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儒学的象征，县级以上文庙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文庙很少受到关注。宋至清山西乡村社会创建有大量文庙，这与“有学必有庙”的传统、政府的崇文重教、禁毁三教堂、程子乡校等因素密切相关。乡村文庙最初选择在大村巨镇创建，明清以后常有和乡间祠庙杂居的现象。其选址渐趋多元，且受堪舆学之影响。地方官员在创修过程中多扮演倡导鼓励的角色，而富家大族是实际的主导者。普通乡民不乏热心创修乡村文庙之举，更有甚者出现合村乡民共同参与的迹象，然其如若自发创修，往往举步维艰。在历史变迁中，乡村文庙除自然衰颓残毁外，也有因民间神祠挤占而衰亡，或被乡村书院而取代，此外还遭遇到文昌、魁(奎)星庙宇的强力挑战，整体上呈现出衰落之势。山西乡村文庙的历史变迁表明：儒学外在形式的乡村渗透虽是有选择性的，且在不断地在地化与简约化，但亦难逃衰落的命运。
关键词：文庙；乡村文庙；儒学传播
儒学不仅“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主干，又扩展到东亚各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尊荣显贵远在其他诸子百家之上。学界以往关于儒学传播的研究，多聚焦在探讨儒学内容的传播方式上，尤其重视政治权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近年来，学界在探讨学校教育对儒学内容传播的影响之余，愈发重视非学校教育途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且研究成果显著。然而，关于儒学形式的传播研究则有待深入，而文庙无疑就是其中的典型。
文庙作为儒学外在形式的标识物，是“仅次于故宫皇城的古代文化崇高殿堂。唐以后，很多地方的孔庙都用作教育场所，学庙合一，……这种学宫是知识传播与儒家伦理道德传播的有机结合体，成为儒家符号化的典型”，但就专门的学术研究来说还非常薄弱，更鲜有学者从儒学乡村传播的视角来进行探讨。
现今全国各地尚有乡村文庙的遗存，如云南的白雾村文庙、官渡村文庙、诺邓村文庙、马街村文庙，浙江的芙蓉村文庙，江苏的西夏墅村文庙等，但留存数量最多的还要属山西。据2012年山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可知，全省现存乡村文庙50处。历史时期“山西至少共有乡村文庙220处，其中，晋城地区142处，长治地区26处，临汾地区25处，运城地区8处，晋中地区12处，吕梁地区3处，阳泉地区2处，朔州地区、忻州地区各1处。就其分布来讲，主要在山西中部、东南部与西南部，尤以东南部最多，达到169处”。就历史发展趋势来讲，山西乡村文庙最先大量创建于北宋的泽州地区，金元时期步入了创修的高峰期，当时“统治者崇文重教、广兴庙学的政策促使山西各地乡村社会大量出现文庙的创建与重修活动，乡村文庙可谓盛极一时”。明清时期，虽然统治者不乏兴学之政，但地方官员更多关注于乡村义学的创办。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文庙的创修更多转变为乡村社会内部的事情，重修事宜也多由乡民自发集资开展。即使一些地区在朝廷兴学政令下有重修活动，也多属偶发现象，且创建活动颇为少见，其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衰颓之势。
就留存史料来看，明清山西各地方志中亦留有不少乡村文庙的记载，如雍正《泽州府志》记载了当时乡村文庙的遗存状况，其中，晋城县遗存6处，高平县遗存23处。此外，从已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山右石刻丛编》等资料中可辑录出160余通乡村文庙碑刻。可以说，这些历史遗迹与文献资料为深入探讨儒学的乡村渗透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宋至清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原因、创建选址、创修群体以及发展趋势来探讨儒学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借此来重新审视传统时期儒学的社会化问题，以飨学界，敬请方家指正。
一、乡村文庙的创建原因
(一)庙学教育传统的延续
中国传统社会很早就形成立学祭先师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中指出：“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刚开始先师并非专指孔子，亦指周公。唐太宗时，下诏停祀周公专祀孔子，进而推动文庙在各地创建。景德三年(1006)，王钦若上陈宋廷：“伏以化俗之方，儒术为本，训民之道，庠序属先。况杰出生人，垂范经籍。百王取法，历代攸宗。苟庙貌之不严，即典章而何贵。”希望朝廷下令在各地广修文庙。王钦若的上奏获批后，朝廷随即下发政令，“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焉”此后，庙学进入繁荣时期。
乡村文庙的产生要远远迟于府州县学。北宋时，乡村有了创建文庙的记载：“义学始于有宋，若衡阳侯氏、建昌洪氏、婺源王氏、莆田林氏则咸有之，而范文正公特建于姑苏之太平山，立斋庙，祀孔子，由是闻风兴起，四方学者归焉。”乡村文庙产生在宋代尤其是庆历新政之前有着浓厚的时代背景，当时“整个社会崇儒重教之风十分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既有州县官员或地方捐资公办的州学、县学、庙学，也有家族或民间学者所办的学舍、乡塾、家学，也有依托于寺院宫观的讲学活动”。民间聚徒讲学者，如开封名儒王昭素，“少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常聚徒教授以自给”。此外，还有陈州万适、历城田浩、郑州杨璞、洛阳种放、楚丘戚同文等人，不胜枚举。民间学师聚徒讲学的场所很可能祭祀孔子甚至建有文庙，如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就记载：“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这种情况在宋代绝非个例，后文所讲的“程子乡校”显然亦属此类。
(二)政府崇文重教的推动
乡村文庙的创建与历代统治者的崇文重教有着密切关系。北宋初年，“朝廷对民间办学多予奖励，赐书、赐田、赐额，加以表彰资助，对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也多加褒荣”。这无疑为乡村文庙的创建提供了土壤。金代，“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修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修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兴起”，一时形成“通国大都建立儒宫，而荒山穷僻之处亦以不知儒为耻”的文教兴盛景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潞城李庄文庙创建于泰和年间，更多的乡村文庙也陆续创建起来。
元代社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文庙的创建。至元七年(1270)，尚书省发布劝农立社的政令，规定：“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在立社兴学诏令的推动下，元代社学一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至元二十三年，全国设立社学20166所。至元二十五年，又增至24400余所。各地乡村创建的社学中，有些即设置有孔子圣像，如景州蓨县的社学中，“为孔子像，置之社学，使民知所向慕”。山西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如泰定二年(1325)，高平县令郭质兴复县邑59个乡村文馆中即有孔子像之陈设。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明令乡村创建文庙、兴办教育。如至正二十一年(1361)，襄陵县令王元礼“理务余暇，兴学育才，一以文教化民，乃令里社咸建夫子庙，谨毖祀事。令下，众皆乐趋”。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元代政治的大一统带来了儒学教育的空前发展，尤其是在北方及边远地区。从路府州县到乡村里社，从交通驿站到关隘要地，从警巡院到武卫，从镇所到盐场，都能追寻到庙学的踪迹，元代庙学分布之广是前代所决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乡村文庙的创建已是偶发现象，但零星的创建尤其是重修活动与官方的兴学政策难以分开。如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发出诏令：“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一些地方甚至将兴学诏令的范围扩展至乡间，“洪武二年春，圣朝混一，海内制诏，郡、县、乡遂立学”。正是在朝廷兴学背景的影响下，黎城县南桑鲁文庙得到了重修。
(三)三教堂禁改的促进
禁改三教堂是乡村出现文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三教堂“受自唐以来颇为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影响，佛教僧徒借助佛教地位的提升，开始塑造三教像。他们将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置诸中位，同时配以老子、孔子”。由于士人对三教堂内的圣像布局不满，明清官员不断上奏朝廷，请求禁毁三教堂。正统三年(1438)，四川永州儒学训导上奏，“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俱有定制。有等无知僧辈，往往欲假孔子以取敬信于人，乃绘肖三像，并列供奉。……其亵侮不经，莫此为甚！”明廷最终颁布“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的禁令。清代也曾多次禁毁三教堂，如乾隆九年(1744)，河南学政林枝春上奏，“豫省标立三教名目，立堂设像，至五百九十余处。使万世之师，屈居释道之下。……请敕该抚严行禁止”。林枝春的奏疏最终得到清廷的批准，“并令查明通省书院、义学，宜于安奉圣像处，渐次奉迎安设。……并移知各省，一体禁止”。在朝廷禁令的推动下，各地不时有禁改三教堂的情况。其中，改建为文庙就是三教堂禁改的处理结果之一。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多有三教堂的创设，“明季圣学失传，好事之徒既奉佛老以招引愚民，复借至圣以笼络儒士，到处有所谓三教堂者。其位次佛踞中，至圣、老子互相左右”。乾隆九年，朝廷颁布三教堂的禁令后，乡村即有将三教堂改为文庙的现象。如绛州娄庄艮隅旧有三教堂，“绅士耆民遵制酌去他像，恭妥至圣，整顿庙貌，且仿泽宫设四配十哲暨两庑诸贤儒位”。又如陵川县佳祥村旧有三教堂，但鉴于“朝廷有孔子与佛老并祠之禁”，乾隆十八年九月，村中庠生“与众谋易三教堂圣像，以他神□，以村之西馆为文庙，四配十哲”。由三教堂改建而成的文庙虽非乡村创建文庙的主要原因，但也间接促使文庙在乡村社会不断出现。
(四)程子乡校的影响
北宋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程颢在担任晋城县令期间，大力发展乡村教育，“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明道先生行状》虽未提及乡校是否为程颢所建，但后世关于程子乡校的说法已深入人心，并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产生了促进作用。如元人刘因讲道：“明道程先生为晋城(令)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去邑经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元人许有壬亦曾谈及程颢离开晋城后，“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金源百年，平阳士遂甲诸道，而泽又甲平阳，先生之泽至矣”。金元时期，泽州地区的儒学之士不乏仿效程颢兴学的现象，“泰和中，鹤鸣李先生俊民，得先王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
不仅如此，程子乡校还深刻影响了山西其他地区，“达手邻邑之高平、陵川，渐乎晋、绛，被乎太原，担簦负笈而至者，日夕不绝。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受程子乡校的影响，高平乡村也多设立乡校，“惟宋程明道先生令晋城，以养民善俗为先，建设乡校百有余所，亲为童子正句读，教化大行。高平其邻邑也，遂亦相竞于学，乡多立校焉。乡既有校，则必立主以祀先师。迄于后世，学徒衰散，而校之故址犹存。辄修而葺之，称为文庙”。康熙四十八年(1709)，知州钱以垲谈到隰州广兴学校时指出：“程明道为晋城令，民不知学，择秀异者与之讲明理义，告以五常六德。设乡校四十余所。儿童以书至，亲正句读。长民者必若明道之勤勤恳恳，而后胶序之设，非徒虚文也。今者学舍初修，书院肇建，弦诵之声，洋洋盈耳。所以鼓舞董率之者，余敢不加勉焉。……程子教人，亦若是而已。”。乾隆年间，孝义县令邓必安大兴教育亦是受程子乡校的影响，“昔明道先生之令晋城也，立社学四十余所。以事至乎其乡，或亲为儿童正句读疏大义。用是邑之人兴起于学，笃为文行，阡陌之间，带经而锄者趾相错也。夫大贤之为政，固如此。予承乏是邑，既修庙学，雅欲营建书院，俾邑人士时游肄焉。予幸得于暇日，以素所闻知与二三子朝夕讲贯，延及里闾，修其弦诵。邑中人文，庶其振起乎”。可以看出，后世地方官员或儒学之士兴办教育以及创建乡校即有受程子乡校的影响。更有甚者，后世官员对于乡村文庙的重修也往往被附以践行程子乡校的典范。延祐年间，对于高平县尹郭质兴复境内乡村文庙的举措，时人景国祯认为“此非节民情而迁于善乎！……昔明道尹晋城日，风移俗易，文教诞彰□民善于昔年，而此亦革其旧者，由上之鼓舞有道也。然公之心即明道之心，将成就人才，以辅我皇元至治之体矣。於戏，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后之视公之德，亦犹今之视明道之教”。可见，乡村文庙的创修与程子乡校的流播密切相关。
除以上几种常见原因外，孔子后裔创建的家庙是乡村社会出现文庙的又一重要因素。曲阜孔庙与衢州孔庙是人们所熟知的两座孔氏家庙。在全国其他地区，还存在孔氏支派创建的孔氏家庙，如河南郏县孔庙即是唐代孔氏支派迁居该地后所创立的家庙。而在山西，乾隆二十七年黎城县北峪峧孔庙亦是孔子后裔所创建的家庙。另外，一些孔子曾经活动或途经过的区域也常常创建起文庙，如山西泽州县天井关文庙即属此类，“世传夫子至此还辕，人因建庙”。明代泽州知州陈棐虽考证出孔子并未到过天井关，但“孔子回车”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乡村学子求学之际也会兴起创建文庙之念，如乾隆初年，襄陵县东郭村八位求学之士，“均年未及冠，诵读之际，兴起建庙崇祀之念”，此后历经两代人的努力最终建成。当然，这种情况在乡村社会还是较为少见的。
二、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
文庙的创建选址通常是有讲究的，府州县文庙尤其如此。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绛县知县黄维翰在谈到文庙的选址时指出：“人杰之藉地灵有以哉！夫气脉宜聚不宜散，道路宜顺不宜逆，前有拱，后有托，斯称善地。”清人赵映奎也强调，“文庙之建列在通衢，岂不焕然昭烁？”(《文庙备考序》，清道光二十七年德聚堂本)相较而言，乡村文庙并非每村皆有，其选址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乡村才会创建。根据现存宋元时期的史料，已经很难判断出文庙主要创建于何种类型的乡村。不过，从文庙所在乡村的留存史料来回溯其创建选址的情况，依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规律性的认识。
一是乡村文庙多创建于历史悠久的乡村。如高都文庙所在的高都村，“考《史记》：秦庄襄王三年，蒙骜拔魏高都，则高都似属魏。秦、汉置县，在今高都村”。大阳文庙所在的大阳镇同样历史悠久，“汉高帝元年，于上党郡之高都，分设阳阿侯国，后汉为阳阿县，在今大阳镇”。可以看出，早在文庙创建之前，这些乡村已经拥有悠久的历史。
二是乡村文庙多创建于位置优越的乡村。如周村文庙所在的周村镇，“泽据太行之险，扼燕、云，俯瞰中原。镇居郡西，黄沙耸峙，太行、王屋、析城诸山巘嶂列□，乃巨镇也。《金史》曰：‘晋城有周村镇。’以镇表识，泽雄三晋，而镇实一郡冠”。周村处于晋城与阳城的交界地带，同时亦处于晋西南侯马向晋东南以及河南延伸的必经之路，交通位置可谓十分重要。
三是乡村文庙多创建于经济发展较好的乡村。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来说更具普遍性，可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第一，文庙所在的乡村在明清时期多发展为巨镇。如襄垣县虒亭文庙所在的虒亭是历史悠久的村镇，至元二年的创修碑文中讲道，“虒亭即古下虒聚也。民物繁庶实如县都”。又如万历年间，长治县很多乡村“生齿日繁，村居错落”，其中，成市集而为镇者，“高河、漳泽(俱太平乡)、韩店、苏店、郝店、北董、南董(俱五龙乡)、八义(《金史》已载)、东和(俱八谏乡)，王坊、大峪、荫城、西火、桑梓俱雄山乡”。这些村镇中，如北董、南董、荫城、西火即有文庙之创建。此外，沁水县郭壁文庙所在的郭壁村至迟在嘉靖年间就被称为镇，“郭壁古镇也，距县治东南百里有奇，川原沃衍，草木茂兹，其人勤而多富，居则耕桑，出则商贾，俊义弦诵之声后先罔辍”。阳城县郭峪文庙所在的郭峪村在嘉靖年间亦被称为镇，“夫郭谷为阳之巨镇，繁琐之区，俗皆华靡相炫”。高平县石末文庙所在的石末村至迟在万历八年前就已被称为镇，且该县建宁文庙所在的建宁镇，至迟在万历二十七年前已被称为镇了。赵世瑜曾指出明清泽州地区的乡村，“比较繁荣的时候或可称镇，实与村无异”。至少在明代，文庙所在的乡村有一大批已发展成经济较为繁荣的巨镇。以此观之，宋元时期这些文庙创建之时，所在乡村的经济发展程度亦不会很差。
第二，文庙所在的乡村在明清时期多为里甲制中的设里之村。“明代建立了里甲制度，它并非一个严格的地缘性制度，而是以户籍为基本单位的赋役征派制度，但大体会照顾到原有的聚落关系”。山西乡村文庙所在村庄就广泛存在这种现象，如乾隆年间凤台县留存文庙的乡村，很多是县境内里甲制中的设里之村，主要有七岭里、巴公里、来村东里、来村西里、郜村东里、郜村西里、三家店里、府城里、五门里、周村里、四义东里、四义西里、大阳东里、大阳西里。高平县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亦有类似情况。康熙初年高平县还留存有23处乡村文庙。通过比对顺治《高平县志》的里甲记载发现，除吴庄、陈村、小城外，康熙初年留存文庙的乡村多为当时县境内设里之首村，在里甲制中，常常统辖有多个村庄。由此可大致推断，文庙所在的乡村应为县境内经济较为富裕的村落。
第三，文庙所在的乡村在清代多为创建有社、义仓的村落。乾隆年间凤台县留存有五门、巴公、大阳东、大阳西、来村、四义、郜村、高都、周村、府城、河东、七岭店、三家店等乡村文庙。这些文庙所在的乡村在乾隆年间多为县境内的社、义仓所在地，如高都镇、西郜村、东大阳、西大阳、周村镇、七岭店、巴公村、四义村等都设置有社、义仓。盂县苌池文庙所在的苌池村，在清代亦是本县五所社仓所在地之一。在传统时期，能够创设起社、义仓的乡村通常都是较为富裕的村落。据此亦可大致推测，宋元时期这些文庙所在的乡村可能已有所发展。
当然，也有一些文庙所在的乡村兼具历史悠久、位置优越、经济发展于一体，如高平县米山文庙所在的米山村至迟在金代时就已称为镇，“有米山镇郭考宁，遵师道业，以将本家自造圣像并家资地土，尽系舍于寺内，永为常住”。在明代，米山镇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交通位置重要的大镇，“高平县之东南十里许，有镇曰米山，民居稠密，犹一邑然。当泽潞之冲，商贾辏聚，百货咸集，往来懋易，不远数百里，境内之地，此其最者”。以上这种现象在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中当不在少数。
明清以后，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并非集中在大村巨镇上，而是更趋多元。其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乡村文庙在民间祠庙内的大量创建，且在各地乡村均有所体现。如嘉庆九年(1804)时，壶关县柏林村北极庙紫薇殿后建有先师殿。嘉庆二十四年，武乡县苏峪村文庙创建于崇法寺内，“东北隅作庙，以祀吾夫子者，为文庙。西北武庙，以祀关圣。中间屋宇三楹，老子居之。盖一庙也而三教之主在焉”。道光六年(1826)时，汾郡神头村永泽庙中建有至圣先师楼，祭祀孔子。道光十四年，汾阳张新堡村在大圣行宫内“奉至圣先师，旁列四配十哲神位”。同治十二年(1873)，长治县王董村祖师庙重修时，还在正殿北角创建有大成殿。显然，乡村文庙逐渐呈现出与民间祠庙和谐共存的特征。
另外，就堪舆学与文庙创建选址的关系来看，元代以前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很少受到堪舆学的影响。现今仅见泰定年间高平县朱庄文庙的迁建采用了卜地之说，“栋宇卑陋，历年已多，而委于荆榛矣。里之耆耊感而相谓曰：我等重被美化，坐视颓圮可哉？遂卜地。迁于村之中央”。明清时期，堪舆学在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中显然有了更多的运用。如乾隆五十一年，朔州后里北辛寨创建文庙时，“先据地理家，察定村西北乾亥位宜建庙焉”。再如同治五年，壶关县东柏坡村创建文庙一所，其创建位置按碑文所讲，“接紫气新修文庙一所，地势虽甚不宽广，而天造地设，风藏气聚，所以棲神也”。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与堪舆学在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的广泛流行有着密切关系。
三、乡村文庙创修中的群体参与
在府州县文庙的创修过程中，地方官员以及儒学之士始终是主导者，往往倾注大量的时间与资金参与其中。然而，乡村文庙并非如此，其创修群体各具鲜明特征。
(一)地方官员
就府州县文庙的创建与维护而言，守土官责无旁贷。如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规定：“凡府、州、县文庙学宫有应行修理之处，该地方官据实确估，详明廵抚、学政，交与该地方官于学租银内动支修理。……地方官及教官遇有升迁事故离任时，将文庙学宫照社稷各坛墠之例入交盘项内，接任官验明并无倾圮，出结接受。如有损坏失修之处，即揭报参处。”地方官员对于府州县文庙的创建与维护是应尽义务，而对于乡村文庙的创修更多是出于个人意愿，并非职责使然。
金元时期，地方官员在山西乡村文庙的创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今潞城李庄文庙遗存有残碑四段，其中创建至圣文宣庙的残碑双龙额上记有“本朝泰和”字样，可推断该庙创建于金泰和年间。另外，从“事郎潞城县主薄兼篆”、“勇校尉”、“行壶关县主薄权潞城县含骑尉赐”等记载可以确定其创建得到了地方官府的认可与支持。更有甚者，境内一村文庙之修建，往往引发众多地方官员的重视，如石末村宣圣庙重修时，列名官员有：“晋宁路高平县尉□□□；将仕郎晋宁路高平县主簿□□□；承事郎晋宁路高平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郭质；敦武校尉晋宁路高平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任普”。至顺元年(1330)，麟山孔庙的修建也得到了十四名地方官员以及六名吏员的列名支持。至元二年，灵石县静升文庙创建时，知县冉大年不仅欣然同意，还“乐然就董其功，一旦会暇诣于里，相方视址”。此外，至正二十一年，襄汾东续里创修夫子庙除得到县令的支持外，还有里人中书分省检校范冕的支持。可见，乡村中担任官员的乡民亦热衷于文庙的创修。
明清乡村文庙的重修活动也多得到地方官员的倡导与资助。高平县乡村文庙在元末战乱中大多毁坏，明代时一度得以重修，这与时任知县的支持难以分开，弘治八年(1495)，“知县杨子器恢复在县者四，在村者三十六，岁久寝废”，万历三十六年，“知县杨应复振举焉”。弘治十二年，襄陵县赵曲镇文庙是在得到知县李高的支持下，“镇民闻之皆欢欣鼓舞。力者效，财者输，匠作者献其能”，最终完成重修工程。康熙十一年，赵曲镇文庙再度“颓然将废”。时任知县谢国杰“捐俸倡始，而镇之输财输力者，皆欢焉恐后，于是庀财鸠工，……历数月告竣”。康熙十四年，灵石县静升文庙重修时，包括灵石知县王荣圭在内的七名官员列名于碑石予以支持。乾隆十八年，陵川县佳祥村文庙工竣后，还“请于邑令吴公，表以佳祥之名”。乾隆二十七年，黎城县北峪峧孔子后裔创建孔庙时，受到黎城县地方官的极力重视，在创建碑文中亦有多名地方官员列名支持。乾隆三十一年，高平县建宁文庙进行重修，“合镇绅士连名具禀前任黄，撰序属文，首订募缘之簿；次任黄捐金减俸，更开乐善之门。由是群相鼓舞，争自捐输，勠力同心，共成盛举”。地方官员的倡导、支持对于乡村文庙的重修维护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守土官员在乡村文庙的创修乃至维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应注意到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异。金元时期地方官员不论是在乡村文庙的创建活动中，还是在重修维护过程中，都或以出资主导，或以引导乡民主持创修等方式积极参与其中。然而，明清时期已鲜有地方官员参与到乡村文庙的创建活动中，而是以引导乡民对残存的庙宇进行重修为主。
(二)富家大族
金元时期，乡村文庙的创修与村中大族关系密切。其中，潞城李庄文庙极具代表性。兴定五年(1221)的《李庄宣圣庙碑》指出创建者王备，“世业农也”。至元二年的重修碑文对王备的身份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补充，“豪族王备、李格者，新治学舍为礼殿”。可见，王备应是一位经营农业的地方豪族。至元初年，李庄文庙日久倾圮。于是，王备之孙王大椿、王大用又主导重修村中文庙。王备家族对李庄文庙创建乃至重修之功得到了时人的肯定，“王备之子周初立营葺，既而主平山簿，迁潞城宰，再迁潞州录事，劳于宦辙，未就而卒。今大椿、大用其孙也，祖孙三世，能益勉弗懈，可谓知所重者”。至正十八年创建的屯留藕泽里文庙也与乡村大族有着直接关系，其创建人宋思约的家庭背景十分显赫，“先生之祖讳聚，敦厚好古，克勤于家。父讳祚，敕封本县尹，好善不倦，教子以义方。兄讳思齐，敕授潞州判官，临民之际，以仁义为桥楚，以刑律为无用。叔讳文举，次兄讳刚毅，俱有善行”。应该说，这一时期乡村大族主导文庙的创修活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明清时期，乡村文庙的重修也多是在村中大族的倡导下开展的，其中，静升文庙尤其典型。据现有史料可知，最早对静升文庙进行修葺的是西王氏九世祖王迪。他通过到南方贩茶，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回到家乡后，王迪见到静升文庙“瓦烂木蠹”，遂出资重修。万历三十一年，西王氏十二世祖王大纪对静升文庙东西两庑进行增修。康熙十四年，静升文庙“时久物坏，栋折楹摧”。村中庠生见而伤之，聚众议修却因费用高昂而中止。见此情形，西王氏十四祖王斗星“慷慨有节，继祖纪志，费金二百，独力重修”。对于王斗星的这种义举，时任灵石知县侯荣圭称赞王斗星“义举可嘉”，而训导孙进修赞美其“功在尼山”。乡村大族的捐资倡导不仅对本村文庙的重修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赢得了乡民的肯定，甚至还会得到地方官员的褒奖，社会声望也因之获得极大提升。
(三)普通乡民
乡村文庙多由地方官员和乡村大族创建完成，而普通乡民极少主导创修，但亦不乏其例。如乾隆年间长治县苏店镇文庙的重修即由蓝田张公独立出资完成，“蓝田公善念复兴，义气顿生，恐捐集众资不克成事，遂毅然自任，独立修举焉”。从其生平中可看出他是好善之士，“蓝田张公，讳玵，长邑俊秀生也。品端行正，荣举优行，捐资助饷。蒙皇恩敕授主薄。生平善绩多端，不胜枚举”。又如同治年间，儒生路玉珊对于陵川县附城镇先师庙重修所做的努力也值得称道，“附城镇之先师庙，颓废久矣，议修者，率皆畏难。而止玉珊独毅然任之不辞，……为之而即成之”。然而，如果乡村儒士财力有限，乡村文庙往往创建维艰。襄陵县东郭文庙最初由村中八位书生草创，“每人攒黑豆二斗，出放账行所营利息，一半备祭，一半积蓄，名曰八士会。……至乾隆五十八年，日积月累，子母相权，约有二百金”，遂于本村“大庙之东，买地基一方，建北庙三间，南房三间，门楼在其中，东西两壁，修之弃之。……因财力缺欠，规模虽举而未能成就以高峻”。道光九年，八位书生的后代神山、冠五樊公与高岭楚商量增修文庙一事，后又与“炳南樊公、寿仙高公、粹庵高公”一处筹划，“分任募化之责，继成先君之志，……兴工于道光十一年之春，告成于十二年之冬”。东郭文庙从草创的乾隆五十八年，至建成的道光十二年，历时三十九年，由此可知一般儒学之士创建文庙之不易。
元明清时期，还有一些乡村善士十分关注文庙的创修。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善士多指热心乡村公共事务之人。乡村文庙作为村中的公共建筑，其创修亦离不开善士群体的大力支持。如泰定二年，米山乡民对于郭质重修宣圣庙的事情非常积极，“米山里人牛用、张顺、赵良辅、牛忠、牛信、郭祥、赵世杰等请曰：‘吾里虽陋，家计之余三百。今尹兴学，耆倡髫从’”，遂参与创建米山宣圣庙。万历年间，天井关孔庙“庙制湫隘，风雨剥落，禽鼠穿啮，几至倾仆”。乡民马守粟、马仲银、郭朝忠“不忍见庙之荡然废也，遂率众竭虔捐资而范金、铏土，绳木、削石，□□，于孟秋之吉，不两阅月而工告竣”。乾隆三十三年，高平县石村文庙的重修是在卢德正等人的倡修下完成，“里人卢君德正，为(谓)文庙非他祠比也，不可以不修。奋然独首其事，遍约同志，群情鼓舞，捐财输力。而姬君传佑，王君景重，尤任其劳。……陈文学张君立纪、程生怀玉，又共襄赞饰像刻主，丹漆金碧之华，照耀耳目矣”。与乡村普通儒学之士不同，乡村善士不一定接受过儒学教育，但在儒学价值观的熏陶下，尤其是科举制拓展至乡村后，他们逐渐意识到文庙之于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参与到创修活动中来。
四、乡村文庙的式微
府州县文庙由于被列入祀典，加之相关经费的支持，也就有了长期存在的“土壤”。然而，乡村文庙的命运则截然不同。由于缺少制度以及稳定经费的保障，其在创建之后很容易处于衰颓趋势，这种现象在山西乡村社会大量存在。如泽州地区明道“先生去而乡校湮。元时县令亦有相继续兴者，而究不易久延”。又如襄垣县虒亭文庙于“宋熙宁间，乡耋尚庆等创修庙貌，……金末，庙像复为邱墟”。再如嘉靖三十年(1551)，陈棐途经天井关文庙，“庙则倾敝，朽漏弗堪，后讲堂惟故址”。总体来看，乡村文庙除自然衰颓残毁外，还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衰亡方式。
(一)因民间神祠挤占而衰亡
宋至清，民间神祠不断挤占乡村文庙的生存空间。明道先生离任晋城县令后，泽潞地区的乡村文庙大多被淫祀所居，“明道先生殁几三百年，泽潞里馆，岁昵淫祀□嬉优伶中乏俗浇，识者兴叹。由金源而来，庙貌仅存者，九而已”。其中，潞州荫城里文庙与民间神祠的对抗尤为典型。由于靖康之乱，荫城里“文教版荡，居民于山之麓继建四庙，以祀黄帝、岱岳暨二仙、五龙，而山之腰遂为异人所凭，……仍刻地之四抵于碑，以为他日蚕食之资”。泰定年间，面对“傍寺僧有欲阶之以侵夺其田者”的局面，里中儒士李桓认为，“田以赡学，历百千年，吾缙绅缝掖大局砺经育业之需也。今吾学馆虽存，像塑是缺，则田何所隶，士何以依，不其启异类之侵攘乎？”于是率众重修文馆，“即其馆殿五间，塑先圣、十哲容；东西庑各七间，画七十子像；南房五间，以为学舍”。可见，为了与民间神祠相对抗，一些乡民不惜增扩庙宇规模，以正文庙之威严与庄重。此外，元代高平县乡村文庙一度被淫祀占据，“里之有馆，其来尚矣。原夫置馆之意，犹古者党庠塾序之名也。后世不揣其本，而为乡赛淫祀之虚位，殆非也”。泰定年间，高平县令郭质“来宰是邑，以为为政之要，无愈于兴学以训善，乃循乡鄙，属黎庶，因文馆旧规，撤去淫祀，表以为大成之殿，绘列先圣先师，昭彩章服，洋洋于廊庙间，而洙泗之风肃然”，乡村文庙被短暂兴复。
明清时期，乡村文庙仍然难逃被民间神祠侵占的命运。其中，高平乡村文庙在元末毁于战乱，“其址涂败，半为淫祠所占”。弘治八年，知县杨子器又毁淫祠兴复。然而，这种“兴复”现象并未持续多久，乾隆五十年高平县徘徊文庙就是如此，“本村炎帝庙，原其始，乃宋程明道先生设乡校七十二处之一。……阅庙中碑记，乃有元泰定时，邑宦高良宋翼所撰殿碣，圣像配以十子，不知何时改为炎帝庙，而圣像十子不可复识。所存者，有元一碑碣而已”。乾隆年间，高平县西李门村的玉皇庙，“乃宋明道先生为晋城令时所设乡学也”。可以说，民间神祠的侵占贯穿于乡村文庙的发展始终。一些士人亦曾通过捐资重修文庙予以对抗，“予观淫祀日盛，且有非所崇而崇之者。矧大圣人祖尧舜，宪章文武。先圣人而圣者，非圣人以明；后圣人而圣者，非圣人无以法。所谓仪范百至，师表万世者也。于以捐赀重修，共襄盛事，使春秋之祈赛常新，宗社之规为公设，庶几有以慰圣灵”。不过，这样的效果也始终不理想。
乡村文庙被民间神祠侵占，主要源于乡民的“惟灵是信”观以及对现实生存需要的渴求。乾隆年间，高平县贡生龙渠田对徘徊文庙被炎帝庙取代的现象就讲的很明白，“夫炎帝开五谷之原，粒我烝民，功不可没，独是民人既育，教化聿兴。我村民七百余家以余，所历上下几百余年，匪直步青云、历仕途者杳无其人，即以文艺应试，采芹英、列泮宫者，亦难首屈一指。遥溯前明，吾村人杰王祥川先生，高风亮节，崇祀名宦乡贤，所以深人景仰者，已镌石大庙之东厢北扉，冀后之观者兴起。何文运之不振？”在龙渠田看来，徘徊文庙几百年来并未促进本村文教昌隆，而炎帝庙创建以来，除保佑乡民粮食之需外，还使乡民有位列名宦乡贤祠者，以此发展乡村文运何愁不兴。在这种情况下，村中原有文庙显然被他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了。
(二)被乡村书院取代
乡村文庙与乡村书院有着密切联系。乡村书院最早产生于唐末五代，宋代时开始发展，元代时获得较大发展，明清时进一步发展，尤其到清中后期得到极大发展，“其数量在所有类型的书院中占绝大多数”。一些乡村文庙在初创时就有教学功能，后世有改称为书院者，如屯留县藕泽村藕泽书院在元代创建时就称为孔庙，“藕泽里之有庙学，由藕塘宋思约者笃志好学，潜心体道，感思吾夫子德迈尧舜，功过夏禹，立万世常行之道，定古今不易之理，……于是自输己财创建”。明代时，其已转称为藕泽书院，“在县东南五里藕泽村。元儒宋思约所建，以教乡闾子弟”。藕泽村的情况并非孤例，类似景象在山西乡村社会大量存在。
另外，不应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乡村文庙“寄生”于乡村书院而存世。有些乡村书院在创建之初就建有祭祀孔子的殿宇，如东山书院位于潞州东南雄山乡雄山之东岭，初创书院时，“于其内先建先师庙三稳，其后为学习堂三稳，主教者居焉”。松峰书院位于乐平县三都别野，元代初建时就有孔子燕居殿一楹。榆次县源涡村源池书院更是发展成庙学之制。该书院由元耆民赵彬创建。嘉靖二年，举人寇天瑞“恢其旧址中建先圣殿，左右翼以两庑，前为棂星门，后为讲舍，于大殿塑先师四配十哲像”。到了康熙年间，“里人张治纬重修。乾隆十二年，知县钱之青捐资复修。道光二十四年，里人宁国同子贡生述俞等募资数千金，……复装圣像如生，增有子、朱子二像，扩充两庑，重新木主，金碧辉煌，文光丕焕。又于门外凿池，拓围墙以绕之，东造屋十余间，为师生课读之所”。依此来看，乡村文庙在乡村书院的名义下甚至得到了规模的极大扩展。不过，依托于乡村书院而存世的乡村文庙，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独立性。乡村书院的核心在于教学，其殿堂既可以祭祀孔子，亦可以祭祀其他儒家圣贤。而庙学体制下的乡村文庙则完全不同，祭祀孔子的殿堂居于主体地位，开展教学则是条件允许下的兼顾事项。因此，乡村书院即使设置有文庙建筑，也只能称为书院，而非文庙了。
文庙在乡村社会的式微，还在于其所发挥的功能被后起的文昌、魁(奎)星庙宇所取代。在乡村社会中，灵验与否始终是乡民选择神灵信仰的重要标准。文庙祭祀的儒家圣贤毕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其之于乡民尤其是乡村读书人士更多的是读书做人的榜样作用。在明清科名前定论的影响下，文昌、魁(奎)星神灵主宰科举取士结果的功能给乡民提供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如明末灵石县静升文庙已历“三百余年，重修二次，未敢失墜”，但科举仍未兴盛。乡民见此情形，“借言地理，当建议魁星楼于庙左”，最终于康熙元年完成创建。再如乾隆十八年，陵川县佳祥村虽在禁改三教堂时已建有文庙，但乡民仍于村中水口处创建凌云阁，祭祀文昌、魁星，以祈文教昌隆。显然，为数不多的乡村文庙被乡村文昌、魁(奎)星庙宇取代已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
五、结语
作为儒学乡村渗透的符号象征，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与庙学教育传统的延续、政府崇文重教的推动、三教堂禁改的促进以及程子乡校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这些因素也是乡村文庙金元时期走向兴盛以及明清时期得以艰难存续的关键助力。此外，随着地方官员在乡村文庙创建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明中后期一些乡村甚至呈现出合村社重修文庙的迹象。如万历十六年，陵川县南赵村乡民郭守初、郭行、赵思强等“相率合村社大小共一百二十户，齐心并力”，使村中文庙焕然一新。乾隆三十一年，霍邑乐平村文庙的重修亦是合社共修的结果，“香首会同合社商议，众皆欣然乐输。随即起工修理，将坏者修而缺者补，自堂□阶逐一振理”。由此可见，乡村文庙创修过程中的村庄内部力量得到了极大突显。然而，这种现象在明清山西乡村社会仍属少数，乡村文庙的衰微趋势已不可避免。
儒学在传播过程中，实际上倡导的是“富而后教”的思路。《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在县境内的大村巨镇之上，无疑是这一儒学传播路径的贯彻。只不过，乡村社会盛衰兴替是常有之事，这往往对文庙的乡村渗透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沁水县文兴村在道光年之前村运昌隆，且文庙祭祀和讲学之风盛行，“考村中当练民殷富时，笾豆器数悉依盛朝之制。春秋祀期，往往邑侯下临，或遣学官为代表，率四乡士子习礼讲学于其中”。然而，随着村运中衰，文庙祭祀在道光年间不得不转入县文庙进行，“道光二十七年，邑绅柳瑢因殿楹渗漏，无力修葺，呈请于县，转详移学，敬将至圣先师牌位送入县学文庙供奉”。可以看出，由于缺少官方制度维护，乡村文庙全凭乡村社会的自发支撑，其乡村渗透注定难以稳定持久的发展。
儒学在向民间社会传播过程中，儒家圣贤早已预料到潜在的困境。《论语·泰伯》记录孔子的话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在强调让百姓循着儒学倡导的礼仪去生活即可，没必要深入领悟儒学的理论思想。朱熹也曾论道：“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为方便儒学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他强调儒学要讲究入乡随俗，“礼意终始全不相似，泥古则阔于事情，徇俗则无复品节。必欲酌其中制，适古今之宜”。在谈到祭祀礼仪时，他还特别强调，“各依乡俗之文，自不妨随俗增损”。可见，儒学民间传播过程中的简约化已是儒家圣贤的共识。此外，朱熹指出：“家塾祀夫子，于古未闻。若以义起，当约释菜礼为之乃佳。”这不仅为民间祭祀孔子以及创建文庙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文庙民间化提供了实践方向。就山西乡村文庙的祭祀来说，多以仪式简单的释菜礼为主，如至正十八年，宋思约创建藕泽村孔庙后，每逢春秋二祀及朔望，“躬率其徒行释奠之礼”。又如万历年间，长治县西火镇文庙祭祀时，“五十人自行释菜礼”可以看出，每逢重要节日，乡村文庙也会举行祭祀活动，只不过仪式相较府州县城要简单得多。总之，儒学的乡村渗透更多的是儒学价值观的渗透而非外在形式的渗透，那些儒学繁琐的礼节、府州县文庙的规制以及祭祀仪式在乡村社会是很难得到贯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