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随着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日趋松动，各省政治和经济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显著，随着“地方自治”“立宪”等政治理念的传播，人口流动日益发展，对地方利益和个体价值的追求也愈加强烈，同乡整合的意识不断增强。乡土意识和维新、革命紧紧结合在一起，维护乡土利益甚至成为当时一些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同乡组织也日益介入到政治活动中。浙江旅沪学会成立于1907年，是浙江省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在晚清至民国间，屡次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一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前，学界对于浙江旅沪学会，仅在论及浙路运动、辛亥革命及民国浙江自治时稍有附带论及，详细状况却多语焉不详。本文拟利用相关文献对浙江旅沪学会及其在清末民初间的活动进行讨论。
关键词：同乡组织；政治活动；浙江旅沪学会；近代；上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社会关系和交往网络构成的最基本的纽带，而地缘关系其实又是血缘关系的延展。一旦人们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在异地他乡往往会构造一个以同乡为纽带的亚社会结构，以作为生活的凭借和依托。明清两代十分盛行的会馆及近代的同乡会就是这种以乡土为纽带、由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的一种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同乡组织及活动偶尔也涉及政治层面，但主要限于京城的官员阶层，同时也仅限于维护家乡本土的利益，如弹劾地方官员、为家乡捐款赈灾等，极少卷入朝政时局当中。但到了近代，同乡政治活动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上海这座移民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并且成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精英分子在此汇聚，同乡群体掌握的资源也日益丰厚，上海由此成为和北京一样甚至更为重要的同乡活动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至1949年，上海新建同乡会将近200个，加上会馆、公所，总数不少于250个，全国各地在上海都有等级不同的同乡组织。也正在此时，随着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日趋松动，各省政治和经济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显著，随着“地方自治”“立宪”等政治理念的传播，人口流动日益发展，对地方利益和个体价值的追求愈加强烈，同乡整合的意识也日益增强。乡土意识和维新、革命紧紧结合在一起，维护乡土利益甚至成为当时一些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清末最后几年各地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学界在研究晚清政治史和思想史时，已经开始逐步关注这一点。如列文森便曾通过“省区”“民族”“世界”检讨过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沟口雄三也提出“乡里空间”在晚清政治中的重要性，章清则认为“乡党”观念成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的最初诱因，并有多篇文章就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有众多学者从同乡活动入手，讨论其与近代政治的关系，如顾德曼就曾讨论过近代上海同乡社团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的积极作用，近年唐仕春等也对此课题有显著推进。
浙江旅沪学会成立于1907年，是浙江省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在晚清至民国间，屡次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一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前，学界对于浙江旅沪学会，仅在论及浙路运动、辛亥革命及民国浙江自治时稍稍附带论及，详细状况却多语焉不详。本文拟利用相关文献对浙江旅沪学会及其在清末民初间的活动进行讨论，尚祈各方家予以指正。
一、浙江旅沪学会的成立及其性质
关于浙江旅沪学会的成立及其性质，一般都会引用亲历者沈祖绵（瓞民）的回忆，其晚年在《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群众斗争及其他》一文中曾专列一节“回忆浙江旅沪学会”，记述此事：
一九〇六年春，光复会陶成章（焕卿）、魏兰（石山）、敖嘉熊（梦姜）三人联名写信给我，嘱在上海组织一学会，作为光复会的交通点。因原设在新闸路人和煤号内的交通点，系附设于商业机构内，同志进出，目标易于暴露，联系殊多不便。于是我和叶景莱（仲裕）商议，发起浙江旅沪学会。为避免外界怀疑，并邀虞辉祖（含章）及同盟会会员杨兆鋆（谱笙）四人，作为发起人，筹备处设于福州路益智社楼上。四人分头宣传，邀请浙江旅沪人士参加，入会者一百二十人。首次会议，推举张元济（菊生）为会长，刘锦藻（澄如）、周晋镳（金箴）为副会长，我为主办，王廉（清夫）为干事，姚麐（定生）为文牍。王系人和煤号经理，姚先任绍兴大通学堂监督，辞职来沪，担任此职。我们三人，皆光复会会员，暗中作为光复会交通点，事颇顺利。旋张元济不愿任会长之职，改推副会长周晋鑣继之。杨兆鋆觉学会与其宗旨不合，渐对会事不加顾问，不久离去。这是浙江旅沪学会创办时的情形。
沈祖绵在另一篇《记光复会二三事》中的叙述也大致类似，并言：龙华会沈荣卿、平阳党竺绍康等光复会成员来上海，均住在人和煤号内。其求是书院同学石承宣曾联系扬州统领徐怀礼起义，徐怀礼到上海后，也至旅沪学会找沈祖绵联络。
不过对于浙江旅沪学会的成立具体情形及其性质，尚待利用更多资料进行确证。
1．晚清的“学会”与旅沪学会
旅沪同乡团体使用“学会”之名似乎少见，但事实上，浙江旅沪学会并不是当时旅沪同乡团体中唯一使用“学会”之名的，甚至不是第一个使用“学会”之名的。
查阅相关文献，旅沪同乡团体中第一个使用“学会”之名的应该是安徽旅沪学会。早在1906年5月14日，安徽旅沪学会便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发起原因是“上海为交通之中心点，而安徽远处内地，欲结团体，兴学务以竞争乎世界，非立会于上海不可”。此时正在上海读书的胡适得悉旅沪安徽同人将要组织“安徽旅沪学会”时非常激动，认为“此为吾皖人创举，闻之大快意。闻此事主动者为方君守一，定今日开会，布告意味，余本欲赴会，后读《时报》，知已缓期，乃罢”。至1907年，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已有福建、江西、中州（河南）等各地旅沪学会成立，即使浙江本地也有湖州旅沪学会、浙台旅沪学会等相继成立。
关于晚清的学会，张玉法和王尔敏等均有相关论述。张玉法将学会概念分为广狭，广义是指知识分子为某些共同兴趣而组织的团体，参加团体的人，或从事学术研究，或传播知识，或弘扬理念。狭义则指知识分子为研究学术所组织的团体。他进一步指出，晚清，特别是戊戌时期的学会，无不以讲求学术为入手之方，而且讲求学术的目的是为了强国。王尔敏则言：“现代性之学会，昉于清光绪甲午戊戌之间，实袭西洋体制，尤仿英美教士在华之广学会，其异于古者，盖为客观化之社团组织，循一定规章以为会员行为之约指，有固定宗旨及专门性之旨趣，会友须负担一定量之会费及年费，为宣扬某种理想，有机关发行之报章书刊，并由选举以组织执行中枢。”
晚清的学会，大致兴起于戊戌变法前后，随着变法的失败，或遭遇封禁，或停止活动，渐渐消亡。随着革命浪潮重起，学会又再度兴盛。1905年清廷废科举，成立学部。同年，阳湖恽祖祁、崇明王清穆等人发起成立江苏学会，其宗旨为“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不过江苏学会成立后即更名为江苏学务总会，学部《各省教育会章程折》颁布后，又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从安徽旅沪学会 “兴学务以竞争乎世界”的宗旨推断，应为效仿江苏学会而成立。时隔不久的1906年9月，清廷发布《宣布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向全国宣布“仿行宪政”。在这一背景下，立宪团体大量涌现。在这一时期以“学会”为名的各地旅沪团体相继成立，无疑是紧随当时的政治潮流。
2．浙江旅沪学会的成立
浙江旅沪学会之名最早见于文献，始于1907年8月。是年8月24日至26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浙江旅沪学会暂定章程》，8月26日连载章程中刊登了学会发起人的名单：樊棻、周晋镳、朱佩珍、孙廷翰、汤寿潜、李厚祐、张元济、虞和德、徐棠、陶葆霖、卢洪昶、严义彬、沈毓麟、方舜年、王震、徐珂、虞辉祖、郭凤鸣、汤振常、钟枚、沈祖绵、屠用锡、林亮功、叶景莱。
上海图书馆保存了1913年、1915年两年的《浙江旅沪学会题名录》，题名录根据入会顺序依次排列。将其与《暂定章程》对照，除叶景莱去世，张元济、林亮功、钟枚三人退出之外，顺序完全一致，上述24人应是浙江旅沪学会的最初发起者当无疑问。
《暂定章程》连载结束后，《申报》又连续刊登了《浙江旅沪学会成立广告》：
浙人寓沪，岁有增益，未能团结一气，进步极难，是以亟谋创设学会。今粗幸成立，议于八月初即须举行大会，办理会中一切事宜，以谋全省公益。凡我浙旅沪官绅士商之热心公益者，务乞赞成。此举通信处在四马路东首惠福里口益智社楼上本会事务所，或惠福里内科学仪器馆虞君含章处均可，草章即向通信处索阅可也。
1907年9月17日（八月初十），浙江旅沪学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申报》报道：
浙江旅沪学会于初十日下午借愚园开会，到者约二百人。先由各会员公举周金箴先生为临时会长，述开会词。次由金雪塍先生代述浙会设立之旨，次由姚伯怀、王惕斋、俞宗周、王熙普、鲍葆琳、庄申甫、张苞龄诸先生相继演说，濮紫泉先生以力顾公益、屏除私见为主，由金箴先生代述。次举职员，登录如下：正会长张菊生，副会长周金箴、刘澄如，会董十二人：朱葆三、严子均、李云书、虞洽卿、樊时勋、濮紫泉、孙问清、陶惺存、卢鸿沧、汤蛰仙、徐冠南、王一亭，评议员十二人：叶仲裕、汤济沧、沈迪民、虞合〔含〕章、屠康侯、姚伯怀、石积夫、杜亚泉、史庚身、叶揆初、孙玉仙、杨谱笙；干事员六人：方樵苓、胡叔田、宋伯寅、严浚宣、杨振骧、孙楚琴。一切办法定于十二晚再开职员会提议，迨散会时已钟鸣六下矣。
学会成立一年之后，又于1908年10月分别向两江总督和浙江提学使立案，并获立案通过。
3．浙江旅沪学会的成员
上海图书馆所藏1913、1915年两份浙江旅沪学会的题名录共收录会员603人，其中2人未著录籍贯，29人已去世。将两份会员题名录相对照，1913年会员中有方舜年、寿孝天、杜亚泉、包诚、林斗南、濮登南等6人的名字不见于1915年会员题名录中，推测已经退会，1913—1915年新加入的会员则有52名。
著录有籍贯的601名会员中，据清末民初的行政区划，分府情况如下：绍兴190人，宁波180人，湖州47人，杭州44人，嘉兴43人，台州31人，温州27人，金华9人，处州7人，衢州6人，定海厅10人。宁波、绍兴两府相加已过大半。以县分，较多者的分别为鄞县（宁波）67人，镇海（宁波）63人，绍兴（含清末的会稽、山阴）60人、上虞（绍兴）50人，慈溪（宁波）46人，杭县（杭州，含清末的钱塘、仁和）32人、余姚（绍兴）29人，吴兴（湖州）26人，嵊县（宁波）20人。上述诸县除杭县及吴兴外，均分属宁波及绍兴。学会24名发起人中，来自宁波诸县的达10人，几近一半。历年的正副会长周晋镳、孙廷翰、汤寿潜等人也大多来自宁、绍，这也和当时宁波、绍兴两地人士在上海的发展状况相符合。所谓“吾浙人之能以社会雄者，则惟宁、绍两府人”。其他成员也主要来自经济相对发达、富商与官员较多的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台州、处州、衢州等地的成员则相对较少，直至民国之后，台州屈映光、处州张兆辰方才因其在辛亥革命后地位迅速上升而成为副会长。
就职业而言，政界和商界成员在其中占了多数，以第一任会长、副会长、会董为例，樊芬、周晋镳、朱佩珍、李厚祐、虞洽卿、徐棠、卢洪昶、严义彬、王震为当时海上浙商代表，张元济、孙廷翰、汤寿潜为进士，陶葆霖是商务印书馆高层，同时又是高官陶模之子。沈毓麟是举人，出生于富商家庭，是湖州政界、学界的领导人。这基本上可以体现旅沪学会领导层的职业构成。民国成立后，浙江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浙军的高级军官大量涌入浙江旅沪学会，成为新成员中的主要力量。
但是，对浙江旅沪学会的覆盖面似不能估计过高。仅以晚清上海地区的几个重要组织为例，预备立宪公会名单中有52名浙江人，列名旅沪学会题名录的为27人；上海商务总会中浙江人为60人，列名旅沪学会题名录的为22人；上海总商会中浙江人为94人，列名旅沪学会题名录的仅为30人。虽然预备立宪公会、商务总会及上海总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如汤寿潜、周晋镳等均是旅沪浙江学会的负责人，但仍有大量的旅沪浙江精英并未参与到旅沪学会之中。
4．浙江旅沪学会的宗旨及性质
如上所述，晚清的学会大多均有政治主张，旅沪学会之所以定名为“学会”，也自当有政治上的追求。沈祖绵回忆中曾列出学会的章程，较之《申报》所刊之《暂定章程》略有修订，从中即可了解当时学会的一般宗旨。《暂定章程》称：“本会以敦厚乡谊，互换知识，维持公益为宗旨。凡本省学务及公益诸事亦有协助之责。”正式章程则将宗旨分成“敦厚乡谊”与“研究学术”两个部分。其中“敦厚乡谊”包括维持旅沪浙人公益和维持本省地方公益两个部分，而“研究学术”则包括考求政法和推广教育两个部分。在“责任”方面，除了一般旅沪同乡组织均有的“力行义举”“保卫乡人”功能之外，其他“调查事件”“研究方法”“表示意见”“报告事实”和“联合团体”诸项均值得注意。所谓“调查事件”，包括“对本省财政、教育、物产、地质之类的调查”，以及“对政治上、社会上一时发生之事件关系重要，须确查其实在情形者”；“研究方法”包括“地方自治方法、教育改良方法之类”以及“凡政治上、社会上一时发生之事件，关系重要，须研究其利害得失，而定对付之方法者”，将这些调查结果和研究所得通报给政府、官员、团体和个人，即为“表示意见”和“报告事实”。在“联合团体”一项中，学会则宣称本会“可为本省教育总会及各府厅州县教育劝学所等之旅沪机关”，“可为本省官绅士商之在各省或外国之旅沪机关”。
无论是明确将宗旨扩展至“考求政法”，还是调查、研究“政治上、社会上一时发生之事件”，以及研究“地方自治方法”等，可见旅沪学会对政治的关注程度，也正顺应了当时立宪的风潮。当年宣称“不涉学外事”的江苏教育总会在苏路运动及国会请愿运动时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教育总会”的“旅沪机关”只是其职责的一部分的旅沪学会当然也不甘心只成为一个单纯的同乡团体。
旅沪学会是否如沈祖绵所言是光复会的分支呢？沈祖绵曾回忆，当时浙学会原设在浙江杭州，鼓吹革命，旋被清政府下令通缉，于是一部分会员恐惧万分，登报声明退会；一部分会员继续斗争，由陈汉第改名为“浙学会”，以为掩护。此“浙学会”一般认为即日后光复会的前身。沈祖绵等人将旅沪浙江同乡团体命名为“浙江学会”，可能也有将其视为光复会在上海的分支的意思。
从上文所引旅沪学会第一次大会的职员名单中也可发现，评议员中的叶仲裕（景莱）、沈迪民（祖绵）、虞含章（辉祖）、石积夫（承宣）、杨谱笙（兆鋆）均为光复会会员，汤振常（济沧）是沈祖绵在南洋公学的同事，叶揆初（景葵）是叶景莱的兄长，孙锵（玉仙）是同盟会外围组织新学会社的成员，姚伯怀（绍书）在广西曾见过同盟会会员陈少白，可见评议员基本都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者。再加上沈祖绵提到的姚麐和王廉，以及发起人中日后参加辛亥革命的沈毓麟、钟枚（丰玉），再结合日后学会成员在革命的表现来看，旅沪学会中参与革命、同情革命的人数也应该不少，沈祖绵他们利用旅沪学会作革命联络点当是可行的。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沈祖绵自己所言：随着旅沪学会成立后“会员人数骤增，各阶级人士均有，方向也逐渐变化，而趋于复杂”。杨兆鋆退出便是表现。因此，将旅沪学会简单地定位为革命组织或政治组织，也不尽准确。仅就沈祖绵自己列出的光复会成员名单来看，除了上述的几位外，大部分光复会成员均未加入旅沪学会，同盟会的浙江籍成员如陈其美等人同样没有参与。旅沪学会的历任会长、副会长、会董大都是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士，当时真正投身革命者还是少数。旅沪学会是成员复杂，诉求多样的同乡会组织，只不过其成立于预备立宪之后，成员中又不乏革命党及同情革命者，自然会牵涉到大量的政治活动之中。可以这么说，浙江旅沪学会是晚清众多同乡组织中政治倾向最为鲜明、参与政治活动最为积极的一个。
二、清末浙江旅沪学会的政治活动
关于浙江旅沪学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沈祖绵曾称：“浙江收回路矿权，振兴航业，办理教育等事业，凡对革命有利者，无不积极参与。”他对此有详细论述，相关研究也多有提及，本文不再赘述，仅就其在清末的政治活动作一补充。
浙江旅沪学会参与的最有影响的政治活动莫过于浙路运动，沈祖绵曾言：“如保路运动，自始至终，加以策动。上海浙江保路会、女保路会，均是学会所组织。浙江各地的保路会，学会也遥为策应。凡宣言通电，策动群众，报导新闻，我时时与光复会商讨后，暗中加以贯彻。运动高潮之际，学会出版路事增刊，广事鼓动，对保路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浙江旅沪学会评、干两部致浙路公司董事局书》《浙江旅沪学会敬告全浙铁路股东及各团体文》等公开电文在当时均颇有影响。尤其是劝汪大燮引退的电文引发轰动，《新闻报》上还专门模仿汪大燮的口气，戏拟了一篇他致旅沪学会的回信。会员姚麐、叶景莱因浙路事相继自沉，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此外，浙江旅沪学会在清末参与的主要政治活动包括推进地方咨议局选举和国会请愿等。如1908年9月，浙江旅沪学会以周晋镳等人的名义专门上呈浙江巡抚，要求尽快开始咨议局的选举调查，并自行草拟了调查概则十一条，要求下发咨议局筹备处，按照概则实施。浙江的国会请愿活动也是由旅沪学会发起的。1908年6月2日，《申报》刊登杭州专电云：“浙江旅沪学会派代表到杭发起国会请愿事，拟于（农历五月）初十日特开大会，请众签名，公举代表入京。”随后旅沪学会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举办的孙诒让追悼会中专门发言，提议国会请愿，并下发传单：
敬启者：自立宪诏下，人民延跂国会成立，有如饥渴。今各省赓续发起，浙人讵可独后。上年借款议起，预备叩阁签名者凡八千余人，惟无年龄、籍贯、出身、职衔，碍难列册。兹由同人刊印请愿签名册。向此国民同此志愿，务期全体协力，多多益善。大会期理宜于签名后公决，定于七月十四日为大会期。届时各府厅州县务举代表莅省，再公推全省代表赴都请愿，并议以后进行方法，庶无负预备立宪时代之国民尔。签名册附呈全浙教育总会。旅沪学会谨启。
1909年咨议局成立后，又连续发起了三次国会请愿活动，是年11月27日，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陆续到达上海，讨论国会请愿事宜。这期间，浙江旅沪学会仍然起到了领导作用。如12月28日，浙江旅沪学会和江苏教育总会联合在上海西门外教育总会招待各省请愿国会代表，旅沪学会会长孙廷翰和江苏教育总会副会长张謇同时致开会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旅沪学会同情革命的倾向，对浙江各地方的革命活动多有维护。如绍兴因徐锡麟、秋瑾事件，风声鹤唳，传闻四起，多兴冤案，旅沪学会经常出面为之辩白。如上虞吴鹏翀、王廷耀诬陷学生金葆稚为革命党，偷运军火，以及绍兴知府勒停自治讲习所等事件，旅沪学会均致电浙江巡抚要求处理。因为旅沪学会的影响力，这些风波大多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可以说，旅沪学会的政治活动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浙江旅沪精英阶层对清廷的离心力，为日后的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辛亥革命期间，尤其在上海光复和浙江光复中，旅沪学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沈祖绵回忆，他和王震、姚麐等早就利用旅沪学会进行革命联络。光复会上海联络工作，实际是由浙江旅沪学会负责。
凡光复会函札往还，均由浙江旅沪学会收转；会员来沪，也先于学会来找我们三人（按，即沈、王、姚）。犹忆龙华会沈荣卿来沪，持密条云：“干，来书。家瑛来沪配备书籍仪器，请招待，陶起。”“干，来书”，是光复会暗号。所谓“家”指光复会的同志，是自己的人意思。“陶起”系陶成章的化名。沈荣卿就住在人和煤号内。又平阳党竺绍康来上海，也是如是。惟竺绍康被清朝政府通缉，不敢径往学会而已。又如求是书院同学石承宣（子夫）为光复会联系扬州统领徐怀礼（宝山）起义，徐石系亲戚，故通过石的关系，与徐暗中接洽。一九一一年徐怀礼到上海，石承宣就有函给我：“前所约事外，另有要事相商。见字乞速来第一楼（四马路）上层一叙。并会宝山办事人，速速弗延。此上迪民砚兄好。石子夫上。”宝山指徐怀礼已来上海，徐系“盐枭”出身。我们在上海二洋泾桥法商密采礼旅馆第五号房间商讨扬州起义事，约定武昌起义，扬州即举义旗，并商定由光复会通知，电文内容：“沪友新甫到，请接洽。”徐回扬州，见电报后，立即起义了。扬州起义，使江北提督王士珍军队无法与张勋联络，有利于江苏革命工作。浙江旅沪学会所联系的，大半是浙江志士。
同盟会同样与旅沪学会有关系，前文已述，同盟会的重要联络点，“沪、浙辛亥革命的秘密机关”新学会社的成员如孙锵、孙振麒均是旅沪学会的成员。同盟会浙江主要人物如赵家蕃、陈训正、周柏年、庞元澄等也是旅沪学会的会员。同盟会在上海的主要人物陈其美虽然不是旅沪学会的成员，但也经常出入旅沪学会。学会会员周越然日后回忆：“某夕，余闲坐于（上海南京路）浙江旅沪学会之厢房中，见一戴金丝眼镜者徐步而入。友人许君政，以右手指定我身而作匆促之介绍曰：‘英士先生，他就是越然——周越然呀。’”
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沪学会的上层人物如虞洽卿、朱佩珍、周晋镳、李厚祐、李厚禧、方舜年等也开始逐渐倾向革命。虞洽卿曾多次资助陈其美，并为其筹款购置枪械，以供起义之用。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虞洽卿与朱佩珍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宁商总会”，成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方舜年曾发起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劝募民军经费。李厚禧则在武昌起义后组织敢死队，上海光复时，他曾率所部与北半城商团和起义巡警共同攻打上海道署、县署和海防厅。由虞洽卿任名誉会长的上海商团，更是在攻打制造局的战斗发挥了关键作用。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后，经湖州同乡庞元澄、王震的活动，在取得虞洽卿、朱佩珍等浙江富商的支持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虞洽卿名列8名顾问官之首，而且还担任外交副总长和闸北民政总长。不久，李厚礽接任闸北民政总长，朱佩珍任财务总长，傅筱庵担任参议。李厚禧则任光复军统领。上海光复后，虞洽卿又代表上海商界赴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他以南洋劝业会所还垫款36万，再加上向商界所借之64万，凑足百万交程，促使程宣告江苏独立。当时南京清军仍据险顽抗，虞洽卿曾自告奋勇前往南京游说，但被江南提督张勋“坚拒”。返回上海的虞洽卿一面“暂借”联军10万元以充军需，一面与朱佩珍等14人联名发表启事，劝募犒军物资。李厚禧则将所部编成两个团，参加了攻宁之役。浙江军政府汤寿潜也下达命令，组编成“浙军攻宁支队”，与江苏军队组成江浙联军。江浙联军终于在12月2日攻克南京。
虞洽卿等人参与革命，是否背后与旅沪学会有关，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有史料证明，在辛亥革命中，旅沪学会的参与已成了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据同盟会员庄崧甫回忆，上海光复时，同盟会攻打江南制造局，陈其美等人入内谈判被执，情况危急万分，“斯时同志星散，所与共事者只有周君淡游、江君环卿、胡君梧冈、汪君更生、应君梦卿吾奉化五六人，时经费毫无，乃至浙江旅沪学会，邀王君清甫、虞君洽卿等急筹费用”。浙江旅沪学会遂派遣李厚礽、谢天赐（蘅窗）等人找到李平书，获得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存银十万两，解决了革命军的财政问题。又如上海光复后，杭州驻防将军尚未反正，周越然等人在旅沪学会商议解决办法，并一同乘车前往杭州参与革命。浙江光复后，讨论浙督人选，褚辅成称：“吾省宜推一负有众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汤寿潜时任旅沪会长，其“众望”很大程度是和旅沪学会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如此，浙江革命党人决定“先由浙省铁路城站发电，专送浙江旅沪学会，报告光复情形，请汤即来”。汤寿潜遂偕陈时夏、王清夫、高尔登、韦以黼等会员乘专车到杭，各界当场推举汤为都督。
革命成功之后，旅沪学会俨然以辛亥功臣自居，曾如此自述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上海一隅，乘时独立，为苏浙先，商团实为首功，学会亦与有力焉一也。杭城光复，会员多驰回，尽义务，事定即返，不享其成二也。浙军克复南京，功为诸军冠，由会员备物，亲往犒劳三也。浙军在固镇，为张军所怿，而省中军饷不以时至，由会中筹垫九万金，以资接济四也。”自豪心情溢于言表。
三、民国初年浙江旅沪学会的“革命红利”与政治纠纷
1912年5月1日，凯旋的浙军回沪，浙江旅沪学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动议在“南市黄家嘴角浙江海运局旧址建造凯旋门，作为旅沪浙人欢迎浙军永远纪念”，报纸也称“实为从未有之盛举”。同为会员的浙督蒋尊簋与褚辅成的矛盾，也是由汤寿潜以浙江旅沪学会名义进行调解，并以褚辅成通电旅沪学会表示同意担任民政司长一职而初步结束。至此，浙江旅沪学会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然而树大招风，风波也由此开始。汤寿潜任浙督时，曾因当初与秋瑾遇害有关而遭到反对，只是因为陈时夏、褚辅成的支持而作罢。有意思的是，陈、褚二人均为学会会员，而反对者王金发、陶成章却不是。汤就任浙督后，革命党仍然对其颇有意见，指责都督“府中人员，又多旅沪学会中人，大权独揽，假威陵众”，使“首功诸同志以难堪，多愤恨欲绝”。但正如其所言学会“会员多莘莘学子，易堕其术”完全与事实不符一样，这种指控并无太多道理。马叙伦就曾言：“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不有实权，褚辅成做了民政长，而他这个民政长和湖北、江苏等省的不同，是和都督平行的。”不久，革命党人假托汤寿潜名义，枪决当初汤氏劝降归顺的旗营协领贵林，让他极为不快，一度欲潜赴上海，更说明了上述的指责只是某些革命派系争权夺利的借口。
汤寿潜虽然不久就辞去都督一职，但针对学会的风波并未平息。1912年8月8日的《神州日报》沪评专栏突然刊登了一封来信，称李平书收取学会十万元，另外李平书负责的上海民政总会收支报告中，也载有“支浙江旅沪学会洋九千五百余元”的内容，未指明用途。来信指责浙江旅沪学会只是“上海特一平常之私人团体”，“以何名义用此巨款，不明不白”。这封信其实涉及前述上海光复时，旅沪学会帮助革命党解决十万两经费的来源问题。关于这笔钱的来源，浙江旅沪学会如此说：“客岁九月十四日晨间，制造局未下，时饷需支绌，艰险万状，敝会员煞费苦心，将张楚宝（即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所寄存贞吉里之现银十万两，设法支出，以济军需，一篑功成，赖有此款。其时先生（指李平书）及沪都督府均未成立，事起仓卒，义士群集，即以敝会为给发饷械机关，以资便利。”李平书的说法则不尽相同。据他说，这十万两是江南制造局在九月份由江苏藩库取出，因为“其时风声已紧，不敢存局中，亦不敢分存银号、钱庄”，张士珩便托李平书在其寓所隔壁“代租空屋，存储此款”。上海光复时，攻打江南制造局急缺军饷，浙江旅沪同乡会的李厚礽、谢天赐（蘅窗）等人找到李平书，商量筹饷事宜，李平书提出可以动用这笔款项，并协同李厚礽诸人将钱取出，由旅沪学会出面运至东方银行，成为光复后财政之一大宗。
相较而言，关于这批现银的前因后果，李平书叙述得更为明白，旅沪学会只说这是张士珩寄存在贞吉里，但是钱是如何来，却语焉不详，可见李平书的叙述应该更加接近事实。此事看似一个误会，却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旅沪学会在致李平书的信中有以下一段话：“敝会对于上海革命以及苏浙独立，奔走运动，捐资助饷，组织独立军队与夫攻克金陵，进兵固镇，筹饷运械，寝食俱废，至今沪、杭、南京发银部中人类能言之。事定功成，口不言劳，亦未享丝毫权利，有何不快意？于先生而故含混其词，使他人疑鄙会亦在沾溉余润之列乎？”这一段话显然引起了李平书的不快，所以立刻在报纸上刊登了回信，并在信末加上了一段话：“至贵会于光复前后运动奔走，捐资助饷，种种事业，鄙人深为钦佩，恒谓贵会会友真能各尽天职，不求人知，不言己功，且不欲享丝毫权利，实为革命正宗，今人固已知之矣。”语意似带嘲讽。旅沪学会以革命功臣自居的态度显然引起不满，可能就是这种不满才引发了这场风波，《神州日报》来信中称旅沪学会只是“上海特一平常私人团体”应即此意。而且这封来信其实有所针对，对象即为李厚礽。李厚礽曾任江苏裕苏官钱局的总办，因裕苏官钱局出现亏空，引发挤兑，李厚礽一度被押，家产被抄，此事一直延续到民国成立尚未解决。裕苏官钱局亏空之缘由，一说是李厚礽动用此钱资助革命党，一说是李厚礽各方面借贷过多，周转不灵，又有江苏布政使陆钟琦之子挪借。不管缘由如何，一旦出现财务问题，学会的某些敌人自然会抓住机会针对李厚礽，并以此攻击学会，李厚礽本人不久亦因此郁郁而终。
另一场风波不久也开始来临。如前所述，旅沪学会办有浙江旅沪公学。其缘始为1909年7月，旅沪学会接办原由商学公会举办的中等商业学堂，将其更名为浙江旅沪公学。1910年，会员经伯涤兄弟根据其父亲经元善的遗愿，将高昌庙左近桂墅里前则田十亩八分捐助学会，作为新的旅沪公学校基。不过这块地“地形长狭，支配为难，出路又偪窄”，旅沪学会会长周晋镳曾一度致函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希望借用高昌庙庙址以作扩大，但是张士珩以此址欲办兵工小学而婉拒。
辛亥革命后，旅沪学会又看中了原浙江海运局的局址。民国《上海县续志》曾记：“浙江海运局，在王家嘴西。同治年购建。初，浙漕由沙船协运，嗣轮船分运后，始专用宁船。每岁冬，浙江巡抚派员来沪，于此办运。”当时沙船业已经渐至衰弱，且旅沪学会认为既然清廷已亡，则“南漕必废”，海运局已经没用。他们认为这是浙江的财产，“以浙人之产供浙人之用”，因此想改为公学校舍，并分请浙江、沪军两军政府核准，当时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为学会会长，沪军都督陈其美是浙江人，自然持支持态度，所以不久就获准。1912年，旅沪学会隆重欢迎浙军时，宣称要竖立的凯旋门就准备建在浙江海运局门口。
不过浙江海运局并非是无主地产，甚至也不完全是浙人之产。辛亥革命后，参与革命的上海各个团体“因并无办事地方，故已禀请民国军政府拨给事务所地位，以便常常驻守”，军政府同意将“浙江海运局改为商学补习会事务所”。据商学补习会称：“浙江海运局初因上海沙船承运浙粮，乃是苦差，往往互相推诿，不愿承运。其时上海沈、王、郁三姓各有沙船数百号，经浙官一再敦促，乃由王信义沙船号东王叔彝君发起，摊运浙漕，并创议建造公所，以资联络。”
王叔彝即上海著名沙船王氏家族的王庆勋。可见，浙江海运局虽负责浙江海运，但其创始人及业主为上海王氏家族。商学补习会既获得军政府的批准，又取得王氏家族的许可，将此地作为其办事处尚属合理合法。只不过商学补习会称“名称浙江海运局，系取体制宏大，如招商局之类”，
似乎全与浙江无关，也不符合事实。根据文献可知，海运局的官员均由浙江派遣，浙江官员来沪也常驻于此。因此，浙江旅沪学会将之视为浙产，也有其理由，并在浙江人内部有共识。双方争持不下，由此便引发了一起耗日持久的官司。
根据媒体的报道，这场官司从1912年一直延续到1914年，1914年浙江旅沪学会的报销清册有海运局官司费用一项，其中1912年为讼费208.942元，1913年为起诉费3.844元。双方均各显神通，浙江旅沪学会会长、浙江都督汤寿潜亲自写信给江苏都督程德潜，指责时任上海县知事吴馨不顾沪、浙两都督批示，一味袒护商学补习会。南京光复后，浙军一度将海运局作为兵站，以造成既成事实。商学补习会则强调自己是业主，合法占有。双方在报纸上打笔仗，更是一轮又一轮，且都将这件官司上升到苏浙对立的高度。汤寿潜在致程德全的信中用了浓重的笔墨，不厌其烦地说着旅沪学会在上海光复中的功劳：当时“闸北巡警、沪南防军均以乏食中辍，犹是今日之商团，亦已独力难支，废然而返。该县长与团董皆上海人，其夜不知窜匿何所，并不见出头”。是旅沪学会“念此系苏人大局，出为指挥，咄嗟而办，分馈闸北沪防墨银各二千元及面包等物，其武力始得复振，制造局以克”。他更是责问：“天未明，而面请伍先生通告各领者，谁为之？致函朴爱德沪宁中立者，谁为之？搜提某总点办移匿之十万金，举而返之前民政长李者，谁为之？”现在这场官司是因为“苏人而以光复为非，吹皱池水，干卿甚事，敝会越俎，诚有罪矣”。学会开会时，也有人认为这是“苏既以敌国视浙，浙亦当以敌国视苏”。并称“无论海运局可如何，吾旅沪浙人前途甚为危险”。然而旅沪学会越是夸耀自己的功绩，商学补习会越是认为对方是仗势欺人，“会长曾任都督，会友亦掌兵权，位尊势大，取一公产，易如反掌”。至于以建欢迎浙军的凯旋门为由，要求海运局的主权，更是欺人太甚：“上海并非浙人属地，浙军光复南京之功勋，何用建凯旋门于上海？”不过，鉴于当时旅沪学会的影响力显胜商学补习会，这场官司的结局当也可想而知：“缘依通行管辖命令，在上海第一初级审判厅提起占有案诉讼，奉判收回管领。”
余论
如前所述，浙江旅沪学会最初的创立其实有着光复会员们的私心，也许成立之后的进程并不一定如他们所希望，但是最终还是达到了他们的目标。1911年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学会地位的迅速上升，这个组织前景似乎一片大好，即使学会面临的所谓风波也仿佛只是风吹过池水偶尔泛起的涟漪，但是不知不觉中，内部的裂痕和外部的压力都逐渐让浙江旅沪学会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考验。
1913年的旅沪学会名录就已经没有发起人之一张元济的名字，张元济并不是不关心同乡组织，当时他仍是海盐同乡会的名誉会长。其实从旅沪学会的历年会议记录来看，张元济应该从1908年之后已经淡出旅沪学会的活动了，这与张元济在浙路运动中态度的变化其实是一致的。张元济在浙路运动中的态度变化的原因，易惠莉早有讨论。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早年的张元济以及曾经积极参与的方舜年、杜亚泉等人相继于1914年退出旅沪学会，都说明旅沪学会的内部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分歧。1913年，旅沪学会开会选举时，孙其镛（铁舟）认为“投票选举之结果，未免偏重虚声，故未及开会，即翩然而去”，也是这一分歧的体现。预备立宪公会和上海总商会那些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参与到旅沪公会，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他们应该在这个组织中没有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学术界之前讨论同乡组织与政治活动时，往往将其视成一个整体，且似乎始终进行着目标一致的政治活动，却未能关注其政治倾向的变化及内部成员的政治分野。浙江旅沪学会可以说是晚清同乡组织中政治倾向最为鲜明、参与政治活动最为积极的一个，但终归还是同乡组织，而不是党派，将他们聚合在一起的只是地缘关系。政治理想只是少数人的追求，即使是少数这些人，动机、目的也不一样。沈祖绵等从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汤寿潜、虞洽卿、朱葆三则因中途失望而迅速转向革命，但是刘锦藻这样坚持当遗民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局外旁观者更是绝大多数。
民国成立后，即使参与革命的人也开始分化，矛盾渐至纷起。一些人热烈拥抱新的政治权力，另外一些人的热情却在迅速消退。二次革命时，时任鄞县知县的沈祖绵与驻军旅长顾乃斌会衔布告鄞县独立，由此触犯袁世凯，袁世凯令朱瑞、屈映光将沈逮捕。当事人都是旅沪学会会员，旅沪学会自然尽力营救，派虞洽卿、田澍霖等4名会员赴杭州，代沈氏剖白。最终朱、屈二人网开一面，“姑念其前年光复时，曾著劳绩，自奉令取消独立后，于地方秩序尚能切实维持”，沈氏被“褫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从此流亡，不再过问学会之事。同一个学会的会员，在同一事件中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见到了此时，旅沪学会这种同乡组织的政治倾向如何已经似乎不再重要。
1912年，旅沪学会的两位干事毛雍祥（安甫）、陆本瑜（吟生）发出致程德全、张謇、伍廷芳、王人文、汤寿潜、赵凤昌诸人的公开信，指出“武昌起义，东南响应，诸先生乃乘时奋起，身任民军重要职务，以为天下倡”，民国成立后，却“冷冷落落，或辞职归来，或托故他去，或优游回翔而不任事，与前日之轰轰烈烈者，判若二人”，要求他们出而任事，坚持到底，“以拯我已饥已溺之同胞，周我若续若绝之民国”。可是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此时也已非当初了。同样，对于旅沪学会来说，此时也已非当初。如果说上海光复是旅沪学会的荣耀顶峰的话，民国之后，旅沪学会的存在感却在逐渐走低。日后，在浙江自治、齐卢之战、五四运动等政治事件中，学会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随着新政治秩序的确立，相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政党热潮，学会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关于它的新闻也越来越少，学会已经逐渐回归成一个纯粹的同乡组织。1918年，突然有一位自称是浙江省官产处科长的秦光荣来到旅沪学会，声称要将浙江海运局的房产收回。虽然经过虞洽卿的申诉，此事最终未果，但这已经说明，旅沪学会在当时浙江省府眼中的地位了。1932年，沈半梅、董旭初等人以浙江同乡“旅居沪上”却“平时漫无组织，苦乏联络机会”为由发起成立浙江旅沪同乡会。其实此时旅沪学会还在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的沦陷，学会逐渐名存实亡。1946年，新成立的浙江同乡会彻底取代了这一个一度声望显赫的同乡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