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冯家昇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因为在辽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与陈述、傅乐焕并称“辽史三大家”。大学期间受师长“史学爱国主义”影响，冯先生选择辽史为研究方向。他对契丹的族源、字义及风俗的探讨，被评为“契丹族史开创之研究”。针对《辽史》他做了版本品评、取材探源和系统性的校勘，成果被誉为“整理旧史之样板”。先生还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编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被称为“第一本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断代史”。这些开创性成果为后来者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辽史研究只是先生治学领域之一隅，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扎实功底、好学勤勉、国际视野以及拳拳爱国之心，令人钦佩，堪为后学楷模。
冯家昇（1904-1970），山西孝义人，因为在辽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与陈述、傅乐焕并称“辽史三大家”。冯先生心系国家民族，在学术研究上秉持“致用”原则，研究重心多次因现实需要而转换。他治学勤勉，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成就卓著。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样一位学术大家的介绍，主要侧重其生平经历、著作概览、边疆史研究等方面，而对他据以跻身“辽史三大家”的辽史方面的学术贡献还鲜见专文论述。兹据先生论著以及相关文章，对其辽史研究予以梳理，以彰显其泽被后世的学术成就与爱国敬业的崇高风范。
一、“史学爱国主义”——好学成癖、鞠躬尽瘁的“文呆公”
冯家昇先生的求学之路可谓艰辛又曲折。先生六岁上私塾，高小毕业后考进汾阳县河汾中学，不久因家贫辍学回本村教书。1921年他进入基督教会创办的铭义中学学习，大量阅读了《响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期间因为撰写声讨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英文宣言还曾激怒过洋人教师。铭义中学建立共青团组织后，冯先生积极参加活动，险些遭到逮捕。高中毕业后他本已被校长提名选送大学，却不得不再次辍学执教养家。
1927年冯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史学系，1931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其学士学位论文为《契丹名号考释》，硕士学位论文为《<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毕业前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辽史三大家”的地位：“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他和当时另外两位青年辽史专家傅乐焕、陈述，鼎足而三，对于辽史的研究都有贡献。”虽然随后治学重心转移，1939年赴美工作期间他又参与编纂了英文版中国断代史辽代部分。先生于1947年回国，1960年代被选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辽史部分的编纂，因为健康原因后续工作交由陈述先生完成。
虽然辽史研究只是先生治学领域之一隅，却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之所以选择辽史为切入点，源于他秉持终生的“史学爱国主义”。翁独健先生回忆陈垣先生曾在课堂上说“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的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洪业先生说对中国史的研究，先秦、近代研究比较多，中间部分薄弱，尤其辽金元史。在这种情况及陈、洪两位先生的影响下，我们同学中，聂崇岐选择了宋史进行研究，冯家昇研究辽史，我则开始搞蒙元史研究。”陈、洪两位先生的这种思想主张，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史学爱国主义”。当时列强环伺、国难深重，仁人志士无不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国家民族尽心尽力。同时代开宋辽金三史兼治先河的金毓黻先生即是其中一例。冯先生选择辽史为研究方向，也是希望藉此振兴国家民族。后来他转向东北史，再转向西北史，又研究火药的传播，以及参与种种编撰工作等，无不是急国家民族之急，无不是出于“史学爱国主义”。
除了一腔热血外，能在辽史方面成就卓著，与先生勤勉好学的专业素养和鞠躬尽瘁的责任心是分不开的。据他的校友、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回忆，冯家昇“在北研史学研究所中有‘文呆公’之称，是一位书呆子。但是在治学方面，却是专心一志，几至废寝忘食，令人钦佩。”正是因为治学专心一志，冯先生才会为了校勘而把《辽史》前后读上十几遍；正是因为学习废寝忘食，他才会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领域都有所建树，而博学多闻当然有助于其辽史研究；正是因为工作鞠躬尽瘁，他才会三十岁出头便成为辽史专家，被邀请到美国并与魏特夫合作。
接下来，本文将冯先生的辽史研究成果分为契丹族史研究、《辽史》校勘工作以及国际交流合作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二、契丹源流与习俗——“契丹族史开创之研究”
契丹族出现的3-5世纪，中国北方异族蜂起，而古籍对契丹名号及族属的记载非常粗略且互有差异。契丹之族属来源、名号含义等问题遂成悬案，一直以来鲜有人深究。冯家昇先生在19世纪30年代初相继发表的《太阳契丹考释》《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契丹名号考释》等，对契丹名号起源、契丹族属、契丹国号、契丹字义、契丹风俗等进行了细致考证，被称为“契丹族史开创之研究”。相关观点或澄清前人的附会揣测，或为后学提供参考借鉴，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丹”一词与中国称号之间关系甚大，当时或现在都有很多国家称中国为“契丹”。该族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但却不论其来历。起初冯先生大胆假设：“初疑契丹之产生，当在东汉之世”。理由有三：一、东汉末年，占据匈奴故地并盛极一时的“鲜卑大人檀石槐”死后，北方异族蜂起，“契丹崛起于其中，亦不无可能”；二、《新唐书》认为“轲比能”是契丹首领，而他被刺杀的时间恰在檀石槐部瓦解之后；三、西晋吕忱《字林》中已见“契丹”之名。然而仔细分析之后，先生发现理由之一属于自己想象，其二则很可能是《新唐书》附会，而其三依据的《字林》所载“契丹”为后人窜入。他基于《魏书·库莫奚传》中“为慕容元真所破，俱窜松漠之间”，从史实和地理两方面探究后认为，“契丹之先为宇文氏，毫无疑义”，“契丹始见之年代，虽小有差异，要之，以元魏为共同点也”，于是坚持“契丹始于元魏说”。时至今日，关于契丹族源仍然众说纷纭。其中冯先生的观点影响较大，如张柏忠、李桂芝、于宝林等，皆表赞同。进一步，冯先生认为“契丹为宇文部酋名字之衍变”，“各史所见，乃汉译之‘契丹’，非原音之‘契丹’”。他对比了“契丹”的多种异译，从音韵学出发，推断“契丹”原音当为源于西晋之“悉独”。
接下来是“契丹”和“辽”的字义问题。冯先生强调，“（大）契丹”“辽”都曾被用为国号，即“契丹”可指民族也可指国家。先易后难，“辽”为何意？《金太祖实录》载：太祖言，“辽以镔铁为号”；更有人以辽、金、蒙古“铁金银联为一贯”的三朝国号对比说来佐证之。他从立国先后和地理距离两方面证明国号对比说“全出揣测附会”，同时根据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中“女真以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的说法，推测“辽以水得名”。理由有五：一、“以古地名为国号”；二、“辽水不啻其发祥地”；三、“肇迹于辽水，以为国号”；四、“既以上流为名都，以下流名国，甚属可能”；五、“辽之为国号，不但指契丹，且兼晋土而为一大国也。盖辽为古名，晋人闻之尚觉耳熟，故以国为号”。后来，即实《契丹国号解》和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从青牛白马的传说角度加以深究，认为辽水就是湟水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因此以“辽”为国号。
那么，《金太祖实录》的记载当作何解释？冯先生认为，太祖朝所用国号为“契丹”，当时“不通汉语”的太祖“所语镔铁，当指契丹”，后“契丹”被误记为“辽”。陈述先生对此也予以肯定。那“镔铁”又是什么？冯先生认为，“镔铁为一公名词，专指西域输来之钢铁”。他对比不同民族对“铁”的称呼后说：“各部族语铁之音，俱从K，必与契丹或契塔特（Kitai或kitat）有语脉之关系无疑。”考各语族称谓小刀或刈物诸字与蒙古及西域人称呼契丹之Kitai或Khata也很相似。此外，他对比高丽语对契丹的称呼、匈奴对宝刀的称呼（“径路”）、突厥语族对小刀的称呼、Indo-Europe对小剑的方言称谓等，认为其中存在语脉关系，则“契丹原为刀剑之意，甚属可能之事”。综上，先生认为“契丹”含义很可能因时因地发生变迁而兼指钢铁与刀剑。对此学界还有补充，如陈述先生推测契丹“可能是和森林相对应的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其他解释还有“大中国”“奇首可汗领地”“契人”“东方太阳神”等。诸观点中，以镔铁说和刀剑说的考释最为严谨，影响也最大。
在民俗礼仪方面，《太阳契丹考释》对契丹族“敬日崇东”风俗进行了探讨。“太阳契丹”非自称，乃五代末汉人对影响渐广之契丹民族的称呼。其“敬日”之俗由来已久，有大事、逢节日甚至日常无事均可拜日，并无定例。在皇家，有繁琐的“拜日仪”，但未见“拜月仪”。先生澄清了其他学者认为契丹有类似中原王朝“朝日夕月”祀典的“兼拜日月”习惯并有“拜月仪”的看法。至于表现为“凡遇仪节，东向拜、会聚时以东向为尊、门屋皆向东”的“崇东”习惯，先生由突厥、回纥等古代北方民族均有类似习俗，归因于地理环境。关于契丹“崇东”的原因，王小甫认为与摩尼教教义相关，张国庆认为是源于拜日需“东向”，田广林则认为更重要的是契丹人把生命来源归属为太阳（自认为太阳神之子）。
此外，冯先生还对契丹宗教风俗中祭天必用白马青牛和圣宗之后杀牲祭祀现象骤减进行了研究，论述了宗教传播对契丹传统礼俗的影响。之所以契丹有祀天以白马青牛为祭品的传统，他认为这与契丹男尚白马、女尚青牛车的民俗息息相关——《辽史》载：“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至于该现象在圣宗朝以后骤减，他认为是佛教盛行的影响：“夫契丹人为一以武力而兴之民族，圣宗以后渐趋平易，其融化于汉人，固为原因之一；至其要者，则由佛教思想之影响也”。后有学者补充另一原因：圣宗以后人们意识到大量杀生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三、辽史探源与校勘——“整理旧史之样板”
对元修《辽史》的诟病，属于老生常谈。冯家昇先生也说：“今二十四史中……纰谬如《魏书》《宋史》《元史》者，然未有《辽史》之甚也。”对于这样一部谬误百出的《辽史》，前人做过一些补正或考异的工作，如厉鹗《辽史拾遗》和杨复吉《辽史拾遗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但他们均未从整体出发，系统着手《辽史》的成书沿革、史料来源、内容疏证等。对此冯先生表示：“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先生所著《<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是从史源考证、文献疏证的研究角度出发，针对《辽史》的史源和内容的讹误进行的全面研究。这也是20世纪初《辽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探求史源”“校勘讹误”的治学方法开创了近代辽史研究的新路径。其好友吴丰培先生评价此书“于一九三三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于是蜚声中外。认为是整理旧史之样板，设用此种整理方法，运用于宋、金、元史中，则此三朝之史均可改变旧貌。”此外还有《<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辽金史地志互校》等。下面对此工作进行梳理。
冯先生于1929年夏初读《辽史》时曾感叹，“惟初读尚易，其后越读越难，甚至迷离仿佛，越读越不知其所以。盖辽史名目驳杂，举凡人、地、部族、职官、器物，同名异译，异名同译者，不知凡几……纪志表传所译又各不一，则一人不啻有数十不同之名矣。”校勘之前，先生反复阅读《辽史》十余次，究其阙略、查其谬误，在此基础上对所见23种古本《辽史》进行综合比较。为亲自查阅所有版本，他亲访故宫博物馆、北平图书馆、东亚图书馆（黎元洪旧宅）、北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等馆藏地。对每本的残存状况、字体字形、用纸材质、纸色深浅、刻工格式等他都详细记录，以便观其异同、察其优劣。比如，北平图书馆藏有四种元版明印本《辽史》，分别称甲、乙、丙、丁四种。付增湘先生认为其中丁本较佳，应为至正本。经冯先生考证，以丁本与他本对照并非最佳，认为“此四种乃据一板而翻刻者也”。先生总评曰：“元本残缺不全，百衲中多补配，而卷二二竟缺四百二十四字。北监、殿本每任意窜改，以后之石印、铅印小字本更不可卒读，至于库本以后之改译本，用以插架壮观而已。南监间亦有妄改处，然犹不失古本之面目，除元本外，实以南监本较佳。”简言之，冯先生所见《辽史》各版本均有不同程度的阙略、谬误，综合对比后他认为南监本较佳；但是“南监所据以翻刻者，并非为最佳之本”。总之，《辽史》无善本。通过对比梳理，先生掌握了各本优劣异同之处，方便了后来的校勘工作，也为初读《辽史》者提供了阅读依据。
品评版本优劣之后，再就是考证《辽史》源流与取材。冯先生认为《辽史》“书成匆促，所采史料不能融会贯通，故离合断续，割裂增删之迹，斑斑可考；更有就本书互相摘取，而不能排比联缀者，遂至一句一痕。”故而他又说，“辽史之取材，无非就现有之材料编排而已”，“名之为史，不若谓为史料之当耳”。清人对元修《辽史》取材也有过评论。《四库全书总目》云：“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质者寥寥无几。故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辽史》取材于耶律俨、陈大任两家，判断依据为《后妃传·序》所载“俨、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前代对《辽史》取材仅为初步研究，缺乏系统考察。冯先生分别从帝纪、志、列传详细考证，认为元修《辽史》时，当有三种底本，即“一为辽人之《实录》，一为金所修之《辽史》，其他为宋人所修唯一之辽史——《契丹国志》。”且此三种底本取材不均，如下表： （略）
其中认定《契丹国志》为底本之一，是冯先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得出的结论。先生以《契丹国志》校读《辽史》，认为“天祚天庆二年以后，所采《契丹国志》者甚多。或此事中间夹一段某事，或一大段中间，不繁干支以与《国志》相较，不但意义相同，而字句语气亦无异者。至如《列传》中张砺等传，一一与国志相合。”先生关于元修《辽史》史源的看法，成为学界共识，后被称为“《辽史》三源说”。《辽史源流考》一文，事实上奠定了学界关于《辽史》史源的认知基础，此后学者多直接引据其说；之后的相关探讨，也大都是对框架局部的修补。
接下来冯先生在校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以同文书局本《辽史》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同时也参考《金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针对《辽史》的各种问题，如脱、衍、倒、重、误等文字问题，避讳造成的空字、改字以及同名异译、名字互称等混乱问题，史实失载以及编排顺序混乱问题，纪、表、志、传记载互异或失实问题等，先生一一进行校对或说明，兹不赘述。他采取的校勘学“四种方法”与“二重证据法”等方法，非常值得后学借鉴。以下略举几例。
“本校法”即对照前后记载、上下文义，以考辨谬误。如校勘同文书局本《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太祖建国攻渤海”一事时，先生认为“此段编排最为纷乱”，因为文中年代时间、编排顺序存在严重谬误。他根据《太祖本纪》，认为“天显元年灭渤海，以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主其国，号东丹国，改忽汗城为天福。神册以后为天赞，天赞以后为天显，此以天显元年排在神策四年后，误矣；而又以‘城名天福’一句排在天显四年后，更误矣。”
至于“他校法”，则是将《辽史》与其他史籍互证，以考史事。先生广征博引，采《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东都事略》等20多种史籍作为参考对象，以补正《辽史》。例如在考各史记载年代差异时，先生举例：
会同元年……十一月丙寅……大赦，改元会同。《旧五代史》：“是岁（天福三年），契丹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新五代史》：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不云晋为何年。按《通鉴》：“是岁（天福二年），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契丹国志》：“是年（晋天福二年），改元会同，国号大辽。”《东都事略》曰：“天福三年，改元会同，国号大辽。”考《辽史》，天显十一年，未改元，至十三年十一月，始改为会同，其年正晋天福三年也。《辽史》与《薛史》《东都事略》合；《通鉴》《国志》则少一年耳。揆其文义，《通鉴》似本於《欧史》，《国志》又钞自《通鉴》也。又考《新五代史》：天福三年，“八月戊寅，冯道及扑射刘昫为契丹册礼使”，《辽史》亦有所载，则《辽史》、《薛史》是，而《通鉴》等非矣。惟薛欧二史谓天显十一年改元会同，其误在太宗即位始改为天显，以是致短二年耳。
由此来看，先生考史，揆览诸集，首重考史之实。先将有关辽代“改元会同”之事的记载尽可能地搜集，然后综合考量、相互印证，进而再追溯错误内容的史料来源，以考辨原始文献的谬误。如从上述“《通鉴》似本於《欧史》，《国志》又钞自《通鉴》也”，可知《通鉴》所载改元年代之误似乎来自《新五代史》，而《契丹国志》又将《通鉴》之谬误收录，以致以讹传讹。此类年代讹误非此一处。在《<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一文中，他还对地名、人名、事物、事实等讹误进行了考证。
由于史料匮乏，冯先生旁通其他史籍并利用金石材料，以补正《辽史》。如卷二十三《道宗本纪》载“辛巳改明年为太康”事，先生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辽道宗年号大康，非太康也；晁氏《历代纪年》以字分类当必不误；今《辽史》刊本皆作太康，无人能证之者’。昇按百本尚多作‘大康’，南监以后，则改为‘太康’矣。碑石所见，均作‘大康’，未有作‘太康’者，当以‘大康’为是。”此年号问题，经其考证彻底解决。
先生对《辽史》的考评与校勘，于现代古籍整理事业实在有铺垫之功。《辽史》篇幅不大，但问题极多。1974版点校本《辽史》是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的重要史学著作，不仅为辽史研究提供了较完善的史料来源，也为后来编纂2016版修订本《辽史》提供了重要借鉴。冯先生的校订成果（冯校），是点校本和修订本《辽史》主要的参考之一。据笔者统计，点校本《辽史·校勘记》中，采纳冯校4处，纠错字2、衍字1、考官称1。修订本《辽史》基于点校本，内容更加丰富详实；其《校勘记》采纳冯校17处，讹字7、缺字3、重复1、人名4、部族名1、纪元1。修订本《辽史》得益于近几十年古籍整理规范的进步以及学界对《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点校本的不足。修订本对冯校的更多采纳，再次肯定了冯先生的贡献。
总之，《<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是冯先生在辽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是近代《辽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力作。罗继祖先生《辽史校勘记》评价：“我感觉冯先生在考《辽史》源流方面，用力较深”。金毓黻先生也认为《辽史初校》“专注意文字”，“用力颇勤，如以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补《辽史·国语解》之缺，凡得二事，可谓善于读书”。景爱先生评价：“冯家昇著《辽史源流考》，详尽地考订了官修《辽史》的编纂情况以及材料的来源。冯氏撰此文，原是为了疏证《辽史》，实则此书为研究《辽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是阅读《辽史》的必备之书。”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第一本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断代史”
“辽史三大家”中，相较于陈述、傅乐焕两位，冯家昇先生在中外交流中的贡献更加突出。当时日本的东洋史学家专门成立东洋史研究会式汉学研究机构，在辽史研究方面产出了较多成果；欧美学者对我国历史的研究也起步较早。毕竟冯先生从事辽史研究的部分初心就是为了把汉学中心“抢”回中国来，这就促使他关注国外的研究进展，并乐于参与国际合作。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有关中国东北历史的研究在日本具有相当热度。冯先生将日本学者代表性的辽史研究成果，如羽田亨《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当时重要的学术刊物《禹贡》上。这既引入了当时日本学者的观点，又把握了其在辽史前沿问题上的动向：羽田亨探讨了耶律大石创建西辽政权的过程和纪年问题；松井等对耶律大石北行路线及可敦城的地理位置做了细致考证。冯先生的译作在后来的西辽史及历史地理研究中，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他还专门介绍了日本东洋史学家及其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研究，著有《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一）》《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二）》等文章。系列文章对域外汉学家的主要成果和当前我国史学研究的情况做了重点介绍，其中就有研究辽史者如白鸟库吉。他指出，白鸟库吉的诸多成果皆为引用英法德学者之说，互相质证，“他的特色在于纯粹西洋法的采用，以前那珂、内藤总摆不脱中国式学者的思想与方法，他却能以全然崭新的科学方法去解决”。
冯先生还曾在美国工作长达10年，期间用英文写出了独著的《The Ch'i-Tan Script》（契丹文字）以及与魏特夫合著的《Religion under the Liao Dynasty（907-1125）》（辽代宗教）。他在此期间还研究过科技史；但要说影响最大的成果，还属与魏特夫合作的辽代部分的中国断代史专著。先生的在美活动始于193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他任该馆东方学部秘书（对汉文书籍进行编目整理）；随后于1939年在冀朝鼎和恒慕义的推荐之下，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并在该校进修人类学。当时由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刚刚启动。魏特夫先后召集到多名中国学者参与编纂，其中王毓铨、瞿同祖负责秦汉史部分，房兆楹、杜联喆负责明清史部分，而冯家昇专门负责辽代部分。这是国内以辽史专家身份参与国际性史学研究课题的首例。
1949年在美国费城出版的魏特夫与冯家昇合著的《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中国社会史辽）是西方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辽代历史的专著，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方面有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特别地，该书还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截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美国汉学家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评价此书“是一部融高度学术水准与综合性为一体的著作，这使其在所有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中都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魏良弢《西辽史研究》评论该书“附录Ⅴ‘哈喇契丹’……反映了西方世界近三十余年来对西辽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从那以后对西辽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冯先生弟子任一飞评价该书为“世界上第一本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断代史”。
冯先生的参与对这部著作获得的成就与影响力来说十分关键。魏特夫经常提及的“史料的缺乏、史料的翻译”等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展开史学研究的巨大障碍。这就意味着编纂之前面临的史料搜集、整理、注译等工作，需要一个专门研究辽史且擅长史料整理的学者来承担。冯先生做过辽史研究，具备出色的史料搜集与整理能力，再加上其高水平的语言学造诣，成为魏特夫寻求的不二人选。魏特夫这样评价冯先生的贡献和风范：“他在文字材料方面的非凡知识，使他非常适合于作选择、翻译和注释等学术工作。而这些工作则是进一步展开一切工作的依据。他核对了所有先前收集的材料，并对本文所收资料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冯家昇先生对于《辽史》的精湛知识和他所补充的原始资料，对于我们核对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解制度程序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在我们著述工作的两个方面不知疲倦的兴趣，为人们树立了志趣相投的合作典范。”稍显遗憾的是，魏特夫在书中还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征服王朝论”，其政治意图有乖史实。这对于内心并不赞同该观点但却处于从属地位的冯家昇先生来说是十分无奈甚至愧疚的，故回国后他很少提起这部著作。
回顾冯家昇先生的治学经历，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他都卓有成就，辽史也只是他历史学研究的几个方向之一。然而，不惟先生于辽史而言意义重大——他是现代以来辽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辽史于先生而言亦意义重大——该方向是先生治史的起点甚至还是终点。先生对《辽史》研究心心念念，在《辽史证误三种·序》中曾写道：“我徒有治《辽史》的心愿而没有实现出来”；谁料一语成谶，在1960年代终于有完成心愿的机会时他却突然离世，实在令人唏嘘。冯家昇先生在辽史领域的贡献后人不会忘记；他在研究中所展现的扎实功底、好学勤勉、国际视野以及拳拳爱国之心，令人钦佩，永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