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见所及，署名韩树峰、王贵永《孙吴时期的“给吏”与“给户”——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一文（以下简称“韩文”），可能是第一篇以“给户”为题的论文，富有想象力，但是韩文将“给户”理解为与“民户”相对的概念，认为其所以成为“给户”，乃是因为家中有人从事“给役”或充当“给吏”，并由此“思考北朝‘杂户’的渊源”，“孙吴的‘给户’可能反映了贱民阶层萌芽阶段的特征，而北朝的‘杂户’则是贱民阶层已经形成的具体体现”。此说未必符合史实。笔者认为，作为汉唐时期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名词，“给户”本质就是编户齐民，亦即民户。以下试对汉唐时期之“给户”略作考论。
一、文献所见汉唐“给户”之史料考辨
古代文献所见较早一例“给户”的史料，是在西晋惠帝时期。据《初学记》载：“《楼观本记》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制楼观……晋惠帝度四十九人，给户三百。后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又度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人为道士、置“给户”的具体时间，《太平寰宇记》明确记为元康五年（295），云：“老子庙……晋惠帝元康五年重更修葺，莳木万株，南北连亘七里，给户三百供洒扫。”相较于《初学记》，《太平寰宇记》不仅将晋惠帝度人及置“给户”的时间明确为元康五年，而且还记述“给户”的服务场所为老子庙，职掌是为老子庙“供洒扫”。
《初学记》《太平寰宇记》所载“给户”一词，皆为后人追述，究竟是沿袭西晋人用法，抑或使用唐、宋人之语汇，容有争论。但所载晋惠帝为老子庙置“给户”事，却有史可征。《晋书》就载有“给户”一词：后赵连续发生暴雨、强震、冰雹等“灾异”，石勒正服于东堂垂询，徐光认为可能因去年禁寒食、不祭介子推所致，石勒因下诏令“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遂上奏：“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石）勒黄门郎韦謏驳曰……勒从之。于是……并州复寒食如初。”介子推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内不能颉颃老子，却是并州地区颇有影响的区域性“俗神”，故后赵大臣建议为介子推“立祠堂，给户奉祀”。此事与晋惠帝重修老子庙并“给户”洒扫，性质相同。
还要指出，为历史上的“贤人”立庙奉祀，一直是古代统治者以“神道设教”的统治术，也是政治文化传统。后赵建立者石勒出身羯族，文化相对落后，但当他君临中原，出于稳固统治计，势必在政治教化、文治武功等方面，借鉴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后赵“有司”大臣不乏饱学之士，他们在面对“灾异”频发、皇帝问计的情势下，试图通过恢复奉祀介子推以消弭灾祸，将此作为统治术，向最高统治者推荐。这既是对中原传统习俗的继承，也是对西晋奉祀老子做法的借鉴。前揭晋惠帝时重修老子庙，“给户三百供洒扫”；后赵有司请求“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二者做法极为相似。
东晋也有“给户”。太元十七年（392）十二月，“清河人李辽上表请敕兖州修孔子庙，给户洒扫。……表不见省”。李辽的请求尽管未得朝廷答复，但此举却非自我作古，而是有鉴于历代尊孔传统及事实。从朝廷来说，尊孔兴教不能只是空喊口号，而必有实际内容，诸如立庙祭孔、善待孔子后嗣等，皆为必要手段。孔庙建立后，势必需要有人承担看护洒扫等事务，承担孔庙杂务的人员当即国家所提供的“给户”。
北魏、东魏有“给户”。据诸《魏书》，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秋，鉴于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屋舍栉比、户口众多，不利于“祗崇至法，清敬神道”，而将崇虚寺迁至恒山南麓，同时“给户五十，以供斋祠之用”，此“给户”即北魏政府为道观提供的一种服务性劳动力。《魏志》此处还载有一条重要信息，即“迁洛移邺，踵如故事”，表明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乃至后来北魏崩溃、东魏徙都邺城，为道观提供“给户”以供“斋祀之用”的做法，仍得以延续。北魏、东魏为道观提供“斋祀之用”的“给户”，性质、功能与前述“给户”相同，“斋祀之用”不仅指在道观举行宗教仪式时提供劳动服务，也包括看护洒扫等日常杂役。
隋朝有“给户”。隋炀帝曾下诏为历代帝王陵墓设置“给户”，云：“……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此诏发布于大业二年（606）十二月。所说“可给随近十户”，即从古代帝王陵墓附近选出十户人家，蠲免其杂役，使之承担“守视”陵墓的任务。这些“以供守视”的人户即“给户”，如清人严可均辑录此文，即题名曰《给户守古帝王陵墓诏》；又可称为“给陵户”或“陵户”，如明人梅鼎祚编纂《隋文纪》，就将该文命名为《给帝王陵户诏》。“给”于陵墓者，又可称为“给守冢户”，简称“守冢”。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八月，“梁中宗、世宗各给守冢十户”，这是为南梁宣帝萧詧、孝明帝萧岿二人陵墓设置“给户”。
唐代“给户”史料稍多一些。如：（1）“（贞观）十一年（637），诏尊孔子为宣父，作庙于兖州，给户二十以奉之。”（2）贞观十九年二月，“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3）“加赠（韦）玄贞为酆王，谥曰文献，仍号其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各置官员，并给户一百人守卫洒扫。”（4）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东封泰山，制曰：“……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饰祠庙，环山十里禁其樵采，给近山二十户复，以奉祠神。”其中材料（1），是孔庙“给户”，与前揭西晋惠帝、东晋孝武帝时老子庙“给户”，意涵相近。材料（2），是为比干墓提供“给户”，与后赵为介子推置祠堂，并“给户”洒扫，情况相类。材料（3），是为外戚（皇室亲属）私庙、坟墓提供“给户”。材料（4），是封禅后，加封泰山神并“崇饰祠庙”，以泰山附近二十户人家充当“给户”，以奉祠泰山神。
五代时，后周显德五年（959）三月，周世宗柴荣下诏：“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故升府节度使徐温，各给守冢户。”这是后周为杨吴统治者杨行密、徐温的冢墓提供“给户”。
文献明确记载之汉唐“给户”史料，约略见于以上所述。然则，汉唐时期“给户”之意涵，究竟如何？它与学界已颇多探讨的官户、杂户、军户、兵户、营户、伎作户、乐户、驿户、牧户、屯户、梁户、寺户、僧祇户、奴婢等汉唐时期的人户概念之间，有无某种关系？“给户”的历史渊源又是什么？诸如此类，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二、汉唐“给户”之意涵
据诸上述史料，可知汉唐“给户”的服务对象或场所包括如下四类：（1）孔庙、道观；（2）古帝王陵墓、古先贤祠堂；（3）供奉自然界某种神灵的神庙，如前揭唐玄宗封禅后所加封之泰山神；（4）私人家庙及坟墓，如外戚韦玄贞的私人家庙及坟墓。
首先，来看孔庙、道观之“给户”。孔、老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特殊地位，中古时期已经比较尊崇孔、老，随时代推移越发趋于强化。以言孔庙，自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后，就随着孔子的逐步神圣化而建立起来，并日渐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尊孔重教的方法之一，即为置庙祭祀。孔庙既建，自需有人承担看护洒扫等日常杂务。老子庙（后演变为道观）情况，与孔庙相类。随孔庙、老子庙（道观）建立的常态化，承担孔庙、老子庙看护、洒扫及祭祀等事务的人员，也不可避免地固定下来，他们即国家所提供的“给户”。孔老祠庙“给户”，在文献中多表述为“给户多少多少以如何如何”，如前揭贞观十一年，“诏尊孔子为宣父，作庙于兖州，给户二十以奉之”；亦可表述为“给某某户多少多少以如何如何”，如《新唐书·太宗纪》载：“给亳州老子庙、兖州孔子庙户各二十以奉享。”
其次，来看古帝王陵墓、古先贤祠堂之“给户”。基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传统观念，历代皆有为表彰先贤古圣功业而起庙奉祀的举动，前揭后赵奉祠介子推、隋炀帝为古帝王陵墓置户洒扫、唐代为比干封墓以为奉祀，皆是。介子推、比干为古代先贤、忠臣之楷模，自需加以表彰；古代帝王有大功于前，其陵墓亦需守护奉祀。无论先贤祠堂，还是古帝王陵墓，其日常守护洒扫和举行祭祀礼仪，均需有人承担，否则“奉祀”无从谈起。这些为先贤祠庙、古帝王陵墓所置“给户”，也由国家提供，并经皇帝敕令施行。
复次，神庙之“给户”。中国古代神灵信仰，素来多样化，举凡三山五岳、江河湖海，皆被视为灵验在焉，而随时可能成为祭祀对象。类似这样的“俗神”信仰，并不限于民间，官府也颇有信奉者，从而造成神庙遍布的情况。自秦始皇东封泰山之后，泰山独尊于五岳，历代帝王凡欲彰显功业，莫不心歆于封禅。唐玄宗东封之后，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环山十里禁其樵采，并提供“给户”二十以为奉祀，实即此种文化传统之体现。
最后，私人家庙或坟墓之“给户”。私人家庙或坟墓，获得国家提供“给户”者，或为皇亲国戚，或有特殊功勋名望。为古代先贤先圣置庙奉祀、“给户”洒扫，目的在于褒崇古先圣贤以慎终追远；为皇亲国戚或特殊功勋名望者私庙、坟墓置“给户”，则是为了表彰楷模、激励先进，同时亦符合宗法社会“亲亲”之礼法精神。这些“给户”，同样经皇帝下敕而由国家提供。
至此，“给户”意涵可作进一步阐释。“给”之原意，据《说文》：“相足也。”《玉篇》：“供也，备也。”意即满足某种需求、提供某种服务，在古代文献中，“给事”“给役”“给吏”之“给”字，皆此意。因此，“给户”即满足某种需求之人户或为某事提供某种服务之人户。前揭汉唐史料中“给户”所从事的工作，皆属杂役性质，故他们实际就是服勤某种特定杂役的民户。不过，落实到具体语境下，这些“给户”又因所“给”场所、对象各不相同，而称呼有所不同，如“给”于各种祠庙者可称“给庙户”，简称“庙户”；“给”于陵寝、冢墓者称“给陵户”“给墓户”“给冢户”，简称为“陵户”“墓户”“冢户”；“给”于神祠者可称“给祠户”，简称为“祠户”……诸如此类。这些因为所“给”场所不同而名称有所区别之各类人户，皆可称为“给户”。这就是说，“给户”实为一概括性总称，在语法上，“给户”可理解为“给××户”之缩略语。因此，“给户”的实际意涵，必须结合具体史实作相应的理解，若所“给”场所为某种庙宇，则为“给役”于庙宇之“给户”，也可直接称为“给庙户”，或径称“庙户”，例如在孔庙从事看护洒扫等杂役的人户，即可称为孔庙“给户”或孔庙庙户。
明乎“给户”之意涵，有助于我们寻绎隐性的“给户”史料。北魏高闾曾上奏表，有云：“为密皇后立庙于城内，岁时祭祀，置庙户十家。”此处“庙户”即“给户”，尽管这里用“置”而未用“给”字，但含义相同。再如，前揭贞观十一年“给亳州老子庙、兖州孔子庙户各二十以奉享；复凉武昭王近墓户二十，以守卫”。其中给亳州老子庙、兖州孔子庙户各二十自不必说，即后面所载“复凉武昭王近墓户，以守卫”，也是“给户”，即“给”于李暠墓之“墓户”，他们因为充当李暠墓“给户”而获得“复除”优待。再如，唐睿宗太极元年（712）“以兖州隆道公近祠户三十，供洒扫”，此处“近祠户三十，供洒扫”，即政府指派靠近孔子祠堂的三十家民户，到孔祠充当洒扫等杂役的“给户”。再如，隋文帝、周世宗所“给守冢户”，实即所谓“墓户”（“冢户”），也都是在特定冢墓从事洒扫、守护等差役的“给户”。
综上可知，“给户”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系包含庙户、陵户、墓户（冢户）、祠户等诸多具体名称在内的集合性概念，而官户、杂户、军户、兵户、营户、伎作户、乐户、驿户、牧户、屯户、梁户、寺户、僧祇户、奴婢等名词皆为单一性概念。故“给户”在逻辑上与上述词汇并非对等关系；在具体性质上，上述众多名词作为汉唐时期的身份性概念，多数属于“贱口”，社会地位低于一般编户齐民，故另外编有不同于普通编户齐民的特定户籍，“给户”与之不同，没有史料能够说明“给户”属于社会地位低下或另编户籍的贱口。
三、汉唐“给户”之渊源
前揭众多“给户”，乃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性名词，其含义因为所“给”场所或所服务对象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作为“给户”，它们又有共通甚至相同之处：（1）“给户”由国家（政府）提供，多经皇帝发诏敕施行；（2）“给户”服务场所，固然有道观、孔庙、神庙、皇陵、古帝王陵墓、古先贤祠堂、私人家庙等区别，但这些场所的“祭祀”功能基本一致，由此造成“给户”工作性质相同或相近，一般以看护、洒扫、“斋祠”为主要事务；（3）普通民户一旦被选为“给户”，便以所“给”场所职役为主，其他“杂役”一概蠲免，故“给户”实际上成为专职服勤于所“给”场所或对象的劳动人员。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讨汉唐时期“给户”之渊源。就本文所揭史料来看，汉唐时期的“给户”主要是指庙户、陵户、墓户、祠户这四种，故寻绎“给户”之渊源，可从上述四种人户入手。
（一）祠户
文献所见最早一例“祠户”史料，为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0），以三百户奉祠嵩山，据《史记·孝武本纪》云：“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其事《汉书·武帝纪》系于正月。对于汉武帝用以“奉祠”嵩山的三百户，白居易直接称为“祠户”，“汉武时禅嵩山，有呼万岁之声三，乃以三百户封为祠户”。此为史籍所见最早一例“祠户”的史料。对于这些专门“奉祠”嵩山神的“祠户”，西汉政府给予其复除的权利，无需再承担其他徭役。
还有一种“祠户”则是为祭祀先贤往圣而置，如前揭唐睿宗太极元年（712），为隆道公即孔子祠堂所置“近祠户三十，供洒扫”，即是。此处所“给”于隆道公祠堂之祠户，与前述孔庙庙户性质相同。再如，唐玄宗天宝年间，曾因迷信神仙而下令在今广东境内罗浮山葛洪炼丹处，置“守祠”十家，此“守祠”是为纪念先贤而设置之“祠户”。
（二）庙户
自宗法制度确立后，立庙祭神就成为祭祀礼仪之重要内容，故历朝建国后，均置太庙以祭祖祢，太庙除设置专职机构进行管理外，同时还配备相应的人户以从事各种杂役，这些人户即“庙户”。凡先贤古圣、皇亲国戚、功德可称者，甚至传说有灵异者，政府皆有可能为之立庙起祠，并置户洒扫奉祀。兹以孔庙为例，对庙户略作叙述。
孔庙置户约始于汉代，如赵汝愚上宋哲宗奏疏有云：“自汉以来，孔子之庙或以吏卒百户守卫，或又增户以备洒扫。”汉朝为孔庙设置“吏卒”以资守卫，或者提供人户以供洒扫，这些设为孔庙“以备洒扫”的“户”，即后世所谓孔庙庙户。孔庙庙户亦可称为墓户或祠户，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十二月，下诏令鲁郡地方官员重修孔子祠庙，“给祠置令”以“四时飨祀”；同时又令修葺孔子坟茔，“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鲁郡遂依诏书要求上报朝廷，以孔景等五户居住于孔子坟墓附近的人家充当此役。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儒学的官学地位后，孔子日益受到推崇，为孔子修葺坟墓、置庙奉祀遂成惯例。其后，随孔子地位越发尊崇，为孔庙、孔墓供役的人员日益增多，政府不仅设置专供洒扫、奉祀之庙户（祠户、墓户），后来更是细分出“看林户”——专门守护孔氏后人坟茔的人员，不过，那要等到五代北宋以后了。
（三）陵户、墓户（冢户）
陵户、墓户、冢户意涵相同，唯“陵”为帝王坟墓专称，或作“陵寝”；“墓”的范畴宽泛，举凡一切坟墓包括帝王陵寝在内，皆可称曰“墓”，故“陵户”“墓户”“冢户”（或作“守陵户”“守墓户”“守冢户”，有时径称“守陵”“守墓”“守冢”，或省称为“守户”），意涵亦同。此外，“园邑”一词在某些时候也具有同义。“园邑”或作“陵邑”，即因陵园置邑。西汉一朝在元帝以前，皇帝陵寝、后妃亲贵陵园，多徙民以实而自成县邑，此即西汉之“陵邑制度”（“园邑制”）。在元帝永光（前43—39）罢置陵邑之前，陵邑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管辖权属列为九卿之首的太常，园邑管辖权则可能属于“三辅”。陵邑、园邑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皆置令（长）、丞及其他吏员，统领若干陵户（“守冢户”），承担陵园寝庙祭祀、洒扫及守护等事务。因此，“陵邑”“园邑”意涵有时近乎“陵户”“墓户”“冢户”。为行文简便计，兹将上述不同称谓概称为“陵户”。
古代王侯贵胄死后，入土以成陵冢，必定同时置有相关人员，负责陵冢守护和日常洒扫，这些人员除少部分为政府管理人员（国家职官）外，多数是在陵冢从事各种杂役的劳务者，即所谓“陵户”。“陵户”最早出现于何时已不可确考，寡见所及，最早一例“陵户”史料，当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甸人”。据秦简《法律答问》简190条：“可（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殹（也）。”秦简所载“甸人”含义明确，指守护秦孝公、献公冢墓的人。秦简整理者特别指出，《礼记》中的“甸人”、《周礼》中的“甸师”，含义与本条无关，其说甚是。按，秦献公，公元前384—362在位；秦孝公系秦献公之子，公元前361—338年在位。据诸史载，献公死后“葬嚣圉”，孝公死后“葬弟圉”。由此可知，秦简所云“守孝公、献公冢者”，即为守“嚣圉”“弟圉”者，“嚣圉”“弟圉”即孝、献二公之陵园。所谓“守冢”，意为守护陵园不让闲杂人靠近，则陵园亦为某种形式之禁地，名之以“圉”，正合其义。又，献公、孝公之前，秦之国君死后葬地称“圉”者为秦惠公，“葬陵圉”；孝公之后，死后葬地则多称“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昭襄王“葬芷陵”、孝文王“葬寿陵”。秦献公、孝公冢墓皆置“甸人”守护，则其前、后秦国国君之陵冢，亦必置有“甸人”以事守护，可以无疑。秦国为国君冢墓所置守护之“甸人”，实即后世所谓陵户者，因此，若以秦献公“嚣圉”之“甸人”为“陵户”始置时间，则“陵户”的出现至迟不应晚于公元前361年。
正史可查最早一例“陵户”资料，为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二月为秦始皇、陈胜（即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及魏公子无忌置“守冢”事。汉文帝时，亦曾为南越王赵佗的先人设置守冢。史载石邑县境内有赵佗墓，“（在）县北十三里。佗，真定人，僭号南越帝，文帝为其先人置守冢，昆弟在者存问之，佗遂释黄屋左纛而称臣”。汉文帝为赵佗先人修坟墓、置“守冢”，主要是为了招徕边裔、笼络人心。
汉高祖为原关东六国所置“守冢”，尽管就是事实上的“陵户”，但毕竟没有明确称为“陵户”。史籍明确称之为“陵户”的史料，出现于汉惠帝时。史载“汉孝惠帝葬安陵，徙关东倡优五千名，以为陵户”。按，汉惠帝崩于公元前188年，葬安陵后，从关东迁徙五千倡优以为“陵户”。西汉置户奉祀范围后来进一步扩大，宗室亲王、皇亲国戚、公卿贵胄死后，朝廷亦每为置“守冢”者。如：淮南王刘长死后，汉文帝“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是为宗室亲王置“守冢”。前揭汉文帝为其外祖薄氏所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是为皇亲国戚置“守冢”。汉宣帝追念张贺恩德，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贺弟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是为功臣贵胄置“守冢”。
由于置“守冢”奉祀先祖，为极大恩德荣耀，能够获此待遇者，除当朝帝王外，只有往圣先王、宗室亲王或有特殊功勋者，一般大臣贵胄未必有此资格。以西言汉，大臣赐葬，通常只有册、赠，而无“守冢户”。西汉为大臣置“园邑”“守冢”，只有张贺、霍光二人。张贺获此殊荣，是因为他对汉宣帝曾有抚养、教育之莫大恩情；霍光则位极人臣、大权独揽，具有其他辅政大臣无法比拟的权力。尽管为往圣先王置“园邑”“守冢”的做法，在汉元帝时期曾一度中断，但由于赐赠“守冢”的极大荣誉性，功臣勋贵、皇亲国戚对此自然不愿放弃，从而为“守冢”制度的恢复，提供了政治土壤，并最终导致汉元帝的废黜“先王”置守冢一策，无法继续下去。
时至魏晋南北朝，为古代帝王、先贤陵冢设置“守冢户”，可能已经成为定制。如曹魏建国后，曹丕下诏，允许山阳公（即汉献帝刘协）在其封国仍行汉制，同时为汉武帝、昭帝、宣帝、明帝设置“守冢”（即陵户或冢户）各三百家。这是曹魏以国家名义为前代帝王设置“陵户”。再如，西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吴县令谢询上表朝廷，请求为孙吴皇室设置“守冢”，谢询所以这样做，当是因为给“先王”置冢户，已然定制化的缘故。
宋武帝刘裕为笼络人心，对先王前哲坟茔的守护洒扫工作，尤多关注。早在晋末专政时，曾于义熙十二年（416）主持“修复晋五陵，置守卫”，此事后来还被当作刘裕的重大功勋加以歌颂。进封宋公后，刘裕又主持修复汉代诸陵：“长陵可复十家，其余十陵可各复三家，并即近陵居人，长给洒扫。”刘宋皇室自认是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刘交后裔，故刘裕晋末封宋公后，下令修葺楚元王墓，并“蠲复近墓五家，长给洒扫。”刘裕进而认为晋朝帝后、藩王及前贤往哲之坟茔，“并宜洒扫”，要求有司制订格式，“具条以闻”，凡此表明刘裕确实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也表明此事已成制度，故刘裕要求有司制订“条”“格”加以规范。宋孝武帝刘骏也曾下诏，凡前朝帝王陵墓，皆为设“守冢户”十户。
上述魏晋南朝各政权为前代帝王置陵户以守冢墓的做法，皆系效仿汉高祖为先王置户守冢，如前揭谢询奏，请求为孙吴皇室置户守冢，就是援引汉高祖成例为据。而上述各朝给予陵户优待的措施，也与汉高祖的做法如出一辙。凡被选充先王守冢陵户者，政府一律予以复除，这表明为古代帝王、先贤陵冢设置“守冢户”以事守护洒扫，已成政府管理的一项常规性、制度化的工作。除为先王设置陵户已成定制外，又为宗室亲贵、功臣勋戚设置“守冢”。如曹丕即魏王位，加封曹仁，“追赐仁父炽谥曰陈穆侯，置守冢十家”。孙吴亦曾为大臣置“守冢”。吕蒙死后，孙权以其子吕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东晋大臣获得置“守冢”者颇多，似已成为褒奖功臣勋贵的一项经常性政策，陆玩、何充等人皆是如此。史载陆玩死后，“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减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刘宋孝武帝刘骏平灭“二凶”后，“追赠潘淑妃长宁园夫人，置守冢”。大明八年（464）十一月，孝武帝“使使祭晋大司马桓温、毛璩等墓，置守冢三十户”。上述是刘宋为后妃、前朝大臣置“守冢”。
十六国北朝亦然。后赵石勒在位时，为结好祖逖，下令“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赵他感恩，辍其寇暴”。这是后赵为解决边患问题，而为敌对者的祖辈置“守冢”。太延五年（439）北魏太武帝出兵攻北凉，沮渠牧健投降，遂为其父沮渠蒙逊“置守冢三十家”，是北魏为投降的敌国国君父辈设置“守冢”。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感念乳母保太后常氏之恩德，在追封其父常澄的同时，“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北魏灵太后胡氏临朝，加封其父胡国珍官位，同时“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北魏还有一条明确记为“陵户”的史料。魏末“河阴之变”时，元顺欲出走避祸，被“陵户”鲜于康奴所害，鲜于康奴当为洛阳附近某皇家陵寝的守冢墓户。
及至隋唐，陵户制度更趋完备。如隋文帝曾为其外祖吕氏立庙，置“守冢”。隋末窦建德攻占河北，“遣使往灌津，祠窦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至于唐朝，不仅文献所载“陵户”史料更加丰富，而且在词汇用法上也更加多样化，诸如守户、陵户、墓户、给户、冢户、园邑户等，频见于史籍，以史料繁多，故不一一。
综上，汉唐“给户”包括祠户、庙户、陵户（墓户、冢户）等，他们因为所“给”场所（如祠堂、庙宇、陵园、冢墓）不同而名称各异，但身份性质则相近或相同。论其渊源，“给户”与祖宗神灵崇拜的祭祀礼仪有直接联系，尽管所见最早“给户”史料为西汉时期，但自有祖先、神灵崇拜而创置宗庙神祠起，为这些宗庙神祠提供洒扫守护等劳动服务的人员，应该就已出现，这类人员即后世“给户”的前身。随时代发展，国家出于“慎终追远”，以求“民德归厚”的政治目的，又开始为一些先圣往哲置庙起祠、封冢起墓，并为之提供洒扫守护的相关人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给户”的范围。及至中国历史进入皇权掌控一切的“皇权—吏民社会”，便将一部分编户齐民直接派遣到这些特殊场所，从事各种杂役性事务，从而形成服务于不同场所的、名称各异的“给户”，这应当就是汉唐“给户”形成的大致过程。
四、汉唐“给户”之身份（社会地位）
接下来讨论汉唐“给户”的身份，亦即其社会地位的问题。
（一）汉唐“给户”的户籍性质
欲准确认识汉唐“给户”的社会地位，首先就要揭示“给户”的户籍属性。“给户”作为汉唐时期的一种特殊人群，实际包含祠户、庙户、陵户、墓户（冢户）在内。就文献所载来看，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给户”另编户籍，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低于普通编户齐民。为避免讨论过于枝蔓，兹选取“陵户”作为分析对象，藉此揭示“给户”的户籍性质。
前揭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甸人”，为文献所见最早之陵户，但由于材料所含信息有限，且无其他史料可资佐证，故无法据以剖析“陵户”的户籍性质。汉代因为多次大规模徙户实陵，与“陵户”有关的文献资料相对丰富，可为我们探究“陵户”的户籍问题提供史料支撑。
西汉自建立起，为了达到政治上的强干弱枝，遂仿效秦代徙豪民于关中的做法，继续从外地（主要是关东）徙民至关中。汉高祖时徙民对象，主要是原关东六国后裔为主的大族豪民，以及家资丰厚之商贾；大约从汉惠帝时起，徙民范围扩大至普通民众，甚至“群盗”“倡优”“刑徒”等危险分子或“贱民”也赫然在列。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徙民于“长陵”起，徙民主要安置于皇陵，“陵邑”（或陵县）因此成立。惠、文、景三帝时期，凡徙民入关必置诸皇陵，这些著籍于皇陵的民户中，就有被后世称为“陵户”（墓户、冢户）一类的人户。然则，“陵户”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或者其身份性质如何？
就汉代徙民实陵，进而形成陵县的过程来看，汉初徙民主要以政府强制性为主，到汉文帝时逐渐向自愿方向发展而出现“募民”，如汉景帝时募民徙阳陵，给予“赐钱二十万”的优待。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政府强制性徙民，还是通过提供优惠条件的召募性徙民，这些新迁徙人户的身份性质，都没有发生变化，所变化者仅仅是他们的户籍地，他们始终都是西汉政府管理下的编户齐民。不宁唯是，有些新迁徙户的身份不仅没有下降，其社会地位反而有所提高，这部分人主要包括倡、优、俳、乐等所谓“贱民”，以及“群盗”“刑徒”等社会不法分子。史载汉惠帝置安陵，曾“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按，倡、优、俳、乐在古代文献中或称“乐户”，是隶属于官府的贱口。“乐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性质之所以低于普通编户齐民，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名数”即户籍。这些身份原属贱民的倡优乐人，在徙陵以后，却变为著籍于“陵邑”（陵县）的百姓——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除“倡优乐人”外，徙陵对象中还有“群盗”“刑徒”等不法分子，他们的身份也因为徙入陵邑而“洗白”，变为编户齐民，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被徙入皇陵者，除“倡优乐人”“群盗”等贱口或不法群体之外，更多的是“郡国豪杰”、家资巨富的商贾等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正因这些人群的社会地位、身份性质均不同于贱口或不法群体，故统治者尽管偶尔采用强制性措施将其强行迁入皇陵成为陵邑居民，其实更多的则是通过赐钱、赐田宅、召募等方法，赏劝引导其迁居陵邑。很显然，这些迁入陵邑的新移民的身份仍为“郡国吏民”，即编户齐民，他们的身份并未因户籍地的变动而下降，而从获得政府赏赐、优待来看，其社会地位反而有所提高。上述陵户在徙陵时，曾受到赐钱、赐田宅等优待姑且不论，即以徙陵的主要成分为“郡国豪杰”“郡国吏民”“訾百（三百、五百）万以上”者，也可见这些新移民的社会地位并不低，更何况其中更有“丞相、将军、列侯”下属之“吏二千石”者，他们也都应该列入广义的“陵户”范畴，而这些郡国豪杰、富商大贾、二千石吏，皆属社会上层分子。
不仅秦汉时期的“陵户”仍为国家编户齐民，魏晋南北朝时期亦然。前揭有关魏晋南北朝“守冢”（即陵户）的众多史料中，没有一条史料能够证明其时“陵户”另编户籍，也没有一条史料说明陵户的身份性质、社会地位有别于普通编户齐民。恰恰相反，这些被选为“守冢”而“给”于陵冢、祠庙的陵户，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得到了蠲免杂役、赏赐等优待。其时的陵户社会地位、身份性质同于普通编户齐民，还可以从法律层面得到证实。前揭北魏宗室元顺被“陵户”鲜于康奴所害，时元顺长子元朗十七岁，“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顺墓，然后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按，如果陵户鲜于康奴的身份只是奴婢或其他贱口，则元朗将其手刃以后，完全不必“诣阙请罪”，因为杀死奴婢或官户等贱民，官府通常并不追究责任。反过来说，元朗杀死鲜于康奴后却主动“诣阙请罪”，乃是因为他知道康奴的身份为平民（良民），而杀害平民（良民），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事适足证明，“陵户”绝非奴婢或官户式的贱民，而是国家的编户齐民。
降及隋唐，陵户制度在继承汉魏南北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诸帝陵不仅各置管理机构——陵署，并具体规定诸陵所给“陵户”之数目。陵署作为皇陵管理的专职机构，不仅职员构成、品级均有明确规定，而且对诸陵的陵户数、工作范围也都有具体规定：永康、兴宁二陵陵户各100人；诸太子陵署各30人；乾陵、桥陵、昭陵，各400人；献陵、定陵、恭陵各300人。陵户的工作，约略包括日常性、节日性和特种服务三类。陵户平时在诸陵令、丞等领导下，守护皇陵，是为其日常性工作；每逢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等祭陵日，则在令、丞的率领下为祭陵活动提供各种服务，是为节日性工作；如遇有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成坟”，是为特种服务。
不仅“陵户”的身份性质、社会地位不低于普通编户齐民，其他“给户”也是如此。如前揭汉武帝封禅嵩山时所置“祠户”，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身份性质，均与编户齐民无异。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禅嵩山，“给”于嵩山神庙的三百家祠户，因为“奉祠”嵩山而独立成邑——崇高邑。这些“祠户”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史料表述十分明确：“以山下户为之奉邑”，可见这些祠户全部来源于嵩山脚下的原住民——编户齐民。只不过，他们在被选为嵩山祠庙的祠户以后，单独成立了一个县邑——崇高邑，史料并未说这些“奉邑”的祠户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更没有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不仅如此，这些祠户还因“独给祠，复亡所与”，即除了承担“给祠”的工作以外，其他徭役一概免除，从而获得优于普通编户齐民的待遇。
（二）“给户”的充选条件
“给户”的身份（社会地位）如何，还可以从其充选条件窥见一斑。
秦汉时期“陵户”的充选条件，可通过西汉“陵户”加以考察。西汉“陵户”的形成，是由国家的徙陵政策所导致，从汉高祖为关东六国置“守冢”，到后来的皇陵徙户成邑，都是西汉“陵户”产生的渠道。徙陵政策的实施，直接造成陵户多来源于外地（主要是关东）的状况，但这主要是在惠、文、景三帝时期。尽管陵户的身份并未因户籍地的变动而有所下降，但徙陵毕竟仍然带有一定强制性，兼之安土重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故并非所有新移民都认同徙陵政策。另外，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决定了徙陵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故自汉元帝永光四年罢陵邑、停徙陵之后，包括帝陵在内，“陵户”的形成方式便逐渐发生变化，开始由早期的强制性徙陵为主导，转而主要通过召募、赏劝等方式获得。
概括而言，西汉“陵户”主要因为徙陵政策而形成，无论是强制性徙陵，还是召募、劝赏性徙陵，均可视为国家政策性的结果。由于西汉初年继承秦始皇徙关东民以弱枝强干的政策，故徙陵对象确实以关东地区为主，被徙入陵邑的人员中，既有郡国豪杰、富商大贾、二千石吏等社会上层分子，也有倡优乐人、“群盗”等贱口或社会不法分子。这就是说，西汉“陵户”的充选条件中，对于身份性质的要求并无成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其为良民、贱民抑或是有较高社会地位之上层分子，一旦徙入陵邑，成为“给”事于皇陵的“陵户”，则其身份性质一概成为登入西汉国家户籍的编户齐民。
汉唐“给户”的充选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当属“地域就近性”原则。前揭汉武帝封禅嵩山所置三百家“祠户”，全部来源于“山下户”——居于嵩山脚下的原住民，至迟从这时起，“地域就近性”便已成为选拔“给户”的一条基本原则。前文所举众多汉唐“给户”资料，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给户”无一不是“近山”“近陵”“近墓”“近祠”“墓侧”“随近”。之所以按照居住地优先的原则选取“给户”，既是为了节约人力成本，也方便了政府管理，而并非因为他们属于贱口。
越是时间往后，“就近”选拔给户的原则越发突出，至五代、北宋时期，“就近性”已然成为“给户”充选的首要条件。如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为李唐皇陵置陵户，云：“关内诸陵……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清楚地显示出，陵户是由“近陵百姓”充当，此处“百姓”显然是国家编户齐民，他们是因为居住在皇陵附近而非由于身价低贱才被选充陵户的，更没有因为充当陵户而降低了身份。五代十国亦然，如广顺元年（951）正月，后周太祖郭威即帝位，下以近陵人户充当唐庄宗、唐明宗、晋高祖的“陵户”。又，显德元年（954）正月，周太祖驾崩，要求晋王柴荣（即周世宗），以税户三十家为自己的陵户。此处“近陵人户”“近税户”，《资治通鉴》直接称为“近陵民”，都指靠近这些皇陵的编户齐民（百姓、平民），而编户齐民必须按照规定向国家交纳“两税”，向国家交纳“两税”的民户，即是所谓“税户”，易言之，“税户”就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还有，这些“近税户”到周太祖陵充当陵户，并非强制征发而是招募来的，故政府给予他们“蠲其杂徭”的优待。
陵户作为一种“给”于皇陵、从事洒扫守护等工作的特殊人群，无论是继续著籍于原来的州（郡）县，还是另外编入“陵邑”或“陵署”，其身份性质都没有改变，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仍需交纳法定的正税（如中唐以后之“两税”），史籍称之为“税户”，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被选充陵户，需要承担皇陵洒扫守视等杂役性工作，故政府给予“复除”“蠲其杂徭”等优遇，也就是说，他们只需按照规定交纳“正税”之外，其他一切杂役皆免。作为“给户”的一种，陵户的身份性质、社会地位大致如此，“给”于神庙祠堂、先哲往圣祭所等其他场所的“给户”，情况应该也与陵户相同。
（三）“给户”的优待性措施
“给户”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和其他普通百姓一样，在承担租税赋役等法定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相同的社会待遇，他们的身份、地位不仅不低于其他普通编户民，甚至还略高于普通百姓。这是因为“给户”除了可以按照规定获得蠲免杂役的常规性优待之外，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另外得到钱粮物等特殊性赏赐，而与此同时期的其他普通百姓要想获得这些额外赏赐，往往还需要具备诸如高年、德行、忠义等其他一些特设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贞观十三年（639）大赦诏说明。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拜谒山陵后发布大赦诏，除宣布大赦外，还嘉奖赏赐了一批臣民，主要包括：皇陵所在地三原县的吏民、“从行人”即随从臣僚、所经县域（万年县京城以东以北地区）的父老、皇陵管理官员（令、丞）、“陵户”。在上述受到皇恩“惠泽”者当中，宿卫长官、“从行人”、皇陵管理官员（令、丞）等得到加官进阶、赐物若干等褒奖，他们本为政府官员，且有侍从皇帝、守护皇陵之功，故获赏并不足为奇。陵户作为日常在皇陵从事洒扫守护等工作的人员，亦得到实物赏赐（丝织品二段、粟二石）。三原县及所经其他县域的普通编户齐民中，除获得减、免当年租调等“惠泽”之外，也有人获得数额不等的实物奖赏（丝织品、粟、毡被、袍、羊、酒等）。我们注意到，普通编户齐民获得实物奖赏，必须满足一些特定条件，例如：（1）年长岁高，如超过八十、九十、百岁的老人；（2）品德高洁，如孝子顺孙、义夫节妇；（3）生活不能自理，如鳏寡惸独不能自存及笃疾者。上述三种类型的平民获得雨露“惠泽”，不仅是为了向万民昭示皇恩浩荡，也是为了弘扬尊耆老、扶孤弱、重孝悌、讲忠义、崇贞节的传统道德观。普通编户齐民想要获得这些赏赐，必须具备以上特殊条件；陵户则不然，他们仅仅因为平日洒扫守护皇陵，便可获得，并无诸如年高德劭、鳏寡惸独、不能自存及笃疾等附加条件。可见，陵户的身份至少不低于普通编户齐民。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给户”全都经过皇帝诏敕的认可。前揭金人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第八卷“给洒扫庙户”条屡述孔庙历代“给户”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从东汉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凡孔庙“给户”皆经由皇帝下诏后施行。给役于老子庙、神祠、陵寝坟冢等其他场所的“给户”，情况亦然。“给户”须经皇帝诏敕认可，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给户”身份、地位的社会认可度，也从一个方面侧证了“给户”身份地位不低的客观事实。
五、“给户”与“给役”“给吏”关系辨析
1996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后，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诸问题重新引起关注，学者利用吴简资料对这些问题重加研判。前揭韩文为学界第一篇涉及“给户”问题的论文，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但是韩文诠释“给户”，将其视为与“民户”相对立的概念。后来，韩氏又将包括该文在内的三篇相关论文加以修订，成文《论吴简所见的真吏与给吏》，继续坚持原说，并确立“给役”为“贱役”，凡百姓被征从事“给役”则意味着“身份较平民有某种程度的下降”“给役似乎有身份化的趋势”以及孙吴时期的“给户”为北朝“杂户”的源头。
经笔者反复研读上述论文并思考，认为应给“给役”“给吏”“给户”等概念以确切涵义，才能进一步研讨所涉及的问题，并给出自己富有学理性的判断。
事实上，“给役”一词不仅古已有之，而且意涵清晰晓畅。所谓“给役”，即承担官府徭役，在古代中国，凡编户齐民皆须承担一定的徭役，换言之，“给役”官府乃是古代社会一切编户齐民的法定义务。据《孟子·万章篇》，“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注：庶人召使给役事，则往供役事，君召之见，不肯往见，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注：孟子曰：庶人法当给役，故往役，义也；庶人非臣也，不当见君，故往见，不义也）”。读孟子原文并结合赵岐注，可知其中所说“庶人”，即民、庶民、百姓、良民或编户齐民。其中所云“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庶人法当给役”，意即“庶人”按照规定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徭役。“往役”即按规定前往服役，乃是“义”，即天经地义的行为。易言之，承担相应的徭役，实为“庶人”亦即百姓（编户齐民）的法定义务。然而，庶人“给役”，并不改变其庶人的身份。明乎此，我们便可进一步说明“庶人法当给役”的问题，进而对“给役”与“给户”的关系加以阐释。
从制度上讲，凡“庶人”（即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皆必须“给役”于官府，即承担一定的国家徭役。作为编户齐民所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徭役”肯定不能和“贱役”画等号。尤其是，古代文献中从未见过将承担“给役”的百姓称作“给户”（“给役之户”）的，更不能说所有的编户齐民都是“给户”。另一方面，“给户”都是“给役”者，但并非所有“给役”者都是“给户”。“给役”于官府者要想成为“给户”，还必须有特定的条件限制。汉唐时期只有在祠堂、庙宇、陵园、冢墓等场所从事洒扫守护等工作的人户，亦即陵户（冢户、墓户）、祠户、庙户等，才是“给户”。至于服役于其他场所的“给役”者，例如在官府开办或控制的矿冶、作坊中服勤各种徭役的手工业者，都不是“给户”。汉唐“给户”所承担的洒扫守护等事务，确属徭役性劳动，具有“给役”的性质，但并不能与“给役”画等号，与“给吏”更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关于“给户”与“给吏”的关系问题，需要辨析的内容并不限于二者之间，还涉及“给役”与“给吏”、“给役”与“给户”的关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以后，“给吏”问题颇受关注，在诸多讨论“给吏”的论著中，黎虎《说“给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一文，堪称研究“给吏”问题的代表之作，可参阅。黎文综合吴简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提出“给吏”大致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在本州、郡、县服役的“给州吏”“给郡吏”“给县吏”者；二是被派遣至其他部门或单位服役的“给吏”者。“给吏”者无论在何处“服役”，都不改变其编户齐民的身份性质，他们仍然是“民”。进而，黎文联系察举、征辟等制度，从官制史的角度对“吏”的群体及其内涵进行阐发，修正了“吏分为长吏、属吏、役吏”三个层级的传统观点，将其中的“役吏”改为“给吏”，从而将“给吏”与察举、征辟并列而构成选官的三种途径或方式。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中，“给吏”与察举、征辟三者互为补充，满足了各级官府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需求。“给吏”不仅可以转化为“属吏”，进而还可转化为“长吏”，这就意味着“给吏”在仕途上具有一定发展空间，事实上意味着“给吏”已经成为一种选官方式。于此，诸如“吏”的世袭性及其社会身份低于普通百姓、受到欺压、处于社会底层等传统“吏户论”观点不能成立。建立在此论基础之上的诸种说法则需进一步考察。
总之，第一例可以明确定性为“给户”的史料是在西汉时期，这就意味着，“给户”应当是在历史进入“皇权—吏民社会”之后才正式出现。以此言之，则“给户”乃是皇权掌控“吏民”的一种具体表现，表明编户齐民的所有权属于皇帝，因为唯有在皇权掌控一切条件下，只有皇帝才有权力直接将其掌控下的编户齐民随意划拨，去从事一些杂役性事务。同时，又因为“皇权—吏民社会”时代的陵寝祠庙乃是一种象征皇权的政治性建筑物，因此“给户”的出现又是皇权统治的体现。从本质上来说，指派编户齐民“给”于陵寝祠庙充当“给户”，与征发吏民承担其他各种徭役，并无二致，都是皇权对于人口（人力资源）实施绝对掌控的具体表现。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如何，“给户”的社会地位、身份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
（作者李文才，系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