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从萌生政治觉悟到确立政治理念、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然而，学界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迄今难称充分。这一是表现在，很多学者在探讨毛泽东思想历程时，直接将五四时期作为起点，基本忽视毛泽东之前的思想经历。对此，美国学者施拉姆(Stuart R.Schram)、沃马克(Brantly Womack)可谓是典型代表。二是表现在，有些学者虽然注意到毛泽东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其思想中存在着多种不同成分杂糅的状况，但是往往止步于列举这些成分，未曾深入分析这些成分在毛泽东思想历程中的演变情况。这方面的早期代表是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在近年来国内学者专论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的研究中，虽然对其时的多元化现象和多种成分进行了更为详尽地揭示，但是基本将其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所接触的思想成分都视之为不甚重要的片段。如此一来，这类研究也就很少论及这些片段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是否起过作用的问题了。
在毛泽东早年接触的多种思想流派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属浅尝辄止，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但是，有些所谓思想片段的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谈话时坦陈，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两种早先的政治思想对自己产生过深远影响，其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思想，其二则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这的确是两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政治思想，但是在通常的中国革命史叙事中，多被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而顺带提及。以往近代思想史书写述及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也基本不再提及这两种政治思想。实际上，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人对于这两种政治思想的印象仍然甚深，乃至于所谓“康党”和“革党”的名号依旧通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明显表现出这两种政治思想刻下的痕迹。虽然早有学者论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这两种思想的接触，但很少深入探讨毛泽东为何会深受它们影响，又是怎样在自身思想发展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而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超越的意义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近年来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缺乏突破，在实证研究上进展不足，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同情的理解”还很不充分。这就提醒我们，探讨前述问题很可能有助于重新理解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历程的实践逻辑，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从观念到观念的串联与推演，而需要更加全面地把握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进程。
一 康梁的政治启蒙及其余绪
论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起源时，此前通行的做法是指出毛泽东对多种不同思想成分的接触情况。这种做法早在魏斐德的著作里已有体现。魏斐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一些西学知识，与维新改良思想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混杂在一起，成为毛泽东生发政治思想的基础。这一思路也为后来不少研究所沿用。其实这是一种十分含混的看法，因为毛泽东早年接触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和新学知识，诸如儒家传统思想、民间通俗文化、湖湘经世之学以及一些洋务思想，实质上属于个人成长中宽泛的思想背景。这些思想成分既不具备太强的政治意味，更未对毛泽东产生政治意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起源过程中，其早年触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及新学知识并不占有突出地位。事实表明，毛泽东政治意识的产生，更多来自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刺激，触发了他对既有政治思潮的关注。
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其政治意识发端于1910年，主要是因为三件事情的刺激。一是1910年4月间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这是辛亥革命前夕群众性反抗斗争行动的代表性事件，在国内外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当时尚在韶山冲私塾就读的毛泽东也听闻了此事，不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始终忘不掉这件事”，“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二是不久后韶山境内发生的官府镇压秘密会社哥老会起义的行动。此事因哥老会与地主之间的冲突而起，后来起义的首领虽然“被捕斩首”，但是毛泽东和不少同学都认为“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通过这两个事件，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官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一时期催生其更大政治觉悟的是第三件事，那就是，他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从而“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意味着，毛泽东由此产生了初步的救国救亡意识。
从时间上来看，毛泽东追忆的上述内容，恰恰与他接触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着力阐发的维新改良思想形成了紧密的衔接。这种衔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毛泽东在韶山冲期间结识了从外地回来的一位小学教师李漱清。李漱清在当地是一个颇受非议的“激进派”，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并“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实际上李漱清是倾向维新立场的人士，毛泽东当时便“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其次，是毛泽东于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本身就是一所在维新活动影响下出现的新式学堂，校长李元甫也是维新派人士。毛泽东后来回忆，自己在这里“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最后，正是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开始直接受到维新思想的启蒙。这是因为，他从此时同在学堂读书的表兄文运昌(亦作“咏昌”)那里得到了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毛泽东对这两本书“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毛泽东的说法当非虚言，他对这些书很可能读了很长时间，因为直到1915年年初，他才把《新民丛报》还给文运昌。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三方面的机缘，才使毛泽东首次领略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思想类型。
按照通行说法，康、梁等人发起的维新运动主要在一些城市展开，造成的社会影响其实并不广泛。那么，处在湘潭和湘乡等地偏僻处所的毛泽东，何以能够受到维新思想的熏陶呢？这当中的主要机缘在于，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相对国内其他省份而言，湖南境内的维新活动开展得最为广泛和深入。首先，是湖南省官府对维新活动极具热心。巡抚陈宝箴是当时各省督抚中最积极支持变法的地方大吏，其周围的一批官员如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也都赞成维新活动，使得办报、设学堂和学会等各类维新举措得到顺利开展。正是在陈宝箴的主持下，一大批维新派人士成为湖南各项改革的牵头者。按照时人说法，这些人“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以至于一度有“湖南之治称天下”的气象。其次，湖南官府主持开设的时务学堂，特地聘请梁启超担任总教习，吸引了省内各处诸多青年前来学习，从而引发风气的开放。据曾在时务学堂就读的蔡锷回忆：“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最后，湖南本地著名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立的南学会，于长沙设总会，各县设分会，力图将政治意图诉诸维新实践。在南学会的示范下，湖南从省城到州县，各地纷纷设立以南学会分会名义的学会，使得湖南的维新运动由长沙推进到省内各地，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传播。李漱清、李元甫和文运昌等湖南地方普通人士，都是被这种氛围所感染，继而又成为维新思想向更大社会范围扩散的良好媒介。
虽然20世纪初期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已成为保皇人士，但是他们先前阐发的政治思想仍然具有生命力。毕竟，清末最后十年实行的新政举措，很大部分都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思路。对于年轻的毛泽东来说，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启蒙。大概正是这种吸引力，才使毛泽东对康、梁两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景仰之情。他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承认，自己甫一接触维新思想，便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即便当他知晓孙中山等人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想后，也没有马上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甚而还畅想在孙中山任总统的新政府中，“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辛亥革命以后，毛泽东对康、梁的正面印象依然不衰。在1915年致友人的信中，毛泽东便称自己的学习榜样正是康有为、梁启超:
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在同年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有感于“学校浊败”的状况，又称自己欲“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直到1916年间，毛泽东仍对康、梁两人颇为尊崇。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在反洪宪帝制活动中的表现。他当时不仅密切关注康、梁的动向，而且积极策划将康、梁两人的有关文章汇编后，加以“时局痛言”之名印发，从而表现出对两人的强烈认同。
康、梁除了在青年毛泽东心中树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观念上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极致表现，就是毛泽东竟然曾对君主立宪制的改良倾向明确表示过赞同。毛泽东当年从文运昌那里借阅的《新民丛报》，至今尚存。其中第4号刊登了梁启超所作的《新民说》一文，毛泽东则在该文“论国家思想”第3段末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查照梁启超原文，可知这段批注所针对的文字，应是梁启超关于朝廷与国家之性质及关系的解说。梁启超首先指出，“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他在此处的结论是：“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两相比较，可见毛泽东批注里表达的意思正是对康、梁等人君主立宪思路的发挥。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承认自己当年曾持有改良主义立场：“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就此而言，可以说毛泽东当时对于康、梁等人的政治思想几乎达到了全盘接受的程度。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覆亡，君主立宪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康、梁对毛泽东的影响并未消失，特别是其政治思想中关于社会改良的一些重要观念，仍在毛泽东的头脑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对此，毛泽东对于以“开民智”即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新民观的持续思考，便是第一个突出的证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章程中阐明其创办该报的宗旨是“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因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更在《新民说》一文中力陈“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毛泽东对新民观的呼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民智未开问题的高度认同。还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时所作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毛泽东便感叹“吾国国民之愚”，从而论及“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的问题。在1917年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又称：“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二是把“变化民质”作为拯救国家社会的根本办法。毛泽东在1917年至1918年间详细阅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在批注中写下了这样的思考：“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1918年，毛泽东更有牵头发起“新民学会”之举。根据会名以及该会声言“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不难看出梁启超的新民观在其中的映射。
毛泽东受康、梁思想影响而持有的另一个重要政治观念是大同观。在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首次阐发了自己对于未来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理念，其表达的理想类型就是大同社会:
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这里关于据乱、升平、太平以及大同的说法，显然不大可能是研读《礼记》之《礼运》篇的产物，更大可能是来自于康有为所著《大同书》的直接启发。康氏《大同书》于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连载过两卷，根据毛泽东这一时期对康有为的关注程度来判断，应该不会错过与该书的接触。并且，其中阐述的大同思想也对他形成了强力冲击。甚至在很久以后，毛泽东仍然将《大同书》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对象。例如，在1949年发表的阐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名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特地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尽管这种表达并不具备思想史意味，并且这里是将康有为当作反面教材，但也显示了《大同书》此时仍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突出地位。与此类似的另一个证据是，在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的活动中，毛泽东也数次提及可以对《大同书》有所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既是晚清名臣又是湖南名人的曾国藩，毛泽东早年给予的评价，也有可能受到康、梁的影响。康有为在1895年发起“公车上书”的那份文稿中，就有“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的赞语。梁启超更是对曾国藩揄扬备至。他在《新民说》中盛赞道：“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1916年为《曾文正公嘉言钞》所作序言中，梁启超又称：“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泽东则在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对曾国藩做出了那段著名的正面评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将康、梁两人的态度与毛泽东的言辞相比照，两种论调的合拍恐怕并不能归之于巧合。对此，后文还将指出一个强烈的反证，那就是当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关于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评价便出现了彻底翻转。
二 辛亥革命的冲击及其回响
如前所述，毛泽东虽然对康、梁两人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景仰之情，却很快抛弃了他们倡导的君主立宪思想。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辛亥革命的强力冲击。1911年春，毛泽东前往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受到革命派思想的洗礼。这种洗礼首先表现在，他入学后便被“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所打动，这份报纸是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该报最初打动毛泽东的消息，乃是“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这里所说的正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其次，毛泽东这时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虽然他很可能还搞不清孙中山、黄兴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根本差别，但显然更倾向于孙中山、黄兴及同盟会推翻清朝的主张。这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会提出请孙中山“当新政府的总统”，从而将其置于康、梁之上了。最后，毛泽东也很快被革命派的排满情绪所感染，不仅自行剪辫，甚而强行剪去同学的辫子。因此，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感叹：“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正是在革命派思想的激荡下，当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毛泽东迅即步入了支持革命党的行列。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参加革命军之举。毛泽东回忆说，武昌起义发生后，一个革命党人到他就读的中学里“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便“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另据萧三回忆，湖南独立后，长沙军政府为了援助武汉而“添招新军”，当时“热心的青年学生们组成了学生军”，毛泽东则认为“学生军的基础不好”，“决定参加正式军队，切切实实地帮助完成革命”。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承认，自己“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所以才“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不过，毛泽东的这段军旅生涯，只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因为得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他“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从前述话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积极投身革命军，其主要动机是对推翻清朝帝制这一民主革命目标的高度认同。而他这种将清朝覆亡等于革命成功的感觉，也与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士相切合。
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参与辛亥革命是第一次置身于重大政治事件，更是亲身经受民主革命洗礼的深刻体验。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这种体验无疑具有前所未有的震撼。对此，林伯渠在1941年发表的一个看法堪为旁证。其时，为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林伯渠在《解放日报》上撰文称：“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据此而言，恰恰在青年时代目睹了清帝退位这一历史巨变的毛泽东，当然也不会低估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深远政治意义了。
毛泽东虽然在辛亥革命30周年纪念中没有发表看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有所忽视。相反，他不仅对辛亥革命始终持有深刻关怀，对其历史意义也有迥乎寻常的评价。这方面的主要反映，集中体现在他于1942年在中央学习组的一次内部讲话上。这次讲话的主题是“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却格外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他首先指出，辛亥革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要准备阶段，因此，研究中共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毛泽东也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他指出，虽然“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以至于“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实际上“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毛泽东因此提出，对于辛亥革命的估价还“需要研究”，还需要深入探讨“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的问题。
毛泽东后来还在不少重要时刻一再强调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如在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在开幕词中便明确指出：“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他在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及，作为辛亥革命成果的“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毛泽东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中，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强调指出，“现代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继而又将辛亥革命时期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参照系，“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
正是基于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认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珍视这场民主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即民国政体。这方面的第一个突出反映，表现在他对湖南军阀汤芗铭的评价上。汤芗铭发迹于“二次革命”时期，因投靠袁世凯，率军进攻江西讨袁军，被任命为湖南都督。其主政湖南期间，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故有“汤屠户”之称。袁世凯掀起复辟帝制的活动后，汤芗铭本是积极劝进者之一，却又在护国战争爆发后，转而于1916年5月底宣布湖南独立，发出促袁退位通电。不过，护国军和湖南人民并不接受汤芗铭的转变，将之驱逐。毛泽东这时却对汤芗铭给出了不同于通常看法的评价。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对汤芗铭的被逐颇有疑议，认为其“筹画独立，尤具苦心”，至于其先前对袁世凯称帝的逢迎之举，则属于“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如此说来，“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从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为恶名昭著的汤芗铭做出辩解，唯一可以解释的动机，只能在于汤芗铭毕竟表现出了有助于维护民国政体的一面。
毛泽东立足于维护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还反映在他对护国战争结束后国内政局的判断上。护国战争的爆发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使袁世凯迅速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被迫打消帝制复辟企图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初去世。以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为总理的北京政府，与南方护国军成立的军务院达成协议，恢复国会和约法，从而使民国政体的一次重大危机暂告消弭。毛泽东不仅对这种局面深表欢迎，而且对南北各方政治力量都给予了十分正面的评价：“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义，□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对于北京政府对南方各省长官的任命，毛泽东也表示“中央举措，究可佩服”，“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其实，所谓南北统一不过是南北军阀之间的妥协，所谓任命实则为北洋军阀政府对南方军阀势力的承认。由此可见，这时仍主要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毛泽东，尚未能够彻底认清南北军阀的政治本质。
即便在经受五四运动的陶冶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彻底扬弃民主主义思想，对民国政体也抱有一定的信任。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代议政治的肯定上。在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创刊所作宣言中，毛泽东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社会改革潮流的成功，“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因此，他主张进一步改革，应“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一旦了解了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他在驱逐张敬尧运动中的主导思路了。1918年3月，段祺瑞任命属于皖系军阀系统的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张敬尧主政后，在湖南横征暴敛，向列强出卖利权，更在五四运动期间镇压反帝爱国运动，招致湖南民众的强烈不满。1919年9月至次年初，毛泽东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们希冀达致驱张目标的方式，正属于“无血革命”，即向北京政府进行请愿活动。为此，毛泽东甚至亲自率领湖南请愿团前往北京活动了数月之久。由此可见，合法斗争构成了驱张运动的主流。
在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那里，这样的请愿活动当然无法产生效果。然而，由于军阀之间的内讧，1920年6月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连带造成了张敬尧的下台。湘系军阀谭延闿掌控湖南政局后，为了防止其他各派军阀染指湖南以及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发布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以湘人治湘之精神，以维湘局。而历经请愿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也彻底认清了北京政府的假共和本质。他于1920年6月公开宣称民国政府是“腐败绝顶的政府”，并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此外，在谭延闿发布通电之前，毛泽东业已以地方自治的思路来思考湖南建设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湖南共和国”的政治构想。
毛泽东对于地方自治问题的注意，很可能是受孙中山的某些影响。还在1916年，他认真阅读《湖南公报》所载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说后，便对之做出了“长哉万言,殊可益智”的评论。1920年年初，毛泽东开始以地方自治的思路来思考湖南建设问题。他在3月间致黎锦熙的信中提出：“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随着张敬尧的失势与倒台，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6月下旬，他在《申报》上撰文称，“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实行“湘人自决主义”即“们罗主义也”，从而达到“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的效果。在谭延闿发表前述湘人治湘的通电后，毛泽东表达了更为激进的自治思路。他在反对“大中华民国”的同时，认为“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由此才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早有学者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构想，并“没有超出一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论所能允许的范畴”。对此，毛泽东自身的表述就给出了有力证据。第一，这是一个以兴民权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政体的参照系是“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保证湖南“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并且“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第二，这是一个实行政党制衡的政体。毛泽东在阐发湖南自治路径时认为：“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第三，这是一个实行民选立宪的政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同时，湖南政府应该召集“人民宪法会议”，通过制定“湖南宪法”来“建设一个新湖南”。
“湖南共和国”构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于自己发起湖南自治活动的思想动机，毛泽东坦言主要就是力图反思和超越维新改良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他认为：“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以往研究明确指出，自辛亥革命以后，毛泽东通过自学和接受湖南一师等新式学校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新学知识和西方思想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掌握，逐渐形成了“以国学文化为主导、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复合型知识结构”。这种更加精深的思想和知识基础，使得毛泽东对民主主义思想的领悟日益深入，已经开始尝试自行阐发一套完整具体的国家制度理论。虽然“湖南共和国”构想实质上并未超出民主主义范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亦无实现的可能。然而，这一结果并未给毛泽东带来太大的思想困惑。毕竟，他这时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深入的思考了。事后看来，正是“湖南共和国”构想的落空，促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等各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从而做出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断。
三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断
以往论及毛泽东如何走向马克思主义时，一般都会从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接触到社会主义谈起。的确，毛泽东在参加长沙新军期间，便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随后又“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不过，此后数年间，社会主义并没有在毛泽东脑海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江亢虎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称自己所讲的是一种“广义社会主义”，实则属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杂烩。因此，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对毛泽东的吸引力，当时远未达到与维新改良思想、民主革命思想相当的程度。
不过，很可能跟这种接触有关，毛泽东在后来一段时间里曾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这首先表现在，1918年下半年，他第一次前往北京，期间“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甚而“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另一个表现是，毛泽东在1919年间，还对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俄国人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颇为注意。在《湘江评论》第2号刊登的《民众的大联合(一)》一文中，毛泽东就以相当推重的口吻介绍了克鲁泡特金流派的思路:
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毛泽东发表上面这段话的时候，已经是五四运动时期，他也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多了解。而他这时还对克鲁泡特金的思路颇为看重，也只能归之于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还没有完全消失。
当然，属于空想性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毛泽东当时接触过的诸如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社会思潮，都不足以为毛泽东超越维新改良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提供根本性动力。事实表明，毛泽东超越这两种政治思想影响的起点，是他与陈独秀的接触。尽管在接触之初，陈独秀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陈独秀很快就赢得了毛泽东的注意。这首先表现在《新青年》杂志对毛泽东的强烈影响上。据毛泽东回忆，自己在长沙“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并且“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这种回忆是否可靠呢？毛泽东在1917年4月出刊的第3卷第2号《新青年》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论文《体育之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篇论文明显表露出他对陈独秀思想的深入吸收。在深受《新青年》吸引的同时，毛泽东对陈独秀本人亦愈发推崇。在1917年9月间跟蔡和森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便称赞陈独秀“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正是由于这种尊崇态度，当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特地发表营救公告，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正是由于陈独秀的出现，才使得毛泽东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敬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毛泽东向斯诺承认，在被《新青年》所吸引后，陈独秀便“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证诸实际，此言的确不虚。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便对自己此前景仰的康有为开始有所质疑。因为他此时发觉，康有为虽然“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在业已深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毛泽东的心目中，康有为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1919年7月，康有为因护法军政府欲在广州修马路而“要折(按，原文如此)毁明伦堂”，遂“动了肝火”，电告军政府，指斥此举“侮圣灭伦”，并且“非民国所宜”。毛泽东闻知康氏电文，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各国没有明伦堂》及《什么是民国所宜?》的短评，对康有为嘲讽道：“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显然，毛泽东这是拿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之举来攻其之盾。对于梁启超，毛泽东在1917年以后也甚少提及。不过，在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期间，毛泽东不仅将梁启超倡议的“国民制宪”提议与吴佩孚提出的“国民大会”之议等量齐观，并且都明确归于坚决反对的行列。据此可知，梁启超这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也大不如前。
可以肯定，毛泽东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键线索之一，是来自于陈独秀对其的影响。本来，毛泽东是从李大钊那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他在1918年第一次赴京期间，正是通过阅读李大钊的文章才较为深入地知晓十月革命；在1919年年底第二次赴京期间，也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人得到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进行了深入研读。可是，按照毛泽东本人的表述，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作用总体来说是要逊色于陈独秀的。在1936年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虽然承认，自己“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又强调，自从在北大第一次见到陈独秀的时候起，“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特别是1920年夏，当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而“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毛泽东又向斯诺表示，到了1920年夏天，自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根据这两条信息，就毛泽东个人的感受而言，陈独秀对其转向马克思主义具有远超他人的作用。
或许由于推重陈独秀的因素，毛泽东在记忆中将1920年夏作为自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间点，与事实是有所出入的。从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表现来看，他这时仍徘徊在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其主要证据是，他在将十月革命作为湖南自治运动的重要参照系时，却又否认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1920年9月，他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便明显体现了这种态度。在该文中，他一方面盛赞“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另一方面却不认为中国能够仿行十月革命，称“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另外在10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不仅宣称“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甚至将十月革命这种“震荡全球的大举动”亦说成是“起于市民”。尽管这种说法或许是出于某种斗争策略，但也表明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并未完全抛弃温和革命的思路。
无论如何，“湖南共和国”构想也没有实现的可能。谭延闿不过是打着地方自治的幌子以行军阀割据之实，故而对于社会力量推动的湖南自治运动始终虚与委蛇。到1920年11月间，湖南军阀内讧，赵恒锡取代谭延闿，更是一手包办制宪会议，使得湖南自治运动无疾而终。这样的结果，促使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一场政治思想上的深刻清算，尤其是对民主主义思想的清算。在11月25日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鉴于“湖南自立为国”的主张“知者绝少”的情况，认为“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进而提出“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大约同时，毛泽东为了总结斗争经验，开始着手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他在一则按语中表达了进一步的反思，“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因此，“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那么，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远在这些运动之外”的“根本主张”又是什么呢?
这种“根本主张”当然就是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道路。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选择，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此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蔡和森于1919年年底前往法国，留学期间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大约到1920年年中，他已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就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也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为此，他“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并力劝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当毛泽东接到蔡和森这封信时，已是11月间。正在对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进行思想清算的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走俄国革命道路和组织共产党的提法迅速产生了共鸣。在12月1日给蔡和森及其他几位留法新民学会会员的复信中，毛泽东指出，“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斯(按，原文如此)的方法的”；自己也“觉得俄国的革命……只是自然的结果”，因此对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在1921年元旦于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公开支持以俄国式方法改造中国，并认为“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至于蔡和森关于组织共产党的提议，毛泽东也迅速给出了回应。此间巧合的是，1920年11月间，陈独秀已向毛泽东转达了关于建党的计划，毛泽东遂有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之举。因此，毛泽东才在1921年1月21日告知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可以说，毛泽东在1920年年底的这番际遇，是他彻底走向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直到走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才实现了对维新改良思想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全面超越。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的再评价问题。本文第一部分末尾曾提到，毛泽东在康、梁的影响下，一度对曾国藩颇具敬意，对太平天国运动则不甚重视。浸淫在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之中的毛泽东，也没有特地调整对曾国藩的印象。而在马克思主义陶冶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1926年为纪念巴黎公社发表的讲演中，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观照下，称赞“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曾国藩则“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实质“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这时已经一跃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农民的革命战争”的突出代表。
与曾国藩的形象逆转相类似，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在毛泽东眼中的形象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发言中曾称“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由此推断，此前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观感，肯定已不再是当初令其景仰的民主革命领袖。不过，孙中山毕竟是民主革命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后来并未对孙中山表露过明显的负面看法。不过，在辛亥革命时期堪比孙中山的另一重要人物黄兴身上，毛泽东则鲜明地展现了对其评价转低的一面。本来，黄兴作为湖南籍著名民主革命人士，自辛亥年间起便为毛泽东所敬重。1916年黄兴病逝后，归葬湖南，毛泽东闻知日本人士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亲至长沙参加葬礼，不仅称其“高谊贯于日月”，并表示“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其中因景仰黄兴而对白浪滔天生发的尊重之意，可见一斑。直到1920年间，毛泽东提及黄兴时，还称之为“邦之模范”以及“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到1925年，毛泽东在进行政治分析时论及黄兴，其给出的定性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鲜明地指出，黄兴在“二次革命”后的所作所为表明，“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毛泽东对黄兴的这番评价表明，这时的他已远远超越民主革命的认识水平了。
四 结 语
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新陈代谢过程，也契合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在近代中国相继兴起的维新改良思想、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已被历史证明在近代中国政治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并且也成为毛泽东个人在政治思想上循序渐进的重要阶梯。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这种新陈代谢态势，正是近代中国政治探索曲折进程中的一种具体而微的反映。要理解这一现象，当然不能单纯依靠广义上的思想史路径加以把握，更需要结合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演变以及相关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正是继承了中国本土的这条探索路线，并在扬弃这两种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选择。因此，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演变，就个人而言固然有其际遇和历史偶然性，但就客观而言，则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之间既传承又超越的实践逻辑。因此，要深化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脉络的认识，肯定不能忽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线索。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相贯通，必须遵循历史社会学的进路，不能太过偏重于从观念到观念的思想解析，也必须将个人思想结构的流变与具体社会变迁进程有机结合起来；需要深入融汇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范畴，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入中国时所面临的实际国情和时代特征，才能确切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情境以及落实途径，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能够实现对中国既有政治思想思潮的扬弃与最终超越。
（作者朱浒，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