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马穆鲁克王朝灭亡后，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总督坐镇开罗，并通过近卫军与马穆鲁克兵团对埃及实施严格的政治控制与军事统治，驻守在当地的士兵常因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而频发暴乱，埃及人民在冲突与暴乱中苦不堪言。许多学者、匠工出走埃及寻求安身之所。埃及的文化制度在宗教的庇护下得以延续。16—17世纪，埃及人著书立传的传统并未中断，他们受阿拉伯传统史学影响，沿袭埃及传统历史学派的历史书写范式，在编年史、百科全书、人物传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相较中世纪而言，埃及史学发展开始由辉煌走向黯淡，彰显出如下特征。

　　百科全书与编年史主导史坛

　　由于政权更迭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的史书种类相较于马穆鲁克时期显著减少，世界史、文化史、天文史以及历史地理类作品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的写作风格、创作范式大多深受以塔基丁·马格里兹（Al-Maqrizi）为代表的马穆鲁克时期埃及历史学派的影响，擅长通过观察生活与撰写日记的方式记录其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专注于撰写百科全书式史书与编年史作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是伊本·伊亚斯（Ibn Iyas）的《世事玉英》。

　　伊本·伊亚斯来自埃及切尔克斯族“阿巴扎”部落，是一位马穆鲁克后裔。他自小喜好读书，在历史、地理、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被视为马穆鲁克王朝末期至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世事玉英》是其成名作。该书采用阿拉伯中世纪史学惯用的百科全书式编年体著书范式讲述了埃及有史以来到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的历史，涉及政治、军事、行政、法律、经济、文化、艺术和建筑等多方面内容，是一部关于伊斯兰时期埃及历史的巨著。伊本·伊亚斯在书中关于奥斯曼帝国初期埃及社会生活的描述，是全书最具史料价值的内容。作者结合亲身经历，描述了埃及社会从马穆鲁克到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演变，表达了他对于马穆鲁克政权凋敝的痛心以及对埃及人民的深切同情。此外，伊本·伊亚斯还创作了许多历史叙事性的诗歌，其中有一首长诗颇具影响力，在诗中他将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征服形容成一场“灾难”。

　　在编年史创作方面，埃及转变成奥斯曼帝国的附属，正式结束了以伊斯兰哈里发为中心的编年史，开启了以“素丹帕夏”为叙述主体的历史书写。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穆蒂·伊斯哈格（Muhammad bin Abdul Muti Ishaq）被视为继伊本·伊亚斯之后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史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将历史视为一门探究过去的崇高艺术，并将历史学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富有创造力的历史学家，这类史学家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为第一要义；另一类则是海量信息的整理者。伊斯哈格致力于成为第一类历史学家，重视史料考证，其代表作《埃及王迹纂要》又称《伊斯哈格史》。全书采用编年史著史方法，围绕不同时期的埃及政权展开叙述。

　　上层人士成为历史学家的主体

　　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后，封锁了自埃及经红海水域至印度洋的贸易通道，禁止基督教船只通行，企图将红海变为伊斯兰海，阻断了整个伊斯兰东部地区，尤其是埃及与欧洲间的文明交往。闭塞的社会环境导致埃及人民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创新力下降。此外，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将许多学者、手工艺者、商人迁往伊斯坦布尔，转移了大量珍藏于开罗图书馆的文献善本与古物，埃及文化发展出现困境，知识生产能力减弱。受此影响，史学家群体锐减，其中军人、宗教人士、法官、文员等上层社会人士成为历史学家群体的主要来源。对于他们而言，历史研究并非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是作为辅助工具服务于他们所专注的事业。

　　埃及法官阿卜杜勒·萨拉姆·马努菲（Abd al-Salam al-Manufi）擅长撰写埃及地方史，代表作为《尼罗河畔纪行古录》。埃及军事法官杜麦里（Al-Damiri）的代表作《伊历10世纪至11世纪初埃及法官传》通过撰写大法官传记，揭示埃及长达百年的司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奥斯曼帝国驻埃及兵团军人伊本·赞布尔·里马尔（Ibn Zambur al-Rimar）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第一位军人史学家。他使用土耳其语撰写了多部记录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历史的作品，表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与拥护。

　　埃及奥斯曼朝觐事务官阿卜杜勒·卡迪尔·本·穆罕默德·杰兹尔（Abdul Qadir bin Mohammed Jazir）是这一时期唯一一位专注于撰写朝觐史的历史学家，其代表作《麦加之途：朝觐行纪与见闻录》详细记述了从伊历8世纪征服麦加到1554年的朝觐活动。此外，还有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苏菲派的领袖伊本·阿比·苏鲁尔·巴克里（Ibn Abi al-Surour al-Bakri），他是位多产的历史学家，他的埃及通史《历史大观》和《埃及列王史》《埃及历史英华》等史料充实、描述细致，代表了奥斯曼帝国时期历史写作的最高水平。

　　苏菲主义理念对历史书写产生影响

　　历史学家在描述历史人物时，往往赋予他们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这种倾向使得历史书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当下和未来的道德启示，促使读者在历史中寻找信仰的指引和生活的智慧。如苏菲派学者阿卜杜勒·瓦哈卜·沙拉尼（Abd al-Wahhab al-Sharani）撰写的传记类史书《大等级传》，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乌夫·穆纳维（Muhammad Abd al-Rauf al-Munawi）撰写的《苏菲派名人传》《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传》等作品，通过记述宗教名人的生平纪事，宣扬他们的道德品质与思想主张，为后代苏菲学者树立精神榜样，这也是苏菲派历史学家的重要特色。

　　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一些苏菲圣徒家族的崛起，圣徒传记（Hagiography）史学体裁继续发展。这些家族通过撰写自传或圣徒传的方式，强调自身的圣徒身份，从而彰显其宗教地位。苏菲派的内省特征为其所谓的“自我叙述”提供了肥沃土壤。16世纪中叶，巴克里家族吞并瓦夫家族成为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公认的第一“苏菲世家”。在17世纪的埃及史学作品中，出现了多部以“巴克里家族”为主题的圣徒传记类作品。如巴克里家族成员艾哈迈德·伊本·扎因·阿比丁·巴克里亚（Ahmad ibn Zayn al-Abidin al-Bakri）撰写的《世时英华》，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史书。在书中，他除了梳理家族谱系外，还提出了重要的“生命周期论”，将生命周期分为七个阶段，认为人体生理构造会在第四个阶段发展成熟，但灵魂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熟。此外，还有哈纳菲·鲁米·沙迪利·爱扎里（Al-hanafi al-Rumi al-Shadhili al-Azhari）的《巴克里家族传》、易卜拉欣·乌拜迪（Ibrahim al-Ubaydi）的《艾布·伯克尔家族传》等。

　　16—19世纪的埃及史学是随着埃及社会的转型而逐渐变化发展的，历经了衰落与复兴，显示出同社会发展与国家转型的互动性。它既是埃及知识精英在面对异族统治时转变话语体系砥砺前行的自觉行为，也是他们在应对西方文化对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时作出的开放包容的积极回应。因此可以说，16—19世纪的埃及史学是历史发展的时代产物，见证了埃及历史学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为传承与发展传统历史遗产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它也是本土文明与外部文明交往的结果，反映了不同文明经历史学家吸纳改造后呈现的多元化效果。概而言之，16—19世纪的埃及史学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既继承了阿拉伯传统史学独具一格的著述风格，又开启了埃及史学向近代史学发展的转型之路。

　　（作者韩志斌 陈子熙，分别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