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初期特指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至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与二二八事件具有直接的关系，也对后来台湾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台湾学者陈翠莲在论述二二八事件的著作中，探讨了国民党当局统治模式在台湾光复初期跨海移植及所产生的影响，虽未尽全面，却触及到关键问题。所谓从中国大陆移入的统治模式，并非只有“特务组织”和“派系政治”。国民党当局在光复初期开展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推广，因此带来台湾民众心态的演变，突出反映了台湾刚刚回归祖国这一重要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冲突，是理解台湾光复初期历史的重要锁钥。笔者近年对这一时期的若干具体问题作过些许探讨，兹就个人研究心得，贡献于此，以求教于方家。
一、 “国父”、主义、节日：台湾光复初期意识形态的建构
日本投降后，在国民政府的坚持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以“光复”的形式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使然，同时是当时台湾多数民众的愿望，也符合国际人士的观察，因而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在“光复”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把在大陆已经行之有年的统治模式移植入光复初期的台湾，本是自然正当之选择。其中，主动进行意识形态的建构，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强力推广，对于国民党省政当局来说，不仅理据充足，而且驾轻就熟。
光复后的台湾省政当局以“孙中山”及其“主义”作为建构官方意识形态的首要资源。在孙中山的形象塑造方面，官方对于孙中山的宣传以及礼敬规制，都时时能够给予民众切身深刻感受。当年创刊的《新台湾画报》报道了相当多的事例，如庆祝台湾光复纪念大会上孙中山遗像设置、台北公园孙中山铜像奠基典礼、国民学校教室内悬挂孙中山像及孙中山手题“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标准设置、各地各种场合全面推行“国父纪念周”和诵读“总理遗嘱”，让台湾民众通过可见可闻、亲身参与的方式，反复加深孙中山形象的心理影响。在三民主义知识的推广方面，大量翻印《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分赠机关、学校、团体；各级党政要员在各地举行动辄万人参加的宣传大会；通过培训干部、办报办刊、电台广播、学校教育、民众教育等途径，启动三民主义的知识普及。为顾及当时大多数台民只能阅读日文书刊的现实，特别安排印行日文版《三民主义》10万册（远超中文版的5000册），努力程度和现实针对性十分显然。
此外，还通过频密的节日纪念，包括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纪念日，也包括国庆节和为纪念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而产生的各种节日、纪念日，使“国父”在民众政治生活中频繁“出场”。从各主要报纸的相关报道来看，接踵而至的节日从时间纵向上几乎连续不断地呈现出来，不断强化祖国意识和官方意识形态。其他节日、纪念和庆典活动，如“儿童节”“母亲节”“教师节”庆祝，也纳入到与之一致的目标之中，充分利用“中山堂”举办，以提升活动的社会影响和对参加者个人的影响。各种节日庆典是台湾光复后建构“中国化”的国家认同和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
二、 接受、反讽、利用：针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众心态变迁
国民党当局建构和推广意识形态，本意是使台民从心理和感情上遵从官方意志，服从国民党统治。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台湾民众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应出现了颠覆性变化。这是台湾光复初期史上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之一。
大量资料显示，台湾光复之初民众对于回归祖国的心情，都有兴奋、激动的倾向。以本土漫画家为主创办的《新新》杂志，创刊号封面及内中专栏漫画，都显著突出中华民国国旗、中国旗袍、“欢迎国军”的标语等要素，生动反映台湾民众欢迎光复的心理。许多台湾人把台湾回归祖国，比作失散的幼儿重新回到母亲怀抱。这种题材的创作，在各种期刊上都能看到。在此背景下，台民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最初也抱着欢迎、接受的态度。早在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台湾之前的1945年9月，已有《台湾新报》（当时还是日文版）刊出一则标题为《标榜三民主义》的报道，提到“台湾学生联盟”的组建，希望“网罗台湾中等以上的男女学生，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紧密联系下，开展昂扬民族精神、建设乡土文化、实践国父遗教等民众先锋的学生运动”；台湾文化人杨逵创办中、日文并行的《一阳周报》，也出版过《纪念孙总理诞辰特辑》，反映了光复之初部分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对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情感取向。光复后民办的《民报》记述了台湾乡民最初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热情，提到“本省人自光复以后，对于三民主义的研究是非常的热心。笔者曾到乡下就三民主义演讲过好几次，听众所表示热烈欢迎的态度与认真听讲的状况，足使演讲者感动至说不出话来”。这与后来杨逵在回答访问者问题时的忆述，也能形成呼应。当访问者问：“对杨先生来说，日本战败就是回归祖国，你那时必是兴高采烈的吧？”杨逵十分明确地答道：“是的，所以我就把‘首阳农园’的招牌拿下来，换成‘一阳农园’（一阳来复的意思——引者注）。”杨逵还述及：“孙文的《三民主义》那本书印了很多，大家都抢先去买。”
《民报》和《人民导报》等民办报纸，主动投入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关知识的推广，并在此过程中极力贴近和引导台民的情感。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对孙中山1913年短暂寓居梅屋敷史迹的报道。1946年2月18日，《民报》以《国父民二来台曾寓“梅屋敷”》为题，《人民导报》以《台北市梅屋旅馆国父曾临驻足》为题，分别转载了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内容，但两报所拟之标题，特别注重凸显孙中山与台湾的关系，尤其是台湾对于孙中山脱险所起的正面作用；如果与官办的《台湾新生报》比较，可以看到在同一报道中，民办报纸更加注重所述事情发生在台北市民身边的地点和场所，给民众以亲切感。
但是仅仅在正式收复台湾3个月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引发民间普遍不满，省政当局与台湾民众非但没有从隔膜走向融洽，反而矛盾日益激化。光复初期率先主动宣传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杨逵也忆及，《三民主义》那本书印了很多，但是经历了初期的新奇感之后，很快遭遇了民众的冷淡，“老百姓都这样说：那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而是他妈的三眠主义”。1946年初以后的台湾报刊上，对种种社情不满的文字和图画作品就多了起来。如《新新》从第2期始，就出现表达对官员做官派头十足和勾结奸商的不满的作品。报刊上对中山装、三民主义等等事物的反讽流行开来。1946年9月参加台湾文化前途座谈会的台湾文人感受到，“台湾的现状宁可说还存在着迷似苏联契诃夫或果戈里时代的情况”，“自然会转往随便找个话题讽刺一番”。
民众心态的变化还突出体现在向政府宣泄情绪和表达诉求时，有意反向利用官方意识形态。有评论者借颂扬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民国初年对铁路事业的重视，严厉批评光复后乱象丛生的台湾路政；有评论者利用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理论，针对当时米价上涨不可遏抑的状况，质问：“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著了《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里提及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请问诸位省参议员，实现平均地权有否可能，节制资本有否可能？”“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不时被民众反讽式利用作为表达不满的重要借助，用以抨击时政、揭露时弊。
三、 视野与史料：认识光复初期台湾历史的学术态度
自有史以来，就不可能画地为牢地把台湾发生的事情单独割裂来看。离开了中国史的视野，无法客观地认识台湾光复前后的历史进程。近20年来，台湾岛内部分学者出于所谓“台湾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对台湾光复初期历史虽也有一定数量的新研究成果，但在学术上有价值的，恰是将台湾与整个中国联系看待的部分。如果从近代中国整体历史发展和相互联系中，来检讨光复初期的台湾历史，不难看到，国民党意识形态在台湾虽然遇到特殊的环境，但根本上仍是大陆经验的移植；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在宣传灌输中的负面效果，在大陆早已司空见惯，并非台湾特有现象。国民党当局未能意识也无力改变在大陆业已存在的抽心一烂的腐朽局面，反而漠视民意，挟威而行，是造成光复初期治台失败的主因，与国民党统治的整体失败具有一致性；判断二二八事件性质时，也要从国民党统治的整体腐朽性和台湾人民的抗争与祖国大陆当时的民主运动的实际联系中，看到这一事件所反映的台湾人民的意愿与整个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共同性，看到它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光复初期台湾历史各有看法，唯有从搜集、分析原始资料入手，方可得到符合当时实际的历史感受，避免以今非古、倒果为因，更避免从后起观念、根据后生资料作情绪化解读，以“功利”态度对待史料。台湾光复时，公开出版的书刊基本上都是日文的，中年以下台民大多不擅长以中文写作，因而这一时期中文史料数量不大，现在许多已得到覆刻，其他散佚者估计也难有重新发现的可能。英文资料目前利用较多的是美方的档案。这些都是两岸学术界充分利用的文本，但是否已经完全没有史料发现和挖掘的空间，似还可心存努力，或许还可从时人的日文作品、日文日记和书信等民间和个人化的史料（希望在台湾长期的历史变动中不至于完全湮灭）、当时往来大陆和台湾的人士遗留在大陆的资料等有所发现。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首先应充分尊重原始资料，尊重当时当事人的情感和心态。大量中文史料不仅记录了场景的真实，而且也记录了台民当时情感的真实，不宜以虚无态度视之。其次应结合史事，对现有史料进行细致、客观的解读，尽量扩大史源，不放过有效的信息。以公开出版的报刊为例，一般研究者对于当时各重要报刊的“社论”“新闻”等内容已经有了充分的利用，而许多艺文类、热评类、漫画类的专栏，也应得到关注，如《民报》的“热言”、《台湾新报》的“词华”“艺文”、《前锋》的“诗选”、《台湾评论》的“雅集”、《台湾文化》的“童谣”、《新新》杂志及一些期刊的漫画专栏，都可以找寻前后左右史料，予以深刻解读。唯有精耕细作，才能切实体认台湾社会和民众心态的实际变化，从客观的、广阔的视角，看到真实的光复初期台湾历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