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1/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建立了以雅典为首府的东部希腊城市同盟——泛希腊同盟。同盟随后成为希腊自我认同的典范，也是希腊人参与罗马帝国行省治理与获取权力的一种途径。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对泛希腊同盟的设立者、成员、职官与作用，以及希腊本土城市如雅典、斯巴达等在同盟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法国学者格兰多(Paul Graindor)在1934年出版的《哈德良时期的雅典》(Athènes sous Hadrien)一书中利用铭文材料讨论了哈德良时期雅典的制度与城市建设等问题，其中一些铭文涉及泛希腊同盟的职官。奥利弗(James H. Oliver)在1970年出版的专著中，第一次系统整理了与泛希腊同盟相关的铭文材料，分析了同盟的性质、活动与作用。奥利弗认为泛希腊同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为希腊精英阶层提供了职业晋升、与罗马社会建立联系的机会。随后，斯波弗斯(Antony Spawforth)和沃尔克(Susan Walker)聚焦同盟的政治与文化特性，细致地分析了同盟的组织、性质与职官，讨论了雅典、埃琉西斯、斯巴达等城市的公共工程。
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聚焦入盟资格“审查”中体现的希腊族群认同，也就是说城市在正式被接纳为成员前，需要证明自己的希腊谱系。母邦与子邦的移民关系成为对某一城市“真实的”希腊身份进行合法化的依据，无论这一关系是否有历史依据或是人为建构的。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强调“文化”在定义泛希腊同盟希腊性时起到的作用。他们认为有意入盟者首先需要认同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等位于希腊本土地区并在古典时代享有卓越声名的城邦的文化优越性，在做出这一让步后，城市的希腊起源才成为入盟的手段。在2012年出版的专著中，斯波弗斯综合了前面两派的观点，试图从“自上而下”的角度重新解释泛希腊同盟中体现的希腊认同。无疑，泛希腊同盟也为研究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认同的构建与转型、中央与地方关系、古典文化在罗马时代的接受与复兴，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依据。
此外，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认同继承了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特点，也演变出了一些独特的时代特征。现有对罗马时期希腊认同的研究多与其他问题如罗马帝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罗马与希腊地区的文化互动有关，其中的一个研究主题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认同是否延续发展了古典时代的血缘和文化认同，这也体现在前述学者对泛希腊同盟的研究中。而罗马帝国和希腊世界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希腊认同，进行政治沟通，处理地方事务，仍未得到广泛关注。希腊亲缘是构建和表达希腊认同的一种途径，而争论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认同的实质究竟由“文化特质”(cultural quality)或“生物血缘”(biological kinship)决定，亦应考虑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效用。因此，本文通过探讨泛希腊同盟成员对希腊亲缘话语的使用及其与哈德良统治政策的关系，进一步明晰早期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认同在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效用，以及罗马帝国中央与东部地区的互动关系。
一、泛希腊同盟铭文上的希腊亲缘话语解读
现存的罗马史学著作中，仅有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的《罗马史》和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希腊纪行》简要提及了泛希腊同盟。铭文是研究同盟的主要材料。现已发现的约55篇铭文主要来自希腊本土，少部分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利比亚，内容多涉及同盟职官与运作。从现已发现的铭文看，同盟至少囊括30个成员，包括城市与地区共同体(koinon)，分别来自罗马的五个行省。其中12个来自阿凯亚行省(Achaia)，11个来自亚细亚行省(Asia)，5个出自克里特和库勒尼行省(Crete and Cyrene)，另外2个分别来自马其顿行省和色雷斯行省。其中一块出土于北非城市库勒尼的残缺不全的石碑，是了解公元2世纪中期克里特与库勒尼卡行省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泛希腊同盟内希腊亲缘话语使用情况的重要依据。1945年，阿普巴奥姆(S. Applebaum)在新获得解放的库勒尼卡地区发现了这块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石碑。5年后，学者弗雷泽(P. Fraser)与阿普巴奥姆合作，在《罗马研究杂志》发表了铭文的第一篇校勘文。随后，古德查尔德(R. G. Goodchild)在库勒尼卡又发现了另外几块铭文残片。1978年，英国学者雷诺兹(Joyce Reynolds)第一次整理发表了石碑上的全部铭文，共包括8块残片，5篇文献，后续的校勘与整理多建立在雷诺兹版本的基础上。
碑上的5篇文献整体成刻于公元154年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统治时期，现存残篇约85行。第一篇文献为公元134/5年哈德良皇帝处理泛希腊同盟事务的回复(第5-12行)；中间两篇文献残缺较多，其中一篇是哈德良致库勒尼人民书信的节选(第13-24行)，另一篇可能节选自哈德良在库勒尼发表的演说(第25-68行)，两篇都涉及了哈德良时期库勒尼的地方地位；后两篇文献来自庇护时期。其中第四篇(第69-77行)处理贝勒奈西(Berenice)要求设立巡回法庭的要求；最后一篇(第78-85行)为托勒马伊斯-巴卡(Ptolemais-Barca)要求单独派送代表到罗马的卡皮托里努斯赛会。这一请求挑战了库勒尼在行省内的地位，庇护回复托勒马伊斯-巴卡，称他们的要求可能引起城市竞争。庇护的决定维护了库勒尼在行省内的首府地位，也是文献被镌刻在石碑上的原因。
在5篇文献中，第一篇文献直接涉及泛希腊同盟，是“评判”和“定义”泛希腊同盟希腊性的唯一直接证据。这篇泛希腊同盟文献主体共7行，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起自第6行，共两行半，是哈德良写给库勒尼请求的回复，称他已经收到他们通过泛希腊同盟长官卡鲁斯提交的请求(αξιὠσεις)，并在下文附上他的答复。第二部分包括第8行后半句到第12行，是哈德良给卡鲁斯回信的节选，可能同时派送给库勒尼人民，内容涉及库勒尼在泛希腊同盟中的资格问题。
(6)泛希腊同盟的执政官已来信告知我你们的请求[……]
(7)我已答复，随信附上回复[……撒尔维乌斯]
(8)卡鲁斯，总督阁下[……]祝好。
(9)应该接受[……]。他们的请求当然没有根据[……]
(10)[……]阿卡亚人的族群，更确切地说，多利安的；再者，他们本身是身份合法的……
(11)[……]他们获得了一个附加的名字，来自[……]城市
(12)库勒尼应派送两名代表[……]
在雷诺兹的基础上，奥利弗和琼斯分别对铭文进行了还原与解读。根据他们的还原，文献涉及库勒尼与来自库勒尼卡的另一个城市巴卡在加入泛希腊同盟时出现的争议，哈德良认定库勒尼在同盟中有两个代表席位(σύνεδροι)，巴卡拥有一席，判定依据来自两城建城史及其表现的不同程度的希腊性。根据文献材料，库勒尼与巴卡都是希腊城市，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两城建城之始。根据品达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库勒尼是由来自铁拉岛(Thera)的斯巴达人后裔巴托斯(Battus)建立的，相同的说法也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一篇铭文上。希罗多德又记载了巴托斯的儿子阿凯斯劳斯(Arcesilaus)与他的兄弟产生争执，导致后者出走，建立了巴卡城，并与当地吕迪亚人合作，反对库勒尼城的统治。两城的竞争关系又与北非、克里特岛、小亚等地的区域政治和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并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尽管两城之间时有争端，但巴卡的希腊性至少在古典时代并无太大疑问。公元前460年，来自巴卡的阿梅斯纳斯(Amesinas)获得了奥林匹克赛会摔跤比赛的冠军。托勒马伊斯位于巴卡城东北30公里外。托勒密三世(Ptolemaios III Euergetes， c. 284-221 BCE)在此处建立定居点，将原有社区与新定居点合并，命名为托勒马伊斯。根据建城史回看库勒尼铭文，第十行“Aχαιὸνκαὶ ὰκρειβῶς Δὠριον”指代库勒尼的多利安起源，而根据学者琼斯的看法，铭文第十行“ἰθαγενεῖς”一词意为“真实的”，肯定了巴卡的希腊起源，该行另一词“προσαγορ-ία”意为“附加的名字”，指代托勒马伊斯。琼斯推测托勒马伊斯在马其顿统治期间变成巴卡的附属名，而这一“马其顿污点”(Macedonian taint)使得哈德良认定该城在泛希腊同盟中只能享有一个代表席位，库勒尼与斯巴达的亲缘关系使其获得两个席位。琼斯的还原与解释可能性很高，但并非毫无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库勒尼铭文的解读应置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库勒尼卡地区的历史情境中，尤其需要综合考虑第二次犹太叛乱后哈德良对库勒尼的重建、库勒尼“首府”(metropolis)地位的确立和库勒尼卡地区的城市竞争。库勒尼在公元115年爆发的第二次犹太叛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城内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被屠杀。哈德良时期，库勒尼的城市建设、人口和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哈德良给库勒尼的回信约为公元134/5年，也就是泛希腊同盟成立后的第3年，在这期间一些希腊城市或地区共同体仍在申请入盟权。库勒尼可能在此时提出申请，要求加入泛希腊同盟。将石碑上的第一篇泛希腊同盟文献与其他四篇文献一起解读，可以看出整篇碑铭凸显了库勒尼在库勒尼卡地区的显赫地位。石碑中间的两篇文献来自哈德良，但内容毁坏较严重。第二篇文献的具体时间几不可考，有可能出自犹太人叛乱后，哈德良试图重振库勒尼的某一信件。从现存的断文推断，哈德良在第二篇文献中提及了库勒尼的“εύγένεια”，也就是城市的多利安起源，以及这一起源对库勒尼在库勒尼卡地区享有“首府”地位的重要性。第三篇文献可能节选自哈德良公元123年左右在库勒尼发表的演说，鼓励库勒尼人民“应牢记让一座建立在阿波罗神谕基础上的城市遭受毁灭，将有愧于城市悠久的声誉；他们不应向恐惧妥协，不应仅作为城市的住民，而应成为城市的建设者(第25-30行)。”接下来的第31-35行有关哈德良在库勒尼的公共捐赠活动，主要涉及青少年训练(ephebic training)，有可能是体育馆(gymnasium)的重修或重建。在接下来的几行残文中，反复出现了“[…Λ]ακωνικῶν”(第38行，“拉凯戴孟人的”)，“τοῖς Λακεδαιμονίοις”(第39-40行，“给拉凯戴孟人”)，“Δωριέων γὰρ ἀνθρὠπω”(第42行，“多利安人的”)，“Λακωνικὴ σωφρσούνη καὶ ἄσκη[σις”(第42-43行，“拉凯戴蒙人的自制和训练”)。这两句话残缺严重，很难还原。第36行的“νομοθεσίαν”一词可能暗示哈德良被视为库勒尼的“立法者”，文献中反复提及库勒尼与斯巴达的关系，可能表示哈德良在这一建设中视斯巴达律法为典范。对于城市久远历史与附加头衔的尊崇在罗马时代并不罕见。库勒尼可能以自身的多利安起源为由要求入盟，而哈德良可能基于库勒尼的希腊起源和罗马时期获得的“首府”荣誉头衔，判定库勒尼享有两个代表席位。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库勒尼石碑体现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高贵起源”(εὑγένεια)，二是“共同血缘”(σνγγένεια)。两者都描述了母邦与子邦之间的亲缘关系，但是含义和用法略有不同。“高贵起源”常常形容个人、城邦、群落(ἔθνος)等的良好出身；该词用来描述城市时，具有历史悠久的涵义，更突出希腊血缘对城市显赫地位的作用，常常与“古老”(Ἀρχαιότης)一词联用或混用。事实上，回顾城市起源是罗马帝国时期以城市为主题的赞美演说(epideictic speech)的重要话题。昆体良在《论演说家的教育》中指出赞美城市时应囊括三个常式(topoi)，包括城市的起源、美德与地理特征。公元1-2世纪的希腊演说家金口狄翁(Dio Chrysostom)在《论尼西亚的和谐》中以赞美尼西亚城的神圣起源开头，这一修辞策略也出现在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的《泛雅典娜节集会辞》中，其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的希腊演说辞。比如，雅典葬礼演说和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演说辞》皆以赞颂雅典城无限悠久的“地生性”(autochthony)起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总结赞美和劝谏型演说时称，城市的高贵起源应作为该类演说的首要主题。这种对城市古老起源的修辞性强调也体现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铭文中，并为罗马皇帝和东部地方城市所用。在库勒尼铭文中，“高贵起源”强调了城市的多利安起源，借此突出与希腊本土城邦的联系和城市自身的悠久历史，强调城市在地方的特殊地位。而哈德良认可库勒尼的多利安起源，维护库勒尼在行省内的特权地位。
除了“高贵起源”外，“共同血缘”所指代的母邦与子邦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库勒尼铭文的重要内容，并在泛希腊同盟中起着关键作用。根据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的记载，雅典宙斯神庙前竖立着“移民城邦”(ἄποικοι πόλεις)奉献的雕像，而宙斯神庙正是在公元131/2年哈德良统治期间完工。“母邦”与位于希腊本土、小亚、锡兰尼卡和克里特等地区的“子邦”之间的亲缘关系，可能构成了入盟的基础。公元2世纪时，希腊世界对古典时代的追溯和想象达到一个高峰。雅典、斯巴达和阿尔戈斯等城市，在哈德良时代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重建，这三座城市也有可能成为同盟的特许成员。其他想要加入同盟的城市可以操纵亲缘话语，强调母邦与子邦的亲缘纽带，合理化入盟资格。基比拉和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的两篇铭文佐证了帝国时期人们如何有选择地重塑过去，定义现在的希腊认同。
源自佛里吉亚(Phrygia)城市基比拉的一篇铭文发现于意大利的普多利(Puteoli，现波佐利)，为一复制品，原件可能竖立在同盟总部雅典，时间可能是庇护统治早期。
[福]佑宙斯•拯[救者]
基比拉人的城市是拉[凯戴孟人的]移民地，雅典人的亲邦，也是亲[……]
她属于希腊同盟，又位居享有[至高]
荣誉的、伟大的[亚洲城市] 5
之列，这都归因于她的希腊血[统，她与]罗马人之间久远的友[好与亲惠关系]以及神圣的哈德良赐予它的[无上]
荣誉……它建立[……]
泛希腊同盟的条令[……] 10
铭文称基比拉是拉凯戴孟人的海外移民地(ἄποικος)，他们与雅典人同源(συγγενίς)，同时强调与罗马，尤其是与哈德良的友好(φιλία)和亲惠关系(εὔνοια)，帮助城市在亚洲享有特殊的声誉与地位。基比拉作为小亚地区的城市，很好地展示了不具有希腊亲缘传统的城市如何操纵、重塑起源传说，建立与雅典、斯巴达之间的关系。根据公元前1世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记载，基比拉的居民主要是吕底亚人的后裔，城内使用四种语言，包括皮西迪亚语(Pisidian)、索利米语(Solymi)、吕底亚语和希腊语。而来自奥伊诺安达(Oenoanda)的一篇塞维鲁时期的铭文则称基比拉是拉凯戴孟人的移民地，说明基比拉在公元2世纪时，已经重新书写自己的起源历史，与希腊世界建立了亲缘关系。据此推断，庇护时期的这篇铭文，有可能是基比拉第一次公开强调自己与拉凯戴孟人和雅典人之间的关系。
对希腊亲缘关系的应用在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铭文上更加明显。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位于伊奥尼亚地区。这篇铭文镌刻在大理石上，时间是庇护时期，内容涉及城市的希腊起源，与罗马之间的亲惠关系，以及罗马皇帝的优待。
[法]令已被泛希腊同盟通过：
[那时马格尼西亚人]作为远离母邦者安扎在米安德河畔
[这部分马格尼西亚人]来自帖撒利，是第一支
[进入]亚洲并在此安居的希腊人。 5
他们常与伊奥尼亚人、多利安人以及
[居于亚洲的、同]缘的埃奥里亚人一[起竞争]；
他们也受到罗[马元老院的]推崇
这是由于他们与罗马人[的同盟关系]，他们享受无上恩惠
[……从神圣的哈]德良…… 10
铭文特别强调马格尼西亚的希腊起源，包括城市最早的居民来自帖撒利，他们是第一批进入亚洲的希腊移民。马格尼西亚的埃奥利斯起源也得到斯特拉波的印证。在《地理学》中，斯特拉波称马格尼西亚是一座埃奥利斯城市，它的居民是居住在帖撒利帝岱曼山(the Didyman hills)的德尔菲人的后裔。透过这层关系，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的希腊身份得到确定。而后文提及城市与亚洲的伊奥尼亚人、多利安人和埃奥利斯人的竞争状态，可能影射了马格尼西亚与这些群体过去的关系。
综上而言，库勒尼、基比拉和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三篇铭文从微观角度展示了两个表达希腊亲缘关系的重要概念：第一个是“高贵起源”，第二个是“共同血缘”。这两个词语反复出现在泛希腊铭文中，不断强调希腊起源对维持城市在罗马帝国时期地位的重要性。同时，铭文也凸显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罗马帝国如何从起源的角度认可希腊城市的地位，而这又进一步说明希腊亲缘关系在罗马时代的重要性。因此，下文将进一步澄清希腊亲缘话语的历史渊源，分析亲缘话语在泛希腊同盟中的作用及其与哈德良帝国统治政策之间的关系。
二、希腊亲缘话语的历史渊源与地方城市邦交策略
对希腊亲缘话语的使用并非罗马帝国时代的首创。事实上，至少从希腊化时代早期开始，“非希腊”或“半希腊化”(不具备希腊传统)的城市就已经开始编造和操纵希腊亲缘关系，以便加强邦际交往。琼斯等学者将这一邦交策略称为“亲缘外交”(kinship diplomacy)。希腊化时代实行亲缘外交策略的原因多涉及寻求“帮助”(βοὴθεια，έπικουρία)和“不可侵犯性”(ἀσυλία)，包括保护领土或领海不受侵犯、为修建(复)城墙或建筑寻求资金、寻求帮助停止与邻邦的战争或内战、介入第三方城市事务、为难民提供庇护等。这种亲缘关系多通过“漫游英雄”或者“名祖”(eponym)建立，寻求帮助的一方通过文书、历史、神谕或其他途径追溯共同的起源、建城者或者名祖，建立两个城市间的邦际关系，而参与其中的城市在经济或政治上常常不平等。最有名的例子来自公元前3世纪时马格尼西亚为扩大本地赛会——琉克普瑞埃那(Leucophryena)的影响力，利用亲缘关系展开的一系列邦际交往。
马格尼西亚的本地赛会琉克普瑞埃那在设立之初采用钱币作为奖励形式。约在公元前208年左右，为将赛会提升到泛希腊级别，马格尼西亚决定效仿四大泛希腊赛会，改用花冠(crown)作为奖励，并派使节到其他城市进行游说。这场外交游说活动最少涉及8个城市，包括麦加洛波利斯(Megalepolis)、埃皮达鲁斯、萨摩(Samos)、戈诺斯(Gonnos)、叙拉古、卡尔基斯(Chalcis)和另外两个名字暂不可考的城市。从现存的铭文看，马格尼西亚使节携带的文书强调城市的埃奥里亚起源，比如建城者如何从帖撒利的马格尼西亚到达克里特，随后迁徙到伊奥尼亚地区，建立米安德河畔的马格尼西亚。马格尼西亚多次使用亲缘话语，建立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这点在与凯法洛尼亚岛首府萨摩的互动中尤为明显。在这场赛会外交中，马格尼西亚的使节在萨摩城回顾了两城之间的亲缘关系，铭文中出现的亲缘词语为“亲近性”(οἰκειóτης)与“共同血缘”(συγγένεια)。马格尼西亚的名祖是马格尼斯(Magnes)，而萨摩名祖萨摩斯(Samaios)之父为狄翁(Deion)之子凯法鲁斯(Cephalus)，也就是凯法洛尼亚岛的名祖。在希腊神话中，马格尼斯与狄翁都是埃奥利斯人的名祖埃奥洛斯的后裔。通过这层关系，马格尼西亚与萨摩进行了邦交互惠：后者代表凯法洛尼亚人接受了前者的要求，同时还邀请马格尼西亚参加纪念凯法洛尼亚人名祖凯法鲁斯的本地赛会。另外，这场马格尼西亚邦交活动中涉及的城市居民分别为多利安人、埃奥利斯人和伊奥尼亚人：麦加洛波利斯、叙拉古和埃皮达努斯与多利安人相关，戈诺斯和密提林属于埃奥利斯人，而密提林也与伊奥尼亚人相关。这一亲缘谱系网络将马格尼西亚与希腊人的三个主要分支联系在一起，也与该城在公元2世纪的泛希腊同盟文献中的记述一致：该城确实曾与多利安人、伊奥尼亚人和生活在小亚的埃奥利斯人建立同盟关系。
另外，上文所引马格尼西亚铭文中提及马格尼西亚人“是第一支进入亚洲、在此安居的希腊人”。而在希腊化时期，为了与邻邦密提林展开竞争，马格尼西亚就已经多次使用诸如“亚洲第一”等修辞话语。据悉，在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8年之间，密提林试图提升本地赛会蒂第美亚(the Didymeia)至泛希腊级别，而这正与马格尼西亚赛会邦交活动的时间重合。如此看来，使用亲缘话语在希腊化时代就已成为城市交往和竞争的一大策略，这也不奇怪这些城市会在罗马帝国时期使用相同的策略，要求加入泛希腊同盟。希腊城市的建城神话将城市起源与神、漫游英雄或者古风古典时代的母邦移民联系起来以证明自身希腊属性的实践，也从侧面反映了对过去的重塑能够支持当下的现实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已经参与到希腊地区的亲缘话语邦交网络中。然而，与希腊化时代不同，罗马帝国时期的非希腊或半希腊化城市在编造自己的希腊起源时，外交、军事或者经济诉求已不是主要目的，更多情况下是为了确保城市的特权。自弗拉维时代以降，城市竞争成为东部希腊公共生活的一大特征，邦际外交也从希腊化时期的寻求互相支持，变为争夺威望(ἀξίωμα δόξα)、地位(πρωτεῖα προπομπεία)或者权利(δικαία)。同一地区的城市为“卑斯尼亚的首府”(First City of Bithynia)或者“亚细亚的首府”(First City of Asia)等荣誉头衔展开竞争，而这些荣誉头衔将会影响城市在赛会或节庆游行中的排位。竞争往往以内乱(stasis)告终，大部分时间需要皇帝或行省长官调停，维护城市间的关系。此时的外交形式也逐渐节庆化，传统和宗教成为与远邦近邻进行交往的要素，对城市古老性的宣扬则可以确保罗马给予的优待。从这一方面看，库勒尼石碑正反映了罗马帝国对库勒尼事务的干涉与影响。石碑上对库勒尼建城历史和多利安起源的不断重复，成为城市面临其他城市挑战，及在犹太叛乱后维护城市地位和推动城市复兴的手段。另外，从罗马共和时期开始，希腊城市的外交权多掌握在当地显贵手中，他们可以使用亲缘话语为自己谋得利益。泛希腊同盟也是希腊当地权贵阶层仕途进阶与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然而，希腊亲缘并不能完全决定城市是否有资格加入泛希腊同盟。泛希腊同盟内似乎存在着以血缘谱系为主的族群认同与以雅典为中心的文化认同之间的对立。学者一般认为，“文化”或“教化”(ποιδεία)是判定罗马帝国时期希腊性的重要标准，以“第二次智者运动”的智者，如法沃里努斯(Favorinus of Arles)、普鲁塔克为代表。在这部分作者的笔下，希腊性的内容包括说希腊语、奉行希腊人的习俗、像希腊人一样思考等。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希腊性”主要为精英阶层服务，可习得也可失去，希腊人内部也可划分出不同的等级。科麦斯(Adam Kemezis)由此认为，泛希腊同盟的主导意识形态并非血缘或者故土(soil)观念，而是罗马对以雅典、斯巴达等城市为中心的“古典希腊”文化优越性的承认。这一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来自公元前4世纪雅典修辞学家与教育家伊索克拉底所提倡的从雅典文化中心出发，重新定义希腊性的理念。与此相对，罗密欧则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在泛希腊同盟中的作用，并详细分析了同盟成员如何与“古典希腊”的核心城邦如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等建立或真实或虚构的血缘关系。而事实上，泛希腊同盟内部可能存在着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张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第二次智者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劳迪西亚的伯勒蒙(Polemon of Laodicea)的《体质学》(Physiognomica)上。作为“族群希腊主义”(ethnic Hellenism)的代表，伯勒蒙的《体质学》呈现了小亚地区对“文化族群主义”的反应与对抗。在此背景下，哈德良可以借用“族群希腊主义”与“文化希腊主义”之间的张力，通过泛希腊同盟维持希腊大陆与小亚之间的平衡。
如前所述，泛希腊同盟的意识形态是概念化地提升“欧洲的希腊”(European Greece)在同盟中的地位。哈德良理想化了雅典在古典希腊中的地位，使其成为翘楚。雅典和埃琉西斯在泛希腊同盟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他城市与希腊本土母邦的亲缘纽带成为他们加入泛希腊同盟的可利用手段。同盟内部可能存在着以血缘亲近性为基础的族群等级，成员地位的高低由是否能够梳理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希腊亲缘关系决定。也就是说，在哈德良时期，“古典希腊”或者“真正的希腊”是“欧洲的希腊”，排在第一等级的城市为雅典、斯巴达和阿尔戈斯；第二等级的城市为位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希腊直系移民地，如库勒尼和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这些城市多利用亲缘话语，追溯城市的希腊起源及与雅典、斯巴达等城市的联系；最次一个等级可能以基比拉为代表，通过重塑自己的起源神话，并强调与雅典、斯巴达的亲缘联系，得以入盟。这说明那些想要加入同盟的城市，可能需要同时承认雅典、斯巴达以及其他位于希腊本土城市的特殊地位与文化遗产。
但是，位于小亚地区的几个重要城市如以弗所、士麦那和帕加马，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拥有希腊传统的城市如塔兰托、普多利、那不勒斯等似乎并未加入泛希腊同盟。而公元2世纪时，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希腊城市多强调自己的希腊传统。由于现有铭文材料的局限，我们尚无法确定这些城市是否缺席泛希腊同盟以及缺席的原因。随着新材料的发现，现有推论可能会被改写。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我们分析泛希腊同盟内可能存在的认同张力与地区竞争关系。这些城市的缺失可能从侧面反映了泛希腊同盟并未享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拒绝加入的原因也可能是不愿承认雅典在同盟内的过高地位。因此，希腊族群认同不仅是区分希腊人的标准，也是一把双刃剑，是团结和割裂希腊人的工具。这又与罗马帝国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
三、泛希腊同盟与哈德良的统治政策
自奥古斯都以来，多位罗马元首在东部希腊地区推行过程度不同的怀柔政策，哈德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长久以来，哈德良以“亲希腊”闻名，昵称“小希腊人”(Graeculus)，泛希腊同盟也常常被看作是其“亲希腊”的直接产物。奥利弗认为哈德良延续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教育家和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在《致腓力》中的政见与理想，把超越希腊城邦“自私的帝国主义”(selfish imperialism)，为希腊人建立一个同盟视为己任。他认为哈德良的泛希腊同盟继承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等人的尝试与努力，其观点本身显示了古典希腊文化对罗马皇帝的影响，以及罗马皇帝对古典希腊的想象与接受，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现实世界中罗马与希腊世界的关系。这一路径与观点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者们惯用浪漫化眼光评价泛希腊同盟所谓的“统一”理想。与奥利弗不同，琼斯等学者要求重新评估同盟的性质和影响，他认为同盟的主要职能是宗教，希腊城市而非罗马皇帝首先表达了建立同盟的意愿。近年来，学者开始重新评价哈德良的“亲希腊”倾向与行为，也就是说，在何种程度上哈德良全身心地认同和接受希腊文化。欧泊(Thorsten Opper)在2008年出版的《哈德良：帝国与争端》一书中反思了哈德良的“亲希腊”行为与帝国统治政策的关系，强调哈德良希腊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认为哈德良在希腊地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罗马帝国统治技艺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外交性策略”(diplomatic strategy)。欧泊的反思也被学者斯波弗斯接受。后者强调哈德良对希腊的优待是罗马帝国统治技艺的展演，属于哈德良帝国整体统治政策的一部分，主要意图是整合帝国境内的不同群体，巩固疆域。在斯波弗斯的研究中，他用“罗马性”(Romanity)代替“罗马化”(Romanisation)一词，描述罗马行省居民模仿罗马城和意大利地区罗马人的倾向，并强调“希腊地区的罗马化是通过‘再希腊化’(re-hellenisation)实现的，其推动力来自西部”。尽管斯波弗斯使用了诸如“文化涵化话语”(acculturative discourse)等术语与概念，但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罗马化研究固有的自上而下路径，即将行省贵族阶层的主动性更多视作对帝国文化统治政策的反应。斯波弗斯讨论的主题是奥古斯都的文化政策与东部希腊地区的互动，他对哈德良的分析是其对奥古斯都政策研究的延伸。斯波弗斯亦将泛希腊同盟置于罗马性概念下进行分析，认为哈德良将建立在罗马视角下的希腊认同加在希腊人身上，作为泛希腊同盟的意识形态基础。
整体观之，哈德良的边疆政策非常实际。他根据特定形势，对各个地区采用了不同的治理策略。西北部边疆多受他族侵扰，城市化水平较低，他就在此聚焦军事工程。在不列颠地区，他修建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在日耳曼，他加强军事防御，修筑防御栅栏。在文明程度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希腊地区，他似乎更看重文治，以兴建土木、改革当地政府组织等活动为主。当然，哈德良在东部地区的政策并非仅限于文治，其军事方面也不可忽视，这与希腊的地理位置有关。此时，东部边疆的冲突地区包括亚美尼亚、亚述、美索不达米亚、达西亚、下莫洛西亚、克里特和库勒尼卡以及埃及地区，而希腊正处于这些冲突地区的中心缓冲带。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哈德良需要稳定希腊，并保证希腊地区对帝国的支持，以稳固东部边疆地区。以此为背景，泛希腊同盟属于哈德良东部行省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兼具文治与武功两方面的作用。这一点又体现在哈德良统治期间发行的行省钱币和他在位期间和死后不久制作的塑像上面。
哈德良统治后期发行了一系列行省钱币，可以分为adventus、restitutor、exercitus和province四个系列。这四套钱币的题材或刻画了哈德良“驾临”(adventus)某一行省，或凸显了哈德良的“重建者”(restitutor)形象，或刻画了哈德良的“戎装”(exercitus)，或强调行省的重要性。这一系列钱币一方面突出罗马帝国的恩主形象，另一方面将帝国和行省描绘成统一的整体。在公元134-138年间铸造的一枚铜币上，女神阿卡亚(Achaea)伏跪在哈德良面前，后者伸出右手，轻握阿卡亚的左手，两者中间地面的花瓶内，插有一支新种的棕榈树。钱币的边缘刻有拉丁铭文“根据元老院决议，献给阿凯亚的重建者”(Restitutori Achaiae Senatus Consulto)。这枚钱币可能发行于泛希腊同盟设立后的3到7年间，女神阿卡亚象征了希腊，哈德良的姿势和中间的棕榈树代表了皇帝对希腊地区的权威与统治。
哈德良在位期间和死后不久在东部希腊行省制造的塑像也凸显了其军事统治策略与权威，尤以“东部哈德良胸甲像”(Eastern Hadrianic Breastplate Type)为代表。这一系列塑像现存20件复制品，全部来自东部地中海地区，包括希腊本土、克里特、小亚、叙利亚和北非。这些塑像均将哈德良刻画成一位戎装的罗马军事统帅，胸甲上的图样母题中和了罗马与希腊要素：胸甲像正中是母狼喂养罗慕路斯与雷慕斯，雅典娜站立在母狼之上，两侧是长有羽翼的胜利女神。现存塑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件分别来自克里特的希埃拉普特那(Hierapytna)和雅典的皮雷埃夫斯(Piraeus)，这两座塑像又可能是竖立在雅典的原件的复制品。关于雕像的原初位置，学者有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认为原件最初立在哈德良•泛希腊者神殿前，时间可能是泛希腊同盟成立后不久；另一种假设认为原件由东部希腊城市竖在宙斯神庙内，时间是公元130年，也就是泛希腊同盟成立的前两年。希埃拉普特那的复制品采用了古代凯旋艺术和礼仪中常见的“践踏颈部”(calcatio colli)主题。这一主题常刻画失败的敌人匍匐或者躺在胜利者前的地面上，胜利者踩在后者的脖子上，象征战败者的完全臣服。哈德良的左脚踩踏在一个匍匐在地的异族人身上，而原件刻画的异族人可能是帕提亚人，也可能是犹太人。在哈德良之前，“践踏”(calcatio)主题已经出现在罗马铸造发行的钱币上。亚细亚行省的库拉(Koula)和阿芙罗底西阿斯(Aphrodisias)发现的朱利安-克劳狄时期的浮雕上，分别刻画了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暴力对待拟人化为女性形象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布列塔尼亚(Britannia)和亚美尼亚(Armenia)。暴力对待象征边疆行省的女性身体，呈现了罗马皇帝的军事权威，同时浮雕本身的纪念性也体现了行省赞助人努力讨好罗马统治者的意图。与这类浮雕的意象类似，“东部哈德良胸甲像”脚踏异族所表现的暴力与胸甲图样一起，可能强调了哈德良东部地区“保护者”的形象：他不仅维护和保证了帝国的和平，同时也使希腊人免受异族人的侵扰。虽然这一系列雕像的具体制造地不明，但极有可能来自东部行省的作坊。如果这一假设成立，也在某种程度表明东部地区一方面接受了罗马皇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融入了一些本地要素。
与哈德良统治政策相辅相成的是他在泛希腊同盟内部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同盟的“帝王崇拜”(imperial cult)职能。这两点明显体现在吕底亚西北部城市锡亚蒂拉(Thyatira，现Akhisar)铭文上。该铭文最初可能由锡亚蒂拉支助，竖立在雅典卫城，刻于公元131/2到138年间，部分内容损坏严重。从铭文内容看，哈德良可能首先提出建议，随后罗马元老院通过决议，建立同盟。这一点与罗马史学家迪奥的记载相呼应。在《罗马史》中，迪奥称哈德良准许希腊人以他的名义建立名为泛希腊的圣殿(σηκóς)，同时设立与之相关的泛希腊赛会。哈德良在锡亚蒂拉铭文中被称为“奥林匹斯•泛希腊者•宙斯”(Ὀλυμπίος Πανελληνίος Διός，第10行)，说明哈德良在泛希腊同盟中与宙斯紧密相连，并在同盟内享有最高权威。事实上，哈德良已在希腊的不同地区被称为“Zeus”“Olympios”和“Panhellenios”，常见的名号组合有“Zeus Olympios”“Zeus Panhellenios”和“ZeusSoter”等。在出土于雅典的一篇铭文上，哈德良被称为“宙斯•拯救者”(Zeus Soter)和“宙斯•奥林匹斯”(Zeus Olympios)。帕加马的一块铭文称哈德良为“皇帝•凯撒•图拉真•哈德良•塞巴斯图斯•奥林匹斯•泛希腊者，有人居住的世界(οἰκουμενη)的拯救者与施惠者”。而前文提及的基比拉铭文献给“宙斯•拯救者”(Zeus Soter)，与哈德良在帕加马的名号相同。尽管哈德良可能并没有直接在泛希腊同盟中被当作“宙斯•奥林匹斯”或“宙斯•泛希腊者”崇拜，但他与宙斯的关系不言自明。这一关系尤其表现在他完成宙斯神庙的修建并亲自出席主持献祭仪式、宙斯神庙前的哈德良雕像和泛希腊同盟的职官头衔上。宙斯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庇西特拉图时代，当时并未完工。叙利亚国王安提柯•神显者和奥古斯都皆试图完成神庙的修建工作，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哈德良最终完成了神庙的修建，并于公元131/2年出席了神庙的献祭典礼。他要求与自己关系紧密的智术师伯勒蒙发表演讲，赞颂神殿悠久的历史。宙斯神庙是哈德良对雅典的重要捐赠，并将罗马皇帝的功绩与当地历史结合在一起。哈德良极有可能在宙斯神庙完工后，启用了“Panhellenios”这一全新名号。而要求伯勒蒙在雅典发表演讲也说明哈德良有意利用雅典与小亚城市之间的张力。
此外，泛希腊同盟中的高级官员包括“执政官”(archon)和泛希腊人。铭文材料记录了同盟与亚细亚行省埃扎尼(Aezani)城的往来通信，内容涉及当地显贵和泛希腊人尤皮乌斯•尤里克里斯(Ulpius Eurycles)，信件的抬头为“泛希腊人的执政官，神圣的哈德良•泛希腊者的祭司和泛希腊赛会的裁判官”1992年出版的一块埃扎尼的铭文记载了泛希腊人佩戴一顶镶嵌有帝国统治者微型胸像的头冠(bust-crowns)，这些雕像包括“哈德良•泛希腊者及他的继承者”。2007年发布的出土自雅典市场的一件头像亦佩戴有“半身胸像头冠”，其身份可能是公元3世纪早期的泛希腊人。他佩戴的头冠包含三层带状装饰，中间一层点缀着三层互相重叠的、细小的圆形装饰物，呈单裂，叶状。学者利卡迪(Lee Riccardi)将该雕像与出土于雅典的埃琉西斯祭司头像进行了对比。埃琉西斯祭司像头戴桃金娘花环，花环装饰有三层圆形、单裂、叶状树叶。利卡迪由此认为泛希腊人头冠上的树叶也可能是桃金娘，象征了泛希腊同盟与埃琉西斯的紧密联系。这一联系与锡亚蒂拉铭文中哈德良对雅典和埃琉西斯地位的强调相符。另外，根据迪奥《罗马史》的记载，哈德良对埃琉西斯秘仪深感兴趣。在公元124/5年的第一次行省巡游中，哈德良就参加了秘仪；公元128年，他被接收入秘仪的最高级。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维克多(Victor)甚至记载了哈德良将秘仪引入罗马的情节。由于雅典负责管理秘仪，对埃琉西斯的特殊关注又反过来帮助哈德良提升了雅典的地位。
由此可见，哈德良的“亲希腊”行为可以看作是其统治政策的一种策略性表现，他亦借用希腊亲缘传统，建立泛希腊同盟以稳固帝国在东部地区的统治。部分东部城市则使用希腊亲缘话语积极展开外交，加入同盟，维持城市在行省内部的地位。泛希腊同盟可以看作是东部希腊城市与帝国合作的结果，也表明了东部希腊城市接受希腊地区的稳定离不开罗马这一事实。
结语
尽管与古典时期相比发生了诸多变化，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城市仍通过语言、亲缘、宗教和建筑等多种因素定义自身，而罗马帝国的统治也在希腊城市生活中打下烙印。与此对应，早期罗马帝国的亲缘话语模式既继承了希腊化时代的一些特征，也衍生出了一些独有的特点。库勒尼、基比拉和马格尼西亚三篇铭文显示“高贵起源”和“共同血缘”是罗马帝国时代仍在使用并经常出现的两个希腊亲缘概念。二者的内涵和作用互有重叠，又有不同。具体到泛希腊同盟，有意入盟的城市可以借用或重新书写自身的希腊起源，而罗马皇帝可以裁决入盟城市的希腊性与资格。
然而，泛希腊同盟的时空范围和影响都相对有限。现有的铭文材料集中在哈德良、庇护和奥勒留时期，在奥勒留之后，相关材料逐渐减少。可以说，泛希腊同盟并未将东部希腊地区整合为一个整体，亦缺乏真正的、超越行省结构的政治权力。同盟可能无法像亚细亚行省议事会那样通过行政决议。原因之一在于东部地区固有的政治文化生态。城市间的不和与构建“和谐”(ὁμόνοια)的努力，构成了安东尼王朝，尤其是庇护和奥勒留时代，希腊地区政治生活的两大趋势。希腊知识精英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在《泛雅典娜节集会辞》《罗马颂》中重点讨论了“和谐”与罗马统治的关系。然而，反讽的是，对“和谐”的竭力倡导与不断阐发，正反衬了现实生活中希腊城邦间和希腊城邦内部政治“和谐”的经常性缺失与争端的频发。希腊城市间的不和也预示了泛希腊同盟本身无法超越希腊社会传统的政治生活模式，实现真正的政治层面的“和谐”。如果琼斯等人对库勒尼铭文泛希腊文献的还原可靠的话，那同盟实际上成为了东部城市竞争的新场域，而罗马皇帝可以借此介入裁决东部地区事务。
当然，哈德良的政策在东部地区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遗迹与影响。他的公共工程改变了雅典等城的城市景观，至今，宙斯神庙、哈德良拱门等遗址仍矗立在雅典古城区。哈德良的希腊政策对希腊认同的转变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希腊人和罗马人较长时段的接触和交往中，经过多个世纪的共存与互动、排斥与融合，逐渐发生。希腊人对罗马统治的“双向”应对，在公元2世纪希腊知识精英的“历史”书写中有诸多呈现。正如吕厚量所言，波桑尼阿斯在《希腊纪行》中对罗马帝国在希腊的统治进行了隐晦的批判，但是对哈德良等罗马元首在希腊的作为持褒扬态度。这一看似模糊的态度与波桑尼阿斯采用选择性文化记忆模式，影响当下现实世界的需求相关。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影响扩大，公元4世纪以后，部分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逐渐抛弃“希腊人”(Ἕλλην，复数Ἕλληνες)这一族名，改称“罗马人”(Ῥωμαῖος，复数Ῥωμαῖοι)，并使用“希腊人”指称“异教徒”，构建群体对立。这一族称在希腊人内部的转换与对立，体现了罗马统治与地中海地区宗教文化交流对希腊地区更为久远的影响。
（作者岳梦臻，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