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近公布的司马逸客墓志，署为员半千撰。志主司马逸客，字隐朝，景云二年（711）夏卒于长安，十一月葬于洛阳。司马逸客的仕履是墓志记录的核心内容，细绎志文所述，主要集中在北疆军政事务方面。纵观其一生，以军谋崭露头角，后以刑名崛起于武周，更为重要的是，司马逸客随后长期主政河西，两度担纲负责西北军务的封疆大吏，是首任河西节度使，也是所见唐代第一位节度使。唐朝复辟特别是睿宗登基，其再度去职回京，不久身亡。司马逸客官旅生涯与唐周更迭、中枢变动、北部边防皆有牵连。志文书写巧妙、含蓄，蕴含丰富信息。本文即以墓志梳理为中心，综合利用关联历史文本，考察周唐鼎革的时代风云中，司马逸客从起家于定襄对突厥作战，到长安二年（702）参与“北征”突厥，特别是再到持节河西主掌西北军政防务的事迹，并以之为窗口重新观察7世纪晚期至8世纪初期唐代北方边疆局势的演替。
一、定襄起家
墓志开篇详细交代祖辈家世，攀附于晋皇室司马氏。志文随后撷取司马逸客年少时轶事，描写其早慧和志向，为其后来在河西陇右主持军政埋下伏笔，称：“志学之年，便有大节。虽博观郡籍，手不辍卷。而尤好孙吴之书，偏耽管乐之术。乃抚体长叹曰：‘班仲升、杜元凯，吾之友也，安能作书生乎？’”志学之年十五岁便已博览本郡图书典籍，且心有偏好，尤喜“孙吴之书”和“管乐之术”，而且司马逸客自言要做投笔从戎的班超（班仲升）、西晋伐吴统帅杜预（杜元凯）那样的名将。
除了少时的“先声夺人”，在武周朝以科举正式授官以前，墓志还对志主参与唐征突厥予以特别书写。志文载：“永隆初，为定襄道大总管、礼部尚书裴行俭所奏，以为军谋，功成，授上柱国。”所谓“军谋”，当是作为大军出征的智囊。这次军事行动，墓志虽未明言，实即“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的调露、永隆时期唐对突厥作战。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唐，单于管内24州并叛应之，其众达数十万。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反为所败。于是，唐朝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18万，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等总30余万，连亘数千里，进军平叛。翌年（永隆元年，680）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酋长奉职；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以其首来降。志主司马逸客此前官履不显，此处当注意者为裴行俭上奏任用司马逸客。司马逸客时当近而立之年，参与军务谋划，以功授勋，获封上柱国。由此，在高宗朝对突厥这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司马逸客可谓发出了雏凤清声。
六年以后，司马逸客在武则天主政后步入仕途。他以刑名崛起，受到武则天褒宠。志文对志主在武则天当政及正式废唐建周时期的仕履记载，全部略去了则天年号，直到中宗反正，才重新书写年号，从这一点可以说墓志书写存在淡化甚至否定武周的政治倾向。而难以回避的是，武周时代正是司马逸客声名鹊起之时，他恰是由武则天拔擢之人。
墓志载：“垂拱二年，应制举通乙科，敕授郑州管城尉，转缑氏主簿。”所谓“乙科”，据《通典·选举志》“进士唯乙科而已”可知司马逸客经由进士及第授官。朝廷敕授他的第一个官职是管城县县尉。唐初，郑州治所在管城县，为上县，从九品上。随后转为河南府的缑氏县主簿。唐代京兆、河南诸县的主簿为正九品上。这两个官职，或“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或“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乣正非违”。虽然地居洛阳附近，却是实实在在的基层官员。唐代有相同际遇者，如元稹，年十五得明经出身，夙夜强学，“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书郎。年二十八，蒙制举首选，授左拾遗”。与之相比，司马逸客中举时年龄已不算小。那么，墓志为何要在主簿任上大书特书一笔？
这应是唐朝复辟以后对武周政治的一种历史书写。大背景是墓志描写的“则天之革命也，广施严防，蒺藜富途，桃李屏迹，皇枝摧折，殆欲伤根，宗子思贤，陷入极法”，也就是利用刑罚严酷地打压政治对手，特别是李唐皇室及其党羽。墓志载：“差君按验，以速严诛。君以为毁可封之，朝行比屋之祸，非尧舜之道。乃以平典雪之，虽朝士为之危惧，而君处之自若。”这时让司马逸客重新检验官司，原本是想要达到迅速严苛地诛杀敌党的效果，然而司马逸客特立独行，他以女皇应该奉行尧舜之道，不可滥杀为由，在他距离洛阳极近的辖区内平反冤狱。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带有极大风险。出人意料的是，“则天竟从其奏，议者皆以为荣”，女皇最终从善如流，司马逸客也受到舆论褒赞，仕途意外顺利。
司马逸客“寻加朝散大夫，行陕州司功，俄拜洛州司户参军事”。朝散大夫是一种从五品下的散官，实际担任的是正七品下的陕州司功，故曰“行”。陕州司功即司功参军事，陕州为上州，其司功为从七品下。很快，司马逸客又转为洛州司户参军事，品级不变。据《唐六典》，其职责广泛，主要是“剖断人之诉竞”，例如“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辨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凡官人不得于部内请射田地及造碾硙，与人争利”。墓志将他在此任上的政治作为描述为“盘根错节，闻干将而自解；兼弱攻昧，乘吉良而取捷”。可见，他在剖断诉讼上尽显身手。
多地历练，终于迎来升迁。墓志继而载，“天子下优制，擢为都官员外郎。先是凤阁侍郎张光辅及杜儒童等，佥被枉刑，其后咸蒙宥典，子孙弥年冤滞，有司不能与夺。君既悬镜，无私虚钟，有感片言致析，物识欢心”。都官员外郎为从六品上（实际连升两级），都官郎中和都官员外郎“掌配没隶，簿录俘囚，以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免，凡公私良贱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实为刑部主要执法官员。墓志提及张光辅和杜儒童蒙冤受诛之后其子孙奔走伸冤之事。据《旧唐书》记载，张光辅在垂拱三年（687）四月方由夏官侍郎转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九月则天命其与左监门大将军鞠崇裕等率兵征讨反武的豫州刺史越王李贞。永昌元年（689）三月，张光辅升为内史，八月被诛。《新唐书》则明确记载二人乃是一起被杀：“杀尚书右丞张行廉、太州刺史杜儒童。”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这二人被杀的背景，在于武则天“称制后，欲立威以制天下”，具体措施是“开告密之门，纵酷吏周兴、来俊臣、邱神绩等起大狱，指将相俾相连染，一切按以反论，吏争以周内为能，于是诛戮无虚日”。在赵翼开列的诛杀名单里，张光辅、杜儒童分属大臣和庶僚。墓志谓“子孙弥年冤滞，有司不能与夺”，司马逸客则明镜高悬，敢于为逝者昭雪。这一典型事例，与前述主簿期间清政执法记事一道塑造了司马逸客不与酷吏同流合污的形象。
二、北征突厥
掌管刑法成为小有名气的官员之后，司马逸客又转任夏官员外郎，夏官是武则天在垂帘听政的光宅元年（684）由兵部改名而来，夏官员外郎即兵部员外郎。通观司马逸客仕履历程，这是一个重要转折，他开始转向军务、边务。墓志仍然采取虚写，既没有纪年可考，也未点明具体事件。
不过，幸好在唐人诗歌中留下两首与此有关的赠诗。沈佺期和李乂一起写下两首同题诗《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题注为“时相王为元帅，魏大夫元忠为副”。题中的“司马员外逸客”，就是时任夏官员外郎的司马逸客。两首同题诗显然是沈佺期、李乂等送别司马逸客随军出征时的作品，诗中想象了出征的场景和期盼凯旋的心情。题注的关键信息使司马逸客的“北征”确定在长安二年（702），这一年武周对突厥默啜采取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
《新唐书·突厥传》记载：“默啜剽陇右牧马万匹去，俄复盗边，诏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大元帅，率并州长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讷与元忠击虏，兵未出，默啜去……又以相王为安北道行军元帅，监诸将，王留不行。虏入代、忻，仍杀略。”《新唐书·宰相表》记载长安二年：“五月，元忠为安北道行军副元帅，寻授并州道行军大总管兼宣劳使、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并州事。”两相对照，可知相王李旦和魏元忠分别担正、副元帅是在长安二年（702）五月。《旧唐书·魏元忠传》载：“长安中，相王为并州元帅，元忠为副。”《资治通鉴》记事则明确系于长安二年：“突厥寇盐、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乙未，以相王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军元帅，以魏元忠为之副。”现存唐代诏令也可找到长安二年五月敕安北都护、相王李旦为并州牧的原文：“太子左千牛卫率、安北都护、相王旦……可并州牧，余如故。”综合这些材料，可以肯定长安二年五月司马逸客担任夏官员外郎，并参加了李旦、魏元忠统率的对突厥对战。
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安二年九月，还有一次对突厥的军事行动，相王李旦、魏元忠仍分别为正、副元帅：“又以相王旦为并州道元帅，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为之副；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然竟不行。”胡三省注点出此战目标：“欲以击突厥。”这次秋季军事行动最终没能付诸实施，也不符合诗歌中的“夏日”时令，但这一记事提示了司马逸客后来出任泽州司马的时间线索。墓志随后叙及，“时关河近辅，烽火遥侵，以君听断如流，方略有备，出为泽州司马，以遏游氛”。泽州，治所在晋城县（今山西晋城）。从朝廷的夏官员外郎转至州郡担任军事官员，由时间节点推测与唐廷进击突厥有关。泽州邻近并州，司马逸客掌管该地军事，呼应相王担任并州道行军元帅。突厥当年连续进犯，第二年却突然与武周和好，默啜可汗遣使请婚。这为理解司马逸客的仕履转迁提供了必要背景。
北方边疆形势随后的变化体现在墓志中，“寻以汉月无尘，胡风敛霭，又转杭州长史”，即突厥不再南下，偃旗息鼓，边疆安宁，这位军事干才转而从边关泽州内迁至杭州任长史。这正与长安三年（703）突厥弃战求和的政治形势相合。志文将朝廷这一安排理解为“以广其能，所在匡益，实光风听”，也就是朝廷有意磨炼人才，借机夸饰司马逸客的能力和重要性。泽州、杭州皆为上州，上州司马从五品下，长史从五品上，也就是说司马逸客自从升任都官员外郎、夏官员外郎，品级连升两级之后，在泽州司马、杭州长史两任又升至五品。唐代的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可见，司马逸客在中央和地方层层攀升、品级逐步提高。
果然，武周朝廷随即再度发布新的任命，将司马逸客迅速拔擢到更高位置上，成为负责河西陇右地区军政防务的大员。
三、节度河西
这一次非同寻常的任命，使司马逸客的职权突然扩大到节度河西诸军州，并兼有纠察地方之责。墓志引据制书称：
制曰：河西五郡，为要害之冲，御史两丞，当乣察之任，惟才是抚，得人斯理，可兰州诸军事、兰州刺史，兼右肃政台中丞，节度秦、成、河、渭、洮、岷、叠、宕、文、武、鄯、廓、积石、河源、武始等州诸军事。
其中，兰州诸军事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唐代兰州是在武德二年（619）讨平薛举之后所置，武德八年曾置兰州都督府，显庆元年复改为州。唐代见诸史籍的诸军事，皆为数州诸军事，兰州诸军事当为负责兰州及邻地军务之职。司马逸客以兰州诸军事兼兰州刺史，兰州刺史的边防重点可举韦挺之子韦待价之例予以说明。韦待价在唐征伐辽东时任卢龙府果毅，此后“累授兰州刺史”，当时吐蕃屡为边患，高宗以沛王李贤为凉州大都督，以兰州刺史韦待价为司马，韦待价“俄又迁肃州刺史，频有守御之功，征拜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可见，兰州刺史隶属凉州大都督，同属边防要地。
司马逸客兼任“右肃政台中丞”一职颇为引人瞩目。肃政台原为唐代御史台，武则天改置，“光宅元年改曰左肃政台，专知在京百司；更置右肃政台，专知按察诸州，加右台大夫一人。神龙元年，改为左、右御史台”。《唐六典》载其职掌为：“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中丞为之贰。”原注曰：“其百僚有奸非隐伏，得专推劾。”显是专门监察百官的最高官员。杜佑称肃政台属于武后“从宜创号”之类，他在《通典》中论述说：“武太后时，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凡置左、右肃政二台，别置大夫、中丞各一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县。时议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迁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贵故也。”可见，右肃政台中丞是专门负责检核地方官员的高级官僚，且与左肃政台相比，更加敢于督查惩治。肃政台中丞的品阶为正五品上。由此，司马逸客在掌管兰州军务、政务的同时，还负有监察河西地方官员的职责。
司马逸客的职权范围还明确包括“节度秦、成、河、渭、洮、岷、叠、宕、文、武、鄯、廓、积石、河源、武始等州诸军事”，此处列举的秦、成、河、渭、洮、岷、叠、宕、文、武、鄯、廓12州，除文州属紧邻陇右道的剑南道最北之州外，余皆属唐陇右道，这些地方秦汉以来即是羌戎之地；积石、河源、武始三个军，前二者在陇右道，三军皆为防御羌戎的军镇。河源军在西平郡西120里，兵14 000人，马650匹；积石军在宁塞西180里，兵7 000人，马100匹。武始军，史无明载，但武始郡为唐代兰州前身，应在其州境内。张说为甄亶所撰神道碑，提及后者曾检校武始军长史，并兼灵武道行军长史、摄右屯卫郎将、副临洮军使等，“武始”《文苑英华》作“武候”，并注：“集作始。”张说集校注者怀疑武始军之“始”为宋人讳改字。现在司马逸客墓志的出现应该证明甄亶碑之不妄。此后甄亶转为临洮大使，拜兰州刺史兼榆林、临洮等军大使，除夏州都督兼盐州防御使。由甄亶任官地理范围，结合司马逸客职权范围，可推知武始军大体不出陇右。此皆可补史籍阙载。
兰州诸军事、兰州刺史兼任右肃政台中丞，并节度陇右等12州、3军，司马逸客一身多职，管理地方民政、军务，同时监察的地域范围之广，牵涉官员之众，拥有了相当广泛的权力。在其所任官职中，右肃政台中丞为正五品上；兰州为唐朝下州，兰州刺史为正四品下。显然，司马逸客品级再次跃升，实际拥有了“准节度使”的军政权力。
司马逸客这一任命，按照右肃政台中丞存在时间推算，是在长安三年（703）由泽州转任杭州之后,神龙元年（705）恢复为右御史台之前，最可能的时间是武则天当政的最后一年，即长安四年（704）。这一年北方边疆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正月册拜斛瑟罗子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仍授右武卫将军、濛池都护。三月武则天同意李峤、唐休璟建议，从中央选出二十人“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八月突厥叱列元崇反。九月因武周允与默啜和亲，被突厥囚禁六年的武延秀回京；姚崇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由此观之，司马逸客节度陇右以兰州诸军事兼任兰州刺史的任命，或与中央统筹有关，仍着眼于河西边政和突厥防务。
在河西如此重要的官职上居官不久，司马逸客接连又调任银州刺史、定州刺史、湖州刺史。首先是银州，志载：“于时，李牧既已，魏尚无继，胡马南入，飞龙北瞻。授银州刺史，兼灵武军长史。既有所假，亦以察才，君时行山立，敌不敢进。”银州属关内道下州。灵武军长史，如上引甄亶任官，似当为“灵武道行军长史”，仍负责北部边防重任。其次是定州，志载：“制曰：常山作镇，赵甸分符，式伫惟良，卑从明试。可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兼充岳岭守捉使。仍遣中使宣劳，赐赏丰厚。”定州属河北道上州。关于岳岭，《旧唐书》记载：“则天时，侍御史桓彦范受诏于河北断塞居庸、岳岭、五回等路，以备突厥。”此任仍然在河北防御突厥的边防线上。可见，司马逸客由西陲防御突厥、吐蕃前线迁至防备突厥的东线。随后，志主转任江南的湖州刺史，在任上时间不长，迅即迎来新的仕途升迁，他从关内、河北、江南三任刺史再度返回西北边疆，执掌凉州所在陇右地区的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节度使。
墓志载：“又令检校凉州都督，兼赤水军及九姓、陇右诸军州节度等大使、同城道大总管，兼右御史中丞。”这一系列官职军事意味鲜明，从检校凉州都督到学界此前并不确知的“赤水军及九姓、陇右诸军州节度等大使”和“同城道大总管”，既有驻守一地的都督，又有处置赤水军、九姓蕃族以及陇右诸军、诸州节度大使的差遣，还有作战时的行军大总管，处处彰显着这种军事性。张掖郡的删丹县境内的宁寇军就是原来的同城守捉，该军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同城道行军建置与此有关。同时兼任的右御史中丞，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右肃政台中丞。据前引《六典》记载，左右肃政台改左右御史台在神龙之后。由此可知，司马逸客这次再度重用，返回西北典理军州，是在神龙元年（705）或神龙二年（706）。因为墓志把任命官职之后的记事系于神龙二年。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长安四年（704）司马逸客第一次节度陇右军州已是“准节度使”，那么神龙初年这次检校凉州都督、兼赤水军及九姓、陇右诸军州节度等大使、同城道大总管，则是名副其实的节度使了。这应视为唐朝最早任命的节度使，对于学界重新探讨节度使确立的最早时间有重要价值。唐代首设节度使时间，学界以往囿于史籍，主要赞同景云二年（711）说。如《通典·职官》谓：“分天下州县制为诸道，每道置使，治于所部。其边方有寇戎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自景云二年四月，始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其后诸道因同此号，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新唐书·兵志》亦谓：“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唐会要》亦说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此始有节度之号”。然而，今由司马逸客墓志可知，首任河西节度使无疑应在更早的神龙元年（705）或二年设置。
司马逸客墓志的纪年书写特色显著，蕴有深意，“神龙二年”是墓志略去全部武周朝纪年之后第一次出现年号，其时神龙政变已使唐中宗复辟。志载，神龙二年（706）发生了一次突厥进攻事件：“神龙二年冬，匈奴大人君密行计会，潜为机变。与朔方军大使张仁恺（即张仁愿），共为表里，遣赤水军副使中郎张真楷、将军陈家丘，并九姓首领、贺兰都督契苾嵩等，各率蕃汉兵众，□毫直指□□，及时剪□，应机摧败。”此处的“匈奴”是唐人常用来指突厥的拟古之称。揆诸史籍，神龙二年冬季北方边疆遭受侵寇的是十二月突厥的南下，关于这一事件，《旧唐书·中宗纪》记载如下：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咤忠义逆击之，官军败绩，死者三万。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而去。甲申，募能斩默啜者，封国王，授诸卫大将军，赏物二万段。丙戌，以突厥犯边，京师亢旱，令减膳彻乐。
墓志所载的神龙二年“入寇”事件，应该是史载默啜进入灵州、原州、会州，大败唐军蕃将沙吒忠义，掠夺万余匹牧马之事。史载第二年即神龙三年五月，张仁愿才接替沙吒忠义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因此，墓志所载司马逸客与张仁愿互为表里，挫败突厥大军的事迹肯定不是神龙二年发生，突厥潜谋袭击边州发生在前，司马逸客与朔方军合力抗敌应该发生在此后的景龙年间。墓志如此书写是为了造成一种突出志主功绩的效果。
灵武军即朔方军，这段史料记载的正是百济裔将领沙吒忠义兵败被免职的一次作战。作为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未能有效抵御默啜进犯，后遭免官，接替他的是神龙三年五月出任朔方道大总管的张仁愿。此即《资治通鉴》所载“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此外，在张仁愿出任朔方道大总管前后，突厥再次发难，史载“突厥默啜杀我行人臧思言”。吴玉贵提出行人被杀与朔方出兵的时间顺序问题，可供进一步参考。
结合诸史，张仁愿在景龙元年（707）十月再次受任，并追击正在退却的突厥，获得胜利。《资治通鉴》载：“冬，十月，丁丑，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其他史籍可补充一些细节信息：“［神龙］三年，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咤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忠义统众。仁愿至军而贼众已退，乃蹑其后，夜掩大破之。”
这一次对突厥作战之后，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以积极防御的姿态有效化解了突厥的进攻危机。他在朔方道大总管任上时间不短，史载颇多。但是司马逸客墓志所载与之互为表里，挫败突厥南进企图一事，是否是在神龙三年尚存疑问。因为在现存唐代诏令中，还能看到三年之后的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中宗下令以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吕休璟出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同时召集北边诸军北伐突厥的诏书，其中也有包括朔方道张仁愿与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等几路大军“共为表里”的明确记载。节录如下：
门下：朕闻守在四夷……默啜举其种类。来相抗拒……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吕休璟……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北庭副都护郭虔瓘、安处哲等……并可为副大总管。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兵、健儿二十五万骑，相知计会，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摄右台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韩国公张仁愿……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外宽内明，正辞直道，标慷慨之节，曾不顾身，蕴经营之志，期于尽敌。与右武卫将军陈家丘、右金吾卫翊府中郎将李玄道、副使右骁骑卫鹿陵府折冲能昌仁、左卫神山府折冲陈义忠等、领当军及当界蕃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副使张赵璧、常元寂等、领蕃汉兵马六万骑。防御群牧大使、临洮军使甄亶、领当军、莫门积石等军兵募、及秦兰渭城等州大家子弟，总二万骑。建康军使、甘州刺史李守征、玉门军使、肃州刺使汤嘉惠、墨离军使、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军使、伊州刺使李眘交等、各领当军兵马。与突骑施守忠、吕休璟等计会，共为表里……
按照诏书的部署，北庭军5万、金山道25万、朔方道15万、凉州军7万、丰安军6万、临洮等军2万，外加陇右其他诸军，合计至少60万大军。这一次大军北伐突厥，是目前见诸史料的张仁愿、司马逸客明确共为表里抗击突厥的唯一记载，更有可能是墓志记载的“应机摧败”所指史事，而且诏书所列赤水军将领陈家丘与墓志强调的军将名单也可对应。但也存在疑点，墓志提及的赤水军副使中郎张真楷、九姓首领贺兰都督契苾嵩并不在诏书中，诏书中另有的右金吾卫翊府中郎将李玄道、副使右骁骑卫鹿陵府折冲能昌仁、左卫神山府折冲陈义忠，则墓志无载。这一战取得战果，志文有载：“天子闻之，大加宠锡，遂得王阕时泰，金方告静。”
结合墓志与史料线索，司马逸客主政凉州军政，至少延续到睿宗即位之后的景云年间。神龙三年（707）九月，改元景龙。上述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北伐诏书发布不久，六月甲申改元唐隆，七月己巳改元景云，即睿宗即位。这便是唐朝中枢政局发生剧烈变革的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诛杀韦皇后，拥戴睿宗即位的“唐隆之变”。
《张说集》收录的《郭元振行状》涉及睿宗即位后，郭元振自安西返京途经凉州时的轶事，当时在凉州城准备迎接的便是“都督司马逸客”：
［郭元振］在安西十余年，四镇宁静……睿宗即位，征拜太仆卿。敕至之日，举家进发……其至玉门关也，去凉州八百里，河西诸州百姓蕃部落，闻公之至，贫者携壶浆，富者设供帐，联绵七百里不绝。公旌节下玉门关，百姓望之，宛转叫呼，声动岩谷，自朝至暮，传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并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门不受禁制。都督司马逸客闻之，谓公近矣，陈兵出迎。会候骑至，云始入玉门关，都督嗟叹良久，具状闻。
《张说集》校注者引据《元和姓纂》卷2记司马逸客曾官刑部侍郎，怀疑为员外郎之误。又因卒赠鸿胪卿，谥烈，怀疑似战死沙场者。现在由逸客墓志可知这两点怀疑都不对。《郭元振行状》明确将司马逸客在任凉州的时间定位至睿宗即位以后，也就是说至少景云元年（710）仍为凉州都督。这也为确定墓志接下来一条记事提供了线索。
《张说集》中另一首诗也与司马逸客有关，即不系何年的《送王尚一严嶷二侍御赴司马都督军》，诗云：“汉掖通沙塞，边兵护草腓。将行司马令，助以铁冠威。白露鹰初下，黄尘骑欲飞。明年春酒熟，留酌二星归。”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置司马逸客在凉州都督任上的时间约为景龙二年至景龙四年，即708—710年。张说景龙二年在家丁忧，三年三月起复除黄门侍郎，累表固辞，十一月服终始复为工部侍郎。“司马令”是以军事家司马穰苴喻司马逸客。“铁冠”，为执法者服饰，唐代御史为执法之官，故以“铁冠”代称。“二星”指王尚一、严嶷二侍御。“白露鹰初下”暗示时间为秋季，校注者推测当在景龙四年即景云元年（710）秋，并推测王尚一、严嶷二侍御赴司马逸客凉州营帐，可能与朝中政局巨变有关。
敦煌遗书中存有“二星”之一的严嶷赠别宋之问的《别宋侍御》，《宋之问集》中恰也有可与之对应的《赠严侍御》。《宋之问集》校注者与《张说集》校注者认识相似，根据《旧唐书·睿宗纪》载“景龙四年夏六月，中宗崩……诸韦、武党与皆诛之。辛丑，帝挟少帝御安福门楼慰谕百姓……遣使分行诸道宣谕”，王、严二人似乎是当时所遣至凉州的使者。而严嶷赠别宋之问的《别宋侍御》校注者徐俊则认为“知严嶷中宗时官侍御，曾赴凉州都督司马逸客幕”，即非睿宗遣使各道，而是前去作为幕宾。以上诗文注者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是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而据墓志揭橥的信息，对此史事认识当更进一步。
唐代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玉门、墨离等八军，张掖等三守捉，治所在凉州，掌管兵士73 000名，马19 000多匹，衣赐每年180万匹段。其中赤水军管兵33 000，马13 000匹。志文续载：
君以圣德遐覃，边方无事，刻日迁奉上表请归。上资其重守，优制答曰：“朕已赠卿父襄州司马，封卿母为河内郡太君。仍令卿子起葬，差本州上佐专知葬事，兼赐紫袍金带，授右武卫将军、中丞、凉州余使并如故。”仍加旌节，兼知秦、凉仓库事。
这里提到除了前所任官职不变外，仍加旌节，兼知秦、凉仓库事，这应该是发生在司马逸客母亲去世之后，因此意欲归乡迁奉的请求被皇帝回绝，并下诏留任。皇帝为其父母封赠官爵，且让司马逸客之子起葬，“差本州上佐专知葬事”，为司马逸客家中丧葬事务专门安排当地州府高官负责，可见仍受到睿宗皇帝的尊宠。这一事件的时间在景云元年或以后。兹据甘肃武威保存的明代复刻唐景云二年（711）“前澒修文阁学士刘秀”撰《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即凉州《大云碑》）关于司马逸客主持重修大云寺，特别是其官职中有“监秦凉州仓库使”，可确定景云二年追入京城任刑部侍郎之前，司马逸客一直主政凉州。以下为碑文涉及人物的两个段落：
时有明牧右武卫将军、御史中丞、内供奉、持节河西诸军、节度大使、赤水军大使、九姓大使、监秦凉州仓库使、检校凉州都督河内司马名逸客，晋南阳王模十三代孙也。英玮明允，特达聪亮，负经济之伟才，属会昌之鸿运。学综群玉，文擅掷金，抚俗安边，式昭神武。加以宿植善因，深究玄理，按部余晷，虔诚净土，重兴般若之台，广塑真如之像……
兼赤水军副使右武卫将军陈宗北，左金吾卫翊府中郎将安忠敬，军长史万彻，军司马王休祥，神乌县令胡宗辅，并门承诗礼，世袭箕裘，席工文墨，舆悟兵机，深达般若，乐修檀行。乃怂恿司马等，佥议装严，于北面画十善十恶，四面行廊则兵为喜舍……后司马公复典军州，共为营构，总剔四面，更敞重檐。
所谓“司马公复典军州”，在司马逸客墓志揭载之前，学者有所猜测，但依照墓志及本文以上考述，应理解为司马逸客神龙初年第二次到陇右，出任节度陇右诸军州的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大使。重修寺院，并非小事，反映了司马逸客的某种心态，其具有的政治意涵不容小觑。通读《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实际上是按照官职大小提及人物，首先赞颂司马逸客，然后是称赞诸赞助军将、寺主和上座法师，中间详细介绍具体修缮细节。“怂恿司马”之句，道出部下以司马逸客马首是瞻的实情，中宗、睿宗的器重和优待，使之“复典军州”。因此，重修大云寺功德，首先是出于一种祈求个人前途的虔诚之举，与武周是否有关仍需考察。其次有“抚俗安边”安定民心之意，这与凉州地区佛教盛行当有一定关联。“宿植善因，深究玄理，按部余晷，虔诚净土”除了冠冕堂皇的夸赞，亦当有所实指，即司马逸客本人对佛教净土宗应有所信仰。后面所列部下参与重修功德者跨越多个层级，似反映出凉州官民的此种倾向。需指出，右武卫将军陈宗北似是墓志、诏书中曾出现的“陈家丘”之误写。倘此推测不谬，则其为始终跟随司马逸客左右并升任至赤水军副使者。
幸运的是，清人编纂的《全唐诗》留存下一首司马逸客的作品《雅琴篇》。全诗抒发司马逸客高洁飘逸的志向，同时诸如“陇水悲风已呜咽，离鹍别鹤更凄清。将军塞外多奇操，中散林间有正声”等句，也透露出此作正是在河西的某个时间所写。显然，如果说墓志文本仅限于其一生事迹，那么通过这首一直流传至今的司马逸客诗作，管中窥豹，或许能感受到这位镇守塞外的将军内心的涌动。无论是“还将逸词赏幽心”，抑或“传闻帝乐奏钧天”，现在听来都有弦外之音。
司马逸客在西北似乎有锦绣前程，孰料景云二年奉调回京任刑部侍郎之际，在长安溘然辞世。墓志载：“景云二年夏，追入京，授刑部侍郎。不意追风未穷，半天委驭，春秋六十，终于京第。”这是司马逸客自长安二年（702）夏官员外郎以来近十年地方仕宦生涯之后再度回到长安朝廷。刑部侍郎品阶为正四品下，“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根据司马逸客的仕履，这似乎是兜转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施展刑名能力的最高机构，当然也是他曾任职的都官衙门的上级。不过遗憾的是，司马逸客应该并未实际就任或在任极短时间就去世了。“九重增悼，百寮太息”，九重指宫门、宫禁，这里借指帝王，表现朝廷对其之器重。
这里有一个问题，原录文“景云二年”作“景龙二年”，景云二年是睿宗年号，为711年，景龙二年系中宗年号，为708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前所述，景龙四年司马逸客仍在凉州打算迎接郭元振，其时睿宗即位。“云”字虽有残泐，但并不影响以史实判读。
景云二年夏这个时间点，缘何突然召司马逸客回京任职？是否与中枢朝政、北边防务有关？目前尚难遽断，还需更多资料进一步解读。志文对于后事交待说：“制书赠大鸿胪，赐物百段，官给灵轝鼓吹。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葬于洛城南七里龙门乡之平原，礼也。”皇帝下诏赠官大鸿胪，即鸿胪寺卿。《唐会要·谥法》阐释“烈”时说，“秉德尊业曰烈。安民有功曰烈”。在列举的诸位唐人中，就提到“赠鸿胪卿司马逸客”。可见在这场葬礼前，司马逸客已获唐廷谥号为烈。显然，比起“秉德尊业”，司马逸客“安民有功”的一面更为突出。前引《张说集》校注推测司马逸客因战死沙场而谥曰“烈”，墓志可证其不确。
小 结
司马逸客，史籍无传，但其一生经历丰富，本文对其墓志所涉唐代北方边疆重要信息予以揭示。司马逸客虽在裴行俭调露永隆年间（679—680）征伐突厥作战中作为军谋崭露头角，但真正出仕是在武周时期应举并以刑名获得武则天的赏识和拔擢。其后他以夏官员外郎身份参加长安二年（702）对突厥作战，并在短暂转迁泽州等地后，约在长安（701—704）末年拔擢至兰州刺史、兰州诸军事，兼右肃政台中丞，节度陇右诸军州。中经短暂外调，神龙初（705—706）司马逸客再度返回西北掌管军政，以检校凉州都督，兼赤水军及九姓、陇右诸军州节度等大使、同城道大总管，兼右御史中丞，此即唐朝首任节度使。在凉州“重典军州”的任上，司马逸客留下诸多历史印记，率蕃汉大军协同金山道、朔方道行军合击突厥，在唐代边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作为唐朝第一位节度使即首任河西节度使仍需学界进一步予以关注。著名文士员半千所撰志文，内涵丰赡，可堪细读。其武则天主政时期记事，无一处使用正朔年号，体现出景云二年这个经过神龙之变、唐隆之变，但尚在先天之变前夜的特殊年份的政治语境。墓志文本与书写内容，勾画了司马逸客作为一位驭边安民、执法谨严、颇具文采的高官基本的生命轨迹，也为唐代西北军政、人事及文士交往提供了诸多新的信息。虽然更多历史讯息有待进一步探究，但是通过对他一生浮沉的追溯，武周李唐的革命年代和陇右边关的肃杀之气仿佛扑面而来，仍令千载之后的读史者唏嘘不已。
（作者冯立君，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