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高丽洪氏家族在蒙古征服高丽之初投降，得到蒙元统治者的信任，将其作为蒙元政权制衡高丽的筹码，在元丽政权互动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从洪福源、洪茶丘、洪君祥到洪重喜，洪氏家族三代与高丽王室互动近五十年，其家族发展过程与元王朝统治高丽政策的发展与定型相始终。洪福源时代是洪氏家族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洪茶丘、洪君祥时期是洪氏家族的繁荣时期，洪氏家族主要成员参与了元初针对高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在元朝的政治地位较高，对于元丽关系的型塑能力较强。洪重喜时期随着元朝统治高丽政策的定型，高丽王室地位提高，洪氏家族对于高丽牵制的必要性降低，洪氏家族也完成了参与元丽互动的历史使命，走向衰落。蒙元之际高丽洪氏家族的发展历程是观察元丽关系发展与定型的一个有趣的视角。

　　关键词：蒙元之际；洪氏家族；元丽关系

　　洪氏家族在蒙元之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高丽家族，其成员唐朝时期从中国来高丽定居，成为高丽人，蒙古征伐时期投降蒙古，回归中国。洪氏家族崛起的代表人物洪福源（1206-1258）高丽人，出身高丽军人之家，父子镇守高丽麟洲。元太祖十三年（1218）投降蒙古，此后在元太宗、定宗、宪宗时期作为投降蒙古的将领，配合蒙古征讨高丽。尽管洪福源在元宪宗八年（1258）年被杀，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洪氏家族子弟仍然受到信任，洪俊奇（茶丘）、洪君祥、洪万（重喜）仍活跃在元朝政治舞台。他们在征讨高丽、平定蒙古诸王叛乱、征伐日本和统一南宋过程中屡立战功。更为重要的是，洪氏家族在延续三代，持续近五十年的历程中，一直与高丽政权有着密切的互动，从洪福源对高丽的征讨、洪茶丘对高丽的非理性报复、洪君祥对高丽的理解与支持到洪重喜与高丽的最后较量，洪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与元丽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

　　洪氏家族投降蒙古以后，取得了管理中国境内高丽人的权力，也参与元朝与高丽相关的事务。洪氏家族还长期担任元朝辽阳行省的重要职务，对高丽政权形成重要制约。随着元朝利用高丽王室统治朝鲜半岛的政策日益完善，高丽王与蒙古皇室联姻，高丽王室在元朝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相反，洪氏家族的政治影响与高丽王室相比则逐步减弱，最终失去了制衡高丽政权的作用而逐步式微，洪氏家族的发展进程，折射了元朝与高丽关系发展和定型的整个过程。该家族的研究对于考察蒙元之际蒙元政权统治高丽政策发展和定型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近年来有关元朝与高丽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突破，而关于高丽洪氏家族的研究也有于磊和王桂东、达力扎布等研究成果，总的来看，有关高丽洪氏家族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蒙）元、（高）丽双方的史料，考察洪氏家族在蒙元之际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元朝与高丽关系的发展与定型的过程，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崛起：洪福源时代的洪氏家族

　　洪福源，初名福良，本高丽唐城人，其先徙居高丽麟州。父大纯为麟州都领。关于唐城，《元史》记载，洪福源祖先是中国人，唐朝时定居高丽，“子孙所居地曰唐城”，洪氏子弟以唐人自诩。洪福源父子在金末高丽的身份是“都领”和“神骑都领”，属于当时高丽的武官，驻守在高丽麟洲。元太祖十一年（1216），金朝统治下的契丹武装对于高丽的入侵，改变了洪氏家族的命运。此年契丹九万余人攻入高丽，元太祖十三年（1218）冬十二月，成吉思汗命哈赤吉、扎剌将兵追讨，此年，蒙古军达到江东城，洪福源之父洪大纯迎降。元太祖十四年（1219）高丽派大将赵冲、金就砺与哈真（哈赤吉）等合兵，围江东城，契丹军开门出降。元太祖二十年（1225）蒙古使臣在高丽“中途为盗所杀”，元太宗三年（1231）蒙古再次举兵攻打高丽，索要巨额赔偿，此时，“洪福源又迎降于军”。四年（1232）八月“（高丽）西京巡抚使大将军闵曦与司录崔滋温，密使将校等谋杀蒙古派驻高丽的达鲁花赤。西京人闻之曰:“‘如是，则我京必……为蒙兵所灭’，遂叛。”不久，“西京人毕贤甫、洪福源等杀宣谕使大将军郑毅、朴禄全，举城叛。十二月，崔瑀遣家兵三千与北界兵马使闵曦讨之，获贤甫送京，腰斩于市。福源逃入蒙古，（高丽）擒其父大纯、弟百寿及其女子，悉徙余民于海岛，西京遂为丘墟”。

　　洪福源投降以后，率领下属军民，与蒙古将领撒里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儿秃等进至高丽王京。元太宗六年（1234）五月蒙古政权赐洪福源金符，任命他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仍令招讨本国未附人民。”元太宗七年（1235）元太宗窝阔台命唐古拔都儿与洪福源进讨高丽。元宪宗蒙哥继位，改授洪福源虎符，仍任命他为归附高丽军民长官。庚戌年（1250）三月：“北朝（蒙古）征宗亲及洪福源父入朝。”说明当时的大蒙古国政权保护洪福源的家属，将其迁出高丽。洪福源投降蒙古以后，受到信任，对高丽政权的影响也与日俱增。《高丽史》写道：

　　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谗构 本国，随兵往来怡患之。（高丽）欲悦其心，官大纯为大将军；百寿时为僧，发之为郞将，以张暐为福源女婿，贿赂不绝。福源感之，谗构稍弛。然自是元兵岁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导之也。

　　上述材料说明，洪福源投降蒙古以后，取得统治高丽降民的权力，其父及其弟皆升为将军、朗将等武官职务，高丽只好通过对他贿赂，才能使他“谗构稍弛”，反映了洪氏家族与高丽政权的微妙关系。此后，洪福源一直在高丽驻守，高丽贿赂他的记载两次出现。元宪宗三年（1253）“（四月）甲寅，阿母侃、洪福源诣帝（蒙哥汗）所，言高丽筑重城无出陆归款意。帝命皇弟松柱帅兵一万，道东真国入东界。阿母侃、洪福源领麾下兵趣北界，皆屯大伊州。”同年十一月，高丽“遣永安伯僖、仆射金宝鼎致书于也窟、阿母侃、于悦、王万户、洪福源等遗土物。……也窟在忠州得病，卜者曰:“久留则难返。”也窟留阿母侃、洪福源守之，率精骑一千北还。”元宪宗四年（1254）（七月）壬辰，高丽“命大将军李长诣蒙兵屯所普贤院，赠车罗大、余速秃、甫波大等元帅及永宁公綧、洪福源金银酒器、皮币有差。”

　　上面提到的“永宁公綧”即王綧，“高丽王㬚之独子也，美容仪，慷慨有志略，善骑射，读书通大义，以质子入朝。”王綧入质的具体情况，《高丽史》记载：“（高丽高宗）二十八年（1241）夏四月，以族子永宁公綧为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蒙古为秃鲁花，遣枢密院使崔璘、将军金宝鼎、左司谏金谦伴行，秃鲁花华言质子也。” 王綧的到来，对洪福源及其家族产生了很大影响，《元史》载：“戊午年（元宪宗八年，1258）洪福源遣其子洪俊奇（小名茶丘），从扎剌台军。”而“王綧阴欲并统本国归顺人民，谮福源于帝，遂见杀。”这条史料说王綧为了取得对于归附蒙古高丽人的控制权而中伤洪福源，导致他被杀，其具体情况，反映高丽人观点的《高丽史》进行了如下记载：

　　永宁公綧之入质也，寓于福源，福源待之甚厚。久乃生衅，綧积不平……福源密令巫，作木偶人，缚手钉头，埋地或沈井呪诅。校尉李绸，尝逃入元依綧，觇知之以奏。帝遣使验之，福源曰：“儿子病虐，故用以厌之耳，非有他也。” 因谓綧曰：“公受恩于我久矣，何反使谗贼陷我耶？所谓‘所养之犬，反噬主也。”綧妻蒙古女也，闻其语声甚厉不逊，呼译者具问，大怒，呵福源伏于前，切责曰：“汝在尔国，为何等人？”曰：“边城人。”又问：“我公为何等人？” 曰：“王族。”曰：“然则真乃主也，汝实为犬，反以公为犬噬主，何哉？我皇族也，帝以公为高丽王族而嫁之，妾以是朝夕恪勤，无贰心。公若犬也，安有人而与犬同处者乎？吾当奏帝。”遂诣帝所，福源号泣，叩头乞罪，綧追止之，不及。福源倾产，备贿货与綧，倍道追之，中途遇敕使，敕使即令壮士数十人，蹴杀福源，籍没家产，械其妻及子茶丘、君祥等以归。福源诸子，憾父之死，谋陷本国，无所不至。

　　这则材料记载了洪福源被杀事件的来龙去脉。细读一下，疑点甚多：

　　第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该问题《高丽史》的《世家》部分和上引材料都没有记载，不过，上引《元史》将该时间记载为戊午年（元宪宗八年，1258），《高丽史节要》也将这一事件记在元宪宗八年（1258），可以看出，洪福源被杀于1258年应该没问题。

　　第二，事件发生的地点。前面已经引述《高丽史》的《世家部分》记载王綧入质是在1241年，即元太宗十三年，这时燕京虽然归蒙古统治，但蒙古汗廷在和林，王綧作为秃鲁花在燕京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后来他离开和林，回到高丽。《元史·王綧传》记载：“岁癸丑（1253），高丽权臣高令公叛，宪宗命耶虎（也窟）大王东征。綧奉旨为使讲和，仍镇守其地。时高丽人户新附者，命綧总之。”这条记载说明，王綧在1253年回到高丽。此后直到1256年，王綧都在高丽，《高丽史》有两条记载：元宪宗六年（1256）四月“慎执平自蒙兵屯所还，言: ‘车罗大、永宁公云，若国王出迎使者，王、太子亲朝帝所，兵可罢还，否则以何辞而退乎?’时车罗大、永宁公屯潭阳，洪福源屯海阳。”元宪宗六年（1256）八月“辛巳，车罗大、永宁公、洪福源等到甲串江外，大张旗帜，牧马于田，登通津山，望江都退，屯守安县。”这两条史料的“永宁公”就是王綧。王綧什么时间回到中国这一点无关紧要，《高丽史》有一条云：“（元宪宗九年，1259）十一月癸卯，李世材偕蒙使于散等四人来。初世材在燕朝，洪福源子使人诉于帝曰:“高丽出降非真也。”世材知之，先告也速达曰:‘闻有谗者，愿勿听。’也速达即收福源子。上述史料提到洪福源之子在“燕朝”向李世材中伤高丽，使用的“燕朝”，而非蒙古，说明前者应是忽必烈的燕京政权，而不是位于和林的蒙古汗廷。因此，洪福源的家是在燕京而不是和林，事件发生以前王綧住在洪福源家，二人都在燕京，应该可以肯定，洪福源的不幸事件无疑发生在燕京。

　　第三，下令杀掉洪福源的是蒙哥汗还是忽必烈？我们知道，蒙哥汗1251年继位，此后忽必烈被封主管漠南汉地事务，燕京和金莲川是忽必烈的政治中心。宪宗八年（1258）蒙哥汗南下征宋，其行军路线是六盘山南下陕西、四川，他并没有到过燕京。洪福源事件发生的燕京，正是忽必烈政权的政治中心，因此，可以推断，材料中的“帝”就是忽必烈，是忽必烈下令杀死洪福源。关于这一点，《高丽史节要》记载就比较直接：“綧妻蒙古贵族也，闻其语大怒，奏帝，帝遣使蹴杀福源。”

　　第四，就事件经过来看，疑点较多。首先是洪福源巫蛊王綧不和常理，前面已经说明，洪福源投降蒙古以后，尽管由于攻打父母之国，受到从高丽国王到一般高丽官员（包括王綧）的嫉恨，但还是只能通过贿赂减少他对高丽的伤害。王綧寄居在洪福源的家里，如果是出于嫉恨洪福源和争夺对于投降蒙古高丽人的统治权，巫蛊之人应是王綧，而不是洪福源。李绸告发以后，洪福源解释是儿子得了疟疾，用巫术给儿子治病，这种解释反而更容易讲得通。其次，王綧来到蒙古入质，身边带来一些随身官员，校尉李绸投奔王綧，告发洪福源可以理解，洪福源知道王綧告发他，发怒指责王綧忘恩负义，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毕竟是洪福源照顾他的生活。接下来王綧的蒙古妻子成了事件发展的决定因素，她自称蒙古皇族，嫁给王綧，并表示要上奏忽必烈。事件发生反转，祈求宽恕的变成洪福源。在追赶的途中遇到忽必烈派来的使臣，以壮士数十人将洪福源当场打死，并抄家逮捕其家人。这里，王綧的妻子的身份有疑点。王綧1241年来蒙古，到1253回到高丽，再来到燕京，住在洪福源家里，他在蒙古的时间有十二年，娶蒙古族女子为妻有可能，不过，这时候高丽王室还没有与蒙古黄金家族通婚，以他的身份，娶到蒙古皇族的女子可能性不大，整个事件好像是经过精心的策划。

　　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证实这次事件的策划者是谁，我们不能妄加推测，不过事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洪氏家族来说，显然受到沉重打击，洪福源的子弟感受到“背叛”蒙古的严重后果，此后对蒙古（元朝）政权更加忠诚。另一方面，这种严重后果的制造者则由王綧自称皇族（蒙古黄金家族）的妻子引到王綧的身上，并指向高丽王室。此后洪福源儿子洪茶丘为父报仇的对象，就是高丽王室。可以说，洪福源被杀使洪氏与高丽王室的仇恨表面化，《高丽史》认为“福源诸子，憾父之死，谋陷本国，无所不至。”最后，忽必烈在中统二年（1261）与洪茶丘的对话值得玩味，此年，“茶丘雪父冤，世祖悯之，诏谕之曰：‘汝父方加宠用，误絓刑章，故于已废之中，庸沛维新之泽，可就带元降虎符，袭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这里，忽必烈认为洪福源之死是“误絓刑章”，对其死表示同情。我们从事件的前前后后看不出洪福源违法的证据，反而从忽必烈的同情感受到某些事件策划者的信息。洪福源事件制造了洪氏与高丽王室的仇恨，此后元朝政权利用其争斗，控制高丽王室的目的在洪福源死后变成现实。

　　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开始，高丽政权对蒙古（元朝）的归附多次出现反复，蒙古（元朝）为了征服高丽，数次派大军进行征讨。洪福源及其家族归附蒙古政权，并坚定地站在蒙古一方，帮助蒙古讨伐高丽叛乱，得到蒙古贵族包括忽必烈的信任。洪福源归附蒙古政权以后，派次子洪茶丘（俊奇）加入蒙古札剌台军，说明他已经同当时中国北方的割据势力——世侯一样，尽了纳质、随军出征等一般归附者的义务。不过，洪福源毕竟与当时中国北方其他世侯不同，他还有牵制高丽王室的特殊作用。于是，如前面所说，通过洪福源的死制造洪氏与高丽的矛盾，再通过洪氏后人的复仇心理引起争斗，牵制高丽王室，成为忽必烈最初统治高丽的重要策略。就高丽方面来看，洪福源投降是对高丽国家的背叛行为，洪福源对于高丽的征讨，更是伤害了高丽王室和百姓的民族感情。洪氏家族与高丽王室的矛盾和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二、兴盛：洪茶丘、洪君祥时代的洪氏家族

　　洪福源被杀，只是洪氏家族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意外事件，就洪氏家族来看，在此后的忽必烈时代，洪氏家族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洪福源的儿子洪茶丘、洪君祥时期，洪氏家族在元朝的影响和政治地位得到明显提升，该家族在元丽关系中的作用也是更加突出。就洪氏与高丽王室的关系来看，双方在争斗的主流趋势之下，也有缓和的迹象。洪福源的儿子洪茶丘（一名俊奇，1244-1291）、洪君祥成为洪福源去世以后洪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一）洪茶丘对高丽的报复

　　洪俊奇，洪福源第二子，小名茶丘，幼从军，以骁勇受知元世祖。元世祖“尝以小字呼之” ，此后在大多数场合元朝和高丽都称其为洪茶丘。前面已经说明，中统二年（1261）秋，洪茶丘袭父职，担任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不过，受到洪福源事件的影响，1258-1268的十年期间，洪茶丘的处境非常不利。前面提到，元宪宗九年（1259）十一月 “洪福源子”向忽必烈告密说“高丽出降非真”，高丽使臣李世材将此情况告诉了蒙古官员也速达，也速达“收福源子”。这位被捕的洪福源的儿子应是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洪茶丘。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抚……会高丽有异意，上遣使究切，则委罪于弼臣洪察忽，械送京师。道辽东，撒吉思访知洪以直谏忤意，故即奏䟽，为直前谩，上命释洪。”史料中的“洪察忽”即洪茶丘，他这一年十六岁，就敢于“直谏”而被“械送京师”，反映了他个性的强势。

　　1270-1280年的十年间，也就是洪茶丘在26-36岁期间，是他在元丽互动过程中最活跃的时期，根据《高丽史·世家》记载，至元七年（1270）洪茶丘与王綧等到高丽传达元朝圣旨。七月，洪茶丘以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的身份随蒙古国王头辇哥“巡视全罗、庆尚、东界三道”。至元八年（1271）正月忽必烈以秘书监赵良弼为国信使途径高丽出使日本，洪茶丘率军护送他至高丽。此后忽必烈向高丽元宗下达圣旨，等赵良弼返回，“姑令（洪茶丘等）金州等处屯住，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逐近供给，鸠集船舰，待于金州，无致稽缓匮乏。”这条史料说明洪茶丘开始率元军驻守高丽。不久，高丽官奴崇谦、功德等聚众谋杀元朝达鲁花赤及当地官员，发动叛乱，“洪茶丘等会（高丽）宰枢，捕崇谦等十余人”，平定叛乱。五月一日，洪茶丘领兵讨伐珍岛高丽叛军，不久“金方庆、忻都、茶丘、熙雍等率三军讨珍岛，大破之。”

　　至元九年（1272）八月，元朝派遣侍卫亲军千户王岑与茶丘“议征取耽罗之策”。十二月“洪茶丘自南道来，遂如元，王慰遣之”。从至元八年（1271）洪茶丘驻守高丽金州屯田，到至元九年（1272）十二月洪茶丘回国，他在高丽一年的时间。

　　至元十年（1273）元朝出军讨伐高丽耽罗叛乱，此年二月洪茶丘率军回到高丽，“与达鲁花赤李益及马绛等诣阙，议出军。” （四月）高丽与洪茶丘军“以全罗道一百六十艘，水陆兵一万余人至耽罗，与贼战，杀获甚众，贼众大溃，斩金元允等六人，分处降者一千三百余人于诸船，其元住耽罗者按堵如故，于是贼悉平。”这一年闰（六）月，耽罗留镇将军宋甫演“搜捕贼将金革正、李奇等七十余人，送于茶丘，皆杀之。”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以昭勇大将军洪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负责打造战船，为第一次征讨日本做准备。五月，“元遣使诏劝课农桑，储峙军粮，仍命洪茶丘提点农事。”此年十月，元朝大举讨伐日本，洪茶丘为右副元帅，讨伐失败，洪茶丘逃回高丽，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洪茶丘北还元朝。这是洪茶丘在高丽的第二段时间，持续两年。

　　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洪茶丘引兵将入我境，帝召还，又敕还归附军五百人，举国皆喜。”这则史料说明洪茶丘至元十四年（1277）年打算率军返回高丽，被元世祖阻止。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洪茶丘赴高丽与高丽忠烈王、元朝公主会审金方庆谋反案，三月忽必烈召还。至元十八年（1281）洪茶丘与征东行中书省右丞忻都赴高丽，商讨征讨日本问题。五月征讨开始，不久失败，八月，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元朝将领返回元朝。此后洪茶丘再没有东赴高丽的记载。洪茶丘在高丽期间，出于为父报仇的目的，做出不少对高丽报复的事情，遭到高丽各方的普遍反对。《高丽史》云：“茶丘常怨本国”，反映了普通高丽人对他的看法。洪茶丘与高丽王室的矛盾也公开化。洪茶丘的报复行为主要表现在：

　　第一，设计陷害高丽王室。至元八年（1271）洪茶丘出使高丽：

　　（高丽元宗）十二年（1271），茶丘奉诏来见王，不拜，以中书省牒，索其叔父百寿。王拜百寿枢密副使致仕，将遣之，茶丘故为迁延，竟不偕去，盖欲激帝怒，恐动之也。时官奴崇谦、功德等反，谋杀达鲁花赤，事觉，捕鞫之。茶丘欲使崇谦等辞连本国，因起兵袭取京城，密引达鲁花赤脱朵儿议之。蒙古法，凡议事，意合则脱冠以示其从，茶丘等皆脱冠，脱朵儿不脱，为之明辨，故免。茶丘讨三别抄于珍岛，其族属及无赖之徒多从之。明年倭船泊金州，庆尚道安抚使曹子一恐元（朝）责，交通密令还去。茶丘闻之，严鞫子一，锻炼以奏曰：“高丽与倭相通。”

　　材料中洪茶丘对高丽王不拜，并且两次借故陷害高丽，这是对高丽政权的刻意报复，他的这种行为，被蒙古达鲁花赤脱朵儿识破，其借口崇谦叛乱，攻打高丽王京的计划，被脱朵儿阻止。至元十五年（1278）洪茶丘再次借口金方庆叛乱事件实施报复，佚名《朝鲜史略》记载：

　　（高丽忠烈王四年）先是，韦得儒、卢进义以私怨谋陷金方庆，诬告云：“方庆与其子忻、壻赵忭等谋去王及公主、达鲁花赤，入据江华以反。”王命柳璥与忻都、大衢等杂问，知诬妄，释之。洪茶丘挟憾本国，尝欲伺衅，及闻方庆事，奏于帝，请中书省来鞫。诏与王、公主同问，于是王与忻都、茶丘复鞫方庆及其子忻。茶丘以铁索圈其首，若将加钉，又叱杖者击其头，裸立终日。时天极寒，肌肤冻如泼墨，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惨毒，身无完肌，绝而复苏者屡矣。方庆曰：小国戴上国如天，爱之如亲，岂有背天逆亲，自取灭亡哉？顾谓茶丘曰：欲杀便杀，我不以不义屈。于是只以藏甲为罪，流方庆于大青岛，忻于白翎岛，国人皆遮道泣送。

　　上述材料中的金方庆，高丽安东人，时任高丽丞相，有军功，元赐虎头金牌，蒙古元帅忻都与金方庆有一段对话：“帝命我管蒙军，子管高丽军，子每事推王，王又推子，果谁任之？”方庆曰:“阃外则将军制之，阃内则受制于君，固也。” 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金方庆在高丽的重要地位。如此人物涉案，不论对于高丽还是元朝来说，都是影响重大的事件。高丽官方文献《高丽史》记载较详，引证如下：

　　有人投匿名书于达鲁花赤石抹天衢曰:“齐安公淑、金方庆等四十三人谋 不轨，复入江华。天衢囚淑及方庆等，令宰相杂问之，赖柳璥力救得免…… （韦得儒）乃具状谮于忻都曰:“方庆与子忻、婿赵抃、义男韩希愈及孔愉、 罗裕、安社贞、金天禄等四百余人谋去王、公主及达鲁花赤，入江华以叛…… 茶丘与本国有宿憾，欲伺衅嫁祸，闻方庆事，请中书省来鞫。忻都亦尝遣其 子吉歹，以得儒言奏帝。诏与国王、公主同问。于是，王与忻都、茶丘复鞫 方庆及忻。茶丘以铁索圈其首，若将加钉，又叱杖者击其头，裸立终日。天 极寒，肌肤冻如泼墨，王谓茶丘曰:“向与忻都已鞫讫，何必更问？”茶丘 不听，会郞哥歹还自全罗道，王引与同问，郞哥歹曰:“我将还朝，帝若问 东方事，当以所闻见对。” 茶丘颇屈，后又鞫之，方庆曰:“小国戴上国如 天，爱之如亲，岂有背天逆亲自取亡灭？吾宁枉死，不敢诬服。”茶丘必欲 服之，加以惨毒，身无完肌，绝而复苏者屡。茶丘密诱王左右曰:“时大寒， 雨雪不止，王亦疲于问讯，若使方庆伏辜，罪止一人，法当流配耳，于国何 有？”王信之，且不忍视，语方庆曰:“天子仁圣，将明其情伪，不置于死， 何自苦乃尔？”方庆曰:“王何如是也？臣起自行伍，致位宰相，肝脑涂地 不足报国，岂爱身诬服以负社稷。”顾谓茶丘曰:“欲杀便杀，我不以不义 屈。”竟以藏甲论流方庆于大青岛、忻于白翎岛，余皆释之。

　　方庆之流，国人皆遮道泣送，茶丘遣人诬奏帝曰:“金方庆积谷造船，多 藏兵甲，以图不轨，请于王京以南要害之地置军防戍，亦于州郡皆置达鲁花 赤，方庆及子、婿、家属悉送京师，以为奴隶，收其土田，以充兵粮。”

　　及印侯以奏流方庆如元，帝问方庆藏甲几何，对曰:“四十六副耳。”帝 曰:“方庆恃此谋叛乎？高丽州县之租皆漕输王京，造船积谷又何足疑。又 方庆起第王京，如谋叛何必起第？遄令茶丘还国，王待草长可来奏。”

　　得儒、进义又谓茶丘曰:“国家设谈禅法会，所以诅上国也。”茶丘以语 天衢，遣人报中书省，王亦遣将军卢英如元辨对，平章哈伯曰:“此何足上 闻，汝且归，令王自奏。”王遂如元，道遇帝敕令，方庆父子、得儒、进义 等从王入朝，王遣张舜龙召方庆等，方庆、忻自海岛还入，皆涕泣挼手曰: “不图今日，复见侍中父子面。” 王上书都堂辨方庆诬曰……帝谕王曰:“诉 方庆者皆死，无可对讼，朕已知方庆冤。”遂赦之，命随王还国。

　　按：材料中，郞哥歹，蒙古人，为元朝皇室的使臣，印侯，初名忽刺歹，蒙古人，高丽忠烈王之妻齐国公主的怯怜口。从材料可以看出，金方庆事件首先是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洪茶丘首先将事件扩大到元朝中书省的层面进行审问，实施酷刑，以至于高丽王消极应付，元朝皇室使臣郞哥歹对此表示不满。其次，在金方庆不屈服的情况下，洪茶丘向忽必烈诬告高丽反叛，提出对高丽加强军事部署，在高丽州县设置达鲁花赤；对于金方庆处置，则提出送至大都、抄家和没入官奴。这种建议无疑是对高丽实行高压统治。第三，忽必烈从印侯处得知事件真相以后，很快识破洪茶丘的诬陷，将他调离高丽。第四，金方庆事件被忽必烈识破，洪茶丘又将高丽“设谈禅法会，巫蛊元朝”上报元朝中书省，导致高丽王、金方庆父子、诬陷者韦得儒与洪茶丘一起到元朝廷辩，忽必烈处死了诬陷之人，为金方庆平反。这一事件反映了洪茶丘报复高丽达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忽必烈虽然没有处罚洪茶丘，但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对于洪茶丘的使用开始慎重。

　　第二，军事威胁与经济勒索

　　洪茶丘屯驻高丽以后，需要军队供应，在当地屯田也需要相关的物质条件。这是他向高丽勒索的借口，史料说：“洪茶丘等议农牛、农器、种子，必定其成数，多般诘责。” 征讨日本是元朝对外关系的重点，洪茶丘利用这一点，在负责高丽造船时期，督责严厉，给高丽官员和百姓带来痛苦。《高丽史》记载：“元世祖将征日本，战舰、军粮、器仗令本国一切干办，而遣元帅忻都、右丞洪茶丘监督，君臣拱手听命，力不能堪。”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元以昭勇大将军洪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茶丘约以正月十五日兴役，催督甚严……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八月，作为东征副元帅洪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将军崔沔，以大府卿朴晖代之。”这里洪茶丘不仅“督责”，还对造船拖延的高丽官员用刑，反映了他在处理日常事务过程中对高丽的报复倾向。

　　第三，纵容高丽叛臣，扰害高丽。洪茶丘故意收罗高丽叛臣，利用高丽叛臣达到报复高丽的目的。早在至元七年（1270）四月“指谕庾赒、郞将伍夫顺明、药员金允奇，皆投于洪茶丘。”上文提到金方庆事件的诬陷者韦得儒、卢进义就是在洪茶丘的胁迫下，高丽王“以韦得儒为上将军，卢进义为将军。”这些投降的高丽叛臣随洪茶丘的军队来到高丽，在他的纵容下“恣意肆恶”，高丽王对此也无能为力。李黄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高丽史》记载：

　　时有李黄秀乃逆臣林衍妻侄，与衍同谋废立，又与惟茂谋拒王师，不出 古都，陪臣洪文系、宋松礼等诛惟茂，流黄秀于珍岛。后以三别抄向其地， 徙黄秀拘于罗州，黄秀自狱中解鏁而逃，走入上国。今年随洪茶丘以来，恣 意肆恶，夺人田民，及攻珍岛，驱掠男女百余人，攘夺衣服百五十余件及米 麦，又夺战舰，仍胁船军、蒿工等满载而还，其罪恶当置于法。第缘投托官 军，不敢致诘，徒自腐心。

　　李黄秀因为投靠洪茶丘，造成高丽王“不敢致诘，徒自腐心”，甚至高丽的达鲁花赤都不能处理，最后只好向忽必烈上奏解决，说明了洪茶丘对高丽的报复行为已经粗暴干涉了高丽内政。

　　第四，提高洪氏家庭成员在高丽的地位。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洪茶丘到高丽，“出示中书省牒曰……今有叔父洪百寿等五户，尚未曾得，今钦奉圣旨，洪百寿等并取发来。”十二月，高丽以洪百寿为枢密院副使致仕，洪百寿因洪氏家族的关系，在高丽的地位大大提高。此后，洪百寿成为高丽的特权之家，《高丽史》对洪百寿后人记载：

　　百寿子诜，官累佥议评理，忠宣初拜赞成事，寻封麟城君，改封江宁 君，忠肃五年卒。子绥、铎、翊。孽子明理和尚贪暴骄横，其妹适元宠臣亦 刺赤，明理和尚随之，遂为亦刺赤所爱，尝奉御香来，强奸评理洪顺女、女 从兄，洪承衍面辱之，明理和尚诉行省，囚承衍。

　　洪茶丘在元朝的行为，侵害了高丽的利益，遭到广泛反对。但忽必烈明显是在利用洪氏家族牵制高丽王室，洪茶丘有元朝作为后盾，高丽王对之无可奈何。至元十五年（1278）高丽忠烈王觐见忽必烈，奏曰：

　　陛下降以公主，抚以圣恩，小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在焉，臣 之为国，不亦难哉？如茶丘者，只宜理会军事，至于国家之事，皆欲擅断。其置达鲁花赤于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国必欲置军于小邦，宁以鞑靼、汉 儿军无论多少而遣之，如茶丘之军，惟望召还。”帝曰:“此易事耳……谓 诸官人曰:“可亟召茶丘还。”

　　材料显示，高丽忠烈王有关洪茶丘的请求，得到忽必烈的支持，说明至元十五年（1278）金方庆事件以后，忽必烈已经避免洪茶丘参与高丽事务。这年十月忠烈王“流茶丘党清州牧使孙世贞、散员张起及录事池得龙、柳宗等十六人于海岛。”说明高丽逐步清除洪茶丘在高丽的党羽。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筹划第二次征伐日本事宜，高丽启动制造战船计划，七月忠烈王向元朝中书省提出：“请勿令元帅府监督，元帅茶丘与我有隙，百姓皆怨，若使监督，民必惊疑逃散，未易济事，乞善奏天聪。”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在上都部署第二次征讨日本事宜，当时高丽王也在上都，“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茶丘曰:‘臣若不举日本，何面目复见陛下？’于是约束曰:‘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虎率蛮军十万发江南，俱会日本一歧岛，两军毕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当时高丽王向忽必烈提出：“勿加洪茶丘职任，待其成功赏之。”

　　忽必烈对于高丽和洪茶丘态度的转变，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元朝至元十三年灭南宋，十六年（1279）统一全国，在此期间，元世祖忽必烈对于高丽政策逐步定型。至元十五年（1278）七月，忽必烈召见高丽忠烈王，承诺撤销在高丽设立的达鲁花赤和元朝在高丽的所有驻军，九月高丽忠烈王回国时，“凡国家骚扰事一切奏除。”这说明元朝开始确立高丽王室统治高丽的政策，而辅之以高丽元朝联姻，控制元丽之间的关系。这样，洪氏家族牵制高丽王室的重要性减弱。第二，金方庆事件以后，忽必烈发现了洪茶丘干预高丽事务的危害，尽量避免让他插手高丽事务。

　　第二次东征日本失败后，洪茶丘的政治活动转移到辽阳行省，至元二十四年（1287）诸王乃颜叛，洪茶丘随忽必烈亲征，凯还，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右丞。二十七年（1290）蒙古叛王哈丹窜入高丽，元朝任命洪茶丘镇辽左，赐以金字圆符，命他便宜行事。至元二十八年（1291）洪茶丘以疾卒。

　　（二）洪君祥与高丽的和解

　　洪君祥（？-1309），小字双叔，洪福源第五子。他十四岁时，随其兄洪茶丘到上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看他聪明，“令选师儒诲之。”至元三年（1264）元朝大都“籍高丽民三百人为兵，令君祥统之。”这种情况估计是元朝将散居大都的高丽人组织起来，统一管理。洪君祥管理这三百人的军队，反映了元朝利用洪氏家族控制在京高丽人的用心。作为这支高丽军队的统领，洪君祥与蒙古军一起参加了修筑京城万寿山以及开凿通州运河的工程。至元六年（1269）洪君祥随头辇哥、洪茶丘东征高丽叛臣林衍。至元八年（1271）以后。洪君祥被调到元朝与南宋对峙的淮河流域。至元九年（1272）进攻淮西，至元十年（1273）从元帅孛鲁罕突袭淮东射阳湖。至元十一年（1274）洪君祥担任蒙古、汉军都镇抚，参加统一战争，在镇江等地他劝降南宋守将，以功升任武略将军、中卫亲军千户。至元十五年（1278）洪君祥奉命签江南民兵，升任中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至元十九年（1282）担任元朝枢密院判官，至元二十三年（1286）升任同佥枢密院事。枢密院是元朝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同佥正四品，职务比较重要。

　　至元二十四年（1287）诸王乃颜叛，洪君祥与其兄洪茶丘随元世祖亲征，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授洪君祥辽阳行省右丞，不久，加集贤大学士同佥枢密院事。大德二年（1298）洪君祥奉招出使高丽，受到御史台弹劾，中道追回。大德三年（1299）洪君祥奉使江浙，问民间疾苦，此后退居大都附近昌平之皇华山隐居。大德九年（1305）洪君祥担任大司农、中书省右丞等职务。大德十年（1306）改任江浙行省右丞、辽阳行省右丞，武宗继位以后，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商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事、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等职务。至大二年（1309）卒。

　　洪君祥受过很好的教育，统辖过军队，参加过征战，还长期任职元朝枢密院、辽阳行省等要职，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可以从他担任辽阳行省平章时重视文教表现出来，元朝江南士人叶瑞以游士的身份到辽阳，受到洪君祥叔侄的优待，元人许有壬记载：

　　（叶瑞）至辽东，世臣洪氏以好儒闻，阐义学方难其师，有以先生文行言于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见大悦，馆而师焉。诸子彬彬以文学济其世美，辽东之人翕然知向学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荐，授辽阳路儒学教授，再调大宁路，升将仕郎江洲路湖口县主簿。

　　洪君祥、洪万（重喜）叔侄在统治辽阳行省期间，能够重用游士，发展辽东文化教育，充分说明了洪君祥的政治才能。

　　对于高丽王室与洪氏家族的杀父之仇，洪君祥的处理与其兄洪茶丘的激烈报复不同，表现出成熟与宽容。《高丽史》记载：“（洪）君祥以为，宁怨永宁公（王綧），不敢负国，为本国兴利除害无不力焉。”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洪君祥在对待高丽王室的态度上，将杀父之仇归为王綧本人，对于高丽政权并不仇视，说明他尚有高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因此，洪君祥对待高丽政权能够识大体，以德报怨。

　　洪茶丘去世以后，洪君祥与高丽王室保持了密切关系。至元二十七年（1290）“世子自东京至京师……馆于同佥枢密院事洪君祥第。”材料中，高丽世子来到大都，洪君祥亲自接待，让其住在自己家里，反映了洪君祥与高丽王室关系有所改善。对于征讨日本这种与高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洪君祥主张听取高丽意见。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朝讨论征讨日本事宜，洪君祥的表现很能说明问题：

　　帝问征日本事，洪君祥进言曰：“军事至大，宜先遣使问诸高丽，然后 行之。”帝然之。壬午，元遣洪君祥来，命护送日本人还其国，君祥以帝 旨问征日本事，王对曰：“臣既邻不庭之俗，庶当躬自致讨，以效微劳。” 君祥献马，遂宴于香阁。

　　从这一则史料可以看出，在征讨日本问题上洪君祥主张征求高丽意见，反映了他对高丽地位的维护。此后洪君祥出使高丽，与高丽王互动较多，态度也比较谦和。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洪君祥还，（高丽）遣将军洪诜偕君祥如元献香茶、木果等物。”至元三十年（1293）十二月“王至燕京，舍于签书中枢院（枢密院）事洪君祥第。”元贞二年（1296），忠烈王来大都，“王至燕京，馆于洪君祥第。”

　　在前面提到的征讨日本的问题上，洪君祥理解其对于高丽的骚扰，不主张进行征讨。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世祖去世，成宗继位，朝中议论第三次征讨日本的问题。“时王入朝，欲陈东征不便，且以甲戌、辛巳两年之役，滨水材木斫伐殆尽，造舰实难，冀缓其期。会帝晏驾，洪君祥白丞相完泽，遂寝东征。”从这条记载来看，元朝取消东征，与洪君祥对当时丞相完泽的建议有关。在洪君祥的影响之下，其侄洪波豆儿同样表现出对高丽故国的尊重。至元三十年（1293）八月，他受命赴高丽监督造船，《高丽史》记载：

　　元遣万户洪波豆儿来管造船……将复征日本也。波豆儿乃洪君祥兄熊 三之子，望王宫下马，流涕曰：“虽是衣锦还乡，职是劳民，可愧也。”礼 遇宰相甚恭，过王宫必下马。

　　洪君祥叔侄对于高丽王室态度的转变，反映了洪氏家族虽然与高丽王室有仇恨，但他们之中的一些子弟，仍然具有高丽民族和国家认同，这一点与元朝出仕中国的其他高丽精英是相同的。洪君祥的这种政治态度得到了高丽王室的回应，元贞元年（1295）高丽忠烈王封“洪君祥为三韩壁上功臣、三重太匡益城侯。”不久又封他为“都佥议中赞修文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世子师、临安公。”

　　三、衰落：洪重喜时代的洪氏家族

　　洪万（？-1310），小字重喜，洪茶丘长子，史料大多称为洪重喜。洪重喜的仕宦历程同样十分显著。至元十三年（1276）入宿卫，至元十八年（1281）袭职为怀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佩洪茶丘所佩虎符。至元二十四年（1287）蒙古诸王乃颜叛，洪重喜率兵征之。此后至元二十五年（1288）、二十七年（1290）、二十八年（1291）洪重喜三次参加征讨漠北叛王。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诸王薛阇干推荐重喜人朝，忽必烈赐玉带一、白金五十两，授洪重喜龙虎卫上将军、辽阳行省右丞，至元二十九年（1292）洪重喜还担任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兼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此年六月仍任辽阳行省右丞，大德十年（1306）以其叔父君祥代之。大德十一年（1307）元武宗继位，重喜到上都朝觐，七月复授辽阳行省右丞，至大二年（1309）谪漳州，行至杭遇赦而止，明年卒。

　　值得注意的是，从洪重喜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担任辽阳行省右丞，大德十年（1306）其叔父洪君祥取代一年，大德十一年（1307）复授该职务，洪重喜共担任此职务近17年，这17年的时间里，洪氏家族已经失去直接干涉高丽内政的机会，其与高丽王室的争斗主要在辽阳行省平台展开。

　　洪重喜首次出使高丽是至大元年（1308），“元遣右丞阿里灰、洪重喜，中书左丞杨炎龙来，凡乘传者百余。”这次赴高丽任务是处理高丽宰相赵仁规有关的巫蛊案件。此前的大德六年（1302）“是岁，辽阳省奏帝，请并征东、辽阳为一省，移司东京。”奏议公布以后，高丽方面坚决反对，高丽王向元朝皇帝和中书省分别上书，强调高丽对于元朝统治的重要性，认为“倘若依准辽阳行省所拟，合并本省，实为未便。” 这个建议将辽阳行省与高丽合并，实际上是将高丽作为元朝的一个普通的行省对待，取消高丽国家的独立性，必然受到高丽的强烈反对。这次提议者“辽阳省”背后，应该有洪重喜的操纵，说明洪重喜与高丽争斗的意图并未改变。大德末年洪重喜再次提出在高丽设行省的建议，《高丽史》记载：“大德末，我祖太尉王佐仁宗皇帝平定内乱，行至央骨，迎立武宗皇帝，为定策一等功臣。时有辽阳人重喜请立省小邦，天心赫怒，杖重喜，流远方。”史料中的“杖重喜，流远方”实际上没有执行，至大元年（1308）“重喜朝（武宗）于上都，七月，复授辽阳行省右丞。”但也反映出随着高丽王政治地位的提高，洪氏家族成员在元朝的影响削弱的情况。另外，前面已经说明，高丽建立行省相当于元朝对高丽实行直接统治，并不符合元世祖忽必烈形成的统治高丽的政策，很难被元朝接受。

　　至大二年（1309）是洪重喜与高丽斗争的关键时期，这一年三月，“元宣政院遣人来督造船，时皇太后欲营佛寺，洪福源之孙重喜、重庆等奏：‘长白山多美材，若发沈阳军二千伐之，流下鸭绿江，使高丽舟载以输，便。’于是，遣辽阳省宣使刘显等来，令本国造船百艘，输米三千石，弊不可言。是时，二宫之役方兴，造船之事又急，西海、交州、杨广之民尤受其害。”洪重喜兄弟的这次建议，表面上是为了元朝皇太后在高丽营建佛寺提供方便，实际上，该建议的执行给高丽带来了较大的侵扰。不久，洪重喜“以擅改官号，诉于中书省。”具体情况高丽人李齐贤的文章和《高丽史节要》都有记载，李齐贤记载：

　　辽阳洪重喜诉（高丽）忠宣王鐕用事，大臣求与王廷辨。平章（方臣祐， 高丽庆尚道人）入侍兴圣宫，色有不豫，太后（元武宗母亲）问其故，跪曰：“重喜，高丽逋民也，顾今与王为两造耶。且王性刚，必不能堪其辱，臣恐 不复见故主，以此内忧耳。”因泣下沾襟，太后感悟，言之帝，即日斥去重 喜。

　　《高丽史节要》的记载也比较详细：

　　（至大二年）中郎将吴迪还自元，言辽阳行省右丞洪重喜谋害王，帝怒， 杖流之。初，重喜诬诉王不奉国法、恣暴等事于中书省，请与廷辩。中书省 以奏，王甚忧之。本国宦者方忙古台（方臣祐）入侍兴圣宫，白皇太后曰：“重喜，高丽逋民也，敢肆诬妄谋覆宗国，罪已可诛，顾令与王对辩也！” 太后悟，即言于帝，敕中书勿令对辩，杖重喜，长流潮州。

　　材料中的“僭用事”，与《高丽史》中的“擅改官号”，《高丽史节要》的“王不奉国法、恣暴”等，应是同一些事情，这是至大二年（1309）洪重喜向高丽方发起的又一次挑战，当时担任元朝宫廷宦官的高丽人方臣祐，通过皇太后帮助了高丽忠宣王，洪重喜被“斥去”，以失败而结束。洪重喜被杖和“长流潮州”一事，与《元史》记载的“谪漳州，至杭遇赦而止”，应是同一事件。这一事件说明洪重喜对高丽政权的敌意并没有消除，而高丽人方臣祐称洪重喜为“高丽逋民”，同样反映的高丽对洪氏家族的敌意。

　　洪重喜事件后，元朝发布支持高丽忠宣王即位后采取的主要措施的圣旨，从侧面否定了洪重喜的指控。至大三年（1310）五月元朝明确宣布：“沈阳路官吏毋得隔越沈阳（王）奏请，违者理罪。”按：至大元年（1308）高丽王封沈阳王，这道诏令实际上是要求辽阳行省的官员须得到高丽王允许才能奏事，改变了长期以来洪氏家族控制辽阳行省，以行省的名义向元朝提出对高丽不利的议案的局面。元仁宗即位后，皇庆二年（1312）发布诏令，再次重申在高丽不立行省的决定，《高丽史》记载：“（六月）戊辰元降制，令高丽毋置行省。初洪重喜诉于中书，欲立行省，王以祖宗臣服之功奏之，故帝有是命。” 这道诏令是针对洪重喜建议高丽设立行省建议而下达的，此时，洪重喜已经去世两年，说明洪氏家族在与高丽近五十年的斗争中最后失败。

　　洪重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元世祖忽必烈晚年统治高丽政策的定型，元朝撤回高丽屯驻军队，撤销高丽大部分地区设立的达鲁花赤，高丽王与蒙古黄金家族通婚，这些措施提高了高丽王的地位，也使得洪氏家族牵制高丽王室的必要性逐步减弱。至大元年（1308）“元以定策功封（高丽王）沈阳王……又令入中书省参议政事，赐金虎符。”高丽王的地位已经非往日可比。就是一些高丽的大臣，政治地位也有明显提高，如高丽人崔诚之：“大德末，扶皇大弟定内难，拥立武宗皇帝，公常居左右赞襄之，人无知者。”这说明元武宗对于崔诚之的信任，应该超过洪氏家族子弟。

　　洪重喜死后，洪氏家族子弟仍有仕宦经历。如其子洪滋袭爵，其叔父洪君祥之子洪迈也曾担任开元路同知。不过，洪氏家族在元朝的影响及政治地位，已经与他们的父祖辈时期无法相提并论。

　　结论

　　蒙元之际洪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阶段。洪福源时期是洪氏与蒙古政权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洪氏通过投降蒙古和配合蒙古征服高丽，得到蒙古政权的信任。洪福源被杀以后的洪茶丘、洪君祥时期是洪氏家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洪茶丘、洪君祥通过参与元朝两次征讨日本战争、平定蒙古诸王的叛乱以及代表元朝在高丽驻军屯垦，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元世祖将洪氏作为制约高丽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洪茶丘与洪君祥去世以后，洪氏家族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尽管洪重喜努力维持其父亲对高丽的敌视态度，但高丽王室的地位以及元朝统治高丽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洪氏家族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洪氏家族是蒙元之际元丽互动过程中最重要的家族之一，洪氏家族三代在与高丽的互动中，不论是洪茶丘、洪重喜父子对高丽的报复，还是洪君祥等对高丽的理解与帮助，对于高丽王室以及整个元丽关系的制约非常明显。洪氏家族的兴衰沉浮受到元朝统治高丽政策的影响，随着元朝统一全国，其对高丽统治政策已经成熟，高丽王室成为其主要依靠的势力，高丽王本人和一些忠于高丽王的高丽大臣通过参与元朝宫廷斗争，取得了元武宗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洪氏家族牵制高丽王室的政治必要性，从元世祖末年到元武宗继位已经明显减弱，这是此后洪氏家族在元朝衰落的主要原因。尽管洪君祥努力改善其家族与高丽王室的关系，但洪氏在高丽的行为已经深深伤害了高丽民族感情，洪氏家族子弟被高丽视为叛臣，因此，在元丽政策定型以后，洪氏家族的衰落不可避免。

　　洪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与元朝统治高丽政策的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始终，洪氏家族在蒙元之际的发展是观察这一时期蒙元与高丽关系的一个绝好的视角。

　　附：蒙元之际洪氏家族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