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爆发的八一三淞沪战役，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而也引起了海峡两岸学界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梳理，从战役基本状况研究、战略指导和战术运用研究、相关问题研究及历史评价等方面作出归纳和述评，并提出若干思考性意见。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和深化该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八一三；淞沪战役；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历来是海峡两岸学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回顾和梳理学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对于加深这一课题研究，很有必要。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原则上以1970年代末作为起点，且以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为主体，对30多年来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综合考察。从宏观上来看，学界对这一课题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并在1995年、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60周年时，分别召开颇具规模、层次较高的全国性、省( 市) 级学术研讨会，各类论著大量问世，推动和形成了两次研究高潮。以研究成果而言，中国军事科学院编纂的《中国抗日战争史》3 卷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等大部头论著中大篇幅地涉及了八一三淞沪战役，唐培吉、朱敏彦主编的《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中包括了余子道和张云所著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以及淞沪抗战纪念馆编纂的《口述淞沪抗战》( 1) ( 2) ( 3)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008年、2013年版) 等，为深入研究这场战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研究的内容分析，尽管各有侧重，但大致包括战役基本情况、战略指导和战术运用、相关问题研究及历史评价等4个方面。
一、战况梳理
八一三淞沪战役是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从局部战争转变到全面抗战的一场标志性会战，学界从不同维度出发，对这次战役的起因、发展阶段、参战部队及伤亡人数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和历史的复原。
关于战役起因 这场战役是由谁首先发起的? 起因究竟是什么? 有没有直接的导火线?这是研究过程中劈面遇到的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役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由日本海军首先挑起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日本驻沪海军加紧进行战争准备，频频挑起事端，意在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 虹桥机场事件可比喻为“冒烟的导火线”。
另一种观点虽然认为侵占上海是日本实现其灭亡中国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是有预谋的。但不认为虹桥机场事件是导火线，“因为没有虹桥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它事件。”
第三种观点认为，虹桥事件是点燃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导火线，但这场战役是由国民党统帅部主动发起的。这种观点除在台湾学界广为流行外，大陆一些学者也予以认同。如有的学者提出，八一三淞沪战役前日方“还没有具备对上海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必要条件”，而中国方面对于防御日军侵略有了“比较全面的设想”，“造成了中方发动八一三战役的客观条件”。在虹桥事件发生后，中方“即决定了开战措施与大战计划”; 进而断言“国民党军发动上海抗战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而且早已做了必要的准备”，“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
关于发展阶段 对这场战役的起讫时间和阶段划分，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场大规模的会战，是以1937年8月13日中日双方军队在上海闸北首次交战而开始，以同年12月2日江苏江阴要塞陷落而落下帷幕，历时110天。经过战役进攻、战役相持、战役防守和战役退却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8月13日至22日的上海围攻战; 第二阶段为8月23日至 9月11日的长江沿岸抗登陆作战;第三阶段为9月12日至11月11日的阵地防御战; 第四阶段为11月上旬至12月2日的大规模战略退却阶段。
另有学者将这场战役同样划分为四个阶段，但在具体时段划分和表述上却有很大差别，认为这场战役从1937年8月13日发动到11月12日中国军队完全撤出上海为止，历时3月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8月13日至22日中日双方军队在闸北和江湾地区展开的争夺战; 第二阶段为8月23日至9月底，日本大批援军开到上海，攻占吴淞口和沿江防线，中国军队从进攻转为防御; 第三阶段为10月初至31日中国军队在防御战中从苏州河以北地区和南岸向西撤退; 第四阶段为11月1日至12日中国军队全线大撤退。
还有的学者虽认为这场战役历时3个月，但在具体阶段划分上，应按日军4次大规模增兵所出现的战局变化情况，分为闸北市街战、江岸登陆与反登陆作战、蕴藻浜南岸阵地战和杭州湾北部作战等四个阶段。
关于参战部队及伤亡人数 学界广泛认为，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不仅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悉数投入，而且各地方军事力量如湘军、桂军、粤军、鄂系、川系、皖系、黔系，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等，纷纷奔赴淞沪前线，奋勇参战。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深化这方面研究作出了突出的史料贡献，该馆编纂了《川军与淞沪抗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湘军与淞沪抗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桂军与淞沪抗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黔军与淞沪抗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东北军与淞沪抗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等著作，填补了关于各参战部队的资料空白。
至于具体参战部队的番号、部别数和人数等方面，学界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中方参战部队共73个师又1个旅。也有学者认为，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投入的中国地面部队，有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司令部4个团，兵力总数在75万人以上。中国空军参战部队为第2 ～ 9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中国海军参战部队为第1、第 2 舰队和1个练习舰队、1个鱼雷快艇大队和江阴等要塞的部队。而日军参战部队，有学者认为，总兵力在25万人以上。其中陆军部队共出动了9个师团又2个支队( 各相当于1个旅团) ，海军部队参战的有第3、第4舰队; 由于日本空军分属于海军和陆军部，空军兵力包括海军航空飞机180架、陆上飞机210架，共有作战飞机约390架。
关于中日双方军队的伤亡人数，更是说法不一，具体数字出入较大。有学者认为，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数为30万3千5百人，日军则是伤31257人，阵亡9115人; 也有学者认为，日军在这场大战中，战死19360人，战伤79057人，伤亡人数共计98417名。而中国军队伤亡数虽迄今尚无定数，但认为以30万人上下之说，较为接近实际情况。
另外，也有学者对《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一书中有关《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提出补订，指出，淞沪战役期间陆军第 56 师师长是刘尚志而不是刘和鼎; 陆军第62师师长是陶柳而不是陶广; 并考订出东北军第 49 军参加了淞沪战役及李觉、吴克任等将领的军职身份等等，为深入研究这场战役的参战部队提供了新的依据。
二、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
中日双方对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战略指导和战术运用，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在这方面，大陆与台湾学界存在较大分歧。
关于蒋介石及其南京统帅部对淞沪战役的总体战略意图 有学者认为，蒋介石与南京统帅部发动和举行淞沪战役，其作战决策基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的因素考量，其战略意图:一是为了保护上海地区经济政治利益不受侵占; 二是为了拱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 三是为争取国际干预，广征与国，孤立日本，借以营造和平调停的契机; 四是在军事战略上为了以淞沪之战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吸引敌军部分主力南下，以分散敌军攻势，迟滞敌军进攻，利于逐步实施“持久消耗”战略。
也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开战淞沪的战略意图: 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之目的，实行攻势作战”，保护经济命脉，巩固首都，同时激励国人斗志，以新国际观感; 二是以淞沪之战吸引日军，减轻华北我军压力，打乱日军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三是“以战略促政略”，以淞沪会战牵连各国在华利益，促使美、英、苏等大国或国际组织干涉调停，从而达到总体解决中日争端、保障现有主权和行政领土完整的和平目的; 四是与其在华北平原与日军交战，“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
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统帅部决定主动出击上海，包含着多重考虑: 一是以上海为出击点，可占先机之利; 二是从全局战略来看，在上海发动主攻，还可以吸引华北敌军主力，迟滞敌人在华北的进攻，以华东攻势支援劣势中的华北战场; 三是上海的地理位置及地形也促使中国军队对日军发动进攻; 四是从政略上考虑，就国际关系言，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在此作战易于引起各国干预和同情，对争取国际舆论帮助有一定意义。与前述观点大同小异。
还有一种观点则着重从军事战略上加以阐述，认为蒋介石在抗战中所执行的总体战略是建立在以空间换时间基础上的持久战略，但蒋在淞沪战役中并没有执行这一总体战略方针，而是采用了一种单纯的防御战略，然这一战略与总体战略却是相互转化的: 淞沪战役前3个月是总体战略向淞沪战略转化; 日本在杭州湾登陆后，蒋介石下令撤军，则是淞沪战略向总体战略转化。
关于抗战初期淞沪成为中日作战重心和主战场的原因与时间 由于淞沪战役规模逐步扩大，双方投入兵力越来越巨，导致了抗战初期作战重心及主战场的南移。这种战略态势，是不是蒋介石和中国统帅部实行诱敌的结果? 台湾学界普遍认为进行淞沪会战是蒋介石和中国统帅部主动地、有计划地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战略决策，使“日军不能不按照南京政府的意志把作战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东”，且认为从中国方面来说，淞沪战场发展为主战场是8 月20日陈诚与蒋介石的谈话所产生的扩大淞沪战役决策的结果。大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先是从华北开始的，国民党大本营也将华北视为“主战场之正面”，但随着战事的迅速发展，主战场很快便转到了华东，这显然是中国统帅部的“战略决策起了作用”。
大陆学界多数学者则认为，蒋介石把淞沪战场作为主战场是淞沪会战爆发后受到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外诸因素推动而逐步形成的。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诚，在 8 月间都还没有形成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作战指导思想。淞沪战场发展为主战场有一个过程: 一是淞沪战役的规模是逐步扩大的; 二是蒋介石最初批准的战役计划是小规模的，由于敌我双方轮番增兵、反复增兵的态势，使兵力和作战规模越来越大，最终上升为全国的主战场; 三是淞沪战役在一个时期内吸引了侵华日军大部，“这多少也是出于蒋介石意料之外”。
关于淞沪战场成为主战场的时间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淞沪战场是在 8 月下旬逐步发展为主战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淞沪战场直到 10 月份前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只是在双方大量增兵后才发展成为主战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迟至 10 月初，中国在淞沪战场投入的兵力才全面超过华北战场达到 70 个师左右，而此时日军投入淞沪战场的总兵力也达到 9 个多师团 20余万人，也超过了华北战场兵力，“这样，淞沪战场无可置疑地成为中日双方的主战场。”
关于淞沪战役的中方战略意图是否改变日军的作战方向 与上述讨论的问题相关联，淞沪战役的爆发和华东战场的开辟，是否也是蒋介石中国统帅部诱使日本将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而变为“由东向西”的一种战略预谋? 这是海峡两岸学界关于淞沪战役战略意图争论的一个焦点，观点分歧很大，乃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1970 年代以来台湾学界广为流行一种观点是: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即决策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把中日战争作战重点主动地由华北战场转移到华东战场，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 这个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抗战初期“战略之最大成功”，是“抗战制胜的决定性战略作为”，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支持这一观点的大陆学者也认为，国民政府发动淞沪战役，具有引敌南下，迫使日军变由北南进为由东西进的战略意图，并且认为蒋介石关于淞沪战役的上述战略意图，是与抗战前两年间作出的以西南为未来抗日后方基地的战略构想是“一脉相承的”。进而断言: “蒋氏集中兵力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是有充分设计的，是避免日军主力从河南、山西渡黄河南下的战略谋算。”
针对这一观点，有的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所谓南京最高统帅部和蒋介石这种“战略谋算”的说法，是后人追加概括出来的，既没有任何档案史料作依据，又与客观史实不符，因而只是一种推断而已。同时，诱敌“由东向西”的进攻与蒋介石两年前设想的以西南为未来抗日后方基地的战略构想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蒋介石真有这样的战略意图，就应该避免在淞沪战场与日军决战，但蒋的做法却与此相反。另有学者提出，不管日军有无南下意图，中国一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做准备的。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南下的方案，但他最基本的判断是日军将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因此进行了必要的战略防御部署，这样也就不存在诱敌西进的战略意图了。
关于淞沪战役日军的战略意图及战术运用 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学者们基本上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初期日本的战略指导在于以强大的兵力、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并将华北、平津地区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然而，在日军为何在上海挑起战端以及是否存在“由北向南”之进攻轴线等具体问题上，两岸学者则存在不同看法。
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存在这样一条进攻轴线。他们认为淞沪会战使日军“作战线由北向南方向转为由东向西方向”，由此观点出发，台湾学界认为，日本“就原定计划而言，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由于中国军事当局的诱导，才使日本最终改变其原定的战略攻势方向，使中国军队由此得以沿长江节节抵抗，从容退入既定的西南根据地，赢得时间，实现持久抗战。
大陆有学者认为，进攻华北及攻略上海是日本既定的侵华计划。早在 1920 年代日本军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就已明确提出日本军队要沿京汉线南下，而溯长江西进武汉也是日军既定的战略进攻方向。因此断言: 日军在战争之初的进攻轴线就是由东向西，战争初期日军之所以将主战场首先放在华北，而没有沿江西进，是因为日军对于中国抵抗意识和作战能力估计过低，是和日军以征服中国为最高目的相关联的。另有学者认为，日军在华北屯集重兵并不能说明日军就存在由北向南的进攻轴线，“进攻轴线”的提法具有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目的，而日军在华北屯集重兵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华北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至于是否就一定是在这个方向上进攻国民政府并使之屈服还值得商榷。
三、其它相关问题研究
在对八一三淞沪战役本身进行研究的同时，学界围绕民众支援、日军暴行及与一·二八淞沪战役比较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在对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解读的基础上，通过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关于民众支援 作为一场反侵略作战，除军队在淞沪前线浴血奋战外，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特别是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构成了八一三抗战进程中的另一个场景。在这方面，大陆学界特别是上海学界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其阐述和研究的内容，大抵包括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民众的支前参战、难民工作的开展、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其代表作有《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试析上海“八一三”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特点》《八一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客籍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时代的号角民众的向导——上海抗战进步文化运动浅析》《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上海宗教界》《上海市民日记中的“八一三淞沪抗战”》《震惊大世界，难民夜闯上海滩——“八一三”淞沪抗战收容难民的一幕》及《“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难民的社会救济与遣送》等。
关于日军暴行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施暴行，上海学界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用真人实事和严肃的法律证据，揭露和控诉侵略者的滔天罪孽和暴戾兽性。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仅宝山区被日军杀害的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就达 7450 人之多，其中老人和儿童占 68% 。战役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焚烧房屋和集镇，奸淫妇女、掠夺财物、毁坏文化古迹，乃至违背人道主义，公然施放毒气，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这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泣血吴淞口———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地区的暴行》( 上、下册) ，以及《日本侵沪暴行种种》《“八一三”抗战中日寇暴行录》《南京大屠杀的预演——“八一三”日军在上海暴行考略》《抗战时期日军对上海教育事业的破坏》《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以上海闸北为例》《淞沪会战日寇残酷施毒》《日本的“文化侵略”与中国出版业的命运———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及《二战期间日军在金山的暴行》等。
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与“一·二八”淞沪战役的比较 八一三淞沪战役和“一·二八”淞沪战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又各具不同的历史特点; 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但却不是历史的重演。有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两次淞沪战役主要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军队进行抗战和人民群众开展救亡运动，而前者则是抗战的主体; 无论是“一·二八”或是八一三，南京国民政府都是淞沪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它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同淞沪战役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就是它们存在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的不同，两个战役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它们的战略企图、作战方针、战役规模、战役过程等均大相径庭。一是两次战役的规模、大小悬殊，第一次淞沪战役就其规模而言，是一次中小型的战役，第二次淞沪战役则是一场大规模的会战。二是时间和发展历程的不同，第一次淞沪战役历时39天，而第二次淞沪战役却长达3 个月另19天; 第一次淞沪战役经历了敌之进攻与我之防御阶段及我之退却与敌之追击阶段，而第二次淞沪战役则经历了上海围攻战、长江沿岸抗登陆作战、阵地防御战和战略退却等 4 个阶段。三是战略意图和作战目的的不同，第一次淞沪战役国民政府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目的是消极的和有限的，而第二次淞沪战役则是积极的和广大的，是立足于对日全面抗战的战略目标之上的。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 两次淞沪抗战之比较研究》《两次淞沪抗战军事得失之比较》及《一·二八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比较研究》等。
四、历史评价
能不能对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进行准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能不能对其经验教训进行客观的总结和公正的考量，是衡量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这方面，学界同仁从多种维度出发，做了全方位的审视和评述，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有的学者对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历史意义、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做了归纳，认为: 第一，淞沪战役给了不可一世的、向着华东要地疯狂进攻的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狠狠地打击了它的嚣张气焰，消耗了相当一部分日军的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延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进程，打破了日本统帅机关“速战速决”的迷梦。第二，淞沪战役迫使日本前后 4 次增兵，使其不得不从华北战场和本土抽调兵力，从而分散和牵制了敌军兵力，减轻了华北战场中国军队所受的压力，也迫使日本统帅机关改变进攻山东的计划，这一切对全国抗战是一个有力支援。第三，淞沪战役为上海和华东沿海地区工业的内迁，物资、设备和企业机构的转移，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单位和人员向后方撤退，赢得了时间，有助于掩护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日力量向中南和西南腹地转移，对全国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第四，淞沪战役强有力地动员起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场，推进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第五，淞沪战役大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第六，淞沪战役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有《上海抗战史通论》《八一三淞沪抗战意义论析》《八一三事变才是时局转折点》《论八一三上海抗战效应》《试论八一三淞沪抗战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影响》《两次淞沪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抗日战争与上海》等。
至于经验教训，学界主要从军事层面上去探讨其成败得失。有学者认为，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导演了不少威武雄壮、可歌可泣、在当时就为国人广泛传颂的出色战斗。但从战略与战役层面而言，中国军队几乎在所有重大作战行动中均未取得过一次带有整体性的胜利，也从未进行过一次战役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的歼灭战，战果与损失相比，“实是相距太为悬殊”。其最后失败，除总体上处于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还有诸多的主观因素，包括军队的军事素质欠佳、武器装备落后、战前准备不足，尤其是军事指挥上实行了“单纯防御的军事战略”，极不适当地把大规模的阵地战置于作战的主要地位，实行的是战役和战斗上的持久作战、内线作战和防御作战，在敌军海陆空联合作战优势最易发挥的地域，旷日持久地与敌拼消耗，以致完全丧失战场上的主动权。并进而指出这场作战，虽然是一场民族战争，但还不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把思考问题的维度提升到了历史和政略的高度。
如上所述，学术界目前对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研究的层次上，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都还有继续深化的领域。观其荦荦大端，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推进和提升:
一是拓展研究视野 研究视野的开拓与否，直接关联着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成果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就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对这场战役研究多着重于战争层面或军事层面，包括研究作战过程、战略指导( 主要是军事战略) 和战术运用、作战后果在战略和军事层面上的反映及对后果的评论等等。下一步，我们应当在整体史观的指导下，拓宽思路，不仅以军事学、军事历史学，也应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厘定这场战役的内涵和外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和审视。
二是深化史料挖掘 各种文献档案乃至实物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而史料内容的多和少、史料价值的高和低，向来是能否顺利开展研究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评判研究成果优劣的主要标尺。只有深入挖掘、全面占有并综合使用第一手史料，才可能取得更具实质性的研究进展。目前，以八一三淞沪战役为专题的史料书籍，除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淞沪会战》之外，大陆方面编纂主要为《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以及《口述淞沪抗战》( 1) ( 2) ( 3) 等。笔者认为，学界对这场战役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够。不但日本方面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当事人回忆录等还没有被系统地翻译过来，上海之外不少地方的相关史料，特别是文献档案和影像图片等也还没有着力加以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这样的状况应尽快加以改善。
三是加强学术交流与学术争鸣 学术交流与争鸣是促进和发展学术研究的助推器。从 1970年代末以来，有关学者围绕八一三淞沪战役的主题，曾经先后召开过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显著成果。近年来海峡两岸，包括香港、澳门等地学者，在上海等地不断召开学术研讨会，互通学术信息，交流研究成果，对有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争论、辩驳，更是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研究的深化。实际上，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人和事，如果没有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就不可能深化历史问题研究，更谈不上对历史真相的复原和对历史规律的探究。笔者认为，必须将国内的学术交流、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当然，学术交流的前提是学术争鸣的自由，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既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更要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这是繁荣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也是推进八一三淞沪战役研究的必要途径。
四是提速数据库建设 用现代化手段研究历史，向着大数据方向努力发展，使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是当代史学研究工作者也是八一三淞沪战役研究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时代使命。有学者认为: 大数据具有速率( 数据移动迅速) 、体量( 数据规模庞大) 、多样性( 非结构化和结构化的各种信息) 和价值密度( 大量相关信息及深度复杂分析) 等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以量化的维度。特别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除传统文献与实物资料外，人类存留的所有纸质的、音像的资料，几乎都可被利用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笔者认为，研究淞沪战役乃至整个上海抗战史，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应有效地拓展研究方法，建立大数据库，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总之，认真梳理淞沪战役的研究成果，并在理论层面上做些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术研究，为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需求提供历史的借鉴，这无疑应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遵循的原则立场和为之追求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