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确定了新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建立新中国作好思想准备
“三大战役”胜利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即将获得全国胜利。党开始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工作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历史性课题，奠定了新中国风清气正的基石。
为了防止党员干部以功臣自居，滋生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防止一些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走上歧路，全会提醒全党同志，这一次全国的胜利才只是革命工作的头一步，全国胜利以后，路程还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所以号召全党的同志仍然要保持着以往很光荣的作风：要谦虚，不要骄傲自满；要谨慎，不要粗心大意，马马虎虎；要耐心稳重，不要性急浮躁；要继续艰苦奋斗；好在打倒反革命以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准备好同“不拿枪的敌人”作长期斗争，要警惕“糖衣炮弹”袭击。
针对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953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全会指出，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从农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开始了。为此，党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认真学习相关知识，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全会指定12本干部必读书，规定3年内看一遍到两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经典著作。毛泽东说，如果在今后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千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此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是可以学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中国的建国蓝图，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方面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全会批准召开新政协，由新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国家权力。1949年3月25日，全会闭幕后，《人民日报》刊发新闻，标题是“中共二中全会完满结束，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副标题是“全会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毛泽东在修改新闻稿时，增写了“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关于新中国的国体，全会进行了明确、科学的界定。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本质。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会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要求全党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要尽可能多地团结能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打倒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
全会确定新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会议制度，但是与苏联的苏维埃又有区别。毛泽东强调，新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制定新中国内政外交基本政策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中国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从大政方针、政策制度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做准备。
全会科学分析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针对这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党应当采取如下政策：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第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利用其积极性，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必须限制其消极方面，将其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计划的轨道。第三，对于占国民经济总量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必须谨慎、逐步、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集体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
按照全会确立的经济方针，新中国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不要四面出击”，在短短3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成功实现公私合营，建立起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开拓性探索，对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解放战争迅猛推进，党中央开始从建立新中国的角度来考虑对外关系问题。新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首先应当拒绝承认旧政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建立和维持的一切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
毛泽东在会见米高扬时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将这些基本外交方针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还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
这次全会确立了坚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方针。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到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全会闭幕不久，4月3日，毛泽东亲自草拟并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同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发表《各民主党派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公开声明新中国将与苏联和各国和平民主势力，携手并进，向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作坚决的斗争，打败侵略者，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永久的和平。
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党的奋斗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方针，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终胜利，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点评：以党的重要会议为主线，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传统。中央全会是党的会议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历来起到举旗定向的作用。本组文章论述的两次中央全会，无论是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六届六中全会，还是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七届二中全会，都是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会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会议，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树立正确党史观。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