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隐晦到鲜明的历史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解释向度从单调到多元的拓展过程。18世纪中后期，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理解受制于革命语境，重农学派政治思想被认定为绝对主义甚至专制主义学说。至19世纪中期，学界开始探寻重农学派政治思想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承脉关系。随着共和制的确立、政治环境的稳定和理性科学的进步，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史料编撰和实证研究得到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兴盛的背景下，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得到新的解释，呈现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色彩。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遭遇危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在修正史学的研究路径中丰富发展，并在当代多学科交叉的视域下不断深化。
关键词：重农学派；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
重农学派是18世纪中期活跃在法国的重要团体，主要成员有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杜邦·德·内穆尔（Du Pont de Nemours）、博多神甫（Abbé Baudeau）、勒特罗纳（Le Trosne）和雅克·杜尔哥（Jacque Turgot）。他们由官员、贵族和学者组成，在旧制度末年的岁月中，试图革新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确立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探寻法兰西王国的振兴之路。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他们开拓了资本主义理论的谱系。至今，重农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夯实农业基础、保障财产权利、捍卫经济自由、崇尚法治精神等基本理念，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治理原则和政治思想资源。重农主义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在欧洲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
学界对重农学派的书写和阐释呈现出一个特点：日益重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价值。以往人们比较关注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正如玛丽-克莱尔·拉瓦勒-雷维利奥所言：“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和政治思想经历了非常不平等的命运。前者对学者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成就为世人所认可，后者却遭遇了一种比较惨淡的境况。”笔者认为，原因在于重农学派标榜“法律专制”和提倡中央集权，这种立场在法国走向共和的政治历程中常常被人误解为保守的旧思想，学界也一直没有厘清中央集权与专制独裁、官僚政治的关系。随着西方民主弊端显现，人们开始对回溯和反思现代政治思想之源头渐生兴趣，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书写由此经历了一个从史料整理到史观形塑的发展过程。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内容，国内学者已有探讨。但从时代语境角度评述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的范式变迁，还不多见。本文尝试展现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的趋势及其背景与动力，揭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如何在同时代的交流与互动中发展、传承和创新。
一
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诞生于旧制度末年，发展和终结于法国大革命初期，贯穿新旧世界之间的时间线赋予了重农学派暧昧不明的身份，在此语境下形成的重农学派政治思想之解释也呈现出两极化形态。1767年，魁奈在《公民日历》中发表连载文章《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提出“合理专制”（despotisme légitime）的政治概念。同年，拉里维埃发表《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阐述了“法律专制”（despotisme légal）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内涵。这两个概念的问世似乎标记出重农学派政治理论的特质。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群体，重农学派的政治态度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的批评随之兴起。兰盖嘲讽道：“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对面包的讨论，竟开始研究规则和律法了。”在论战中，对手们逐渐将重农学派称为一个鼓吹专制的“宗派”。
譬如，伏尔泰批评拉里维埃的《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这个题目使我非常不快，‘法律’与‘专制’不能相提并论。”马布利指责拉里维埃过分强调理性，也指出“法律专制”这一术语具有内在矛盾性。卢梭则讽刺重农学派的专制思想，认为重农学派是完全的、彻底的绝对主义者，并批判他们拘泥于理性主义，忽视了激情对人类行为的作用，“这种理论只适合乌托邦的人民，对于亚当的子孙却毫无意义”。在上述批评者看来，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因循守旧、僵化教条、捍卫专制，重农学派无疑是法国传统绝对君主制甚至专制主义的代言人。
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消极看法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得到了延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重农学派被认定拥护专制制度而备受冷落。杜邦对此深有体会，他表示，在制宪议会任职期间，国民代表们总显得对重农学派充满敌意：“一旦国民议会出现关于商业和财政问题的讨论，人们就开始激烈地讽刺和抨击经济学家们。” 19世纪上半叶，在经济学领域，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继承了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发展并完成了法国古典经济学。与此同时，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在走向共和的自由和民主话语中渐趋暗淡。这一时期，法国经历了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的政权更迭，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人们认为重农学派属于过时的君主派，对看似保守的重农主义政治思想兴趣索然。
然而，也有个别学者对重农学派的政治主张持不同看法，认为重农学派并不是简单的守成者和历史循环论者，他们的政治观念是面向未来的。在启蒙时代，孔多塞指出，重农学派运用洛克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将政治思想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阶段。他赞扬重农学派贯彻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理念，把国家富强、个人福祉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联系在一起。在孔多塞看来，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标志着人类精神进步的重要阶段。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以后，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不满于拿破仑三世的专制政权，开始思考帝国、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第一次将重农学派描述为革命的先锋，强调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法国大革命民主气质的重要源头。他写道：
大革命后来废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攻击的特定目标；相反，大革命创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预先宣布并热心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
托克维尔将重农学派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知，以历史的眼光和深邃的洞见展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潜藏面向。不久后，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准确评价，称之为“打着封建招牌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同时指出杜尔哥是为法国大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通过上述分析，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意涵逐渐从捍卫专制嬗变为引领革命，彰显了新旧世界的奇妙融合。
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这一段“革命的年代”里，激烈的思想交锋和政治斗争使人们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认知浮于表面，尚未在内容分析与理论思辨中沉淀，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政治论战的语境里。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以敏锐的思想穿透力解释了大革命生成与发展的机制，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改革性和激进性被揭示出来。不过，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并没有开展系统的文本分析与理论论证，解答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使命将由后学承担。
二
19世纪下半叶，欧洲经历了多重的深刻蜕变。经过革命的洗礼，新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开始形成，民族主义推动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革新。法国学界希望突破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体系，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这一动机促使他们溯源重农学派与重农主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和社会制度渐渐稳定，科学的力量也获得了极大进步，这些因素推进了史学编撰的革新，学者们能够摒弃政治论战的立场，用理性的态度审视重农学派。与此同时，动荡的历史和战败的新伤烙印在人们心里，史学家也有责任对政治社会的演进作出解释，由此形成了以史料编撰为基础、实证研究并行发展的学科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畅行学界，史料基础和客观叙述成为史学家工作的通行标准，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奥古斯特·翁肯编辑了《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作品集》，收录了魁奈的经济学、哲学著作和书信，以及政论作品《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等，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古斯塔夫·舍勒出版了魁奈的传记《魁奈医生：蓬巴杜夫人和路易十五的内外科医生》，探讨魁奈作为医生的经历、担任宫廷御医的生涯、与百科全书派的交往、《经济表》、重农主义学说以及魁奈的老年时代，完整地勾勒出魁奈的生平。此后，舍勒又将关注点转向重农学派的其他成员，出版了《杜邦·德·内穆尔与重农学派》，记述了杜邦的生平及其对重农学派的意义。不仅如此，舍勒还整理和编辑了《杜尔哥作品集》，详尽论述了杜尔哥的生平，并收录了杜尔哥的作品，包括他和启蒙哲人之间的通信、呈递给路易十六的奏章、颁布的法令与个人随感等内容。舍勒将卷帙浩繁的史料采撷和整理出来，以文献编撰和传记叙述的形式呈现重农学派的广度与深度，极大地开拓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研究空间。
史料编撰是史学研究的起点，为实证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1910年以来，法国学者乔治·沃勒尔斯成为重农学派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成长于一个左翼学者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辗转多年之后又任教于此。他撰写了四部重农学派的编年史著作。第一部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运动：1756—1770年》上下卷。上卷介绍重农主义的学术渊源、重农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和农业学说；下卷论述了重农学派的政治和哲学理论、重农学派的农业理论与实践、财政和税收原理以及反重农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第二部是《路易十五统治末期的重农主义：1770—1774年》，第三部是《杜尔哥和内克任职期间的重农主义》，这两部作品主要阐述了这一时期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和工商业经济思想的变化，尤其说明在1774年以后他们的思想如何更加灵活和务实。第四部是《大革命初期的重农主义：1781—1792年》，论述了魁奈的门生米拉波侯爵、博多、拉里维埃和杜邦等人如何在与内克政府的抗衡中、在适应革命节奏的过程中调整及完善重农主义学说。学界对沃勒尔斯的探讨和缅怀经久不息，无论是同辈名家阿尔贝·马迪厄、乔治·勒费弗尔，还是后辈新锐米歇尔·伏维尔，都对沃勒尔斯的学术与人生心怀敬重。伏维尔评论道：“沃勒尔斯不仅旨在呈现一部思想史著作，而且重视思想在宏观历史中的浸透。在这种视野下，重农学派的思想并不浓缩在主角的文本中，反而体现在文本的多样性及其实践之中。”沃勒尔斯通过研读重农学派的手稿，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了细致梳理，为后辈学者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史料和深度研讨的条件。
虽然实证研究以还原历史真相、超越情感与偏见为旨归，但学者在叙事与议论中仍然具有个人的态度。如何认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历史意义？如何理解重农学派政治思想与革命观念之间的延续性？学者们始终抱有这种现实关怀，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一些主攻经济理论的学者轻视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例如，路易吉·科萨认为，相较于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是次要的。约瑟夫·熊彼特也微妙地表达了这一看法，他指出，重农学派作为一个有良好纪律和热衷宣传的团体，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影响如同政治机器中的一个小小齿轮，只是在对事实进行分析时才会提及，而他们作为政治推动力的作用是微小的。一些史学家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看法也比较片面。勒内·吉拉尔强调：“重农学派的政治理论主要是为当时的现状进行理论辩护。”奥托·吉尔克则指出，重农主义不仅没有革命元素，而且完全认同绝对君主制。托马斯·尼尔持相似观点，认为重农学派不属于启蒙哲人的阵营，因为他们反对自由和平等的倡导者孟德斯鸠和卢梭。上述学者的观点体现了长久以来一部分人的认识，或是完全忽视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或是将其视作支持绝对王权的旧观念。
另一些历史学家严肃分析了托克维尔提出的论题。舍勒强调，虽然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备受争议，但它和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一样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对个人的尊重是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基础；其次，重农学派关于公民权和土地单一税的理论，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公共税收，而且旨在打破等级社会的特权；最后，重农学派欣赏古代中国的政体，因为它能够最有效地调和民众与君主的利益。舍勒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意涵的分析无疑具有积极意义。1914年，莱昂·谢尼斯继续呼应，出版专著《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通过分析手稿和史料，探讨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论证了重农学派所主张的并不是专制政体，而是一种权责有限的政府。他认为，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既不同于孟德斯鸠，也不同于卢梭，却对大革命及之后的法国政治思想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以及“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都受益于重农学派的启发并继承了他们的政治思想。1918年，安德烈·洛里翁概述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原理。他指出，重农学派看似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主权理论，其实在18世纪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在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长期尘封与疏落的时境中，这些学者剖现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别样格致。
一战之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革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左翼学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省思过去、憧憬未来。20世纪20年代，阿尔贝·马迪厄说道：“重农学派的宏大野心，不仅在于提供一系列经济思想，更是构建一种关涉整个世界和社会的新科学。重农主义，正如它的名称所示，不仅是一个经济体系，也是一种包含道德和政治的哲学，这一特质无疑提升了它的魅力和内涵。”马迪厄还明确指出，重农学派不是绝对主义的捍卫者，而是意在削减王权的绝对性。二战前夕，乔治·勒费弗尔秉承左翼史学传统，将法国大革命视为资产阶级兴起的产物，并指出资产阶级发展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将这种意识形态明晰阐释出来。另外，19世纪中期以来新兴的社会学也介入了历史学的领域，不同学科之间开始相互竞争、渗透和应变。与左派学者关系密切的德国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教师诺贝特·埃利亚斯将重农主义视作一场中等阶级的改革运动，正是它开启了法国现代文明的进程。
史学家进行选题和书写的行动来源于他们对现实的感知，虽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体稳定下来，但内阁更迭和政治动荡从未停息，“在全民族眼里，共和国从未成为合法制度，更没有成为共同的信仰”。政治家们仍然在实践与理论的漩涡中穿梭求索，尤其是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创伤，欧洲资产阶级社会与文明的美景消散，更加刺激有识之士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反思。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的推进反映了他们借助回溯历史来开拓未来的期待。首先，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得到极大发展，涌现出多部传记体和资料性的著作；其次，史学观点更加开放，虽然仍有学者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表现出轻视和偏见，但知识分子的整体视野趋于开阔，开始从编年史和专题史角度分析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意涵；最后，左翼史学家开始参与讨论，通过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将既有研究提升到更高层面，打开了学界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的新局面。
三
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得到巩固。在此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顿，而是沿着一条脱离革命政治实践的曲折道路前进。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转移到大学，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引领着学术潮流，他们与轻视“政治史”和“事件史”、求新求变的年鉴学派共同构成了学界的主力。让·卡尔特利耶强调，重农学派政治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理论铺垫，但没有展开详细论证。
不久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将大革命视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颠覆，而实证知识和启蒙哲学则构成了动摇现存秩序的思想根基。索布尔延续了马克思的辩证观点。一方面，他认同重农学派的进步色彩，写道：“18世纪上半叶有两大思潮：一股具有封建色彩，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代表，各高等法院和特权者们从该书中汲取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论据。另一股具有哲学色彩，它敌视僧侣甚至宗教本身，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这两股思潮在18世纪后半期固然还存在，但是更为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开始出现了。哲学家们此时从涉及政府的政治问题转向涉及财产制度的社会问题了。”索布尔强调的这种更为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就是重农主义，他们的改革理想是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从而推动时代思想向新方向发展。另外，索布尔进一步肯定了杜尔哥的功绩，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行政官员，但由于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这些贵族堡垒的顽固抵制，导致他进行社会结构改革的尝试完全失败。另一方面，索布尔也认识到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作为旧制度下的贵族和官员，重农学派虽然试图调和贵族等级和第三等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强调保护财产权、法律至上和中央集权，但他们的改革方案却是偏向地主阶级的。他详细论述道：
重农学派认为，国家的组成是为了保障财产权，法律是自然的真理，它独立于君主并凌驾于君主之上。立法权只能是宣布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的权力。法律对财产的侵犯无异于社会本身的颠倒。重农学派还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的力量仅限于保卫财产，国家只应该行使镇压的职能。这样，重农学派的运动便发展为一种有利于地产主的阶级政策。
索布尔比较客观地看到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阐明了重农学派试图进行平等化改革的思想意识，但他们仍囿于时代背景和身份认知将改革期待寄托于贵族和农业。
在索布尔发表《法国大革命史》的同一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导者哈贝马斯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探讨了重农学派，创造性地指出重农学派是第一批公共舆论的阐释者。哈贝马斯认为，法国在18世纪形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且围绕着国家治理问题的讨论，文学公共领域逐渐向政治公共领域转换。政治公共领域的主题是对绝对主义的反思，表现为孟德斯鸠提出了普遍而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要求，但重农学派还认识到应当将公共舆论当作法律的合法源泉。他强调：“孟德斯鸠明确地引入了法的概念，以此论证统治的正确性、公正性与合理性，但真正将法律和公共舆论当中表现出来的理性明确联系起来的，非重农学派莫属。”
哈贝马斯认为，重农学派十分认同公共舆论的作用，第一次将之视为潜在的立法资源。“在他们看来，只有公共舆论认识到自然秩序并将之揭示出来，经过启蒙的君主才能够运用普遍规范把自然秩序当作其行为基础——统治应当沿着这样一条途径和理性统一起来。”由此，在重农学派的观念中，法治国家并不一定要使公共领域在代议制政府形式（至少是议会授权的政府形式）的架构中实现民主政治。他们认为，“法律专制”也可以是一种民主政治，开明君主能够代表公共舆论，在这一层面上，重农学派突破了绝对主义的语境，将自由和集权形成了一种自洽的联合。然而，哈贝马斯也揭示了重农学派这一设想的理想化和虚幻性：“在阶级利益的冲突中，法治国家并不能保障立法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商业的需要。只有当私人组成的公众本身获得了立法能力，才能确保做到这一点，从而在制度上保证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式微，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遭遇危机，年鉴学派也逐渐分裂。西方学者们开始淡化基于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阐述，把研究重心放在剧变的政治和文化原因上。史学领域不仅出现了事件的回归、政治的回归、国家的回归，还发生了“文化转向”“话语转向”。在新的学术环境中，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受到重视，它的书写呈现出两种新的范式：历史语境解释和政治文化解释。西方学者们逐渐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形成了共识。
一些学者回归当时的历史文本和语境，展现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倾向。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1976年出版《重农主义的起源：18世纪法国的经济变革和社会秩序》，系统探讨重农主义的生成过程。该书以分析魁奈和米拉波的手稿和著作为主，探讨了危机与改革的历史背景下，重农主义如何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与融合中发端，从而正式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诞生。长期以来，一些学者片面地强调重农主义的保守性，否认重农学派属于启蒙哲人的阵营。福克斯-吉诺维斯指出，虽然重农学派常常被称作“经济学家”或“宗派”，但他们与启蒙哲人一样，分享着相同的价值、特质和社会经济语境。重农学派无疑属于启蒙时期的“文人共和国”。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带给福克斯-吉诺维斯一种距离感，使她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研究更像是一种冷眼旁观。她非常重视从历史语境来理解重农学派的动机，指出重农学派的经济学不能和政治学割裂开来,重农学派的政治和经济思想辩证统一，旨在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和安全。
2011年，阿尔诺·斯科尼奇出版《经济学家、宫廷和国家：启蒙时代法国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君主制国家转型和紧张时期的产物，而重农学派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世纪中期以来，法国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形成过程，但这种自由主义并非马克思所言由上升的资产阶级提出，也不是韦伯所言的清教伦理之产物，它产生于宫廷之中，是绝对君主制为解决内部问题而构建起来的一种政治话语，重农主义就是这种新式话语的主要内容。
利安娜·瓦尔迪的《重农学派和启蒙运动的世界》于2012年问世。她认为，学界以往对重农学派的界定过于狭隘。她指出：“重农主义远不局限于一种经济理论：它建立在一种对人性、理性和想象之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并且将理论拓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不仅如此，重农学派还关涉文化层面，并尝试创建一种美学。”瓦尔迪的这本书主要从人物传记角度对重农学派进行叙述，旨在阐释他们人生经历和个人思想的多样性，说明他们虽然普遍认同魁奈的理论，但由于对人性动机的不同理解，在表达和传播魁奈思想时有所转向。
上述学者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探讨重农主义，他们的历史关照是法国旧制度末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君主制本身的变革与转型，重农学派的面貌在漫长的时间维度和宏阔的背景下逐渐清晰。他们既不是王权的坚定捍卫者，也不是革命的激进预言家，而是时代大潮裹挟之下的杰出的个体、自由的思想者、勇敢的改革者。作为宫廷贵族和国家官员，他们无法背叛自己的身份、责任与阶级；作为启蒙思想的敏锐接受者，他们无法忍受旧社会的特权、等级与不公，正是历史的压力塑造出他们新旧杂陈的思想和戏剧冲突的命运。同时，透过历史的语境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他们：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相同标识的政治团体；另一方面是具有不同性格禀赋的个人。不能轻率地用任何一种绝对化的政治标签来界定他们的思想立场，而是要通过深入他们的生活、工作与情感来理解他们的选择。
一些学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视域下的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由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哲学交叉而成。20世纪70年代末，福柯提出“生命政治”的概念，并将重农主义视为“生命政治”创生的重要环节。“生命政治”是从国家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它的政治理论支撑不再是“国家理性”，它的政治实践目标不再是保证国家财富和力量的无限定增长，而是从内部限制治理权力的实施。福柯指出，在重农学派的政治叙述里，“我们存在于物理的秩序中，并行动于政治的秩序中，也就是行动于自然的秩序中。”因此，自然法是政治权力的基石，而重农主义也是一种自然主义。但它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斯密的学说取消了全部的政治规划，更根本地说，取消了一种与国家及其主权相挂靠的政治理由。然而，在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中，既能找到必须对经济行为主体放任自由的观念，又能找到一种政治主权的观念，这种政治主权在自明之理的统一光芒之下，将能扫视整个经济进程。
1975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这一机构从年鉴学派大本营蜕变为政治概念史的新兴之地。院长弗朗索瓦·孚雷开创了政治概念史的研究范式，于1984年建立了雷蒙·阿隆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并兼任首届研究中心主任（1984—1992年）。此后，他的弟子皮埃尔·罗桑瓦龙继承衣钵，不仅继任雷蒙·阿隆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1992—2005年），而且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罗桑瓦龙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有精深研究，他在《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中编写了“重农学派”词条，肯定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罗桑瓦龙认为，重农学派的政治原则和法国自由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崇拜法律，提倡理性国家，赞美法治国家和行政国家”。
在罗桑瓦龙看来，政治概念史的目的是理解政治理性的形成与演变，即制约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些社会团体的行动及其理解未来之方式的各种表象体系。罗桑瓦龙认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是塑造法国政治形态的重要理念。不久后，他进一步阐明重农主义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在1789年的革命者看来，以法治国的思想与重农主义相契合，即认为善政来源于政府行为的理性基础，而非政府采用的程序……革命时代的法律狂热与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政治文化相联系。18世纪中期的重农主义者的言论最好地表明了这一点。革命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赞同魁奈的哲学思想。二者都崇拜统合性。”此后，学界逐渐倾向于将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归入自由主义的光谱。
随着当代学科交叉的深入，一些法学家也加入到讨论中来。2002年，法国学者安东尼·梅尔热出版著作《重农学派的国家：权力与地方分权》。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重农学派行政改革方案及其在革命前后变化的专著。梅尔热毕业于法学院，侧重从法学的角度阐释重农学派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具体思想，用详实的史料对一些改革理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作者同时指出，从1757年到1779年，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具有统一性，他们都希望根据自然法进行国家的理性化改革。然而从1780年到1792年，重农学派开始分化，一些人固守旧的理念，一些人迎合新的思想，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则寓于从旧制度末期到大革命爆发的激烈进程中。通过对重农学派不同成员的行政改革思想进行论析，梅尔热的研究呈现出重农学派内部的差异性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性。
近年来，重农学派政治思想也成为哲学和政治学界的一大主题。杰弗里·扬比较了亚当·斯密和魁奈的自然法思想，认为虽然斯密的经济思想吸收了重农学派的成果，但他们对自然法的理解却迥然有别，斯密的自然法思想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重农学派则是理性主义者。伊斯特凡·洪特进一步阐明，斯密的商业社会观念源于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所作的修订，重农学派的社会秩序观念也源自普芬多夫。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基于需要和效用的社会。他们认为，人的社会性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本能的自然倾向，而是一种互惠交易机制，用以修复人类自然构造中最虚弱无力的方面。但斯密的社会观念不是基于自然法，而是基于对欧洲发展的严格的历史观，也就是说斯密的理论基于经验，而重农学派的理论基于演绎。
概念分析和比较视野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与解释维度。学者们通过分析重农学派对自然法、自由、平等、财产等概念的认识，更好地发现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连续性与创造性，厘清了重农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重农学派对传统政治话语的革新。虽然他们仍囿于社会身份和历史语境的框架，但已经形成了关于平等、公正和法治的政治意识，初步勾勒出民主政治的理论蓝图，开创了法国式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先河。正如蒂姆·霍赫斯特拉塞尔所言：学界以往对重农主义的认识存在偏见，人们通常不把重农主义视为政治理论创新，甚至根本不认为它是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理论；首先，重农学派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它对新的代议制体系的创立具有卓越贡献；其次，合法专制是一种精细的政治理论，而不是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必须将重农学派视为不断演进的思潮，它有着若干不同的阶段，而不是始终如一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社会朝向技术性和多元化的飞速发展，法国知识分子通过大胆思辨和勇敢行动来引领和改变世界的身姿已经隐没在历史的幕后。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研究，历史语境范式虽然解释了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时代内涵，但缺乏一种宏观的、一般的和抽象的价值判断，难免具有历史经验主义的色彩。政治文化和政治概念范式则限于文本爬梳和话语构建，弱于生动性、感召力和历史性。概言之，前者过于具体，后者过于抽象。学界应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性与生命力，使史学变革在此基础上继续探寻丰富多样的研究空间和路径。
结语
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因其特有的复杂性，成为国际学界争执不下的一个问题。重农学派的复杂性主要在于，一方面，他们提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另一方面，他们维护王权并捍卫“专制”，现代人很难理解这种相悖的立场。18世纪中期，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甫一问世便受到抨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备受冷落，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受到重视，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肇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法国第三共和国的确立，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史料编撰和实证研究推进，托克维尔提出的命题被继续阐发。二战结束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下得到解释，被视为促进阶级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传统社会史的淡化，修正史学开始勃然而兴，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在历史语境主义和政治文化分析的跨学科视野中深化，最终呈现出它的自由色彩、丰富内涵和多重面相。
西方学界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反省过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程序民主已经陷入了困境，个体自私、国家弱化、社会割裂等都是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近年来，学者们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敏锐洞察和深切感知。
（作者张慧，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