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宋时期，宦官受命在西北的任职，实为朝廷控制地方军队的制度性安排。宋廷责令宦官通过主持军政决策、参政分权、参理军务、统率边军，分享对地方军队的指挥权，并以共掌军务、共议军政的方式参与军政事务的管理，以实现分权制衡的目标。同时宋廷还通过宦官体量军政、巡边按视、按覆审验与常驻监军等方式，强化对地方的全面监控，防止历史上武人跋扈之局的再现，对维系西北局势的稳定意义重大。由于皇权体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宋代为遏制地方势力而进行的制度性设计，虽有消弭军将专擅之效，但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无法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真正地解决。
关键词：分权制衡；地方控制；北宋；西北；宦官
北宋作为五代之后继起的新王朝，立国伊始，就背负着一统山河的历史使命。当渐次逐灭群雄之后，对前朝武人拥兵自重的历史记忆，如何摆脱五代短命王朝的“宿命”，始终是太祖、太宗以降诸帝挥之不去的梦魇。“崇文抑武”作为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在西北则利用宦官掌控数量庞大的边军，便成为有宋一朝永恒不变的主题。
鉴于党项崛起于西北，加上辽宋分峙与宋夏冲突，北宋的防御负担一直很重。北宋初年，在继承前代防御体系的基础上，在西北地区构筑了“堡寨防御体系”，但是却导致了西北重兵集结，地方势力趁机坐大的严重隐患。为此，太祖大力提倡“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太宗则继续推行“防弊之政”，对太祖遗策“谨当遵承，不敢逾越”，防范、遏制武臣势力的抬头便成为王朝的既定国策。宋廷在西北强化军力部署的同时，竭力维持各种势力间的平衡,以实现“将从中御”的目标，并对那些“地居禁近，性又驯顺”，既无篡政之虞，又出身卑微的“近习”特别重视，他们常常被委以重任，衔命赴边，“寄任方面”。宋廷让宦官广泛参与西北军务,甚至直接统军参战，以分地方之权；同时强化其体量军政、巡边按视与按覆审验等权力，以制衡统兵之臣，对维系西北的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权势和地位无疑“来源于皇权”，是“中国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关于宋代宦官问题的研究，从多维视角出发，分别考察其与宋代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层面的关系以及宦官管理制度等，并取得可喜的成就。但相关探讨更多集中于“宦官之祸”方面，对他们统军、监军与防范、擅权也多有研究，但对宋代宦官与地域社会的关系缺乏关注，尚无专文涉及其对地方权力的参与和制衡问题，故笔者不揣浅陋，以求教于方家。
一、参政决策与分权制衡
北宋宦官在西北的常驻，是宋廷强化对军队控制，抑制地方势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战时出界外讨，则有走马承受之设，“兵马出界别路，万人以上，走马承受一员，随军照管本路人马”。宋廷利用宦官“非时出入禁中”之便，由其衔命参与地方军政决策，分享西北军政参与权，分割军队指挥权，以强化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一）参与决策
宦官作为宋代帝王的耳目，长期参与地方军政决策。太宗就赋予宦官王继恩很大的权力，甚至对军队有临机处置权，“军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此后，宋廷令宦官以“管勾”“专主”“规度”“经制”“节制”“审定”“计度”“计议”“计会”等方式行使地方军事决策权，或参与军政决策。
如宦官张崇贵是宋初三朝宠臣，自淳化四年起就“管勾鄜延屯兵”。景德元年，得知李继迁亡故，他立即移牒宣谕，可见其权力之大，正如当时的缘边安抚使向敏中所称，该路“边防事宜，经制小大，皆崇贵专主”。此后，宦官秦翰出任泾原路钤辖，为改变“西鄙无藩篱”之弊，军中由其“规度要害”，甚至修凿壕堑，亦由其“役卒数年而成”。
元丰四年四月，西夏国主遇弑，朝臣多主张兴兵讨伐。神宗遣宦官王中正亲往“体量经制”。七月，诏其“措置”麟府、鄜延等四路军马。八月，鉴于宋军无帅，经宰执“审议”，作出“并听中正节制”的决定。
同年八月，神宗命宦官李宪“团结汉蕃军马”，分置将佐“审定出兵所向及计度贼屯重兵之所”。宋朝在发起河湟之役时，又令李宪“乘驿计议”边事，与王韶“进收河州”，以致当时“军前诸将皆受宪节制”。元丰七年，宋廷“令李浩同姚麟领兵出界招讨，委李宪计会赵禼详度施行”。大观时，蔡京取青唐，虽“命王厚专阃寄”，而童贯用李宪“故事”，“选置将吏”。
上述例证表明：无论在紧急情况，抑或平时，宦官均拥有参与军政的决策权。至于走马承受，甚至拥有战场的临机决断权，如庆历二年，元昊入寇，宦官王沿命大将葛怀敏迎战，“走马承受赵政以为距贼近，不可轻进，怀敏乃少止”。再如嘉祐二年五月，西夏侵耕窟野河西，宋军与之对峙，“守将敛兵弗与战”。知麟州武戡率兵“按视”，走马承受黄道元“以言胁之”，导致出战大败。北宋末，延州陷落，帅臣曲端与走马承受高中立“同见帐中”，共议关中恢复大计。可见，常为宋人诟病的“军政不专于主帅，而关决于承受”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二）参政分权
为了强化对西北边军的有效控制，宋廷常假手于宦官，通过以卑临尊的方式，实现对地方军政的全面干预。
首先，宦官与地方统兵官，“同经略”边事，抑或“同主军务”“同莅兵事”。如端拱初年，宋廷讨伐李继迁，宦官张继能监军银夏，与保忠“同经略其事”。淳化三年，李继迁犯边，继能与知灵州侯延广“领骁卒五千，同主军务”。咸平四年十二月，灵州陷落，宋廷诏宦官康延英率军屯驻京兆，“令知军府事雷有终同主之”。景德四年三月，泾原都钤辖秦翰“请令本路承受王克让赴镇戎军同莅兵事”。
其次，宦官与西北将官共同“与议”“计议”“议定”军政。治平元年十二月，以宦官王昭明、李若愚分任环庆、泾原路驻泊兵马钤辖，凡“有赏罚，则与其帅议”。熙宁六年二月，种谔奏西夏入寇，宋廷令其需“札与本路走马承受”。十年二月，青唐鬼章反叛，知岷州种谔遂与“走马承受康识计议”。元丰四年八月，宋朝五路伐夏，鉴于四路无帅，遂“令总兵官与中正议定，方得进兵”。神宗责令宦官与“逐路帅臣、将官议定进兵月日及军行所向”。
再次，宦官还通过简募军士、筑垒计度、理蕃受讼等方式参与西北军政管理。宦官拥有军士的简募权。如康定元年，元昊撤围延州，宋廷命走马承受张惟吉募骁勇，先是“副以土兵，轻赍赴河外”，后又“简陕西冗兵”，“尽汰军头司军校之罢癃者”。熙宁六年十月，诏河州、安乡城各置一指挥，仍差“走马承受各就本路选募”。
宦官还参与浚沟洫、修城垒，总管、审计筑城开支，计度“运粮济兵”等事宜。如景德元年十一月，宦官秦翰受命“督众环城浚沟洫，以拒边骑”。宦官阎承翰等也“筑垒御”敌，又至德清军“规度重修城垒”。庆历四年五月，枢密副使韩琦提出的“御夏十三策”中，有“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元丰五年二月，诏“洮河与黄河通接”，令李宪计度“运粮济兵”。
宦官“受讼”早有先例，治平时又增“理蕃”之责。庆历时，麟府路为解决“国用不足”，大行铁钱，朝廷“重辟不能止”。知并州郑戬“请三当一”，民众“数千人邀走马承受诉”。治平元年十二月，诏内侍王昭明、李若愚分任环庆、泾原路驻泊兵马钤辖，“专管勾本路”兼管勾他路“蕃部公事”，并有“体测蕃情，治其诉讼公事”的职责。
（三）统军参战
自赵宋立国，宦官就经常领军参战，逐渐形成“战时文官与宦官共同统兵体制”。如淳化时，王继恩率军戡乱，并“收蜀有功”。至道初，宦官秦翰“领步骑六万拔灵州”。咸平元年，李继迁内扰，宦官张崇贵等率军“击之”。
康定元年正月，环庆路钤辖高继隆破夏人于后桥寨，“走马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盘路口”。次年九月，定川寨葛怀敏兵败阵亡，走马承受王昭明等“还保定川”。熙宁时，宦官李祥“从刘昌祚征灵武”，又率军“赴援”兰州，以 “袭鬼章有功，升兵马都钤辖”。元丰四年十月，鄜延帅沈括与大将种谔伐夏时，权阉王中正统率诸路参战，宦官李宪亦参与，“权任如大将”。童贯也以统帅身份用兵河湟，一度立功于西陲。
北宋西北地区的宦官，不少还担任钤辖之职，名义上“受经略使节制”，但权力很大，与都总管等“同签书”。故有“钤辖重寄，已均安抚使之权”的说法，虽不乏夸大，但钤辖位高权重却是不争的事实。至北宋末年，“帅守兼都总管，守臣兼钤辖”者极为普遍，钤辖与帅臣实际上已经同为地方军政大员。
二、体量军政与地方控制
北宋为强化对西北控制，防止地方统兵官为了职务升迁，或骗取国家赏赐，而谎报军情，故开始派员“体量”军政。宦官作为皇帝的“近习”，常被寄以“耳目之任”，凡“边防动息”皆得以上闻，甚至“一路事无巨细，皆所按刺”。
（一）体量军政
北宋宦官一直负有“体量”西北军政之责，“中使临边”向来是常态。如皇祐五年三月，陕西转运使范祥擅自“兴役”，引起蕃部叛乱，宋廷以宦官卫克勤“体量古渭州蕃贼”。治平四年，王韶奏请“复河湟”，宋廷照例派宦官前往“视师”。熙宁五年六月，环庆路熟户逃亡，神宗“令李宪体问”，候其按覆再作处理。元丰四年四月，西夏国主遇害，种谔奏请举兵“直捣兴、灵，覆其巢穴”，宋廷则遣王中正“体量经制”。七月，陕西教阅民兵，神宗以其“久不案试”，徒费钱粮，差判兵部赵禼与内侍李舜举“逐一案阅推赏”，仍差宦官宋鼎臣等“充承受兼监视案阅”。政和六年三月，以制置使陈彦文“不循轨法”“凌轹属官”，宋廷下诏“勒停”，“令盖侁并走马承受，疾速契勘”。可见，从蕃贼叛乱、规复河湟、熟户逃亡、兴兵伐夏，到兵士校阅、将官跋扈均是宦官“体量”军政的重要内容。
（二）巡边按视
宦官巡边按视，是强化西北防御的重要一环，举凡山外蕃落、器甲城垒、熟户扰边、西贼侵耕一概纳入巡视的范畴。如至道初，四路都监、宦官秦翰受诏“按行山外”戎落，“谕以恩信”，使其“相率内附”。其后，戎落属户扰境，秦翰再受诏“按视”，“遍巡边部”。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延州，走马承受张惟吉受命“按视鄜延、环庆两路器甲，并访攻守利害”。宝元二年正月，遣宦官吕清“按视缘边州军兵甲城垒”。庆历六年正月，判并州夏竦经置西北，宋廷令宦官石全斌从其“巡边”。嘉祐二年，夏人侵耕“以诱官军”，知麟州武戡与宦官黄道元等“往按视之”。元丰六年二月，北宋伐夏，大军行至灵州，夏人决河以阻碍军马，“欲令李宪委官与李浩详度以闻”。
当然“廉问”军将、“赃污”洗刷也需宦官的按视。如咸平三年正月，马军都虞候康保裔阵亡，部曲畏法污奏，真宗诏走马承受“按视”，“既得其实”，康保裔得以恢复清白。又庆历四年，环庆路安抚使范仲淹赴京，荐知泾州滕宗谅自代，御史却弹劾此人妄费官帑。为核实情况，仁宗“遣中使检视”，发现他不过“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而已。
地方大员违反军纪时，巡按的宦官虽无权惩戒，却可以上达天听。如天圣时，河东承受奏知并州刘涣“与营妓游”，刘涣即被斥出朝，责授磁州通判。元丰四年正月，知岷州张若讷等以“违条看谒妓乐宴会”被人揭发，宋廷欲将其撤职查办，李宪以此案只是张若讷的个别部将的私人恩怨，“不指所犯情节”，其他将官“实系方面观望”，若“止以部将指论轻其去就，何以弹压汉番”，故“乞下本路经略司尽理根勘”，朝廷从之，调查后该案也从轻处理，“若讷等后止坐罚铜”。
（三）按覆审验
虚报战功是军队的弊政之一，严重败坏军纪，尤以杀良冒功最为恶劣。为遏制此类不良事态的发生，宋廷多派员按覆审验。走马承受即“以察守将不法为职”。宋廷始终强调宦官“耳目之寄，寔司按察”，“群邑之政，皆得驿闻而上达”，并勉励宦官尽心履职，若“不察边肃贪纵”，职务可由“使臣悉代之”
走马承受对整肃军纪责任重大，尤其对军将贪冒、杀良最为警惕，史籍对此多有记述。如绍圣四年四月，环庆路走马承受李兑称：“体访得，张存到三角川，遣锐兵先入盐州讨杀，燔烧族帐”，还军途中，遭西贼“邀击”，杀蕃官赵宗锐、使臣赵景浮，“亡失汉蕃兵六百七十人”。经略司却谎报战绩，称领兵入盐州，“杀戮三千余人，驱掳到老幼妇女五百余口”云云。宋廷责令李兑如实“保明以闻”，并“别委官按覆”。
元符元年三月，发生熙河路李公绪状告王舜臣虚增首级案。先时王舜臣妄冒功赏，后经按覆得知：“元奏斩获三千五百二十级，今勘得共实获二百九十级，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级系虚冒”。七月，秦凤路再次发生“虚上首级”丑闻，秦州推勘官称：“秦贵等虚上首级，问将司及使臣等，言秦凤兵获十五级”，却“令上一千三百余级，分摊与五部人”。哲宗斥其“欺罔”，责令徐彦孚鞫之。曾布以“邠州配籴事”为例，称此类事件多有发生，士大夫竟“无一人敢言”，直到宦官回朝，才“乃敢说”耳。八月，秦凤路走马承受阮易简文奏：“本路敢勇张义论队将侯诚弟询募首级冒赏，诏秦州勘鞫有实”。九月，责令对“苗履、张守德获级”按覆，哲宗仍依例“诏令走马审验”。
可见，绍圣、元符之际西北军将杀良冒功、虚增首级的情况非常严重。若非走马承受参与按验，诸多弊案或许永远不会曝光。因之，宋廷开始在制度上加以限制。绍圣四年十二月，下诏告谕陕西等路汉、蕃兵将：
如遇军行，尚敢携老幼、妇女首级送纳，或将佐知情盖庇，尽以违制论。诸色人刺配近南州军，将佐情重者取旨。并许人告，每级赏钱五十贯，其将佐等虽不知情，及受纳、经历官司不检点、省察，致已推赏者，各减二等，并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其妄冒之人，仍不用荫。走马承受点检觉察，及经略保明功状内，具委无夹带老幼妇女首级，结罪保明以闻。如朝廷察访得知，或因事彰露，其帅臣并走马承受，当议重行黜责。
明令规定，军将报功需经宦官“审验”“察访”等程序，且须“结罪保明以闻”。并一再重申军将不得“虚上”“冒功”，否则以违制论处。对军将知情不报，或不加检点，则施以刺配、推赏减等，甚至取消“用荫”等惩罚。还责令帅臣与宦官共同“点检觉察”，如“保明”不实，必“重行黜责”，甚至“除名勒停”，或刺配“编管”。如陕西招诱蕃酋“携挈部族归投”，抑或“出师讨荡”，严戒杀戮妇孺，“如生获到人口，并依先降指挥优与酬赏；若妄杀老小妇女，亦当重行断遣”。元符元年六月，再申“令诸路走马承受，依条点检、觉察施行”。若“以首级诈作首领、钤辖之类，妄求恩赏，据所冒合转资数，并依以老幼妇人首级妄冒施行”。八月，又诏熙河、秦凤路将校，若有军士“虚上首级”，而“更不问罪”，“能于战守之际立功赎过，可以比折减免得所犯罪名者”。曾布也曾提及“虚上伤中及获级者千余人而元无斩获”，却“又不以实报”的问题，哲宗下令严惩。二年三月，秦州制勘所言，“白草原讨荡，妄增首级，冒受功赏，兼虚上首级与使臣亲戚”，朝廷诏惩走马承受，“特追一官勒停”，宦官满志行因之受到惩罚。直至宋末，宦官仍在此方面承担重要职责，诸路“日报将兵，复验首虏，提点赏犒、催促粮运及差发探报，动息出入，皆报承受”。
（四）常驻监军
监军制度是中国历代帝王派亲信监察军队的“一项特殊的军事制度”。北宋的走马承受常负有监军之责，“监伺一路军事兼及稍涉要害之务”。如淳化时，李继隆问罪党项，“秦翰监护其军”。康定初，夏守赟率师陕西，以“张德明、黎用信为陕西都大管勾走马承受公事”。
北宋的宦官除了在西北地区直接“监临”边事，还以“奏事”形式间接履行监军之责。熙宁四年三月，麟府路宣抚判官吕大留“三千人防托”，兵士喧诉，“斩一人而后定”。六年八月，王韶开边，“自露骨山过，一日至五七下马步行”。元丰五年七月，鄜延路总管曲珍率军出界，“至娄相直背罔川扎寨”。上述军情，分别由宦官萧汝贤、李元凯、杨元孙等人上闻，为中央有效监控西北军情提供了条件。
宋廷明令走马承受，若“当言上者，驰传以闻”，并有权“预闻边要及主帅机宜公事，并可不经有司，直接闻奏”。西北帅臣与诸路承受既可单独上疏，也可连章上奏，如熙宁五年，针对王韶、李宪“连奏河州事”，枢密副使蔡挺就例行请示神宗：“功状只下王韶定，或并下李宪”。再如元符元年三月，熙河路走马承受周圭奏：“自来经略司机事不许走马承受参知，致闻奏多有后时，乞经略司差发军马前一两日，关报将佐人马数目”，若遇“贼马出没，不移时关报，以凭闻奏”。哲宗因之诏令，“经略司遇军兴差发军马，具数关报走马承受”。宦官在西北的常驻与关报军情，对统兵之臣形成直接的牵制与震慑，有利于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结 语
宦官在北宋王朝管控西北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宋廷通过宦官参与决策、参政分权、参与管理、统军参战，以实现对地方军权的分割与制衡。此外还以宦官体量军政、巡边按视、按覆审验、常驻监军，强化对地方的全面监控，防范中唐以来武人割据专擅之局的再现，成功维系了宋代西北防御体系的稳定。
无需讳言，宋廷利用宦官防范军将的擅权与跋扈功效卓著，却因之恶化了与军将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君臣信任危机。熙宁收复河湟的王韶，为了释疑增信，主动请求李宪常驻，神宗忧其“败事”而归罪，故未予派遣。王安石明确指出，其“止要得陛下一亲信人在军中，以塞谗诉之口”，君臣之间的不信任状况可见一斑。司马光深感“国家择天下英才，以为公卿大夫，而犹不可信，顾任此厮役小人以为耳目，岂足恃哉。”这势必造成“宦人预边事，将帅不得尽其用”，甚至“边帅之权必移于阉寺”，以致出现“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的局面。宋廷长期重用阉宦，是其对武臣猜忌、防范过甚国策的必然反映，最终给宋朝“军事体系造成极大地破坏性后果”。
然而，宋廷始终拒不接受群臣“罢中人预军事”之议，这或与它“深怀尾大之忌”不无关系。北宋之末，宦官权势大张，地方“政事号令悉出阍寺”，甚至没有宦官的参与，“连帅、监司不敢按部吏”。由于皇权体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造成宋廷派驻宦官分权与制衡，强化对西北边军的全面控制，防止军将势力膨胀的制度性设计，虽有消弭军将专擅之效，但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无法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真正地解决。
不容忽视的是，北宋虽信任、重用派驻宦官，但对其也多有防范，这主要体现在重其遴选，放手御史进行弹劾。为防范宦官（如走马承受）勾结地方，通常限制其任命途径，强调其“不在举限”，诸路“勿得举承受使臣”。即使宦官任职期满，也不许本路“奏举差遣”。走马承受等的遴选例由“三班院或吏部拣选合格人员，提申枢密院铨量，然后由内侍省引荐取旨差定”。若原职再任，须经“特旨”，由枢密院“审察”“铨量”，外官无权置喙。利用谏官纠弹宦官，如谏官唐介指陈走马承受“凌扰郡县”，建议“可罢勿遣，以权归监司，甚至宦官也质疑内臣“岂可当将帅之任耶”。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下，势必对宦官形成一定的制约，使其对王朝的威胁控制在一定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