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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风东渐:日本平安初期天皇子女的教育
作者:闰华芳 张剑光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时间:2023-08-08

  日本并无文字,其教育以汉文为载体,所学典籍都是汉文典籍。7世纪下半叶白江口之战以后,日本建立大学寮,应该是儒学在日本成为官学的开端。8世纪初的《大宝律令》规定:“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之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之……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令者为之。”这是对贵族子弟入学的规定,但对于天皇子女如何教育却语焉不详。无论是日本教育史,还是日本汉文学史方面的论著,涉及天皇子女教育的很少。今井阳美《律令国家中大学创始的企图》提到4名百济人担任大友皇子的学士。所京子《有智子内亲王的生涯和作品》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有智子内亲王(公主)的血统和家教来源。闰华芳《日本平安初期的唐风教育》曾部分涉及皇室教育,但因讨论主题不同,未深入探讨。在此,本文拟对天皇子女的教育问题做专题阐发,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平安之前天皇子女的教育

  史籍中日本最早的天皇子女教育记录,见于应神天皇十五年(284)的《日本书纪》:“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应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谓王仁者是书首等始祖也。”又《古事记》云:“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一匹、牝马一匹付阿知吉师以贡上(原注云: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二卷付是人,即贡进(原注云:此和尔吉师者,文首等祖)。”这两条史料讲的是百济派阿直岐(即阿知吉师)向日本送马,阿直岐做了太子的老师,并且向天皇推荐了王仁(即和尔吉师,和尔读音为wani)。王仁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书,也做了太子的老师。

  阿直岐和王仁的事迹说明日本最早的皇室教育始于百济人,但其可疑之处有两点:一是《三国史记》百济近肖古王三十年(375)十一月条云:“百济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也就是说,百济到375年才开始以文字记事,应无在284年向日本派出学者的可能。二是《千字文》为6世纪初南朝梁武帝命周兴嗣编撰而成。所以,上述日本史籍中对阿直岐和王仁事迹记录的系年有误,太子习典籍的事情当在6世纪初《千字文》成文之后。

  6、7世纪之交的圣德太子曾“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此处的博士觉哿为何人,史无明言,但根据当时地区军事形势推断,很可能是百济人。由于663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在白江口之战中击败日本与百济联军,使百济复国运动失败,有大批的百济贵族逃亡到日本,这其中就有人加入了日本的文化建设中。天智天皇十年(671),日本朝廷曾对有才能的百济人授予官位:“是月,以大锦下授佐平余自信、沙宅绍明(法官大辅),以小锦下授鬼室集斯(学职头),以大山下授达率谷那晋首(闲兵法),木素贵子(闲兵法),忆礼福留(闲兵法),答㶱春初(闲兵法),㶱日比子、赞波罗、金罗金须(解药)、鬼室集信(解药),以小山上授达率德顶上(解药)、吉大尚(解药)、许率母(明五经),角福牟(闲于阴阳),以小山下授余达率等五十余人也。”

  在上述这些百济人中,天智天皇最终选择了5人作为太子的属官。日本最早的诗集、成于8世纪中叶的《怀风藻》在谈到大友皇子时云:“年廿三,立为皇太子,广延学士沙宅绍明、塔季春初(答㶱春初)、吉太尚(吉大尚)、许率母、木素贵子等以为宾客。”按唐制,“太子宾客四员,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太子学馆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员数不定。但在日本天智天皇之时,东宫官属尚未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虽然杂用“学士”“宾客”之名,实际上这些人选俱为大友皇子的老师。

  上述授予官位的材料中,沙宅绍明的职务是法官大辅,据日本学者今井阳美考证,此法官大辅相当于后来的式部大辅。这一职务类似于唐朝的吏部侍郎,此任命足见沙宅绍明具备相当的治国理政之才。而另外几位人选也皆为才学兼备之士,如答㶱春初、木素贵子娴于兵法,许率母明五经,吉大尚既懂医术,“兼通文艺”。这5人才学兼备,各有其长,学识几乎覆盖各知识领域。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友皇子“雅爱博古,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时议者叹其洪学,未几文藻日新”。

  除上述五位饱学之士外,《怀风藻》当中还记载了另外两位皇太子学士——伊预部马养和调古麻吕,后者亦是百济人。而“《怀风藻》的作者四分之一以上是归化人或者他们的子孙”,此处的“归化人”其实主要是百济人。

  可以看出,从6世纪到8世纪上半叶,百济人在日本皇室的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百济向日本输入大陆文化,而日本向百济提供军事帮助,支持百济针对高句丽或新罗,乃至唐朝的军事行动。百济复国运动失败以至灭亡后,逃亡至日本的一批百济贵族开始了新的仕途,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这种情况随着圣武天皇天平六年(734)吉备真备、大和长冈、僧玄昉等遣唐留学生(僧)的回归而发生改变,因为他们将大量唐朝的制度引入日本。天平十三年(741),吉备真备被任命为东宫学士,教授阿倍内亲王即后来的女帝孝谦天皇《礼记》《汉书》。吉备真备因此和阿倍内亲王结缘,成为其最信任的人之一,并屡受重用。

  《日本书纪》成书于养老四年(720),《古事记》成书于之后的8年,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其所记阿直岐和王仁的事迹应系年有误,但初学者学《论语》和《千字文》应是当时的事实。而能够学习《礼记》和《汉书》等学术典籍,显然在吉备真备成为东宫学士之时,阿倍内亲王的汉文已经达到一定水准。阿倍内亲王虽然是女性,同样受到较好的教育。

  总的来看,平安前期天皇子女的教育,呈现两个特点:其一,从无制到有制。大友皇子之前的圣德太子各有教师教内典和外典,但这些教师没有相应的官职。至大友皇子时,出现了宾客之名,但尚未见制度上的规定。而到8世纪初大宝律令颁布之后,天皇子女的学官已有制度规定,所以吉备真备成为太子阿倍内亲王的东宫学士,并出现了太子所读汉籍的名称记录。其二,学习的对象从百济转向唐朝。天皇子女的教师前期来自百济的较多,之后则转向与唐朝有较多接触和了解的人士,吉备真备就是第一个留学唐朝的东宫学士。

  二、平安初期的东宫学士

  现存史书中平安初期皇位接班人读书的例子较少,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平安初期政治斗争比较激烈,曾有两位太子先后被废。二是平安初期之末,摄关政治开始萌芽,清和天皇、阳成天皇俱是刚刚到发蒙年纪的9岁就即位,其中,光孝天皇是由亲王登基,未被册立过太子,并且他本人也未册立太子。但是,平安初期是唐风炽烈的时代,嵯峨天皇借用魏文帝的语汇,提出文章经国之说,即以汉文典籍知识,作为国家运行的可鉴之道。以天皇为首的皇室积极推行汉文教育,因此天皇学习汉文典籍成为国家大事并拥有比较完整的仪式。在此背景下,对天皇接班人的教育与老师的选择高度重视。虽然读书事例少,但从东宫学士的命运依然可以看出天皇对皇位接班人教育的重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东宫学士的尊敬。

  史书中就有记载皇太子及皇太弟读书事例。如《日本纪略前篇》中的仁明天皇天长十年四月廿二日条云:“皇太子始读《孝经》,参议己上,会集东宫有宴焉。”又,《三代实录》中的清和天皇贞观十六年四月廿三日条云:“皇太子始读《千字文》,从五位上守右少弁兼行东宫学士橘朝臣广相为侍读。亲王公卿毕会,宴饮极欢而罢。五位已上并侍阵头,六位赐禄有差。”此外,成书于嵯峨天皇弘仁五年(814)的汉诗集《凌云集》录有皇太弟大伴亲王(后来的淳和天皇)诗五首;成书于嵯峨天皇弘仁九年(818)的汉诗集《文华秀丽集》收录皇太弟大伴亲王诗八首;成书于淳和天皇天长四年(827)的诗赋集《经国集》,收录平城天皇在东宫时诗三首,淳和天皇在东宫时诗二首、赋一首,太子正良亲王(后来的仁明天皇)诗一首。这都说明皇位接班人的学养高低,和东宫学士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据《东宫职员令》载,太子有傅一人,“掌以道德辅导”;学士二人,“掌执经奉说”。东宫学士实际承担了太子的教育。东宫学士的选任及其命运,是了解皇太弟和皇太子教育的一个侧面。史料中记载的平安前期东宫学士情况可参见表1。

  皇太弟和皇太子作为国家的储君,其培养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所以东宫学士都是俊逸之才。例如,贺阳丰年,“该精经史,射策甲科”,“数年之间,博究群书,中朝群彦皆以为,释道融御船王之不若也”。滋野贞主,“雅有度量,涯岸甚高,大同二年(807),奉文章生试及第”。小野篁弘仁十三年(822)奉文章生试及第,曾三度出任东宫学士,颇受仁明天皇、文德天皇的赏识和重用;他号称“诗家之宗匠”,凡“当时文章,天下无双”,并且“草隶之工,古二王之伦,后来习之者,皆为师模”。春澄善绳,“龄弱冠入学事师,耽读群籍,未尝辍手,博涉多通,妙于藻思,凡所阅览,多诵于口。有兼人之敏,时之好学无能及者。天长之初奉试及第,被补俊士……停俊士之号,补文章得业生,七年(830)对策,词义甚高,式部省评,处之丙第”。善道真贞,“年十五入学,数年之间,诸儒共推其才行,补得业生,大同四年(809)课试登科”。丰阶安人,“少几悟,有局量,以好学早知名,涉读史传,最精《汉书》”。菅原是善,“幼而聪颖,才学日新,弘仁之末,年甫十一,征侍殿上,常于帝前,读书赋诗。廿二补文章得业生”。橘广相,“幼而有文名,九岁许升殿”赋诗,“长而博学,贞观初补文章生”。

  不少东宫学士有自己的著述,显示出他们的学养是很高的。例如,菅野真道参与编撰《续日本记》;滋野贞主“与诸儒撰集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凡有一千卷,名《秘府略》”;小野篁与善道真贞参与编撰《令义解》; 春澄善绳参与编撰《续日本后记》; 菅原是善参与编撰《文德天皇实录》,自撰《东宫切韵》二十卷、《银牓输律》十卷、《集韵律诗》十卷、《曾分类集》七十卷、《家集》十卷。

  被选为东宫学士就表示了在位天皇对他的信任,也就会有比较好的待遇。当皇太弟和皇太子登基之后,东宫学士更是会继续受到重用。许多东宫学士如菅野道真、滋野贞主、小野篁、春澄善绳、菅原是善、橘广相,最后位列参议(此为宰相衔),与唐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

  平安前期,虽然政局时有变乱,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东宫学士也时常受到冲击,但总体上他们还是受到优待的。例如,在平城天皇与其弟嵯峨天皇禅代之际,发生了药子之变,贺阳丰年本是平城天皇为太子时的东宫学士,虽未追随平城天皇,但乱后仍“自戢辞退”,而嵯峨天皇“惜其宏才”,改任其为地方官,死后则赠正四位上,“以崇国华”。又如,承和九年(842)七月,恒贞亲王被废太子之位时,其东宫学士为春澄善绳和善道真贞。善道真贞左迁出为备后权守,春澄善绳左迁出为周防权守。翌年,春澄善绳便返京任文章博士。而承和十一年,善道真贞亦返京,原因则是当时能读懂《公羊传》的只有善道真贞,诸儒“恐斯学坠焉”,所以朝廷请其归京,并于大学寮讲《公羊传》。以上都说明天皇及皇室对饱学之士始终是重视的态度。

  三、平安初期亲王、皇子的教育

  按《家令职员令》,亲王、王(二品至四品)有文学一人,“掌执经讲授”,但内亲王(公主)“不在此例”。亲王、皇子读书大致与太子读书相仿,如:“皇弟贞保亲王于披香舍始读《蒙求》。从四位下行式部大辅兼美浓权守橘朝臣广相侍读,小会置宴。右大臣(藤原基经)特唤从五位守左少弁巨势朝臣文雄、文章博士从五位下兼行大内记越前权介都朝臣良香,从五位下行大外记岛田朝臣良臣,正六位上行少内记菅野朝臣惟肖等数人,令赋诗,管弦闻奏。”

  由于太子、亲王开始读书时年纪尚幼,所以读书教材基本都是《千字文》《蒙求》《孝经》等发蒙读物。亲王在大学寮初始读书的形式是这样的:“齐世亲王于大学寮始读书,即召得业生以下生徒三百许人,于彼赐飨膳,朱紫之辈,会聚如云,文章博士纪朝臣长谷雄讲《文选》。”此事系于宇多天皇宽平八年(896)二月十日。齐世亲王为宇多天皇之子、橘广相的外孙。橘广相担任过阳成天皇为太子时的东宫学士,也曾侍读过宇多天皇之父光孝天皇,深得宇多天皇的信任。在大学寮的大场面始读仪式,与上述贞保亲王披香舍始读风格迥异,颇有昭告天下的意味。

  上引中提到“文章博士纪朝臣长谷雄讲《文选》”。学界一般认为《文选》学发端于梁末萧该的《文选音》,至隋朝曹宪正式使《文选》作为一门学科,此后,经许淹、李善、公孙罗等相继以《文选》教授学生,遂在全国推广。显庆中,李善将自己编的60卷《文选注》上呈给唐高宗李治。高宗读后大加赞赏,下诏将李善注藏于秘阁,《文选》因此大行于时,成为唐代文人学习的基础课程。这说明了其教育受唐朝影响很大。

  的确,唐代人的学习方法,对来访的日本人影响很大。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的开成三年(838)十一月二十九日条谈到“扬州有卅余寺,法进僧都本住白塔。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选注》矣”,可知日本人对《文选》学是十分关注和重视的。

  亲王、皇子等发蒙以后,所读之书逐渐加深。如都良香《陪左丞相东阁听源皇子初学〈周易〉诗序》云:“涒滩之岁,二月晦日,源氏第一皇子初学周易入学也。皇子岐嶷,其心老成,其性排甘罗而高视,拉阳鸟而独飞,圣上诸子之中,尤所钟爱也。遂以此皇子属我丞相,丞相奉诏之后,视之犹子。今日开黄色之一阁,屈朱绂之大儒,便劝皇子,从其受业。是则丞相笃厚之至也。于是命翰林学士都良香令记其事。良香谨奉高命,不敢违之,聊染疏毫,上其都序云尔。”此事系于日本的贞观十八年(876)。源氏第一皇子即清和天皇之长子源长猷。左丞相即左大臣源融,嵯峨天皇之子。源融本人被其兄仁明天皇当作养子抚养大,而源长猷也被当作源融的养子。由于源长猷的母亲并非显贵之后,所以他虽为长子,但并未被封为亲王。但是,由于受到清和天皇的钟爱,以及是左大臣源融的养子,所以源长猷的入学仪式还是比较隆重的。源融特意请了“朱绂之大儒”,在“东阁”为源长猷初学《周易》。“朱绂之大儒”是指官位居于高阶的文人。“东阁”,按《汉书·公孙弘传》,乃是宰相公孙弘“延贤人,与参议”之所,是宰相府中比较重要的场所。此序借“东阁”来比拟源融府中的重要阁室,自然显示出源融对于源长猷教育场所的重视。

  对皇子教育最重视的当属嵯峨天皇。为使诸皇子皆有才学,他注意因材施教,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方法:

  其一,嵯峨天皇本人有余力时,亲自教皇子。如源氏第一郎源信,“好读书传,兼善草隶,又工图画”,所以嵯峨天皇亲自教他“丹青之妙,马形写真”。正是因为如此,再加上源信深究“吹笛、鼓琴筝、弹瑟琶之伎”,又留意“鹰马射猎”,所以其率性俟雅,风尚不恒。

  其二,对于好学的皇子,经常赐书。如源氏第二郎源弘“幼而聪警,好读经史,尤善隶书”,嵯峨天皇“见皇子中弘最好学,特赐经籍,故家多赐书,倍于他子。弘寻读不倦,兼好丝竹,每退卫之闲,以琴书自娱”。源弘长成后,“为性宽厚、仁爱于物、通晓政体、视事清断”。

  其三,亲自劝学。如嵯峨天皇见源宽“年幼耽学,欲令展其才,劝其博涉,研精不倦”,后来源宽“奉试及第,补文章生”。

  其四,为皇子招学伴。嵯峨天皇在藩时,就曾由南渊朝臣永河、朝野鹿取、小野岺守、菅原清人共侍读书。他为了让皇子源明成就大业,也招聘大学生志学者作为源明的同学。当时山田春城应征,与源明同居一室。山田春城十分好学,遍览诸子百家,后来曾当过大学头,说明他的学问水平是相当高的,这对源明有激励作用。

  其五,委托培养。如对于晚年所得之子源启,嵯峨天皇虽然无力亲自过问学业,但他把源启托付给左大臣源常(亦为嵯峨天皇之子)。源常“尤好文章,兼善射,有音仪,能歌,然不至淫乐,为人谨厚,诸昆弟皆推敬之”,他对源启“亲爱如子,器用服玩,皆以资之,招大学生有才学者为师读书”。

  从效果来看,嵯峨天皇的皇子各有所长。有学问较好的,如源明、源宽;有通晓政体的,如源明;有风雅的,如源信;有为人淳厚的,如源启。

  《经国集》中录有源弘诗2首、源常诗1首,当时两人都是15、16岁的年龄;录有源明诗1首,其时年13岁。虽然他们的诗还有些稚嫩,但他们的学问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而除诗之外,《经国集》中还录有淳和天皇当皇太弟时的一首诗《看源童子书迹》,亦可以看出天皇之子的书法水平:“花间垂露绿毫满,峰际崩云逐点安。上代神童吾所听,谁言今日眼前看。”此诗的前两句是说源童子的书法有模有样,后两句是说源童子是个书法神童。嵯峨天皇与空海、橘逸势号称“三笔”,但淳和天皇在书法上也深有造诣,史载仁明天皇曾向淳和天皇学习草书。嵯峨天皇与淳和天皇的子女有降为臣籍,而赐“源”姓的,此处的源童子未明示是谁的子息,但从满篇的夸赞之语来看,应是天皇之子的可能性较大。在淳和天皇看来,源童子的书法实属上乘,可以作为源氏皇子的代表。

  另外,虽然如前所述,按规定亲王、王设有文学一人“掌执经讲授”,但天皇有时也会出于对某些子息的宠爱而给予特殊的关照,如贞保亲王并非太子,始读《蒙求》时曾让东宫学士橘广相侍读;齐世亲王始读书时,放在大学寮;源长猷始读《易经》时,由“朱绂之大儒”授业。

  总之,皇子的学术素养,与天皇的重视程度完全是呈正比关系的。

  四、平安初期公主的教育

  内亲王就是公主,没有名为“文学”的属官,但不等于内亲王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史载嵯峨天皇之女有智子内亲王“颇涉史汉、兼善属文”。她的诗今存10首。从用典来看,对《楚辞》《昭明文选》《桃花源记》等都比较熟悉。

  从前述嵯峨天皇对皇子们学业的关心事例和态度来看,一方面,有智子内亲王的学业应该受到了其父的关心和照顾,并因其水平渐长而得到嵯峨天皇的赏识和宠爱。另一方面则应是出自其母亲的家学渊源。她的母亲是天武天皇系的交野女王,其父系文人辈出,曾祖舍人亲王是《日本书纪》的编纂者,祖父三原王有诗一首收录于《万叶集》,堂兄弟清原夏野编纂了《令义解》《日本后纪》,并改订《内里式》。而交野女王的母亲则出自百济王系(百济灭亡后,逃到日本的王族),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族群。另外,作为酷爱唐风文化的嵯峨天皇的“幸姬”,交野女王的得宠很可能与她文化水平较高有关。

  史书中记载了有智子内亲王与嵯峨天皇的唱和。弘仁十四年(823)春二月,天皇幸斋院花宴,命文人《赋春日山庄诗》,各探“勒”音韵,有智子内亲王探得“塘光行苍”,于是提笔云:“寂寂幽庄水树里,仙舆一降一池塘。栖林孤鸟识春泽,隐涧寒花见日光。泉声近报初雷响,山色高晴暮雨行。从此更知恩顾渥,生涯何以答穹苍。”天皇非常感叹,当即授其官职三位,而她时年17岁。天皇并且赐诗于有智子内亲王云:“忝以文章著邦家,莫将荣乐负烟霞。即今永抱幽贞意,无事终须遣岁华。”

  当然,有智子内亲王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日本皇族中其他的女性可能也接受了一些教育,但无人能达到她的高度。

  五、结语

  综上,大体上相当于唐朝时期,日本处于有语言无文字的时代。本着向唐朝学习的态度,其教育全盘使用汉文典籍。日本自7世纪下半叶草创大学寮,并于8世纪初模仿唐朝国子监确立大学寮制度。对唐风文化的学习,经过百余年积淀,在平安初期达到高潮。

  平安初期,由于唐朝“文学”与“史学”在日本的广泛传布,直接促成了日本社会学问主流发生变化,由明经道转向文章道。以天皇为代表的皇室重视汉文典籍的学习,并参照唐朝制度结合自身情况,以文章科为主,以明经科、明法科为辅,选拔人才。文人受天皇赏识而得到拔擢,以“议”的形式参与朝政。皇室与文人可以诗赋相唱和,形成政治文化共同体。

  一方面,部分参与重要典籍编撰的文人充任了对太子进行教育的东宫学士,他们与皇室的关系既广且深,在太子登基成为天皇后仍然继续被倚重,不少担任过东宫学士的文人得以位列参议,在政治上受到充分尊重。另一方面,天皇本人也对于诸皇子的培养亦颇费心思,使得这一时期皇室当中亲王、皇子的文化水平都较高,可与文人一样补文章生,甚至出任大学头,营造出了一种文化至上的政治风气。

  平安初期天皇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正是唐风文化对日本影响高涨的结果,亦是天皇提出的文章经国理念的实施,是维护皇权的政治策略。

  (作者闰华芳,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张剑光,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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