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最早创办的中央理论刊物，它创刊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4月24日，停刊于1941年8月31日。《解放》周刊创刊时，中国正处于“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到陕北后最早创办的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抗战的主张、推动形成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局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解放》周刊在动员实现全面抗战的舆论导向及动员策略等问题上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考察《解放》周刊创刊背景的基础上，对其为实现全面抗战进行舆论动员的具体情形及效果影响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一、 为促成全面抗战，《解放》周刊应运而生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对外抵抗战争，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抗战局面，才能赢得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的胜利。这就要求建立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剿共”内战政策，停止对日妥协退让方针，走上抗日道路。
1935年8月1日，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后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不管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之间过去有任何隔阂，首先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表明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不过，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原则的，不是具体的，它没有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反蒋还是联蒋，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需要自己去探索。由于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剿共”放在首位，因此，宣言将之摈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称其为“卖国贼”。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规定中国共产党目前阶段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华北事变后，日本很快扶植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企图逐渐取代蒋介石政权。在以向日本妥协退让维持统治而不得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有可能放弃内战政策转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合”。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民党停止“剿共”政策、国共重新合作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此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多次向蒋介石呼吁肃清国民党内亲日派，“化内战为抗战”，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致电国民党，表示如果它愿意“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和“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将放弃全国范围内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方针，把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与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让步，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剿共”政策，就两党合作抗战进行协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谈判进程大大加快，中国实际上进入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做出的正确选择。
不过，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举国一致抗战的局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与不利于实现全面抗战的各种因素进行斗争。首先，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弃“剿共”政策。西安事变虽以蒋介石保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条件而得以和平解决，但这种保证仅是口头的，对蒋介石没有任何约束力。实际上，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存有极大戒心，千方百计限制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这导致双方合作抗战谈判的进程非常缓慢。其次，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没有下决心进行抗战。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常以“和平谈判”为诱饵分裂中国抗战阵营，“企图以最少的代价来攫取与征服中国”，这使蒋介石对日本心存幻想，企图以妥协退让求得苟安。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一时看不清中国形势，认为国共两党已“步入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新阶段”，因此暂时停止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日外交关系一时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平和、宁静”。这导致蒋介石在转向抗日的方向上“很慢、很慢”。最后，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抗战的政策主张还未被社会大众所了解接受，进而响应、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要争取一切爱国力量加入到抗日阵营中来，但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封锁与误导，社会民众对它自身及其全面抗战理论主张的了解认知还极为有限。这使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极费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党报党刊作为重要工具，向社会民众及不同政治力量表达本阶级的意志，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主张，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1922年9月，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它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纲领，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秘密的中央机关理论报《布尔塞维克》，提出中国的革命比《向导》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布尔塞维克主义的领导”。它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等问题，“使敌人感到如处火山口上，时刻坐立不安”，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又一个机关报《红旗》创刊。该刊强调发挥政治鼓动作用，重点用于评述“国家大事”。1930年8月，中共中央将其与《上海报》合并创办了《红旗日报》。《红旗日报》“不仅是广大劳苦群众的喉舌，而且是广大劳苦群众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武器”，几乎每日都要发表“专载”或“社论”，成为广大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重要窗口。1931年12月，《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创刊，它的主要任务为“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尽量揭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党报党刊为社会大众了解、认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仅复刊了“一刊一报”，即《斗争》和《红色中华》。《斗争》于1932年1月21日创刊于上海，1933年春迁入苏区，从第35期开始由上海中央局及上海临时中央局以中央名义继续在上海出版，它在艰难的处境中坚持到1935年7月5日第79期宣告停刊，1935年11月21日复刊。它复刊后，先是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自103期起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37年3月19日停刊。《红色中华》在长征期间曾断断续续刊行过油印版，1935年11月25日复刊。它复刊后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及时指导中国革命，扩大陕甘宁苏区（七七事变后改为陕甘宁边区）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193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将《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不过，在《斗争》停刊的情形下，尽管《红色中华》已进行了改编、充实与调整，但仅靠一个刊物完成“转向抗日，达到准备实际抗战”的舆论动员，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事情。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由于许多新刊物“尚不能经常存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未能经常的公开发表政治领导主张”，以致“在民主运动中尚不能形成有力舆论”，“结果不能不使《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的资产阶级影响扩大”。对于把报刊作为重要革命工具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创办一个新的刊物，推动中国形势向着全面抗战的局面演变，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了。
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极为重视创办报刊对宣传中国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理论主张的重要作用。他早年创办过《湘江评论》《政治周报》《中国农民》等，深切认识到报刊对于宣传革命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性。他在给《政治周报》撰写发刊理由时提出，《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为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开展工作，他提出要“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同一天，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设法买铅印机一架”。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移驻延安后，成立了新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周恩来、王明等组成，创办新刊物是该委员会的三大任务之一，至此创办新的刊物提上了具体议事日程。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宣传工作。张闻天提到了“宣传部门工作人很少”，“办报有很多困难”等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把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迫使国民党“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在争取到这一有利条件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创办新刊物的步伐。3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提出“要准备办报纸”，“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决定由廖承志具体负责新刊物的出版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蓝家坪正式创刊，张闻天兼任主编，吴亮平任责任编辑，廖承志任秘书，以“新华书局”名义对外发行。自此，《解放》周刊开始了它4年零4个月的历史。
二、 与日本掩饰侵华的欺骗性言论展开“对抗”
要实现全面抗战，就要使中国人民真正认识到，不管日本政局如何变动，不管它发表什么对华主张，实际上都决不会停止侵略中国。幻想日本改变侵华政策，无疑“与虎谋皮”，枉费心血；而且，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人民只能过着牛马不如的惨痛生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本执政当局一时难以判断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暂时改变了赤裸裸的侵华政策。1937年1月23日，主张对华强硬的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2日，“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组成新的内阁。林铣上台后，提出以“平等立场”为前提解决中日纷争。这迷惑了部分国人，他们天真地认为日本要改变对华侵略政策。其实，林铣的上台虽然是日本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军阀不能不对财阀表示相当的让步”的结果，但他能够组阁是因为得到了军部方面的“极力支持”，在军部不改变侵华政策的前提下，即使他想缓和中日关系，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解放》周刊创刊后发表时事短评指出，在日本军部吞并中国政策丝毫不会改变的前提下，不管哪个内阁上台，“都将不能脱离军阀的操纵”，林铣内阁“唯有向法西斯化的路上前进”，才能保证不下台。这是根据日本军阀的侵略本性得出的正确论断。同期刊发的另一文详细分析了日本政府解散议会的原因及其日本政局的演变趋势，指出在广田内阁时期，日本议会还“曾有一度对法西斯的攻击”，林铣内阁却大都“比较和平地通过”军部所提出的“大多数的议案和庞大的军事预算”，这意味着日本“法西斯的政治上的势力是更进一步的增大”。5月11日，《解放》周刊在分析日本议会选举情况时再次指出，日本内阁是执行军部的工具，“军部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调换其傀儡而使另一木偶登场”，这表明日本内阁的变动绝不意味着对华侵略政策的变动。5月31日，针对日本议会选举后出现的新情况，《解放》周刊进一步指出，日本内阁的命运系于执行军部政策方面运用手腕的强弱，不管“议会如何叫嚣，都是没有什么用”。果不其然，即使林铣绞尽脑汁执行军部新调整的对华政策，依然不能令其满意，议会发动了猛烈的倒阁运动。5月31日，维持了4个多月的林铣内阁被迫总辞职，他的“平等谈判”的对华方针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林铣下台后，被军部视为执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最佳人选的少壮派法西斯领袖近卫文麿上台组阁。6月1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一针见血指出，近卫文麿的上台意味着“太平洋风云的更加紧张，日本法西斯化的再前进，中国民族危机的更加深刻”。6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进一步强调，日本议会只是执行军部意志的工具，“成绩好，留任。不好，滚你娘的”。这种略带粗口的话语切中了日本“换汤不换药”的对华本质。近卫文麿上台后，重新启用“广田三原则”的倡导者广田弘毅担任外相，33天后，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历史事实证明了《解放》周刊的判断，打破了部分国人认为日本要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幻想。
林铣在宣称以“平等立场”与中国谈判的同时，在外交人选上也做了新的调整。1937年3月3日，日本原驻法国大使佐藤尚武出任外相。他上台后为呼应林铣以“平等立场”解决中日纠纷的说辞，提出从“经济提携”入手打破中日关系僵局。据此，3月12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日本经济使团一行20人从日本神户港启程赴中国访问，14日抵达上海。该使团在华期间先后访问了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俞飞鹏、张嘉璈等国民党要人。由此，国内有些人对中日关系缓和颇为乐观，一些人“窃窃私喜”，“认为国难从此可以减除”。被誉为“舆论中心”的《大公报》则认为佐藤外相会“充分尊重”儿玉谦次的意见，对中日关系“进行具体的调整”。为了使国人认识到日本对华政策的欺骗性，《解放》周刊创刊号专门探讨了日本备战政策下的佐藤外交方针，指出日本并没有改变侵略中国的国策，它遭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不得不另外变换侵略方式缓和这种抵抗，佐藤“不过企图以另一种更恶毒的笑面虎的办法，来执行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罢了”，只是在表面上对中国和善而已。不出所料，当中国提出中日两国在贸易经济方面可以进行合作，但首先要取消“冀东政府”、禁止走私等问题时，在中国访问的儿玉谦次没有“实质性的回答”。同时，佐藤在3月12日、20日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关于对华外交方针，无加以任何改变底必要”，“日本对华之基本政策决无变更”，不过在政策的实现手段上，“有重加检讨之必要”，“须要略加修改”。正因如此，《解放》周刊一再呼吁中国人民千万不要放松对日本的警惕之心，应该认识到它是想“利用这种毒烟来和缓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决不是日本对中国的让步，而是侵略中国“新的步骤新的方式”，是“更凶恶更奸猾的阴谋”，是“杀人不见血的法宝”。实际上，日本一方面高唱中日“经济提携”，另一方面却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如它以“特殊贸易”为由在华北大肆进行走私活动，仅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8个月的时间，就使中国海关税收损失了25506946元。1936年4月以后，日本的对华武装走私活动更加剧烈，蔓延到了中国各腹地，走私的海口，除了塘沽以外，还有厦门、汕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又蔓延到了上海。这表明所谓的中日“经济提携”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欺骗中国民众而已。
由于中国政局逐渐向着全面抗战的方向前进，加之英美远东政策出现有利于中国的积极变化，1937年1月以后，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对华再认识”的论调。所谓“对华再认识”，就是重新审视正在实行的对华政策，酝酿确立新的政策。这当然是欺骗中国人的幌子。对此，中国当时就有舆论指出，在日本不变更其侵略中国的政策之前，它的所谓对华“再认识”，“只不过是空气上的转变”而已。然而，为了迷惑中国人民，消解中国人的抗战意志，5月24日，刚刚返回中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专门召开记者会再次阐述这一论调。对此，6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指出，若中国人民因为日本一些著名的“公正的政论家”发表些所谓对华“再认识”的言论，而去找这样的“笑面虎”做朋友，不过是“自讨苦吃”罢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出版的《解放》周刊则针对川越茂在记者会上的谈话内容指出，他要求中国“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以及满洲国之生存与华北间之天然的繁荣形状，系为适应满洲国生存与发展的天然的命运而存在”的“再认识”言论，清楚地说明了日本所谓“对华新认识”的真相，即“公开的抢掠华北的宣言，公开的继续分裂中国，破坏统一团结运动的声明”，是日本为侵略中国“采取拖延时间为手段的表示”。就在《解放》周刊揭露日本对华“再认识”论调虚伪性的同一天，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事实把日本对华“再认识”论“连表带里压根儿否定了”。
《解放》周刊在指出日本根本不会改变侵略中国的政策、中国人民不要被其欺骗性言论所蒙蔽的同时，还用大量事例描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人民哀鸿遍野、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如针对日本占领东北后，设置了所谓的“人圈”（即“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杀害中国人民的野蛮暴行，《解放》周刊以通讯方式揭露了东北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命运。文章指出，东北沦陷后成了日本的“屠场”，成了“一个硕大无边恐怖的战场”，东北人民成为日本“抢取屠宰的牛羊”。文章还提到，在哈尔滨肇州、泰莱一带，日本人养了一批凶狗，“去捕吃居民”；工人在单衣缺食的严冬下被驱去筑路，“大都冻死，有几个未断气即被活埋”。6月28日，《解放》周刊在分析1937年上半年中国发生粮食危机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政策主导下的恶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最有趣的是北川某县政府捉了五个匪，在判他们死刑时，一个匪很坚决的说，‘枪毙，很好，但是死后请你们把肚子给我们破开看看’”。后来这个土匪的肚子被划开，“才发觉里面全塞的是干谷草”。“最有趣”“很好”是反向用法，说明了民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却落得被杀害的悲惨下场。《解放》周刊还揭露了日寇汉奸残酷统治下冀东人民牛马不如的惨痛境遇。如日寇汉奸在穷乡僻壤开白面馆，大批贩卖毒品，“无论任何人，一上瘾,难以逃脱，不到一二年就呜呼哀哉，狗一般的死去”；“在城镇中,冬天一日夜间可以看见无数的死尸躺在街道上、水沟中，他们都是从洋行白面馆抛出来的”。文章同时描写了日本用极残酷的刑罚对待中国人民的悲惨景象，“村中男子跑了，日本兵把妇女捉住，用水机从阴门打进水去，把肚子胀起来，然后就用脚使劲踏女人的肚子残酷至死”。《解放》周刊还注意到了津沽海河上漂着大量浮尸的现象，认为这些人是被日本大东公司诱骗到天津作苦力的，他们在帮助日本人修筑完工事后，日本人担心他们泄露消息，“特此下狠手杀害”，“每天到了深夜一个又一个用棉花塞口，用绳子扎绑，抬运到闸口，抛河喂鱼”。对日本残酷暴行触目惊心的描述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警醒人们，如果不抗战，只能当亡国奴，任人宰割。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散播和平的烟幕弹，企图掩盖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企图和阴谋，《解放》周刊抓住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改变侵略中国的政策这一实质性问题，揭露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欺骗性、虚伪性和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些描述以基本的事实为依据，警醒国人不要上当，且被历史发展所证实，因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很容易被中国民众所接受，从而为实现全面抗战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
三、 多重“劝诫”国民党当局彻底转向抗战
国民党当局掌握着全国200万军队，实现全面抗战而没有它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存在，它虽然在抗战态度上正在发生积极的转变，但“是非常不够的，非常迟缓与非常含糊的”，还处在“转变的开始”阶段。如何推动国民党当局彻底转向抗战，为实现全面抗战提供强大的政治基础，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政权对于民众渴望的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呼声虽有了“相当表示”，但依旧固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惯性思维，并打压爱国人士的抗战行为。1937年4月22日，本应被释放的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因为不接受国民党当局“只要发表一个声明，再到反省院办一手续、就可获得自由”的要求，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及“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由被江苏高等法院起诉。一时间群情鼎沸，舆论哗然。4月24日，《解放》周刊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驳斥了国民政府起诉“七君子”的理由，认为他们主张抗日救亡，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相同”，倘若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内容之主义”为由被起诉，“则除非对三民主义给予另一种解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只能“适合于汉奸及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谍走狗与乎挑拨内战之祸魁，而不能施行之于爱国之民众及领袖也”。同一期的一篇时事短评则痛心地指出，中国不能再出现“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情形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置若罔闻，漠然置之，不仅没有顺应舆论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反而于6月11日、25日接连两次审判他们。6月28日，《解放》周刊以“苏州爱国审判”为标题严正指出：“如果江苏法院还想多少维持一点法律的尊严，如审判者还多少有些国家民族的观念，则应该以无罪释放为判决，并且向全国人民谢罪。”它同时指出，如果国民党忠诚于自己宣扬的国内和平、一致赴敌的原则，就不应该“颠倒黑白”，而应该把释放政治犯与给予民众民主权利，确定为“政策的中心”。第二次开庭审判救国会七君子后仅仅11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为了给国民党制造压力，7月19日，《解放》周刊再次以时事评论形式辛辣地指出，对救国会七君子的第一次审判，“不啻已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尽情加以侮辱”，现在再进行第二次审判，“不特对中国人民是一件不能了解的事”，对国民党当局“也恐怕是难以了解的事”，对救国会七君子的审判好像是国民党当局在“审判”自己，强烈呼吁“立即解散这样危害三民主义的‘审判’”。国民党虽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但在救国会七君子问题上的做法却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会使人怀疑它实施三民主义的诚意。《解放》周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宣传方式击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加上抗战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使它不得不考虑释放“七君子”。7月31日，救国会七君子被保释出狱。
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抗战形势，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允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对于争取国民大会“通过给以民主权利的决议”意义重大。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修改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修改原则：容纳各党派意见；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均为20岁，不分差别，不受宣誓的限制；通过人民选举、职业团体选举、特种选举等办法来推出候选人；取消圈定；等等。这一原则被接受，并决定由他拟定具体意见。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要求他与张冲“当面商榷”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并将其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4月22日，毛泽东复电周小舟，指示他在与阎锡山谈判时，要着重指出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5月1日，周恩来在《解放》周刊发表了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的具体修改意见，集中体现了中共中央在该问题上的认识，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修改国民大会组织及选举法的高度重视。然而，国民党承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明显带有应付舆论的意图，如它把国民大会的职责限定于“制定宪法及决定宪法实施之日期”，而没有涉及其他。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连当时与日本关系比较密切的汤尔和主办的《舆论周刊》也认为，如果国民大会的职权，“仅在制定宪法”，则即使宪法内容“是极端民主的，也恐怕将如汲水西江，以活涸鲋，在事实上，没有什么效用”。这里虽有国民党内部政治分歧的意味，但指出国民党不想“还政于民”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解放》周刊从推动实现全面抗战的角度连续撰文，指出国民大会被赋予的职责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抵抗敌人“有加无已的侵略”，它的任务“不仅应该讨论和通过国家的民主宪法，给全民族以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且应该选出民主的中央政府，通过抗日民族统一纲领发动对日抗战，以代表全民族的统一意志”。这些主张说出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武汉大学的青年学子就指出，人民不仅希望制成一部宪法，而且希望在短期内将它施行起来，如果“只拉弓，不放箭”，“是会完全失去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仰的”。
在推动国民党转向抗战的过程中，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理论基础的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话语。5月1日，《解放》周刊刊发了毛泽东4月10日在延安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曾因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得到人民的信仰，成为1924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旗帜，后由于国民党排斥中国共产党招致革命失败，同时招致三民主义失去人民的信仰。现在由于中华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国共重新合作有了迫切要求，在此情形下，重新整顿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将之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他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抛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与国民党一大宣布的三民主义纲领，“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人民，都来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与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三民主义基本一致，这就找到了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面对中国共产党主动为国共合作寻找理论基础，以实现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真诚愿望，国民党却提出，中国共产党既然已声明拥护三民主义，就应该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借以消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为了驳斥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董必武在《解放》周刊撰文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由。他指出，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争取的目标有一致性。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包含有这样内容的三民主义，在争取抗战阶段是需要的，因为要争取抗战胜利，就需要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就需要民主制度的建立”，“就需要尽可能的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进一步指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实现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主张对外抗战求得民族独立就是民族主义，对内要求民主自由、建立普选国会制就是民权主义，要求改善人民生活，解除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就是民生主义，这与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是不相冲突的”，而且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他还不无惋惜地写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没有被国民党很好的继承下来，“已被国民党当权的一大部分党员们完全阉割了”，国共分裂以后，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性的一面，没有被国民党发扬光大起来，反而被共产党继承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的问题”。这些言论掷地有声，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以中国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必须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为由，消解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不想与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
就在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民党当局转向抗战不断呼吁，它迟迟不作积极回应之际，残酷的现实却把它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事变爆发后的第五天，《解放》周刊同时刊发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红军将领为日军进攻华北致蒋介石电、致宋哲元电等三个电文，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随后出版的《解放》周刊再次呼吁国民党当局“立即排除所有对抗战无决心，动摇不决，对日保持幻想的倾向与分子，坚决站到抗战到底的立场来”。同期的另一篇文章则指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已到达非抗战则灭亡的命运”，要求国民党“把国家民族的利益视作高于一切”，“坚决地”“确定不让一寸土地给敌人侵占”。毛泽东也在《解放》周刊上撰文，指出在对日抗战中存在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坚决抗战，中国就“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妥协退让，中国就“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奴隶牛马的前途”。在不抵抗则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在不抵抗国民党统治地位就不能维持的情形下，它不得不正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公开谈话，以国共重新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终于变成了现实。
国民党当局彻底转向抗战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关键。《解放》周刊把争取抗日民主权利作为“自己的宣传工作重心”，从不同角度强调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国民党政权彻底转向抗战对于实现全面抗战的重要性。针对同一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宣传，有利于形成强势舆论，进而给国民党当局造成巨大压力。当日本侵略严重威胁到国民党自身统治的时候，《解放》周刊的这种“劝诫”式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多向推动爱国力量加入抗战阵营
全面抗战能否实现，除了使民众认清日本绝不会放弃侵略中国、让执政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以外，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甚至民间武装、土匪、会门都是实现全面抗战需要争取联合的力量。
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自由与独立，存有必胜的信念十分重要，《解放》周刊始终强调中国抗战最终会取得胜利。张闻天在《解放》周刊创刊号上指出，在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受到了不少的挫折与失败，“只要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只要全民族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解放》周刊发表时评认为，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是暂时的，只要作战前线巩固起来，全中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血债是终须用同等代价偿还的”。8月9日，张闻天再次在《解放》周刊撰文指出，平津失守决不能归罪于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将士，决不能归罪于平津人民，而是由于二十九军的最高负责者对于抗战没有决心，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抗战迟缓、畏缩、犹疑与不坚定所致，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时期就能够到来，这个时期的到来，“将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必然胜利”！这些论断犹如黑夜中的灯塔，给广大民众带去了希望，带去了信心。
中国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并不是“愿景式”空想化的口号，而是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充分的现实基础。《解放》周刊第2期刊载的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以更大规模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国内各阶级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变为次要与服从的东西”，这些都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有利条件。卢沟桥事变后，针对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恐日病”，朱德在《解放》周刊上以《实行对日抗战》为题发表文章。他指出：“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日本的经济基础脆弱，农业经济是“整个经济生活中最弱的一环”，军事工业虽然比较发展，但“不能持久下去”；日本军队虽然比较多，但是它们“一方面对付苏联，一方面又在冗长的战线上进攻中国”，这“显然是不够的”；日本士兵虽然耐苦，但多出自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他们替日本财阀、军阀出力，但自己“依然是悲惨的失业，苦痛的饥饿与死亡”，这会激发他们“阶级意识的觉醒”，“倒转枪头向着他们的天皇、财阀、军阀以及一切好战的反动势力开火”。这是运用马克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抗战实际后得出的正确论断，有利于民众正确认识中国抗战存在的有利因素，树立起日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信心和决心，从而克服对日本的恐惧心理，加入抗战阵营，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要实现全面抗战，必须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特别要注意改善民众生活。面对劳苦群众艰难的生活处境，《解放》周刊反复强调改善民生对于抗战的重要性。5月1日，《解放》周刊发表时事短评，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原本就“站在世界工人工资最劣等的水平线上”，要使他们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首先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增加他们的工资。5月1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强调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在改善工人生活方面“毫无事实的表现”，工人阶级虽然应该把争取民族解放作为主要任务，但是他们的生活“必须要改善”，只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才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的开展”。6月14日，《解放》周刊就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进一步指出，民众生活的痛苦，影响着前线部队的战斗情绪，为建立强有力的国防军队，必须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工人农民还是继续过着非人的饥饿的生活，受到极端残酷的待遇，那么我们怎能强有力的深入地动员他们来安心抗日作战呢？”八天之后出刊的《解放》周刊再次指出，国难当前，“百分之八十人口以上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倘若没有改善，没有从积极方面，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劳动人民感觉到祖国是可爱的，因此必须保卫的话，那么国就‘举’不起来，人民对于政府也只能是冷淡”。同期的另一篇文章认为，由于物价飞涨，工人生活非常困难，“已走到难以再忍的尽头”，希望资本家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改善他们的待遇，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发挥他们抗敌救国的力量，民族工业也才能发展起来。《解放》周刊还把目光转向国际，在分析西班牙政府反抗叛军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与改善人民生活不能分离的”。针对同一话题反复强调，持续宣传，甚至以活生生的现实为例证，有利于形成舆论压力，推动国民党当局注意民生问题，采取措施改善民生，从而调动普通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和热情。
要推动不同群体加入抗日救国大军中，需要针对各自特点采取不同的动员方法，《解放》周刊在此方面提出了很多办法。如在动员农民方面，它就学生暑假期间如何深入农村进行抗战普及宣传提出了具体建议：回到农村的学生要以农民听得懂的话向他们“耐心地解说日本的危险以及全国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注意把日本侵略对于他们生活的具体影响结合起来，“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与抗日的决心”，使农民“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问题中都会感到民主自由的迫切需要”，要根据农民的环境与兴趣把他们“吸到各种组织中来”；留校的同学应注意参加工人运动，达到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配合。在青年学子方面，针对学生运动中存在的分裂、纠纷甚至斗殴等现象，《解放》周刊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不但削弱了学生运动本身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全国救亡阵线的力量，应该根据抗日救亡的原则，“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同时，以民主方式改选各校学生会与学职，使其成为不但领导救亡工作，而且成为代表全体同学切身利益的学生团体，进而统一学生运动。何凯丰则通过《解放》周刊向广大北方青年发出呼吁，不管中国的抗战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青年学子“都应该是先准备到军队中去，或者组成新的军队”，要把抗日救亡运动从青年学生推广到社会各阶层，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解放》周刊特别刊发《组织广大的群众到抗日战线上来》一文，指出必须从三个方面组织广大群众到抗日战线中来：一是打破学生、市民、工人农民妇女、军队官兵等群众组织的门户分歧，使其在抗日前提下，求得对于救亡事业行动的统一；二是大规模武装群众，使群众中的英勇青年在自愿前提下加入各地各种武装组织，以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三是抗日部队要与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把群众看成自己的家人，使人民了解到“抗日部队的胜负即是全体中国人的胜负，认识抗日军是民族的人民自己的军队”。针对不同群体特点采取不同的动员方式，有助于在实践中把广大民众动员到抗战阵营中来。
《解放》周刊坚信中国能够取得抗战胜利，并进行了科学的理论分析，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提出注意改善民众生活，从根本上找到了人民群众支持、参与抗战的动力源泉；认为不同的群众群体有不同的特点，应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动员方法。这些认识从不同层面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为实现全面抗战提供了最广泛的动员。
结 语
任何一个政党要实现自身的既定目标，必须能够提出吸引大多数人的主张以引领舆论发展方向，进而形成社会共识，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拥护与支持。要引领舆论发展方向，必须掌握舆论工具，发表足以影响视听的言论，推动社会舆论向着有利于那个政党期待的方向发展。
《解放》周刊创刊于“民族危机新深入、全国启发了和平统一的光明、国共两党走上合作的新机运的时候”，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了汇聚全民族力量、形成举国一致抗战局面的重任。它把自己定位为“人民大众之刊物”，抓住了揭露日本侵略阴谋、“劝诫”国民党对日作战和壮大抗日力量等实现全面抗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进行舆论动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扩大影响力和传播范围。《解放》周刊创刊后除了在延安发行外，当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发行点，销售数量十分可观，“发行量最高的一期达50000份”；有的则邮寄到某地后再由当地党员干部翻印，如邮寄到广州中山大学后，刘汝琛、郑锦波等共产党员就“集资翻印”，每期大约翻印500份，“通过同学、亲友、进步人士，一个传一个地发出”。中国共产党还在重庆、西安等地翻印《解放》周刊，尽管经常发生查禁刊物、殴打报童、对读者盯梢恐吓等国民党特务干扰破坏的事件，但为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抗战的主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卫立煌就从“学习《论持久战》和《解放》周刊，逐步扩展到要秘书替他买来许多延安出版的书刊”。美国的海伦·斯诺也曾对《解放》周刊刊载的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周恩来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及何凯丰有关华北青年参加抗战问题等内容有所回忆。在此过程中，《解放》周刊努力发挥着“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的功能，对于卢沟桥事变后迅速形成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解放》周刊的广泛传播，使广大民众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真挚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精神，这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民党“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宣扬它危害国家、破坏民族利益而给民众造成的负面印象，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增加。如对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封闭《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没收《解放》周刊的无理行为，西安人民“万分愤慨”，“纷纷写信抗议”。一些进步青年则“暗中帮助（西安）分销处开展发行工作”。此外，《解放》周刊围绕实现全面抗战进行的舆论动员，与国民党在放弃不抵抗主义转向抗日、给各党派和民众自由权利以凝聚全民族力量进行抗战等问题上迟疑、彷徨和迁延不前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在民众中的形象于此可见一斑，这似乎也预示了国共两党竞争的最终结局。
（作者王凤青，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