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形势背景、政治环境、思想认识等因素影响，各个历史时期建构起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不同历史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形成了各个时期关于南昌起义不同的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其总的趋向就是，历史越往后，历史评论者就越把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距、更宽的历史场域来看待和评价，对它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就越客观全面。其历史启示就是：历史场域的变化必然导致历史叙事框架的变化，并由此导致历史评判标准的变化；而任何历史评论都必须慎重，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涟漪影响，必须注重从更宽广的历史时距来观察，而不能在当时就盲目地下结论。
南昌起义作为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党史军史学界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但受形势背景、政治环境、思想认识等因素影响，各个时期建构起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不同历史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形成了各时期关于南昌起义不同的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其总的趋向就是，历史越往后，历史评论者就越把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距、更宽的历史场域来看待和评价，从而推动对它的研究就越加深入，对它在党史军史上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就越客观全面。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视域中的叙事形成
任何的历史叙事都不是在历史的现场书写，而是建立在事件之后的历史预设场景之上。任何历史事件的历史场景都是历史事件发展过程本身，而关系历史叙事的框架与结论在于如何还原历史事实本身与明确历史事件所预设的目标任务。南昌起义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的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8月1日发动到当年10月初在潮汕失败的军事行动；其所预设的目标任务，在起义爆发当天中共中央给南昌起义部队前委去信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就是希望此次起义“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在起义发动不久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又对南昌起义至少寄望于两点：一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把它作为对以前向国民党“让步太多”情况的一个政策转向，并从此引导中国革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二是发动土地革命，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而南昌起义军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中共中央所预设的这些目标任务，也因此成为事后中央和时人叙述与评价南昌起义的重要参照系。
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甚至南昌起义还在进行过程中，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与评价就已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与评价可分为三个时期，经历了一个褒贬不一到总体肯定的过程。
（一）南昌起义开始后至党的六大前（1927年8月—1928年6月）：叙事框架未定，褒贬不一
这时期，对南昌起义的叙事内容主要聚焦在1927年8月初到10月初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而其叙事框架以中共中央所预设战略目标为标准，以此给以成功与失败的两极化叙事结论。
站在中共中央的立场，评价有褒有贬。在褒的方面，中共中央以其寄予南昌起义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动土地革命等方面的历史目标任务作为参照系，给予一定的肯定性叙事结论：第一，在总体上肯定南昌起义“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南昌起义“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第二，肯定南昌起义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这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而南昌起义军“能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上为民众作战”。第三，肯定南昌起义对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创了革命新阶段，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运动的高潮，却继续增高起来”；而且对广东农民暴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在贬的方面，中共中央以具体的战略战术与预设的战略目标为评价标准，给予革命不彻底、军事投机、土地革命未完全开展等否定性叙事结论：第一，认为南昌起义失败的主因是革命不够彻底，“一开始即没有坚决的处置敌人”，“处处予敌人以聚集军力合而谋我的机会”。第二，批评对张发奎心存幻想，“不信任群众”，有“军事投机的心理”；“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第三，土地革命落实不力或者不够彻底，只提出没收20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由于南昌起义的失败，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予南昌起义“前委全体同志”警告处分。
站在起义参与者的视域，总体持肯定态度。在起义失败后不久，不少南昌起义的参与者向中央书面报告南昌起义的过程，分析其失败原因。包括前委书记周恩来、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南昌起义前敌军委委员李立三、前敌总指挥叶挺、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革命委员会秘书高语罕等，都书面向中央报告了南昌起义有关情况。他们的报告在分析南昌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总体肯定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如：周恩来称“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张国焘肯定“南昌起义是对的”；而谭平山把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相比较，认为南昌起义是“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李立三则肯定了南昌起义对于发动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开启土地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南昌起义“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工农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认为南昌起义失败主因是“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批评南昌起义“不过是变相的军事投机”。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持批评态度较多。其他旁观者从中央所预设的目标任务来进行严厉的评判，对南昌起义批评较多。如：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党内报告中，批评起义没有宣布没收土地和掀起江西本省的农民暴动，没有完全接触敌人的武装即走出为“失策”；而南昌起义的失败，是“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对于暴动是没有决心的”。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基调与蔡和森基本相同，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在政治上主要是“与土地革命毫无关系，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在军事上“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没有“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总的来看，起义失败是因为“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而瞿秋白则跳出中央的预设战略目标，尝试从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角度来评判。他充分肯定了南昌起义对于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意义，指出“经过南昌八一暴动，两湖、广东最近的农工暴动”，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革命也因此进展到更高的形式，“真正民众的革命”形式。这也是党内第一次把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放在同一语境之中来叙述。
总之，这时期不同的历史叙事主体身处不同的历史场域，从不同视角对南昌起义作出了褒贬不一的叙事结论。囿于历史的宽度，这些叙事话语均无法走出对具体历史细节与历史预设目标的限定，还不能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与评判。总体上，这时期肯定南昌起义开启了土地革命新阶段，对中国革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很多评论者也批评南昌起义的失败在于军事上有“投机”行为，没有开展完全意义的土地革命，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二）党的六大召开到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确定前（1928年6月—1933年6月）：构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叙事框架
如果继续保持前述叙事结构与内容，南昌起义展示出来的不过是一普通党史军史事件。但随着历史接续展开，历史评论者开始从更高层面、更广视野来重置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框架，并在新的叙事框架下重构南昌起义的重要地位与重大意义。特别是从党的六大开始，前期关于南昌起义失败在于“军事投机”“盲动主义”等否定性结论开始在叙事文本中减少、消失甚至直接被否定。
随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思想认识逐渐在党内上升为主流思想，军事斗争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重视军事工作的组织规划和全面开展。这对历史叙事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开始回溯历史，对之前与当前有关的军事行动在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上进行重构，并且不再仅仅拘泥于具体的军事决策、军事指挥等战术细节，开始更加客观与理性地站在党的革命斗争与军事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观察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瞿秋白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绕过具体的战役失败而从大的战略上来看问题，肯定了南昌起义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面的政治正确，开始构建南昌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叙事框架，评价南昌起义“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代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真正的奋斗”，“是反抗反革命”。同时，他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也更为客观公正，认为中央的一些指导性政策因为交通的阻隔直到南昌起义“完全失败之时方达到”，没有真正地起到指导性作用。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上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放到一个叙事框架之内，亦突出了南昌起义的“反抗”意义。他认为，三大起义虽然都遭受失败，但是我们党因此“得到了新的阶级结合”，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各省的农民，“都认识了这是他们反抗统治阶级的第一声”，特别是他认为南昌起义“是含有土地革命意义的反抗”。刘伯承则肯定南昌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
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充分吸取与会代表意见，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作为叙事的主体框架内容，并把三大起义同时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之内。议决案认为“南昌、秋收及广州暴动”三大起义“决非都是盲动”，总体上肯定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同时还有指导机关犯有土地革命不坚决、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指挥失当等策略上的错误。议决案否定之前批评南昌起义等是“盲动”的观点，特别是把南昌起义的失败归因于敌人的力量太强大，相比之前党内的各种评价显得客观许多。同时，认为南昌起义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这也是对南昌起义重大意义的充分肯定。
党的六大决议的叙事框架提升了南昌起义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在一个时期内被党内所接受，也影响到其他历史评论者的叙事。在此叙事框架内，也不断有叙事话语的创新。如1930年，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谈到红军发展过程时指出，“中国红军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前后土地革命开展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后面他列举了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斗争，第一个就是“叶、贺军队在失败后转入到海陆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这是党内第一次肯定南昌起义在红军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开创地位，隐含着南昌起义为红军成长起点的叙事语境。同年，李立三在一份报告中对南昌起义予以充分肯定，并开始从革命史的叙事角度来评判南昌起义，认为“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上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国民党的反抗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这与他之前对南昌起义偏批评的态度相比，已有很大转变，总体上持肯定态度。
总之，这时期对南昌起义的评价，适应新的历史时空场景开始构建新的叙事框架，从革命史的大视角来叙事，突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叙事内容，开始把南昌起义纳入开启革命新阶段、开启创建红军新时期的历史叙事语境之中，并把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放到同一叙事框架。在叙事结论中，开始使用“第一声”“第一页”“伟大的意义”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叙事语言，把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更加客观，不再简单归结为军事的投机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而是更加强调客观因素的影响。这就从叙事框架和叙事话语上把南昌起义从一个普通历史事件上升为具有开创革命新阶段意义的重大事件。
（三）中央确定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33年6月—1949年10月）：构建红军创建起点的叙事框架
历史发展到新阶段，必然面临着新的目标任务。新阶段新任务使历史评论者有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全新视角，并以历史新阶段的目标任务作为历史叙事的新标准来评判过去的历史事件，因而造就出新的历史叙事框架。到20世纪30年代，扩大红军、加强军事斗争是这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任务，与创建红军密切关联的南昌起义因而成为新阶段历史叙事框架的重构对象，在新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下，其得出的叙事结论也必然发生变化。
从1933年开始，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开始构建南昌起义为红军创建开始的叙事框架。这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命令》，决定从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认为南昌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这就从党的正式文件上正式把南昌起义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始事件来叙事，并使纪念活动制度化。同年7月1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7月12日，周恩来、朱德发布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活动的训令，指出南昌起义“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中央文件中接连出现的“来源”“开始”“胚胎”等新的叙事话语，虽然表达的程度不一，但都强化了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事件和土地革命开始的叙事架构。
此后，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和工农红军创建的开端已成为共识，只是叙事话语各有不同。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不断壮大和革命事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叙事框架逐渐扩大到更大的红军创建史的叙事框架之内，并且不仅突出南昌起义，还开始突出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重要地位。如1937年5月，朱德在谈到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过程时指出，以前中国革命因为没有一支很好的革命军队致使革命经常流产，而从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才认识到“没有革命的军队，便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此后，我们党“领导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红军便光荣地产生了”。7月，周恩来在《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指出，经过1927年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直掀起了苏维埃革命的红旗，创造了各地的苏区和红军”。这里同样把党的三大起义作为创造红军的开始，并且他还谦虚地把自己领导的南昌起义放在了秋收起义之后。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把党在1927年的三大起义作为总体来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不久之后，随着毛泽东、朱德等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上升，党内开始把红军的创建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单独关联起来，而不再包含广州起义，特别是开始突出朱毛会师之于红军创建的重大意义。如聂荣臻1942年构建了“朱毛红军”上井冈山是红军创建“第一阶段”的叙事框架。在南昌起义15周年之际，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的一篇讲话中指出，“南昌暴动是我们党首次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次暴动是正确的；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反革命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进攻，是必要的”。同时，他也认为南昌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许多原则的错误，导致最后失败。但是，“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却从新形式中成长起来，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朱毛红军”，而朱毛红军“就是现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前身”。聂荣臻认为，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再到朱毛红军上井冈山，“这是红军艰苦缔造的第一阶段”。
周恩来1944年发表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运用了同样的叙事框架，认为“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同时肯定“秋收起义是成功的”，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罗荣桓稍后发表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虽然有相同的叙事框架，把党早期领导的几大起义放到一个观察视角之中，但他在叙事结论中更为突出毛泽东与朱德对于创建工农红军的作用，认为以前那些起义都没有成功，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其后又创建了中央苏区“才是成功了的”。
1947年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社论，则在上述叙事框架基础之上作了较大调整，突出强调南昌起义发出继续战斗“第一声”的历史地位和在红军创建史上的“创始”地位。社论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战斗的第一声”就是南昌起义，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属于人民的军队；20年前的黑暗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造成20年前后大变化的最直接力量“是南昌起义所创始的共产党所领导、人民所自觉组织的人民解放军”。这篇社论为到底是南昌起义还是“三大起义”，抑或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是红军创始地位的叙事争论画上句号，其后党的文件与中央领导的相关表述均遵循这一叙事定位。如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一篇新华社社论稿中加写道：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起义的第一个起义”。8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八一”建军节介绍》，评价南昌起义爆发后“从此诞生了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完全崭新的军队”；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武装的开始，“同时是开始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阶段，给中国人民的希望开拓了新的道路”。
至此，党内对南昌起义的叙事已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具体军事行动，变为中国革命史、中国红军创建发展史上具有节点性、开创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给它标上“继续战斗的第一声”“第一个起义”“第一支人民军队”“开始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阶段”等重要历史印记，从而也就给予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更高历史地位。由此，这时期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叙事定论：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标志着人民军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视域中的叙事建构
历史场域的变化导致历史叙事者的观察角度与评判标准发生变化，必然也影响着构成历史叙事框架的内容和结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人民军队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歌颂人民军队的历史功绩为主的肯定性历史叙事也因此成为这时期的主要特征，只是叙事的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各有不同。特别是这时期据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打倒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中打倒反革命破坏分子、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现实需要，开始从国内革命战争史的视域来重构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突出强调南昌起义作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分界线”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重大历史意义。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等不顾历史事实刻意贬低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受到毛泽东等人的严厉批评，维护了南昌起义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6）：提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分界线”的叙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以纪念讲话、回顾文章、总结经验等方式为主，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都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谈话来纪念南昌起义，但其叙事框架、叙事内容基本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党内已确定的表述，只是在观察视角、叙述话语与叙事结论上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
贺龙在这个时期延续了之前党内关于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日和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斗争的叙事体系，他在1951年发表的《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中，开篇就说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军队“诞生的日子”，并提出了南昌起义“是我们党认识武装斗争的开始”的新观点。在1958年的《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一文中，他又强调南昌起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才开始的”，南昌起义高举坚持革命斗争的红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伟大的意义”，“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给予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有力的反击。
陈毅则既从革命史、建军史的叙事框架来看南昌起义，鲜明提出南昌起义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界线”“界牌”，同时又构建起一个南昌起义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但没有回答好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解决了“怎样进行武装斗争问题”的新的叙事框架。他在1951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完全的人民军队，“开始于”南昌起义。但是，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并成为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出发点的，乃是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向井冈山的进军。在第二年的一次谈话中，陈毅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南昌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界线，是一道界牌”；中国革命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南昌起义成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界线”，并赋予党“新生命”。他还试着从理论上阐述人民军队的建立及其发展壮大问题：“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是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这个谈话从党的革命史的角度，给予南昌起义新的更高评价。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军队近代化三个阶段的叙事框架：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只有叶挺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第三代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在这个叙事框架中，南昌起义处在中国近代军队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
罗荣桓在肯定南昌起义为建军之始的同时，则突出强调秋收起义在建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毛泽东为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组织者”的地位。他在1955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有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是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战斗的，并鲜明提出了“毛泽东同志是我军的创造者和组织者”的重要观点。在1958年，他又提出南昌起义对各地起义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观点，指出南昌起义余部“推动了各地农民武装起义，并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使秋收起义能够更加迅速地发动，并且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
朱德也把南昌起义置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内来看待，突出它“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开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新阶段的重大意义。他在1957年北京各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具有伟大意义，“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地举起来”；而且它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同年，朱德在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单独领导中国革命和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阶段”。南昌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会合，找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开始了一个历史时期”。
聂荣臻为纪念南昌起义3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与朱德的叙事框架大同小异，也是把它置于两个革命阶段的分界点来看待，但提出了“打响了第一枪”“打开了新的一页”的新的叙事话语。他指出:“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从南昌起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是“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在南昌起义以前和以后，划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方向是正确的。叶剑英则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就是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动”。南昌起义大大鼓舞了当时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使他们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
周恩来1960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则从大的方向上对南昌起义予以肯定和进行反思，并强调要突出秋收起义的历史贡献。他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单纯军事行动、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等。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担任共和国总理11年，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自我批评再次反映了周恩来谦虚低调的务实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61年，周恩来提出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联系宣传井冈山斗争伟大的历史作用。1964年，周恩来在多次审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坚持不采纳有人提出的增加表现南昌起义场面的意见，明确要求应该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应该强调南昌起义。最后，只同意在朗诵词中写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这时期，我们党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基本形成了如下叙事结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响起“第一声春雷”，开启了我们党建军的新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肯定南昌起义使我们党开始“有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但同时又把秋收起义纳入建军的叙事话语架构之中，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走上井冈山之后对创建人民军队的突出贡献，明确了秋收起义之于建军的历史关键作用。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出南昌起义“全国性的”意义和“打响第一枪”的叙事
这时期，历史的反动者逆历史而行，“四人帮”等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试图以历史的虚无来构建历史的框架。而中国共产党的清醒坚定，否定了虚无的叙事、歪曲的叙事，保持了历史的客观与历史的公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党内和军内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们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造反派们更是大造“八一”建军节和南昌起义的反，甚至有人故意贬低南昌起义、抬高秋收起义地位。针对此情况，1967年7月，毛泽东以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叙事框架来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党领导的“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是大政治”，“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虽然聂荣臻此前已提出“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的观点，但史学界普遍采用这一叙事话语，还是在毛泽东使用这个提法之后。1969年6月3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打了第一枪，全国出名的。”再次肯定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历史地位。
1971年5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讲到党史时，提出“南昌起义方向是对的，但路线、政策上有错误”。这个谈话保持了他一直以来对南昌起义失败教训说得多、对其重要意义说得少的谦虚谨慎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美德，但总体仍是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有人不断借机否定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但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肯定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历史地位和做出的历史贡献。
（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回归“打响第一枪”和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开始的叙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各个方面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人攻击贬低南昌起义的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发表系列文章，回归正确的历史叙事，澄清历史事实，恢复了南昌起义应有的历史地位。
1977年初，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在《红旗》杂志发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肯定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7月27日，在建军5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转发了《解放军报》的《八一南昌起义》一文，鲜明指出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使中国人民在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胜利曙光。这篇文章还原了南昌起义的历史真实和历史意义，对于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党史军史特别是南昌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7月31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近代“三件大事”的新的叙事框架，把1927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1919年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标志着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操在自己的手里”“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从此就将结束”的三件大事并列提出来。这三件大事，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军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开始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同时又指出“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作为人民武装革命胜利伟大起点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粟裕在同年发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文章，认为南昌起义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同时，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这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叶剑英的讲话和粟裕的文章，为回应“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人对南昌起义的否定性言论、恢复南昌起义在党史军史上的应有历史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拨乱反正作用。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综合性的叙事框架基本完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军内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回忆性文章、研究性书籍开始增多，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也更加实事求是，并且开始有了全新的视角。特别是每逢建军的十周年纪念日前后，中央都要举行重要庆祝大会，中央领导出席并讲话，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地位。历史叙事者开始吸纳中央已有定论和学界研究成果，从中国革命史、红军创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视域来综合考察南昌起义，关于南昌起义的综合性历史叙事框架也因此基本构建完成。
聂荣臻在其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回忆录中，对南昌起义叙事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打响了第一枪”“开启了革命新阶段”“大方向是正确的”三个方面。他阐述了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伟大历史意义就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充分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1987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大会上，中央的基调也基本使用了这一叙事框架，只是更加突出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光辉开端”的重要意义。
江泽民1997年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同样如此，肯定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肩负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中央把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其他起义放到同一叙事框架之内，开始使用“光辉起点”“革命史册”“新时期”“新篇章”等新的叙事话语，并提出南昌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的新观点。2007年的“八一”前夕，胡锦涛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8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指出，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以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南昌起义，连同随后党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开启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同时，在党的文件和中央批准出版的权威著作中，也都沿用了中央对南昌起义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既定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时期，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对南昌起义“第一声”的叙事框架加以拓展，以“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声响亮回答”，“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等新的叙事话语来高度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
经中共中央批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吸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南昌起义的叙事框架作了一个定论式的表述。该书提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在叙事话语上也基本延续了党内已有公认的内容，提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
总之，这时期党内军内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基本延续了前期的叙事框架，只是在叙事话语、叙事观点上进行综合集成创新，在充分肯定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和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开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等新的叙事话语，在新时期给予南昌起义更高的评价。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中的新叙事结构
历史越久远，对历史的叙事越宏观。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对历史事件的叙事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但站在新的更长历史时距、更广历史视角，历史叙事框架会有新的内容充实，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与时代任务必然得出新的叙事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南昌起义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叙事框架之内，站在党史、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角来把握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为新时代人们正确认识南昌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指明了方向。
2017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时讲话指出，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了“三个伟大历史事件”的新的叙事话语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与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叙事框架。讲话指出，南昌起义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南昌起义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同时，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突出了南昌起义在建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突出百年共产党、突出中国革命史、突出民族发展史的历史大背景，给予南昌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的高度评价，提出了“三个伟大事件”的重大意义，明确南昌起义开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重要历史贡献，从而形成了新时代关于南昌起义的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
这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基本延续了新时代关于南昌起义的叙事框架和话语，把南昌起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来叙述，突出了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等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
由中央军委批准、军事科学院编写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南昌起义的叙事也基本使用了新时代以来形成的叙事框架，但也使用了一些新的叙事话语，提出南昌起义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史上第一个划时代的壮举”，“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新篇章”；它在军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所征服，“这次起义建立和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成为红军的来源之一”。
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基本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叙事框架，把南昌起义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视域内来考察，指出南昌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五、总结：革命历史事件的叙事规律
考察95年来党内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评价，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对党史重大事件的叙事与评价规律，更好地树立起正确的党史观。从中可以看出，历史场域的变化必然导致历史叙事框架的变化，并由此导致历史评判标准的变化；而任何历史评论都必须慎重，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涟漪影响，注重从更宽广的历史时距来观察。具体来说，把握革命历史叙事规律，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任何历史事件都会在历史发展中产生不同的涟漪影响。考察历史事件，必须拉长历史的时距才能更加清晰地观察它所产生的历史涟漪的大小与波长，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定位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与产生的重大影响。越往后，越能从党史、军史、民族发展史的大背景来看得更清晰；越能超越历史现场观察者的局限，从而站在更广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比如，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评价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军事投机”“盲动主义”等批评，到开始肯定其孕育了红军的“胚胎”，再到中央文件予以红军“诞生”日的定位；从“高举旗帜”到后面“响起第一声春雷”，再到后面“打响第一枪”；从原来系列起义特别是三大起义中的一个，到毛泽东提出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从“新起点”“新开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伟大事件”等，越往后越能从大的历史视野中认识到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二，历史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从当时的具体目标与任务来考察与评判，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在于对历史的涟漪性影响始料未及，未能把握住历史的大视野与大趋势。而历史越往后，对历史事件的观察不再受限于事件最初所要达成的目标任务，历史评价也因此不再以事件当初的直接目标任务为标准，而从对历史的长远影响来观察其地位与意义，这也更加说明任何历史事件都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历史涟漪影响。如在南昌起义失败八九个月之后，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上重构革命叙事，提出了中国革命“三次失败”论，从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时距来观察南昌起义。陈毅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从革命史的大视野，提出了南昌起义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的叙事框架。毛泽东则把南昌起义置于中国军队近代化三个阶段的叙事框架中来考察。
第三，关系历史叙事框架内容的，在于历史所预设的目标任务的不断延展。随着历史的发展，任何历史事件当初所预设的目标任务都很大可能发生变迁，而由这一历史事件所延展过来的历史趋势所要达成的目的亦随之变化，新的历史场景中的目标任务因而又成为时人评价先前关联历史事件的倒追标准。20世纪30年代，扩大红军以加强军事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任务之后，南昌起义与红军创建的历史关联成为这时期重构南昌起义历史叙事框架的诱因，南昌起义“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因此开始成为这时期的叙事语言，“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也在此背景下上升为中央决定。
第四，从历史叙事的主体来观察，历史的当事人有偏好性选择，而历史的旁观者存在片面性认知。南昌起义失败不久，很多人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带有“军事机会主义”等批评性的叙述话语，其中有些参与者站在历史事件预设的目标任务没有达成的角度来批评，并且过于纠缠具体的战术问题，没有放宽历史视野来考察；而有些旁观者因为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他们对南昌起义决策的“内容详细”“不知”，这点在张太雷的报告中他自己也予以承认，所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是从党变化了的政策与形势来评判之前已经发生了的事件，犯了一般历史旁观者的单面性视角错误。党的六大在总结起义经验时，各地代表有一些“山头倾向”，比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这说明历史的当事人都容易犯偏好性选择叙事的错误，也更加说明，对历史的评价我们必须跳出历史当事人的利益束缚，以大历史观来考察和评判历史事件的地位与影响，如此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