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6世纪的大地震、大瘟疫，8世纪的毁坏圣像运动后，拜占庭帝国逐步走出危机。从9世纪起开始实现人口、农业等增长，到瓦西里二世统治时帝国达到了全盛时代。经济上，到瓦西里二世去世时，他为帝国国库留下了20万塔兰特黄金，如果按450美元兑1盎司黄金估值，这些财富值14.4亿美元。在文化上，从君士坦丁七世开始，所谓的“马其顿文艺复兴”拉开了帷幕，其间传抄并且模仿了大量古典作品，为此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因为这一时期处于马其顿王朝统治下，所以后人通常将拜占庭帝国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视为“黄金时代”。国际拜占庭学者一般将“黄金时代”的成就归于大量自由农的存在，他们在自有小份地上耕种，皇帝坐镇君士坦丁堡就能实现对乡村共同体的直接统治。国内拜占庭学者陈志强教授则认为“马其顿王朝取得的诸多成就不能完全看作是这个时期统治当局的英明政策所致，而应更多考虑此前数百年拜占庭帝国推行的军区制这一因素”。
将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是思考帝国兴衰之道的一种历史视角。不过，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考古学在方法与理论上的扩展，将气候变化、环境变迁、历史上的瘟疫与疾病等因素纳入对帝国兴衰的思考中，为我们全面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在拜占庭研究领域，６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灾害和瘟疫与帝国局势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高度关注，国际和国内学者均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多方位的研究。例如，1983年美国航天航空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斯托瑟斯和兰皮诺发布了一份基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纪录和考古发现而得出的火山喷发的历史清单。芬兰学者阿嘉瓦整理了地中海地区各语言史料关于公元536年“迷雾”的记载。英国学者凯斯进行了查士丁尼瘟疫与公元536年太平洋地区大规模火山喷发之间关系的研究。陈志强教授对查士丁尼瘟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查士丁尼瘟疫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瘟疫之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不但强敌入侵屡屡得手，领土日益缩小，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迅速为内战所取代。刘榕榕博士也关注到了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迷雾”现象，并将它与中国南北朝时期建康的“黄尘雨”事件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古代晚期拜占庭帝国的政局动荡与环境变迁、瘟疫横行有密切的联系。此后，帝国才逐渐走出危机。中世纪初期地中海地区的环境如古代晚期一样恶劣吗？拜占庭帝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又与环境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英国气象学家兰姆在1965年提出了“中世纪暖期”的概念，他主要利用来自北欧和北大西洋地区的资料，得出结论认为在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欧洲的一些地区可能要比现在温暖。不过，也有的作者称这段时期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因为有不少地区气候干旱的特征更为明显。但是，现在一般仍多采用MWP这个名词。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世纪暖期不仅局限在北大西洋和北欧，全球整体都是一个暖湿的气候环境。至于中世纪暖期的起止时间，无论各地，还是综合众多资料得到的全球／半球或是模式模拟得到的MWP起止时间都存在差异，但基本上800—1400年可以涵盖中世纪暖期。历史学家随后也纷纷加入对中世纪暖期与社会经济变迁的讨论中来。具体到拜占庭帝国，在中世纪暖期之初，帝国在政治上趋于稳定，农业迅速发展，人口增长，城市生活也复苏了。然而，1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次席卷帝国多地且持续时间长的大寒潮。中世纪暖期之初的气候条件对帝国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大寒潮又给帝国带来了哪些后果？这两点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世纪暖期之初与拜占庭帝国的“黄金时代”
现有研究表明，中世纪暖期北半球地表气温比过去1500年北半球平均温度高0.18度，而且高纬度地区的温度增幅大于低纬度地区，增幅强度接近1.0度。全球降水距平基本为正。这说明在中世纪暖期地球总体处在一个湿润的环境中，而且北半球纬度越高温度的增幅越明显。具体到拜占庭帝国，到瓦西里二世去世时帝国版图达到了继查士丁尼大帝之后的最大值。这片区域位于地中海东部，北纬30～45度之间，包括亚平宁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巴尔干半岛全部、安纳托利亚半岛全部，黑海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其中亚平宁半岛南部、巴尔干半岛南部和沿海地区、安纳托利亚半岛沿海地带以及海岛区域是地中海气候，安纳托利亚半岛内陆为亚热带半干旱气候，巴尔干半岛北部是温带大陆性气候。从9世纪初开始到11世纪初，这片区域的气候表现出明显的“利好趋势”，即极端气象渐少，气候在趋于稳定的同时变得温暖湿润了。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气候从9世纪初开始改善，变得更加温暖和湿润。从历史记录看，即便在半干旱地区从公元800年到1000年气候都呈现出湿润的趋势。据戴莱利斯的统计，公元800-1000年间帝国内有历史记载的旱灾仅２次，且均不在帝国当时的核心区域。这一时期旱灾发生的频率明显少于之前和之后的两个世纪。公元600-800年间共发生过有历史记载的干旱4次。而在公元1000-1200年间，干旱的频率更高了，有历史记载的旱灾有9次。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失去埃及之后，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地区逐渐成了帝国的粮仓。湿润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拜占庭主要粮食作物—大麦和小麦的生长。拜占庭人对降雨之于粮食作物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10世纪的《农业志》和普塞罗斯的《论农业》均强调了每年11月到来年４月的降雨对粮食耕种的重要性，特别是晚秋时节的降雨；《农业志》还肯定了入冬之前温暖而湿润的气候对于种子发芽和春化的积极作用。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卡帕多西亚、帕弗拉格尼亚和色雷斯地区三个洞穴的气候代用数据发现，从公元800年开始，安纳托利亚地区有明显的从干燥到湿润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现有史料中我们也找不到此时安纳托利亚地区出现过旱情的记录。温暖而湿润的气候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影响。植物考古证据显示安纳托利亚西南沿岸及其邻近内陆地区是帝国境内农业生产活动复苏最早的地区，大约从公元800年开始这个地区的农产量就开始呈现增长趋势了。
稳定的气候条件固然有利于农业生产，但饥荒却发生得更频繁了。这一时期的饥荒很可能是人口增长过快导致的。根据拉塞尔的估算，公元800年时帝国大约有1000万人，到公元1000年时，人口增加到1300万。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情况是，公元800年时，该地区约有人口800万，此后200年间该地区人口规模保持不变。在巴尔干地区，公元800年时，该地区人口规模在200万到300万之间，到公元1000年时，增长到500万。关于人口变化的普遍趋势，学界认为从9世纪开始，帝国人口出现增长趋势，并且一直持续到13世纪。人口的持续增长对粮食的供给产生不断的压力，气候或环境稍有波动就可能触发饥荒。另一方面，人口的持续增长也推动了帝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拜占庭帝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是靠扩大耕种面积实现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在西马其顿地区大约从850年起森林开始衰退，出现了农业耕种从山谷平原向山坡发展的趋势，出现了人工种植物取代野生植被的趋势。在帖萨利地区这个过程大约开始于900年，在吕西亚则开始于1000年前后，而在东马其顿、色雷斯和阿尔戈斯等地均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广泛而充沛的降水为农业生产营造了有利的环境，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业从9世纪开始增长，货币流通也逐渐恢复，这些都是经济复苏的标志。到11世纪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达到了顶峰。而希腊的农业增长略晚于安纳托利亚地区，大约从10世纪开始。考古证据表明公元900-1100年间南部希腊地区的气候相对湿润。雅典、忒拜、科林斯等古代著名城市在消沉了几百年后又逐渐恢复了活力。雅典的城市生活在850年左右开始复苏，在城外的凯拉米克斯区域出现了制皂和制革业。科林斯地区在11-12世纪出现了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热潮。考古发掘表明忒拜的卡德米亚地区到12世纪时人口密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从10世纪开始北部希腊和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变得更加温暖了，降水也更充沛了。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促使拜占庭农业经济模式北移至北部希腊及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北部希腊和保加利亚地区从10世纪开始出现了货币流通和粮食作物耕种的逐步扩大，经济活动和城市生活逐渐复苏。在10世纪的《塞萨洛尼卡的圣弗条斯传记》中塞萨洛尼卡还只是废墟中的一个小镇，而到11世纪时该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域贸易中心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德美特里厄集市。这个集市每年在10月20日开放，而在圣德美特里厄斯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关闭。大部分科林斯湾和维奥蒂亚的丝绸在这里交易，巴尔干的农产品和喀尔巴阡山脉的皮革和盐也找到了它们的市场。12世纪早期的一位讽刺作家将它描述成繁荣的顶峰。
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暖期”之初，由于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拜占庭帝国逐步走出危机，实现了农业和人口的增长，其境内的地中海沿岸城市生活也复兴了。拜占庭帝国的“黄金时代”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10世纪20年代的寒潮与拜占庭权贵阶层兼并土地的加速
相比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持续性变暖来说，中世纪暖期是一个不连续的时期。在整体增温的背景下，北半球中低纬大部分地区在公元900年、1025年附近时段均出现增温减缓甚至气温略低于平均值的现象。具体到拜占庭帝国而言，“中世纪暖期”帝国在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环境中，但是10世纪20年代严寒的冬天在帝国多个地区频繁出现。考古学家通过分析吕西亚的科凯洞穴的气候代用记录，认为公元920年的降雪量相当大，帝国内陆地区经历了频繁的寒冬，而这些冬季的气温水平与小冰川期接近。这一考古学结论证实了拜占庭历史书写在记录气候信息方面的准确性。根据戴莱利斯的统计，921年伯罗奔尼撒的冬季十分寒冷，922年10月爱琴海域的基塞拉岛经历了寒潮，927年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冬季非常寒冷。11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斯基利奇斯在其《简史》中写道：“同月难以忍受的冬季突然到来了，大地被冰冻了120天。”斯基利奇斯紧接着告诉我们严冬之后是一次比之前任何饥荒都要严重的饥荒，许多人因此丧生，以至于活着的人手不足以埋葬死者。从考古学结论和史料记载不难看出，10世纪20年代的寒潮席卷了从小亚西南岸的吕西亚到希腊大陆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内的广泛地区，并且从921年开始到928年这一区域的冬天都极度寒冷。
严冬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给脆弱的拜占庭小农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权贵者乘机以很低的价格甚至只是用食品就可以从绝望的农民手中收购大量的土地。在马其顿王朝的立法中对“权贵者”有清晰的定义，他们是在国家军队或行政部门或教会系统担任高级官职的人，也包括元老阶层和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他们为国家提供专业服务，国家定期以货币形式支付他们高额的薪水。拜占庭帝国的薪俸制度使这个阶层十分富有。以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为例，当大教长阿莱克修斯去世时，他的私人财产达到2500磅黄金。由此可见，“权贵者”持有大量黄金，在合适的时机他们能够立刻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土地收购。另一方面，因为与其他投资相比，投资土地是一项收益高、风险低的行为，所以拜占庭人热衷于土地投资。据现代学者估算在拜占庭投资土地的净回报率大约为3％，在某些个案中可以达到3.4％。11世纪拉里萨的一位地方官员科考夫曼努斯教导儿子说对土地进行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并鼓励儿子投资土地、专注农事而不是去城里闲逛。10世纪20年代的大寒潮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正好为他们的投机活动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时机，加速了土地兼并的历史进程。然而，这种行为却破坏了拜占庭帝国原有的以小土地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基础。针对此事，皇帝罗曼努斯一世于922年和934年密集地颁布了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法令，在法律条款中罗曼努斯强烈谴责了利用饥荒以低价大量收购农民土地的行为，斥责他们“像瘟疫一样侵袭村庄里不幸的小农，造成巨大的破坏”。为了保护拜占庭小农经济的基础—自由农的小份地，罗曼努斯一世在“922年法令”中再次引入了“优先权”的概念。并且在“934年法令”中对“优先权”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扩大，并明确了破坏“优先权”的多种违法行为及其惩罚措施。
从时间上看，似乎每次寒潮都是罗曼努斯颁布更为严厉的抑制土地兼并法令的触发器。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拜占庭帝国，无论是个体小农还是国家机器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都非常低，统治者只能用不断重申法令的方式回应所面临的麻烦。因此，正如有的学者认为，“优先权”的实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合适的先决条件，这一权利立法无法真正落实，只能是一纸空文。拜占庭皇帝只靠颁布反复强调“优先权”的法令根本无力扭转灾害之后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因为对于“权贵者”而言，土地不仅意味着财富，更意味着权力。科考夫曼努斯告诫他的儿子：“如果你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这块设防的地方你就是主人和管理者，不要被皇帝的黄金、荣誉头衔和巨大的许诺所诱惑。因为只要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占有土地并保持你的权力，在皇帝和所有人眼里你就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享有荣誉和值得尊敬的高贵人物。”955年夏季，在远征叙利亚后，瓦西里二世途经小亚细亚返回君士坦丁堡，在路上有一个小村子的代表团找他。他们抱怨一个叫菲洛卡勒斯的人，称他用自己的财产买下了全村和附近地区所有的土地，将其变为他的私人地产。瓦西里迅即将那些土地没收，将其还给村民，并将菲洛卡勒斯在乡间的大别墅拆毁，直到地基。像瓦西里二世这样既强势又有实力的皇帝是少见的，事实上从罗曼努斯一世之后的拜占庭皇帝大多出自他们自己所惧怕的那个“权贵者”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导者大多出自省区的成功的将军，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坐拥大量地产，并且对其掌握的众多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随时都可能推翻马其顿王朝。
综上所述，10世纪20年代帝国境内出现的范围广而又历时长的寒潮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给以小农生产为主要方式的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农村土地兼并的进程。拜占庭皇帝虽然反复强调“优先权”并频繁颁布与此相关的法令，但根本无力扭转这一历史进程，除瓦西里二世等少数强势的“生于紫色寝宫的”的皇帝外，罗曼努斯一世之后的拜占庭皇帝大多出自他们所惧怕的那个“权贵者”集团，这个集团给拜占庭皇权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结语
在“中世纪暖期”之初，得益于温暖湿润而又稳定的气候环境，拜占庭帝国逐步走出了危机，实现了农业和人口的增长，帝国境内的地中海沿岸城市生活也逐步复苏了。然而，10世纪20年代席卷帝国的大寒潮却加速了农村土地兼并的进程，破坏了以小农生产为主的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基础，从而给皇权造成了极大的挑战。由此可见，在以农业为根本的拜占庭帝国，气候转暖和气候波动对“黄金时代”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陈悦，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所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