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郭沫若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在古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为他日后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从研究古代社会变革和精神生产到概括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从检讨古典文献史料到探究甲骨卜辞和金文，从批评后期创造社同仁的观点到评价陶希圣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书过程包含了极大的学术信息量，呈现出革命的思想逻辑和研究的学术逻辑逐层递进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写作与中共党组织的“委托”没有直接关系，并非组织行为，这其实反倒更显其学术层面的“纯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虽在社会史论战中引发巨大争议，但该书使用新材料和提出新观点所展现的创新意义却为论战圈外所一致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成。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即引发巨大争议，成为学界和随后在《读书杂志》上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热议对象，各方评论毁誉不一。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之作。过往对这部史著的争议及研究，更多地是基于文本评析其观点、论定其学术意义以及现实影响。鉴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性，尚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对这部经典性著作形成、问世前后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在文学和诗坛闻名的郭沫若何以流亡日本后转而进行古代社会及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各个篇章的撰写与研究间有何关系？郭沫若在撰写各篇论文过程中，在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上发生过什么变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写和出版动机为何？究竟是郭沫若的个人行为还是中共党组织的策动运作？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前郭沫若的理论探索和史学实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转向历史研究领域后出版的首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成书并问世，对于著者而言，至少需具备两个前提：接受唯物史观和先期的历史研究学术实践。
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曾在九州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是读了贵国福井准造先生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本著作。”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有专门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学说的章节，称“马克思者，一代之伟人”，“马克思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之无二真理”。有学者推测：“这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代最早接触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一本书。他阅读这本书的时间，大约是1921年6月第二次东渡日本之后不久。”再联系到郭沫若发表于1921年5月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一文中有“井田制度始于黄帝，实为我国实行共产主义之最初的历史”等表述，大约可以明确的是，郭沫若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在1921年前后。此后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关注度不断加强，如他在1923年5月20日致宗白华的信中说：“马克思与列宁终竟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杰士。”在同年10月发表的《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他写道：“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针路。”
也是在这个时期，郭沫若“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如他所说：“我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间在我的脑筋中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际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着了意识的中心”，这便促使他产生了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想要检讨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另有一个具体事件也对郭沫若有一定影响。1924年3月中旬，郭沫若受邀在中华学艺社杭州年会上作演讲，他讲的内容“不外是从拉斯金的《艺术经济论》、葛罗舍的《艺术原始》、居约的《由社会学上所见到的艺术》那类的书上所生吞活剥地记下来的一些理论和实例，更加上一些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派的见解”，“仅仅是由搜索枯肠而来的一些支离灭裂的野狐禅”。这次演讲很不成功，“没到三十分钟的光景，全场的人退了三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他之前主讲“相对论”的周颂文因其“严整的理论系统”而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反思这次失败的演讲，更让郭沫若对“严整的理论系统”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
1924年4月1日，郭沫若离开上海再赴日本，是年春夏之季，他在福冈用了五十余天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的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阴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是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是非常感谢。”“对于这书的内容虽然也并不能十分满意，如他（河上肇——引者注）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但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呢。”日后郭沫若多次提及翻译这部书对他产生的影响，如1947年他谈道：“在1924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195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这部译作，他在“序”中仍然强调：“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当然我在译出本书之前，早就有革命的情绪和要求，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有一番深入的了解，因而我决心翻译了这一部书。翻译了的结果，确切地使我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在当年给成仿吾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
郭沫若于1924年11月回国，次年，他计划翻译《资本论》，“预定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由于译成中文有400万字的庞大工作量，他甚至认为“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劳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法”，但是“在商务的编审会上却没有得到通过，译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资本论》却有不便”。他还写了一篇“带有几分游戏的性质”的小说《马克斯进文庙》，文中涉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和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来华讲学等事件，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孔子的儒家学说作比较，反映了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寻找与中国传统思想相通之处的探索诉求。郭沫若认同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1926年的演讲《文艺家的觉悟》和《革命与文学》中，明显舍弃了以前的纯文艺主张，而是试图用唯物史观阐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他很快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经历了战火及各种险境。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去苏联的计划因病未能成行，在国内养病期间，他阅读了苏联学者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日本学者高畠翻译的《资本论》、列宁的《党对于宗教的态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瞿秋白译苏联学者哥列夫《无产阶级的哲学》中的《艺术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有人对郭沫若研读《资本论》十分不解，说“很难读，文学家何必搞这个”，郭沫若听后自忖：“我仍然是被人认为文学家的”，说明他此时已不满足于仅仅作一个文学家了。
此时的郭沫若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且也有能力去实践他的“要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愿望。郭沫若在不断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几年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与钻研，成为他日后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郭沫若被公认为历史学家，大概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之后，此前他主要以从事文学创作、评论、翻译等文化活动著称，并不以“史学”闻名，然而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涉及大量历史题材，反映出他对历史的强烈兴趣，而且他还发表了一些史学方面的论文，如《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1921）、《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1923）、《论中德文化书》（1923）、《整理国故的评价》（1924）等，其中一些文章反映出郭沫若早期的古史观，与其日后完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间有着些许关联。
《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将秦始皇焚书等专制暴政压制了思想史上的“自由独创之传统精神”比喻为维苏威火山喷发埋没了澎湃城，作者就此阐述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间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脉络。郭沫若绘制一幅古代思想发展阶段略图附在文中，将中国古代思想史划分为三期：尧舜以前为第一期，夏殷西周为第二期，春秋战国为第三期。基本观点是：三代以前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以伏羲为标志，“伏羲氏实为我国合理的思想与同一文物制度之创始者”，“用为历史上之光荣”；进入夏殷西周时代的第二期，理想的制度因“夏禹出现而破坏之也”，“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政教专制之暴威，不输于秦汉以还”，中国进入了“第一次之黑暗时代”；及至春秋战国的第三期才又恢复了光明。因该文为未完成之作，看不到作者对“第三期”的更多阐发，不过，郭沫若在两年后发表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中有相关表述，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同以三代以前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他还把这三个时期与欧洲文化思想发展阶段相对应：“我对于古代思想隐隐分为三个时期与欧洲文化发展之路径绝相类。尧舜以前为第一期与希腊拉丁文明之黄金时代相类。夏殷西周为第二期与中世纪宗教专制之黑暗时代相类……第三期……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科学思想已渐渐萌芽”。在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郭沫若早期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时代即为三代至春秋战国的上古时代，并且具有明显的时代分期意识，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更是以古代思想史分期“略图”来展示他的分期观；第二，对应欧洲文化发展阶段阐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阶段；第三，非常重视春秋战国时期，反复强调这个时期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郭沫若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往的突出泛神论思想和过分夸大思想意识作用的倾向已经为唯物史观所取代，然而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时段仍然是上古时代，创新之处是用唯物史观首次划分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阶段，并认为殷周之际和周秦之际是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分别开始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些认知与上述他早期古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基本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附带说，与《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一文相同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核心篇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篇末同样是用一个“略图”展示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
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等论述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文章中，为了符合他泛神论古史观的需要，在明知“唐虞以前之典籍，转于此时代中几于完全散失，周末诸子每多假托神农、黄帝之名以著书”的情况下，仍然大量使用了《列子·天瑞篇》及《皋陶谟》《洪范》等被怀疑是“伪书”的材料。时人已指出这个问题，如周予同认为《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不能称誉为成功”，文中使用的许多材料，“在我们稍有国学常识的人们，都觉得有点不安，都觉得不能引为正确的材料”。“这样一来，有时就难免对历史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明显更在意史料的真伪，并转而从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寻求更为可信的材料。
郭沫若质疑国内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1924年他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认为“这种现象，决不是可庆的消息”，“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仍然延续着对整理国故的批评态度：“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没有唯物辩证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
综上，郭沫若早期古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既有较大的自我否定，也有若干承续与修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之前郭沫若对古史的研究，同样是深入了解认识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书过程的历史情境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安排郭沫若一家赴苏，临行前郭沫若突患重疾（斑疹伤寒）错过了开往苏联的轮船。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抵达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为了避免因自己身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几经周折后，郭沫若一家选择在东京郊区与千叶县的交界——市川居住。安顿下来的头几个月，除了访问朋友、接待成仿吾等人、参与后期创造社的一些文学论战外，他“主要是贪读了一些书，不仅是‘科学的文艺论’，更广泛地涉历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哲学、经济、历史等等”，这里提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书，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清楚：“我第二次跑来日本，手里是一本书籍也没有的。开首耽读了一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郭沫若对于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只是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要使这种新思想真真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轨则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郭沫若这番议论不仅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笃信唯物史观的政治立场和试图阐明唯物史观同样适用于认识中国历史的学术目标，还明确主张若要人们真正接受唯物史观便不能仅局限于译介理论或纠缠于译名和语法，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认识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
基于这些认识，此时的郭沫若已经难以抑制“写作的欲望”，首先进入他研究视野的是《易经》，“我感觉着那所包含的宇宙观是适合于辩证式的与唯物论的”。他特意跑去东京的旧书店，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用了六天时间（1928年7月26日至31日）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最早完成的篇章《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接下来写的是《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写作过程显然没有前一篇那样顺畅，初稿完成后他“踌躇起来”，“初稿的写出至改作足足隔了两个整月”（1928年8月25日至10月25日），问题出在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上。郭沫若说：“首先我对于我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了”，“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古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这番话是郭沫若在1947年回忆当年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说的，后人常常引用来说明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着的公式化问题的反思，细读其言，他固然是指出其研究方法存在“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等缺陷，但主要原因在于资料的不可信，而不全在于“套”，换句话说，郭沫若一直认为资料问题才是更主要的问题，即使在研究方法上，也与资料有直接关系，于是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研究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
1928年8月到10月间，也就是郭沫若改定《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期间，他去东京上野图书馆查阅《殷虚书契前编》，又在“东洋文库”找到了丰富的甲骨文、金文资料，浏览《殷虚书契考释》，了解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建树了那样划时代的不朽的伟业”，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终于可以确定“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在研读甲骨文、金文的这两个月期间，他草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最富学术创新意义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因为是首次使用甲骨文材料，该文从草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断断续续用了一年的时间。将新材料注入古代社会研究中，此举获得了学术界对这部著作几乎众口一词的肯定，极大地提升了这部著作的学术品质，而郭沫若在此之后的几年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甲骨卜辞和周金铭文的研究考释中，跻身为“甲骨四堂”之一。还是在这一年的9、10月间，郭沫若又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核心篇章、也是最富理论创新意义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1928年夏秋之际的8、9、10三个月间，郭沫若一并写出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三篇堪称在近代中国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重头论文，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促成了他古代社会研究的高峰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郭沫若自己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7年重版“后记”中也说：“本书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也有它独到的地方，就是十七年后的自己也写不出来了。”
郭沫若曾指出：“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就是被这几位朋友‘挤’出来的。”有学者指出：“此处选用‘挤’一词，含义微妙。这一方面是推崇创造社阐扬唯物辩证论的功劳，让自己大受启发；另一方面，也非常含蓄地表达了不满，所以自己亲自动手。”后期创造社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等年轻学人的加入，提倡“革命文学”，挑动文艺论争，翻译介绍的诸多域外马克思主义论著观点各异，与中国现实与历史状况时有偏离，且夹杂大量新词汇，令人不知所云。已经完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初稿，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已经颇有心得的郭沫若，看到了后期创造社主办的《思想》月刊第2期上发表的朱镜我的文章《中国社会的研究》，认为该文“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Wittfogel（魏特夫——引者注）的Das erwachende China（《觉醒的中国》——引者注）误了他：因为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为此，他“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写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以“杜顽庶”为笔名发表在《思想》月刊第4期。就此而言，该文确实是被后期创造社同仁“挤”出来的。朱镜我没有直接回应，只是在同期《思想》月刊的“编后”语中说：“‘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杜君之论文，并不是我们全部同意的见解……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只有站在新兴科学的立场才能找寻解决方法的问题。”或许是郭沫若、朱镜我都属于后期创造社同一阵营的缘故，争论没有展开，但是这涉及了无法绕过的域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序”中仍对此作了有针对性的阐述：“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易办到”，“Engels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外国学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只是与实际全不相符”，“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导论”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最早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作中的核心篇章，是郭沫若致力于考察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历史“适应度”的首次深度尝试，他在当时甚至认为“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Engels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因为“‘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还应该注意到的是，郭沫若指出魏特夫等域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错误观点、指明域外学者在史料运用和解释方面的缺陷、纠正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相关著述的误读、强调中国学者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清算中国社会的目的等，同样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书有直接关系。
至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五篇独立论文中的四篇已经完成，在《东方杂志》和《思想》月刊上公开发表了三篇。从1928年底开始，郭沫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撰写《甲骨文字研究》中（用时将近一年）。同一时期，国内正值展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着不同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其中代表中共的《新思潮》、代表国民党左派的《新生命》和代表托陈取消派的《动力》等杂志为论战的主要发表平台。1929年1月和6月，陶希圣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主旨是“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和讨论“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崩坏过程”，将问题引向中国社会史领域。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读到《中国封建社会史》后，在全力研究甲骨文之余，写了一篇书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这是郭沫若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史》感兴趣的原因，主要是终于看到“中国的学者留心到了中国社会史的述作上来”，而他本人不仅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古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我自己目前的题目是中国的民族社会向奴隶制度更向封建制的转移，已经研究得稍有头绪，是正想向封建社会突进的”，而且已经深入到了考释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的程度，故而这篇书评首先强调“研究中国的社会须有几个先决的问题，第一是方法的问题，第二是处理材料的问题”，“方法的问题比较简单”，“目前除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以外是没有第二种可以采用的”，“所以结局还是处理材料的问题困难”。郭沫若正是经过自己对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的研究，才对“罗王之学”由衷赞赏，还改变了以往对顾颉刚疑古学说的一偏之见，同时对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持批评态度。无论是“罗王之学”，还是因“整理国故”促成的历史考据，抑或顾颉刚的疑古学说，都已渐趋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的史学主流，郭沫若因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而对此主流史学分别所持的褒贬意见，或可一窥唯物史观史学在研究旨趣上与它们存在的区别和联系，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之初便高度重视新史料的学术价值、质疑旧史料的可信度，也可以一定程度地回答那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仅有理论、没有材料的各种质疑。顺便提及，郭沫若在这篇书评的开头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每每要求我们回顾过往的轨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篇“序”中第一句话是“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几近相同的话语表达出郭沫若对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重视和期待。
1929年9月《卜辞中之古代社会》脱稿前后，适逢张静庐创办的上海联合书店急需稿件，张静庐托李一氓联络到郭沫若，后者也正有出书的想法。郭沫若在9月20日、21日两天写就了全书的“自序”和“解题”，“又赶写了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便集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完稿于11月10日，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书的完成，并于1930年2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郭沫若本人虽然在日本，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却与国内学术前沿、史学思潮同频共振、互动反馈。从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从研究古代社会变革和精神生产到概括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从检讨古典文献史料到探究甲骨卜辞和金文，从批评后期创造社同仁的观点到评价陶希圣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书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学术信息量：认同“罗王之学”促使他钻研甲骨卜辞和周彝铭文；检讨史料真伪让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从曾经的“讥笑”态度转变为肯定其为具有“先见之明”的“卓识”；用唯物史观探析中国古代真相所收获的“知其所以然”“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研究模式，使他更明确地指出“整理国故”运动存在的弊端；关注马克思主义传播动态和域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观点，启发他更加强调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批评陶希圣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仍指出其“渐渐生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史的研究”的动机“是应该欢迎的”。郭沫若信仰唯物史观，认为它“毫无疑义”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成就”，但是也意识到“只是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事实上这正是在当时和稍后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他就此提出“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从研究中国历史的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念，郭沫若应该是最早明确提出的。为了真正做到“中国化”，也为了真正达到“知其所以然”“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学术研究目标，他潜心研究古文字材料，以求对古代历史的真相有着“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由此而对古文字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内的多数学者的肯定。
深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书过程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撰写该书各篇章过程中受到所处时代语境的交互影响、遇到问题时研究路径的相继更新、因各种确定或不确定因素导致课题意识的有针对性调整、用唯物史观“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的不断深化，都呈现出“革命的思想逻辑”和研究的学术逻辑逐层递进的明显特点，最终成就了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书过程，也就是郭沫若转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过程。
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著述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委托”？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书缘起，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郭沫若是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委托撰写该书的。20世纪80年代初，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吴奚如在回忆文章中说：“郭老去日本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那是经过当年党中央决定，保留党籍，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的。”继而有学者写道：“接受党的嘱托而东渡日本、隐蔽待命的郭沫若，为着追求中国‘未来的去向’，‘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还有人说：“郭沫若鉴于‘六大’所指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遭到了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对，因而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清算’。”到了90年代也有类似观点：“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虽然身居异国，但他和党组织并没有完全断绝联系。就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写和出版，也是靠他的入党介绍人李一氓的帮助才得以完成。”“党中央对郭沫若寄于委托和期望。”从“接受党的嘱托而东渡日本”到“没有完全断绝联系”再到“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都或隐或显地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定为“完成任务”的成果，并示意与中共“六大”有直接关系。近年来，有学者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表达：“合理的推断应当是一项组织决定了的举措”，“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选取郭沫若已经写成的文章，并且督促他补充其他内容，合成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以应对陶希圣等人的著述，夺取研讨中国社会史的制高点，这在当时既属必要，也是急需”。“李一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对郭沫若此书的督促和协助，必然是党组织的既定工作”。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推断：“不知何时一些学者在肯定该书问世的重大意义时，竟将其与中共‘六大’决议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有论著说，‘党中央对郭沫若寄予委托和期望’，云云。这都是极欠科学根据的”
就《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重要性而言，对于上述问题，实有继续辨析的必要。要想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依据还是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
郭沫若在南昌起义撤退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因病无法按中共党组织原来安排的计划赴苏。在沪养病期间，他于日记《离沪之前》中留有李一氓、蔡畅先后探望的记录，蔡畅说有好多同志都想来看望他，李一氓则“交来豪兄答函”，此“豪兄”即周恩来。这至少表明郭沫若在离沪赴日之前，中共党组织对他的情况是非常关注的。《离沪之前》首次发表于1933年11月，发表前郭沫若“把它们稍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誊录了出来，有些不关紧要和不能发表的事情都删去了”。即便如此，中共高层人士“豪兄”（周恩来）、“蔡大姐”（蔡畅）、“民治”（李一氓）、“太雷”（张太雷）、“叔薰”（李硕勋）等人仍见诸其中，假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那么，他在日本写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正文及“自序”“解题”“追论及补遗”、他写作并发表于1947年的记述流亡日本期间的自传《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书前后的一些情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40年代至60年代历次修订再版的新重版引言后记中，应该多少会透露出一些“接受党的嘱托”的信息，然而我们却基本没有发现有关记录。
在郭沫若写就的这些文字中，能够引起“组织委托”联想的大约有两处。
一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前“解题”中，郭沫若提到“本书之出版全靠L.兄之督促斡旋，各种参考书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别向他感谢”。在自传《我是中国人》中，郭沫若再次提及此事：“国内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帮助过我，特别是李一氓，他替我把所有需要的书，陆续地收集、购寄，使我跑东京的时间也就省下了。”李一氓1928年初加入创造社，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与国内联络较为频繁的人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都经他联系在国内出版。1929年8月，张静庐退出现代书店和光华书店，创办了他“念念不忘的纯粹社会科学书店”——上海联合书店。为了寻求稿源，张静庐“写了一封信托李一氓先生转给住在千叶市的佐藤和夫——沫若，问他有没有社会科学的译稿。这全是试试看，明白晓得他是弄文艺的，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侦探们监视之下，即使有这样的心意，也不会有现成的稿件”，“出乎意外的，居然告诉我，他正赶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将完成，可以交给我出版。——并且声明，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一部著作物。这样一来，专门社会科学书店的上海联合书店就在四马路中西药房隔壁大厦上竖起了招牌”。这些材料说明，李一氓的确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系了出版社，但主动方是最初想向郭沫若约稿的张静庐，李一氓是被动地收到张静庐的约稿信再告知郭沫若，恰好郭沫若已有出书打算，三方一拍即合，只是仍不能证明这个环节存在明显的“组织行为”。李一氓应该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与国内中共党组织保持联系的主要联络人物，然而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写，没有证据表明是因李一氓转达中共党组织的委托所为。假如该书真的是因李一氓转达中共党组织的要求而成书，作为当事人，李一氓日后不会从未提及，但是直到他1990年去世，也未见有这类提示。合理的推测是，郭沫若在日本时与中共党组织应该没有完全中断联系，但组织上并未给他布置什么任务，李一氓对郭沫若只是在学术研究上提供尽可能的帮助。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文艺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时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坚守信念，埋头研究，补充自己，这是郭沫若当时的实际状态。
另一处是郭沫若写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正文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在该篇“余论”的最后写道：“1929年11月10日夜，一个人坐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1947年郭沫若在《我是中国人》中对当年写的这段话作了解释：“心里所纪念着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是和‘十一月七日’那个日子有关联的十月革命。”如果当时确为“完成任务”，那么十八年后郭沫若在《我是中国人》对此作解释的时候，即当和盘托出。“余论”末尾的这句话不过是身居异国的郭沫若，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首部唯物史观史学著作即将付梓、又适逢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时发出的感慨而已。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开始考虑“我将来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做？”如前所述，郭沫若在离沪之前养病期间和流亡日本后的头四五个月时间里，他已经基本明确“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要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深入思考所得，也使他确定了致力于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方向。然而从何处着手研究、怎样展开研究，这个过程的明晰还是由若干偶然因素汇集成为必然的，这些“偶然”因素郭沫若其实已经多次并反复提及。他说：“我感受着一种迫切的冲动，想把小时候背得烂熟的《易经》来作一番研究”，“在七八月之交，忽尔想到幼小时读得烂熟的《周易》里面，很有丰富的辩证式的意味，便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的易经”，“继续着作《诗经》和《书经》的研究，但也同样的可怜而且胆大，所凭藉的本子也只是花了几毛钱在东京买的朱注本和蔡传本，一口气又写成了那篇题也长文也长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在精神生产上的反映》”。请注意这里的“迫切的冲动”“忽尔想到”“可怜而且胆大”等情绪化的描述，却真实地表现出郭沫若最初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在具体选题和研究路径上的不确定性。完成这两篇文章后，他“有点踌躇起来”，原因在于：《诗》《书》《易》流播几千年，掺杂了“无数的先入之见”，“文字也经过好些次的翻写”，“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标准”，“因此我从那三部书里面所建筑出的古代观，便不免有点仅是蜃气楼的危险。因此我也就切实地感觉着有研究考古学以及和考古学类似的那类学识的必要。我的对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金文的研究，便从这儿开始了起来”。
直到此时，郭沫若才开始摸到了古代社会研究的“边际”，研究路径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当我把《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写好之后，我便起了一个心，想把那些关于古代文物的研究汇集成为一部书。于是我又赶着写了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便集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里说得很明白，由于使用了甲骨文材料，郭沫若感到他的古代社会研究明显充实起来，并如后来评论者所说的具有了“例示古史研究的一条大道”的意义，于是他“便起了一个心”，有了将几篇文章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初衷。整个过程，并没有“接受嘱托”“完成重大任务”或履行“组织决定了的举措”的任何痕迹，有的是学术研究探索层面的不断深化，如果说有外力推动因素，那就是郭沫若所说的创造社同仁的“挤”。
再从作为该书“导论”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来看，郭沫若把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不同阶段，把“最近百年”中国历史看作“资本制”，把清末“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质）”看作“资本制的革命”。众所周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的论断。相比之下，郭沫若在文中提出的“资本制”与中共“六大”指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不一致。中共“六大”结束时间是1928年7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回国的时间是同年11月上旬，《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脱稿之时（1928年10月底）郭沫若应还不会及时了解到会议精神，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书定稿时间已经是在“六大”结束后一年又四个月的1929年11月，如果是中共党组织委托郭沫若著书立说以“夺取研讨中国社会史的制高点”，他是有时间在该书出版前作出与中共“六大”关于社会性质问题论断相一致的修改调整以“完成任务”的，而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那样，将近百年中国社会性质写作“资本制”（社会史论战中托陈取消派大体持此观点）。这只能说明郭沫若并不了解中共“六大”决议，《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写是他的个人行为。
时值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已在国内展开，不同政治派别的论战参加者纷纷用唯物史观判定中国社会性质，提出各种不同观点。1929年下半年，郭沫若写了针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的书评，发表在《新思潮》杂志上。“《新思潮》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刊物，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坚决捍卫了中共六大所分析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观点”，郭沫若的书评发表在《新思潮》上，间接说明他与中共党组织仍有联系，然而从这篇书评的内容上看，郭沫若既未提及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也未涉及陶希圣的中国现阶段社会性质问题的观点。他在书评中主要是强调史料在古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陶希圣书中对考古和文献材料的错误使用（如“五色陶器”的发现不能论定公元前1700年黄河中部已有石铜兼用的民族、错用“新石器”概念、误判《诗经》成书时代等），批评陶希圣的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制和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崩溃的观点，强调西周为奴隶制。文中没有表现出政治立场不同的“斗争式”交锋，反而肯定了陶书有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意识“是很可贺的现象”，“接到这部书的时候非常欢喜”，“因为中国总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来，目前我也正在准备研究这个事项，所以我们要算是同志”。就此推断，郭沫若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批评陶书，“认为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宣传中共‘六大’、认为他直接参加中国性质问题论战甚至视之为‘主将’，都不过是意识形态之见影响下的误解”。
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起因，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历史的责任感。如上文所述，他看到时人用唯物史观看待中国问题时存在着诸如局限于纯粹方法上的介绍、生硬地纠缠于难解的译名和语法等弊端，意识到“要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郭沫若在日本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期间，应该没有与中共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完成出版，与中共党组织的“委托”没有直接关系，并非组织行为，这其实丝毫不影响对这部著作多种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的判断。与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中各派观点背后具有明显的现实政治诉求情形相比，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反倒更显其学术层面的“纯粹”，如齐思和评价的那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从研究语境、背景、动机等方面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日后成书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有着很大不同，后者的确是“组织行为”。这两部著作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性史著，两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却各有特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之作的意义上考量，则更为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
四、《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之后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它的影响却反而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创刊于1931年4月，创刊号即开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并在同年8月至1933年4月间出版四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正是在论战中“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王礼锡把《读书杂志》第三期编为“一个挑战的专号，对各方面挑战的文字都有”，郭沫若被列为挑战对象之一。王宜昌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新生命派”和“新思潮派”称为“回想时期之两大派”，把随后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称为“研究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列为“研究时期之四大著”之首。很多人在论战中“差不多一提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必大骂一顿”。有学者认为：“这些‘攻击’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作用，使更多的人从另一侧面了解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古史主张。”这部书的关注度也因此获得极大提升，很快再版、三版、四版。时人即评论道：“郭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风行全国的大著，现在已经四版，快销到七千部了。”该书出版后“三个月间，共印出六千部，销行之广，为近时出版界所仅见”。“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廿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夹着由联合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奔走相告，欣喜雀跃，仿佛从迷雾中看到了一丝光明”。不只是青年学生，很多成名学者也一样重视这部著作。有人回忆道：“每逢看见沈尹默先生，老是夹着这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简直对它当作小说似的。他说他是非常爱好这部书的。”侯外庐说：“1930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便有机会读到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就是在论战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社会史论战确实扩大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以至人们对郭沫若的研究动向也产生了极大兴趣，如有读者致函《读书杂志》询问：“郭沫若是第一个以辩证方法研究古史者，现在，因为研究的进步，所以他也成为研究与攻击的目标。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至今已有三年，郭氏的意见，还是已有改变？还是更深的维持他的主张？”
郭沫若没有加入到论战中，主要原因是对古文字的全力研究牵扯了他的大部分精力。因为对这些新材料的研究已成为充实其古代社会研究的重要部分，如他所言，“‘甲骨文释’与此自是辅车唇齿”，写作《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释干支》一篇时，他甚至到了“昼夜兼勤的研究，昼夜兼勤的写”的程度。正是在论战展开的1931—1934年间，他完成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余释之余》《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等古文字学著作，收获了令人瞠目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客观情况是，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后，由创造社资助他的每月100元生活费就此断绝，“在研究之外，我总得顾及到生活”，郭沫若不得不把精力“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写了《我的幼年》《反正前后》，翻译了辛克莱的小说《石炭王》《屠场》《煤油》和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等。
顾颉刚所说的受到“影响最深”的“中国古史的研究者”也少有加入到论战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结合新材料研究古代社会的创新之举，从该书甫一问世即被学界重视。1930年7月即有书评介绍说：该书“尤其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及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两篇，因其系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而作，更为有价值的文字”。之后不断有学者强调这一特点。反观社会史论战中的很多人，却轻视古史研究中对新旧史料的考辨，认为“他们只能得到技术上的成绩，因为他们只拿文字学来整理古史，所以只能辨别古史的真伪，却未能触到‘古史’的边际”，“不会有以‘理论的思维’为媒介的，对于原始社会的‘媒介的具体’的说明”。总的来看，社会史论战中表现出的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结合特征、烦琐的哲学论辩、颇显勉强的跨学科操作、只论他人之非而不顾他人之是的非理性论战氛围等特征，都使得主流史学界与之有着明显的疏离。
与在论战圈内受到的“攻击”相比，《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论战圈外受到的评价则显得相对平实。《大公报》发表张荫麟的书评，张荫麟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列为1930年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物之一（另一种是《古史辨》第二册），认为其贡献“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嵇文甫在《大公报》发表的书评中说该书“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有着“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张荫麟和嵇文甫在当时都已是成名史家，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评价具有一定权威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许多报纸杂志都刊有对该书的介绍和评论文章，与张荫麟、嵇文甫相同的是，都集中肯定该书使用新材料和提出新观点所展现出的创新意义。《上海青年》发文评论说“全书中最精辟的地方，仍然要算第一篇下篇易传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最辛勤的要算是第三篇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因为前者是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研究思想的发展，后者是利用新近发见的古代遗物去研究古代社会的基础组织，扩大了历史家的视野的缘［故］。”“不仅是最近出版界中一部最好的著作，而且是有志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的真相的人们不可不读的良书，不管你是赞成他的见解或反对，只要你涉及这一领域，你是不能忽视它的，因为它奠下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础石。”《大公报》书评称：“这本书是这几年来很有名的一部著作，其支配青年之思想，有似十年前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具有“开辟新途径的功劳”。《学艺》杂志刊发的文章认为，郭沫若“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又为史学界开一新研究之途径”。还有人撰文指出：“他承接了罗、王的业绩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是中国新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像他那样广泛地应用甲骨和金文来研究古代社会的，确乎是第一人。故其中虽不免有若干错误，然而他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能湮灭的。”齐思和说该书“不但依据书本上的资料，又因为研究中国社会而研究甲骨金文，将卜辞金文用到社会史的研究”。董作宾认为：“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还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本译者藤枝丈夫认为：“经过了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及日本的林泰辅等诸氏的研究，郭沫若再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将这些成果重新整理，终于能够赋予古代社会构造一个概览。”“当然，这只是最初的一次尝试，郭沫若自己也说过，这只是‘一条小径’，不过是在未开拓的丛林中砍下的第一斧。总会伴随着不少的缺点。然而，进入这片始终以原始状态被弃置的古代中国的丛林，并对其挥动刀斧的功绩，必须要归于郭沫若。”法国学者马伯乐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表示出强毅的精神，鲜明的思想力，广博的学力”，同时指出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在中国人该认为最是创获的地方，比如根据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某几点，对于一个欧洲的读者自然没有同样的兴趣，尤其因为郭先生的社会学的材料似乎陈旧了一点；再者，他考释古文字的假设，有时也太大胆”。郭沫若致函答复：“马伯乐先生是法国研究东方学问的权威，我的著作蒙他亲切地加以批评，并在大体上是得到了他的称许……马先生的指摘有很多地方是整整针对着那些缺陷的，但好些地方作者在目前尚碍难表示同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获得了法国巴黎某学院的奖学金，相关报道称：“郭著，除由日人松伏村信氏以中日文译成法文寄巴黎外，并由金石学院赫里欧脱特博士译成英法德俄数国文字贡献于世，赫氏在郭著序言中，称郭为‘中国摩尔根’，谓郭氏此项考古之大著作，在中国是有划时代之意义的。”郭沫若用唯物史观和新旧史料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他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者的原因之一。
各种评论在肯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创新意义的同时，对书中使用古典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中存在的问题、对摩尔根氏族社会和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的理解、对商周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的判断以及井田制是否存在、对先秦诸子的批判等，都有大量或否定或商榷意见。这种局面的出现当在郭沫若的意料之中，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解题”中已经提示说：“因作者生活的不自由，参考书籍的缺乏，及其他种种纸笔所难写出的有形无形的艰难迫害，使本书的叙述每多草率粗躁的地方，作者自己亦不能以为满足。然而大概的规模路径自信是没有错误，希望更有时间更有自由的同志继续作详细的探求。”此后，他利用该书新版的机会屡屡表达了类似看法：“我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但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因而便挟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虽然贡献了一些新的见解，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看得出，比起不断检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出现的错误，在“大概的规模路径”“我用的方法”方面，郭沫若一直坚信是正确的。面对大量的批评意见，郭沫若基本没有单独给予回应，但是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青铜时代》等著述中对他意识到的错误作了纠正，特别是在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中，首篇作《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分“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论所谓‘封建’制”“关于井田制”等八个专题，可视为是对过往各种批评意见的总回复。
余 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前后的学术史考察，不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之作在问题意识的形成、研究方法的更新、学术逻辑的延伸、话语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且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郭沫若转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过，从而有助于深入到历史情境中更明确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史学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渐成人们所重视的学术史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性意义不断明确。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定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上立下首创之功”，“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中，早期的李大钊和郭沫若是两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人物，《史学要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不能忽略的两部著作。李大钊和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有何不同特点？郭沫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及意义已如上所述。被今人誉为“是一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性著作”的《史学要论》，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百科小丛书”系列第51种于1924年出版后，一段时期内的影响范围并不广泛。《读书杂志》的四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百万言左右的论战文章中，很少有人引用《史学要论》或李大钊的其他文章。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在民国时期的著作中也几乎未见提及或引用《史学要论》。当时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指出：“惜乎，关于他的学说与方法论，尚未见有专文论述。仅有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据闻，此书有日译本）一书，曾讲到他。”除了郭书外，民国时期在刘剑横《历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李则纲《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史学通论性小册子中部分引用或抄录了《史学要论》，而这些书的作者恐非一流史家，这些小册子也以知识性、介绍性为主。直到1949年前后，李大钊的成就开始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重视，如范文澜、王南发表《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明确表示“大钊同志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家”。这种现象当与李大钊去世较早有一定关系，而《史学要论》并未过多涉及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应该是其中的原因。李大钊也曾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1920）、《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1925）、《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等涉及考察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一些具体问题的文章，因其主要精力从事政治事务而无暇开展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近几十年来对李大钊史学的研究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一些结论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距离。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李大钊最重要的贡献是传播唯物史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第一次用唯物史观考察古代社会，并且用社会形态理论概括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阶段。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侯外庐的感受颇能说明问题：“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对于李大钊和郭沫若的贡献，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论述得十分准确。吕振羽1955年10月5日在莱比锡召开的“东方学讨论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李大钊就首先倡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最先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及思想史，并一直从事于这种专门著述的是现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人。”刘大年在1982年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说：“中国最先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有李大钊同志。他写的《史学要论》和其他论著，至今看来仍然是很可贵的。那些论著主要是介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不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专门著作。郭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这种著作的第一部。”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阐发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还尚未来得及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起来作更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个工作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首次得以实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