凯末尔主义女性史观在土耳其的深远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还相继出版了《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阿塔图克改革与我们的女性》《共和国50年的土耳其女性权利》和《共和国50年的土耳其女性》等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对土耳其女性历史的书写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同的侧重，但是普遍肯定了凯末尔及其改革对女性解放的贡献。
例如，《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是“纪念阿塔图克”（Atatürk’ten Hatıralar）系列丛书的第三卷，该书汇编了30篇回忆性短文。这些短文的作者生动地回忆并记述了凯末尔在各种场合与不同女性交流、对话的情景，集中体现了凯末尔对土耳其女性的关切、尊重和鼓励。凯末尔的养女之一、土耳其的首位女飞行员萨比哈·格克臣在短文中深切回忆了凯末尔在病重之时仍鼓励和关心她的飞行事业，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凯末尔的感激之情。该书的编者鲁特菲·奥乌兹江称，凯末尔最伟大的改革赋予了土耳其女性受尊重的地位。她指出，以前土耳其女性被形容为“有缺陷的、头发长见识短的、胃口大的”，男性不仅可以任意休妻，还能够娶四个妻子，今天的土耳其女性则在各个方面都享有与男性平等的责任和义务，这都得益于阿塔图克。有关女性的改革不仅使土耳其女性获得了自由，也使得这些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了地位和职责，土耳其国家的劳动力也增加了一倍。正如今天的土耳其一样，女性对未来土耳其的繁荣兴盛有重大职责并将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自1938年凯末尔逝世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耳其女性主义兴起，人们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二战后，土耳其的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不仅实现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政治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迅速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凯末尔时期的女性解放存在问题。美国学者斯蒂芬·霍克通过对土耳其《女性报》（Kadın Gazetesi）的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即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期间，一些女性就已经意识到她们在土耳其公民秩序中的边缘地位，并对此进行强烈抗议。例如，前文提到的《新土耳其女性》的作者伊菲特·哈利姆·奥卢兹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她批评凯末尔改革未能促进任何有意义的女性民主参与，并且认为女性的影响止于投票点。此外，奈尔敏·阿巴丹-乌纳特也指出，二战后土耳其大部分社会学家和女性学者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由她们在生产中的角色及其经济参与决定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造成了她们的屈从地位。只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才能够真正提升女性的意识，推动女性的政治参与。
当然，这一时期的女性虽然认识到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局限性，但是她们的批评未能突破凯末尔主义的逻辑。正如斯蒂芬·霍克所说，来自女性的这种批评本身并不意味她们是全然反对凯末尔主义的，这些女性是在凯末尔主义的话语范围内增进自身诉求的。真正颠覆凯末尔主义话语并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提出彻底批评，还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耳其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兴起。
（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土耳其的现代化是在国家精英主导和监护下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确保了政策的实施。作为凯末尔主义六大原则之一的“国家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管理手段，而是包含了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包括由官僚所代表的国家应该负责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甚至要负责塑造个人”。正如塞乌吉·阿达克所言，凯末尔主义一党制国家将自身定位为女性权利的唯一倡导者和最终守护者。但是，随着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土耳其“被管理的现代性”（guided modernity）遇到了挑战。
土耳其国家主义的现代化和女性解放路径决定了当女性想要自主地表达自身的诉求、进行独立的女权斗争之时，首先需要突破国家主义的女性解放模式和话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深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率先质疑长期以来国家以“家长般的仁慈”提升女性地位的举措，反对国家强加的对女性利益的定义，追求两性的实质性平等。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学者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展开了激烈批判，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土耳其占主导地位的凯末尔主义女性史观，还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土耳其的女性研究。从女性主义的实践层面来看，这些女性学者的探索与批判也为土耳其第二次女性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依据，甚至其中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本身就是土耳其女性运动的先锋和领导人物。
1978年5月16—19日，土耳其社会学协会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题为“土耳其社会中的女性”研讨会，讨论的主要内容于次年出版成书。这本由奈尔敏·阿巴丹-乌纳特主编的《土耳其社会中的女性》是研究当代土耳其女性问题的开创性著作，是妇女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该书从人口、健康、营养、劳动参与、教育、性别角色的延续和变化、宗教和政治行为等多个方面对土耳其的女性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不乏研究者们对凯末尔时代女性解放的反思和批评。
奈尔敏·阿巴丹-乌纳特于1921年出生在维也纳，母亲是奥地利人，父亲则是一位来自伊兹密尔的水果商。她早年一直生活在国外，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逐渐难以负担她的教育时，她便移民到土耳其，得以继续接受教育。奈尔敏·阿巴丹-乌纳特1988年从安卡拉大学退休前，表示自己是坚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者。然而，她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却持有明显的批判立场。她认为，凯末尔时期有关女性的改革集中于法律和政治领域，但是由于土耳其长期存在城乡、阶级和地区的广泛差异，改革对土耳其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带来的变化是不均衡的，受益者多为城市中的精英女性群体。她还指出，凯末尔时期的女性解放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服务于土耳其现实政治需要。例如，凯末尔政府之所以在1926年出台《民法典》，是因为他急于向世界呈现一幅“现代的面貌”，因而开始鼓励消除公共生活中的不平等，进而削弱国内的保守派势力。她还提到，根据1926年的《民法典》，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并不是绝对平等的；例如《民法典》规定丈夫是一家之长，如若妻子想要从事家外工作，需征得丈夫的同意等。希琳·特克利和奈尔敏·阿巴丹-乌纳特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希琳·特克利认为，凯末尔政府之所以选择在1934年底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因为凯末尔想借此证明土耳其的一党制不同于欧洲纳粹政权的一党独裁，从而使土耳其在国内外舆论上处于有利地位。在赋予女性权利的当政者眼中，女性只是扮演了“象征性”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新一代女性主义学者中，希琳·特克利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她于1944年出生在安卡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从安卡拉女子高中毕业后前往法国学习，期间受到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aeuvior）等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响。1967年，她从瑞士洛桑大学毕业后回到土耳其，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首位女性政治学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她因抗议军政府成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Yüksekögˇretim Kurulu）而辞去教职，开始积极投身女性运动，成为土耳其第二次女性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她不仅批评凯末尔政权将女性解放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还在1986年首次采用“国家女性主义”（state feminism）这一术语重新定义凯末尔时期的女性解放和改革。她认为，在世俗共和国激进的“女性革命”中，女性的新身份是被赋予的，而非她们自己的选择。虽然共和国赋予了女性新的权利，但是真正能够运用这些权利的女性并不多，并且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俗政权打击宗教势力的工具和促进人口增长的生育工具。此后，“国家女性主义”术语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
此外，希琳·特克利还将土耳其的女性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奥斯曼帝国晚期，这一阶段的女性运动在青年土耳其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第二个阶段则是共和国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晚期自发的女性主义让位给国家女性主义，国家开始将女性和女性权利问题纳入自身的核心意识形态。土耳其女性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源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分期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从事土耳其女性研究的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根据这种分期，从共和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近六十年，土耳其的女性主义几乎是停滞的。
宾纳兹·托普拉克从传统和现代化的角度批评了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和表面性。她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现代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式发展过程，并且传统和现代是对立且互相排斥的。而土耳其正是实践了这种早期的错误现代化理论的国家，土耳其女权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受到了这种现代化观念的影响。根据这种错误的现代化理论，奥斯曼社会中女性的次等地位被归因于伊斯兰教和奥斯曼社会的影响，而现代化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宾纳兹·托普拉克认为，尽管共和国时期女性的地位相较于奥斯曼帝国时代有了重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女性只是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却没有取得性别角色意义上的解放。只有在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现代化进程中，才能理解土耳其女性被解放但未被赋予自由的地位。她还提出，伊斯兰教对女性的束缚是社会和法律双重层面的。伊斯兰教中有关女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凯末尔政府有关女性的改革旨在巩固共和政权，而非重新定义性别角色，因此，无论是受益于凯末尔改革的少数女性还是大多数几乎未受到改革影响的女性，都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
宾纳兹·托普拉克关于土耳其女性被解放但未被赋予自由的观点，在另一位研究土耳其女性的重要学者丹妮兹·坎迪优提那里得到进一步探讨。丹妮兹·坎迪优提1944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相继就读于巴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69年博士毕业归国后至1980年任教于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和海峡大学，后在英国多所高校任教。她对土耳其的性别关系、政治发展、伊斯兰教与性别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丹妮兹·坎迪优提认为，土耳其的女性改革虽然“解放”了妇女，但她们却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是因为土耳其的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性别关系最关键的领域，即在性问题上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以及女性角色主要被定义在家庭领域等。丹妮兹·坎迪优提也是最早指出凯末尔主义女性改革具有阶级偏向的学者之一，她指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女性，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依然长期遭受着性别压迫。
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女性学者对凯末尔女性解放的批判和研究，推动了历史学领域对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女性问题的深入探索。例如，扎菲尔·托普拉克是最早关注凯末尔时期女性自主争取权益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80年代中期撰文探讨土耳其女性人民党（Kadınlar Halk Fırkası）以及1935年土耳其女性联盟（Türk Kadın Birligˇi）主办世界女性大会等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扎菲尔·托普拉克是早期研究土耳其女性问题的学者中为数不多的男性学者之一。
总体来看，在二战后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土耳其女性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历史功绩，但更多地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后者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挑战。在这些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女性不过是凯末尔主义改革和现代化的“工具”，是国家的“政治演员和象征性的卒子”，她们在国家女性主义之下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真正同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依然受到严格的性道德约束，作为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也得到强化，自主的女性主义运动遭到凯末尔政权的压制。
（三）伊斯兰主义女性视角下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在世俗的女性主义者激烈地批判国家主导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时，伊斯兰主义女性也立足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对这种国家主导的女性解放提出了批评，并对土耳其国家之中普遍的世俗主义、民主和民族认同提出挑战，她们希望国家能够尊重女性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的意愿。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女性主义学者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都是基于启蒙思想和科学（非宗教）的原则，伊斯兰主义女性对凯末尔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基于宗教信仰。本文主要梳理和讨论的是学术性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在此仅对伊斯兰主义女性对于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禁止女性在学校等公共机构戴头巾，提倡服饰的西化，从而将女性从传统服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凯末尔主义改革也使女性能够广泛地进入工作领域。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一些土耳其女性宗教意识的提升，她们希望从伊斯兰教信仰中寻找自身的身份认同。在伊斯兰主义女性看来，这些凯末尔主义者引以为傲的女性解放举措问题重重。著名的伊斯兰主义女性评论家吉汗·阿克塔什认为，西化意味着采用表面的（如果不是不道德的）行为模式，并且伴随着女性的牺牲，因为她们要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屈辱的、低薪的工作。她还提出，女性“被赋予的一些特权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是权利，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不公正”。对此吉汗·阿克塔什解释道，西化的过程给了女性紧跟欧洲时尚潮流的权利，她们冬天可以穿着皮草保暖，夏天可以穿比基尼。然而，这对其他人来说则是成为妓女和舞者而任意展示自己身体的权利。还有一些人成了秘书、清洁工和护士，获得了从事工资微薄的双班倒工作的权利，她们晚上才回家做家务并放弃了教育子女的权利。
此外，在伊斯兰主义女性看来，凯末尔主义者远离了国家政体的真正本源，将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框架，从而导致对国家的文化殖民。她们反对共和国初期激进的世俗化，反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否定，强调世俗的现代化改革对女性带来的压迫和束缚。女性神学家希达耶特·图克萨尔（Hidayet Tuksal）称，在土耳其，妇女遭受了世俗体制的压力，而不是宗教体制的压力。
当然，范式的转变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也对后者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土耳其女性史叙事中，女性主义范式和伊斯兰主义范式的出现以及它们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对于进一步改善土耳其女性的处境、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二者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国家既往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质疑，只不过世俗主义者的批评立足于普遍权利和平等，这是一种建立在启蒙理想基础上的世俗观念，而伊斯兰主义女性则立足于伊斯兰教的“宗教真理”。
这些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影响的女性不像自己的母亲那样成长于土耳其民族主义昂扬的凯末尔时代，她们基本上都是在二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她们大多出生于中产及以上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其中不乏长期留学欧美者。这些特定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促使她们站在新的意识形态立场来审视土耳其的现代化及其民族主义叙事，在此过程中表达并彰显自身的身份认同。此外，在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下，紫屋顶女性庇护所基金会（Mor Çatı Kadın Sığına-ğı Vakfı）、女性图书馆与信息中心基金会（Kadın Eserleri Kütüphanesi ve Bilgi Merkezi Vakfı）、伊斯坦布尔彩虹女性平台（Gökkuşağı Istanbul Kadın Platformu）、首都女性平台（Başkent Kadın Platformu）等组织和机构相继建立，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多个城市兴起了反对性骚扰的紫针运动（Mor Iğne kampanyası），更多的女性自觉地意识到父权制的压迫并积极争取自身权利。在当今的土耳其政治议程中，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然而，新范式下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也存在有失公允之处。当人们回归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就会发现，把女性解放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条件，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识。尤其对于刚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民族国家而言，首要的任务是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女性解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从属于现代化。就连对女性解放有着重要影响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也主要在强调并争取女性同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主要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利和遗产继承等权利，这与二战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诉求相去甚远。实际上，与同一时期的其他非西方国家乃至有些西方国家相比，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已经走在了前列，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和突破性。这些批判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学者和伊斯兰主义女性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如果没有凯末尔时代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后来的土耳其女性很可能没有机会发起女性主义运动。
土耳其的女性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但这些最早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尽管她们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鲜明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情感动机使得她们几乎都将这段历史简单化了。她们对凯末尔时代国家女性主义的批判大多“就事论事”，并不注重将凯末尔主义时期国家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时段，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改革以来的历史视域中审视。这些原因导致她们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进步性认识不足。而且，不乏历史学者为女性主义史学的有失客观进行辩护：“由于这类历史（即女性主义历史学）带有政治倾向，并向主流文化中固有的父权统治提出了挑战，如果再抱着传统的历史学术研究所希望的那种价值中立和客观性，便无法写作。”确实，如果完全脱离特定的历史情境来分析问题，则不免有“苛责古人”之嫌。
伊斯兰主义女性在伊斯兰的范畴中寻求女性权利、批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不利于增进女性权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特有的困境。例如，世俗的女性主义者可以诉诸人权和平等权等世俗权利，并将此作为寻求实质性权利的合法工具以及与父权制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不会使自身受到神学制度和以信仰为名的操纵。伊斯兰主义女性从伊斯兰教的角度阐释女性权利时，却面临着被宗教合法化了的伊斯兰父权制的障碍。在伊斯兰教的范围内寻求自主性和实质性的平等，注定会受到男女互补的父权制解释的限制，而这是神圣教义中所尊奉的。换言之，当伊斯兰主义女性试图缓解女性的困境时，却为“神的意旨”所限。
三、有关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女性问题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土耳其女性运动逐渐制度化，诸多女性主义组织相继建立并活跃于土耳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女性主义突破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解放话语取得新进展，伊斯兰主义女性、库尔德女性主义等群体也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这场“声势浩大”的女性运动也迫使土耳其政府对女性的关键诉求做出回应。例如，土耳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修订1926年《民法典》，《民法典》修正案最终从法律层面承认了女性在家庭领域同男性平等的地位。经过十几年的斗争，土耳其女性不仅扩大了自身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活动空间，也争取到相较此前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此前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激烈批评逐渐趋于温和、客观，土耳其的女性研究也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展。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教授泽赫拉·F. 阿拉特主编的《解构“土耳其女性”之形象》（以下简称《解构》）一书正是这一新趋势的集中体现。
20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被视为“第二性”和“他者”而极易被塑造和构建的处境。《解构》分析了19世纪末以来土耳其女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断被构建的历史经历，回应并批判了这种形象构建背后的帝国主义和父权制话语。《解构》不仅揭示了构建“土耳其女性”所采用的多种形象，还阐明了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奥斯曼帝国的出版物、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学和传教士、凯末尔主义国家、学校乃至女性自身都参与了“土耳其女性”的形象构建。
《解构》之所以体现出土耳其学术界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批判的温和化趋势，原因之一便是它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解读女性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被构建的漫长历史，进而指出女性并非仅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被构建和塑造。另一个原因则是《解构》注意到女性自身在构建中的能动性。相对于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国家等外部因素对土耳其女性的构建、塑造和压迫，《解构》十分注重探讨土耳其女性本身对这种构建的态度和参与。《解构》认为，女性及其生活是在文化和历史意义上被构建的，但是女性在这些构建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相反，她们作为活跃的行为主体参与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构建并维护了自身的从属性角色。例如，泽赫拉·F. 阿拉特通过对共和国初期接受教育的20位女性进行访谈后发现，当时的学校基于性别区分所实施的限制性和惩戒性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生内化了。尽管在今天看来，把男性教育放在首位、强调女性教育符合母职、家庭之实践等做法具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但是这些接受访谈的女性却并不认为“阿塔图克年代”的学校里存在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并且对当时所受教育的纪律性和高质量深感自豪。接受访谈的大部分女性对当前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表示不满，而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受教育的、世俗的以及为国家献身的凯末尔主义女性形象构成了她们的身份认同和理想。
法特玛古丽·贝勒克塔伊在《女性视角下的共和国75年历史》一文中继承了希琳·特克利等人提出的“女性解放之于凯末尔政权的工具性”观点，并从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讨论。她指出，土耳其共和国不同于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前者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女性隔离和被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是沙里亚时代（即奥斯曼时代）最显著的标志，现在女性在法律上成为平等的公民则是共和国的标志。因此，法特玛古丽·贝勒克塔伊认为，承认女性的权利是凯末尔主义领导者们建立土耳其新的民族主义特征的工具。然而，她紧接着补充说，尽管女性在这两种情形下（指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都处于“标志”和“符号”（simge）的境地，但是从获得自主权（özerk）、摆脱作为符号的处境而进行主体化斗争（özneleşme mücadelesi）的角度来看，从沙里亚法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到成为世俗民族国家的公民对女性而言是更有利的。由此可见，法特玛古丽·贝勒克塔伊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进步意义。这本与《解构》同年出版的著作，同样也反映了土耳其女性研究领域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评价趋于公正。
世纪之交土耳其女性研究的另一个趋势是女性史向性别史的转向。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对凯末尔时代的女性问题的研究中。在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学者“主张对两种性别进行历史分析，而不应孤立地对女性进行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妇女史’的观念已经逐渐被‘性别史’取代”。丹妮兹·坎迪优提曾经从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这一角度论述了奥斯曼时代和土耳其共和国时代有关“男性气质”（erkeklik）的不同观念。阿以涉·杜拉克芭沙是研究凯末尔时代性别认同的重要学者。她在《共和国早期现代女性和男性的身份构建：凯末尔主义女性和“文明的男性”》一文中，不仅注重从两性关系层面探讨女性处境，也涉及共和国早期男性经历的变化。土耳其共和国不仅致力于构建“新女性”，还十分强调“有文化的男性”这一男性身份认同。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不再仅仅关注女性及其所受的压迫，而是从男女两性的视角看待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和政治转型中的历史。这不得不说也是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态度趋于温和化的一种表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往的土耳其女性问题研究几乎是女性学者的“专属领域”，但是近年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学者开始进入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这无疑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深入发展。
此前人们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多限于宏观性的讨论，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和细致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共和国早期女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多样化，对土耳其第一次女性运动、女性的家庭和社会生活、选美比赛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尤其是受到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一书的影响，直至今日，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女性形象及其构建、解构仍是学者们讨论凯末尔时代女性问题的重要视角。例如，梅勒维·阿克古丽等学者指出，媒体、广告等对于新时期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女性现代化的作用。土耳其的重要报刊《共和国报》在这一问题上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谢奈尔·伊特莱发现，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小说中，女性角色经历了从“女军人”到“军人的女人”的转变。战争期间的小说中在前线自我牺牲和努力奋战的女性失去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变得更加男性化，而在战后的小说中，女性重新获得了女性特质，再度回归到其既往的角色——男人的好妻子、孩子的好母亲和良好教育者。埃塞尔·艾尔格努勒在对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照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后，指出她们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特征。塔勒克·厄兹江和塞玛·奥卢赤则总结了这一时期土耳其小说中的三类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经历现代化的女性形象，即抵制现代化的传统且守旧的女性；无法超越形式主义的西方化的女性形象；能够正确地与西方保持一致的理想女性形象，并指出这一时期的作家在遵循凯末尔的道路构建新的女性形象、改善女性处境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
土耳其学者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态度趋向温和也是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焦点发生转移的结果。除了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等问题之外，随着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力量的迅速发展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崛起，加之库尔德问题的凸显，宗教与族裔视角下的女性和性别议题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是21世纪以后，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至今已连续执政20年。虽然正发党在执政初期惮于世俗主义力量的强大以及想要加入欧盟等因素，采取了一些促进性别平等和保障女性权益的举措，例如在2004年和2010年对宪法第十条进行修正，强调男女平等，将职业妇女的带薪产假延长至16周，废除强奸犯如果娶被侵害者为妻就免除刑罚的法律等。但是，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妻子、母亲的角色。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总统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势力的巩固以及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向，正发党更加强调伊斯兰传统中的女性观念和性别观念，批评西方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忽视了男女之间天性和本质的差异，并宣扬男女互补的“性别正义”理念。2021年3月，土耳其退出重在保护女性权益的国际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则是正发党在女性政策和性别政策问题上趋于保守的重要例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的头巾问题、身份认同问题、政党政治下对女性的政治动员和女性的政治参与、正发党政府有关女性和家庭问题的理念和政策、伊斯兰主义女性等逐渐成为土耳其女性研究中的首要关切。相较而言，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经过20世纪后期的激烈批评之后，似乎再一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成为当下土耳其女性研究的非核心议题。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彻底破除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女性史叙事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在土耳其完全失去了影响，一些土耳其女性史著作依然延续了这一叙事逻辑。2019年，由贝德雷丁·达兰编写的《历史上的土耳其女性》一书再次梳理了土耳其女性自草原游牧部落时代至凯末尔时代的历史，并使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凯末尔身边的女性，包括他的母亲、前妻和养女等，作者对于凯末尔政权为土耳其女性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与感激”。
结语
正如学术研究无法独立于其存在的广泛的社会背景，范式的转换和此消彼长本身也是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变化的体现。在凯末尔时代，女性史的叙事自然服务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服从于土耳其革命史观的逻辑，因此便形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女性史叙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伊斯兰的逐渐兴起、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土耳其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原有的叙事话语已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学术上的范式转变不可避免。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也成为土耳其女性史叙事范式转型的重要时期，先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叙事失去了它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女性主义叙事和伊斯兰主义叙事兴起，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及其局限性提出激烈批评。然而，无论人们秉持何种女性史观、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做出何种评价，本身都会受制于自身价值立场的影响和局限，鲜明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情感动机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将这段历史简单化的嫌疑。因此，人们面对关于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立场各异的评价和批评时，始终要保持批判的眼光。只有具备这样的自觉，才能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乃至土耳其女性史有着更加明晰的认识，避免落入某些特定观点的窠臼。
世俗化和全面西化的现代化经历、深厚的伊斯兰文化基础、战后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传入，在土耳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融合。土耳其女性史观的演变及在这些史观影响下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土耳其女性和国家发展进程的缩影。时至今日，土耳其女性史叙事和研究趋向多元化，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在遭到激烈批判之后不再是土耳其女性史关注的核心问题，曾经对它的激烈批判也趋于温和。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肯定和赞扬，还是激烈批评或辩证看待，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在土耳其女性史上的重要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批判过去意在“借古讽今”，对它的回顾与论争是一个现代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历史生命力和影响力也由此得到彰显。近年来正发党在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上趋于保守，在舆论和具体政策中更加强调伊斯兰的价值伦理，凯末尔主义以及世俗的女性主义力量也受到排斥。尽管如此，土耳其共和国将近一百年的发展，世俗主义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已经在土耳其留下了深刻烙印，除了广泛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外，大量的女性也依然主张世俗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些都成为限制正发党政府推行伊斯兰主义女性政策和性别政策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