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的跨学科性质及其在历史研究中彰显的重要意义日益受到史学研究者的关注，现代体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象征及跨国界意义成为研究英帝国的理想视角。作为“共有的历史”，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殖民扩张和实施治理的重要方式，承载着诸多功用与意义。19世纪便有关于体育的书籍和小册子问世，涵盖各类游戏形式，探讨普通民众的娱乐、消遣与运动。西方学者对现代体育的研究及专业性期刊的创办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历史学家、体育科学专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投身其中，他们借助自身专业优势，以跨学科形式，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角度对相关论题展开深入分析。其后，受英帝国史中“所谓文化的、语言的、帝国的或其他一系列‘转向’”的影响，现代体育被部分学者纳入英帝国框架内进行探讨，涉及板球、足球乃至狩猎运动，地理上囊括南亚、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等殖民地。但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将运动项目作为个案纳入帝国研究的视角，关于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都略显单薄，并多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国内，历史学界较少关注体育史领域，体育学中关于体育史的研究则处于相对封闭与边缘化状态。2018年11月，中国体育学界与历史学界联合召开体育史研究论坛，强调并号召“体育史研究应当回归史学本体”，体育史开始更多地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体育学与历史学的交流，可以为史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激发原创力，构建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增长点。基于此，本文将体育史引入帝国史书写范式，在挖掘并爬梳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从文化帝国主义角度分析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以及统治者如何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帝国观念的形成，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其在英帝国征服与统治中的功用和意义。
一、英帝国文化治理策略与现代体育的兴起
近现代以来，随着英国人持续三百多年的海外征服，一个规模庞大并具有多样性的殖民帝国逐渐建立起来。巅峰时期的英帝国拥有336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5亿多人口。二战以前，其殖民地大致分成五类：早期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的殖民地；以移民垦殖为主形成的殖民地，后演变为自治领地；数量最多的皇家殖民地；保护领或保护国；一战后委托英国进行管理的托管地。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英帝国殖民地主要由前三种类型构成。在充满复杂性的帝国中，英国政府试图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多个层面展开治理，以期达成有效的统治与管理，其中文化扩张策略被证明是保证英国人在殖民地社会进行有效扩张并维持帝国稳定的重要因素。现代体育是英国文化的关键部分，是英帝国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
在帝国早期，英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与殖民地的贸易关系，政治上的控制则较为宽松，没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帝国。在殖民地事务上，诸多统治机构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少配合，议会也没有制定相关法律且较少干涉殖民地事务。进入19世纪，随着帝国不断扩大，英国人开始在政治上采取差异化治理手段，对不同类型的殖民地采用不同方式实施统治。如在以移民为主体的殖民地，建立了责任制政府；在非洲新近扩张的殖民地，存在借助特许公司进行政治控制的传统；对于皇家殖民地的治理则是通过伦敦派出总督，建立专制政府的形式。政治差异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利益，试图仅凭直接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来治理庞大的殖民帝国。以英国在印度的合同文员为例，直到20世纪，印度文员的数量才增至千人以上。1939年，印度文员人数增至1384人。在非洲殖民地，整个管理骨干阶层只有约1200人，管理着12个殖民地的4300万人。马来岛文员有220人，管理着320万居民。东非的一个殖民地官员记述道：“在非洲中心地带，我们只有3个白人、20个黑人士兵及50个黑人警察，却要管理并统治超过50万具有良好装备的野蛮人，维持该殖民地的治理，而离这里最近的医生和帝国的增援部队却驻扎在68公里之外。”
在扩大和保护帝国领土方面，英国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亚洲部分地区。然而，军队对帝国治理的贡献不应被夸大，赤裸裸的武力镇压只能显示帝国治理效率的低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军队在人数上相对较少，分散在全球各个殖民地，军队的武力威胁有时更多地被看作是帝国的虚张声势。“19世纪的大不列颠帝国并没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干预能力，让自己能够随意操控地球上每一片土地的命运”。统治者既不希望，也不试图完全用军事力量统治殖民地人民。军事力量只是帝国统治者可以使用的一系列手段之一，是简单但时常不具吸引力的选择。以强制和高压手段治理帝国更是作用有限，甚至可能导致殖民地反抗运动的高涨和诸多不利结果，例如：诉诸武力进行的殖民战争会使自由主义者将帝国谴责为军国主义，引起国内激烈争论；以战争直接干预和扩张会刺激欧洲列强，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以武力镇压殖民地的反抗往往导致相反的效果，祖鲁战争和布尔战争都使殖民者在军事上蒙羞，动摇了英国人的自信。
在如此广袤的帝国疆域内，英国能长期保持稳定，对各个殖民地的统治权力绝不仅仅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官僚组织和军事强制之上。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因素正是文化治理策略，即以认同和服从为基础进行的文化扩张、控制和影响。不同于强制性的武力镇压，文化渗透较为温和，它在英国文化发展与对外传播中逐渐生成，从而确立起帝国主导的意识形态，建立起统治的合法性。“英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一个国家的扩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英国能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恰恰是在坚实的文化软实力支撑下完成的……英国积极地在全世界扮演‘文明使者’的角色，大力输出和传播英帝国商业文明和自由帝国理念及其文化主张”。例如英格兰人早期对爱尔兰的强行统治，他们提出“上帝赋予了英格兰人‘占领及改造’这个‘野蛮’民族的责任，英格兰人的任务是培养爱尔兰人勤劳工作及其社会正义，用我们英格兰的法律和礼仪礼貌教化他们，使他们逐步戒除抢劫、偷窃和杀戮行为”。
19世纪60年代，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开始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它是“实践、符号和意义的共同组合”，区分着“我们”和“他们”，文化是身份认同的源泉，文化成为“一切”，具有主导价值。文化成为殖民主义的重要内容，新传入的文化形态通过殖民征服和统治技艺进行重构和改造，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欧洲与亚洲、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甚至男性与女性之间创造了新的范畴和对立。在英帝国对外征服与殖民过程中，殖民者将文化观念向外输出和扩张，施加于印度和非洲等帝国势力范围，用差异性的等级秩序确保英国人的中心地位。正是一系列有关社会行为的语言、思想、价值观，以及法律、规则和惯例等维持了帝国的稳定和延续。在19世纪，英帝国将文化概念引入意识形态，包含英语、文学和现代体育等文化载体。作为显性的文化形式，英语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小说不仅使读者从中获得乐趣与教益，而且是殖民进程的组成部分，对于形成帝国主义观念具有重要作用。文学对于帝国的文化观念就好比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居于中心地位。此外，现代体育也是英帝国文化治理策略的有效载体。
在近代早期，传统体育流行于英国社会。上层阶级因财富和权力关系，不惜每年花费千磅资金租借场地，占据庞大活动空间，进行彰显特权阶层独特气质的活动。狩猎延续着中世纪的观念，具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与土地和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是英国精英群体中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以狩猎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依然受到新兴中产阶级的欢迎。普通民众则钟爱节日狂欢，每一个城镇或村庄都有固定的球类游戏、田径赛跑及各类斗兽运动（斗鸡和斗公牛运动较为活跃）。传统体育依附于旧有的农耕生产、季节性庆祝及宗教庆典，种类丰富且形式多样，广泛分布于英国。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传统体育的转型。赛马、拳击和板球最先发生质变，它们在贵族赞助下与商业相结合。例如，1725年《日报》刊载的一场板球赛事，由里士满公爵和威廉·盖奇爵士带队进行，其投注金额巨大，展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在此过程中，板球等体育项目的运动规则日渐透明，赛事组织不断完善，现代体育雏形开始显现。
在英国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间并无绝对“真空期”，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前者逐渐式微而后者慢慢兴起，各类残酷的斗兽活动在法律施压下日趋衰落，混乱的木球、足球等球类运动不断规范；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力日益渗透并控制现代体育领域。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公学及牛津、剑桥等大学，板球和足球等部分传统运动项目第一次发生了本质转变。在中产阶级领导下，人们制定现代体育的运动规则，增加新式体育项目，成立运动协会，并组织全国性竞争比赛。英国足球协会（1863年）、伦敦业余田径俱乐部（1866年）和英式橄榄球联盟（1871年）等相继成立，举办了一系列比赛。此外，依托于日益成熟的工业技术与科学方法，现代体育运动不断被量化和规范化，辅之以具有科层化性质的组织机构与管理形式，确保规章制度的普遍适用和各级联赛的顺利进行。
英国现代体育包括由传统运动转变而来的赛马、拳击、板球和足球等，此外还有新式的橄榄球、槌球、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水上的划船与赛艇，以及各类田径项目等。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出现前，报纸与期刊是将各类新闻传播到人们手中的最便捷的载体。英国报纸发展初期就与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在1750年以前，板球已成为伦敦诸多报纸的主要内容之一，常被作为头版头条，并往往与精英群体的城市活动相联系。在此期间，英国社会还创办了很多专业性体育报刊，如1792年于伦敦创办的《体育杂志》（The Sport Magazine，or Monthly Calendar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Turf，the Chase and Every Other Diversion Interesting to the Man of Pleasure, Enterprize, and Spirit, 1792）所刊载文章涉及拳击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规划；《贝尔的伦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822）从一份针对伦敦工人阶级犯罪现象的周刊，转变为报道体育运动的报纸；《运动场》（The Field，1853）关心赛马和诸多户外运动。媒体不仅宣传体育项目、报道最新体育赛事，而且助推了体育组织的创办，以及地区乃至全国联赛的举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英国传统体育多有式微，现代体育迅速崛起。有学者总结说，站在1880年时间点上，回看百年以前的体育运动，1780年似乎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非常遥远的世界。
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式新型体育并不止于娱乐、保健等体育运动本身的价值，中产阶级试图发明“业余主义”（amateurism）概念，以“公平竞争”和不求回报的原则塑造现代体育的道德规范。“从更广的层面来说，业余主义反映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态度，他们希望同时拥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换言之，他们想要一场保证胜利的比赛”。在英帝国范围内，现代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强调服从权威、进行社会控制与隔离，其蕴涵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即限制与社会底层阶级的接触。特别是板球运动，被英国人视为国家的一个象征，板球的重要性及其蕴含的价值观被19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传教士和诗人自由表达，在诗歌、小说甚至流行音乐中频繁出现，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宣称文化至上的表现。当然，新式体育运动并非完全表现为精英性质，它最初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随着工业化持续深入，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工人阶级工资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他们既成为体育的参与者，又成为观看竞技比赛的主要群体，大众体育市场的形成使英式体育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语国家体育的巨变几乎如工业革命一般，从消遣娱乐发展到专业运动员和创办人的边缘性商业活动，再成为极为流行、观众人数众多、经济规模达数百万的娱乐行业。橄榄球、棒球和板球已不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区域的兴趣，而是整个国家和所有人口的兴趣”。现代体育被英国人看做“世俗的宗教”，是其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
在英帝国海外殖民中，现代体育与其文化扩张和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帝国的殖民与治理不仅依靠英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且需要众多文化力量来维持，体育运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尼尔·弗格森指出：“当英国人统治一个国家，或者仅仅通过军事和金融力影响当地政府时，他们也在有意识地传播着英国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英语、英式的土地使用期限制度、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业、法律、新教、团队体育、政府权力有限的‘守夜人’国家、议会体制和自由的观念。”其中，“团队体育”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之一，在19世纪逐渐传播并渗透到殖民地，影响着英帝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活。因此，“不管人们怎样把帝国主义理论化，也不管人们是否强调把殖民主义本身或这个时代的其他现象，如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甚至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等作为理解帝国主义的最重要因素，显然，殖民者对体育的传播和他们的文学与艺术传统的影响一样，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方面”。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文化治理策略的关键要素，它建立在英帝国权威、权力与社会等级之上，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是英国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可以传播至英帝国任何地区，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中发展起“共有”的体育传统，维持帝国的稳定。
二、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
现代体育的传播是英帝国最常见的文化现象之一，从整体上看，它与殖民帝国的构建和世界市场的开拓相同步。在帝国主义框架下，现代体育遵循着殖民时期的贸易与政治控制的路线，进入世界诸多角落。然而，英式体育在向外输出中，体现出鲜明的时段性特征。英帝国崛起时，传统体育已伴随英国人的海外殖民及移民浪潮以不自觉的方式传播到早期殖民地，英国移民的“英格兰属性”发挥着主要作用，尤以在北美殖民地为最。此时，英式体育与英国国内娱乐项目大同小异，较为传统、血腥和低俗。19世纪以后，英国体育的传播无论在目的上还是范围上都有明显改变，且越来越成为灌输帝国主义思想的工具。它是英帝国文化扩张与治理模式的组成部分，从仅作为英国人社交、娱乐的活动到纳入殖民地精英群体的生活之中，再到统治者有意为之的行为，体育在殖民地不断得到推广，构成了英帝国共有的文化传统。从传播范围看，现代体育不仅渗透到英帝国实际控制的广大殖民地，而且在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主的拉美国家，也充斥着各类英式体育项目。至20世纪初，英帝国已经将具有英国属性的“现代体育”铸就成世界性的运动项目。
在英帝国早期，英国国内土地压力与宗教矛盾迫使人口大量迁移，而持续的殖民扩张使海外从属地区不断吸收本土过剩人口，17世纪或许为英国首个人口向外移民多于向内移民的世纪。18世纪英国人依然在帝国内寻找机会，北美殖民地为众多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据统计，从1715—1750年间，北美殖民地人口从40万增至125万，到1763年已达到200万。英格兰裔居民构成当地人口的主体，他们眷恋“古老欧洲”的生活与行为，将具有英国特色的建筑、服饰和体育运动传播至此。在传统体育中，赛马是最先引入殖民地的运动之一。这一方面由于赛马与英国地方绅士及上层阶级联系紧密，他们不仅投资日益商业化的赛马大会，而且将其看作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赛马与赌博的结合能够吸引不同群体参与，为他们带来狂欢与幻想赢得大奖的欣喜。“赛马在南部上层社会拥有众多的爱好者……在较大的城镇，赛马的跑道略好。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从18世纪初开始，每年9月举办赛马会，成为海滨地区的一大盛事。查尔斯顿也是一个赛马之都，赛马跑道很多。年轻时代的乔治·华盛顿颇好此道，是这种赛马会的常客”。
北美殖民地流行的板球、保龄球和拳击等项目同样源于英国，即使在美国革命时期，这些项目也非常受欢迎。1778年5月4日，一位驻扎在福吉谷（Valley Forge）的士兵在日记中清晰地记录了华盛顿与军队士兵一起进行类似于板球的运动。殖民地下层人民聚集在旅店和酒馆等地方，进行斗鸡、掷骰子和九柱戏，俨然英国普通民众参与传统体育的模式。在北美殖民地，传承于英国的“娱乐活动同样体现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分野。从事打猎、钓鱼、喝酒、赛马和斗鸡等活动的人，社会地位大体接近，往往形成比较固定的圈子，穷人、妇女和黑人都不能参与。有许多社会性的娱乐乃是白人男子的特权”。早期英国体育的传播并不是统治者“有意栽花”，而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体育运动的传播尚处于自发阶段，体育中没有严格的规则、组织机构、专门的等级及特定的时间或地点，除赛马和斗鸡外，观众对比赛结果很少关注。
进入19世纪，持续的殖民征服直接拓宽了英帝国的地域范围，也为现代体育的传播奠定了辽阔的空间基础。板球运动充分反映了这一进程，“哪里插着英国国旗，哪里就有板球运动，板球的地理分布、传播与殖民扩张相契合”。在印度，第一场被记载的板球比赛出现在1721年古吉拉特邦的东印度公司；澳大利亚第一场有组织的板球赛事距其成为英国殖民地不到20年；1806年，巴巴多斯成立圣安妮板球俱乐部；两年后，南非《开普敦公报》提到两支英国板球队上演精彩的对抗比赛。“哪里只要有20多个英国人，哪里就会出现板球运动”。即使在直布罗陀地区，英国士兵也在休闲时举办板球比赛。同时，在帝国殖民地与自治领城镇建立起的诸多体育俱乐部，最初仅作为统治者社会生活的特征及专属权力，用以与殖民地居民相隔离。板球运动员以考究的着装和具有象征性的仪式，保持着统治者的优越感，同时，他们对体育的参与可以调节身在异乡单调的生活，并使新移民融入殖民社会的小世界之中。对于喜欢体育运动的英国人来说，“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的人民都喜欢我们的体育运动，这是帝国自然性的一种有益表达”。
19世纪30年代以后，板球逐渐传播到印度土著精英群体之中，他们对体育的参与和热情助推了英式体育在印度的持续传播。第一个打板球的群体是孟买的“买办阶级”，即以拜火教徒为中心的宗教式族群，他们通过与英国人在商品贸易和服务方面的合作，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社会财富，属于较为西化的群体。“买办阶级”对英式体育的共同参与可以被视为其与英国统治者加强联系的方式，以寻求并提升社会阶层的流动。1848年，孟买成立了印度本土的第一家板球俱乐部，即“东方板球俱乐部”，在其后的20年里，孟买先后成立了30多家板球俱乐部，并以英国总督、政治家及罗马诸神的名字为俱乐部命名。拜火教徒对板球的参与很快引起印度次大陆其他群体对板球的热爱。1866年，印度教徒成立“孟买联盟”板球俱乐部，成员多为帕布（Prabhu）种姓的年轻人。1883年，第一家穆斯林板球俱乐部成立。随后，板球在南部港口城市的天主教徒、葡萄牙人统治下的果阿地区及孟买的犹太人中间不断传播。板球在孟买获得了真正的吸引力，每周都有数十场板球比赛在独立广场举行。1877年，印度拜火教精英群体成立的本土板球队第一次被邀请与欧洲人组成的孟买板球俱乐部进行比赛，最终形成著名的孟买四角杯联赛，即欧洲人、拜火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球队之间的比赛，这些比赛进一步推动了板球在殖民地的传播。板球在印度的普及使殖民地出现了很多专业的体育出版物，它们报道相关体育比赛，刊登统计数据。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体育的海外传播也是英帝国统治者及精英群体有意为之的行为，如曾被赋予众望的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主要承担着组织英帝国殖民地板球巡回赛的职责。俱乐部的性质还体现在其成员的社会背景上，成员大多由统治集团官员组成，成员补充与换届通过提名完成，俱乐部的政策制定主要由少数人控制。在19世纪末，很多议会议员是俱乐部成员，包括乔治·汉密尔顿勋爵、哈里斯勋爵和爱德华·斯坦霍普等，他们是板球运动员，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帝国主义者。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被英帝国所有板球运动员视为最伟大、最受尊敬的权威机构，是板球领域的“梵蒂冈”，控制和仲裁英国及帝国范围内的板球运动。哈里斯勋爵在担任孟买总督期间热情地支持体育运动在印度的传播，将其作为一种统治工具。1905年，他在南非板球运动员年会上宣称，板球不仅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伟大媒介，他很欣慰板球在南非取得主流运动项目的地位。两年后，他又发起澳大利亚、英国和南非之间的板球巡回赛，并商定管理三方间板球对抗赛的规则。
英国现代体育的传播既与殖民帝国的构建相伴随，又因自由贸易和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传播到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地区。在帝国主义推进过程中，英国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成为主要实践者，他们在追求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不断输出相应的文化理念和体育运动。“如果贸易跟随帝国主义的旗帜而来——这也是帝国主义支持者的一贯做法——带着球的人也就不远了”。古特曼强调：“英国海军的强大力量打开了世界市场，企业家随处可见，曼彻斯特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伦敦政治控制的范围，曼彻斯特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1867年5月，英国人宣布成立布宜诺斯艾利斯足球俱乐部，这是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亚历山大·沃森·赫顿（Alexander Watson Hutton）将体育引入阿根廷学校课程，建立足球俱乐部。1893年2月，赫顿创建阿根廷足球协会，它是南美洲历史最悠久、也是欧洲以外最古老的足球协会之一。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则是英式足球输出到巴西的核心人物。1894年，米勒从英国带回足球协会印刷的规则手册和一个足球，激起巴西人对足球的热情。10年以后，米勒谈及足球在巴西传播的新潮，“你们将会很惊讶地听到，足球已成为这里风靡的运动。光是在圣保罗市就有不下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每场联赛总会有两到三千人到现场观战，但决赛就会有6000人……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儿卖出了2000多个足球：在这儿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家俱乐部”。足球为巴西人营造起颇具特色的公共空间，铸造起桑巴舞者的足球王国。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广泛传播与其自身影响力密切相关，它的向外传播与渗透并不总是出于高尚的动机，而是源于帝国对外扩张的特性。18—19世纪，英国持续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帝国主义扩张和追求新市场的商业贸易逐渐盛行，使英国人觉得他们在不经意间就征服和殖民了世界上二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英国的殖民与扩张是现代体育向外传播的直接动力。迁徙和定居世界各处的英国人将国内日益普及的板球和足球等运动项目不断输出，移民式扩张成为体育运动最有效的传播模式；惊人的地理扩张给世界带来强烈的冲击，在帝国疆界向外推进时，体育运动紧跟殖民扩张步伐，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对商业利益与贸易特权的追求使英国人的资本和技术传播到整个世界，与之相应的是文化理念的输出和体育运动的持续传播。至20世纪初，英国依靠帝国影响力，通过多种路径使体育运动在帝国范围内持续传播，并借此将道德观念与帝国意识形态扩散至各个殖民地，对英帝国的海外殖民、统治及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功用
现代体育的传播与英帝国殖民扩张的车轮齐头并进，被传播到帝国最遥远的角落，在帝国统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被统治者视为一种道德隐喻、政治象征和文化纽带，是英帝国重要的精神输出载体。现代体育的传播对英帝国具有诸多功用，它不仅是英帝国殖民征服和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石，而且是维系英帝国稳定的重要力量和文化纽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学和高校的体育教育强化了英国人为帝国服务的意愿，塑造和培育了帝国优秀的管理者，使他们走向马德拉斯、开普敦和墨尔本等殖民地。19世纪30年代，一种崇尚体育教育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为帝国的扩张与巩固奠定了基础。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指出：“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期间大英帝国不可思议的对外扩张和空前强盛，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这一教育制度。”公学中的体育教育不仅使学校中的男孩保持身体健康，塑造勇敢、团结的男性气概，而且强化了他们为帝国服务的意识，学会履行职责。很多公学的校歌包含着体育运动和为帝国服务的词汇，建立起有力的共生关系，鼓舞着英国学生在毕业后为帝国服务的强烈意愿。例如，哈罗公学的《三米》（Three Yards）、《十月》（October）、《积极比赛！》（Play up！）等校歌都渗透着为帝国服务的意识。《四十年》（Forty Years On）由爱德华·鲍恩（Edward Bowen）作词，反映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对公学的感情和对帝国的情结：“毕业已有四十年，犹记我们唱的歌。……上帝让我们保卫帝国和参加运动，无论是严肃的还是有趣的……为无畏的人而战，为渴望的人而奋斗，二十年、三十年和四十年。”据统计，在1874年至1876年期间，哈罗公学学生毕业后为帝国服务的比例从34%上升到38%，随后20年保持在37%；伊顿和拉格比公学学生为帝国服务的比例与之类似，切尔滕纳姆公学的学生选择去殖民地公职机构工作的比例最高，而且非常稳定，在1874—1876年期间，有61%的毕业生在殖民地担任公职，十年后略有增加，达到68%，其后十年则达到69%。
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中期以前，分布在英帝国广大范围内的公职人员是帝国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因素，对他们的家庭与阶级出身、教育模式，以及传统价值观和服务精神的深入分析也能够看出现代体育对其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在选择殖民地行政官员时，身体上的优势与天赋也被考虑在内。据统计，在苏丹政治事务部被任命的300多名英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中，不少于93人——大约每3人中就有1人——是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校队运动员。有职员回忆说：在一次出差旅程中，有7位公职人员坐在1节车厢，而他们能被选拔进入公职系统的共同点在于热衷体育、保持着一项体育记录，且身体健康。德国人对英帝国的公职人员所拥有的体育优势也非常推崇，“英帝国中的公职人员不是书呆子，他们往往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充沛的体力……我们常常羡慕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特别是在帝国的管理与运作方面，而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体育的热衷”。
18—19世纪，英国已逐渐发展为世界强国，其原因之一得益于英国的体育教育。“今天英国学校中的男孩是明天的政治家和管理者。他们手中掌握的是英帝国的未来，愿他们证明他们自己能够承担应有的责任……做出巨大的努力，赢得伟大的胜利！” 19世纪90年代，作为牧师、学者和坚定的帝国主义者，詹姆斯·韦尔顿也强调：“体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英帝国。英国人在智力、工业、科学或者战争装备等方面并不优于法国人或德国人。那么，英国人的优势是什么呢？正是体育运动带来的健康和优秀品质使他们与众不同。比如勇气、精力、毅力、自制力、纪律、合作和团队精神，这些都是在板球或足球运动中塑造的成功品质，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英国人在和平或战争中赢得胜利……在英帝国历史中，英国的统治权归功于她的体育运动。”可以说，体育运动是英帝国殖民与扩张进程中的重要基石。
其次，现代体育作为治理媒介，是英帝国实施殖民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体育运动，英国人能够更好地治理殖民地，攫取控制权。19世纪，英国殖民者对体育的热情使狩猎和板球等运动在帝国殖民地广泛普及，大量报刊和书籍不仅记载关于各类体育项目的比赛规则和着装，而且也记载了关于遵守社会规范与帝国秩序的内容。
狩猎是英帝国早期殖民者最主要的一种活动，将体育和征服整合在一起。英帝国一旦征服一片殖民土地，大型的狩猎便将上演。这时的狩猎不再仅仅表现为狩猎者简单的英雄主义，而是变成殖民者炫耀昂贵武器装备和进行残忍屠杀的象征，以此建构所谓伟大的白人猎人形象。“欧洲人无疑在海外殖民地延续了贵族狩猎的传统……他们狩猎的目的是展现自己发现、调用和组织资源的能力，并以此来宣传自己在乡野地区的卓越管理技术；最后，狩猎活动成了一种野外公开的剧院，人们可以在其中检验、证明和赞赏英勇的行为”。狩猎是英国统治者与殖民地建立联系、维护殖民秩序的运动之一。为更好地实施治理，英国殖民者往往使殖民地土著精英加入狩猎之中，以此保持彼此的良好关系。例如“在印度，猎虎成为巩固英国殖民者与本地诸侯之间联盟的一种方式，两者的联合对英属印度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印度土邦主和一位殖民政府的高官很难有太多共同语言，但是，他们却可以在狩猎这一生活方式上找到志趣相投的话题”。
板球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者传播到殖民地的最理想的运动。1857年的印度兵变是整个帝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对英国统治者而言，这场叛乱动摇了帝国日益增强的自信心。于是，他们试图打造亲英的殖民地精英阶层，使土著融入英国人的生活之中。体育运动则是整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认为选定的亲英群体如果能接受板球比赛及其规则规范，就可以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为此，英国人引进了一种有生命力的机制：体育俱乐部。最初，建立俱乐部是为了给殖民地职员提供英式的娱乐活动，后来它成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文化共生的地方。土著中的上层人物被吸纳为俱乐部成员，英国殖民者教导并希望他们顺应英式体育和英国的生活方式。在印度，最具影响的板球手是库马尔·什里·安吉提斯基（Kumar Shri Ranjitstinhji），他被英国人赋予很多标签，被认为是板球历史上最杰出的击球手之一，号称为板球界的魔术师。他代表英国参加板球比赛，也代表着印度当地大多数精英的身份立场，印度王公们支持板球，为的是与英国统治者为伍。这种现象说明，那些遵循英国体育规则的非白人板球运动员，会受到祝贺和表彰。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判断力”，能够认可英国人的优越性。那些非白人种族者接受英国人的板球运动和价值观念，则被认为是具有一定优越性的证明。
现代体育在阿根廷的传播及英国的文化影响力，使两国之间联系密切。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阿根廷并非英国殖民地，英帝国与阿根廷的联系不是通过政治与征服，而是通过金融资本及体育文化，英国进而牢牢控制着阿根廷的经济命脉。体育史学者曼甘指出，如果在19世纪下半叶没有英阿文化上的共融，英阿经济的紧密性则会另当别论。英国人以体育为媒介的文化渗透，对阿根廷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得到阿根廷精英阶层的广泛接受，有助于阿根廷“亲英”意识的增长，以此维护两国共有的利益。如1861年一段铁路修建完成后，阿根廷一位领导人宣称：“世界上部分国家担负着改变和教化其他民族的使命，英国无疑是最突出的代表……英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英式现代体育吸引着阿根廷人不断模仿，板球、橄榄球和马球等运动在阿根廷社会得到持续传播，足球更是发展为全国性运动。现代体育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传播，主要由英国人完成，无论这些运动发生多大变化，它们都被视为英国人的遗产。
最后，现代体育也被认为是将英帝国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维系着英帝国及英联邦的稳定。“在民族国家中，通过各种符号来建立认同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而认同感的构建对帝国而言，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民族国家之下。帝国可以利用它来替代那些相对薄弱的融合力量，发挥功能性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对体育运动的宣传和利用及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办，使体育在帝国框架内传达一种统治的合法性。其中，以板球、橄榄球、赛艇及田径运动等项目为主的巡回赛，日益成为英帝国文化生活的常见元素。
1861年，英国一支板球队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引起殖民地社会的普遍兴趣，墨尔本两份日报和一份体育周报争相报道：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在他们所有的感情和娱乐上，基本上都与英国保持一致；在澳大利亚，他们依然对母国的体育运动及所展现的男子气概保有热爱。近20年后，当澳大利亚板球队访问英国时，哈里斯勋爵宣称：“板球运动使英国和殖民地团结在一起，它比多年的有益立法所起到的作用更大。” 19世纪末，以哈里斯勋爵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宣称：“政治家们以诸多条约、公约制定宏伟的计划来维系我们和我们的殖民地……但是，我们认为加拿大赛艇队员对泰晤士河畔亨利镇的访问，会超越那些数量众多的外交与贸易协议，能使我们与同胞更好地联结起来。” 1902年冬，英国板球队开启在印度和缅甸的巡回比赛，塞西尔·黑德勒姆说，这是帝国统治最有益的影响之一，它融合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远比仅仅去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和麦考利的一篇文章更有价值。
英式现代体育的传播及巡回比赛的开展，使很多英帝国主义者和帝国公职人员认同体育运动在英国与殖民地间发挥着一定的效用。现代体育作为一种公正和友善的媒介，比很多商业条约或政治条约更能发挥作用。英国人用球棒、板球和橄榄球进行的互访对于维持彼此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橄榄球联盟的高层管理者罗兰德·希尔（Rowland Hill）表示，现代体育巡回赛对英帝国有巨大的价值，它将母国和海外殖民地紧密团结起来，对帝国的稳定有重要意义。《圣詹姆斯报》（St.James's Gazette）则指出：“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对运动的热情及对竞争的强烈喜爱，我们已经习惯了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和加拿大足球运动员的来访，即使在英国仅停留一段时间的殖民者，也绝不会错过一场德比（赛马）或一场划船比赛。帝国的稳固与强大需要民族的联结，需要以商贸作为纽带，更需要一些体育赛事凝聚起‘心的纽带’。”
20世纪初，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纽带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达了共同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进而将帝国权力与多数有影响力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统一最具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是英联邦运动会。关于英联邦运动会的理念与设想，早在19世纪末便由约翰·阿斯特利·库珀（John Astley Cooper）提出的“泛不列颠节”（PanBritannic Festival）加以展现，他试图以英国民族文化、工业成就和体育运动三个领域为基础设立一个庆祝节日，号召帝国殖民地与自治领及其他殖民地共同参与，以实现帝国更真实、更紧密的结合，推动英帝国主义事业发展。其中，库珀将板球、划船和田径等运动纳入进来。他认为，共同的感情是每个人做事的重要动机，而热爱体育是英国人的特征之一，在成为政治家、军队士兵甚至是商人之前，英国人都曾在公学中接受体育教育，是一个热爱体育的民族，共有的爱好将聚集起澳大利亚、南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英国人，提醒大家同属于一个民族。在足球运动场上，对共同爱好的追逐与喜爱使乐观的人感到满意，他们认为无论在政治上发生什么，他们所具有的英国精神是永恒的。库珀指出，通过体育的接触，帝国中的青年人相遇，促进彼此团结，“泛不列颠节”可能为帝国与殖民地间更紧密的政治铺平道路。同时，他向帝国以外的国家传递出“非侵略性的”思想，进而维系帝国的稳定与未来。1891年底，“泛不列颠节”中的体育运动在帝国范围内被积极接受。英国国内的大量报纸、周刊及殖民地报纸都进行了大力宣传。“泛不列颠节”的理念不仅在各国运动员和教育家中，而且在海内外的政界人士中受到青睐，成为一股博爱的力量。
尽管“泛不列颠节”最终受制于个人能力、计划缺陷及奥运会的冲击而遭受挫折，但库珀的先见之明与“泛不列颠节”的核心思想得到延续。“在1930年第一届大英帝国运动会及英联邦运动会中都得到了考验。作为英帝国的遗产，英式体育成为英联邦最重要的纽带之一”，是英国与前殖民地之间保持友好政治联系、凝聚在一起的媒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即使二战后的非殖民化时代，英帝国的许多前殖民地仍属于英联邦成员国，英联邦运动会是这些国家间的盛大聚会，体育运动使英国能够以更友好的方式施加影响。作为重要的交流平台，以体育运动联结起来的运动会有效维系了英联邦的团结，不仅带动英联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协同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英联邦在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结 语
在现代世界历史中，文化治理的策略常常沿着与政治和经济相联系的轴线向前推进。在18—19世纪，现代体育在商业规则与工业革命中诞生，并契合了英国中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新秩序。他们重新诠释了现代体育的价值，塑造了标准、公平竞争和普遍适用的原则，赋予现代体育以帝国的道德规范，并使其在帝国空间内得到极大的普及。现代体育的传播与英国强大的影响力相关联，通过帝国统治者搭建的多种传播路径，遵循殖民时期政治控制与贸易扩张的路线，传播到世界多个角落。作为共有的想象与记忆，现代体育在英帝国时期承载着诸多功用及一整套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体育不仅是英帝国扩张与统治的重要基石，而且是维护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及加强帝国团结的文化纽带。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时期意义重大，但其传播与向外输出具有明显的侵略性、不平等性和殖民主义色彩。英式体育不仅对原有殖民地诸多传统运动构成灾难性冲击，而且极力压制非西方国家体育话语权的表达，体现了帝国中心与边缘国家在权力上的不均衡。在20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体育也成为殖民地国家表达民族诉求、寻求国家认同和提升国际形象的载体。例如，爱尔兰创办盖尔运动协会，确立了复兴和培育爱尔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爱尔兰语言和文化的宗旨，以抵制英式体育的渗透。印度通过板球本土化，将其作为非暴力手段挑战英国人统治，成为表达自我身份的工具。现代体育作为英国引入殖民统治和支配帝国文化的关键纽带，与帝国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相互交融，是理解英帝国对外征服及其与殖民地关系的典型视角。现代体育后来也成为殖民地抵抗并反对英国统治的重要媒介，激发着殖民地人民对民族统一的强烈诉求。
（作者杨松，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