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夏之交，何忠禮先生示下《宋高宗新論》初稿，令家齊先睹爲快。讀後驚嘆之餘，亦不禁猜測，此書一旦出版面世，會在學界及社會上産生什麽樣的反響。當時認爲反響無外乎兩種，一是在部分學者處得到認可，或有稱許，却也不覺有奇；二是對多數學者及社會讀者産生强烈刺激，或令人耳目一新，或令人心有迷茫，甚至會給一些人不安。今該書已經出版，雖僅見個別好評，但心裏的猜測仍然未變。
之所以會有諸般猜測，主要因爲該書討論的歷史人物是宋高宗，且其中不少內容確爲“新論”，與過去較爲普遍的認識多有不同。
宋高宗在中國歷史上不僅不是一個令人陌生的皇帝，而且在中國學界及民間的看法分歧並不大。因其殺害岳飛，並與金國簽訂了屈辱的紹興和議，在中國歷史上對他的評價，幾乎是一邊倒式的否定。與此同時，却也有一些環繞宋高宗的歷史問題，如長期重用秦檜、未讓欽宗南歸、未及年老便禪讓皇位等，懸疑難解。即便如此，既有的估測，亦多是以否定批判立場爲前提的闡述。緣何如此重要的問題却又懸疑難解？最爲直接的解釋根據便是相關記載或語焉不詳，或多存歧義。
歷史進入南宋，一個顯著的特點便是各類信息的産生與流通比以往更爲發達。一方面，朝廷的檔案資料越來越多地流向民間讀書人群體；另一方面，士人網絡愈加興盛，因現實的需要，朝報、小報、信函及筆記的流通，成爲政治參與的重要媒介，而私人修史等撰述亦蔚然成風。這一狀况自然對高宗一朝的專制統治形成衝擊與威脅，故在秦檜主政期間曾有禁私史等控制言論與著述的嚴酷舉措。凡涉高宗、秦檜個人及朝廷機密事，或被掩蓋，或被篡改，或被禁言，故致使一些關鍵問題，史料記載相互抵牾，撲朔迷離，甚至有嚴重殘缺，難得其詳。既然如此，何先生的“新論”何來？當然，其中自然會有對史料的辨析與新解，但綜合看來，何先生對於宋高宗的新論與其說是源自對史料的新解，不如說是因於史觀的理性與轉換。
史觀作爲一個學術概念，自然有不同解釋，但一般說來，是指對待歷史的價值立場與解釋模式。但理解史觀對認識歷史的影響，又涉及另外一個最基本的概念，這便是何謂歷史。何謂“歷史”？同樣說法不一，但理性說來，歷史應是站在一定立場上，爲着一定的目的，對過去有選擇的表達。因此可以說，以價值立場爲主導的史觀，對歷史的認識和評論，具有决定性作用。既往對於宋高宗的認識與評價，也正是一定史觀作用下的結果。正如何忠禮先生在該書《餘論》部分指出的那樣，人們對宋高宗幾無好評，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以理學宗派所確立的義理史觀評價高宗其人；二是受到泛政治化傾向的影響，特別是到了近代，中國深受帝國主義列强欺淩，割地賠款不斷，人們迫切地希望出現像岳飛那樣的英雄人物，以挽救民族危亡。因此，對宋高宗與秦檜殺害岳飛、簽訂屈辱的“紹興和議”，更加深惡痛絕。三是絕對化思想的影響，也就是非白即黑的觀點。前兩點都屬史觀，第三點則是理性問題，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一種史觀。何先生所言甚是，正是因爲受史觀影響，宋高宗成了歷代開國皇帝中國內評價最低的一位，而何先生所引不同歷史時期及不同國別的學人對宋高宗之認識，亦皆因史觀之不同。
史觀除了影響對具體歷史及歷史人物的評價，亦同樣影響到在闡述過去中對於史實的選擇。受一定史觀的左右，歷史叙述多是選擇與史觀相一致的史實，有意無意回避，甚至曲解與既定史觀相矛盾的史實。既往對宋高宗的評價和認識，亦是這種狀况。既往關於宋高宗本人及其在位時期歷史之叙述，障蔽了很多歷史事實。因此，如果轉換史觀，同一個歷史人物，及同一個歷史時期被忽視的史實，亦即不同的歷史信息，便會進入認識者的視野。與面對片面歷史信息相比，面對不同的歷史信息，或面對更爲全面的歷史信息，對歷史的認識自然會有不同。何先生的宋高宗新論，亦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呈現。但這一對歷史的論述，對於成熟的史家並不新鮮，是一個成熟史家念中應有的意識和思維習慣。但學界真正成熟的史家畢竟太少，故對《宋高宗新論》稱許却不覺有奇的人，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有論者稱：“降低對君主的預期，是歷史學者成熟的標志。”甚有道理。此論延伸開來，可以闡釋爲，歷史學者只有將對歷史的認識與政治分離，完全本着學理論述歷史才算成熟。然而，國內有相當多歷史學者未能做到這一點。不僅兼具政治家、思想家和學者身份的人在表述歷史學功能時多從其政治立場和目的出發，許多不具備政治家身份的學者亦往往膺從於政治家的思想要求，懷着一定現實政治目的理解和闡揚歷史學之功能。在對具體歷史問題論述中，不自覺地只把歷史作爲工具，提倡歷史學要爲現實服務。亦即爲了現實利益，對歷史進行任意剪裁，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歷史內容，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理論模式對歷史作出表述、解釋與評判。這種認識，往往影響到更多的大衆讀者，並被追捧。因此，這樣的學者一旦看到與自己認識激烈衝突的觀點，便備受刺激，産生不安、迷茫，甚至憤怒之情緒。故可以說，何先生對於宋高宗的新論，可能帶給很多人刺激、不安，或憤怒，甚至難免會被人扣上某某主義的大帽子。
何先生論述宋高宗的史觀，未必能套用既有的史觀名稱予以準確表述，但“决心克服學術界可能遇到的某些困難，遵循既不嘩衆取寵，也反對人云亦云的原則，擺脫七八百年來義理史觀的束縛，克服政治化傾向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力求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宋高宗及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人和事，通過不同角度的分析研究，進行較爲深入的論述，力求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見本書前言），則是作者表述出的明確的立場和理念，亦即本着求真，不沒其實的態度，力爭能理性、全面、客觀地認識宋高宗及相關歷史。
何先生以不同的史觀對宋高宗進行研究，首先可見的是以往不被學者重視的歷史內容進入了討論的視野。全書共十九章，從第九章到第十七章的九章，以及最後一章，共十章，分別討論宋高宗對於中央官制和科舉制的改革、高宗與南宋農業、高宗與海上“絲綢之路”、高宗學術傾向對南宋政治之影響，以及高宗對佛教的態度、勤學與勤政、納諫與節儉、對民生和生命之關心，還有高宗的書法藝術及其晚年生活。這些內容都有較爲豐富的史料，理應作爲研究宋高宗的重要方面，却在既往的研究中被忽視或淡化。當然，有的內容，如官制、科舉制、農業、海外貿易及書法藝術等，在一些政治史、經濟史及藝術史專論中有所涉及，但並非從高宗主政角度論述。如果將這一系列問題，從宋高宗之角度予以考察，不僅可以展現不同的認識，而且亦有助於全面認識宋高宗這一人物。不言而喻，將更多的歷史信息附着於宋高宗身上加以討論，對其印象自然會有改觀，可以展現一個多面立體、較爲全面的宋高宗形象。其中對於宋高宗重農思想、勤學與勤政、納諫與節儉，以及關心民生、珍惜生命等論目之揭舉，及相關史實之論述，甚能改變對宋高宗之印象。特別能够突出宋高宗作爲王朝再興之主，面對內外之艱難，力撑危局，終使統治穩固的强幹形象。
史觀的改變，同樣帶來對於既往熟知問題的再認識。關於宋高宗，最受非議的就是與金簽訂屈辱的紹興和議、殺害岳飛、長期重用秦檜等。這些問題最是討論宋高宗及南宋初期政治史無法回避的歷史內容。對於此，何先生沒有采用翻案的立場，事實上也不存在這種可能性，但在具體的論述中却擺脫了將歷史簡單化的觀念，充分體察宋高宗的“封建”帝王立場及作爲人的基本品性，將其各種選擇與决斷置於北宋末至南宋初年具體的歷史形勢和場景中，予以深入分析，對相關歷史事件作出更爲理性的認識和解讀。對於紹興和議，通過分析南宋經濟形勢、宋金軍事力量對比、宋高宗的恐金心理及現實政治意圖，認爲宋與金簽訂和議，既是必然選擇，亦是無奈之舉。對於和議的客觀效果，亦能給予理性的認識。關於殺害岳飛事，在堅持宋高宗是元凶的前提下，從高宗的武臣觀、岳飛的言行舉措，以及諸大將之間的關係和地位諸方面，討論了岳飛被害的多重原因。並對“兀朮遺檜書”的“必殺飛，始可和”及岳飛與張俊前往淮東視師，岳飛替韓世忠鳴冤引火燒身的說法，予以否定；亦認爲秦檜妻王氏促使秦檜對岳飛痛下殺手之說，近乎小說家言，不足憑信。關於秦檜專權問題，不僅詳細分析了高宗信任秦檜的原因，而且梳理出秦檜集團的形成與瓦解過程，以及其間的專制統治表現。一系列的新認識不僅是刷新舊說，更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
除以上問題外，史書中所記高宗母親韋氏南歸及欽宗未能南歸事，給人撲朔迷離之感，而高宗禪位於孝宗，亦長期令人難以理解。對於這兩個問題，何先生亦都給出精彩的分析和論述。在揭示韋氏南歸後修改年齡的玄機之外，又進而揭示韋氏返國對於南宋政治之影響及其與欽宗不能南歸之關聯。對於高宗禪位於孝宗，不僅給出較爲合理的原因解釋，亦總結出這一舉措的重要意義。
對熟知問題作出新解或深入探討，自然須對有限史料進行再深究。但這不僅需要深厚的功力和開闊的視野，更需長期不懈地進行探索和深思。何先生的新論在這些方面有充分體現，正是令人感嘆之處。何忠禮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尤對南宋史具有精深的研究，不僅先後著有《南宋史稿》、《南宋政治史》、《南宋全史》和《南宋科舉制度史》等南宋史研究專著，而且撰有多篇關於宋高宗、秦檜等南宋人物及歷史事件的專題研究論文。故《宋高宗新論》一書，是何先生在既往研究基礎上，對圍繞宋高宗的若干學術問題更進一步的學術研究論著，是作者數十年學術積累與學術新思考相結合的研究成果。該書的論述不僅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分析與解讀基礎之上，亦呈現出冷靜理性的歷史思考。鑒於現存的史料殘缺及相互抵牾，《宋高宗新論》一書，却能够充分占有史料，在對具有爭議的問題討論中，將史料條分縷析，辨僞抉疑，並輔以合乎情理的推論，對史實作出可信度較高的解釋。該書既稱《宋高宗新論》，“論”的部分自然在書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或分析史實成因，或解讀人物心理，或論斷古今是非，多能在辨清史實的基礎上，予以評說，揭示出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複雜多面的樣態。
看到書中對於宋高宗的不同論述，可能會有人以爲這是一部爲宋高宗平反的書，但只要細讀，便會發現不是。該書在對宋高宗的人品、行事及歷史功過是非的論述上，既有肯定，亦多否定，力圖能以公允的立場和理性的價值觀，展現宋高宗作爲一代帝王及作爲一個人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儘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對宋高宗的看法，特別是一些看似相互衝突的論斷，還是對人們的習慣認識有一定挑戰。如在論述紹興和議和殺岳飛的內容時，宋高宗的屈辱無能、狠愎毒辣、狡詐虛僞等品性躍然紙上，而在寫其關心民瘼、愛惜生命時，又將宋高宗呈現爲一個善人形象。這種鮮明的對比，是叙述技巧上的不平衡、不自洽，還是有其事實上的合理性？可能都會引發無盡的思考與爭論。而這些亦正爲學術研討該有的義項。
若再深究，有的讀者可能還會認爲，高宗一朝的制度變更、經濟發展等，自然與高宗的主政分不開，但亦是多方面原因促成，朝臣與各級官府的努力亦作用巨大，能不能都歸到高宗一人頭上，亦當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以上是關於《宋高宗新論》學術觀點之感想。另外，作爲一位治宋史且與何先生相熟的後輩學者，亦有發現，從全書各章節標題和多數內容的寫作方法看，該書屬學術專論體式，並非斷代史和人物傳記專著。但在個別內容的叙述上，却難免與《南宋政治史》和《宋高宗新傳》的寫法相交叉。如南宋初年基本史實與完顔亮南侵等一些背景知識，《南宋史稿》和《南宋政治史》等書均有詳述，在內容結構上，對於理解宋高宗的表現亦不無意義，但作爲專題新論，又似乎沒大必要，或無須再詳述。如何看待寫法上的這些問題，亦當會引發一定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