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有台湾地区的历史课纲及教科书有意淡化、回避台湾史是整个中国史的一部分，以及台湾与大陆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事实。不过，不同版本的台湾史教科书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差异。这一方面说明台湾历史的演进本身即是中国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中国史的视野，难以说清台湾历史变化的渊源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部分教科书编撰者出于其政治考量，随意剪裁史实，通过选择内容、阐释观点，以塑造不同的两岸关系形象，却产生一个与历史脉络差距甚远的历史叙述。
中小学历史教育在形塑民众历史认知和认同的过程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当下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与其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教科书则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媒介。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台湾地区教科书对两岸关系的叙述作一番较为全面的考察，借以了解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基本认知。其中，台湾史教育作为台湾地区历史教育的起点，高中台湾史教材对两岸关系史的叙述尤值得作为研究的个案。
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课纲内容等问题，但如何落实课纲同样值得关注。2004年，根据所谓的“高中历史95暂纲”，台湾史正式成为台湾地区中小学必修的历史课程，在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讲授。本文所考察的教科书即依据该课纲编撰，是台湾地区高中台湾史课程运用时间比较长的一套台湾史教科书。
本文主要选取台湾地区使用量比较大的五种台湾史教科书：康熹版（王仲孚主编，康熹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翰林版（王琪、王健文主编，翰林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南一版（林能士主编，南一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三民版（薛化元编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龙腾版（陈国栋主编，龙腾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等高一年级历史第一册教科书作为个案，比较各版本在两岸关系史问题上的叙述异同，进而分析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在两岸关系史问题上所要灌输的认知及其特点。
一、 台湾史课纲及各版教科书章节架构异同
若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注重地方史教育以提高学生对历史演变的体认，可以弥补“大历史”教育过于宏观的缺陷，本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新世纪前后以来台湾地区高中台湾史课纲的理念，大体源自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且其中含有强烈的疏离“中国史”的倾向。不仅如此，由于教材的编撰不仅需要依照课纲标准，还要经过官方指定的“审查委员”审定，后者被视为“看不见的手”，对于教材的具体内容有着直接的影响。据某版教科书作者回忆，其关于清代台湾的内容原为：“台湾拓垦的区域即南而北，由西而东，不断扩大。台湾早期的开拓的成就……”这一如实的叙述却遭到“审定委员”的质疑：“为何只是开拓而非‘殖民’？”“从任何角度来看从明郑到清代汉人在台湾的移民都是以‘殖民’的形式进行。何以荷西是殖民，日本是殖民，郑氏与清廷在台湾不是‘殖民’？”再如，有作者写道：“澎湖设官……台湾与大陆关系更加密切”，审委回应：“两者有必然关系吗？请查证。”还有在教学设计中建议“参阅中国历朝正史与台湾通史，看看历史上台湾还有哪些别称？”审委的意见为：“难道要学生读二十五史吗？”作者认为从中可以感觉到审委“意气用事”，让人有“脱中国化”的“联想”。可见，以所谓“多元”“去国族化”等理由来回应台湾史教科书的编撰精神，实际上是借之以行“去中国国族化”，建所谓新的“台湾国族主义”目的。然而台湾地区的历史演变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刻意疏离自然会导致史观及历史叙述的扭曲。于是，如何妥善表述两岸的历史关系，成为台湾史教科书编撰者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
不同版本的教科书，由于出版社及撰写者的政治立场与历史认知不同，相关表述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现象在历史教科书编撰史上是不多见的。根据所谓“高中历史95暂行纲要”，高一台湾史教科书大致分成四个单元，分别是“早期台湾”“清代的长期统治”“日本统治时期”“当代的台湾与世界”，并设定了各单元的主题与知识点。在编写过程中，各版本的章节体例差异就比较明显了。
按课纲安排，第一部分“早期台湾”包括“台湾‘原住民’”与“荷、西与郑氏政权”两部分，前者重点为“考古发掘与史前文化”“‘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历史”，后者为“台湾与世界”“郑氏政权”。对此，三民版与南一版基本按照课纲编排；其他三版则分为两章。康熹版虽以“国际海权时代的来临”作为章题目，但分为“海权时代的开启”“郑氏王国的兴亡”两节，这样的处理，或可将“明郑”与所谓“国际海权”稍加区分，从而纠正课纲将“郑氏政权”与“荷、西”并立的做法。而龙腾版、翰林版用“汉人政权”来形容“明郑”。龙腾版还以“台湾走近世界，世界走入台湾”取代“国际海权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将台湾“国家化”；翰林版改为“来自海上的霸权——荷西与郑氏”，更明确地将“明郑”等同于“荷、西”的殖民霸权。显然，后两版与康熹版相反，属于进一步加强课纲将“郑氏政权”与“荷、西”并立的做法。翰林版还将“原住民”称为“岛的子民”，让“原住民”的意味更浓（见表1）。
课纲第二部分“清代的长期统治”，分为“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变迁”“外力冲击与近代化”三个主题，重点分别为“汉人社会的出现”“农商业的发展”“社会状态与社会发展”“文教发展”“涉外事件与台湾地位的转变”“清代近代化的努力”。这一部分，三民版与南一版仍基本按照课纲编排；其他三版则各分为两到三章。康熹版专门列了“治台政策与行政制度”一节，弥补了课纲虽提了“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没有将政治部分作为重点的不足。治台政策与行政制度的内容对于说明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与治理，是不可或缺的。而龙腾版及翰林版虽然布置了两到三章的篇幅，却没有为政治部分专门设节，仅翰林版“建省与近代化”一节中，标题涉及行政建置问题（见表2）。
课纲的第三部分“日本统治时期”，主题为“殖民统治前期的特色”“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战争期的台湾社会”三部分，重点分别为：“统治政策与台民反应”“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殖民地的社会与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皇民化运动等措施”“太平洋战争与战时体制”。从各版的章节结构看，基本依循课纲安排，变动不大（见表3）。
第四部分“当代的台湾与世界”，主题有“从戒严到解严”“经济：成长与挑战”“社会：变迁与多元”“世界体系中的台湾”四部分，重点分别为：“国民政府的接收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民主政治的道路”“国际局势与两岸关系”“经济成长的波动”“国际经济的挑战”“社会变迁”“生活形态的改变”“文化的发展”“网络世界与地球村”。三民版基本依从课纲设计，龙腾版的基调也与课纲一致，其他三个版本则各有异同。康熹版在章节标题里回避了“戒严”与“解严”的提法，南一版与翰林版则跳过上述两个词汇，转用“威权体制”“威权解体”。翰林版不提“战后台湾接收”，只用“战后初期的台湾政局”。对本部分章节的不同处理，大体可见编者对战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不同看法，康熹版尽量避免负面的表述，而南一、翰林两版则比课纲更明确批判国民党的作为（见表4）。
二、 两岸关系史问题叙述的异同
各版本教科书在两岸关系史问题叙述方面存在一些共性，但在篇章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所差异，具体的史事叙述及阐释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以下围绕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比较各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及特点。
（一）不谈或少谈早期与大陆有关的历史联系
在台湾现有发现的早期历史遗址中，有不少证据可以说明两岸的历史交往，其中“十三行文化”颇具代表性。而各版本的教科书对于这一重要历史证据的解读即存在很大出入。康熹版指出“十三行文化”及“茑松遗址”出土的器物有“宋元瓷器”或“宋明瓷器”，“显见此时与中国大陆有相当的交通往来”。（第8页）三民版则指出出土器物有“瓷器及中国大陆钱币”，说明当时与东南亚、中国大陆都有一定程度直接或间接的往来。（第5页）南一版也讲述“十三行文化”出现了东南亚、中国的器物，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中国宋、元、明历朝制造的瓷器与硬陶”，不仅说明“彼此之间颇有互动”，且“北海岸地区很可能是宋元以来中国与琉球之间交流网络中的一环”。（第12页）相较而言，龙腾版将“十三行文化”内容分成“遗址”（第6页）与“文化”（第9—10页）两部分叙述，前者只字不提遗址文物与外界的关联，后者则称：“遗址内还出土一些外来的东西，像是中国钱币、琉璃珠之类，进一步说明了他们已经和台湾以外的文化有所接触。”翰林版以图表方式罗列了台湾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及主要特征，在“金属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一栏中罗列了“十三行文化”“茑松文化”等内容，其特点有“与外地的交流增加”，“出现玛瑙珠、玻璃制品、瓷片与汉人的铜钱、铜腕，显示与外地开始产生交易行为”，“已知道初步炼铁技术，也开始使用金、银、铜等不同材质的器物，很可能是从外地输入”。（第13页）
大陆居民对台湾的早期认识与开发是大陆人民开发台湾的重要内容，但课纲却没有将其列入知识点。五个版本中，只有康熹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台湾记载的情况。（第20页）康熹版与南一版提及了宋元以来中国人在澎湖的活动及设官治理，讲述明代福建沿海居民在澎湖及台湾本岛活动的情况，包括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招徕大陆百姓到台开垦的历史。（康熹版第20—21页；南一版第23页）三民版简要谈及明朝官方曾短暂控制澎湖，但后来采取“墟澎”政策，导致“来自日本、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突破‘海禁’政策，使澎湖成为贸易重镇，而邻近的台湾也是海商活跃之处”。（第13页）而龙腾版及翰林版却有意模糊汉人早期认识与开发台湾的地位，似乎大陆只是多个关注台湾的地区之一，并无特殊性，甚至容易造成晚于欧洲人的印象。如龙腾版言：“中国的古籍曾经记录过一些地名，诸如‘夷洲’‘流求’‘毗舍耶’之类，有人说是指台湾，但很难下一定论。即使是真的，相关记述也很模糊，而且这种接触也是久久一次，并非常态。”（第21页）翰林版则首先讲17世纪欧洲人在台湾的活动情况，次谈日本，最后才述及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第22—23页）
即使在荷据时代，台湾开发的主力亦是来自大陆的汉人。关于这一史实，康熹版如是陈述：“惟荷人在台人数不多，为解决劳力不足问题，乃招募中国大陆闽粤沿海居民开垦，除派遣船只运送渡台外，并以免税、提供土地及生产工具等优惠措施吸引其渡台……经过汉人辛勤开垦，台湾米糖栽种面积及产量多有成长。”（第23—24页）南一版称当时移居台湾的汉人“为数不少”，“荷兰人招徕不少中国东南沿海的汉人协助开垦，种植稻米、甘蔗”。该版还借用所谓“共构殖民”的理论，指出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常须与汉人合作，“故称汉人是统治的协力者”。（第27页）三民版也叙述了荷兰人招徕大批汉人赴台开垦，尤其1640年代大陆的战乱及饥荒，使得“汉人移民大量增加，开垦面积也迅速扩大”。（第17页）龙腾版虽然列了“汉人与农业发展”的专目，但不能充分体现汉人移居的规模及开发的功劳：“多数汉人的生计还是经营农业。荷兰人把他们占据的原住民土地，发放给汉人耕作。汉人种稻及甘蔗，并且进一步制糖。稻米使台湾本地的粮食日渐充足，蔗糖则成为本地的主要出口品……在荷兰人的推动下，汉人也试种过蓝靛植物、生姜、棉花等作物，可是没有成效，但也看出其发展农业的努力。”（第28页）翰林版更为简要：“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东印度公司将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称为‘王田’，然后按‘甲’计算（每甲大约十亩）分租给当地人，主要是来台垦殖的汉人。”（第27页）“荷兰人在台湾的农业经营，主要的劳力来源是汉人移民。”（第31页）
（二）凸显清廷“外来政权”或“治台不力”的形象
翰林、南一、三民、龙腾四个版本的教材基本延续清前期官方消极治台的观点，没有说明清廷将台湾正式纳入版图的历史意义，反而用大量篇幅讲述“弃留之争”。此外，对于清廷的治台措施的叙述存在较大差异，所呈现的清朝统治者的形象也不同。南一版、翰林版注重讲述相关史实，基本未对清廷的治台措施做较深入的分析。在龙腾版笔下，官方与民间判然两分，该版强调清代台湾的开发归功于民间自主努力，与官方关系不大，给人以清廷在台湾开发问题上作为旁观者的印象：“清朝统治时期是台湾土地开发的最主要阶段。不过，所有的拓垦事业几乎全都出自民间的努力，政府只是站在审核的立场，加以监督及征税而已。”（第54页）“移民从事土地的开垦以开展农业，水利建设为其关键性要素，但如同土地开发的情形一样，政府也只是扮演核准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只在发生纠纷时才介入干涉；特别是水利开发牵涉到族群冲突时，政府才比较关心。”（第56—57页）即使有官方提倡与介入，该版还要说明民间作用更大：“其中也只有曹公圳在初步兴修的阶段，曾由官府提倡，并且提供部分资源，不过民间投入的规模可能更加可观。”（第57页）相较而言，三民版强调清廷治台的目的决定其施政的重心，但并非不关心地方建设：“在消极治台政策下，国防与治安是清廷考虑是否调整台湾行政区划的重要关键，其次才是地方开发程度与财政收入。”（第29页）康熹版解释了清廷治台不力的原因：“整体而言，清廷治台初期政策多显消极保守，吏治亦普遍不良，究其原因在于来台官员心态不健全，谓来台任官乃苦差事，且任期一到即可内迁，故在台任职多收规费、吃空缺、卖武器，敷衍塞责。此外，负责考核驻台文武官员之总督、巡抚多在大陆内地，监督考核松散。再则，清廷治台政策多以武抑文，驻台文官少于武员，且因体制上总兵与道台职权有重叠之处，总兵位高权重常侵文官职权，致政务难以顺利推展。”（第44页）三民版也认为：“在清廷消极治台的政策下，台湾的行政区划与官员配置不足，是行政力量无法有效控制台湾的重要因素。不仅体制上编制不足，而且许多地方官都驻在府城，并未赴县治。诸罗、凤山两知县一直到朱一贵事件以后，才分别赴县治上任，可以看出政府机能未能有效运作的现象。加上台湾地处帝国边陲，制度不上轨道，给予胥吏差役需索的空间，吏治更形败坏。在大清帝国体制下，县以下必须仰赖士绅阶层的协助，才能有效进行社会控制。清领初期，台湾尚未形成士绅阶层，不仅不利于社会控制，也难以制衡贪官污吏。贪官污吏的需索，使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这也是当时台湾社会分类械斗民变层出不穷的重要因素。”（第40页）
（三）淡化晚清台湾历史变迁的中国史背景
近代以来，影响台湾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与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有密切的关联。康熹版指出近代台湾地位变化的背景：“十九世纪中以降，清帝国受到西方势力的挑战，逐渐打开视野。原是清帝国边陲地区的台湾，因为位于东亚地区的枢纽位置，又有丰富的资源，战略位置优越，所以受到列强重视，屡受外力冲击。因此也使清廷开始重视台湾，积极建设，成为近代化的先锋。”（第73页）南一版言：“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因此欧美各国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往往借口采购基隆煤炭及航行安全等，要求台湾开港通商。”（第67页）翰林版对于中英鸦片战争的描述着墨最多，但其开头仍将台湾与大陆两分叙述：“当台湾社会正以一种强劲生命力往近代化、商业化的方向演变过程中，中国大陆的清朝政府，也面临传统制度迈向近代化的阵痛与困扰。”（第76页）三民版则只见台湾不见大陆：“鸦片战争以后，英、美两国对台湾的兴趣最为浓厚。由于台湾位居东亚航运的要冲，基隆附近又产煤炭可供船只补给，英国曾企图来台购煤，并争取采煤权，但事未成。而美国舰队司令伯理（Perry）也曾派人来台调查，并赞成占领台湾，事虽不成，却是台湾开港之前外国对台湾怀抱浓厚兴趣的重要事件。”（第50页）龙腾版同样不见大陆：“早在1860年之前一二十年间，英、美船舶就已经频频造访台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台湾的特产——樟脑。由于樟脑在当时为政府专卖的商品，非经授权不得买卖，而卖给外国人则根本不合法，于是英美商人就勾结台湾的不肖商人，进行非法的走私交易。更严重的是外国商人还拿鸦片来支付樟脑的价格，这一方面浪费台湾人民的金钱，另一方面也损害他们的健康。”（第82页）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台湾曾几番招外敌侵扰，其中“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两次事件的影响最为深远。前者促成台湾建省，后者则导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关于中法战争与台湾的关系，康熹版、南一版、三民版、翰林版均简要述及中法因法国侵越而爆发战争，法国为迫使清廷屈服，将战事延伸至中国本土，谋取台湾的来由。而龙腾版则仅言：“清法战争肇因于两国在越南发生的冲突，战役波及台湾。”（第87页）五种教科书都没有说明中法之战的性质，但龙腾版的笔下，台湾更有被“无辜”波及的意味。而中法战争结束后，因台湾等地屡招外敌侵犯，清廷决定加强包括台湾在内沿海地区的海防建设，这是台湾建省的重要背景，但这一问题在这些教材中也基本未被提及。
甲午战争与乙未割台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康熹版、南一版、三民版、翰林版仍是简要叙述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问题而起，但没有说明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深远影响。翰林版虽有比较战前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建设情况，以及日本处心积虑的对外扩张准备，但却将台湾地区与中国并列提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便走上对外扩展的道路；朝鲜、中国、台湾，都是他们积极谋求的目标。”（第91—92页）
（四）台民抗日斗争民族精神与祖国情怀的不同叙述
台民英勇的反割台斗争及后来的武装抗日斗争，在在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情操。康熹版、南一版与三民版正面地描述了台民英勇抗日的斗争历程及其回归祖国的政治目标。三民版指出汉人的武装抗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乙未反割台的延续，“乃是由于日治初期的失政而招致民怨、总督府新经济管理措施剥夺台人的既得利益和工作机会，以及不少台人仍存复归中国及防卫自立的念头等原因，1895年末以迄1902年之间，各地仍不断有武力抗日的事件发生”；第二阶段武装抗日再起，除了日人的压迫，“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鼓舞了1912年以后部分的抗日行动”。（第65—66页）而龙腾版将台民武装抗日运动分为“改朝换代形态的反日抗争”和“不满殖民体制的反日抗争”两个阶段，具体内容较为简略，且特别突出抗日运动的负面形象。如前一阶段重点举了“抗日三猛”之一柯铁虎的事迹：“云林制纸工人出身的柯铁虎与一群朋友，打着‘十七大王’的名号，组成一支抗日游击势力，盘据在云林与南投交界处的大坪顶。经过总督府的招降劝诱，有些成员投降归顺。柯铁虎则被其余徒众推举为新的领导者，他以‘奉天征倭镇守台湾铁国山总统各路义勇军’的名义发布抗日檄文，向当地居民收取各种名目的保护税作为军饷，俨然成为地方上的独立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武装抗日活动，以抗日为名而向地方居民强收保护税的做法，使部分民众产生强烈的反感，影响到民众对他们的支持。”（第109页）后一阶段以1912年的“林杞埔事件”为例：“于是有十二名心怀不满的农民，在一位算命师刘乾（？—1912）的带领下，攻击附近的顶林派出所，并且杀害了两名日本巡查（警察）。”（第110页）翰林版则强调乙未反割台的斗争，除了清军外，台民是“基于保乡卫土的意识”组织义勇军，参加武装抗日。（第97页）
随着日人对台殖民统治的稳固，受世界“民族自决”思潮及大陆民族革命运动、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台民的武装抗日斗争转为非武力为主的民族民主运动。但在叙述台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时，除了南一版描述1913年的苗栗事件时，阐明了主事者罗福星身份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员，且是“继承中国革命的革命党人”，（第86页）以及三民版谈“台湾文化协会”时，相对正面地描述了民族运动领导人物蒋渭水受大陆影响：“‘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之初，成员的思想主张即不尽相同。其后，主张体制内合法政治抗争、推动文化启蒙的蔡培火等，受辛亥革命影响较深、追求全民运动的蒋渭水等以及主张社会主义、农工运动的连温卿等人之间逐渐对立。”（第84—85页）其他四种版本的台湾史教科书在正文中均较少或者没有提及这一系列运动与大陆的革命运动的关系。
1920年代，台湾地区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在“台湾文化协会”等团体的发起与组织下也出现了一场“新文学运动”。康熹版、南一版、三民版论述“新文学运动”的背景时，明言其与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台湾在日治初期传统诗社林立，也群集了不少庸俗、浅薄的旧文士，令新知识分子不满，加上一次大战后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遂如火如荼展开新文学运动。”（康熹版第115页）“在文学上，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新文学运动于1920年展开。”（南一版第109页）“受到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风潮、中国新文化运动及日本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台湾也展开了新文学的发展。”（三民版第88页）其他版本则重点强调两岸差异，或只字未提大陆新文化运动。如翰林版没有回避台湾“新文学运动”与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但重点谈的是两岸的差异：“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浪潮的冲击”，“相较于中国在1910年代后期展开的‘五四白话文新文学运动’，提倡启蒙与救亡，台湾新文学运动，除了具有启蒙的意义之外，还包含对殖民统治的抵抗”。（第122页）龙腾版在“台湾新文学”部分只字未提大陆新文化运动，而在讲台湾美术时，特地说明：“在日治时期近代化教育的洗礼下，台湾的美术打破过去纯粹承袭传统中国的文人画风，加入了西洋画、日本画的技法与写生的概念，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第141页）实际上，日据时期台湾的思想文化不仅没有刻意脱离中国，在“新文学运动”中还重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关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台湾美术文化的近代化同样不是割断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相反有不少画家追求融合中国传统绘画与近代东西洋技法的趋势。
（五）战后中国政府恢复台湾主权的历史及法律合法性阐释
自台湾被强行割让给日本后，两岸同胞都未放弃收复台湾的努力。晚清以来，不少台湾同胞回国参与革命及抗日活动，以早日实现祖国收复台湾的理想。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时，便着重表示废除与日本签订的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二战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台湾主权。而在本文所考察的台湾史教科书中，除了康熹版外，其他版本对中国政府收复台湾主权的史实及法律基础的叙述，却显得含糊不清。康熹版指出：“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肇建，然而自民国六年（1917）后，即陷入南北分裂、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直至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始统一中国，并由蒋中正（1887—1975）实际领导。由于内战不断、列强侵略，中华民国政府无暇顾及‘台湾问题’。民国三十年（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昭告废除前此两国所订之条约，开启战后收复台湾的契机。民国三十二年（1943）11月，中、美、英三国领袖蒋中正、罗斯福、邱（丘）吉尔集会，会后发表《开罗宣言》，列举战后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华民国的意向。此一意向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的《波茨坦宣言》中再次确认。”（第138页）龙腾版提到了《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表示：“然在未作签署的情况下，《开罗宣言》并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却为日本战败后，台湾的归属，作出明确主张。民国三十四年（1945）美、英、中、苏发表《波茨坦宣言》时，再度重申《开罗宣言》的主张。这两个宣言为战后由中华民国接收台湾立下基础。”（第163页）。上述史实内容，三民版、南一版与翰林版只提及《开罗宣言》。三民版表示：“所谓《开罗宣言》虽不是正式的条约，但是在会中罗斯福总统支持国民政府战后取得台湾。”（第106页）南一版：“民国三十二年（1943），中美英三国领袖举行开罗会议，主张台湾、澎湖由中华民国收回。”（第128页）文中没有引述《开罗宣言》的内容，甚至没有提到《波茨坦公告》，更没有追述《开罗宣言》前中国政府早已提出收复台湾的历史渊源。五种教科书中，康熹版与南一版明确了台湾应“归还”中国或中国应“收回”台湾的性质，三民版则用“取得”一词。龙腾版虽用“回归中华民国”作为小节标题，但强调《开罗宣言》“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让该版的观点显得暧昧。
（六）关注当下两岸关系的和解，争取台湾发展空间
关于战后及当代部分的台湾史，本文所考察的五种教科书均有较多篇幅讲述两岸关系演变，基本都肯定两岸关系由紧张走向和解的趋势，同时关心台湾自身的发展空间。此外，对近年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态度尤其可见其对两岸关系的认知。总体而言，它们表达出希望抓住大陆发展的机会，又担心受制于大陆的复杂心态。如康熹版：“最近，台湾经济面临许多新的考验……此外，两岸签署ECFA后，台湾的经济虽稍有复苏，但从此中国市场的荣枯也将影响台湾，加上中国仍不放弃统一台湾，经济依赖中国过深之风险实应未雨绸缪。”（第167页）三民版：“目前相较于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仍然名列前茅，如何分摊风险，成为重要课题。”（第132页）龙腾版：“台湾社会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不仅面临资金、人才与技术的流失，而中国大陆透过‘以商逼政’的运作，也使台湾的‘国家主权’有被限制与扭曲的风险。”（第201页）翰林版则更显矛盾：“民国90年，大陆投资政策由‘戒急用忍’转变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在‘南向’与‘西进’之间，‘开放’与‘管理’之间，政治、经济相互纠缠，政策方向仍不够明确。”（第177页）南一版则在“课后活动”中，设计两岸经贸关系利弊得失的讨论，究竟台湾应该“大胆西进”，“以谋取企业与国家的最大利益”；还是担心西进会“淘（掏）空台湾的经济根基”，主张“戒急用忍”？（第176页）
三、 结语
各版本教科书受制于台当局颁布的课程纲要的规定及专门的审定过程，在两岸关系史问题叙述方面不免存在一些“去中国化”的共性，但在篇章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所差异，在具体的史事叙述及阐释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
自从大陆人民发现并逐渐向台湾迁徙，台湾史就成为整个中国史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多数台湾史教科书却有意淡化、回避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或明或暗贯穿台湾史教科书的是寻找“台湾意识”的缘起。以南一版台湾史教科书为例，该书开篇便以“移民的新天地”“政权更迭频繁”“海洋性格显著”“多元的文化内涵”作为台湾史的特点。（第6—7页）这四个特点中，把来自大陆的因素诠释成影响台湾的多重势力的一支，如“移民”“族群”的一部分，统治台湾“政权”的一部分，“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把台湾界定为“海洋性格”，而大陆则限定为“农业性格”，故台湾“有别于中国农业体系保守的性格”。再以龙腾版为例，该版在淡化台湾史的中国色彩时，十分注重挖掘“台湾意识”或“台湾本土认同”的历史依据。在清代台湾史中，其着重分析了台湾汉人社会“内地化”与“土著化”问题，指出“在接近‘日治’时代的前夕，台湾的社会文化越来越靠近中国的儒家社会，但是对本土的认同也同时加深”，这是日据时代多数台湾人选择留在台湾的原因。（第91页）在谈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化协会”时，没有讲协会领导人蒋渭水深受大陆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有“台湾的孙中山”之称，且该协会的活动有着浓厚的“中国意识”，只是介绍“‘文协’在反殖民体制运动上的基本诉求，除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也强调‘台湾是世界的台湾’”。（第127页）同时，该版还认为日人建立的台湾交通网，“有助于台湾民众打破过去的原乡情结，逐渐酝酿出‘岛内一体’的概念，造就了‘台湾人’意识的萌芽”。（第118页）该版的结语揭橥其立意：“有文字直接记录的台湾历史，大约是四百年左右。四百年来台湾的历史命运，虽然有如‘雨夜花’般的坎坷，但是台湾民众面对挫折却从不放弃，以‘望春风’的态度，深信‘一枝草一点露’，都有其努力不懈的理由。这就是‘台湾精神’背后的真谛。”（第226—227页）
此外，所谓台湾文化乃“多元文化”的观点，也充斥于各版台湾史教科书，其意涵同样是借此降低“中华文化”的地位，用“台湾文化”包容“中华文化”。龙腾版言：“战后，追随‘中华民国政府’来台的大陆民众定居台湾之后，从饮食文化开始，‘中华’的特质借由通婚、交流，已逐渐融入到台湾社会各个角落，成为台湾社会文化的一部分……1980年代以后……无论是外籍劳工或是外籍配偶，新的异质文化逐渐与台湾的本土文化合流，为多元的台湾社会注入了另一股新活力。”（第226页）
从结论部分可以看出，依循课纲提出的“针对未来世界与台湾之前景作一前瞻性的讨论，特别应提到网际网路世界形成以及地球村概念等议题”，各版台湾史教科书对台湾史的总结与展望，提出所谓“立足台湾，面向世界”，回避与大陆息息相关的历史命脉。翰林版言：“本土化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则是全球化的浪潮也汹涌而来。本土与世界，分别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起点与终点，本土化问的是在地的特色，全球化则着眼于世界的共相。”（第205页）龙腾版则言：“当民众为了寻求失落的自我而走上‘本土化’路线的同时，如何与国家整体的‘国际化’发展，并存共荣，将成为今后台湾社会的新课题。”（第225页）南一版的提法比较笼统，指出“应关怀人文与环境现状的破坏，并积极面对台湾在全球化趋势下的自我定位问题。”（第175页）对此，康熹版用“必须学习尊重多元文化，以理性和平的方式消弭冲突，相互合作”，主张应与岛外社会保持交流合作，多少表达了与课纲不一样的意见。该版言：“自十七世纪开始至今的四百年间，台湾历史经过了一波接一波的变动……台湾已成为‘地球村’的一员，在面临‘全球化’的今天，必须学习尊重多元文化，以理性和平的方式消弭冲突，相互合作，共同解决未来面对的困难和问题。”（第192页）
应该说，上述回避与大陆历史联系的倾向，与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态有很大关系。考察历史教科书不能忽视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的课纲制定者和教材审定者的影响。有论者指出，“95暂纲”宣称的“多元”“去国族化”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中国国族主义”，同时“悄悄”建立“新的国族史观”。由于课纲的限制，不少两岸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被忽略。比如，五种版本的教科书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李友邦、谢南光等不少台湾志士来大陆参与祖国抗战的历史只字不提。
但即便如此，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不同版本的台湾史教科书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差异。这一方面说明台湾历史的演进本身即是中国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中国史的视野，难以说清台湾历史变化的渊源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从课纲制定到教科书的编撰，甚至到教材选用及课堂讲授，或显或隐，都存在着不同史观与政治立场的斗争，反映了台湾社会政治与族群认同的纷争。部分教科书编撰者出于其政治考量，剪裁史实，通过选择内容、阐释观点，以塑造不同的两岸关系形象，却产生了一个与历史脉络差距甚远的历史叙述。相较而言，即使受到课纲及审查委员的限制，康熹版等台湾史教材仍有意识地增补部分被课纲屏蔽的反映两岸关系历史渊源的内容，并较为正面地叙述两岸间的历史往来。据笔者了解，依照“95暂纲”编撰的台湾史教材中，康熹、三民、南一等版在台湾中学中较受欢迎，其中原因，除了出版公司的市场手段等因素外，与教科书编撰的本身特点，包括是否符合一般历史认知、客观地反映史实等，或有较大关系。毕竟，越否定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就越难以与中国史等部分的教学衔接，也自然无法赢得中学师生的认可。有老师谈到：“台湾史不可能跟中国史切割开来，台湾史跟中国近现代史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台湾的未来跟中国的未来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会希望学生站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史。”
无论如何，虽然不能过分夸大历史教科书的作用，如有台湾教师坦言，教师的政治取向影响更为直接，但同一个地区，根据同一课纲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史实与史观，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很容易让民众历史认知混乱、迷失，这多少背离了历史教育所要完成的凝聚共识、培养认同的目的。总之，如何重构新时期的历史认同，成为台湾史教科书的难点。台湾史教科书体现出来的“去中国化”的“本土化”倾向，不但歪曲两岸历史上的紧密联系，还会进一步撕裂当下岛内的族群关系，如吴展良等人所言，自我“窄化”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分裂与否定。因之，台湾中小学历史教育当前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与台湾社会的历史认同及意识形态的纷争有着紧密的关系，反映台湾社会对何谓“台湾主体性”仍缺乏基本的共识。有论者呼吁：“历史教育改革的诉求、历史思维能力的建立不应模糊于国家主权认同争议之下。”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处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即如何既要呈现“台湾主体性”，又要承认“台湾与中国密切难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