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盛世修文呼唤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学术佳构涌现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中国古代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珍存着关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加以发掘、总结和阐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方针，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大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予以强调。而后习近平又多次进行深入阐发：“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尤其全面阐释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论述了“文化传承”“盛世修文”的重大意义，强调“‘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不仅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而且为文化传承和社会科学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课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学者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因此，我们务必注重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发掘传统文化的光辉成就、深邃智慧和创造精神，以滋养当代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气势恢宏的新篇章。

　　盛世修文，既要集中人力对大部头的经典加以修撰，也包括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古典名著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让其价值在当代人民大众中得到充分理解，并将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推向世界。这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并且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更具中国特色、更加充满活力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文化传承，不仅包括对古典文献的欣赏和珍存，而更重要的是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古典文献中蕴藏的意义和价值进行全面发掘和阐释。习近平强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当前文化传承具有突出意义的工作，是对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古代经典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一是有些古典名著虽然得到了长时间传播和广泛承认，然则其理论内涵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二是有些古典名著中所包含的跨越时空的理论精华在国内还没有得到公认的评价，并且它们具备着走向世界、丰富人类理论宝库的意义。对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经典，我们要作为重点，有组织地进行发掘、阐释和总结。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乾嘉年间撰写的史学名著《文史通义》就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笔者经过长期研究探索，发现这部著作具有六大学术特色，今天我们要在文化传承的最佳时代条件下，更加深入地发掘总结，让这部文化宝典更加放射出光辉，并将它推向世界。

　　二、针砭繁琐学风 探索时代哲学

　　（一）针砭繁琐学风，预示学风转变

　　章学诚（1738—1801）生活的乾嘉时期，在文化方面有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学极度盛行。清代考证之学兴起于康熙末年，乾隆年间考证学已达至极盛，是当时特殊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一方面，清朝国力强盛，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具备着兴文右学的条件，清朝政府对此相当重视；另一方面，当时的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文字狱的盛行，文人不敢关心现实问题，生活其中的章学诚自然也十分重视考证学。他很佩服考证名家，高度重视戴震、钱大昕等人在考证经典方面的成就，认为他们的考证学成就在阅读古代经典、研究古代社会制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也清醒地看到，在那个“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烂如日中天”的考证学盛行时代，许多士人终日疲精劳神地埋头于琐碎的材料收集、排比、考证工作，醉心于枝枝节节的问题，繁琐考证的治学风气脱离了社会实际和学术的正确方向。在章学诚看来，学术的正确方向，应该对社会进步、世情风尚有益，应该让士人关心国家的前途。因此，他独树一帜，挺身而出，敢于抵制盛行的繁琐考据风气，表现出可贵的使命担当精神。他倡导重视“史义”、重视经世的健康学风，其言论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针对当时视考证为学问极致的风气，章学诚有的放矢，强调要认识“功力”与“学问”二者之间的区别。他在《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指出，功力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意即酿酒要用秫黍做原料，如果你把原料当作成品，就是把秫黍当成了酒，这正是当时诸多考据家在认识上的重大误区。考据家搜集、考订材料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只是罗列现象，浮于表层的东西，只能称之为“功力”，而做学问不能只停留在这一步，还要从材料中提出独到的见解，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他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搜集原始材料与加工提炼精品二者间质的不同。他进而指出，真正的学问，是在掌握丰富材料之后再深入进去，以求明白其所以然的道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三《又与甫正论文》中说：

　　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

　　他认识到，误把功力当作学问，结果造成了学术方向的迷失，因此告诫人们不要盲目地跟着风气跑。学者整日处在只关心枝节问题的材料堆里从事繁琐考证，等于“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这正打中了繁琐考据的要害。

　　章学诚提出，著述应该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且二者居于不同层次：“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他又很形象地比喻到：“史识”即理论思想，好比是坐车的人，而在收集、排比资料上下功夫就好比是车辆在行驶，“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意即人若想到达目的地需要乘坐车船，但是人不能一辈子无目的地永远坐在车船里，同样道理，做学问需要以考据作为手段，但是不能沉溺于考据而忘记经世的目的。他曾辛辣地嘲讽过那些把繁琐考证误认为最高学问的人，那些把搜求、考证古代零星材料当作“足尽天地之能事”的人出生在秦焚书以后算是幸运的，有这些“襞绩补苴”修修补补的工作可做；倘若他们生活在焚书以前古籍保存完整的年代，那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清代学术的发展充分证明：章学诚从学术方向、价值认识、治学方法等方面对脱离实际的考证学风的针砭都切中肯綮，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批判很坚决，批评又是讲道理的，因而能打中要害。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学风流弊的针砭，已达到自觉的程度，他是有意识地以逆时趋而持风气为己任。他曾写信给钱大昕，很深沉、很痛切地披露自己的心迹：

　　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可见，章学诚是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而自觉地担负起来。在考据的习尚风靡于世、人人倾倒的情况下，他却能看到危害，并且不顾从达官显贵到整个学者社会所构成的巨大压力，即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他也毫无顾惜。繁琐考据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章学诚的批判针砭，预示着学术风气变化的新趋势。

　　当时，已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群趋于考证之学造成学风偏差的问题。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很多条目，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贞观中直谏者不唯魏徵》等，着重探究“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强调要“读史以观世变”。书稿完成以后，赵翼专程从家乡常州到上海嘉定送书给钱大昕。钱大昕看了他的考证，感到十分佩服，赞其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这是最高的评价！所谓“有体”，即有理论体系，富有关于国家兴衰的大道理；而“有用”则是有有用的知识，能够为当代所用。钱大昕言自己“衰病久辍铅椠，索然意尽，读先生书，或冀涊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表明钱大昕真不愧为既精通考证之学，又是具有通识的大学者。更典型的是《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他是最著名的训诂考证家“戴段二王”之一。段氏在晚年作了深刻的反思，后悔自己一生只作具体问题考证，未能达到深一层的学问，悔其“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回首平生，学业何在也？政绩何在也?”与此相印证的是，有的考证学者的著作已关注到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如俞正燮撰《癸巳类稿》一书，书中《驻扎大臣原始》《俄罗斯事辑》《总河近事考》等篇章，与“经世”密切相关。此后继起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潮。事实证明，章学诚大力针砭繁琐考证学风的主张，恰恰符合时代的需要，预示着整个学术风尚行将转变。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对于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重大的意义。

　　（二）探索历史哲学，阐发深邃哲理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首篇《易教上》便开宗明义地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先对“六经皆史”做了新的阐释，认为经典不是圣人的头脑中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是历史的记录，从认识本原上指出古代经典何以重要，表明章学诚“理在事中”的认识路线。他明确提出：“六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智慧的记载，即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经典虽然地位很高，但不是古代圣贤周公、孔子有意专门写出一部包含极其高深“道”的书，古人没有做离开具体活动而闭门写书的事情。六经中的“道”和“理”皆是与古代社会生活、人伦日用密切相联系的，六经乃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记载，故“六经皆史也”。关键在于，“六经皆史”说讨论的是“儒家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这在全书中实有理论基石的意义，也是区分唯心认识路线和唯物认识路线的根本分水岭。章氏理论中的诸多重要命题的立论基础正在于此，这正是他将此作为全书首倡之说的深意所在。

　　章学诚不同凡响的理论建树，集中地展现在他所撰写的《原道》上中下三篇当中。《原道》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关于“道”的哲学探讨。

　　首先，他考察了“道”的来源和生成。他强调“道”是客观趋势推演形成的，否定了是由有意志的“天”来安排的神秘观念。“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演进趋势。“道”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在没有人类以前，也就没有“道”。什么时候开始有“道”呢？他说：“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这就是最早的“道”。再以后，社会发展到了部落，发展到了国家，社会生活的原则也随之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步确立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所以“道”是“渐形渐著”，从不明显到明显，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发展，这是第一个命题，他对道的发展和今天如何对待“道”做了非常宏观而又包含着深刻哲理的总结。

　　其次，他提出圣人“学于众人”这一自成体系的命题，足以振聋发聩，具有重大意义。他指出，六经不等于“道”。“道”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就像不断旋转的车轮一样永远运动。《六经》则是“道”的一个阶段所留下来的轨迹，是一个阶段社会生活的记载。由此，章学诚得出了更重要的结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那么，圣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告诫人们道：圣人不是“天纵之圣”，不应该对圣人顶礼膜拜，不能视《六经》为教条永远刻板地服从，圣人是从学习众人当中得来。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众人在持续不断的社会生活中要劳动、要经商、要遵守社会秩序、要进行社会交往，自然形成了一套规则。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学习众人而来的。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伟论！几千年来视众人为群氓，匍匐于地，章学诚说圣人学于众人，这是宣告具有近代意义的新价值观，是哲学思想的一大解放！此篇往下引申出的问题同样重要：时势变化了，治国的“道”（方针、制度）必须适时变化，即“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他极深刻而又极简练地揭示出3个阶段的历史进程：较早时期方针、制度大体适用；其后运转出现阻滞，必须调整变革；再其后出现严重积弊，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他以此告诫当权者和“立言之士”，务必自觉树立变革的观念。

　　最后，章学诚郑重地回答了“立言之士”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应该肩负什么责任以及如何作为的问题。他指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即治理国家的人和“立言之士”应该面对现实，“约六经之旨”，把六经的精神实质拿过来，根据现实总结出新的“道”。要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就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观点，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出哲理性的新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章学诚是这么说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大半生关注的都是学术经世问题，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去世，嘉庆帝独掌权柄，赐死和珅，查抄和府，广开言路，求取意见。时年62岁的章学诚，几十年足迹遍及南北，目睹种种社会弊病，心中郁积着许多不平。他满怀愤怒，一反平日不谈政事的习惯，接连写了《上执政论时务书》等6篇文章，抒发他对贪官污吏残酷剥削百姓的抗议，痛陈“巧取于民”是问题的根源，即官员上下相蒙，惟事婪赃赎货，始蚕食渐至鲸吞，整个官僚集团狼狈为奸、腐朽不堪，最终造成导致民众普遍穷困、民变迭起的危机局面。这些直斥赃官墨吏的正直言论，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他勇敢批评学风流弊的精神一样可贵，不啻开启了龚自珍、魏源猛烈抨击时政的先声，也体现出章学诚从评论学术问题到评论现实政治的思想逻辑发展。

　　章学诚与当时学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当时的考证学者最忽视理论问题，他们对历史哲学的探讨没有兴趣，甚至几乎一无所知。章学诚的《原道》上中下3篇传出去以后，考证学者都忽视他的价值，认为“题目太熟”。实际上，前人也曾有过3篇《原道》，但与章学诚的主旨不同：《淮南子·原道训》主张信奉黄老学说，宣扬无为而治的思想，与章学诚要探索的课题完全不同；《文心雕龙·原道》讲文以载道，认为文章要为政治服务；韩愈的《原道》也很有名，但它是讲要维护儒家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用以抵制佛老思想。而章学诚的《原道》，则是真正要探索自然界演变的大道理，要探究治国兴衰的大道理，要反映典章制度发展的大道理，要体现学术研究的大方向。章学诚站得更高，真正站在了“道”作为最高的哲学原理、最高的哲学范畴应该具备的高度。尽管考证学家对他加以贬低，但是他有充分的自信，深信“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

　　三、从改革历史编纂到辩证分析的精当运用

　　作为乾嘉学者，在历史考证学领域，针对其社会问题突出的现状，能够挺身而出，针砭繁琐考证的学风，挽狂澜之既倒，预示学风即将转变，表现出非凡的使命担当精神和远见卓识；在历史哲学领域，能够阐发深邃的哲学问题，开拓探索“道”的新局面，还能洞察乾隆末年清朝由盛转衰、社会危机潜伏的时代需要，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学者若能做到这两点，就足以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后人的钦敬。但对于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而言，这只是其成就的一部分。《文史通义》就像一座富矿，前面我们讨论过的只是矿中宝藏的一部分，它还埋藏着很多价值宝贵的宝物，需要我们抖擞精神，继续掘发，迎接满载而归。举其荦荦大者，笔者将从文化传承的视角选取最有意义、最具当代价值的4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改革历史编纂，影响直至当代

　　章学诚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这一点充分显示出章学诚独到的睿智和勇气，发前人之所未发，言他人之所未敢言！自从司马迁创作《史记》以后，历代正史的编纂都是沿用纪传体，清朝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对纪传体的信从达到极致，以致没有人去考虑纪传体发生了什么变化，更没有人敢去指出纪传体“正史”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哪些弊病。章学诚是第一个敢于提出来、敢于论述这一问题的学者。他对历史的经纬加以辨析，在这个基础上找出问题的症结，提出自己的论点。他在《书教》下篇中认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包容广阔，五体配合，是著述的楷模，做到了体圆用神。之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3部史籍，也能够继承司马迁的家学传统，均是楷模之作。概言之，前四史成就最大。到传统史学的中期，像《隋书》《晋书》等官修史书，既能让专家各自发挥才能，也能让主编起到统帅作用，故也是成就比较高的著作。而纪传体演变到了后期比如《宋史》《元史》，章学诚认为它们已经达到了弊病丛生的地步：

　　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梁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

　　如果再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局面将不可收拾。

　　纪事本末发端于《尚书》的修撰，《尚书》中有《金縢》《顾命》两篇，以事情的起因、经过、发展为线索书写历史，已经具备了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南宋史家袁枢发挥“以事命篇”的特点，以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为线索来撰写史著，撰成《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创立了纪传本末体这一史著体裁。到明清时期，纪事本末体展示出巨大优势，很多史家纷纷仿效，出现了一系列作品，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都是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可是，学术实践在前，理论概括滞后。明清之际，虽然纪事本末体流行，但是没有人能够在理论上总结其优点与特点及其流行的原因。只有章学诚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因为他在哲学探讨方面站得高。

　　章学诚因为对历史的经纬有充分的分析，既能深刻洞悉纪传体后期出现的弊病，又能概括出传统史学后期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和优点，所以针对“大势难贯”的问题，他能提出新的方案——将二者加以融会贯通。章氏指出，“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就是因事命篇：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

　　历史事件是复杂的，纪事本末体的史文可以根据事情本身的曲折变化做适当调整，“屈曲而适如其事”，灵活变化，避免重复，又能够显示历史的大势，这个优点正好可以拿过来救治传统史学后期纪传体的严重弊病，所以要“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即在总体上保留纪传体记载广阔、包罗万象、五种体态相互配合互相补充的优点，还能发挥纪事本末体的因事命篇、灵活变化又能反映历史大势的长处，进行历史编纂的创造，由此开拓出一条历史编纂的新路，并一直影响到近代章太炎、梁启超的史学著作。章太炎不随便服人，但“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白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梁启超要撰写《中国通史》，从其留下的部分文稿与书信中，我们可以窥知，他的思路同章太炎设想修撰《中国通史》的思路大同小异。后来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尤其是白寿彝总结出了章学诚的修史改革方向。白寿彝根据当前时代的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再创造，以4个部分来撰写《中国通史》，即“序说”“综述”“典志”“传记”，总体上发扬纪传体容纳广阔、诸体配合、互相补充的特点，又吸收了包括纪事本末体在内的能够显示历史大势的优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编纂，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二）以“性”“情”言教育，倡导独立思考

　　章学诚一生在多个书院从事教学，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历。他重视培养人才，对于同他接触、向他请教的人以及他的朋友、子弟，他都希望他们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成为出色的人才。章学诚与书院相关的言论（包括在书院的报告、给书院的题词、在书院指导学生的讲话等）、与友人的书信以及家书，都充分显示出他以“性”和“情”为基础的进步的教育思想；他反对死记硬背，反对墨守成规，反对人云亦云。他主张独立思考，特别重视以“性”和“情”为基础，即钻研学问应该结合自己的特点、秉性性情之所长，找到自己兴趣爱好之所在，好好努力发展，才能有所成就。“人之才质，万变不同”教师不能“强人同我”，而应充分尊重、发掘每个学生的天性、特长，坚持因材施教，才能真正培养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他说：“善教学者，必知文之节候，学之性情，故能使人勤而不苦，得而愈奋，终身愤乐而不能自已也。”学生在教师的帮助引导下，一旦找到符合天性的学习、研究方向，就会形成强大的内在动力，主动进行创造性学习。《家书四》中有段话说得非常精彩：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生也。

　　他常以自己的切身教训劝导别人，不要亦步亦趋，看到别人趋于考证，明明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也要去从事，结果只会一事无成。他承认自己不善考证，于是他就避开自己的弱点，发扬自己的长处，所以才有了章学诚的成就。因此，他主张去除科举制对学生尤其是蒙童的束缚，反对蒙童学习空洞枯燥的义理和毫无生气的八股时文，认为应从历史和古文学起，这样才符合天性，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说：

　　四书文字，必读《春秋左传》，为其知孔子之时事，而后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据也……今使仿《传》例为文，文即用以论事，是以事实为秋实，而议论为春华矣。华实并进，功不妄施，其便一也。时文体卑而法密，古文道备而法宽。童幼知识初开，不从宽者人手，而使之略近于道；乃责以密者，而使之从事于卑。无论识趋庸下，即其从人之途，亦已难矣。

　　历史以人、事为主体，从论史事和人物入手，逐渐过渡到价值层面；古文不像八股时文那样程式呆板，具有更自由和广阔的发挥空间，在此基础上再追求文法的严密。这样，才更符合蒙童教育的规律。

　　章学诚的教育思想同近代倡导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非常贴近，很有近代性、进步性，十分超前。在这些篇章里头，包含着他很丰富的见解和论述。现在我们完全应该从中发掘，把他如何倡导独立思考、如何主张创造、如何反对墨守成规、如何反对教条这些进步的思想好好总结，写成《章学诚教育思想精华》之类的文章，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三）彰显审美情趣，学术美文翘楚

　　重视修辞、写好文章，是中国学术长期的传统。章学诚有很出色的文笔，书中好的篇章是清代学术美文的翘楚之作。《论语》很重视修辞；孟子的文章汪洋恣肆，很恰当、很灵活地运用词语，气势酣畅。《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伟大的文学著作。《史通》里有专门的篇章讲“叙事”，讲史学的文章如何写得有文采，如何吸引人，如何能打动人，所以刘知几有名言“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这样的好的传统，到了宋代出现了歧误，宋儒高谈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理，有人就说重视修辞写好文章是“玩物丧志”，所以有许多文章空谈道理，不能使人产生阅读兴趣。清代乾嘉考证学者则讲求“文避枝蔓”。讲“朴学”，即文章要一条一条列举材料，把它朴朴素素地写出来，而不重视文采。章学诚的文章在乾隆年间独放异彩，他十分讲究修辞，许多地方极其精彩地运用比喻、拟人、设问、反诘、排比、对偶、反复、夸张、引用、反语等手法，并且很讲究篇章结构如何做到起承转合、主次分明、联系过渡、前后呼应，一步一步展开而又重点突出，做得非常成功，就连一封普通的家信，也要写得内容深刻、道理透彻而又富有文采，结构谨严。比如，他在《家书四》中，以挑担赶路要不时换肩才能到达目的地来比喻学习时往往需要适时休息以在间隙获得灵感，正所谓“学以致道，犹荷担以趋远程也，数休其力而屡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致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数休其力之谓也”。比喻恰当又晓畅易懂，化繁为简，殊为可贵。又如在《家书六》中，他在结尾句提到，“知人之所具才质，不可一例限也”，与家书开头“人之才质，万变不同”巧妙呼应，回到了短文论述的起点，重申“性”“情”之于学问为何如此重要的缘故，可见其结构之谨严。

　　在《文史通义解读》这部书中，笔者对章学诚的好文章，包括《易教》《原道》《说林》《博约》等文章，都是在注释、旁批、点评当中指出了其在修辞方面有什么优点，在结构方面有什么巧妙之处，值得我们揣摩，更值得我们效法。笔者并没有专门讲他的修辞，但是笔者的意见和对材料的见解都写在有关篇章之中，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发现。如果将这些内容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就可以看出章学诚在彰显审美情趣、创造学术美文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出色成就。这是一个很值得开拓的领域，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包括前面所讲的提出历史编纂改革方向，以及后面所论述的辩证分析，前人罕见论述，都是新的学术增长点。

　　（四）辩证分析高手，直抵事物本质

　　辩证分析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大至治理国家、制定方针、洞察社情民意，小到写好文章、解决具体的问题、为别人答疑，都要依靠辩证分析。笔者在1988年撰写的《〈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这篇文章当中，专门有一小节“朴素辩证分析——《文史通义》的精髓”：

　　（朴素的辩证分析）是章学诚的见识高于同时代学者之原因所在，也是他理论探索的进步性和真理性之精髓所在。《文史通义》论述史义与史事、史文、史例的关系和演变，论述撰述和记注的关系，功力与学问的关系，论述“经”与“史”、“道”与“器”的关系，历史的客观因素（“天”）和史家的主观因素（“人”）的关系，对戴震学术的评价，等等——都是正因为符合辩证法关于分析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关于用互相联系的，发展的眼光观察事物的观点，关于具体分析具体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的观点，因而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些论述尽管已经写就30余年，但在今天来看却并未过时，仍然具有学术参考价值，仍有认真研究并撰成文章的必要。《文史通义》书中精当运用辩证分析的论述难以尽数，随处闪烁着哲理分析的光辉，读之益人神智，令人折服。这里仅举出数例：

　　关于学术源流和文体学的独到见解。《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下》指出，战国以前没有专门写文章的。《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及孔子弟子的言论和讨论的著作，而到了《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是互相辩论要专门论述自己思想的。在战国以前，没有专门著述的事，即所谓“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这是非常敏锐和重要的学术见解。

　　关于“道公学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中论述道：“道，公也。学，私也。”“道”就是作为社会发展、治国理政的规律以及学术发展的大方向、大原则，这是共性、普遍性，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没有例外，故谓之“道”公。但“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每个学者的理论主张同自己的学术实践，都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性，应该具备自身独到的风格，各具特色，应该展开百家争鸣，以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学术能够保持发展的活力，“故曰道公而学私”。

　　关于理学。章学诚讲，程朱和陆王两个学派各具内涵和特色，千古不能混合，又千古不能够缺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以此来破除长期形成的门户相争、势同水火的陋见。他还特别讲到时人应该如何对待程朱理学。到了清代，历经明清鼎革这样天翻地覆的大事变，人们普遍认为理学家空谈误国。“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士大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他们空谈大道理，但在国家遇到严重关头时却束手无策，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明朝就此灭亡，理学受到空前的指责，学风转向了经世致用，提倡“实学”。清代虽然官方仍以理学为指导思想，但在现实社会中，理学其实备受批评、讥笑，以致“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章学诚在家书中有一篇专讲理学，他认为理学空谈心性固然不好，但是理学讲自身的修养、讲人格道德的标准的价值观仍应重视，“但当摘其警策，不妨千百之中存其十一，不特有益身心，即行文之助，亦不少也”。而且理学讲“理”，一切学问都不能不讲“理”。“五子遗书，诸家语录，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补经传之缺，而意义亦警如周、秦诸子者，往往有之”，因此，他告诫子弟，“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可略去宋学”。《文史通义》为何有这么多哲学思考？有这么多理论创造，正是重视“理”的缘故。章学诚一再强调，义理是挂帅的东西，史识是挂帅的东西，他自己正是高度重视理论的探索，才取得了如此之高的成就。

　　四、让体现乾嘉时代中国智慧的章学诚学术走向世界

　　探讨总结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学术成就，是一次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寻宝之旅。其所具有的六大学术特色，回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时代智慧，体现了时代精神，并由此确立了经典名著《文史通义》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是传统学术在理论领域耸立的一座丰碑，是乾嘉时期闪耀光辉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

　　章学诚独树一帜的理论主张是针对当时已经严重泛滥的不良风气而发，又是对于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的大力继承和弘扬，是章学诚一生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克服了生活困顿之所得，所以说是非常宝贵的。章学诚一生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遭遇坎坷，“遑遑升斗，终岁奔驰”，但是他以使命担当精神鼓励自己，一定要在理论探索方面取得建树，所以他在给朱筠次子朱锡庚（少白）的信中说：“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诗歌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尽管时人对他讥笑、歧视，但是他仍坚信成就自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一定有人能够知道他学术的不平凡的价值。章学诚所做的工作是文化的传承，又是文化的创造。我们应该把他放在时代的环境之下，深入探讨他是如何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又是如何努力进行理论创造而作出巨大贡献的。

　　章学诚很重视“家学”，其深刻意义何在？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树立了家学的榜样。这个“家学”不仅是一家之中的父子学术相承，更是指“成一家之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指导，自己能够独立分析问题，所写文章有自己独创的风格，为别人所没有具备的特色，这就是成一家之言的“家学”。章学诚重视家学，他曾经寄厚望于周围感情相投的朋友、子弟，如邵晋涵、朱锡庚、史余村、章廷枫等。他经常教育子女，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扬名，而是为了学术的发展。一个社会，如果有许多观点独到、有思想体系、自成风格、自成一派的学派存在，互相竞争，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就能够让学术的园地灿烂生辉。章学诚希望学术能够取得整体的发展，是他重视和倡导“家学”的目的所在。我们今天也要体会这个“家学”。“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老师有自成体系的学问值得认真吸收，要把老师的学术体系、学术独到见解、一生治学的经验继承弘扬，同时也不要将各家各派的长处拒之门外，要多方面吸收营养，让自己丰富起来，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加以发挥。学术界如果都能如此，形成好的风气，那我们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的事业就大有希望。务必避免的是，从其师，而不明了其学术思想体系，不掌握其学术精髓，不能追踪其学术脚步，不了解老师从事当前课题研究的意义，假若如此，就没有传承和发展的可能了。

　　对章学诚的学术加以认真总结，还具有国际文化交流的意义。很值得高兴的是，章学诚研究的课题已经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2008年，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923—2014）关于章学诚的著作《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在国内被翻译出版，他在书中说自己受到了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的启发。倪德卫对章学诚做了高度评价：“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即使在中国，他在哲学史上也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我坚信，章学诚必将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而享有重要的地位。”倪德卫的评价令人欣喜，因为他相信，经过一些年能够达成共识，我们确实对此应该重视。我们热切地期望，处在当前文化传承发展的最佳环境当中，学术界有更多的人能够重视章学诚的研究，发挥自己的再创造能力，把它向前推进。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倪德卫在书中讲到，章氏著作中有的词语意义捉摸不定。中国古代经典往往表述比较简朴，简略的词语却表达了精深、精微的内容。这就需要研究者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方能正确把握经典的精微内涵，此为其一；其二，对于《文史通义》所言，急需明了其学术的源头、前人的理论、概念以及著者所处时代特点，真正做到“知人论世”。在这方面，恰恰中国学者具有先天的优势。我们浸润在本国学术当中，更有可能正确理解章学诚思想的渊源，和他在当时针对何者而发，作出较恰当的解读，而不致“捉摸不定”。有学者称此为“破译密码”的工作，这样的评价也不为过，我们是有能力做好的。希望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对章学诚包括以上6个方面在内的主要学术成就尽早形成共识，结束对章氏学术贡献至今若明若暗的状态；希望把体现乾嘉时期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章学诚学术推向世界，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学术自信。

　　（作者陈其泰，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