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高祖纪》史臣赞誉孝文帝：“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
孝文帝改革大致以太和十年（486年）为界，此前的改革主要针对“朝野轨度”，即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架构，如太和元年至五年第一次修订法律、八年颁行俸禄制、九年颁行均田制、十年立三长法及租调制。此后的改革逐步转向“焕乎其有文章”，太和十年改定朝廷礼服、孝文帝以“法服御辇”祭天、“配始祖于南郊”、诏起明堂、辟雍，十一年诏定乐章，十二年筑圆丘，十三年祀南郊、始备法驾，十七年迁都洛阳后更是全面移风易俗。陈寅恪先生曾对孝文帝时期礼乐制度中的东晋南齐因素作过切实地论证。此后学界形成“一个通行的叙述模式”——在制度文化上南朝影响北朝。太和十八年以后，北魏与南齐失和，不再通使。此前，北魏确实以通使的方式从南齐输入文化，如太和十五年蒋少游受密令观建康宫殿楷式。而这其中尤其以借书江南最能体现当日之情势。牟发松先生、吉川忠夫先生分别从王融疏文、北朝集书的角度出发，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对借书江南事件作进一步的考辨，以此展现孝文帝文化改革初期北方社会内部政治文化氛围的变化。
一、《李璧墓志》所述江南借书之事
清光绪末年山东省景州出土《李璧墓志》，志文：
“昔晋人失驭，群书南迁。魏因沙乡，文风北缺。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观书亡落，恨阅不周，与为连和，规借完典。而齐主昏迷，孤违天意。为中书郎王融思狎渊云，韵乘琳璃，气轹江南，声兰岱北，耸调孤远，鉴赏绝伦，远服君风，遥深紵缟，启称在朝，宜借副书。”
这段志文透露出几层重要的消息：
第一，这是北魏士大夫对北方文化落后（“文风北缺”）的自我表述，而非后世史书的追述。志文认为“文风北缺”的原因是西晋灭亡以后，“群书南迁”，也即北方典籍不足造成的。
第二，志文着力强调北魏孝文帝的文化意识（“追悦淹中，游心稷下”），叙述其文化政策：力图以与连和的方式向南齐借书，以完备典籍。
第三，北魏向南齐借书遭到了拒绝。
第四，南齐名士王融不论与汉代王褒（子渊）、扬雄（子云）相比，还是与曹魏陈琳、阮瑀相比，都远远超过他们，其名声在江南、岱北都非常大。王融因为佩服李璧（墓主），愿意与李璧结交（“遥深紵缟”），故而向南齐朝廷建议借书。
按墓志所言，李璧字元和，勃海條县广乐乡吉迁里人。卒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春秋六十。十六岁时（475年）为州西曹从事，十八岁时（477年）举秀才，对策高第，入除中书博士。该年为孝文帝太和元年，也是冯太后发动政变杀掉献文帝、第二次垂帘听政的次年。李璧入除中书博士当是冯太后的擢拔。
志文又言李璧“誉溢一京，声辉二国”，主要指上引所言王融“远服君风，遥深紵缟，启称在朝，宜借副书”之句。按《南齐书·王融传》，王融疏文中有“至于东都羽仪，西京簪带，……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书”，李元和即李璧。可见志文虽有溢美之词，但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所言有据。
关于这次借书，《南齐书·王融传》载：“虏使道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事竟不行。”姚薇元先生认为此事发生在齐武帝永明二年，北魏太和八年（484年），牟发松先生认为是在永明七年，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按《魏书·高祖纪》，太和八年五月，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出使南齐。《南齐书·魏虏传》载该年冬齐武帝于玄武湖水步军讲武，登龙舟引见李彪。《魏书·高祖纪》所载太和十三年的通使，是在八月乙亥，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形产、兼员外散骑侍郎侯灵绍使于南齐。《南齐书·魏虏传》有相应记载：“至（永明）七年，遣使邢产、侯灵绍复通好。先是刘缵再使虏，太后冯氏悦而亲之。……八年，世祖还隔城所俘获二千余人。”
在《南齐书·魏虏传》的叙述中，永明二年，齐武帝于玄武湖讲武时接见北魏使者，明显含有耀武扬威之意。记永明七年通使之事，则特意强调冯太后对江南文化的倾慕（对名士刘缵“悦而亲之”），及南齐归还所俘北魏二千余人的友好之举。且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王融上疏以后，“世祖答曰：“吾意不异卿。今所启，比相见更委悉。’”表明齐武帝是赞同向北魏借书的。考虑到永明二年、永明七年齐武帝对待魏使的不同态度，以及两国外交的氛围，北魏借书之时间，以牟先生之说更为可信。
另一条证据是，王融疏文言：“台鼎则丘颓、苟仁端。”苟颓（丘颓）死于太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尉元（苟仁端）十二月己亥替为司徒。借书江南的魏使八月出发，南齐使者十二月甲午日到达，亲历了5日后尉元拜司徒。王融将这两任司徒并列，显然已经收到了南齐使者有关北魏人事变动的报告。这可旁证王融疏文写于永明七年（太和十三年）以后。
二、江南借书前北魏的政治文化氛围
对于此次江南借书，王融认为北魏是为了收买人心、挽救统治才向南齐“稽颡郊门，问礼求乐”。王融对南朝典籍传入北魏的结果作了大胆预测，他认为汉人士大夫必欲尊尚南方的经典、诗史，鲜卑贵族因为文化差异必然与之产生矛盾，最终会导致北魏统治秩序的崩溃。在疏文中，王融着力强调的是胡、汉间的文化不可融通性。这种文化差异既是北魏现存的统治危机，也必然会导致北魏的灭亡。《南齐书·王融传》在疏文之后，记载了齐武帝的回答：“吾意不异卿。今所启，比相见更委悉。”可见，王融对北魏的研判得到了齐武帝的认可。这进而可以看作是南齐朝廷对北魏的认知。
事实上，若对王融所预判的将乖阻书籍北流的“种戚”进行逐一考证，可知：冯熙（冯晋国）具有汉文化面貌：穆亮（目凌）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为孝文帝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尉元（苟仁端）并不执著于族群身份，以西晋名士羊祜自诩，对胡人习气有恶感：苟颓（丘颓）虽无突出的汉文化修养，但其性格与政治作风接近儒家伦理；王遇（钳耳）为羌人、宦官，既无独立的政治主张，也不能代表鲜卑贵族的文化追求。以此对比王融疏文中的研判——“直勒等类，居致乖阻”，显然有矛盾。借书江南，并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当日政治、文化氛围的必然产物。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举穆亮为司州大中正之事为例，来言明当日的舆论氛围。
“于时，复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须立中正，以定选举。然中正之任，必须德望兼资者。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举，必令称允。’尚书陆睿举亮为司州大中正。”
复置司州是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司州由洛州所改，领洛阳、河阴、新安、中川、河南、阳城六郡。这是魏晋的核心统治区，也曾是汉族门阀最集中之地，故“必须德望兼资者”出任大中正，穆亮得以出任，正说明他的文化面貌得到胡、汉双方的认同，穆亮的文化风貌其实体现了这种共识。
再如《魏书·陆凯传》：“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漠，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
刘芳为刘缵族弟，郭祚即王融疏文中的“郭季佑”。在孝文帝“革变旧风”时，二人参谋顾问，引发“国戚”的不满。但是，当得知孝文帝亲近刘芳、郭祚是“问其古式”时，国戚旧人便“意乃稍解”。由此可见，“国戚”的不满仅仅是针对孝文帝的亲疏态度，但对“古式”却是认同的。
据何德章先生推究，迁都洛阳前夕，80%的鲜卑上层人物能说汉语，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放弃本民族语言的先决条件。且在孝文帝改姓之前，鲜卑上层人物已经多有汉字雅名，正式场合使用汉字雅名，而非鲜卑语名。可见王融对北魏“种戚”之于汉文化关系的判断是失误的。
再回到太和十三年八月借书江南前的具体情形。按《魏书·高祖纪下》的记载，太和十二年闰七月甲子，“帝观筑圆丘于南郊”；太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有事于圆丘，于是初备大驾”；五月庚戌，“车驾有事于方泽”。同年七月丙寅，孝文帝“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接着“立孔子庙于京师”，随后便是八月的遣使。可见，遣使江南是太和十二、十三年一系列文教举措中的一环。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车驾有事于圆丘、方泽”。
道武帝拓跋珪曾于天兴二年（399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天兴三年正月郊天，并瘗地于北郊。至天赐元年（404年）的短暂几年间，“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币之属，与二郊同”。但从天赐二年开始，北魏又恢复了传统的西郊祀天仪式。太和十二年、十三年间孝文帝准备重新推行圆丘、方泽的仪制，这是北魏仪制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
《魏书·礼志一》记载太和十三年五月“车驾有事于方泽”后的于成日，孝文帝临皇信堂，引见群臣。下诏要求讨论禘、祫祭之别，以及禘祭与圆丘祭之关系。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与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待郎高遵等十三人各持一端，引郑玄义、王肃义进行辩论。此后又下诏就“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与圆丘祭的关系进行讨论。太和十四年八月孝文帝下诏，命群臣就“丘泽配尚、五德分叙”进行讨论。参与者除上述诸人外，还有穆亮、陆睿、冯诞等王融称为“种戚”者。这场讨论关系到北魏的正统性问题，一直延续到太和十五年。同年十一月癸亥日冬至，孝文帝“之圆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
从太和十二年筑圆丘到十五年祭圆丘的施行，经过了长达三年礼制上的大论辩。王融疏文中“东都羽仪、西京簪带”崔孝伯（崔光）、郭季祐（郭祚）、游明根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李思沖（李沖）更是“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平城的圆丘、明堂、太庙也都由他主持修建。不仅如此，王融疏文中的“种戚”如穆亮等也参与其中。可见，这是一场北魏胡、汉统治阶层全部参与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
太和十三年遣使时间是八月乙亥日，正处于礼制大论辩的初始阶段。此时，群臣已就禘、祫、圆丘关系展开了莫衷一是的激辩。借书江南，极可能是为解决这一争端而进行的。《魏书·游明根传》：“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先以三吴不靖，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明根曰：‘中绝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萧赜。我今遣使，于理为长。’高祖从之。”《资治通鉴》将这段史料载于永明七年七月条目下。永明十三年的遣使，是经北魏“群臣会议”慎重决定的。因为太和十二年四月，齐将陈显达攻占醴阳，十三年正月戊辰，“萧赜遣众寇边，淮阳太守王僧㑺击走之”，北魏朝廷在主动遣使上立场尴尬。然而，从孝文帝到鲜卑权贵（陆叡）再到汉人士大夫（游明根）的一致意见是遣使，可见北魏对此次遣使求书的期待。
考察使臣，侯灵绍即王融疏文中的程虞虬、《魏书》中的程灵虬。邢产、程灵虬二人均是北魏的著名文士，符合北魏“妙简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的惯例。然而此次出使，主要任务是借书，察其官职，《魏书·高祖纪》言“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兼员外散骑侍郎侯灵绍”，但兼散骑职为南、北朝出任使职之惯例。据《魏书·邢峦传》，邢产时为著作佐郎。至于程灵虬，王融疏文中称他“久在著作”，《魏书》本传记其官职也是著作佐郎。可见此次派遣的官员皆为著作佐郎。
《通典》卷26《职官八》：“晋制，佐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齐以来，遂迁“佐”于下，谓之著作佐郎，亦掌国史，集注起居”，“后魏有著作郎、佐郎”。宣武帝时，李彪上表：“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门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可见，邢产、程灵虬任职著作佐郎，主要任务是修史。礼制改革的依据是“古式”（见上引《魏书·陆凯传》），因而，负责图籍、修史的著作佐郎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其中，同为著作郎的崔光正是这场辩论的主角之一。孝文帝同时派遣两位著作佐郎出使江南借书，其意正在于解决禘、袷、圆丘等礼仪问题。
《李璧墓志》言孝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观书亡落，恨阅不周，与为连和，规借完典”。淹中，鲁里名，为礼古经所出地。“追悦淹中”，正是希望像出古文礼经那样，获得礼仪改制的经典依据。宣武帝时禘、袷、圆丘仍是礼制讨论的核心，秘书丞孙惠蔚上书：“汉氏兴求，拾缀遗篆，淹中之经，孔安所得。"可见淹中出礼经的典故为北魏君臣所执念。
所谓“完典”，即完备的经典。《隋书·经籍志二》有《魏阙书目录》一卷，郑樵认为“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于是将隋志原文“魏阙书目录”理解为“魏人求书有《阙目录》一卷”。姚振宗案：“此一卷因借书而流传江左，时当齐明帝建武中。”《魏阙书目录》即北魏所阙书的目录，也是孝文帝借书江南的目录。“规借完典”，是对“追悦淹中”这一愿望的实现。王融疏文中“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之句，也指出北魏所借之书与“轨仪”有关。对孝文帝的意图，王融归纳为“稽颡郊门，问礼求乐”，其核心便是“礼乐”问题。
三、江南借书的结果及其影响
对于此次江南借书的结果，《南齐书·王融传》说王融上疏后，“事竟不行”。牟发松先生综合考察了北魏借书与宕昌、吐谷浑借书，认为南齐朝议不予借书是有制度上的硬性规定。然而，这并不妨碍北魏对书籍的访求。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诏求天下遗书，祕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诏重求遗书于天下”。“天下”当然是北魏政令所及的统治区，但在当时的南北交往中，南方书籍也流入北方。
在访求书籍的同时，孝文帝还组织了对图籍的整理、校勘。宣武帝初年，孙惠蔚为秘书丞，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前省）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据《魏书·卢昶传》，卢昶任秘书丞是在孝文帝统治后期，其所撰《甲乙新录》应该是在太和十九年求书的基础上、对北魏藏书的整理。宣武帝时，新任秘书丞孙惠蔚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如前文所述，孝文帝借书、求书等政策的推出，是当日政治文化气氛的产物，也是受到鲜卑贵族支持的。太和十九年“采遗书于天下”，即是由鲜卑贵族薛昙宝来执行的。同样，在北魏朝廷的文教政策下，鲜卑贵族的文化面貌得以更进一步地改变。安丰王元延明为文成帝孙，与孝文帝同辈，大致活动于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史载他“博极羣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墓志更言其“监校御书”事：“时明皇则天，留心古学，以台阁文字，讹伪尚繁，民间遗逸，第录未谨。公以向、歆之博物，固雠校之归，杀青自理，简漆斯正”。可见，元延明也是监校图籍的重要人物。其经学水平之高，能与崔光“撰定服制”，并受朝廷敕令“监金石事”。墓志对此的记载是：“业冠一时，道高百辟，授经侍讲，琢磨圣躬，明堂辟雍，皆所定制，朝仪国典，质而后行。”再如元顺，墓志称：“身甘枯槁，妻子衣食不充，尝无担石之储，唯有书数千卷，虽复孙弘居相，王修处官，曷以过也。”元茂：“家无一帛，书有万箧。”已近乎将读书作为最高的精神追求了。何德章先生以“文士化”来概括迁都洛阳后鲜卑贵族文化上的变化。
正是鲜卑贵族的文化变化，让孝文帝的文化政策即使在魏末动乱期也得以延续下去。尔朱氏执政时，北魏国祚悬于一线，庄帝仍关心祕书图籍“多致零落”，下诏要求“总集帐目”、“编比次第”。东、西魏分立时，双方都有积极的图籍政策。东魏孝静帝“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西魏由祕书监寇儁“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羣书，稍得周备”。寇儁集经发生在大统五年（539年），正在东、西魏三场大战（大统二年小关之战，大统三年沙苑之战，大统四年河桥之战）之后，是双方战争在文化领域的延续。在鲜卑气息浓重的六镇军事贵族的统治时代，东、西魏仍以集书、校书作为礼乐正统的文化号召，正可见孝文帝文教政策深远的历史影响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