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论礼，明分使群
在先秦诸子中，群学可谓荀子独一无二的思想创见。正是从“群”的观念出发，他重新解释了“礼”，赋予了其更多新的人文内涵。不同于孟子基于人的道德性（人性善）对人与禽兽的区分，荀子的人禽之辨主要是从人的社会性（人能群）切入的。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认为，人与牛马相分者在于其“能群”，“能群”故可以“胜物”。然而，威胁人之“能群”的恰又在于“人生而有欲”，如果个体对“欲”的“求”无所“度量分界”，便会导致“争”，“争”则“乱”矣。正是立足于此，荀子得出了“人之性恶”的判断。就此而言，荀子所谓“人之性恶”的真义或在于强调，人追求欲望无所度量分界便会导致群体离散的恶果。故其言曰：“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
那么，如何才能让人对欲望的追求有所度量分界，从而建构正理平治的群体秩序呢？为此，荀子提出了以“礼义”来明分使群的治道构想。他说：“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之所以极力主张“隆礼义”，正在于试图通过礼义之“分”，让个体追求欲望有所度量分界，进而避免争斗强夺。何谓“分”？荀子认为，礼义之“分”具体通过“养”与“别”的作用来表现。“养”者，诉诸礼义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别”者，诉诸礼义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也就是说，群体之“礼”对于个体之“欲”，既能有所满足，又有所等差。荀子所谓的礼义之“分”，大体如是。它既指政治上的等级区分，更指经济上财富分配的等差之别。在荀子看来，唯有通过礼义之“分”，才能让人对“欲”的“求”有所度量分界，进而保证群体和谐共生。故曰，“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又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易·系辞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荀子或发挥了《易》的这种“类”和“群分”的思想，以“统类”“群分”而言礼，诉诸“礼义”之“分”来确保人之“能群”，通过“能群”来实现人类文明福祉。他宣称“法后王而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对孔子“诗可以群”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将人之“能群”聚焦到“礼义”之“分”上来讲，“礼”由此被转化为确立人类社会秩序的客观制度安排，进而其社会政治意蕴得以凸显。
在“礼义—分—群”的观念架构下，荀子重新赋予了儒家之“礼”以“分”（别、辨）的新的人文内涵，将其创造性转化为划分“群己权界”的客观化的制度安排，强化了儒家之“礼”外在的社会政治意蕴。礼经由“分”的转化，被确立为分配物质的规则和划分“群己权界”的制度，由此，其“客观精神”之彰著，不难明矣。如果说，将“分”的观念引入周孔礼文化系统是荀子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的话，这就意味着，他以“分”论礼确乎是对儒家礼学的一种重要突破和发展。
以“法”说礼，隆礼至法
除以“分”论礼外，荀子还以“法”说礼，通过“法”观念下对“礼”的言说，将“法”纳入“礼”中，试图用“法治”的精神来弥补儒家礼治在社会治理上的局限和不足。与“分”论的纳入一致，“礼”经由“法”的转化，更具作为秩序建构的制度与规范的政治意义。荀子在“分”与“法”的观念下来阐释“礼”，我们既可以说，他以“分”论礼而使“礼”具备了“法”的精神，也可以说，他以“法”说礼而使“礼”更具备了类似于法的那种“分”的作用。
一方面，荀子以“法”来转化“礼”，使“礼”成为“调剂物质”、划分群己权界（“分”）的客观规则和制度。在“人之性恶”的人性假设下，荀子看重通过“礼义”之“分”，以使个体对物欲之所“求”有所“度量分界”，避免因争夺而致群体离散。为此，正如他以“分”论“礼”一样，他还以“义”“法”的观念来转化“礼”，进而明确提出了“礼义”“礼法”的思想主张。在礼义、礼法的观念下，荀子所言说的“礼”很接近于法家所谓的“法”，它们都具有作为秩序建构之规则与制度的客观化特点。举凡物质利益的分配、群己权界的划分等皆以之作为准则和依据。如果说，荀子以“分”论礼，已使“礼”暗含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他以“法”说礼，则直接将“礼”转化成了“法”（礼法）。荀子引“法”入“礼”，以“法”来转化“礼”，给儒家之“礼”注入了“法”的新内涵。
另一方面，荀子用“法”来辅助“礼”，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保证礼治的推行。他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又云：“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之所以高调宣扬重法、重刑，并非要让“法”与“刑”凌驾于“礼”之上，而是深刻认识到了礼治的局限，故欲用“法”和“刑”来保证“礼”的推行。其言曰：“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他认为，“人之性恶”除了“明礼义以化之”外，还需要“立君上之势以临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礼义”可以化人，“法正”可以治人，“刑罚”可以禁人，以礼为本，礼、法、刑等并用构成了荀子秩序建构的基本方案。其言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应该说，尽管礼法合治是孔门一贯的治理主张，然荀子旗帜鲜明地提出隆礼重法、隆礼至法，并明确区分礼、法、刑之间的辩证互用关系，也无疑是对儒家礼文化的重要发展。
概而言之，荀子以“法”说礼，在“法”的观念下重新审视“礼”，既以“法”来转化“礼”，又用“法”来辅助“礼”。他将“礼”转化成“法”，使其更具作为群道之“分”的客观规则与制度的政治意义；而他用“法”来辅助“礼”，则是在“礼”与“法”二分的明确认识中，开出了以礼为本、礼法合治的治平之方。其所以如此，是试图将周孔礼治理想引入政治现实，为儒家之“礼”融入社会政治生活打开思想通道。以“礼”融入社会治理实践作为现实关怀，荀子以“法”说礼，创造性地提出“礼法”的思想主张，给予“礼”以“法”的新内涵。在礼法观念下，荀子重新激活了儒家礼学的政治品性，增强了周孔礼治理想转化社会政治现实的可操作性和可施行性。
以“伪”释礼，化性起伪
“礼”在荀子那里既是成治之道，又是成德之教；既是政治学的，又是伦理学的。如果说，荀子在群分和礼法观念下对“礼”的言说主要开显了其政治意蕴的话，那么，他在性伪观念下对“礼”的言说则又主要开显了其伦理意蕴。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将“善”的实现归于“伪”，此所谓“伪”并非今天一般所谓“虚伪”“伪饰”之义，而是“人为”的意思。杨倞注曰：“伪，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为字‘人’傍‘为’，亦会意字也。”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伪”主要指向人认知“礼”、践行“礼”的后天作为，它与学礼、修礼紧密相关。果如是，荀子在性伪观念下对“礼”之于成善的意义的重新阐明，也不啻为一种对“礼”的重要理论转化。
与孟子性善论针锋相对，荀子提出了“性恶善伪”的新主张。《荀子·性恶》载：“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荀子之所以批评孟子者，因其不察“性伪之分”也。在荀子看来，既然“人之性恶”，那么人之“善”的实现就只能诉诸“伪”，而不可求于“性”。孟荀“性善”“性恶”之争，其所争者在于“性”以成善还是“伪”以成善也。孟子“道性善”而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以为“善”只是“心”之所发，不假外求。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言“性恶善伪”而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以为“善”必待外求于“礼”而后成，“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故曰：“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
荀子批评孟子，将“善”的实现归于“伪”，其所以如此是为“与圣王，贵礼义”，将成善成德落到“礼义”上来讲，以外求礼义作为修身之途。他说：“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道礼义”作为君子养成之道，清楚地表明，德性的涵养、人格的养成只能依“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来实现。对于荀子而言，若没有“强学”礼义的那种后天作为，根本不足以让“性恶”之人成善成德。故曰“礼者，所以正身也”，“礼及身而行修”也。可问题是，既然“人之性恶”，那外求礼义以成善成德又如何可能呢？为此，荀子又安顿了能够知“道”（礼义）的“心”，以“心”作为人之内化礼义的可能基础和主体依据。《荀子·解蔽》载：“故心不可以不知道（王先谦注‘道，谓礼义’）。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人何以知道？曰：心。”依荀子，“道”即“礼义”也，其所谓“知道”“可道”“守道”，简单来说就是发挥“心”的认识功能，从认知礼义到认同礼义，再到践行礼义的过程。
“心不可以不知道（礼义）”“礼者，人之所履也”，从认知礼义到践行礼义，也即荀子所谓“学礼”的过程，故曰“学至乎礼而止矣”“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同时，又因为“人之性恶”，故人之“学礼”以成善的过程注定是艰苦漫长的，因此，荀子又以“积”字论之而曰“积礼义而为君子”。从荀子“积礼义而为君子”与“性恶善伪”之间的同构性来看，“积礼义”其实也就是其所谓“伪”的主要所指。“积礼义”以成就美德、养成人格，也即荀子“伪”以成善的具体过程。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性恶善伪”论是荀子独特的思想创见的话，那么亦可以说，他在性伪观念下对“礼”之于成德之意义的重新阐明，也自当是对儒家礼学的重要推进。
众所周知，以礼为宗是荀子的学问特色和思想标识。作为先秦礼文化的总结者和提升者，荀子以“分”论礼、以“法”说礼、以“伪”释礼，创造性地提出了明分使群、隆礼至法、化性起伪等新的思想主张。在群分、礼法、性伪等新的观念下，“礼”作为“人道之极”“治辨之极”的社会政治意义被开显出来，由此实现了中国礼文化的跨越性发展。经由荀子的重构与创新，儒家之“礼”作为制度建构的政治之维得以深化，这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周秦之变的社会转型，为汉代以后礼乐文化精神融入社会政治生活作了思想准备。
（作者郑治文，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