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是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国后奉敕著述，辩机执笔的一部西域史书。该书为贞观三年（629）至十九年玄奘的西行见闻，有大量西域山川交通、风土人情、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的记载，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林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影响巨大，季羡林称，“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前辈学者对《大唐西域记》研究成果颇丰，季羡林、向达、高田时雄、余欣等中外学者对其版本、流传已有深入研究。但他们多注意《大唐西域记》抄本及其在晚唐以后社会的流传，对其在唐中前期的流传关注不多。实际上，《大唐西域记》在唐初流传并不顺利，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唐初帝王对其从重视到遗忘，文人士族亦多不关注此书。中唐时期这种现象才有改变，背后的内在缘由值得探究。
一、唐初帝王对《大唐西域记》之态度及其在文人士族中的流传与影响
贞观十八年（644），玄奘从印度回国，途中被于阗王挽留，于是修表，“使高昌小儿逐商伴入朝，陈已昔往婆罗门国求法，今得还归到于阗”之事。唐太宗闻听，心中大喜，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可见他非常急切想见到玄奘，原因在于太宗是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主，西域的突厥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苦于中原王朝长期以来对西域地理交通、风俗产物的认知不够深入，多停留在《史记》《汉书》等文献层面，未有亲身考察的详细报告，玄奘回国不亚于为唐太宗送来西域的最新情报。故尽管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举国上下进入征伐辽东的最后冲刺阶段，但他仍派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提前迎接玄奘，以示重视。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祐等奉迎玄奘入长安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安置好经卷、佛像之后，玄奘就奔赴洛阳与太宗见面。正月壬辰、二月己亥，太宗分别于洛阳宫、仪鸾殿召见玄奘，迫切询问西域地理交通、风土风俗等，所谓“因广问彼事。自雪岭已西，印度之境，玉烛和气，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同时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建议玄奘撰述一部西域史书，可见他对这部西域见闻记寄予厚望。
但这次会面非常仓促，“时帝将问罪辽滨，天下兵马已会于洛，军事忙迫，闻法师至，命引入朝，期暂相见，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见面之后，二月庚戌，太宗即亲率六军从洛阳出发。这次征伐辽东有失有得，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久不攻克安市城，造成大量伤亡，被迫班师，没有完成征服辽东的总体目标。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返回长安，玄奘此时已完成《大唐西域记》。他在《进〈西域记〉表》中简述了求法印度的经历及撰述《大唐西域记》缘由。他认为大唐疆域广阔，超越前代，文治武功的盛世必须载以史册。《大唐西域记》看似是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实则是大唐福泽四海的最好见证。“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
玄奘对《大唐西域记》非常满意：“窃以章亥之所践籍，空陈广袤；夸父之所凌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缮写如别。望班之右笔，饰以左言，掩《博物》于晋臣，广九丘于皇代。”他认为以往史书对西域记载或流于空疏，或内容不详，即使如班超、张骞等亲赴西域，实地考察，但对风土人情的记录仍未可称详实。而《大唐西域记》体例完备，删减违说，内容详尽，是一部“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的实用史书，胜过班固《汉书》、张华《博物志》等前人著述。
但此时太宗刚从辽东失利回长安，心态上产生了新变化。一方面，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后勤上，他都认为辽东讨伐是一场必胜之战，自信满满。“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加以躬先七萃，亲决六奇，使攻无所守，战无所拒。略言必胜之道，盖有五焉。”但结局却是虎头蛇尾，辽东问题成为他一个挥之不去的大心病。正如史臣评价太宗所言：“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认为如果太宗没有立储、辽东失利等失误，定可超越周武王、成王，汉文帝、武帝，成为千古一帝。另一方面，贞观二十年四月，李〖XC勣.tif;%87%87,JZ〗击破薛延陀。“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部落乌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乞置汉官。’”西北各地投降大唐。再加上之前“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相较辽东的失利，西域问题已大为好转。
在这种状况下，玄奘奉上《大唐西域记》并未得到唐太宗过多赞赏。他在《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中说：“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荡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而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而照八极。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他对玄奘还是十分敬佩和赞叹，但对以往寄予厚望的《大唐西域记》则轻描淡写曰：“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相较贞观十九年他急切询问玄奘西域问题，此时此书对太宗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此后，太宗与玄奘的对话中亦多关注于人生经历、翻译佛经、晚年陪伴，未再提及《大唐西域记》。
高宗李治对玄奘也是赞赏有加，但关注点仍在旅行经历、佛经翻译等，很少提及《大唐西域记》。如李治《述圣记》曰：“元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龆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岩，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会一乘之旨，随机化物。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终期满字。频登雪岭，更获半珠，问道往还，十有七载，备通释典，利物为心。”通篇都是对玄奘个人魅力及其求取佛经的赞叹和景仰，并未提及《大唐西域记》。
唐初文人士族对《大唐西域记》的关注也多着眼于玄奘个人而非史书。如为《大唐西域记》写序的著作郎敬播、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他们都赞扬玄奘的光辉事迹，对书则几句话带过。如敬播《大唐西域记序》先谈西域疆域的广阔，后夸赞玄奘：“法师幼渐法门，慨祇园之莫履；长怀真迹，仰鹿野而翘心。……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谈及《大唐西域记》只有“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序文最后，敬播还饶有意味道：“窃惟书事记言，固已缉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他认为《大唐西域记》只是在西域史辑佚、补遗等方面有一定作用，并非像玄奘自评那样高。敬播是唐初史学家，久居史职，多次奉诏编撰国史、实录，被称为良史之才。永徽初，他与许敬宗等曾撰《西域图》。可以说，他的史学水平之高，对西域熟悉之深是唐初史学家中少有的，他对《大唐西域记》没有刻意赞誉，更多是从史学价值角度认为其有益于西域史地的补阙、考述，评述较为中肯。
另一位写序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亦是大篇幅记载玄奘的家世、西行印度，翻译佛经，赐《三藏圣教序》《述圣记》等光辉事迹，在序文最后曰：“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编录典奥，综核明审，立言不朽，其在兹焉。”认为《大唐西域记》编纂有法，体例完备，详细记录了异域的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立言不朽，其在兹焉”。于志宁对《大唐西域记》评价甚高，颇多赞誉，与敬播的观点稍有不同。于志宁早期跟随唐太宗，“每侍从征伐，兼文学馆学士”，后担任太子李承乾、高宗李治的老师，“永徽元年，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深得太宗、高宗器重，其审时度势、心机之深非比常人。《旧唐书》记载：“志宁雅爱宾客，接引忘倦，后进文笔之士，无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荐达，议者以此少之。”可见，他表面上雅爱宾客，但实际上言不由衷，从不推荐宾客进入朝廷。而玄奘深得太宗、高宗的景仰和赞赏，他评价《大唐西域记》“立言不朽”，相较敬播似乎更具谄媚之意。
除了敬播、于志宁外，其他文人士族对此书关注不多。他们赞赏玄奘西行、翻译佛经的光辉事迹。如许敬宗赞玄奘“昭彰辩慧，蹑身毒之高踪；生禀神奇，嗣摩腾之芳轨。……访道周游，十有七载，经途所亘，百有余国。异方之语，资一音而并贯；未译之经，罄五财而毕写”。太常丞吕才则赞叹玄奘西行求经的伟大，甚至称他是现实的佛：“乃有三藏元奘法师者，所谓当今之能仁也，聪慧夙成，该览宏赡，德业纯粹，律禁翘勤，实三宝之栋梁，四众之纲纪者也。……于是穷源河于西域，涉河水于东维，采贝叶于鹫山，窥金文于鹤树。所历诸国，百有余都，所获经论，向七百部。并传以藩驿，聿归上京，因得面奉圣颜，对扬宗极。”可以说，唐初文人士族对玄奘的赞赏比比皆是，但对《大唐西域记》提及甚少。
目前见于文献记载的《大唐西域记》在唐初官方和贵族之中流传的史料有三条。一是作为礼物赠送西州刺史麹智湛，一是供出使西域的王玄策携带使用，一是供编撰官方《西域图经》参考之用，皆为官方内部流传，民间社会基本不见其踪影。
吐鲁番博物馆藏一件《大唐西域记》残卷81SAT∶1，是玄奘赠送给西州刺史麹智湛的礼物。“写于贞观二十一年（647）至永徽二年（651）期间，可能为玄奘赠与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麹智湛的礼物，约在永徽三年初由麹智湛从长安带回。”这种礼物更像是官方政治意义上的赠送。麹智湛是高昌王麹文泰的小儿子，高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经高昌”。太宗即位后，双方关系良好，赏赐颇丰。贞观四年冬，“（麹）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但638年，高昌叛乱，侯君集率领大军攻占高昌。麹文泰死，麹智盛、麹智湛被押到长安，麹智盛死于长安。永徽三年春二月“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及咥运、阙啜。贺鲁走石国，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为了更好控制高昌，高宗任命麹智湛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回归高昌。麹智湛于638年随兄长到长安，至650年回归高昌，十二年没回西域，对经历大变乱之后的西域地理环境、风土人俗已觉陌生。玄奘赠送《大唐西域记》给麹智湛，更像是官方让麹智湛尽快熟悉西域新环境的实用导向图。
继玄奘西行之后，受唐太宗、高宗派遣，王玄策又相继率领使团三次出使西域各国，使团很有可能携带《大唐西域记》以作参考。公元661—666年间，王玄策编撰《中天竺行记》十卷，此书虽已亡佚，但在《法苑珠林》《诸经要集》中还有残文，可以看到《大唐西域记》的影响。此外，《大唐西域记》还是高宗时许敬宗奉敕编撰《西域志》的主要来源。《法苑珠林》卷29《感通篇·述意部第一》曰：“依奘法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无灵异。敕令文学士等总集详撰，勒成六十卷，号为《西国志》，《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奘法师《行传》即是《大唐西域记》，《西域志》受到《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当自无疑。
可见《大唐西域记》自问世之初，就遇到了一个较尴尬的局面，无论是唐太宗、高宗，还是文人士族，对玄奘的个人魅力、西行事迹，翻译佛经都赞赏有加，但对《大唐西域记》或是态度有所转变，或是关注不多。究其缘由，除了唐太宗征伐辽东前后心态变化导致《大唐西域记》写成后不受重视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大唐西域记》成书之前，唐人对西域了解或来自《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对西域的记载，或来自《历游天竺记传》《西域志》（《释氏西域记》）等僧人游传，或来自张华《博物志》等笔记小说。尤其道安《西域志》在魏晋南北朝广被引用，郦道元《水经注》屡次引用作为史地考证依据。隋代则有裴矩《西域图记》、释彦悰《西域记》。这些书籍关于西域的记载对唐初影响较大。如《艺文类聚》100卷是武德七年（624）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奉敕编纂的一部类书。该书是唐初以及唐以前知识、文献的大总结。它关于西域知识的记载多引用自《汉书·西域传》《西域记》《博物志》《支僧载外国事》《法显记》《后汉书》《西域志》《魏略》等。而《艺文类聚》《初学记》《三教珠英》等是“为皇室子弟及上层官僚学文而设”，是其获取知识、引经据典、编撰文献的主要来源。故唐初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多熟悉《汉书·西域传》《西域记》《博物志》等书，不知晓《大唐西域记》亦为允当。
二是《大唐西域记》成书之后不久，王玄策又奉敕编撰《中天竺行记》（《西国行传》）十卷，图三卷。显庆三年（658），高宗派遣使者分赴西域康国、吐火罗，勘察风俗物产、人文自然，由许敬宗奉敕编撰《西域图志》一百卷。这两种史书对西域记载更为直观、详细完备，无论在卷数、资料价值、图文结合上，都超过《大唐西域记》，更具权威性。尤其后者“材料来自诸使者的实地考察，其真实性、全面性、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流传更广。如唐高宗总章元年（668）道世编撰《法苑珠林》，虽然著录了《大唐西域记》，但却大量引用《中天竺行记》《西域图志》作为史料依据。他编撰的另一部佛教书籍《诸经要集》亦多次引用《中天竺行记》《西域图志》。其余如道宣《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虽然引用《大唐西域记》，但引用上述两书史料的次数更多。可以说，这两种史书的编撰和流传对《大唐西域记》在唐初的流传颇有影响。
二、唐初佛教僧众对《大唐西域记》的著录与引用
尽管《大唐西域记》在唐初文人士族中流传不广，但它在玄奘周围僧众中却颇有影响。玄奘带回长安佛经较多，翻译工程浩大，故助手较多，如翻译《大菩萨藏经》有道宣，翻译《显扬圣教论》有智证、行友，编撰《西域记》有辩机。因此，道宣、智证、行友、辩机等僧众都有机缘看到此书。
道宣是《大唐西域记》的有力推动者。麟德元年（664），他编撰《大唐内典录》，两次著录《大唐西域记》。一是在《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他著录玄奘译述大小乘经论六十七部，1344卷，《大唐西域记》列为最后。他简单记载玄奘史事，并曰：“传度法本，虽非超挺。然不坠译功，庶后之明识，因斯重复尘黄也。”他认为玄奘最大贡献就是翻译佛经。另一处在《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著录包含《大唐西域记》在内的佛教文献，其目的是使少为人知的书籍便于寻阅。
此外，他在《续高僧传·玄奘传》中详细记载玄奘西行的经历，多依据《大唐西域记》改写。如《大唐西域记》卷1曰：“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刍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道宣简化为“缚喝国，土地华博，时俗号为小王舍城”。又如《大唐西域记》卷1曰：“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道宣改写为“迦毕试国，奉信弥胜。僧有六千，多大乘学”。类似文字在《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屡见不鲜。
辩机亲身参与《大唐西域记》抄写，他对于《大唐西域记》赞不绝口，认为此书记载了古所未闻、前所未载的内容：“书行者，亲游践也；举至者，传闻记也。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他认为该书“补阙山经，颁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既有传统史学“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的体例，又有古代志书的职能，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史学巨著，对其评价甚高。
窥基是玄奘的传人，他编撰的《大乘法苑义林章》是唯识学的典籍，对唯识义理、修行理论、果位等教义详加阐释。《大乘法苑义林章·第一结集缘起》就是汇集“《结集三藏传》并《付法藏传》、《大智度论》第二卷、《真谛三藏部执疏》第二卷、《大唐西域记》第九卷并《四分律》等”合集而成。他在书中多次引用《大唐西域记》。如“《西域记》云：‘摩揭陀国正中，古先君王所都之处。出胜上吉祥茅草，谓之上茅城，即矩奢揭罗补罗城也。’”又如“《西域记》云：‘时大迦叶宴坐山林，忽烛光明。又睹地震，曰是何祥？若此之异，以天眼观见佛世尊于双林间入般涅槃。’”这些都是窥基受到《大唐西域记》影响的明证。
道世《法苑珠林》也受到《大唐西域记》影响，书中多处引用玄奘法师《行传》作为史料来源。该书卷100《杂集部第三》亦著录“《大唐西域传》十二卷，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敕撰”。他在《杂集部第三》阐述设置杂集类目的就是“各造别藏，安置并足。知事守固，禁掌极牢。更相替代，传授领数。虑后法灭，知教全焉”。可见，道世将《大唐西域记》列入杂集部，目的是为考补佛史，有益佛教之用。此外，唐初释静迈仿效《历代三宝记》编撰《古今译经图纪》，记载从后汉迦叶摩腾到唐玄奘间共117人翻译的经论、图纪。撰者在记载玄奘史事和翻译佛经的同时，亦著录“《大唐西域记》一部，十二卷”。
可见《大唐西域记》在唐初帝王贵族、文人精英中流传较少，更多是在佛教僧众中流传。正如麟德元年道宣在《大唐内典录·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所言：“注述圣言，用通未悟。前已虽显，未足申明。今别题录，使寻览易晓”。他认为包括《大唐西域记》在内的史传文献都是佛教僧俗高人撰述，以前虽然有著录，但流传不广，未足显扬，未被世人知晓，所以《大唐内典录》再次著录，以便“寻览易晓。”这在另一方面也验证《大唐西域记》在唐初社会确实流传不广的不争事实。
三、《大唐西域记》在唐中期的流传与影响
这种现象到唐中期有了新变化。一方面，《大唐西域记》逐渐进入文人士族的视野。一些笔记小说或直接提及《大唐西域记》，或引用《大唐西域记》中的内容作为史地考证的依据。如《大唐新语》是元和时刘肃记载唐代历史人物言行、故事的一部笔记，起自唐初，下迄大历，多取材于唐代国史旧闻。该书卷13《记异》记载了玄奘的身世、经历、求法、翻译的史事，最后曰“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又如，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4记载天宝时中岳道士顾玄绩教人炼金丹一事，其中引用玄奘《西域记》曰：“中天婆罗痆斯国鹿野东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隐者于池侧结庵，能令人畜代形。”撰者将其作为异闻逸事，来佐证《酉阳杂俎》记载事情的真实性。再如天宝十载（751），孙愐编撰《唐韵》采撷大量的史书作为史源，《大唐西域记》亦在其中。可以说，段成式《酉阳杂俎》、郑常《洽闻记》、牛僧孺《玄怪录》等笔记小说或直接引用，或使用《大唐西域记》进行史地考证和文学创作，在唐中期文坛较为常见。这些皆表明唐中期《大唐西域记》已经进入到更多文人士族视野中，为世人熟悉。
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记》也为更多佛教僧众熟知，著录、引用该书成为常态。如华严宗四祖澄观法师撰述《华严大疏钞》九十卷，多次引用《大唐西域记》。如卷7曰：“又案《西域记》：‘唐三藏初遇龙树宗师，欲从学，法师令服药求得长生，方能穷究。三藏自思本欲求经，恐仙术不成，辜我夙愿，遂不学此宗，乃学法相之宗。’”同书卷15亦曰：“唐三藏《西域记》亦广说其行迹，疏‘遮拘槃国有其具本者。’”又如，唐贞元间，慧琳撰述《一切经音义》一百卷，亦多次引用《大唐西域记》。如该书卷11曰：“《大唐西域记》云：‘印度多有甄叔迦树，其花赤色，形如人手，一说云亦名阿叔迦，亦名无忧树，其花亦赤色，此说正也。’”又同书同卷曰：“《大唐西域记》云：‘印度国俗一逾缮那三十里矣。此说真实也，今依此文。’”再如玄宗天宝十载，车奉朝随使团出使天竺罽宾国。肃宗至德二载（757），他在天竺皈依为僧，“蒙三藏赐与法号，梵云达摩驮都，唐言以翻名为法界”。代宗时他游历迦湿弥罗国、乾陀罗城、拘尸那城等地，一路所见所闻，发出“往来遍寻圣迹，与《大唐西域记》说无少差殊”的感慨，可见《大唐西域记》是其游历途中必备之书。可以说，中唐时佛教僧众著录、引用亦较为常见，甚至游历西域途中都要携带《大唐西域记》，以备不时之需。
为什么中唐时，《大唐西域记》能够获得文人士族、佛教僧众更多青睐而流传开来？原因有二：
首先，中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中国志怪小说肇始于先秦，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繁盛于唐代，衍化成独特的传奇文学。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言：“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中唐时期正是唐传奇创作的高峰阶段，著名的作品多出于此时，“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如元稹《莺莺传》，李公佐《谢小娥传》、《南柯太守传》，李朝威《柳毅传》，〖JP2〗牛僧孺《玄怪录》等。“变异”“好奇”是唐传奇的两个主要议题，花妖狐魅、精兽鬼魂、金银器物等一切事物都有幻化人世间的能量和机缘；人仙恋、人鬼恋、神鬼情等离奇神幻、缠绵悱恻的情节更是给唐传奇带来超脱现实的丰富想象。〖JP〗
隋唐时期，大量西域胡人到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定居，从事经商等活动，不仅对唐代上层社会的胡化有影响，对民间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唐玄宗时期，西域胡人文化在中原十分流行，影响颇深。正如向达所言：“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己也。”可以说，中唐时期的贵戚达官、文人士族、民众百姓对西域文化的了解和探求达到一个热潮。为了满足这种对西域文化的渴求，大量流传于民间的西域故事、传说自然为唐传奇作者所汲取、改造，使之适合唐人的阅读习惯，融入唐传奇中，故西域胡商文化、胡女变形、胡人寻宝亦都成为唐传奇的常见题材。而《大唐西域记》不仅记载了玄奘的西行见闻，山川交通、风土人情等，还记载了大量印度、西域的寓言传说、神话故事等，“所录故事题材丰富多彩，有的故事情节曲折，富于变化，有的则充满异域风情”，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可以说《大唐西域记》是西域实录与异域文学的完美结合体，能够获得中唐时期文人士族的青睐不足为奇。
其次，唐开元十八年（730），释智昇《开元释教录》著录《大唐西域记》并将其入藏对该书的流传，尤其对佛教僧众影响颇深。
唐初道宣《大唐内典录》没有将《大唐西域记》入藏，只在《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列有《大唐西域记》。他还在《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著录《大唐西域记》，以备知晓。《大唐内典录》著录佛教文献方式与《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相似。正如道宣所言：“更参祐、房等录，祐录征据，文义可观。”亦如梁启超曰：“道宣学风，酷类僧祐，（《传》称其为僧祐转生），〖JP3〗同为明律大师，同谙悉佛门掌故。”故道宣著录包括《大唐西域记》在内佛教史书的做法就是简单明了，便于知晓，颇似僧祐、费长房。
释静迈《古今译经图纪》著录《大唐西域记》，但统计玄奘著述总数时，却将《大唐西域记》除外，这种做法可能与“直述译经，余无所纪”的思想有关。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释明佺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该书基本以《一切经目录》《开皇三宝录》《大唐内典录》为准，但却未收入《大唐西域记》，不知其解。
在以往经录的基础上，唐开元十八年释智昇编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该书为佛教经录之集大成者，“《总录》括聚群经，《别录》分其乘藏。二录各成十卷，就别更有七门”。这种分类更细微，“组织更加绵密，资料更加充实，在斯学中，兹为极轨”。《开元释教录》多次著录《大唐西域记》并将其入藏，对该书的流传影响颇大。
第一处著录于《总括群经录上之八》，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见《内典录》。贞观二十年奉敕于弘福寺翻经院撰，沙门辩机承旨缀缉，秋七月绝笔。）”智昇直接引用《内典录》的著录。《总括群经录》是按照朝代顺序，著录“从汉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并译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后为伦，不依三藏之次，兼叙目录新旧同异”。这种体例颇似《历代三宝记》。
第二处著录于《别分乘藏录·有译有本录中圣贤传记录第三·此方撰述集传》。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大唐三藏玄奘撰。出《内典录》，新编入藏。”《别分乘藏录》称《别录》。“别录之中，曲分为七：一、有译有本；二、有译无本；三、支派别行；四、删略繁重；五、拾遗补阙；六、疑惑再详；七、伪邪乱正。就七门中，二乘区别，三藏殊科，具悉委由，兼明部属。”以前的经录“仅以大小乘经律论分类，至智昇则大小乘经论又各分类焉，派别分类自此始也”。这种细化分类法，扩大了入藏的标准，使得以往很多无法进入藏录的佛教文献得以入藏。《有译有本录》中设置《圣贤传记录》则仿效法经《众经目录》体例。故智昇著录《大唐西域记》于《别分乘藏录·有译有本录中圣贤传记录第三·此方撰述集传》中，简称“新编入藏”。
第三处著录于《别录·补阙拾遗录第五》。所谓“补拾录者，谓旧录阙题、新翻未载之类，今并详而具之也。所冀法轮无玷，慧日增晖，永烛幽途，恒沾沃润者矣”。撰者著录此方所撰集传目的“于大法裨助光扬，故补先阙，编之见录”。《大唐西域记》亦在其中。
第四处著录于《入藏录》。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二百三十四纸。”魏晋南北朝时，《李廓录》《宝唱录》采取简单的大小乘经律论分类法。但《出三藏记集》未使用这种体例。隋代法经《众经目录》将大小乘经律论分类法更加细化，使之“厘然分明”，但亦未明确提出“入藏录”概念。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3、14明确提出入藏录概念，分为大乘录入藏目（菩萨藏）、小乘录入藏目（声闻藏）。《开元释教录》则在《历代三宝记》基础上，“合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见入藏者，总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袠”。智昇将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共为入藏是古代经录中一大创举。
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大唐西域记》在唐中晚期及以后的流传和推广，尤其对阅读《大藏经》的佛教僧众和居士影响颇深，因为此后的经录多仿效《开元释教录》的体例。如“贞元间圆照为《贞元新定释教录》，袭录其文，不易一字”。《贞元新定释教录》各处著录《大唐西域记》体例、文字与《开元释教录》相同。宋代经录亦“大抵续《贞元》之旧，补入新译而已”，著录宋以前的书籍则皆以《贞元新定释教录》为准，《贞元新定释教录》又以《开元释教录》为准，可见其影响之深。
总的来说，唐之前关于西域的文献有很多，如释道安《西域志》、释智猛《外国传》、裴矩《西域图记》、释彦悰《西域记》。但这些文献多已亡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其独特的魅力广为流传，唐宋、元明清史学目录和历代藏经皆著录其书，日本亦历代流传抄本，它的影响力超越了时代与疆域。但这部被玄奘媲美于《汉书》《博物志》，于志宁也认为立言不朽的著作在唐初的流传并不广泛，没有得到唐太宗、高宗以及文人士族、权贵精英的重视和广泛关注，只是在佛教僧众间有所流传。这种现象在中唐时有了新变化，笔记小说、韵文诗书、佛教文献大量著录、引用《大唐西域记》。晚唐时期，《大唐西域记》在敦煌归义军时代、高昌回鹘时期还广为传抄，并且成为晚唐时期前往印度求法僧侣的旅行指南。日本京都兴圣寺藏《大唐西域记》抄本表明该书大致在唐贞元时传入日本。可以说，《大唐西域记》在中晚唐时已经成为一部十分流行的西域史地书籍，其缘由与中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及《开元释教录》将《大唐西域记》入藏两大因素是分不开的。
（作者曹刚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