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唐平百济国碑铭》镌刻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五层石塔底层四面立石上,是探讨7世纪60年代唐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石刻文献。长期以来,中日韩学界虽已做过一定的研究,但检索现存文献史料,发现其中仍有可资探讨的地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其撰写目的和时间、铭文涉及百济末朝野动态,诠释其所载11位唐军将领的生平事迹,考察现存史书记载这些人事迹绝少之原因；纠正以往研究对铭文“三河”“六郡”的错误诠释,力图全方位探讨《碑铭》涉及的诸多问题,为深入研究7世纪中叶唐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提供新的思考。
关键词：《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百济；唐军将领；纪功碑
现竖立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遗址博物馆的五层石塔，其底层四面排列16块大小相等的板石，上面镌刻着著名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以下简称《碑铭》)。关于《碑铭》，清代金石名家王昶、刘喜海分别在《金石萃编》《海东金石苑》两书中收录并做有跋语。日本学者葛城末治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朝鲜金石考》一书中有概要性考察，喜田贞吉此前则有专文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定林寺五层石塔及底层碑刻的介绍层面。鉴于此，10年前笔者曾对《碑铭》的历代著录状况，撰刻时期、缘由、《碑铭》撰者生平、嵎夷道行军总管及其所辖军队编排、百济灭亡时期的人口，以及《碑铭》对唐军将领们的记载等问题做有考析。此外，韩国学者金荣官对苏定方选择定林寺五层塔镌刻碑铭、碑铭美化唐军的缘由，以及碑铭所反映出的百济灭亡时历史状况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分析。金氏还结合历代学者对碑文的著录，解读碑铭文字，并对笔者的某些观点作了补充论证。虽然如此，需要关注的问题仍不少。故此，笔者试图比对刘喜海《海东金石苑》、韩国学者许兴植《韩国金石全文(古代)》收录的碑铭文字，结合既有的考订研究，对一些尚未涉及或虽有涉及但仍有疑问之处做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一、对《碑铭》的总体考察
(一)碑铭撰书涉及问题
“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表明碑石的建立时间为660年八月十五日，书丹碑文者为洛州河南人权怀素。对此，黄清连认为，“衡诸百济使者及高句丽沙门对当时战事，或为亲自闻见；而苏定方纪功碑书于八月十五日，如果战事发生于十二日，则三日之内撰文、刻石，是否时间充裕，也不无疑问”。笔者认为以贺遂亮、权怀素二人的为文、为书水平以及出于展现唐罗联军将领的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英勇气概和宣扬国家权威的目的，唐军中某些特定人物在3日之内完成《碑铭》写作，乃至镌刻是完全有可能的，韩国学者李道学认为苏定方之所以选择定林寺作为《碑铭》的撰刻之地，除了时间匆忙、难以重新寻找合适石料外，更带有践踏百济人信仰和宗教理念从而达到向百济人宣告百济灭亡事实之目的。结合已有研究，笔者认为《碑铭》镌刻时间可靠性似无可置疑，原因在于：其一，撰写纪功碑，不仅可以宣扬国家的声威，而且是历代立功边疆军事将领自豪感、责任心的集中反映。作为开辟征伐高丽南线据点，与新罗联合平定百济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因而以镌刻纪功碑的形式来表达参战将士的兴奋之情，实属合情合理，符合唐初开疆拓土的时代风范。至于是否如李道学所说践踏百济人信仰理念，现在看来并不好说，而起到宣告百济灭亡的事实则确实达到目的。其二，查阅中韩日三国的史书记载，唐平百济的时间虽存在记载不一的问题，但从攻击开始到战斗全线结束时间约为一个月当无疑问。且在唐平百济的过程中，除新罗军队在黄山之役中遭遇百济军队的顽强抵抗外，唐军并未碰到强硬对手；直到围攻百济熊津城之时，还出现“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太子隆并与诸城主皆同送款”之事，可见这次军事行动的完成还是较为顺利的。结合上述唐军对胜利的渴望与取得成功之后的实际状况，其有可能在攻陷泗沘城，追击义慈王之时就已考虑镌刻碑文事宜。而在俘获义慈王之后随即着手撰书、镌刻来宣扬唐军的举世功绩，此亦可解释其速成问题。
至于书者权怀素，除知其为洛州河南人氏外，史籍缺载。笔者与金荣官均根据《金石萃编》及朝鲜时代学者洪良浩《耳溪先生文集》中对权怀素的书艺评价，推定其书法技艺已达很高水准。此外，金荣官认为《碑铭》中的字体前后有异，怀疑碑铭文的书镌或非一人所为，但笔者以为除镌刻时间匆忙外，《碑铭》因刻在石塔底层，镌刻环境本来就非平常，且历经千年风蚀，字样稍有差异亦属正常，似不应就此产生怀疑。
(二)碑铭前半部分相关问题
关于《碑铭》文的前半部分，学界少有关注，似只有金荣官论文中略有提及。《碑铭》中对唐朝、百济双方地位界定，百济亡前朝野异状与现存文献记载差异等问题，仍有探讨之必要。
1．从唐朝建立到百济灭亡，唐与百济关系演变有迹可循。具体来说，唐太宗、唐高宗父子在不同时期对百济颁布的诏令就可说明这一点。首先，贞观元年(627)，鉴于唐朝与新罗关系的平稳发展，唐太宗告谕百济武王云：“王世为君长，抚有东藩，……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新罗频繁遣使举讼百济，高宗下玺书与百济义慈王云：“朕代天理物，载深矜愍。去岁王及高丽、新罗等使并来入朝，朕命释兹仇怨，更敦款穆，……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依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可见，在唐与新罗、唐与百济的关系天平中，唐朝虽将唐罗关系放在首位，但直至7世纪50年代中期，唐朝仍将百济视为重要的盟友之一，千方百计调和百济、新罗间的纠纷，服务于对高丽事态的需要。但是随着唐朝征讨高丽的失利，其对朝鲜半岛的政策逐渐发生改变，高宗永徽以后采取“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策略，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对百济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
碑文提及“是知汹水挺袄，九婴遂勠，洞庭构逆，三苗已诛”。“九婴”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凶兽，为后羿所杀；“三苗”则是上古时期的古族名，为尧所败，并归入尧所率领的部落联盟中。此前唐太宗征伐高丽之时，其颁布的征伐诏令中亦有“黄帝不服之民，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的字句，表达了唐太宗意欲讨平高丽的决心。而《碑铭》将百济比拟为“九婴”“三苗”，除痛斥其恶行、宣扬正义外，是否亦有将其归入唐朝领土的含义则不得而知。
2．《碑铭》提及百济“窃命岛洲，襟带九夷，悬隔万里，恃斯险厄，敢乱天常。东伐亲邻，近违明诏，北连逆竖，远应枭声。况外弃直臣，内信妖妇，刑罚所及，唯在忠良，宠任所加，必先谄幸，标梅结怨，杼轴衔悲”。韩国学者李昊荣据此认为《碑铭》在美化唐伐百济行动，为征伐百济合理化寻找借口，恰与12世纪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所云如出一辙。诚然，唐军征伐百济的主要目的是为“南北夹攻”高丽做准备，但参照《日本书纪》所载，百济义慈王自即位起便打击异己，“又弟王子儿翘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内佐平岐味，有高名之人卌余，被放于岛”。高句丽僧侣道显《日本世记》曰：“七月云云，借大将军苏定方之手，挟击百济亡之，或曰：‘百济自亡，由君大夫人妖女之无道，擅多国柄，诛杀贤良故’。”可知当时百济内部矛盾重重，而此亦是唐罗联军能够迅速获胜的重要原因，若此，则《碑铭》记载应与事实相差不大，至为可信。
二、《碑铭》所载唐军将领事迹考释
《碑铭》载有苏定方、刘仁愿、金良图等13名唐罗两军将领，其中唐军将领11人。笔者曾据有关史料，对贺遂亮、曹继叔、刘伯英三人做过初步考证。姜维东在《唐东征将士事迹考》中也摘录《碑铭》记载的唐将史料，间有论述。但查阅中韩现存史书，除苏定方外，其他将领均无传记，其事迹散见于其他史籍之中，有的人甚至缺载，故仍有进一步分析考释之必要。
(一)苏定方
1．显庆五年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大总管，率军出征百济，另依《碑铭》及《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可知，当时唐罗联军分为14道，苏定方则担任了14道大总管，从碑刻中已得知14道中的7道分别为神丘、马韩、熊津、嵎夷、含资、加林、唐山，对此，笔者做过详细考析。而作为征伐军大总管，苏定方的功绩在《碑铭》中得到强力体现，认为其文才武略远胜于汉代的卫青、霍去病等人，且在征伐的过程中恩威并施，获得成功。苏定方本人在历次征战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置生死于度外，故《碑铭》对其功勋的记载应符合事实。然查阅《旧唐书》《三国史记》，得知苏定方在平定百济后，曾有纵军劫掠等行为，进而引起黑齿常之等百济旧将的反叛，导致百济烽烟再起。关于这一点，中韩学者均有论述，笔者认为《碑铭》虽是唐军所刻，对苏定方的功绩品行难免有溢美过誉之处，但文献记载是否亦有矫枉过正之嫌?不妨抄引《三国史记》卷5记载，云：
“十二日，唐罗军□□□围义慈都城，进于所夫里之原。定方有所□□□前，庾信说之，二军勇敢，四道齐振，……”
对于这段史料，笔者认为苏定方率军出征，颇受朝野关注，这种消极懈怠、畏惧不前的行为，极可能是金富轼在编纂《三国史记》时受到金庾信玄孙金长清所著《金庾信行记》一书的影响。李昊荣也指出《三国史记》在论述苏定方处罚新罗督军金文颖事件中，新罗大将金庾信表现得英豪无比，而唐大将军苏定方则凸显得无能退让，这也反映“从统一以后开始，对统一战争中功臣们英雄般的美化是可以想象的事情，现存《三国史记》记录中受到多少程度的影响，事实上是相当大的问题”。可知《三国史记》对唐朝将领有贬抑之嫌。至于《旧唐书》此段所依据的材料应是《唐高宗实录》，因其改修是由对许敬宗、苏定方有敌意的右相刘仁轨主持，故对苏定方事迹的记载应慎重对待。如何将文献史料与《碑铭》很好地结合起来，分析苏定方在灭亡百济战中的表现及影响，无疑对还原历史真相有着重要帮助。
2．按《旧唐书》载：“高宗临轩，定方戎服操贺鲁以献，……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赏赐珍宝，不可胜计，仍拜其子庆节为尚辇奉御。定方俄迁左武卫大将军。”即苏定方因平定西突厥贺鲁之功，被授予左骁卫大将军，又在征伐百济班师归来之后，才官拜左武卫大将军。而《新唐书》则载“定方选精卒万、骑三千袭之，……葱岭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钜鹿三百户，迁左武卫大将军”。《旧唐书》亦载“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之，大破其国。”《新唐书》载“显庆五年，乃诏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发新罗兵讨之。”而据《碑铭》中载苏定方的官职为“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邢国公”，则可知苏定方出征之前已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故《旧唐书》本传载其讨伐百济之后授官应误。还有，《旧唐书》《新唐书》之《百济传》中苏定方官名中皆缺载“武”字。此外，按《资治通鉴》卷200、卷201记载，郑仁泰显庆五年(660)、龙朔元年至三年(661—663)亦担任了左武卫大将军一职，然据《唐六典》卷24载“左、右武卫大将军各一人”，故在同一时期不可能出现二人同时担任左武卫大将军，不妨再作考释。现存《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凉甘肃伊瓜沙等六州诸军事凉州刺史上柱国同安郡开国公郑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明确记载郑仁泰于“显庆二年，入为右武卫大将军”；《唐会要》亦记载郑仁泰出征铁勒时官任“铁勒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凡此种种，均可证明此时苏定方官拜左武卫大将军，《资治通鉴》记郑仁泰的官职“左”应为“右”之误。
(二)刘伯英
《旧唐书》《新唐书》没有为刘伯英立传，但从文献资料间或可见其断续事迹记载。笔者及姜维东曾依据刘伯英死后安葬于盱眙，以及史料记载其子刘行举为“盱眙人”两点，推断刘伯英应为盱眙人，其死后不久就遭毁棺抛尸之事。笔者认为其追随苏定方征伐百济、高丽之后，并没有再次涉足东北战场，而其何时去世，史无明载。《全唐文》中收有册命刘伯英为左监门卫大将军的诏书，故其在临终时担当拱卫京城的左监门卫大将军当是事实。只是查找宋人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刘伯英官拜左监门卫大将军是在“龙朔二年二月八日”，且诏令载其“功宣六豹，气掩三韩，折冲之效有闻，爪牙之任攸属，式畴徽烈，擢卫宸闱，是用命尔为左监门卫大将军”，故应是因其征百济有功，才官拜左监门卫大将军一职。而后因柳州蛮吴君解发动叛乱，贞观年间曾在西南雋州担任都督的刘伯英，在调任冀州长史任上，领军南下征讨。从记载看，刘伯英担任左监门卫大将军一职时间应不长，而为何调任冀州长史，是否和龙朔年间百济战场情势有关，因史无明载，无从得知。至于刘伯英征讨柳州蛮后的官历，亦不得知。
令人鼓舞的是，相关史料记载了刘伯英此后事迹。《掇英》载“刘伯英，乾封元年五月自翼州(当为冀州)长史授，总章致仕”，《嘉泰会稽志》亦载“刘伯英，乾封元年五月自翼州(当为冀州)长史授，总章元年终于官”。姜维东依据这两段史料推断刘伯英曾担当越州刺史一职，并于总章元年死于越州任上。但查看两条史料，除“总章致仕”与“总章元年终于官”不同外，其他均完全相同，这是否证明两者是据同一史源抑或是两书抄录传承所致呢?《掇英》即《会稽掇英总集》，为北宋孔延之所编诗文总集；《嘉泰会稽志》则是南宋施宿、陆游等人所编之南宋地方志，且在修撰时详细收集各方资料，故极可能是《嘉泰会稽志》直接抄录《掇英》中刘伯英之资料。此外，“致仕”与“终于官”截然不同。按《隋书》载“彦谦直道守常，介然孤立，……出为泾阳令。未几，终于官，时年六十九”。《新唐书》载“赵隐字大隐，京兆奉天人。祖植，……累擢岭南节度使，终于官”。其中“终于官”乃是官员死于任上之意。而《通典》载“大唐令，诸执事官，七十听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闻。诸文武选人，六品以下，有老病不堪公务、有劳考及勋绩情愿结阶授散官者依。其五品以上，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可知“致仕”者，退休之意甚明。又按《通典》载“会稽郡，……户八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即越州时属上州，担任刺史的刘伯英的官阶为从三品，且其征战沙场多年，年龄或已很大，在此时上表请求致仕实属合情合理，故参考多方史料，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其是在此时致仕，至于刘氏何时去世，为何未获陪葬乾陵?尚待新史料出现，以解疑惑。
(三)董宝□(亮)
关于董宝亮其人，因年久风蚀，《碑铭》文字已难以辨识，故拓片最初仅辨别出“董宝□”三字。对此，许兴植在《韩国金石全文(古代)》中将“□”字判为“德”字，如此董宝□便是“董宝德”了，只是不知其判读理由为何。姜维东－317、金荣官等则将其判为“董宝亮”，主要依据是《三国史记》卷5记载的“苏定方右将董宝亮”，故推断二者应为同一人。笔者曾提出除《三国史记》曾提及董宝亮外，并未有其他资料涉及“董宝□”，而是提到另一人物冯士翙，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应该慎重考察。近来查阅《元和姓纂》，其载“汉江都相董仲舒；少子安，子孙自广川徙陇西。裔孙繇，生昭。昭七代孙徳林，北齐匡城令，又居匡城。曾孙宝亮，安西都护、陇州刺史、天水公，生元质、元珍。元质，右监门将军”。可知董宝亮除担任陇州刺史外，还曾出任安西都护一职。对此，薛宗正教授曾依据安西都护府的兴废状况，推断董宝亮担任安西都护的时间应为总章元年(668)至咸亨二年(671)间。至于董宝亮后转任何职，史无明载。而宋代赵明诚编《金石录》，记有《戎州刺史董宝亮碑》，云：“李俨撰，张遂隆八分书，咸亨四年十月”。可知后来董宝亮曾转任戎州刺史一职，但不知董宝亮何时转任戎州刺史?其碑上仅记载了“咸亨四年十月”数字，应是指墓碑建于咸亨四年(673)十月。那么，董宝亮其人死于咸亨四年或之前当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单从《碑铭》撰者李俨其人来看，董宝亮死后应是享受相当高的礼遇。此外，董宝亮出征百济之前就官拜“使持节陇州诸军事、陇州刺史、上柱国、安夷公”，返回后官复原位，并辗转担任安西都护，官职应该是有所升迁；至于为何又迁任“戎州刺史”，值得深究。董宝亮生有元珎、元质二子，其中董元质官拜右监门将军，从三品。可见自董宝亮之后，董氏家族子孙似官运亨通，持续发展。
(四)梁行仪
据《碑铭》载，梁行仪在军中担任行军长史一职，而此前的身份为中书舍人。《碑铭》形容梁行仪其人学识渊博、文采飞扬，和东汉的许邵、郭泰，三国两晋的荀攸、裴秀相媲美；深谋远略，远超东汉□太傅，西晋杜镇南(预)之上，是难得一见的谋士。但其最终结局如何，史书缺载。
(五)祝阿师、于元嗣
因受《碑铭》拓片模糊不清等影响，清人最初辨认《碑铭》拓片之时，仅能辨别出“祝□□”“□元嗣”，而后在对不同时期拓片进一步辨析过程中，许兴植等中韩学者大都认为其应为“祝阿师”与“于元嗣”二人。姜维东则在其《唐东征将士事迹考》中提及此二人应为“祝山海”“李元嗣”，其主要依据为二人的郡望为关中与冀北，与《碑铭》中所提及的“地处关河，材包文武，挟山西之壮气，乘冀北之浮云”相合。然《碑铭》文是将二人置于一处，后才形容其“地处关河，……乘冀北之浮云”。若此，将“关河”作为“祝□□”的地望，“冀北”看作“□元嗣”的地望，似稍显不当。相对于将“关河”与“冀北”当作地望，笔者以为将其视为人才荟萃之所，更为恰当。如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就提及“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因此“地处关河，材包文武，挟山西之壮气，乘冀北之浮云”似应解释为对大唐帝国人才济济的赞美。
(六)曹继叔
《碑铭》将曹氏喻为战国、西汉名将廉颇、赵充国，则可知曹继叔确系勇猛善战之人，但同时也反映出其出征新罗时已颇富年历。按史书记载，曹继叔其人曾南征北战，战功卓著。笔者此前亦曾指出。也正因曹继叔屡建功勋，然许敬宗修纂国史实录时却未如实载录，而是一味强调苏定方的作为，客观上降低了曹继叔影响，故在许敬宗死后，朝野掀起“倒许风波”。需要补充的是，史载“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又诏裴行俭率将军曹继叔、程务挺、李崇直、李文暕等讨之”。也就是说，在征伐百济20年后，已经年迈的曹继叔随从裴行俭征伐突厥。当然，这可证明至少在此之前曹氏不仅健在，而且还可领兵作战。如此说来，在上述“倒许风波”中，很可能将许敬宗没有如实载录者“拨乱反正”，曹继叔的功勋得到重新认定，并率军在其他区域再立新功。
(七)杜爽
《碑铭》中记载杜爽出征百济前官任岐州司马，并描述其文采飞扬，具宰相之才，武艺高超，能追风踏电，驰骋西海。从现有记载看，杜爽在平定百济之后，似一直镇守百济。具体表现为随刘仁轨、刘仁愿参与白江口之战，大破百济复兴军与倭国联军，并直接参与由唐朝主导的罗济会盟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碑铭》文记载了两位行军长史，即上述的梁行仪和杜爽。依史载，行军长史：唐中央16卫，诸卫折冲都尉府，以及“天下兵马大元帅、副元帅、都统、副都统、行军长史……各一人”，其品级各不相同。另有史料记载：“凡将帅出征，兵满一万人以上，置长史、司马、仓曹……各一人。五千人以上，减司马。”可见正常情况下，军兵满5000人以上，均设置行军长史，而《碑铭》中记载了两位行军长史，可推证苏定方领衔的14道军中均设有行军长史之史实。现存韩国尚州直指寺的唐《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笔者曾考证此碑铭的撰写者应是熟悉佛教修行，并有一定的佛教素养，且和柴哲威关系密切的随军文人，极有可能是随军的行军长史、行军管记之流。如此看来，出征百济各军道，均应设有行军长史一职。那么，唐军中行军长史的职责如何?为何会令如中书舍人梁行仪担任此职?关于行军长史的具体职责，史书缺载，其选任可分朝廷任命、将帅辟署两种。结合唐初朝廷以高官任行军长史，监督出征将帅，防止其作乱的做法来看，受命出征百济的14道军队均应设置行军长史，其作用亦应是监督与牵制出征将帅，并担当军队文翰的撰作职责。
(八)刘仁愿
《旧唐书》《新唐书》均未为刘仁愿立传，《碑铭》不仅记载其自小熟读诗书，后又习孙吴兵法，是一位忠勇双全的将领，而且提及“邢国公奉缘圣旨，委以班条，欲令金如粟而不窥，马如羊而莫顾”，即品行极佳，故受到苏定方的引荐辟署，随军出征百济。在百济战平之后，又受命率万名唐军留守。关于刘仁愿生平事迹，历来少有学者触及，笔者撰有《刘仁愿事迹考述试论稿》《唐将刘仁愿的流配生涯及悲惨结局：以〈刘仁愿纪功碑〉等史料为中心》两文。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刘仁轨传中有关刘仁愿的记载，以及现竖立于韩国扶余《刘仁愿纪功碑》等史料，探讨刘仁愿的身世经历和他在唐百济留守军中地位及作用，他与刘仁轨间的矛盾，以及流配姚州的过程结局等。重新查考《碑铭》及《刘仁愿纪功碑》，其对刘仁愿官职的记载似仍有值得讨论之处。其一，《刘仁愿纪功碑》载刘仁愿“显庆元年，迁左骁卫郎将。二年，应诏举文武高第，升进三阶，复命铁勒安抚”。《碑铭》又载其显庆五年征伐百济之时，任“右一军总管、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上柱国”。就是说，自显庆元年(656)至显庆五年，刘仁愿似一直担当左骁卫郎将一职，而其显庆二年(657)的“升进三阶”应是对其勋官或散官的嘉奖，并非是职事官的升迁。其二，《刘仁愿纪功碑》载云：显庆“五年，授嵎夷道行军子总管，随邢国公苏定方平破百济，擒其王扶余义慈”。依《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唐行营出征“诸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其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子总管则立四旗以上”。可以看出，“子总管”应是隶属于总管及副总管之下的中层军将。然《碑铭》却载其为“右一军总管、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上柱国”。“右一军总管”是指军队左中右三军中负责右军的统领，与“子总管”似并非同职，至少也存在差异。而上述二碑均为同一时期所建，刘仁愿在镌刻《碑铭》及纪功碑之时应在现场，但其中记载其官职，为何会出现截然不同状况?
当时出征百济的共有熊津、马韩、嵎夷等14道军队，其中嵎夷道行军总管为新罗王金春秋，其军队中不仅有新罗人，而且还包括唐军主力，即左、右两翼部分军队，行军副总管、行军长史亦由唐朝所派兵将担任。但此种情况是否为唐罗军队在德物岛汇合当时便已形成?果真如此，上述《碑铭》记载中涉及唐罗联军混合编制，就有合理并且符合当时两军状况的解释。但是，依据《三国史记》载：“定方谓法敏曰：‘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又，罗、济黄山伐战后，“庾信等至唐营，定方以庾信等后期，将斩新罗督军金文颖于军门。庾信言于众曰：‘大将军不见黄山之役，将以后期为罪，吾不能无罪而受辱’”。凡此种种，貌似直至两军会合之前，新罗军队中似还未有唐军参加，否则也不至于无人向苏定方汇报新罗军队在黄山伐战的艰难状况。故此，似乎唐罗军队并未有联合编制情况出现。对此，我们应做两方面理解：其一，新罗王子金法敏率领百艘战船迎接唐军，双方在德物岛见面，并且实现了两军的联合编制，《碑铭》中所见嵎夷道军队的构成就可说明问题。其二，金庾信率领新罗五万军兵从东面进攻，结果在黄山伐和百济阶伯将军率领的五千精兵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虽然新罗军队最终获胜，但损失惨重。在当时的通讯状况下，苏定方未能掌握新罗东面军状态也属正常。唐罗联合编制军队之后，刘仁愿担任嵎夷道右一军总管一职，故贺遂亮如实记载，并最终将其镌刻于石塔碑铭之中；《刘仁愿纪功碑》所记载的可能是唐军出征前，朝廷所任命的职务，这就造成同为刘仁愿的官职，却在两块碑铭出现不同的记载。
(九)马延卿
关于马延卿其人身世，仅从《碑铭》文中得知，他在显庆五年随苏定方出征百济，并隶属嵎夷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统辖，官拜左一军总管之职。金荣官认为从“拥三河之劲卒，总六郡之良家”来看，其应是担任水军统领一职。因史料欠缺，马延卿在征伐百济之后返回，其最终结局如何，无从得知。
(十)贺遂亮
贺遂亮其人时任陵州长史、判兵曹，随从苏定方出征百济。讨平百济战役间歇，承担《碑铭》撰文任务。关于贺遂亮生平经历，笔者此前曾考证《碑铭》所记内容，以及现存《大周故兖州都督彭城刘府君墓志铭》等金石墓志资料，在此不赘。而针对贺氏撰写《碑铭》原因，《碑铭》写到“提戈海外，冀效涓尘，六载贼庭，九摧逋寇，穷归之隘，意欲居中，乃弁余词，敬撝直笔，但书成事，无取浮华。俾夫海变桑田，同天地之永久；洲移郁岛，与日月长悬”，即是为宣扬唐军开疆拓土功绩，直到沧海桑田，仍能为世人所知，这也与前文中马伏波则铸铜交址，窦车骑则勒石燕然”相呼应。马伏波即马援，窦车骑即窦宪，二人均是东汉名将，声名显赫。但《碑铭》认为两人“竟不能覆鳀海之奔鲸，绝狼山之封豕，况丘树磨灭，声尘不传，方书莫纪”。故认为上述两人相对于“提戈海外”，迅速攻破百济都城，并刻石纪功，传之后世的唐军将帅仍略逊一筹。
三、《碑铭》所载其他问题考释
(一)“三河”“六郡”
《碑铭》记载了金仁问、金良图二位新罗将领，据《三国史记》卷44《金仁问传》载，金仁问曾7次往返唐朝，金良图则6次来唐，二人属于不折不扣的亲唐派。也正因如此，在唐罗联合征伐百济过程中，金仁问担当唐罗联军副行军大总管，而金良图则与马延卿一同担任水军统帅，率军进攻百济都城。关于金仁问与金良图二人，学界对其入唐事迹多有探讨，在此不赘。只是金荣官认为《碑铭》文中提及的“三河”是指黄河、淮河、长江，即征伐百济的唐水军是从全国征集的；“六郡”为黄河南部江东地区的六郡。实际上，唐代的“三河”，应是指河东、河北、河南三道，即今淮河以北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六郡”亦在史籍中多次出现，且并非特指黄河南部江东六郡。问题是如何理解《碑铭》中提及的“三河”“六郡”?笔者以为应对这一时期流行的骈文体裁有所了解。唐初文坛沿袭南北朝时期的骈文风格，并有所发展，逐渐趋于朴实。在此背景下，撰写纪功碑亦是带有明显的骈文对偶、用典风格，而“三河劲卒”与“六郡良家”相互对仗呼应，成为绝配。尤其是“六郡良家”应是借用汉代典故，体现唐军兵将人才辈出的阵势。
(二)百济灭亡前后所涉及问题
1．关于百济灭亡时的状况。《碑铭》中提及“其王扶余义慈及太子隆自外王余孝一十三人，并大首领大佐平沙咤千福、国辩成以下七百余人，既入重闱，并就擒获。舍之马革，载以牛车，伫荐司勋，式献清庙”；《三国史记》则载“定方以王及太子孝，王子泰、隆、演及大臣将士八十八人、百姓一万二千八百七人送京师”；《日本书纪》载：“十一月一日，为将军苏定方等所捉百济王以下，太子隆等，诸王子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国辩成以下卅七人，并五十许人，奉进朝堂，急引趍向天子。天子恩敕，见前放着”；《旧唐书》载“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对比这4段史料，不难发现其中关于百济太子的记载、被俘人数均有不同，尤其是对太子记载的差异。正因如此，此前韩国学界多有探讨，其中有“655年百济内部的政变将太子换为孝”说，有“外王乃是比太子更高一级的称呼”，还有百济末“太子交替并行存在说”等见解。至于其中真相到底如何，因现存史料间的矛盾及缺乏新史料出现至今仍难能得出确切结论。只是百济末政治黑暗，内部争斗不息，相对于扶余孝而言，扶余隆在末期的作用似更突出明显，若二者并非同一人的话，笔者更倾向于认同扶余隆的地位更胜一筹的看法。
2．入唐百济贵族人数及献俘问题。现存史书有88人、50许人、58人、700余人等记载，其中是否有误载值得探究。笔者认为，战场抓到俘虏人数并不等同于献俘人数，献俘者应为地位较高之人，而职别较低者则不在献俘名单之中，故史书出现人数记载各异实属正常。同时，由于《旧唐书》明确记载苏定方献俘是在十一月，故《碑铭》所载应是即将进行的仪式，并非是已实施的行动，此亦显示这场战争胜利赋予唐军将领的意义是何等之大。他们甚至在未归国之前，已设想好献俘的盛大场景，进而从侧面验证上文提及唐军将领积极镌刻纪功碑，以及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责任心。
3．关于百济灭亡时期的户口及地方建制问题。百济灭亡后，唐军在原百济境内设立了5个都督府，37州，250个县，这些机构的设置应是在原百济统治机构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作而成，并“必选贤良，庶使剖符绩迈于龚黄，鸣弦名高于卓鲁”。按“龚黄”即龚遂与黄霸，“卓鲁”则是卓茂与鲁恭，4人均是汉代有名的循吏，并以贤能著称于世，即指要挑选贤良之人，对百济故土进行有效的统治，而结合史书记载刘仁愿随后率军留守百济，那么“贤良之人”即指刘仁愿，这也证明上文提及刘仁愿因品行卓越而为苏定方赏识的观点。此外，鉴于《碑铭》所载人口与史书记载不同，李丙焘、金荣官及笔者均认为是因“廿”字与“七”字形笔画接近所致。必须考虑的是，贺遂亮在撰写碑文之时，其所依据资料为何?按史载：唐朝廷“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堪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又，唐职方郎中“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可知唐朝史馆等机构应收藏周边各民族国家的土地、风俗、人口等资料，其中理应包括对这些地区户口数的记录。在此情况下，曾在京官拜侍御史的贺遂亮，或许在出征前会对百济的一些具体资料有所了解。而当平定百济之后，其是否见到了百济官方的户口文件，并对两者加以比较，这些都是难于认定的事情，故不排除《碑铭》记载的户口数有出错之可能。
4．关于《碑铭》记载唐军将领问题。金荣官曾认为《碑铭》上所刻的将领应是直接参与了泗沘城、熊津城之战，并建立功名的苏定方直属将领，这从唐军中的冯士翙和庞孝泰等主要将军名字，新罗王金春秋及新罗军主将金庾信并未列入其中即可看出。对此，笔者表示赞同。需要补充的是，《碑铭》所记载的唐军将领，除苏定方外均无传记，有的甚至文献资料缺载，只有《碑铭》提到，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此与他们作为苏定方的部下，前往朝鲜半岛作战是否有关联?综合史书及出土的“苏君墓志盖”记载，苏定方死于乾封二年(667)，其墓志盖上仅书《大唐故苏君墓志铭》8个大字，而《宝刻丛编》卷8中的“唐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碑”，即为苏定方的墓碑，而造成此种情况之原因，极有可能是当时朝野政争及此后执掌朝政的刘仁轨等人修改国史时所致。具体来说，刘仁轨等人在随后的许敬宗国史实录案中，对许敬宗所撰有关苏定方的功绩大加删减。在这种情况下，曾追随苏定方出征的众位将领，特别是和苏定方关系紧密者是否也受到波及?刘伯英及董宝亮等被调遣出任地方官，是否与朝中不同势力的打压有关?当然，此亦与唐、武周交替时期国史实录编撰的实际状况相关联。
本文试图通过学界现有研究，以及笔者长期以来的理解，对《碑铭》中所涉及的问题及唐罗将领事迹做了新的考察。只是史料匮乏，现有研究可资参考者亦很有限，故其中新的探讨，或许仍有难能自圆其说之处，期待发掘新的资料，使和《碑铭》关联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促进7世纪中叶唐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