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游牧和农耕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文献史料中有关唐朝与东突厥、突骑施、回鹘进行绢马贸易的记载很多，动辄用缣帛数十万匹。如《旧唐书·突厥传》载：“（开元）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录啜来朝，献名马三十匹。时吐蕃与小杀书，将计议同时入寇，小杀并献其书。上嘉其诚，引梅录啜宴于紫宸殿，厚加赏赉，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新唐书·兵志》载：“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两书所指显然为同一事，所谓“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就是“以金帛市马”。回鹘曾两次派兵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因而绢马贸易数额巨大，白居易的新乐府《阴山道》即为此而作：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阴山道》曾从唐朝与回鹘政治关系的角度讨论绢马贸易逆差（入超）对唐朝财政造成的影响。我认为，绢马贸易甚至北族南徙（内迁）活动之所以发生，根本是游牧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为，“剩余产品的生产，财富的积累和占有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游牧经济）动物活畜和草原载畜量的矛盾显然不利于财富在游牧社会内部积累起来。因此，对外交换是游牧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古代丝绸被称为“轻货”，携带方便而价值高，获取困难而需求广泛，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货币在使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就说“唐朝的币制是一种钱帛本位”。
游牧族群通过赐赉、互市（绢马贸易）等途径得到的绢帛在草原社会也有同样的（货币、金融）作用。巴托尔德曾经指出：“游牧民比定居民更需要商业贸易，更需要发达国家的产品，无论在哪里，在中国、在穆斯林世界以及后来在俄国，定居民族与游牧民之间的贸易一经发生，纺织品就成了游牧民最需要的东西。他们往往都是自己赶着畜群到发达国家的边境城镇上去，而等不及商人到草原上他们那儿去。”我们看到白居易《阴山道》里描写的绢马贸易就是这样。
笔者曾指出，“回纥汗国即使最强大的时候仍同唐朝保持着册封、和亲和绢马贸易关系，应该说是相当和平友好的。回纥人通过军功赏赐、册封馈赠、公主陪嫁和互市贸易等途径，从唐朝得到了大量财富。据统计，回纥每年由绢马贸易等途径获得的绢帛不下五十万匹，以回纥本部人口约百万计，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半匹。总之，回纥接受唐朝怀柔政策而从中原地区得到的实惠，远比从前匈奴、突厥用战争手段所取得的要多得多。所以回纥人取得的文化成就和社会进步，也远远超过以前的草原族群。”由此可见，绢马贸易乃至丝路网络适应了游牧社会的内在发展需要，反映出中国古代游牧与农耕社会存在着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二者本质上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
二、大一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综上可见，草原社会单凭其游牧经济是难以发展发达起来的，摆脱这种困境的最佳途径就是改变社会经济结构。所以建立政权的游牧族群想要巩固发展，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与农耕定居社会建立联系、发展关系，唐以后契丹族建立辽朝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以前学界有人把辽朝称为“征服王朝”，其实称其为“征服”并不妥当，应当看作是一场社会变革。北族社会变革的主要特点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因而在地域上必然追求南北大一统，正如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后期辽、金、元、明、清的历史发展那样。辽朝以前的北族内迁原因和终极目标亦可作如是观。
我认为，古代北方游牧族群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地奔向南部农耕地区的边缘地带，很可能并不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也不是由于受到政治排挤，而只是想要寻求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条件，想要分享南部农耕社会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然而，既然“逐水草而居”是草原牧人迁徙活动的根本动因，那么这样一种“动态”经济本身就可能是南徙内迁的起源。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游牧族群的所谓“勃兴”，总是先扩张成草原帝国即抢占其他族群的牧地草场，然后才发生入侵农耕地区的事件。因此，可以说南侵是先期扩张的继续，古代的农、牧关系实际上主要是游牧社会内部关系的继续和发展，南、北关系实际上主要是北方内部关系的继续和发展。
那么，古代北方族群的南进在历史上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演进过程，或者说发生了哪些时空社会变化，而最终内迁与南部农耕社会融合统一成为一体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过多种讨论，甚至引起过很热烈的争论。但是，很多人的立场和思路都建立在古代世界南北农牧二元界分的固定架构上。可是，这种架构不能解释东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虽然古代北方族群的南进浪潮几乎从未停止，但是受到这些浪潮不断冲击的南部农耕区，其人群数量及文化影响却随之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那些南进的族群反而大都相继消失了。例如，建立所谓“征服王朝”的契丹和女真，到紧随其后的蒙元时代就都正式成了“汉人”的一部分。
显然，中国古代人群的生存空间和文化属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于古代北族南进的本质及其演变，有必要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从更长的历史跨度（跨时代、跨社会发育阶段）进行动态的、前瞻性的考察和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历史活动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他们社会政治文化的演进。例如，鲜卑、契丹诸族在南下进入辽西之前本身社会还不发达，经济文化都很薄弱。据史书记载，东胡各族群（乌桓、鲜卑、奚、契丹）大致都有一个从大漠深处向边郡塞外，然后是沿边州郡，最后进入内地成为区位或功能群体（经常是二者兼而有之），甚至入主中原的空间活动过程，这当然也是这些人群追求分享发达资源从而自身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考古成果是这一历史（兼及时间和空间）进程的真实反映。
对周边族群朝向中原内地迁徙的这种动态空间考察非常有意义。后来唐末五代的沙陀人也经历了塞外（外蕃）—代北（内蕃）—雁南（边州）的转移过程。这一转移过程其实就是周边族群主观认同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内地社会对这些人群的认知接受过程，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就在这一过程中演进发展。跻身这一命运共同体的族群都认同中国，且相互以兄弟视之（例如辽、宋王朝）。更重要的是，无论以何种形式南徙内迁实现一统，内迁的族群或迟或早（甚至经历反复）都会以各种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实现不同政治文化的整合认同，尤其是维持中华文明意识形态的明显连续性，以获取政权合法性，或谓“争中原正统”。历史记忆一经改变，那么认同中国的族群最终会实现融和凝聚。
三、国体的统一是中华文明的特性
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一种是秦王朝以来两千年内君主专制官僚制国家这样的建构模式；还有一种“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它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清朝当然也承袭了‘天下中国观’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朝贡体系，但它的国家建构模式还有新的创造。它把郡县制之外的朝贡地区、人群和国家分置于三个不同的治理空间。一即传统的土司地区，这可以认为是它从唐宋体制继承下来的。一称‘外藩各部’，治理事宜均属理藩院。最后一类，则称‘域外朝贡诸国’，清朝对它们完全不负国家治理的责任，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交往的职责，由类似外交部功能的礼部鸿胪寺来承担。”这些认识主要是依据地理环境和人群分布特点如所谓“黑河—腾冲线”提出来的。如前所述，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
其实，清代的那些建构模式包括土司、外藩（羁縻）、域外等，在唐代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就有类似的表现。如，《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四年（630）“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新唐书·西域传》赞曰：“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寖多。唐兴，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入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
前引《旧唐书·太宗纪》“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什么叫“兼称之”？《资治通鉴》卷193对此的记载是：“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显然，尽管由大唐天子兼称/兼任，二者地位并不相等，天可汗只是大唐天子辖下部分地区（西北诸蕃）的共主（众汗之汗=王中之王）。可以认为，唐朝这种国体架构是传统中国的族群构成及其国体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先秦时期周初大分封，对前朝遗民“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对非华夏族群“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秦汉统一，内地郡县与周边册封并行，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原则上都来自中央朝廷的授予，只是具体实行中有影响程度的不同。
于是，唐太宗以唐朝皇帝兼天可汗的身份，成了大唐境内所有地方政府——包括正州和羁縻州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无论农耕社会还是游牧社会，都成了官僚社会，都以唐朝中国官僚制度的形式——都督府、州县加入了同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这就是唐朝“天可汗”制度或者说大一统制度的真相。
《契丹国志》记载：
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其惕隐，宗正寺也；夷离毕，参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学士也；夷离巾，刺史也。内外官多仿中国者。
显然，草原上的契丹人之所以能建立大辽王朝，完全拜托此前有一个一统的大唐王朝，所谓“南北面官”政体应该就是“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的仿制品。
（作者王小甫，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