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行将完成之时，英国环保运动业已兴起。以往我们的研究多关注环境恶化、环保事件，对环境保护的主体行为者及其动机揭示不多。国外学界对环境保护运动之主体者的研究，或集中于环保组织和女性环保者；或阐论环保专家学者的作用与影响。近年我国的环境史开始关注环保主体者，多聚焦先驱人物，探讨他们在思想方面对环保活动和环保组织的影响。也有研究将视点集中于普通民众，但又忽略了发起者和引领者。本文认为，在 19 世纪最初发起和参与环保活动的社会各阶层中，贵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核心和关键作用，他们出于多重动机、以多种方式主导和推动了 19 世纪英国的环保事业。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英国环境的影响
工业革命推进了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矿业成为经济支柱。1688 年，英国各经济部门的收入分别为：农林牧渔业 1 930 万英镑，工矿建筑业 990 万英镑，商业运输560 万英镑，房地产 250 万英镑。1831 年工业革命高潮期，工矿业收入 11 710 万英镑，跃居第一，农林渔牧业退到第二位，为 7 950 万英镑，商业运输 5 900 万英镑，房地产 2 200 万英镑。工业革命使城市快速发展，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17 世纪只有1/3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且多为中小城镇，3 000 人以上的城市仅占城市总人口的一半。而到 1801 年，1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59 个，占城市总人口的比率达到 76%。19 世纪前半期，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的趋势愈益明显：1841 年，3 000 人口以下的中小城镇占城市总人口之比仅为 8%；10 万以上大城市人口占比则达 37%。
然而另一面的事实也很严重。工矿业成为环境污染之源，工业化和城市繁荣的代价是越来越糟糕的自然和人居环境。散发臭气的泰晤士河、消失的三文鱼、“大恶臭 ”事件等等，工业化使自然环境变差，空气污染、水污染日益严重，甚至出现酸雨等新的污染现象。粗放的城市化使底层民众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居住拥挤、街道肮脏、卫生极差。
最突出的空气污染是煤烟、雾霾和异味，这与英国广泛使用煤作燃料密切相关。由于技术进步，英国煤的开采量和使用量在 19 世纪呈几何级增长：1800 年煤产量为 1 000 万吨，1913 年达到巅峰 2.87 亿吨；1800 年煤消费量为 1 000 万吨，1869 年为 9 700 万吨，1913 年为 1.89 亿吨。煤作为燃料有益于家庭生活和工业生产，但产生了大量煤烟。家庭产生煤烟的重要原因是壁炉，它是公认的低效能和高排放。据估计，壁炉的热量损失高达 7/8 — 9/10，还排出大量烟雾。工业生产中产生煤烟的源头是蒸汽机、鼓风机、焦炉和陶瓷窑等。蒸汽机是主要的动力装置，1838 年英国纺织业拥有 3 000 台蒸汽机，1870 年达 5 ～10 万台。鼓风机和焦炉是为了炼制焦炭，虽然19 世纪末英国基本完成开放式鼓风炉向密闭炉的改造，但生产过程依然浓烟滚滚。英国制瓷业发达，广泛使用瓶窑，陶瓷业城镇的煤烟问题最为严重。煤烟还引发了一种新的污染——酸雨。化学家罗伯特·史密斯于 1851 年发表《城镇空气和水中的硫酸》一文，首次指出酸雨的存在。1859 年，他又在《城镇中的空气》中阐述煤烟中的硫导致酸雨。伊顿学院在测试老建筑的石墙表面时，发现硫这种腐蚀物已深入石头内部达 5 毫米。教堂墙面常有层厚壳，其主要成分是硫酸钙，这是石灰石被腐蚀后形成硫酸钙。酸性物质还腐蚀金属，以及室内的墙纸、书籍、文件等。
雾霾主要出现在伦敦等大城市。1849 年，媒体已开始用“豌豆汤 ”（pea soup）一词形容伦敦的一种有颜色且长期不散、危害人们健康的浓雾。1880 年《圣克鲁兹哨兵周刊》第一次使用“smog”一词。“早晨的雾并不是平常夏季那种因为冷热空气交汇，热空气压缩凝结悬浮于地表之上，对多数人来说都很愉悦清新的雾，事实上它根本不是雾，而是一种比苏格兰雾更热更干的雾云，与英国的雾没有差别，通常有五颜六色的烟，是一种既不健康又烦人的混合物，通常写作雾霾（smog）。”1873 年、1880 年和 1905 年雾霾在伦敦多次出现，往往在天空停留多日，对人们健康造成了危害。
异味也产生于生产活动。制碱产生盐酸和硫酸钙，两种物质结合产生臭鸡蛋味的硫化氢气体。生物制造业、屠宰厂、有机化肥厂、牲畜脂肪溶解机、水泥生产都会散发难以忍受的气味，这些行业被称为“有害行业”。落后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使城市到处弥漫着臭味。当时最常见的垃圾处理方法是先集中堆放，再统一处理，堆放的垃圾散发出腐败的恶臭。厕所多是用撒土粪坑，暴露的粪便使臭气飘散在空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居民仍饲养牲畜，牲畜的粪便直接排泄在街道上。专业的收粪人将人畜粪便收集后堆放在一起，再作为肥料卖出，长时间垒积的粪堆极易吸引昆虫、恶臭难闻。
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导致了水污染，以“大恶臭 ”事件以及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最为典型。由于城市人口急速增加，排进泰晤士河的生活废渣废水不可避免地增加。临近河流的染料厂、造纸厂、棉织厂、鞣皮厂、制碱厂等，就近将废水废渣任意排放进河流。1886 年《柳叶刀》杂志报道，泰晤士河一段约 1 英里长的河道，旅行者将其当作厕所使用，而这段河流是伦敦的水源。受污染的河流常常给多个城市供水，如伊尔维尔河流域的曼彻斯特、撒尔福德、博尔顿、罗奇代尔和伯里五个城市，默西河流域的南兰开夏郡和北柴郡。居民饮用受污染的河水无疑危害健康，乃至引发传染病。20 世纪初，很多伤寒病例追溯至北肯特郡牡蛎养殖场被污染的贝类，布莱顿有 1/3 的病例是这样。针对 1832 年、1848 年的全国性霍乱，有医生明确提出霍乱是因为饮用水被污染导致的。查德威克估计 62% 的城市供水不充足或不清洁。”泰晤士河被严重污染后，“伦敦一些自来水公司还把水管入口装在特丁顿水闸下面，而首都工务委员会正开凿活水沟，把伦敦的污秽排泄出去……正如一位医官……在 1860 年说，他只需取出一点水样在夏日曝晒几小时，就会看到它变成废水 ”。1858 年，在伦敦泰晤士河上泛舟的维多利亚女王，无法忍受河水发出的恶臭，被迫上岸。议会大厦也在河边，河水的臭味熏的议员们都无法开会。常年在河畔劳作的人，身体经常出现不适，这些事件以“大恶臭 ”之名载录于史。英国盛产三文鱼，三文鱼独特的生活习性可用来衡量水质。英国三文鱼的捕获量从 1870 年 13 万条，下降到 1915 年不足 6 000 条。三文鱼数量下降与河口污染有关，如蒂斯河口污染物中有未经处理的污水、焦炉排放物和钢酸废洗液等，河水含氧量降低，三文鱼穿过潮区回到产卵地时死亡率增高。一些处理污染物的方法也使污染扩大化。如布里斯托城处理水污染时，常将污染物分流到埃文河，靠潮汐运动将污染物带入大海，结果污染殃及更大水域，这种情况常见于英国沿海城市。
在快速城市化中，底层民众的居住环境极差。工人们挤住在“大杂院 ”里，没有下水道，做饭洗衣用水极不洁净，公共厕所稀少且隐蔽性差，脏物溢出。工人住房拥挤，常见几十人共居一个房间。贫穷的人们衣服也共用，一些人出门，余者只得待在家里，以致于出现有违道德的事。“我记得在彭德尔顿的一个地下室里，两个隔开的房间（中间没有门）有三张床，一张床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睡用；另一张床是另一男人与妻子及一个孩子睡的；第三张床是两个未婚女子睡的……在利物浦，我发现一个地下室角落里，一张麦秸铺上睡着一个母亲和几个成年女儿，另一个角落里三个水手合睡一张床……我几次遇到一个男人和妻子及妻妹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情况。我知道，曼彻斯特至少有六家是这样的，而且那位未婚的妻妹已经成年。”1846 年爱尔兰发生严重饥荒，大量人口涌入英国，加剧了本就严重的住房问题。当许多中等阶级家庭居住在传统的排屋时，那些低收入家庭只能住最差的背靠背式房屋或地下室。背靠背式房屋通常会围成院子，每间房屋只有一扇门和窗户，没有后院，通风很差，水泵和卫生间共用。地下室更糟，潮湿、黑暗、肮脏。在这样的环境中，疾病极易滋生和传播，如1832、1849、1854、1866 年曼彻斯特发生了四次霍乱流行。城市居民对精神生活也有期待，需要休闲场所，花草树木、鸟鸣和水声，但那时的城市无法提供。
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是整个社会，包括贵族阶层在内，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同样受到污染的影响，虽然他们比普通民众的条件优越。他们有足够的闲暇和金钱，有更多的知识文化，更明白清洁环境对人、动物、建筑物的益处；作为统治者，他们也能意识到给予下层民众良好的生活环境，既有助于缓解工业革命带来的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能提高民众体质以保障稳定的劳动力和兵源。多种动机促使贵族介入环保运动，并在其中起着较强的主导作用。
二、贵族投身环保事业的多重“身份 ”动机
本文的贵族指传统世袭贵族。与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新贵族不同，他们通过继承或联姻方式拥有大量田产地产，拥有爵位和政治权力，在社会政治经济中长期居于强势地位。他们参与环保活动出于多重动机：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他们向企业提起诉讼寻求赔偿，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推动立法阻止污染；作为纯粹的环保者，他们关注污染之下的民众、动物、植物和建筑物，参加环保组织和环保活动；作为统治阶级成员，为了国家和自身利益，他们试图改善下层民众的困苦状况，缓和社会矛盾。
1、作为污染受害者的贵族
污染受害的贵族多是地主，环境污染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降低了他们地产林地的经济价值。由于 19 世纪法律对污染者处罚力度小且法律实践难度大，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于是便自行寻求解决办法。途径有两条：一是对污染制造者提起诉讼获得赔偿，但费时费力，还要花费不少诉讼费，普通民众难以负担，故贵族成为提起诉讼的主要群体，结果往往是污染制造者为减少麻烦而主动提供一定补偿；二是推动法律改革，制定新法律，贵族拥有的政治权力对此具有天然优势。
1822 年，“英国碱业之父 ”詹姆斯·穆斯帕拉特在利物浦建厂，1823 年采用勒布朗制碱法大获成功，巅峰时占英国碱业产量的 15%。然而该工艺污染严重，排放的盐酸蒸汽对作物伤害极大。从 1827 年起碱厂不断面临环境诉讼，压力之下该厂离开利物浦转向圣海伦斯。 1846 至 1862 年碱厂陆续收到各种赔偿要求，小佃农要求赔偿额约为 50 ～100 英镑，大地主要求赔偿额达 2 ～3 万英镑。小的赔款通常工厂直接解决了，以免诉讼造成时间和金钱损失，所以留下记录的均为数额大的赔偿案。如杰拉德家族在兰开夏郡有大片土地，1837 年发现地产受到污染，1839 — 1840 年情况更严重，专业人士认为这与碱厂排放物导致的酸雨有关。1846 年约翰·杰拉德爵士向碱厂提请赔偿，经过多轮讨价还价，赔偿额由 3 万英镑降至 1 000 英镑。盐酸废气对植物的伤害难以估量，工厂附近一个橡树园被彻底摧毁，虽然有补偿，但由于损伤严重，最后只得将橡树砍掉，橡树园主勒夫提起 17 000 英镑赔偿诉讼，穆斯帕拉特仅赔偿了2 000 镑，但拆除了生产装置。在圣海伦斯建立的新碱厂，风向将生产废弃物吹到居民区附近，住户提起诉讼。1839 年约翰·杰拉德获得 1 300 镑赔偿，1846 年获得 2 000镑赔偿，他去世前还在争取另一项 4 000 英镑赔偿。德比伯爵说，在下风向三四英里范围内几乎看不到活树。有害排放使附近地产价值大打折扣，有的几年间贬值近 20万英镑。德比伯爵驻地离圣海伦斯有 6 公里，空气中仍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事实上，受害者依靠法律获得赔偿是非常困难的，高昂的诉讼成本是因素之一。如许多果农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无法获得赔偿。有时赔偿还冲抵不了诉讼费用。如约翰·杰拉德多次起诉排放企业，1839 年诉讼费为 1 500 英镑，却只获得 1 000 镑赔偿；1846 年获赔偿 2 000 英镑，诉讼费也达 900 英镑。影响受害人提起诉讼的另一个因素是附近工业企业太多，受害人无法判定要向哪家企业追责，而且即便付出了巨大的诉讼代价，也很难阻止有害物的继续排放。穆斯帕拉特能拆除生产装置是罕见的例子。
制造商即使被判有罪，但赔偿数额远小于利润，所以他们不会关停企业，甚至愿意定时支付补偿金以换取继续开业。圣海伦斯附近一农民每年能收到 40 ～ 50 英镑的补偿。利物浦工厂附近的农民常常抱怨庄稼、篱笆和树木被盐酸蒸汽损害，碱厂的做法是提供补偿以抵消怨气。勒夫是工厂附近最大的地主，从碱厂得到过大数额的赔偿，威温克的霍恩比牧师也因林场和庄稼受损而得到 1 300 英镑赔偿。当企业增多后，企业主便可能互相推诿责任。
法律对污染受害者未能提供有效保护。虽然可以向法官申请禁令来抵抗污染，但申请禁令必须向法官证明污染的持续性和危害性，费用也是受害者承担，手续等也由受害人办理，花费不菲且费时费力。起诉所依据的法令《公共卫生法》和《消除妨碍法》又各有缺陷：《公共卫生法》仅适用于设立了地方公共委员会的地区，而委员会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常常又是制造污染最多的人；而《消除妨碍法》未对“人口稠密地区”做出明确规定，一开始就出现了无法适用法案的问题。
受污染影响的贵族们试图制定新法案保护自身利益。德比伯爵和斯坦利勋爵努力的结果是颁布了《碱法案》，但博弈甚烈。1862 年 5 月 9 日，德比伯爵以碱厂为例，在议会陈述有关化学工厂排放有毒气体对附近作物造成危害的情况，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雷文斯·沃斯勋爵反对干涉制造业，但由于纽卡斯尔和北希尔兹的街道饱受砖厂废气影响，还有工厂将有毒的砷废物排入河流引起中毒事件，他才同意在不影响制造业的前提下做出限制。会后由 15 位贵族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和讨论工厂污染问题。1863 年 2 月，斯坦利勋爵在上议院提出动议，制定一部制止有毒气体污染河流的法案，德比伯爵认为应扩大法案覆盖面。斯坦利伯爵向上议院提交了《碱厂管制条例法案》草案，并通过一读。二读时建议碱厂使用冷凝器处理盐酸气体的排放，至少压缩 95% 的气体，并由政府派员监督检查。制造商们接受了这种处理方式。若违规第一次罚款 50 英镑，再犯每次罚款 20 英镑，阻挠检查工作罚款 10 英镑，该法案不针对碱厂以外企业。德比伯爵认为法案尚有缺陷，应将硫酸和铵明矾生产也纳入管控，格雷伯爵认为缺少普适性法律，斯坦利勋爵认为罚款目的不是惩罚，只是证明制造商的疏忽，认为法律如果触及行业太多，可能会引发抵触。上议院的委员会再讨论时，提高了罚款数额；德比伯爵还提出由贸易委员会来界定“持续性违法 ”，并删除了允许制造商上诉的条款。在修正案中，罚款数额又有提高。6 月 19 日下议院讨论该法案，提出修正条款以减轻制造业主责任。7 月 27 日上议院再度讨论，德比伯爵虽然认为修正条款几乎让法案失去效力，但也不再反对，寄希望于制造商能主动遵守法案。最终法案从 1864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碱法案》的通过完全是德比伯爵和斯坦利勋爵推动的。尽管两人有些许分歧，但都认同制造业生产对环境有巨大污染，这是他们推动新立法的共同出发点。《碱法案》是一部从源头控制污染的法案，要求制碱工厂至少要压缩 95% 的盐酸气体成液体。为了监督实施状况，1864 年英国专设了碱业视察员，罗伯特·史密斯为第一任。《碱法案》有两个突破：一是向社会传达了植物、动物、建筑物等并非工业发展牺牲品的观念；二是设立碱业视察员标志国家开始干预，审视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两点对于环保运动发展十分重要，更多的人由此明白环境治理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
这些争端表明，像碱厂之类企业开始面对更有影响力的反对者——贵族。贵族作为社会上最有势力的群体，决心凭借自身力量抵抗污染。贵族们从上层介入环保活动，对产生污染的工业企业无疑是巨大挑战。
2、作为纯粹环保主义者的贵族
不少贵族是纯粹理想的环保主义者。他们和其他环保人士一样，关心环境影响下的城市底层，以及动物、植物和建筑物等，并通过环保组织来实践理念。英国近代环境保护思想最早可溯源于 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热烈赞颂湖区美景，唤起了人们保护环境的最初想法。19 世纪中期拉斯金强调自然的教化作用，鼓励保护自然，其思想对包括奥克塔维亚·希尔、罗伯特·亨特在内的重要环保人士影响极大。英国最初的环保观念有较为明显的道德导向和自然导向，并且由文化界人士引领。当社会上环保意识启蒙后，真正的环保行动则需要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多的闲暇时间，贵族最符合这一要求。
英国环保运动是自下而上的，先有民间行动后有政府立法，民间和政府共同合作。环保组织是环保行动的产物，它们在唤起环保意识、宣传环保观念、向政府施加压力、开展环境保护行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0 世纪初之前，英国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 世纪 50 — 70 年代为萌芽期，7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为发展期。在萌芽期，环保组织数量较少，规模较小，更类似于卫生和健康组织，主要关注家园环境，教育人们保持居住环境的卫生，目的是提高健康水平，以应对污染造成的伤害，如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卫生协会，女性公共卫生知识传播协会，妇女卫生协会（Ladies’ Sanitary Association）等。1870 年代后，环保组织关注点扩展到改善空气污染、水污染状况，保护动物、植物，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改善，力争从源头减轻或解决污染问题，创造有审美价值的环境，丰富精神生活，也关心人以外生物的生存权利，如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Metropolitan Public Garden Association），英国托管协会（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古建筑保护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等组织。
贵族常常是环保组织的发起人、领导者和活跃成员。如布拉巴赞勋爵既是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的创始人，又是检查公共广告滥用协会的成员；约翰·卢柏克爵士曾担任塞尔伯恩协会的主席，也是公地保护协会、古建筑保护协会的成员；威廉·布莱克·里士满勋爵是古建筑保护协会，检查公共广告滥用协会，英国托管协会和煤烟减排协会等多个组织的成员。凯尔协会最初三任主席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孩子。英国托管协会第一次会议 1881 年在肯辛顿宫召开，利奥波德王子和露易丝公主出席。贵族建立或参加的环保组织各有不同宗旨：有的是为了健康而改善城市环境和居住条件；有的是保护动植物的生存权利；有的是为城市提供更多休憩娱乐场所，利于市民锻炼身体、放松身心；有的是出于历史价值或美学价值而保护名胜古迹。多样化目标表明贵族在作为纯粹的环保主义者而发挥作用。
布拉巴赞勋爵活跃于环境保护运动及社会改革活动，关心国民身体健康，他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不要错过任何提高国民平均健康水平的机会。”“人们越集中在一起，就越不健康。”他还提出解决人口密集的办法，即“尽可能地分散人群，抑或尽可能开辟户外空间以分隔人群 ”。他尤其关注学生：“应该在毗邻小学的地方建立体育馆，同时派专人指导，因为普通小孩对运动规则不够熟悉，如果没有专人指导就无法充分利用体育馆和操场。”布拉巴赞勋爵创办了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致力于为城市提供锻炼和休闲场所，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缓解工作压力和疲惫。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成就斐然，1882 年成立后，在它的努力下，仅伦敦就增加了 157 个户外场所，总计达4 008 英亩，便于市民使用的公园和花园总数达 271 个，总计 17 876 英亩。
蒙邓普爵士夫妇和威廉·莫里斯牧师热心动物保护，于 1885 年建立鸟羽联盟（the Plumage League），旨在制止过度交易鸟类羽毛。他们向女士们发出号召，不要出于时尚目的使用鸟类标本，尽可能使用鸵鸟羽毛以减少对鸟类的伤害。蒙邓普爵士志在保护乡村，致力于保护艾坪森林。莫里斯牧师著有六卷本《英国鸟类史》，关心鸟类保护，协助成立英国鸟类保护协会。他和蒙邓普爵士都反对活体解剖，并赞助本地仁慈连（Band of Mercy，一个教育儿童要仁慈对待动物的组织）。鸟羽联盟后来和塞尔伯恩联盟（the Selborn League）合并为塞尔伯恩协会（the Selborne Society），但鸟羽联盟并未失去独立性，在协会中作为分支机构继续履行保护鸟类的职责。
各类环保组织之所以存在且由贵族主导，大体可归结于两个原因。其一，要辨明居住条件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或认识到空气污染、水污染可能产生的危害，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其二，能够为环境保护活动花费大量时间的人，必定不需要为生计而奔波。当然贵族各有自身偏好，因而也就建立了不同目的和侧重点的环保组织。这种关注人以外事物的环保理念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即不再将人视为唯一主体，而开始用联系及整体眼光看待组成地球生态的各个部分。这种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贵族具有较高知识素养，有更多闲暇时间，有多样化兴趣爱好，更能体悟社会及自然的整体性以及整体各部分之间的结构与联系。
3、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贵族
进入 19 世纪后，英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调查城市环境状况并写成报告，如查德维克等人撰写了《关于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1840 年代有两个委员会调查过烟尘问题。这些报告披露了城市底层民众恶劣的生活环境，展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不堪状况，一些贵族由此产生了两方面担忧。一方面担心环境污染会对城市底层的健康和道德产生不利影响，更有甚者在优生学理论熏陶下，认为下层阶级若退化为另一种生物，将影响英国的世界地位和称霸计划。另一方面担心底层社会因不满于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而反抗，从而威胁国家稳定和统治者地位。正是出于这种担忧，贵族在环保行动中又被赋予了第三重身份，即作为统治阶级成员介入环境保护事业。因此，贵族除了和其他环保活动者有同样的环保目标外，他们又多了一重维护统治利益的目的：一是想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持统治的稳定；二是保证作为兵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民众的身体和道德素质。这两个出发点都与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的新变化有关。
英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后，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贵族依然保持着社会主导地位和巨大的财富优势，资产阶级和部分劳动者伴随着财富累积提升了政治地位，而普通工人和下层民众则与中上层阶级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虽然比工业革命前有所改善，但总体仍然糟糕。由于第一次议会改革并未使自身境况得到有效改善，工人阶级便结成同盟，发动“宪章运动 ”，团结力和凝聚力显著提高，促使议会进行第二次改革。他们所展现的力量震惊了中上阶层，统治阶级中部分人士意识到，如果不尽快改善下层社会状况，后者将会主动寻求改变。如巴奈特教士认为，社会体系的牺牲品会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讨回公道，“这个时代最危险的社会病，不是门口的流浪汉，而是薪水低以及失业的工人 ”。也有人认为，政治上的不满及动乱也会因各种恶习而滋生，而恶习形成是因为教育不足和缺少约束。理性的休闲娱乐可以根除恶习，改善环境可以使工人关心家庭，重视财产，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与收入再分配相比，美化贫民窟可以更加有效地缓和阶级冲突。”
由于工作辛苦、生活环境恶劣、饮食营养不足以及不良卫生习惯等，19 世纪后期英国下层民众的体质与祖辈父辈相比，身体素质更为虚弱，更易受疾病侵害。布拉巴赞勋爵认为，英国已出现国民身体退化的现象。婴儿死亡率从 1871 — 1880 年的 149‰上升到 1881 — 1890 年的 160.59‰，1891 — 1900 又上升为 173.45‰；这 30 年间有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比例从 1.85% 上升到 4.08%，早产婴儿数量增加了 3 倍。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败北，国内震动，军队报告显示，参军者身体素质的合格率及各项指标均下降。1845 年，参军的身高标准是 5 英尺 6 英寸，1883 年下降为 5 英尺 3 英寸，1900年仅为 5 英尺；1871 年，体重低于 120 磅者为 159.4‰，1898 年这个比例变成 269‰，1901 年更上升到 325‰；1883 年胸围标准是 34 英寸，1901 年一半多人达不到这个标准。1901 年，报名参军者因身体原因被拒的比例增加了 12.30‰。被拒最多的是劳动者、仆人、农夫。可以看出，身体素质下降是一个普遍情况，下层民众尤为最严重。
下层阶级的道德素质也经常被诟病，一些中上阶层的人指责工人是“冲动而不计后果的狂暴之人 ”。认为工人道德败坏，“如果我把我所在地区的工人的一般特点说成是放纵，那是不公正的。不过贫困的压力，无力维持外表的衣冠楚楚和家里的舒适安逸，却带来了一种龌龊下流卑躬屈膝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下层很多人出没于低档次的戏院和赌场，这类娱乐被中上层认为是不理智的、堕落的。有人认为，给工人提供更多的健康娱乐方式及放松场所可以改善这种状况，以转变娱乐方式，减少酗酒，最终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使他们在生活中更清醒节俭，更具家庭美德，也更容易满足。“如果我们审视社会上绝大多数恶行，如酗酒、奢侈、道德散漫、不信教，就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娱乐是导致人们行为失当的原因……我们需要将贫困人口的注意力引向美丽的花儿，鼓励他们饲养宠物，因为宠物不会引诱他们去喝酒、赌博、打架、诽谤他人……提高工人群体素质最有效和最安全的办法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娱乐活动。”“那些生活在糟糕环境中的人，不仅对公共健康是一种威胁，对我们的文明也是一种耻辱，还会使我们的民族堕落，我们必须将园艺看作提升这些人道德水平的改良工具。”著名社会改革家奥克塔维亚·希尔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投身于社会改革。作为英国托管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她发起过“花园城市 ”运动和住房改革计划，致力于改善城市下层阶级的生活环境。她的住房改革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人而不是建筑。在她眼中，住房是一个道德问题，甚于经济或卫生问题。她将改革视为对成年人的教育，尤其是对那些蛮横无礼的成年人的教育。花园城市运动在提高下层人民道德素质方面的成效，得到普遍认可。“最重要的是，园艺让工人阶级通过参加社团组织，和其他阶层的人建立日益牢固的联系，获得了经验。”“花园城市运动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的价值观同化了工人阶级。”
一些贵族致力于改善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条件，为他们创造更适合居住的环境，提供休闲放松的场所，提高其身体和道德素质，以缓解日益紧张的阶级关系。在这方面，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表现十分突出。布拉巴赞勋爵建立的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富有政治性。从一开始，协会成员就认为向公众提供娱乐放松场所不仅是慈善活动，更是一个攸关社会经济和效率的关键性问题。“该协会雄心勃勃的目标，使它的成员和资源在几个月内快速增长，有人认为这类组织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搭上了中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既关心但又畏惧他们暴动的顺风车。”协会表示他们不但要“净化城市空气，而且要帮助人们重拾道德和品味 ”。创立三年后，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将自己掌管的一个广场和一个花园移交给市政当局，维护费用从市民所纳税中支出。这说明市民支持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工作，期待享受自然带来的益处。
总之，贵族群体对参与并主导环保是出于多重动机。其作为污染受害者向企业寻求赔偿和推动立法，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利益，而非自觉进行环境保护；作为纯粹的环保主义者，则是自觉主动地进行环境保护行动，将自然环境作为主要保护目标；作为统治阶级成员，他们的环保行为是实现政治目的之手段。贵族参与环保行动时表现积极，离不开其经济、文化水平和政治地位。他们作为最富裕的人群，林田和地产广阔，受污染影响的概率更高；他们政治经济实力雄厚，才具备条件成功抵制造成污染的企业主和工厂主。而作为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贵族阶层能自觉意识到并重视动植物的生存权利，重视文物古迹的价值，更懂得清洁优美生活环境有益于健康和道德规养。作为统治阶级成员，贵族在面对社会矛盾加剧、国民整体素质每况愈下的情况时，是会把提高民众健康水平视为稳定统治和安定社会的政治目的。当然，并非是介入环保事业的贵族同时具备这些动机，但往往只是其中一两种，都能达到推进环保事业的客观效果。
三、贵族参与环保的优势及背景
贵族参与环保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贵族的声望和能量促进了环保组织以及环保行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参与环保行动，履行社会职责，提升了贵族的社会地位。
贵族的参与对环境保护活动非常有利，他们具有“明星效应 ”，又掌握了政治能量。在普通平民心中，贵族像明星一样有吸引力，他们现身活动本身就是对环保的支持。环保组织及活动若有贵族出现可吸引更多人参与。如全国煤烟减排协会 1882 年在格罗夫纳举行会议，由威斯敏斯特公爵宣读举办煤烟设备展览的报告，展览吸引了很多人，因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出席扩大了协会及展览的知名度。1883 年，布拉巴赞勋爵招揽了一批知名慈善人士加入大都市公共花园保护协会，迅速扩大了协会知名度，随后成员越来越多，背景、职业虽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是贵族，包括乔治·汉密尔顿公爵，詹姆斯·克拉克爵士，露易丝公主，伦道夫·丘吉尔公爵等。他们中有世袭贵族也有终身贵族，虽不一定是环保组织的活跃成员，但其名字及身份都有助于环保组织扩大影响力。在 1888 年召开的全国健康协会会议上，威斯敏斯特公爵强调，协会最主要的作用是激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兴趣，促使更多类似组织出现，贵族们入会更易于调动这种兴趣。
贵族们拥有的政治能量为环保活动带来了又一优势。除德里伯爵和斯坦利勋爵积极推动《碱法案》通过外，第一子爵詹姆斯·布莱斯在也在环境立法方面多有贡献。布莱斯是古建筑保护协会、大都市公共花园协会、检查公共广告滥用协会、塞尔伯恩协会等好几个环保组织的成员。在反对修建湖区铁路时，他利用议会职位，要求铁路修建方案要考虑保护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并将相关条款加入《轻型铁路法案》（the Light Railway Act）中。注意到现有法律有关道路权利的条款并不能提供有效保护后，布莱斯于 1884 年向议会提交了《进入山区法案》（Access to Mountains），意在阻止地主对公众进入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未开发土地的限制，虽然该法案最终未获通过，但促使人们关注到这一问题。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地方政府往往力未能逮，以往的那种不干涉主义已无法应对发展中的问题。为了治理和改善社会环境，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必须更高效、更专业。议会改革和文官制度改革，使政府更具专业性。但从事物的另一面看，改革又使贵族逐渐失去传统的政治优势，中产阶级却借此机会提升了政治地位，因此介入并主导环保运动成为贵族们挽救其颓势的有效途径。
由于工业资本家阶层崛起，贵族阶层独大的态势开始改变，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相对于其前辈有所下降。传统上，贵族发挥政治影响力主要通过三条路径。一是控制选区议席，选派合适的人作为议员；二是通过恩赐、世袭和金钱购买等方式任职于政府；其三，贵族天然是上院议员，上院力量越强，贵族的力量也就越强。然而，19 世纪英国的一系列宪政改革、文官制度改革，削弱了上院职能，贵族力量大为减弱。两次议会改革，扩大了选民范围，重新划分了选区，使贵族可控的席位减少，无法随意派人进入议院。文官改革采用考试任命制，按政绩晋升，也使贵族难以像以往那样轻易取得政府职务。议会法还给予下院一项新权力，即某项法案只要连续三次在下院通过，即使三次被上院否决，也可直接呈报国王批准为法律。1911 年的《议会法》规定，财政案只能由下院提出，上院不得随意更改，由此上院又失去了一项重要权力。这些改革大大削弱了上院的政治力量。政治实力衰落的同时，传统贵族的经济实力也削弱了。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大批廉价谷物进入英国，农业收入大幅减少打击了旧土地贵族，全国性的抗租运动，也造成了经济损失，遗产税更是雪上加霜，这些都导致旧贵族出现经济危机。收入锐减使贵族入不敷出，但他们又习惯奢侈浪费的生活，于是便出售住宅、古董字画甚至地产。1809 — 1879 年间，英国的百万富翁中有 88% 的人是贵族，1880 — 1914 年这个比例下降至 33%，说明贵族受影响程度之深。
这是时代发展决定的。当时的贵族虽然仍是社会上最具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群体，但他们面临着来自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挑战。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工厂主、商人等实业家，在经济地位上升后也觊觎政治地位，他们从贵族那里分走了部分政治权力。议会改革后，他们有的获得上升通道，进入上层阶级，甚至获封贵族，成为与世袭贵族等相对立的新贵族。面对新的挑战，传统贵族参与社会活动，加入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等，赞助修建医院、公共设施，力图通过这些方式提升自身社会形象，增加社会名望，以弥补失去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需要说明的是，贵族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只是相对其先辈而言，事实上，他们仍是同时代最富裕、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人们也常常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如工厂主、企业主就效仿贵族居住在乡间别墅。英国推行自由放任政策，政府职能面临许多难以涉足之处，贵族加入各种环保组织，能在社会上起到良好示范效果。这类组织还能形成一定压力机制，迫使政府通过法案，这反过来又增强了政府的权力，从新的角度强化了贵族的政治影响力。
总之，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是促使贵族主动投身环保行动的因素之一，他们以参与环保作为一种稳固社会地位的手段。这样，贵族和环保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互惠关系。贵族利用政治影响力并通过环保组织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关注环境问题并做出改变，增加环境保护立法，如 1853 年的《（首都）烟公害减少法案》；而 1863年的《碱法案》“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全国性环境管制机构 ”；1866 年《公共卫生法案》加强了议会对煤烟问题的关注度；1891 年《（伦敦）公共卫生法案》将烟雾管制权从警局转向伦敦郡议会； 1869 年、1872 年和 1876 年三次通过《海鸟保护法》；1866年通过《都市公地法案》（the Metropolitan Commons Act）。持续不断的环保活动，提高了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度，强化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尽管‘空气污染 ’这个术语在 1870 年代之前基本没听说过，但在这个团体（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有毒气体减排协会）的努力下，它却成为英语里为人们所熟知的词语。”在环保组织的努力下，英国环境恶化状况有所缓解。以空气污染为例，大气污染咨询委员会报告，1910 — 1940 年间盐酸沉积量由 10g（s）/ m2 降到 3g（s）/ m2。1885 年的烟灰浓度，晴天是 120ug /m3，阴天是 360ug /m3，雾天是 860ug /m3，到 1956 — 1957 年，夏季工作日为 84ug /m3，周末为 64g /m3，冬季工作日为 185ug /m3，周末为 173ug/m3。贵族利用环境保护这一社会关注点，通过抵抗污染，建立和主导环保组织，促使政府颁布环保法案，从而增强了自身的社会能量，弥补了有所下降的政治影响力。贵族介入环保实际上打击了那些暴富又制造污染的工业资本家。贵族在英国环境保护中的影响和作用使我们看到，传统贵族这个看起来最保守的社会阶层，也会在新的时代中引领文明进步，他们也是 19世纪英国社会改革大潮的一部分 。
（作者赵思安，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博士生；刘景华，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