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朝参是明代君臣共同议决国事的重要制度。较之唐宋，明初朝参仪制屡经调改，趋于简化，形成更定起居礼仪、分立内外朝仪、弱化朝仪等级等独特运行机制，并在议政、理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君臣互动、决政、共治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初皇权造极之际君臣分明、礼法严明的秩序格局。至明中后期，朝仪繁冗杂复、废时误事，加之时有皇帝怠政不朝、廷臣惰政失朝,以致朝仪与朝政的矛盾日渐凸显，朝参也逐渐失去议政决策的原初功能，进而沦为仅是皇威至上、皇权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礼仪象征。
关键词：明代；朝参；朝仪；视朝；失朝
朝参是古时君臣议决国事、处理政务的重要制度。早在先秦，即有王视外朝，诸侯朝觐，万民来朝之制，强调“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至秦时，朝仪不详，仅规定“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及汉初，通制礼仪，朝仪始立，且礼法严明，君尊臣卑，以至高祖有“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之叹。武帝时，常有飨会、朔朝之礼；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规定“五日一朝，此常朝也”，实现了朝参仪礼与议政的结合，象征性与实用性的并存。唐承汉制，朝参分外朝、朔望朝和常朝。宋代朝参形式更加多样，等级更加明显，形成以大朝会、文德殿朔入閤、外殿常朝、五日大起居、内殿常起居、假日起居为主的朝参体系。终元一代，朝仪未成定式，“凡遇称贺，则群臣皆集帐殿前，无尊卑之班”。直至世祖，建立朝仪，并于至元十一年（1274）正旦，“始御大明殿受朝贺”。顺帝时，详定朝仪班序，“贵贱有章，仪式不紊”。明建国伊始，鉴于“元氏废弃礼教”，始远绍先秦，近承唐宋，建章立制，“军政当取法于唐，典礼当取法于宋”，朝参礼法，则“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明代朝参曾在政治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此，学界主要围绕京官朝参与注籍、点名与签到等做了初步探讨。本文拟在厘清明代朝参沿革损益的基础上，着重探究朝参议政及调改、功能及沦失、废失及反复等重要问题，以观察明代国家政治决策中君臣互动、君臣决政、君臣共治的离合趋向和复杂关系。
一、明代朝参的仪制及调改
明初，礼法不严，朝仪未定，“朝仪贵乎整肃，礼文不可乖错”。早在朱元璋为吴王时，已有“上退朝”“同群臣朝”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下诏：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准许上殿，其余文武官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左右，违者纠仪官举正之”。明代常朝分早、午、晚三朝，其中早朝是朝参的主要形式，也是君臣处理政务的重要途径。明初政务繁杂，尝有一日两朝、一日三朝，至中期，午、晚朝基本废罢。永乐间，成祖开午朝、晚朝议政，“处御午朝，令群臣奏事得从容陈论”，又“御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毕，皆趋出”。午、晚朝的朝参官员有具体限定对象，处理政务的内容亦多为要事、急事。午朝通常“凡有章奏，果系急务，宣召翰林并在廷老成大臣参拜计议，在京各衙门，如有机密事情，并听堂上官撮其旨要，面为陈说”。晚朝则规定“唯通政使司、六科给事中守卫官奏事，其各衙门，有军情重事者许奏，余皆不许”。永乐二年（1404），御史弹劾后军都督府与兵部官员失晚朝，成祖认为：“朕尝命百司皆于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今晚后，府兵部必无当奏之事，故不朝不须罪。”四年，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当商榷者，皆于晚朝陈奏”。
洪武初，定朝参礼仪，“朝班自有定式”。早朝时先鸣鼓，文官与武官分别在左掖门与右掖门列班侍立，待鸣鞭后依次走到丹墀内，有事奏者需持奏本上奏，无事奏者随班侍立。退朝之后，文武官仍从东西两个方向出。洪武三年，太祖召对礼官，“百官奏对及班列之中失礼者，劾之。奏事以次，毋搀越”。六年，强调奏事班次与奏事礼仪的重要性，“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参奏事，有未闲礼仪者，是礼法不严于殿陛，何以肃朝廷乎”？并令尚未熟悉朝参礼仪的官员，每日在午门外反复练习，命御史二人监视，若有失仪违规之处要及时纠举；年幼者则应当“入国学读书，稍长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此外，对朝参时的违礼行为亦一一列举，“凡具公服朝参者，毋行私揖礼。其进表笺及谢恩皆公服，面除不及具服，即时谢恩。凡入午门，毋相跪拜拱揖。入朝坐立，毋越等、毋喧哗、毋指画、毋窥望、御前毋唾。病许退，同列官掖出。赐坐即坐，勿让。有问先起对，复问不更起。凡立于东西隅，不得直前，赐宴不得素服”。十六年，规定朝参官员的坐次。若皇帝御奉天门朝，坐次为：公侯至都督佥事坐于门内，守卫指挥坐于都督佥事之后，六部尚书及署都督府事官坐于门外，东西相向而坐，六部侍郎、十卫指挥、应天府尹、国子祭酒、翰林院官、谏官、佥都御史坐于西角门东向；若皇帝御华盖殿朝，则座次为：公侯及都督佥事坐于殿内，尚书及署都督府事官坐于鹿顶内，六部侍郎及十卫指挥、应天府尹、国子祭酒、翰林院官、谏官、佥都御史坐于鹿顶外，皆为东西相向而坐。二十年，礼部制定朝参八条，成为明代朝参的基本定式。二十九年，规定朝参官员的奏事次序：都督府、十二卫、通政使司、刑部、都察院、监察御史、断事官、吏户礼兵工五部、应天府、兵马指挥司、太常司、钦天监，其中太常司若奏祭祀等事，则在各司之先。同时，御殿和御门奏事有所不同，御门朝参百官出班奏事，奏毕入班，各司奏事结束后一起退朝；御殿则奏事官进入殿内奏事，无事启奏的官员则在殿外侍候，等奏事官奏毕一起退朝。若是皇帝御文华殿奏事，则詹事府奏事在先，其余各司依次奏事。
洪武年间确定了朝参制度的坐次、站次、奏次及各项礼仪，后世损益多在细微之处。一方面，随着官职品级的不断调整，班次、位次也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永乐以降，随着礼法的变革，朝参仪礼也日益完善。其中，永乐至正德以增补为主。永乐初，设置内阁与锦衣卫站次，“令内阁官员侍朝，立在金台东，锦衣卫在西，后移下贴御道东西对立”。永乐七年（1409），令谢恩见辞人员行礼毕，有事奏者入奏，并定监国朝贺诸仪，“凡常朝于午门左，视事常仪，若皇太子御文华殿，官员人等承旨，召入者方许入”。景泰元年（1450），定午朝仪。三年，“令师保兼官品同者，立班以衙门为次”。天顺三年（1459），奏准凡方面官入朝，“递降京官一班序立”。成化元年（1465），规定每日早朝，“许各衙门并公差官具本面奏”。十三年，奏定文武官员入朝，每人可带官吏二人，若遇阴雨天气，可多添一人执雨具。次年，“令朝参官员遇鼓起时，俱于左右掖门外拱候，东西班次照依衙门品级序”。弘治三年（1490），彭韶奏请午朝议经邦要务，孝宗纳之。十二年，“令朝班内有喧哗及吐唾者，许序班拿奏”。
世宗由藩王入继大统，议礼数年，对朝参屡做改动，朝仪更趋严格。嘉靖元年（1522），奏准“失仪官员应面纠者，御史照旧先纠，若御史不纠，许序班纠，但不许越次”。六年，规定：“凡奉天门早朝毕，圣驾下阶南行，两班官员不许辄便退班，与御轿并行，亦不许吐唾语话。序班往来巡视，有违犯者，堂上官具奏，其余即时拿赴御前治罪。”九年，再次强调了内阁与锦衣卫的位次，规定了领敕的礼仪规范。十一年，令朝参官不遵礼法者即行纠举。十六年（1537），更定正旦、冬至朝贺仪。二十一年，又下令每逢圣节、正旦、冬至，群臣百官须提前至朝天宫习仪。二十五年（1546），定应朝官员事例，“凡应朝不到官员，系堪存留人数，患病者查实，准令复任，丁忧者查明，准令守制，其不系患病丁忧者以逃论”。
隆庆至崇祯时期，随着朝政的逐渐败乱，朝仪变革愈加“重礼”。隆庆二年（1568），增纠仪序班官员二人。六年，定以三六九日视朝。万历三年（1575），题准“常朝该日记注起居史官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稍前，以便观听”。次年，议准“五府都督官常朝班次，不当入侯伯班，仍照殿班立于锦衣卫官之后，稍上，待锦衣卫堂上官诣金台边，北司官于台下各侍立，仍与南北司无执事官同班而序于其上”。又议准“于左右掖门内各设序班分立东西，与原设催促入班序班二员一同纠察，有喧哗说话者即时记认，候奏事毕一并纠举”。五年，定诸司朝觐仪。次年，定锦衣卫及都督班次，“相沿旧规，仍立前列”。十一年增设序班三员纠仪。崇祯五年（1632）十一月，朝贺礼毕，复阅马，“其制始于嘉靖中，至后久不举行，崇祯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冬至郊祀，十一日百官入贺朝毕，复一阅视”。
明代朝仪继承、发展了唐宋旧制，具体为：一是朝仪简化。明初将宋代朝参礼仪简化，正衙常朝与内殿常朝统一合并为常朝，具体分为正旦、冬至和圣诞的大朝会，朔望朝及常朝。二是继承五代至宋的起居礼仪。洪武三年（1370），规定朔望朝时，“班首臣某等起居圣躬万福”；十七年，“令百官凡遇朔望朝，免行起居礼”。三是内外朝礼仪分立。如唐代内外朝仪混杂，皇后受群臣朝贺，皇帝受后宫朝贺，而明代则将外朝、中宫与东宫严格划分，其中皇帝负责外朝礼仪，皇后负责内朝礼仪。四是弱化朝仪等级划分。唐宋朝仪复杂，意在划分等级，限制不同品级官员参与不同等级的朝参，而明初不仅从形式上进行了简化，在参与官员上亦有所改革。
二、明代朝参的功能及沦失
朝参是明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调节、维系了君臣之间的界限和秩序，而且整合、规范了君臣之间的名位和权益。在朝参正常运行时，明代君臣借助这一“伙伴关系”共同决策事务，逐渐形成君臣互动、君臣决政、君臣共治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机制，充分彰显明代君臣分明、礼法严明的秩序格局。
（一）“君臣共治”的民主意义
朝参是君臣共治的重要纽带，不仅在于展示皇帝统治身份的合法、政治地位的独尊，也是封建官僚体制及其独特运作机制的体现。较之前代，明代朝参官员数量大为增加，参与者日渐广泛，尽管最终决策权归于皇帝，但君臣朝参议政仍具有一定的“民主”意义。明初诸帝在位期间，既强调皇权“独断”的权威性，也强调君臣“共治”的重要性。洪武九年（1376），太祖言：“朕观自古天下治乱，在君臣能驭与不能驭耳。”明初官缺严重，太祖惟贤是求，“朕承天命养育黎庶，不能以独治，故求贤人君子以共治之”，并认为只有君臣相得，“君臣同游”，方能经邦论道，永安社稷，利济生民。他在论及君臣关系时说道：“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一心，以共济天下。”宣德二年（1427），宣宗召辅臣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务，君有失则为臣者匡正之，臣有过则为君者训戒之。”在古人看来，君臣虽尊贵有别，但却能成为共议朝政、共治国事的“伙伴”，所谓“官者，分身之君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故而设官治之，君臣之间只有做到“询谋畴咨，互相可否”，才能“恩犹父子，各陈所见，以尽乃职”。朝参承载了君臣共治的本质意涵，“朝堂决政，众论称善，即与施行”。明代翰林院旧语云：“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在早朝。”早朝是翰林学士与君论道治政的重要途径。正统十四年（1449），翰林侍讲吴节劝谏皇帝复开午朝，“引诸近臣商确政务”，使得“君臣一体，政务罔不周知，大纲举而万目张矣”。宪宗时，常朝不设，不理朝臣，以致中官干政。鉴于此，二十三年，庶吉士邹智谏言：“祖宗朝，御史纠仪得面陈政务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间隔不通也。”穆宗时，大学士陈以勤上疏以为“君臣之分，等诸天地，然天地之气，必交通，而后万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后理道可立”。神宗时，大学士王锡爵上言：“君臣之间，真若家人父子，是以宫府无壅，而治化光明”。天启间，宦官乱政，君臣相离，文震孟借古讽今：“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军国重务、闾阎隐微，无不咨询，无不洞达，故虽深居九重而情形毕照，怀奸挟术既无窦可以自藏，左右近习亦无缘可以蒙蔽”。作为君臣共治的特殊体现，定期朝参这一“君臣共治”模式，在明代治理架构中发挥了议政决策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朝参的逐渐废弛，这一模式遭到冲击，君臣之间疑心渐起，矛盾迭起，“上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久之上下之情澹然，漠然不复相涉”，致使政务不理，政局动荡，国势日衰。
（二）“通上下之情”的讯息渠道
政治信息的高效传递是处理政务的先决条件，“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朝参是政治决策的重要活动，亦是下情上达的主要方式，在君臣互动中起着桥梁作用，“朝而见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听政而适路寝，所以决可否之计”。明中后期，皇帝怠政，朝参不设，君臣不见，弊病丛生。正统初，英宗冲龄，王振用事，郎中李茂弘进言：“君臣之情不通，经筵进讲不过，应文具以粉饰太平，而暌隔蒙蔽，未必无意外之虞也。”景泰间，代宗时常不朝，周叙劝谏：“祖宗以勤为治，无日不朝，而每日间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诚省古祻乱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见，然徒接见而不相亲，款问犹不见也。”武宗时，罢朝参，远贤臣，亲小人，嬉虎豹，大学士王鏊进谏：“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嘉靖间，世宗不复视朝，辅弼大臣希得进见，以致“军国重事，径自私家而专裁之”。至穆宗，“视朝渐稀，章奏频烦，经筵屡废”，给事中石星上疏：“人君裁决庶政，通达下情，莫先于视朝……伏愿皇上日日视朝，以周知乎民情，以总理乎万几。”万历间，申时行、王锡爵等在事时，“朝无失政，亦无缺官”，而后久不视朝，以至“诸臣猜疑”，信息阻塞，御史李自谦上疏“请视朝，以联上下之交”。较之章奏等君臣互动方式，朝参在传递信息、决策政务方面更为直接高效，唯有坚持视朝，方能“通君臣上下之情，在去疑端于事，释疑根于心”。但明中期以降，皇帝不朝与廷臣失朝使朝参不再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手段，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咈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
（三）“外礼内法”的必要仪式
朝参是礼法结合的产物。从先秦至秦汉，朝参从纯粹的礼制逐渐转变为“外礼内法”，从“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发展为“礼刑相为表里”。礼法结合极大影响了朝参制度的发展，礼的强大束缚力使其具有“法”的强制性和保证力。元明鼎革，“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频频”，战后的无序社会亟需条举礼法，重构秩序，“丧乱之后，法度纵驰，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儒式帝国的历史惯性使得礼法成为明初重建国家机器的基石，“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吴元年（1366）二月，特设礼局，“以纠礼仪”。朝参乃国之重礼，所谓“礼莫重于视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曾反复强调君臣关系需要礼制规约，“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者，礼之本也”，“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缘此，洪武二年（1369）八月，诏修《大明集礼》，考先朝礼制，定一代之典，这不仅有利于理定政治秩序，更为朝参确立了准则。宣德二年（1427），定不纠肃朝仪有罪，“奏鸿胪寺卿杨善、少卿贾庠，不纠肃朝仪，请加罪”；又定不具公服有罪，“行在鸿胪寺卿杨善等劾奏，郑府工副等官，周信等一百四十三人，朝参不具公服，请正其罪”。景泰间，因侍班不至有罪，如监察御史林璟“以午朝侍班不至，下锦衣卫狱”。天顺初，因早朝失仪有罪，如监察御史伍善“早朝失仪，下锦衣卫狱”。成化时，因入班失次有罪，如太仆寺丞许颙、刘进，“以早朝入班失次，被纠命执送锦衣卫鞫之”。嘉靖时，因诈情不朝有罪，“诏太医院官，诊验各称疾不赴朝参官员，有无推诈情由，彰武伯杨质不朝二年矣，至是覆验无实，诏夺禄四月”。万历时，因多次失朝有罪，如锦衣卫、镇抚等官夏文等“因三次失朝，令法司治罪，完日还职”。凡此，礼法秩序是明代朝参的核心要义，也彰显了其外礼内法的精神内核。“外礼”主要表现为强调皇帝权威，严格等级划分，君敬臣遵，秩序井然，“礼立而上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而“内法”则表现在严明朝仪纪纲，保证朝参的稳定运行，“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如此，礼法结合，相为表里，使朝参成为皇权国威的标志。
明代朝参保证了君臣互动、信息互通，提高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决策系统处理政务的效率，“人主视朝，当有常期”。但至明中后期，朝参的效用逐渐衰弱，出现了“群臣回至衙门，已及早餐，凡百公事未免停滞”的局面。景泰间，通政使李锡担忧午朝耗时过久，影响奏题难以及时处理，故“乞分班入朝，留二员视事”。至孝宗，常因视朝太迟而耽搁处理公务，“近来视朝太迟，或至日高数丈，奏事不定，或至昏黑方才散，……各衙门文书政务，多致耽误”。至武宗，“文武官员疲于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废时误事”。嘉靖初，给事中章桥进谏“早朝顷刻间耳，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隆庆初，穆宗虽朝会群臣，但朝堂之上，“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同时，皇帝荒政不朝、百官惰政失朝等现象的出现，对朝参及朝政产生了巨大影响。于国家而言，皇帝勤于视朝，便意味着国家权力没有旁落，国家机器仍在正常运行。万历二十八年（1600），给事中王德完疏言：“今国家之患，不在夷酋之梗，而在人怨民离；国家之安，不在西师之胜，而在视朝勤政。”于社会而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皇帝勤政与否，是天下臣民判定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准，“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早御朝则救天下之全，迟御朝则救得天下之半。若终不御，则天下终无救而已矣”。于人心而言，朝参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振久弛之人心”，“欲朝仪静肃，当收天下之心”。英宗时，廷臣进谏复开午朝，以“正天下臣民”。嘉靖间，河南道御史杨爵上疏言：“朝讲不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也”。神宗时，久不视朝，“朝政多壅，人情久郁”，偶一视朝，“满朝欢呼”，可见“天下所最翘首以望者，无如出而视朝一事”。如此，朝参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处理政务的实际功能，朝参的沦失不仅会导致闭塞言路，还意味着“国家乱”“天下危”“人心失”。
三、明代朝参的废失及反复
午朝与晚朝的反复罢设大致在明中期既已出现。宣德十年（1435），英宗幼冲即位，阁臣杨荣等“虑圣体易倦”，简化早朝程序，规定“每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从而削弱了早朝处理政务的功能，也开启了午朝不设的先河，从此“辅臣偶从权宜，创为早朝奏事之例，遂相沿不改”。正统十四年（1449），侍讲吴节鉴于“国家多难”，劝谏复开“午朝之典”，“引近臣于便殿，与之计议用人得失、战陈利钝、生民休戚及古人成法之可行于今者”。景泰元年（1450），河南监察御史程昊上疏，以太宗勤政之事，劝诫景帝“今宜法祖勤政，遇有军国重务，即召保傅、总兵、执政、文武重臣及翰林儒硕或至便殿计议，亲赐裁决施行”。二年，侍讲学士周叙上疏，“宜复午朝之典，加宵旰之勤”。面对诸多大臣请复午朝的奏议，景泰帝最终“命仍旧制午朝”。
宪宗时，亦曾多次罢午朝而又复设。这一时期，晚朝几近废罢，群臣劝谏也不再提“复开晚朝”之事。成化五年（1469）二月，户科给事中彭序上疏，“临午朝，以诹政理事”。不久，宪宗“复御经筵视午朝”。七年三月，“复御经筵”，后又“上复御午朝”。两年内，两次罢而复设，可见宪宗对午朝反复不定的态度。孝宗时，一如宪宗，故弘治元年（1488），吏部侍郎杨守陈奏请“（陛下）常御早午二朝以听政”。同年，监察御史汤鼐疏请以六月初一日为始，“仍旧御经筵及午朝”，孝宗则以“天暑暂停之”。至三年又罢午朝，吏部侍郎彭韶恳望“自今午朝无奏常事，惟议急务”，孝宗将此疏下礼部覆奏，终因“午朝竟无请对政事者，不过文具徒为烦扰废事，故不久竟罢”。开设午朝，无人奏事，然罢废午朝后，朝臣又群起进谏复开，盖在时人眼中，午朝乃人君之本分，不可荒废，故朝臣屡次提醒孝宗：“午朝既设而复辙，……伏愿皇上慎终如始，务遵成宪，使法令归一”；“近来午朝不举，早朝或至太晏……伏望自今昧爽视朝，勤览章奏，时御便殿召见大臣询访治道”。弘治间，不仅午朝几近废除，早朝亦常视朝过迟，“近年以来，视朝过于太迟，群臣又恐政事有妨，尝以为谏”。缘此，大学士徐溥曾上疏劝谏“复弘治初年事体，每于黎明视朝”，“严早朝之节，复奏事之期”。弘治时出现晚朝废罢，午朝时断时续，早朝视朝太迟等现象，致使信息不通，文书壅滞，政令不畅，“一事之决，动逾旬月，一令之出，随辄废弛”。
至武宗时，午朝、晚朝尽废。正德初尚能早朝，但视朝亦迟，“夫早朝乃人君首务，天下之观瞻，准则于此焉。系又当天变民穷之日，恐惧修省犹恐不及”。至中后期，朝臣始劝早朝，但武宗多留中不报。正德七年（1512），阁臣李东阳等以京师等地地震，而“视朝久旷”，屡上疏极谏，“帝亦终不听”。九年，乾清宫失火，王思借机上疏“今每月御朝不过三五日，每朝进奏不逾一二事，其养德之功，求治之实，宰辅不得而知也”。十一年，给事中潘埙上奏“愿自今伊始，早朝听政……任一时之劳，贻四海之安”。然明武宗奏疏不报，政务不理，“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世宗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期间，朝臣鉴于“数年以来，朝仪间阙，经筵不御”，多次建议复开早朝、午朝，但世宗认为“早朝率多弥文”，“君逸臣劳，务本抑末”，甚至发出了“朝堂一坐亦何益”的感慨，这也成为其常年不朝的借口，“虽废一早朝，此心胜于一坐”。受此影响，臣僚也少有进见，“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后世宗以“复得奇疾”为由，尽废早朝，却仍自认为心系天下而未曾懈怠，“废早朝者久矣，然亦每念天下若在深渊，未敢放于声色货玩之中”。在此情况下，群臣欲一睹天颜，一聆天语，已非易事。
穆宗在位六年，视朝尚勤，“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不视朝已三十载，朝政积弛，庶官尽旷”，并“未尝一接见大臣”。其践祚之初，张居正担忧“圣体太劳”，乞请“皇上以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日俱御文华殿讲读，非大寒大暑不辍。凡视朝之日即免讲，讲读之日即免朝”。这一转变使早朝从以往每日常朝变为三、六、九日视朝，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臣共同理政的时间，更易产生怠政惰政现象；但也减轻了君臣的常朝负担，更容易提高行政效率。至光宗，给事中李若圭疏言：“皇上当慕之际，即不敢望复一日三朝之规，而间日临御似不容已”。至此，明初一日三朝已一去不复。熹宗在位七年，虽偶有视朝，但常以早朝不能遵守礼法而拒绝，加之信用魏党，纵其柄政，“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崇祯时，虽有中兴之意，也常视朝理政，然江山将倾，再难复振。
纵观有明一代，太、成时期朝参最为频繁。自英宗起，早朝止许言八事件，逐渐流于形式而失去议政功能，仅成为君主勤政的标志。至宪、孝时，晚朝几近废罢，而午朝时断时续，出现了早朝视朝太迟的现象。武宗时，彻底废罢午晚朝；至世、神时，怠政现象臻至顶峰，君臣之间失去信息沟通的渠道。在此过程，内阁和司礼监被赋予决策权力，并在皇帝怠政、朝参废弛时，仍可以通过票拟、批红等途径正常处理政务。同时，为确保官员正常朝参，明廷出台了两项保障制度：一是朝参注籍制度，规定：“凡京官俱书名薄上，置长安门，谓之‘门籍’。有病注病字在名下，不朝参，谓之‘注门籍’。”明初，公、侯、驸马、伯是不在朝参“门籍”之列，但宣德六年（1431）六月，行在鸿胪寺奏“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宣宗认为“朝参之礼，人臣不论大小”，公、侯、驸马、伯也须朝参。孝宗时，英国公张懋上奏，勋戚大臣宜如旧制，不必朝参，而礼部覆奏则“命公、侯、驸马、伯朝参如旧”。二是失朝惩处制度，规定：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弘治间，学士李东阳失朝，被罚“运灰并运炭”。成化三年（1467）六月，一次失朝三百多人，罚每人“运砖五百”。二十三年七月，一次失朝一千一百多人，皆被罚“运灰”。但多数情况下，明代对失朝官员以罚俸为主。如宣德六年，早朝文武官员有失朝二、三次者，罚俸五月，一次者释放。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十年十月、十二年四月、十二年七月、十三年八月，官员先后五次失朝，皆按次数夺俸。但遗憾的是，这些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借言公差，妄称疾病”而不断失朝的现状，“人心玩愒，朝参礼废”的境况依然如故，愈演愈烈，朝参不仅不再是官员的“权利”，似乎也不再是官员的“义务”了。
结语
明初，君臣勤政，朝仪完备，朝仪与朝政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朝参发挥了其议决国事、处理政务的作用。外有朝仪的等级分定，贵贱有章，内有朝政的下情上达，君臣共治，不仅是其皇帝尊贵、皇权合法的象征，更是集体决策、高效理政的体现。从明中期开始，随着君臣荒怠、权力倾轧与政局动荡，朝仪与朝政的矛盾日渐凸显，朝仪逐渐大于朝政，“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朝参也逐渐失去议政功能。究其原因：一是朝参作为一种礼法象征，需要繁缛的礼仪来体现和支撑，而作为君臣互通的一种信息手段，又必须处理大量的政务公事，这使朝仪与朝政时常难以同时兼顾；二是在明代高度集权的决策体系下，权力中心需要一个能够既不失朝仪又高效理政的核心决策者，这对拥有唯一决策权的皇帝而言要求过高，维系朝仪与朝政的平衡极为困难，以至稍有差池，便大权旁落，朝局动荡。在“祖制”的威压下，明代历朝皇帝与廷臣亦曾试图对朝参进行改革，然“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在朝臣与皇权的一次次交锋中，双方逐渐失去了耐心，“朝”与“仪”一度失去了联系，君臣之情不通，“朝”之不存，“仪”将焉附。鉴于此，清代将朝仪与朝政区分开来，有效化解了二者矛盾，常朝每五日一次，“王以下各官朝服，俟帝出宫……见朝、辞朝、谢恩各官，俱常朝日行礼……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而真正处理政务则每日御门听政，“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历史表明：朝参制度作为专制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惟有朝会常开，朝议畅通，“朝”“仪”相适，才能有效维系君臣互通关系，持续推行君臣共治机制，最终实现君臣和洽，礼法严明，理政高效，邦国久安的治世局面。
（作者展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