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学术谱系上，夏鼐（1910—1985）素以考古学研究闻名于世，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指导者。然而，在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本科阶段，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考取公费留美考古学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热衷于治中国近代史，并与蒋廷黻有过一段学术因缘。对此，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但或许有继续深化的空间。本文拟结合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和时代背景，钩沉相关史事，综合考察夏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行”与“学”，重点探讨他在此研究领域的观点、方法与理论，及这一学术经历对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的影响，以期丰富夏鼐的学术形象，推进相关问题研究。
一、求学历程的转折
1930年9月，夏鼐入燕大社会学系就读。据记载，“燕京大学法学院以社会学系最见称。这个学系的课程以社会调查与个案研究为主题，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奠定的基础，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的洋派社会学”。但夏鼐在1931年初的日记中，述及对社会学系的看法，不满之情跃然纸上。他说：“社会系因为主办的人是宗教中人，有点偏重社会服务。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许仕廉这一班货色，连宗教的颜色眼镜也还没有脱掉，更休说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当然是紧裹不放。”此时夏鼐已有转系之意。1931年1月2日，他阅读伍德罗夫（L.L.Woodruffe）的《生物学基础》，感到“生物学很有兴趣”，“因为既没有像数学、物理那样的枯燥，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并且又不像文哲科那样虚浮不切实，只讲空话”，而且燕大生物系“很不错”，所以他“很有点想改习生物”。实际上，报考燕大也并非夏鼐第一志愿，他在高中有一个“工科梦”，曾想报考交通大学或清华大学，但因患沙眼病未能报名。后来在燕大一些课堂上，他难以感受到获取新知的满足。1931年1月14日，他阅读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觉得“上了这半年每周二小时的经济学课，得益实不如这几天读这书所得的多”。2月8日，又阅读克罗伯（Kroeber）的《人类学》，仍流露出“下学期决定改科”之意。2月10日，燕大新学期注册选课日，有“宗教与人生”等课程，但“教会学校里的宗教课程”，他“是不高兴选的”，故将“宗教与人生”课改为“历史”课。
1931年7月，夏鼐参加清华转学考试。8月7日，收到已通过转学考试的通知书，被清华人类社会学系录取。有趣的是，夏鼐转学之事还引起了燕大校方之注意，学校曾设法挽留。8月29日，燕大资助委员会主席约夏鼐面谈，说下学期可提供“校长奖金80元”，问他是否“有意留在燕大”。夏鼐“只好摇头婉却”，因为“现在是既已考取，就有点不高兴再留燕京了”。此时夏鼐虽已决定转学，但他并不打算就读清华人类社会学系。此后他的转系之事，颇费几番周折。9月3日，他与好友谈及学校和“出路问题”，遂“心中盘算着自己的转系到底怎样好呢？我现在非转历史系便转生物系，至于到底哪一系好，临时再行定夺”。10日，清华注册日，夏鼐“因为想转系，一问注册处，说是不可以”，骤感“这真糟糕”，他又见到注册处主任和人类社会学系主任，得到的回复是“不好转系”，又去见教务长张子高，详陈请求转系之理由：其一，“无兴趣之学科，不能研究有心得”；其二，“去年可转，今年又无特别声明”；其三，“以前在燕京亦读社会系，并非为取巧而考社会学，且社会与历史性质相近”。此时他向张子高表明的是希望转入历史系。此后数日，夏鼐多次询问张子高转系之事如何处理。18日，夏鼐至教务处见到教务员，“据云昨天开会结果，转系是可以的，但须补习未考试之科目，此项补习功课之学分不算在毕业应修学分之内，故须多读16学分”，夏鼐又问“如转生物系能否得到允许”，教务员说“须系主任及教务长之允许，他不能作主”。夏鼐心中便盘算“如果转生物系，仅须补习化学10学分，并且二年级的功课都可以选读；至于历史系则二年级的功课与一年级冲突，不能同时选读，又加以觉得文科、法科功课的空虚，很想乘机改读理科功课，生物学在理科中是比较轻松的功课”。他当天虽“一个晚上都在踌躇莫决”，纠结于“到底读文科抑理科好呢”，但考虑补修学分等实际因素，他此时更期望转生物系。然而，19日，适值周六，他去见生物系主任陈桢，未遇。他对转生物系有所动摇，并“再行盘算”，“理科的功课当然比文科切实，但转生物系的问题很复杂：第一点不知道系主任答应否？第二点教务长答应与否？这二点中有一发生困难便完了，对于教务长已经麻烦他好几次了，现在又改他系似难以启齿，陈桢处又非星期一莫办”，又详数其他诸项问题，可见矛盾之心理。归途中，夏鼐遇到张子高，张问他“注册已完否？”夏鼐“只好答应着立刻办理”。至此，夏鼐已基本决定办理转入历史系的选课、注册手续。
值得提及的是，在上述夏鼐大体决定转历史系的这一天，恰好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记有“社会记事”，即“《北平晨报》出号外说，日本未下哀的美敦书，突于昨夜10时攻占沈阳城”。两天后，即9月21日，清华“开学生全体大会”，持续3小时之久，“议决了些关于反日的提案”，不过在夏鼐看来“有些提案真有点好笑”，“一个提案是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案；一个是清华全体师生禁食一天，幸而未曾通过”。22日晚，时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在校内发表讲演《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以为此次日本之出兵其背景”可从中国、国际、日本三方面加以分析，并提出“吾人之对策，治标方法：（1）唤起国际同情，无大效果；（2）宣战必败；（3）排货运动，惟一办法。至于治本方法，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这是夏鼐第一次见到蒋廷黻，也是他第一次在清华聆听演讲。夏鼐对蒋廷黻关于时局的分析及所提出的治标尤其是治本方法，深表赞同并在日记中仔细记录。24日，清华停课，“出发四郊宣传日兵暴行”，夏鼐随队“步行二三十里抵沙河镇，入昌平县城”，“沿途讲演”，但他觉得“收效甚少”。26日，校中又停课，“徒步入城向副总司令请愿宣战”，夏鼐“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所以不去”。28日上午，学校停课开会，“议决改换生活方式，在三星期中暂停功课，改取军营生活”，该提案“以206对101之多数通过”，但夏鼐认为“这案是在感情冲动下通过的，救国只有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以求并驾齐驱，而终于轶出其上。至于三星期的休课学操，至多只是以振起民气，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可以察见蒋廷黻演讲观点对夏鼐的影响。关于上述“感情冲动”下的提案，夏鼐虽持不同意见，但亦表示理解。9月30日起，清华全体学生过军营生活三星期。10月21日，学校照常上课。至此，夏鼐开始正式在清华历史系学习，他于11月18日还记下了“今年的功课表”，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经济方策”等课。
夏鼐择定转入历史系，除一些偶然因素（如未能及时见到生物系主任陈桢），更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使得他更倾向于通过学习历史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之道。综观夏鼐在燕大求学期间的日记，除日常上课、读书、交游等记载外，常记有“社会纪事”，即记载当天或近几日社会大事，其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巧合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是他决定最终转入何系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讲演，使他转入历史系的决心更加坚定。其二，夏鼐在燕大求学的第二学期，曾选修“历史”一课。1931年2月12日，当得知这一科“得分”颇难，遂决定“要好好干一场，不要偷懒，不要延搁”。该科期末考试结果为E，这无形中对他是一种莫大鼓励，故在“社会与历史性质相近”的前提下，转入历史系也更为顺理成章。
1931年12月25日，夏鼐读历史书时，自认为是一个“念历史的人”。他的历史学专业身份认知业已完成。此后，他在自己认定的专业领域开始施展才华。
二、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
进入清华前，夏鼐几乎未曾涉猎中国近代史书籍，历史方面的著作主要阅及中国古史和翻译的外国通史。“九一八事变”后，当清华学生在“感情冲动”下提出一些议案时，夏鼐开始用“读书”这一自己喜欢且擅长的方式践行自我主张。他所实践的，也是20世纪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学术建国”方略。1931年9月19日，他开始阅读曾谷冰《苏俄视察记》，此后又相继阅读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等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著作。
1931年底，因上钱穆“秦汉战国史”课，夏鼐阅读《史记》，并对照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12月25日，他将“《史记·六国年表》看了一半，参照梁玉绳《史记志疑》加以校注”，遂“一方面自己得意，居然能‘细心校读，一字不苟’地念古书；一方面又替自己恐慌，恐怕因此跌入故纸堆中翻不转身，成了一个落伍者”，此矛盾“不知该怎样解决才好”。由于此“矛盾”的存在，此时夏鼐并未明确流露自己的研究方向。但相较而言，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倾心已露端倪。
1932年元旦，夏鼐记载“今年的计划：预备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并特别提到“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若说夏鼐选择历史专业，多少受民族忧患意识之影响，那他热衷于中国近代外交史更是希望从国难视角反观历史。因为“在外交上处处受屈辱的今日，让我们来看看百年前我们祖先对狂妄傲慢的情形，两相对照”，或许更有意义。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反帝运动日益高涨、30年代日军侵华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外交史也成为时人考察中国近代史的重点议题。
此后，夏鼐不仅大量阅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对外交史方面尤为关注。1932年3月20日，他阅读列宁《帝国主义论》（章一元译），感到该书“理论是精辟透彻，惟其着眼点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即19世纪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遂认为“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的，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而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历史，似乎也有探究的必要，不知道是否有人从事过”。这暗示出他想重点考察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近世外交史的初步设想。不久，他便开始阅读罗瘿公《中法兵事始末》、金兆梓《现代中国外交史》、伏拉第米耳（Vladimir）《中日战争》等，且多有阅读心得。1932年暑假，他返乡途经上海，还特地前往“淞沪抗战”战场凭吊，更刺激了他此后对帝国主义侵华史及相关著作的关注。居家期间，他开始践行此前计划——“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侧重阅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马士（H.B.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并准备翻译马士一书的部分内容。
通过阅读，夏鼐对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产生较浓兴趣，并在1932年秋季选修蒋廷黻“中国近代外交史”课程。该课程目的“在叙述及分析中国加入世界国际系统之过程，以期了解中国今日之国际地位。所用书籍除普通中外关系史之著作外，特别注重中国方面之外交史料”。蒋廷黻常通过考试，敦促学生阅读、思考。夏鼐感觉蒋廷黻课堂要求是“那么严厉”，但最后他依然能得到最高考试成绩，这极大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具体研究，所发文章主要分为三类：书评、专题研究、译文。
夏鼐撰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文章，是评论蒋廷黻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2年11月18日，夏鼐“搜集外交史材料，预备作一篇对于蒋书的批评”；20日，完稿，“约六七千字，费了我搜集材料的工夫不少”。25日，“晨间往与蒋廷黻师谈话，即以前作的书评请其过目。蒋师对于提出之补正各点完全接受，但对于商榷之点，则以著书之困难，及本书之作其目的完全在于作补充之参考书，故许多地方与独立成书者不同”。该文后刊载于《图书评论》，从“选择材料的标准”“取材的来源”“载录年月日”“注释”“分段、提纲与圈点”五个方面对原书体例提出商榷，并从“西历年月日的错误”“注明西文原字之疏漏”“标点上之错误”三个方面对原书的材料予以补正。自己撰写的文章能够在校外刊物发表，无疑对夏鼐是很大的激励，这也促使他在这一领域继续探究。此后，他在《图书评论》又陆续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书评，分别为评武堉干《鸦片战争史》、萧一山《清代通史》、陈博文《中日外交史》。他指出《鸦片战争史》“各样的错误（如史事的错误、人物及日期的错误等）”55条，并就原书取材、体例问题及著者的若干见解，提出不同意见，又认为《中日外交史》“除了没有涉及最近发生的事变以外，还有种种缺点，实在应当先行补正，而后‘复印’”，这些缺点主要包括“分期不当”“条理不清”“叙述不确”。
而关于萧一山《清代通史》一书，早在1933年1月15日夏鼐预备外交史考试时，便计划撰写关于该书“外交史料一部分的书评”。直至10月21日，他才有暇“开始作《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写了1000余字”；11月2日，完稿，“全文2万言左右……只待复阅一遍，便可算完了一桩心愿”，“心愿”一词也反映出夏鼐对该文的看重。文中重点评论《清代通史》之“中外之交通与会约”篇、“十九世纪之世界大势与中国”篇。关于前者，夏鼐从“材料的分配布置”“史实因果的探求”“取材之未适当”“整理史料功夫之欠缺”四方面加以评论；关于后者，他主要指出该篇各章错误（包括“史实的错误”“译文之荒谬”“与武堉干氏同犯的错误”等），并提出该篇“布局”问题和一些“见解的不正确”。他还特别说明了选择专评该书外交史部分的理由，即“余在近数年来所最注意研究的是外交史，而这书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刚巧也是外交史”。此处，夏鼐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自我身份认同业已彰显。除在《图书评论》发表书评，夏鼐另在校内刊物发表了关于曼尼克斯（W.F. Mannix）《李鸿章回忆录》的评论文章。文中从“编著者的人格之不可靠”“著作传授来源之不足信”“书中所载的事实的矛盾错误”（包括“与李鸿章的人格不符合”“与李鸿章自己所曾发表的意见不合”“个别事实之不合于已知的史实”“叙述一般制度之错误”）三方面检讨原书的真伪，以作“明确的定谳”。
在专题研究方面，夏鼐用力最多的是道光一朝的中外交涉事件，特别是鸦片战争。时人曾有这样的认识：“鸦片一役，开对外战争之端，创门户开放之局面，藩篱尽撤，外力交侵，实为近百年忧患之种原，故论中国最近世史，要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今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着眼于列强入侵，时人常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因此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成为彼时中国近百年外交史研究的关键议题。蒋廷黻亦发表了有关鸦片战争的文章。夏鼐通过研究鸦片战争，时常与蒋廷黻“对话”。蒋廷黻曾评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大部分的奏稿都是新的材料……在学术界完全是新的东西。还有那些外交照会虽然很少，也都是中国学者从未看见的”。有了该书，“我们研究中国外交史者始能中外材料参用”。1932年10月18日，夏鼐始阅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指出“这四卷中大部分都是关于禁烟的奏稿。因为当时编者的意思，以为中外开衅由于鸦片问题，即今日大部分人还抱这种见解；其实当时西洋适当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扩张力求新市场，而中国却还抱闭关政策，自然引起冲突，鸦片问题一导火线并不是主要的原因”，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首述中国当时之通商制度，及其所引起之中外冲突，虽未免有点为英人洗刷罪恶的嫌疑，但吾以为较近于真实”。可见夏鼐对当时“中外开衅”的原因已有基本认识，且这一认识不同于“今日大部分人”的见解。次年2月4日，他阅至该书卷18，“发现《始末》中文件有一条系属误论，连蒋某也看不出来，大喜！草成考证大纲，有暇当扩充之成一篇文章”。7日，他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5000余字，“自读颇为得意”。18日，阅至卷60，发现“其中颇多新材料”，“同时校对《清朝全史》及《清代通史》二书，加以订正或补充”。21日，他又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中发现《始末订误一则》的另一强证，不禁大喜”。夏鼐后将该文送请蒋廷黻指正。3月6日，他赴蒋廷黻处将文章取回，“蒋师云：此篇颇佳，但篇首废话可以删去”。该文后在《清华周刊》发表，文中“订误”，具体是指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一份奏折附件的进呈时间。夏鼐意识到“为了订正这样一点小错误，竟费了五六千言，似乎是呆气太重”，但之所以作此文，直接目的在于颠覆知识界关于鸦片战争中两个重要形象的认知，即“林则徐先生的偶像”和“秦桧第二琦善的铁像”。对于蒋廷黻一些观点的疏漏，夏鼐亦直接纠正。蒋廷黻曾认为，道光廿七年“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谈”，遂有八月初四的会晤。但夏鼐通过考证中英文材料，发现“八月初二琦善给英使的公文中，并没有遵旨答复英人的要求，只约令义律登岸面谈”，他还谦虚地指出“这点在蒋先生那篇文章中是一个不关重要的小错误”，只“因讨论琦善照会的日期问题，故连带提及”。关于鸦片战争，夏鼐曾于1933年10月18日计划日后有暇时作《法权问题与鸦片战争》一文，且“已搜集几许材料，如再加扩充，广集材料，加以整理，即可成篇”，可惜后未成稿。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作者附识”指出，在一般认知中，琦善的“欺盗误国”，“令我国到现在还不能翻身，受到东洋鬼子的欺侮”，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所谓“琦善的误国罪状”，“最重要的是两件事，即在天津时欺骗君王，力持和议，与在广州时裁撤防备，开门揖盗。关于后一点，蒋廷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说得很是详细，论断也很正确。关于前一点也有述及，但稍嫌简略，并且有几点我不能同意”，所以夏鼐“想做一篇《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说明在惊涛骇浪的鸦片战争中，为什么有这一刹那的风平浪静的境界，以及琦善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地位”。当他从蒋廷黻处取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一文时，蒋廷黻除对该文予以点评，还提到“鸦片战争史中天津谈判一段殊难研究，（1）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主和派之首领，但在军机处档案中找不出他的奏章，以其多面奏也，故穆彰阿之地位如何，不能详考；（2）琦善对于清廷之奏折，虽多收入《夷务始末》中，但与穆彰阿之来往函稿，已不可得而见（清时疆吏，必与枢臣中一人相依托，否则办事棘手，不能做下去）”。对于“殊难研究”的议题，夏鼐不畏困难，着意撰写成文，并在写作过程中，多次得到蒋廷黻实际指导。1933年4月17日，夏鼐发现“《史料旬刊》有鸦片战争中英相致华相公文，与《夷务始末》中所收者不同”，“至蒋廷黻处询问，据云《史料旬刊》所收者较可靠，以曾于大高殿军机处档案中见原本，用西洋纸书写，有英相签字。惟《始末》所收者其来源如何，殊难考究”。5月8日，将该文“交蒋廷黻师阅，请求指正”；15日，赴蒋廷黻处取回该文，“蒋师云：现可利用之材料甚少，故在今日可成为暂时的结论，大致尚不错。不过附录四中所引蒋师之语，记忆错误，结论亦难成立”。9月26日，遂“改写《附录四》”。该文后在《外交月报》分两期连载，除正文（绪言、天津谈判的由来、经过、琦善在天津谈判中的地位），还包括五则附录，即《诸家记载天津谈判事迹勘误表》《天津谈判经过月日表》《林则徐之初遭斥责》《〈英外相致中国宰相书〉汉字译本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撮要》。文末“作者附记”特别提到“本文承蒋廷黻先生指示材料，作成后又承其阅过一番，特此致谢”。
有关道光朝的中外交涉事件，除了鸦片战争，夏鼐还对1834年英国派遣拿皮耳（Napier）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该事件被夏鼐视为“百年前的中英交涉”之一幕。1933年10月18日，夏鼐“拟作……《百年前的中英交涉——Napier事件》”；11月30日，完稿；12月1日，“复阅一番便寄出……总算了结一桩心愿，颇觉爽快”。与此前写完萧一山《清代通史》书评文章类似，夏鼐此处仍用“心愿”一词，表达出他对拿皮耳事件颇为关注，并希望将自己关于该事件的看法付之于文。该文后在《国闻周报》发表，文中重点分析英国派遣拿皮耳来华原因、拿皮耳抵华过程、交涉当中两次波折（公文转递的手续问题、委员会议的座位问题）、交涉的决裂、纠纷忽解——拿皮耳的得病与死亡。夏鼐考察拿皮耳事件的意图仍指向了鸦片战争，因为他希望通过分析该事件以进一步探讨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的原因”。
除书评和专题研究，夏鼐对国外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资料评介和研究成果非常重视，并曾加以翻译。1933年3月31日，他阅读《美国史学评论》第38卷第1期（1932年10月）所载皮克（C.H.Peake）《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预备翻译”。4月3日译完。该译文后刊于《清华周刊》。文前“译者附言”指出：“在这十年中，内阁档案的整理经过如何，除了内阁档案外，是否尚有其他的近世史新史料的发现，这都是我们所欲知道的”，对此，皮克的文章“叙述尚详细，所以取而译成中文”，但由于皮克“以异国人叙述华事，有时未免错误”，故夏鼐“就自己所知的作成按语，以作补正，附入正文中”。
综合上述夏鼐在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可将他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拿皮耳来华事件后，当时英国对华政策，只有4条，即（1）“完全放弃中英贸易的利益，令英商退出中国”；（2）“仍留中国贸易，忍受中国所加的种种束缚”；（3）“派代表与中国和平交涉，改善中英通商制度”；（4）“以武力兵威，强迫中国开关”。其中，第一种“违反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势，决不能实行”，第三种“由于拿皮耳的失败”也证明“此路不通”，故在1834—1839年间，英政府不得不采用第二种办法。拿皮耳来华，本身是“负有扩充英国工业的海外市场的重大使命”，在“英国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使英国必须由第二种办法改为第四种办法，“结果是产生了鸦片战争”，故“禁贩鸦片不过是那一次战争的导火线而已，并不是他的真正的原因”。武堉干认为鸦片战争“最大之远因”在于“英国与欧洲国家之商权竞争”。但在夏鼐看来，这一观点仅能说明“为什么鸦片战争的对手方是英国，不是葡、荷诸国”，因为“只有工业革命才是鸦片战争的最大远因。它推动了欧洲已受工业革命洗礼的国家，使它们不得不向远东发展。生产力的推进，使英国有找寻市场的必要。受不了中国的压制，自然最后要引起战争”。此前，曾有观点指出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实行禁烟政策。另有观点认为“英国想以和平外交政策来发展对华的商业是根本绝望了，于是便不得不以炮舰政策来打破中国万里长城”，此即鸦片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诚然，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和“真正的原因”有种种不同解读，但如夏鼐所言，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应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将工业革命视为鸦片战争产生的“真正最大的远因”，这一观点在当时颇具新意。此后也有学人持相似看法。
第二，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及影响。夏鼐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与拿皮耳来华事件联系起来。因为透过此事件，能看出彼时清廷官吏“敷衍”这一大弱点，即“经过了重大的事变，但事后仍只图敷衍，不能振作”。在具体操作中“对于英商在华所受的束缚，既未解除，英人的反抗自然是迟早总要爆发的；对于己国的武备却只图敷衍了事”，这便暗伏着中英战争“必然失败的原因”。如此便跳出鸦片战争本身，而从较远的历史事件中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或远因。萧一山曾论，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内则任用非人”，遣戍林则徐而任用琦善，“外则不明大势”，未能联络美国和法国“以外夷攻外夷”，“以致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夏鼐则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武力不及人”，即“以中国当时的武器及训练，决敌不过英人”，清廷当时的人事任免不是造成这场战争失败的因素，“至于依托外援，在当时也不可能”。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夏鼐强调该事件并未“使中国人民改变了一向轻蔑外人的态度”，甚至鸦片战争后20年间“中国对外的态度看不出有什么变迁”。在夏鼐看来，应注意区分“资本主义发展后必然的结果”和“鸦片战争的影响”，武堉干似乎犯了“贪多务博”之弊端，他将“英法联军以后的结果”甚至是“中日战争以后的结果”，均“一股脑儿堆在鸦片战争的身上”，以此分析“鸦片战争之重大影响”。
第三，关于琦善的评价。相较而言，“琦善误国”形象在彼时知识界多有存在。夏鼐曾用数千言笔墨考证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一件认作道光廿七年七月廿二日琦善奏折的附件，实在是同年八月初九日奏折的附件”，“这十几日之差，关系很是重大，颇有可考证的价值”，因为“如果这是八月初九日进呈的，换言之，是七月廿五日接到谕旨训示后所作的，那么琦善不过是‘钦遵谕旨’而已，算不得是擅自许和”。蒋廷黻曾分析，“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夏鼐则认为，虽然蒋廷黻“对于诸家谤毁琦善主和的话，加以反驳”，但“似乎仍旧承认琦善是主和罢战的始作俑者”。“琦善的军备报告，虽不能说与清廷的主和没有关系，但这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因为“清廷在琦善未主和以前便已倾向和议”，就此而论，“罢战主和的始作俑者，是清廷而不是琦善”。在天津谈判中，琦善“事事都遵旨而行”，他只是“清廷的传音机”，其地位“并不十分重要”。值得深思的是，此后学术界对琦善仍多持否定态度，甚至在1949年后很长时间，主流观点仍视琦善为打击林则徐、主张解除禁烟令的投降派和“卖国贼”。个中原因，兹不赘述。直至20世纪90年代，茅海建指出琦善“没有卖国的动机”，虽“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由此观之，夏鼐在20世纪30年代便提出琦善不是“罢战主和的始作俑者”，可见其观点的新颖和眼光的敏锐。
1933年9月27日，夏鼐赴蒋廷黻处，本拟“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作最后的商酌”，但“郭女士在那儿，我便有些踌躇，乃借口择定专题研究题目，匆匆选定《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情形》，便告退了”。夏鼐毕业论文题目的选择，看似比较仓促，因为未选择他一直用功且已有研究成果发表的外交史领域，而是转向经济史，这点让人感到费解。后来有观点指出，夏鼐在蒋廷黻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蒋廷黻如此选题，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
此前，夏鼐已有经济学知识的积累。他在燕大修读经济学课程，并读过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等书。他与好友还曾讨论剩余价值计算方法。虽然毕业论文选题偏重经济史，但在择定后，夏鼐很快开始广泛搜集资料、准备写作。1933年12月22日，“将毕业论文大纲交与蒋廷黻一阅。蒋先生说：‘大纲尚妥，无问题。惟参考书尚希望再阅几本。’并指出几本”。次年3月25日，“将已制定好的大纲，加以修正”，正式开始写作。至5月27日完稿，“全篇共4万余字，是有生以来所写的文章中最长的一篇了，但是不满意处仍很多”。6月13日，赴蒋廷黻处，“据云，毕业论文已阅过，做得颇不错，但希望修改后再发表……指出篇内有一处以江苏情形推论全国，中国各地情形不同，此种推论太危险”。7月10日，“至蒋廷黻先生处取回毕业论文，预备修改一番，蒋师允为介绍《清华学报》上发表”。正是因为有此前外交史研究的积累，夏鼐该文开篇由“外交”引入“内政”，指出清代咸同之际外患内忧，“当时政府的应付办法，在外交方面，由于实力相差过远，可以说是完全屈服了。至于内政方面，却因为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终竟致使太平天国归于失败”，“清廷解决内乱的政治手段，最重要的是田赋，当时太平军据占最久的地方，是长江流域的各省。清廷所最关心的，也便是这长江流域的各省”。该文首先阐述太平天国以前长江各省田赋情形（包括长江各省之浮收勒折及其原因、江浙两省浮赋之重、道咸之间已有减赋之必要），再探讨平定太平天国时的减赋运动（包括减赋原因、性质，湘、鄂、赣、皖、浙、苏六省减赋经过、结果），最后总结道：“田赋是一种直接税，所以它的增加，最易使人民感觉到切肤之痛。清室的倾覆，与减赋运动成绩的消灭，并不是毫无关系，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这减赋运动在晚清史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了”。对于该项研究成果，夏鼐颇为自信，因为他觉得“前人对于这广被长江流域各省的减赋运动，多不加注意；即有述及者，亦仅注意江浙的减漕而已。对于这运动在晚清史上的地位，更遭忽视。这实是不应该的”。
关于夏鼐的经济史研究，另有一事值得提及，即史学研究会的成立。史学研究会成立时，也在夏鼐撰写毕业论文期间。1934年5月20日，夏鼐“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除他自己，另有发起人汤象龙、吴晗、罗尔纲等9人，“除孙毓棠在津未来外，其余皆已到会，商酌会章及进行方针”，最终“定名为史学研究会，推选汤象龙为主席”。该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站在友谊的立场交换各人研究的心得，以尽对建设中国新史学的一点棉力”。史学研究会并非实体组织，但大家能聚在一起，主要原因在于共同治学理念：如对一些历史问题“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反对理论脱离历史实际和从理论到理论”，“在治学方法上重视历史资料的收集”等。该研究会以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为学术阵地，并在1937年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研究会成员均为集刊编委会委员。他们大多通过这些学术报刊，发表有关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学、经济学等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运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虽然夏鼐自本科毕业后改换研究方向，并未在经济史领域继续耕耘，但他仍关注与支持研究会有关活动。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再到新文化运动前，中国知识分子先后感觉国人在器物、制度上与西方存在差距，新文化运动后，始逐渐感到文化思想上的差距，并对西方文明有更深层次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就意识到“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近代化”开始成为史家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的一扇窗口。与之相关的学术追问在于，“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从经世致用的视角来看，时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直接目的在于思考“当前”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寻找参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仅是“知识的要求”，也是“实际的需要”。夏鼐曾谈及自己选择“攻中国近代史”意在“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他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经济史的研究，无不流露出他对中国的外交近代化、近代经济转型的思考。
三、理论与方法
通过阅读实践和具体研究，夏鼐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基本认识，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当翻译皮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一文时，夏鼐在“译者附言”中指出中国史学界存在“一种畸形的现象”，即“注重上古史而忽视近代史”，但“吾国近世史的史料很丰富，并且时常有新史料的发现”，“今后的吾国史学界必将以较多的精力，花在近世史的研究上”。1923年顾颉刚提出“疑古”学说后，引发古史论战，使得古史成为整个史学界研究重点。10年后，郑振铎在“古史新辨”之一《汤祷篇》篇前小序中提到“古史的研究，于今为极盛”。有意思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顾颉刚仍用“畸形”一词描述史学界状况。他认为“最近二十多年来古史的研究，可说是当代史学研究的核心之一……对于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反而热心较差”，“这种畸形的发展可说是史学界不良的现象”。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其缘由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和史学新思想方法的输入。“新史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因素。罗尔纲曾对中国上古史做过探索并计划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民族史，但1931年初，胡适告诫他“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并劝他“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罗尔纲听从胡适建议，后转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专题——太平天国。与兹相参照，学术新锐夏鼐在30年代初就察觉出中国史学界“畸形的现象”并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可见他对学术动态把握的“预流”之眼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虽有一定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著述问世，但相比之下，上古史研究仍是热点。直至1950年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才逐渐成为“显学”。
其二，重视利用新材料，并综合比照中外各种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如上所述，夏鼐认为中国近代史常有新史料发现，新史料往往可以揭露事实真相或订正前人错误，故这一领域大有研究空间。他对学术界利用新材料所得的研究成果，亦表示赞赏。1930年，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供给了不少的珍贵材料”，对于道光二十年天津谈判的“经过及内幕”可给予读者“许多的新智识”。夏鼐分析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也主要是根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时参考中英文各种书籍，以图获得比较近实的记述；且以厘正诸家的错误”。当评论萧一山《清代通史》之“十九世纪之世界大势与中国”篇，夏鼐指出：“在本篇全篇中，作者所根据的材料，大半采自中文书籍，故对于西人原名，阙漏很多”，进而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非多参考西文书籍不可”。当然，夏鼐并非一味依赖西文材料，他也注意辨析中西文材料的优劣。比如关于鸦片战争中天津谈判的记载，中文材料“多混入感情的成分，扭曲事实，不能得当时的真相”，西文资料“较为翔实，惜以不能参考中文官书及公文，对于清廷政策的内幕，仍旧茫然不知”。故应具体问题辩证分析，选择使用何种材料。很多时候，中文资料也胜于西文资料，如关于康熙年间俄使来华之记载，“其实不必参考西书”，取《东华录》一读即可。即便在中文史料之间，夏鼐也注意辨别哪些材料可靠性更大。《东华续录》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皆为第一等之直接史料”，但专就林则徐之初遭斥责一事而言，后者“可靠性较大”。当时其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注意兼取中外史料，上述夏鼐的研究活动，则为我们生动展现了他综合处理中外史料的操作细节和理论思考。
其三，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坦言，他不厌其烦考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一份奏折附件的时间，虽只是一则“订误”，但其背后有更为宏观的思考，即“指示史料鉴定的必要及其方法”。因为即便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无疑的是第一等的史料，尚且仍有这样关系重大的错误”，故研究者“引用价值较次的史料时，越发要步步当心，谨防受骗”。从产生疑问、提出假设，到搜集资料、推翻或立定假说，再到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种严格的考证法”，表面上看似太“吃力不讨好”，但若“想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则非先做此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夏鼐虽初涉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但可看出他对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解。他不仅阐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考据方法的重要性，还表明自己的学术志向，即期望在这一领域大有作为。
关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领域的材料运用问题，蒋廷黻的观点对夏鼐影响较大。蒋廷黻认为外交史与别种历史相比有其特殊性，即“国际性质”，故“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在蒋廷黻眼中，中外学者之前研究成果，都未切实运用这一外交史研究准则。夏鼐作完关于《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评论文章后，即送请蒋廷黻指正。蒋廷黻告诉夏鼐，阅读该书“非同时兼阅其他参考书（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之类）不为功”。不久，夏鼐果然将蒋廷黻与马士二书“对照而读”，并指出“史料中所发现之材料，如清廷欲以完全免除海关税以求废除津约，殊为可笑，惟外人方面多不知此中情形，故甚可贵”。夏鼐还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书对读，并完成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一文。可以说，不管是日常阅读还是写作实践，夏鼐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蒋廷黻外交史研究理念。进言之，此研究理念与清华历史系办学风格有关，“清华的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作为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当时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中外历史兼重”的专业意识。他还告诫学生“外国文字不可忽略。在今日治学而仅能利用本国的文字是绝不足用的”。故在此种现代化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和人才培养的氛围下，当研究中国近代史具体问题时，夏鼐格外注意比照中外文资料，而不囿于一方材料。
“考据”是比照不同材料、辨析史料真伪的重要方法。对此，夏鼐也尤为重视。他的好友王栻曾说：“垦荒时代的史学界，考据工作似不可缺少”，夏鼐觉得“此语确有一部分的真理”。他还意识到，“考据，这是研究史学一种必须的工具……我们认为考据并不是史学最终的目的。史学研究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单方面的”。夏鼐时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他用“我们”一词至少说明这一观点能反映一些人的共识。他将“考据”视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史学研究不仅应能“用较深奥的理论去解释历史上的表面事实”，史料排列亦应保持“系统化”。史学研究最终目的在于做综合工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一文即反映出他的这种研究理念。颇有意味的是，蒋廷黻在当时介绍清华历史系概况时，也提到中国史学在考据方面“确乎有相当的成绩”，但“在综合方面是很幼稚”。故清华历史系要求学生修读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因为“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他后来回忆“清华时期”，亦感慨“我们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的方法在当时“已经落伍”。20世纪初，德国学者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和美国学者鲁滨逊（J. H. Robinson）皆提倡一种“综合史观”，即主张史学应与社会科学融通，进而考察“综合的”历史。此观念传入中国后，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高校历史教研活动中有所彰显。蒋廷黻和夏鼐都意识到加强史学综合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付诸具体实践。
在考据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是否符合“科学”是夏鼐审视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标准。“五四”以后，“科学”一词在知识界广为流传。所谓“科学”，不仅指科学知识，更包括科学理念和方法。早在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时，夏鼐就“根据科学和常识”，认为“毛”字不可作“鸟兽之毛”。编辑《清华周刊》时，他意识到“科学对于现代中国是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当努力研究，介绍”。在评论《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时，他亦指出“选择史料之后，还应该用最科学最明白的形式，以展示于读者之前”。夏鼐这种做法，凸显了他推进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学术自觉。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新史学”思潮由此传播。此后不同时期，“新史学”是个相对游移的概念，在史观、史料诸层面，时人对“新史学”内涵有不同理解。夏鼐在清华期间，正值蒋廷黻意在用清华史学课程“培养一种新史学”，因此课程安排“除授内容外，同时也是新史学的一种具体表演”，要求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实际作一种小规模的研究”。提倡综合史观、重视一手史料、立足国际前沿、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等史学研究理念被蒋廷黻贯彻于具体教学活动中。“七七事变”前，“清华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已取得了相当效果。彼时多数人把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及经济变迁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蒋廷黻“却认为弃之可惜”。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彰显了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设想，亦可视为蒋廷黻在清华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蒋廷黻后来自豪地回忆“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
四、余论
1932年12月27日，夏鼐内心坦露出“以史学为终身事业”的人生抱负。然事与愿违，一年多后，即1934年10月2日，留美公费生录取名单公布，夏鼐获中，他感慨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此前，夏鼐已考取清华研究院中国近代经济史门。权衡各方因素，他仍选择出国留学。从他日后经历来看，考取留美公费生确实是他“生命史上的大转变”，“眼前展开的是一条完全未曾践过的新路”，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虽然夏鼐一开始认为考古学和近代史之间有很大“距离”，但他在清华的学术训练，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考古学研究。首先，考据方法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历史考古学研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历史考古学因涉及“史籍”与“文物”的互证，需要对文献材料有较高辨析能力，这均离不开考据方法。夏鼐之所以能在历史考古学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与他此前接受历史学专业训练密不可分。他“能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转而从事考古学的研究”，说明他“有广博的扎实的史学基础训练，能够完全适应不同研究方向的转变”，他也是学术界少有的“能够从考古学的研究兼做古籍整理工作”，其《〈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便是古籍整理方面的杰作”。
其次，科学理念和方法贯穿夏鼐考古学研究始终。当安阳考古实习快结束时，夏鼐感叹“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留学期间，他立志日后能“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此后，不管是从事考古研究工作，还是培养新中国考古人才，不管是规范考古方法，还是阐释考古理论，夏鼐均以是否“科学”作为首要标准。诚然，中国近代史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有很大差异，但严格秉持“科学”治学精神可说是两者共通之处。
再次，重视考古学综合研究工作。留学归国之初，夏鼐便指出“普通考古学家，认为撰述田野工作报告及专门论文，已为尽责。但亦有进一步而作综合工作者。根据现所已知关于某一时代之遗迹古物，重造当时文化之概况”。诚如上文提及，夏鼐在清华时期就意识到，史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事实之考据，而应注意综合研究。在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夏鼐多次强调考古研究的基础工作在于阐明某一遗迹或遗物情形，但研究者不应止步于此，而应注意进一步展开综合研究，最终阐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可见不论是史学还是考古学研究，“综合研究”均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能够反映出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有内在相似旨趣。
最后，始终秉持学以“经世”的人生追求。夏鼐留学归国后，先后任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史语所、中科院考古所。史语所时期，夏鼐的学术完成了从“洞察当前的社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到“以考古经世”的考古学研究的思想转变。夏鼐后来在批判中国文化外来说、论证中国文明本土性、阐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用考古知识提升民众爱国主义情怀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凡此，无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严谨学术研究基础上实现“经世”目的的写照。
需要说明的是，夏鼐在清华时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相关成果，在当时传播和影响范围都比较有限，且此后长时间未被史学界所知晓。当然，这与夏鼐当时尚是初入史学界的学生、后又转行从事考古研究有很大关系。但即便夏鼐彼时只是一名学生，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整体脉络中考察他的这段心理变化、学术经历和思想观点，亦可为进一步探究相关问题提供一个绝佳视角，不管是对他的学术独特性及其心路历程，还是对近代学科分化、历史学和考古学融会研究，均有一定意义。
（作者王兴，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