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云南鸦片流毒，影响深远。当时云南鸦片的消费市场，大致由两大部分构成，即省内消费和流向省外市场，而以流向省外居多，从而使其生产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近代云南鸦片的广泛种植及其空间不平衡性特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但作为具有鲜明“外向型”特征的特殊经济作物，外销市场及其运销格局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其种植与外销是互动、互促的。
近代云南鸦片流毒之严重，影响之深，就全国而言，几无出其右。因此，但凡研究中国近代鸦片问题者，或多或少都会对云南鸦片问题有所论及；此外，对云南鸦片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论者或对其进行整体性史实复原，或就其某一方面进行论述，如考订种植面积、考察产销路径、探讨流毒成因、分析社会影响，等等，已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论及近代云南鸦片何以大规模种植时，论者多从供给面进行分析，强调边陲区位特征和地理环境的适宜，以及云南地方财政对鸦片的严重依赖和种植鸦片有利可图。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农民种植鸦片，除留少数自用自吸外，多数是要售与市场的。因此，如果市场没有需求或需求不足，无论边陲区位特征和地理环境的适宜多么有利于鸦片的广泛种植，农民也不会大面积种植鸦片，鸦片税自然不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正因如此，笔者以为，对近代云南鸦片广泛种植成因的探讨，除了从供给面进行分析外，还有必要从需求面再加以审视。
一 、近代云南鸦片的种植扩展与市场格局
有研究早已指出：“道光初年，滇省即有种植罂粟花熬为鸦片者，而沿边夷民私种最多”，但因其种植面积不大，又局限于边境一带，毒害范围有限。道光十九年（1839），御史陆应谷上奏云南“通省栽种罂粟之地甚多，故吸食鸦片烟之风愈炽。彼富民、呈贡、禄劝等县，附近省垣，尚有奸民偷种，而蒙自、广南、开化、景东、赵州、蒙化等各府厅州县，地方寥廓，接壤边陲，昔种豆麦之田今成罂粟之地。”由此可见，云南鸦片的种植区已扩展至滇中地区，并已不限于在山地种植。清朝末年，清政府财政拮据，为了充盈国库，开启了鸦片征税的滥觞，罂粟的种植被默认合法。云南罂粟的种植规模迅速扩大，无论边区或腹里，山区或坝区，几乎都有鸦片的种植。而至20世纪30年代，云南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均有一定规模的鸦片种植。
伴随种植区域的扩展，云南鸦片种植面积快速增加。据秦和平的研究，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1893-1898年约为30万亩，1899-1908年约为70万亩，反映出云南鸦片种植的阶段性增长特征。民国年间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相关研究都认为超过了100万亩。1924年至1926年时，官方公布的全省鸦片种植面积为100万亩，但李珪以禁烟局有“但据实地考察，而隐漏者不止一倍”一说，而认为此时云南鸦片的种植实际上已有200多万亩。秦和平曾认为“民国年间云南全省的罂粟实际种植亩数约在120-130万亩之间”。对此，黄芳芳认为“相形之下，秦和平的推论更加合理”，但笔者以为，秦和平所论基于“有案可稽”即主要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然因烟禁涉及官员利益，隐而不报、少报自是常情，从而使得实际面积定然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出不少。禁烟局认为“隐漏者不止一倍”,即使有所夸大，但对此说也不能完全无视，或正因如此，秦和平在后来的研究中才有了这样的表述：1928年，云南禁烟局汇总全省历年最高额定烟亩数为106.8万亩，“对此数据，我们基本上认可，但考虑存在少报或漏报等因素”，“种植面积在120-130万亩之间；最多时，面积可能超过150万亩。”如此，笔者以为，也正如秦和平所指出的那样，“云南各地的鸦片种植面积并非一成不变”，则在顶峰之时，所谓“超过150万亩”，即使没有达到200万亩的数量，也可能比较接近。因此，考虑到烟禁即政策、市场即供求关系等会使种植面积总是处于波动之中，将民国时期云南鸦片种植的面积定在100-200万亩之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作为一种特殊经济作物，近代云南鸦片种植区域扩展和种植面积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需求持续旺盛的结果。
所谓“有清末叶，烟禁开放，邑中因病吸食成瘾者，百人中五六人。迨光绪间普遍种植，以自产之便，无论城乡僻壤，士农工商均多吸食”，除个别民族外，如佤族尽管“种植罂粟，但他们并不吸食鸦片，他们所生产的大烟是作为商品向外出售”，农民一般都会将生产的鸦片留一部分以自吸，如“禄村本是个产烟区，生产的烟非常好，自产自用，不消花钱”。但农民种植鸦片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农民消费的鸦片只是其所产鸦片中很小的一部分，农民不是鸦片消费的主体。
1838年，御史郭柏荫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云南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贩、军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此“十居五六”或许因其所论意在禁烟，而有一定的夸大，但也说明早在鸦片战争前，云南城镇官吏绅商等阶层吸食鸦片之风盛行，消纳了不少本省所产之鸦片。清代末年，吸食鸦片人数大量增加，据外国观察家报道，云南除妇女、小孩外，几乎人人都吸烟，吸烟人数占全省的60%左右。有的地方甚至更甚，如安宁，“宣统前后……城里开烟馆的有三十多处，各乡街子上，甚至多数村寨都有烟馆，茶铺里都设床卖烟……当时，五十户人家的村庄，至少都有十多户有瘾……就以我们大菜园村来说，全村有四十五户人，就有四十七罩烟灯，只有四户不吸烟。”民国时期，以1931年为例，云南全省的烟民约有110万人，各行各业均有不少人吸食鸦片，因而各地，无论城乡，烟馆林立。如昆明县属莲德镇“本乡各村综计不过户口七十余户，而开设烟茶馆者，竟达二十余家”，晋宁“于民国年间烟毒流行，城市及多数乡村都有茶铺，茶铺楼上就是烟馆，白日夜间都有人去吹烟”。又如呈贡，“在民国九年至二十三年（1920-1934），可以说家家都种鸦片”，“村里的人普遍抽大烟，每个村子都有几家烟馆。杜家营仅三十多户人，就有两家；大村七八十户人，就有三四家；子君乡三百多户人，就有六家。男的几乎都吸上瘾。”庞大的烟民数量成为云南鸦片消费的重要力量，大量的云南鸦片在省内即被消费，“以昆明之微，人口不过十四万余，据说每日要销熟烟约八千余两”。
尽管如此，但云南人口数量毕竟有限，市场容易饱和，因此，从需求上看，云南鸦片种植与生产的持续增长，省外市场所起作用似乎更大。“西字报云，前二年间，中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十六万五千担，余皆分运近省”，即产出一半以上外销他省。后来外销之数又进一步增加，“滇省现业土药者，约数万人，多系小贸，由外州县贩运进省，转售外省行商，内销之土，百无一二”，“全省各厅州府县年产土药一项，每年种多种少，收入丰歉，均无一定，若以通省计之，销售外省之土，约在一千万上下，而坐地销售者，亦在三四百万，至迤西以及各府厅州县边地所产之土，未经运销本省，向来就近分售邻封省份，数目无可稽核”。
由此看来，近代云南鸦片种植与生产，其外向型特征突出。因省外市场需求畅旺，鸦片长期为云南出省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正因如此，《云南地志》才说：“云南商业之出口者，土药为大宗，个旧锡次之”，海关贸易报告亦言“：锡与土药出产日多，则出口货物日见加增”，“查云南全省土产出口者只大锡、土药为大宗，余均微少”。
二 、近代云南鸦片的外销市场及运销路径
云南鸦片外销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其各相关区域市场往往彼此联系而又地位有差，共同构成了云南鸦片的外销网络。
（一）云南鸦片的国内运销
1.云南鸦片运销两广
云南鸦片“最好销场则在两广”，据1893蒙自关贸易报告，“云南通省之烟土每岁约卖五万余担”，其中运两广销售14000担。但两广当中，以销往广东为主，广西主要是过境，消费量相对较小。
云南鸦片运销两广的路线，一为由富宁经那坡、靖西、龙州入钦州、廉州等地；一为由广南经剥隘到广西百色；一为由罗平经西林、田林等地到百色，再经右江到南宁、梧州，分流到广州等地。其中，百色为云南鸦片流向两广的集散地。
此外，云南鸦片销售两广还有经越南一途。该路在滇越铁路未通以前，主要走红河水路将鸦片运至越南海防，再装船走海路，或至北海销往广西，或经香港销往广州等地。但红河水险，以致此路运输并不比以上走国内的路线更具优势。滇越铁路通车后，因其快捷、安全，经滇越铁路输往两广的鸦片开始增多。
2.云南鸦片运销两湖
湖南、湖北很多地方气候、土地均不宜于鸦片的生产，产量相对较少，是川、滇、黔鸦片的重要输入地区。此外，两湖还是云南鸦片外销的重要门户。经水陆联运输往华东、华南、华北的云南鸦片，主要经湖南、湖北转运，汉口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中心。云南鸦片进入两湖主要路径有以下三条。
其一，经贵州往两湖。这是一条陆上通道，在近代，被称为“湖广大道”。其“以汉口为起点，经洞庭湖边之岳州、穿湘、黔而入滇，全部系陆路运输。自汉口至昆明，约需时四十日。商品多由牲口付托”。因经过广西进入云南的捐税重，陆运线路比较长，所以，在云南开埠前，这条商路是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鸦片是此路上贩运的重要商品。
其二，经广西往两湖。从云南剥隘起，经广西百色、梧州至桂林，再由桂林出发经兴安灵渠，沿湘江顺流而下，经永州、衡州等地进入长江，然后继续由湘江北上，经岳州到达武昌。在20世纪30年代，云南“庆正裕”商号，就是沿此路贩运鸦片到湖北的，“各栈办付大烟，运到昆明后，另行收拾包庄。如蒙化、弥渡、楚雄、三街等地之货，颜色较好，做成‘纸皮货’为汉庄，每包关秤50两，由广西付长沙、汉口销售”。
其三，经四川往两湖。在近代云南与四川的贸易路线有三条：经邛州、雅州、清溪、建昌、会理至云南元谋为西线；经五尺道、石门关入滇东北为中线；经泸州、叙永下南道入乌蒙为东线。中、西两线由于“回乱”相继衰落，东线成为川滇重要通道。商品到达叙州后，船运经泸州、重庆、宜昌等地，最后达到武汉。在1891年重庆开埠前，宜昌是连接长江上游和中游的主要通商口岸，是华中和西南两大经济区的中转枢纽。云南鸦片从昭通出发，途经四川宜宾、重庆、万县，最后到达宜昌转输长江下游和华北地区。自重庆（1891年）、沙市（1895年）以及万县（1917年）相继开放，宜昌的转口贸易优势被削弱，云南鸦片主要通过重庆运销两湖。
3.云南鸦片运销上海江浙一带及华北地区
沿运销湖北的路线，云南鸦片除在两湖市场销售外，以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为集散点，还被转运到上海江浙一带及华北地区。对此，上海港贸易报告就曾指出，1868年进口鸦片价格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使市场未能保持较好价格的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罂粟种植面积大为扩大，目前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中国生产的鸦片从汉口运到上海”。由其足以影响上海鸦片市场价格来看，云南鸦片经汉口流入上海等地的数量非常可观。尽管如此，却并不能认为“云南外销鸦片，主要经重庆运往上海”。这是因为，虽然“全中国都在发生以中国鸦片逐渐取代外国鸦片的情况”，但在上海，国产鸦片没有对进口鸦片形成明显的替代作用，云南鸦片在上海鸦片市场的占比不会很高。
除此之外，中法战争结束后，开通红河水路，便捷了云南与香港之间的贸易。20世纪初，滇越铁路的修通进一步密切了云南与香港的联系，运输量大大增加。而上海是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市场，鸦片是其中大宗商品之一。由此，云南鸦片出口越南，其中即有部分经香港运抵上海。经香港转口到上海一带的云南鸦片，除在本地消费一部分外，少量被分销到华北地区。
4.云南鸦片运销康藏地区
从下关、大理经丽江、永北(今永胜)至会理,一路北上经西昌到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为近代滇康主要商路。近代云南商人最早到康区投资设号的是滇西北商人,经营滇康贸易的商号大都经营鸦片贸易。
丽江是滇藏贸易的枢纽，滇藏贸易主要通过两条路线进行。一条由下关、丽江，经阿墩子（德钦），达打箭炉（康定）进入西藏；另一条路则假道境外，由滇西出缅甸，乘船至印度加尔各答，经陆路进藏。近代以来丽江、中甸、鹤庆等地滇籍商人在西藏开设商号，他们的出口业务除了茶、布匹、铜铁器外，还涉足鸦片的贩卖。
据相关研究，丽江至康定之间，因“无雪山阻隔，来回只需80天，一年可走三四次，多时一次可运鸦片300驮。每驮可驮鸦片约2200两，那么总重就是66万两。”由此可见，康、藏地区，因地理之便，也是云南鸦片重要的消费市场。
云南鸦片输入康、川，除在本地消费外，还曾被转运到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光绪五年（1879）军机大臣奏称“秦、陇等处烟土，均有滇、蜀入汉中贩运而来”。特别是在1879-1885年间，左宗棠在西北地区禁种鸦片，以及回民起义的影响，西北地区产烟较少，为云南鸦片大量进入西北地区提供了机会。但在1885年后西北地区所产鸦片已逐步实现自给自足，云南鸦片销往西北地区随之减少乃至不再运销该地了。
综上所述，两广是云南鸦片最主要的外销地，其中，广西主要是过境，所谓销往两广即主要销往广东，而过去广东是“洋烟”进口的前沿，大量云南鸦片连年销往广东，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进口替代作用；两湖地区不仅是云南鸦片的重要销场，更为重要的是，汉口作为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中心，云南鸦片分别经贵州、四川、广西汇集汉口，再经汉口顺江而下运销上海等地，又以上海为中转，运销江浙等华东省区；且运销上海的云南鸦片，通过上海—天津埠际贸易，再经天津集散，销售到华北部分地区。由此可见，近代云南所产鸦片，虽不能说遍销“天下”，但已销及大半个中国，在国内形成了以西江、长江为主要运输通道东下两广、华东，北上华北、康藏的市场与运销格局。
（二）云南鸦片销往国外
云南种植罂粟始于边地，就距离而言，“云土”销往邻邦更为便捷。由于迤南鸦片质量上乘，以及鸦片的高商品率，能够为边民换取更多的生活必需品，逐渐成为传统边民互市的主要商品。
1889年云南蒙自开关后，每年输往越南的云南鸦片在蒙自关贸易报告中都有反映，为蒙自关出口越南的重要商品。为此，越南的东京鸦片公司与云南签订了长期的贸易合同。其运销出境以走红河水路为主，各地鸦片先聚集于蛮耗，然后装船走水路在越南保胜售于东京鸦片公司。
销往越南的云南鸦片除东京外，还分销西贡、北圻等地。光绪十九年（1893），蒙自关贸易报告说：“土药本年出口三百六十一担，较上年二百三十二担多五成六”，“由保胜采买华土运至西贡交总局熬好，分散各关发卖。”此外，云南鸦片还经广西龙州运往越南北圻，“北圻地面有法国公司专卖土药，不准他人往卖而贩，客遂不能明造此项生理，顾皆潜绕走私，查龙州所用土药计有三种，从云南省广南府来者一种”。
云南鸦片出口越南，虽多经蒙自海关进行，但也有少量是经思茅海关进行的，如1908年思茅关“土药出口共计五担，全往越南”。其多从猛烈、易武两分关走旱路出境，“土药本年出口有二百五十斤，过猛烈、易武两分关，出越南土药必有多多，惟偷漏甚众，无术禁之”。
因地理之便，云南鸦片经思茅关销往老挝（南掌），如1902年，“土药本年出口有四百五十四斤，过猛烈、易武两分关，运往南掌”。输往泰国和缅甸者，也走思茅关，如1905 年，思茅关“土药出口共收税银五百十七两，开关以来推是年为巨擘，去缅甸有十担，去暹罗（泰国）有九担，去越南、南掌（老挝）有七担”。只是一方面由于缅甸本有鸦片种植，“因本地所产之土亦不少也”，又“缅甸一路广销印度土药”；另一方面则因“列诸条约，不能贩运经过缅境”，云南鸦片出口缅甸仅偶尔为之，且受限于条约规定不经腾越关而走思茅关。
综上所述，近代云南鸦片输出国外者，主要有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其中输出越南者相对较多，从蒙自、思茅两关输出；输往老挝、缅甸者，经思茅关出境，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使云南鸦片出口国外，形成了以向东南经蒙自关输出为主、向南经思茅关输出居次、几乎没有向西南经腾越关输出的空间格局，具有鲜明的空间不平衡性特征。
三 、外销市场与近代云南鸦片种植格局的形成
需求与生产为正相关关系。近代云南鸦片种植区域的扩展和种植面积的增加，即有赖于广阔的市场需求，是消费带动生产的产物；而“盖土药，中国推云土为上”，适应市场需求，实现有效供给，则是云南鸦片市场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
“在外人观之，出口货物如许之少，未免以云南一省为极穷之地，盖犹未悉其底蕴者也。即就土药一款而论，每年所产约可换洋货数百万”，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鸦片的大量外销，起到了抵补云南外贸入超的作用。鸦片关乎云南“商务前途”，故而政府放任农民种植；而农民种植鸦片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据统计，鸦片的收入是粮食和经济作物4.5倍。因此，农民种植鸦片的积极性很高，“自洋烟盛行，愚民狃于近利，田畴山地往往舍豆麦荍菽而种罂粟”，从而形成了巨大的供给量。而与此同时，对商人来说，贩卖鸦片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一般来讲，大烟生意比其他买卖都赚钱，就是在本地买进，本地卖出，或旺季买进，淡季卖出，都有50%-200%左右的利润，最高时曾达3-6倍的利润”，商人因此纷纷经营鸦片贸易，积极开拓外销市场，从而形成广阔而稳定的市场需求。云南鸦片的种植与需求的互促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但以19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厉行禁烟，烟民减少导致市场萎缩，云南鸦片外销数量顿时下降，种烟收益下降，产生了农民减种、商人退出烟土生意的事实看，若没有构成一个以华中、华南为主要市场，甚至扩展至西北、华北和东南亚地区非常广阔又相对稳定的外销市场，就不可能有近代云南鸦片的广泛种植。这也就是说，在云南鸦片种植与需求的互促关系中，需求带动种植是更主要的方面。《云南省农村调查》对云南禁烟的认识，即“云南当局，莫不认禁烟为当前的急务，但虽如此说，事实上却不易办到……况且除特税、附加税、地亩捐等等收入都出于鸦片外，尚有价值一二千万元的特货输出，可以从省外换来大批的洋纱布匹等，这都是云南当局看得到的，因此云南的禁烟，非中国全部禁烟有具体办法后，是不可能的”，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近代云南鸦片，其产出与外销之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对此，海关贸易说：“本税务司曾经详细查探云南通省之烟土，每岁约卖五万担，迤南约卖三万一千余担，迤东约卖八千余担，迤西约卖一万一千余担。”即迤南供应了云南鸦片外销额的大多数，其次为迤西，迤东最少。这一方面固然与三大区域鸦片种植的环境适应性相关，即罂粟系生于温带、亚热带地区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则迤南适合其生长的地域最为广阔，迤西的丽江、迪庆等地因气候清寒而适宜其种植的范围不及迤南，迤东以昭通为代表的滇东北地区因气温与光照不适出产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则是三大区域鸦片外销市场格局和运销路径影响的结果。即：“云南省际贸易之途径，迤东一带与川黔交往频繁，而以昭通、曲靖为货物集散之中心；迤南则与两广、上海交易，而以蒙自、个旧为货物集散之中心；迤西一带与康藏发生交易，而以下关、丽江为货物集散之中心”。迤南鸦片输出，以东向或经百色销往两广，或经汉口销往上海、江浙等地，不仅市场广阔，且运输相对方便；迤东鸦片产出虽然有限，但经重庆顺江销往两湖，并经两湖销往上海等地，市场范围较大，经长江运输相对便捷，成本较低，故外销占比较高；迤西鸦片产出虽然较多，但其主要外销之地康、藏地区市场吸纳能力有限，且云南与康、藏间的交通比较艰险，限制了其外销规模。
再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鸦片等级和价格之高低，大致是与不同的外销市场相联系的。大略而言，云南鸦片可分为四等，一“名马屎土又名饼子土，用笋叶裹之，每饼约重五六两，系上等货”，每年产出数量不是很多，广东为其主要销场，“大概一年有三千余担运至广东销售”；一“名封子土又名包子土，包作长方包，用油纸裹之，每包重五十至两百两不等，系中上货”，产出较多，销路亦广，“一年有三万六千余担运出湖南、湖北大江一带销售，则运东京者亦此土也”；一“名个子土，亦作饼形，用笋叶拖之，每个约重十五六两，系中等货”，主要销往广东、广西，“一年有九千余担运至广东、广西销售”；一“名块子土，包作三寸许方块，厚半寸，用粗纸裹之，每块重二三十两不等，系寻常货”，多在省内消费，部分销往广西，“一年有二千余担运出广西销售”。这也就是说，四种不同等级的云南鸦片，对应不同的外销市场，形成了等差有序的市场供需链。
滇西和滇南地区的相对海拔较低，人口稀少，每日清晨云雾弥漫，经久不散，罂粟生长的条件优越，利于烟汁内吗啡成分的聚积，烟膏品质好，所以云南鸦片以滇西、滇南所产（简称“夷方土”）的质量最好，最受省外市场欢迎。因此，以上所谓“上等货”“中上货”，主要出自滇西和滇南地区，不仅行销范围广，而且占全省鸦片外销数量之大半。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云南鸦片的外销，主要是滇南、滇西鸦片的外销。这是一个方面，即不同地区的鸦片生产导致鸦片的等级差异供应不同吸食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不同的外销市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吸纳能力及与云南间交通运输条件等往往不同，因而，在数量和质量上，会形成不同的市场需求。广东距离云南鸦片产地较远，但经济相对发达，高阶层人群偏好“云土”。因此，云南鸦片上等货以销往广东为主；两湖地区，鸦片产出相对不足，不仅是云南鸦片的重要销场，还是云南鸦片外销的门户和中转地，市场吸纳能力强，故占云南鸦片外销量最大部分，但“上等货”毕竟数量有限，且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两湖地区对“上等货”的需求显然不及广东，于是，两湖便成了云南鸦片“中上货”外销的主要去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是云南鸦片大规模种植的重要原因；云南鸦片外销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这固然与迤南、迤东、迤西三大区域鸦片种植的环境适应性相关，更是三大区域鸦片外销市场格局和运销路径影响的结果；鸦片等级与外销市场的对应关系，既是对云南鸦片产出格局的反映，又是外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纳能力等作用的结果。很显然，近代云南鸦片在种植方面形成的相关现象和特征，是可以从需求带动生产的角度加以分析的。
四 、结语
对于近代云南鸦片广泛种植的原因，论者多强调云南地理环境适宜和云南地方财政对其较强的依赖。但以本文的研究来看，云南鸦片生产的外向型特征突出，外销市场遍及大半个中国，又涉及邻邦。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是云南鸦片大规模种植与生产的重要原因。而云南鸦片种植的空间不平衡性特征的形成，外销市场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需求带动生产，近代云南鸦片，或可视为一典型案例。当然，如果没有云南所产的鸦片“由于气候土壤的关系,吗啡含量较高，最为吸食者称道”，以及根据行销的区域和烟土自身的特点，制成“马屎土”“包子土”“个子土”“块子土”等不同种类，做到有效供给的话，也就很难形成其广阔的外销市场。因此，近代云南鸦片的种植与外销是互动、互促的关系。
罗兹·墨菲认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同，条约口岸与近代中国的边缘地区只有极少的联系。林满红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尽管近代中国核心地区持续发展并与边缘地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边缘地区的经济以及它与核心地区的联系实际上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本文则以具体的个案研究支持了林满红的观点，即作为边缘省份的云南，通过鸦片流通，与中国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东部沿海口岸城市，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近代的中国，其东部与西部、中心与边缘，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似乎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二元”特征，但与此同时，随着区际长途贸易的发展，区际联系日益加强，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这也就是说，“差异”与“统一”并不矛盾，都是对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表现，在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切不可失之偏颇，既要看到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区域差异性特征，也要看到其统一性趋势和整体性面貌，唯有如此，才能对近代中国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理解得更为准确、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